小悦悦

    本文要评论的是发生在“幸福广东”的“小悦悦惨案”，即2011年10月13日下午5点30分在广东佛山南海五金城，一个两岁女童被两辆车先后碾过的惨案(视频见：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3000082o1p1.html )。这篇文章本来差点写不成，因为似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写。可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最终还是让我推开了其他的计划。是什么负罪感竟能如此强烈?我把自己设想成前轮压了女童、稍停车后再用后轮碾压女童以逃跑的肇事司机。这件禽兽不如的事好像就是我干的，我不仅逃了，而且事后还无动于衷，还想找理由去冲淡这件惨无人道的事件。还有什么罪过能比这更大? 　　1，“道德机会主义”的社会状态 　　此刻，我不停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耻辱。可是，突然出现了三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中国的这种事情多了，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第二个声音告诉我：不要以偏概全，中国也有很多高尚的事情。第三个声音告诉我，七分钟内十八个路人若无其事地从女童身边经过，也许他们害怕像救助跌倒老人那样被冤枉了，也许真的因为光线问题而看不清。这三个声音中的每一个都在增加我的羞耻，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我耻为一个中国人。更加让我感到难以承受的是，我竟然知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禽兽不如。 　　是的，我也许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禽兽不如。在我一项还在继续着的专题研究中，我曾十分痛苦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每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大家知道，“法律上的有罪推定”是一种野蛮行为，但“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却适用于每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没有“原罪”的观念，但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道德上的“原罪”。 　　“道德上的有罪推定”当然不是指一个“有罪”的事实，而是指一个“道德机会主义”的状态，这是一种“两罪相衡取其重”的心理倾向，是一种“不怕冒更大的道德风险”的心理倾向，是一种“不怕冒更大的法律风险”的心理倾向。例如，2009年5月16日，李昌奎因求婚遭拒后泄愤报复，奸杀了同村女青年王家飞，为灭口又将其三岁的弟弟王家红杀害。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2010年12月底，田厚波在重庆市忠县开车撞伤了当地一个女乞丐，驾车逃逸后1小时，又返回事故现场，残忍地用左后车轮将她压死。 　　这是一个“有车开，更不知廉耻”的社会。这个“道德机会主义”的状态，是一种对自己同胞的冷酷无情，是一种对“圈外人”的冷漠歧视，是一种在公共领域的掠夺排污心态，是一种政府和制度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失责，是一种“囚徒困境”般的无可奈何，是类似于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的一种习惯性泛滥。我的那项研究的题目就叫“腐败的中国人”，再也没有比“腐败的心灵”能更准确地描述中国人的腐败实质了。 　　2，“双轨社会” 　　可是，事情却不像愤怒时所描述的那么简单。只有比那些冷酷的行为更加冷酷，我们才能看到中国社会的真正本质。我用“双轨社会”一词来刻画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简单地说，“双轨社会”就是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存的社会，是明一套暗一套并行的社会，是阴谋与阳谋共生的社会，是亲情与冷漠、友爱与歧视、温暖与冰凉瞬间转换的社会。即便在这个大染缸浸泡太久而麻木之后，偶然出国回到国内的任何一个机场，就马上能重新感觉到这种“双轨转换”的自发力量。 　　这么说，“双轨社会”是以温情的一面弥补了冷血的一面了吗?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一种弥补。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是一种对禽兽不如行为的“合理化”及“合法化”。 　　上文提到的三种声音(这种事情多了，也有很多高尚的事，看不清或怕被冤枉)，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个“合理合法化”的心理过程。“双轨社会”的最奇妙和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这个“阴阳双轨”之间的相互缓解、相互补救、相互支持、相互强化、相互原谅、相互解脱。“双轨社会”的“阴阳对立”和“阴阳转换”，产生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气场”，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在另一方的存在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和宿命。人伦亲情与禽兽不如可以相依为命，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于文攻武卫、刚柔并济、内儒外法、恩威并用的“双轨行为”，习惯于里外有别、“对别人马列对自己自由”的“双轨道德”。 　　我深信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状态，我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特殊论”的坚定实证者。“双轨社会”使人们对丧尽天良的行为心安理得，“双轨行为”是一种病态，也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常态化的病态”。“双轨道德”因此是在不发作的时候发作的：意识里企图一视同仁，潜意识里却内外有别。 　　每当我的研究深入到这个层次，我就禁不住自己内心的颤动。这是一种多么可悲的文化母体，这个可悲的文化母体又多么可怕地被一种可怕的制度强化着，在这个可怕的文化与制度中，又有着多么可怕的政府和个人。我确信，中国人的残酷与腐败，原因在文化和制度，责任在政府和个人。主要原因在文化，但文化不是原因的全部，制度逃脱不了干系;主要责任在政府，但政府也不是原因的全部，个人免不了自己的责任。最令我深深不安的是，这个原因与责任的纠结，包含着一个极难化解的死套。我们有“格尔迪奥斯绳结”，却没有斩断命运之结的“亚历山大之剑”。 　　3，“双轨道德”的“囚徒困境” 　　我坚信，只有比那些冷酷的行为更加冷酷，我们才能看到“双轨社会”的真正本质。“双轨道德”是一种“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个广为人知的博弈论故事：警方抓着了甲、乙两名嫌犯，分别单独向嫌犯提供以下的选择—-若一人交代认罪，另一人否认有罪，认罪人将获释，沉默者将被判10年;若两人都保持沉默，则两人同判半年;若两人都交代认罪，则两人同判5年。 　　由于两人被隔开审讯，所以正常的想法是这样：甲先假定乙会“背叛同伙”交代认罪，那么，甲自己如果拒不认罪，就要被判10年(乙将获释);甲如果也认罪，就两人同判5年;所以，甲肯定“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认罪。甲再假定乙会“暗中合作”否认有罪，那么，甲自己如果也拒不认罪，就要被同判半年;甲如果“背叛同伙”认罪，自己就将获释(乙被判10年);所以，甲肯定“两利相权取其重”选择认罪。不管乙会怎么做，甲选择认罪总是最好。乙当然也这么想，最后结果两人被同判5年，比“暗中合作”被同判半年糟得多。 　　第一种情况选择认罪被同判5年还好理解，因为5年和10年差距很大。但第二种情况就不太好理解了，因为被同判半年和获释之间差距并不大。为什么就不选择“暗中合作”呢?这就是“囚徒困境”的奇妙之处，因为，甲的推理只是基于一个“假设”，假设就意味着有“不确定性”，如果假设没有实现，乙选择了认罪，甲原来拒不认罪能“被判半年”的假设，就会变成“被判10年”的结果。风险如此之大，故“背叛同伙”交代认罪才是万全的选择。 　　这就是博弈论里著名的“纳什均衡”：如果别人和自己都选了一种已知策略，那么，别人不改变策略时，自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策略而改善处境。“双轨道德”就是这个逻辑：别人不改变“双轨道德”策略时，自己就不可能通过改变“双轨道德”策略而改善处境。 　　更妙的地方是，在“纳什均衡”经过多次重复之后，它就变成了一种“进化稳定策略”：一旦人口中的多数人采用了一个“双轨道德”的特定策略，那么，其他策略就永远无法取代这个已经“进化稳定”的策略。例如，当大家都“觉得外头有坏人”，而自己“无防人之心”就老吃亏时，“觉得外头没坏人”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进化稳定策略”。所以，“出外当心坏人”就是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第一警示，“双轨道德”也就这样成为一个“进化稳定策略”，这就是中国人的那个极难化解的死套。 　　“囚徒困境”描述的是，在没有一个政府或宗教那样的“第三方强制者”在场的情况下，自私自利的人们很难不选择“背叛”而进行“合作”。走出困境的办法除了政府和宗教之外，唯有的选择就是“信任”和“牺牲”。在什么条件下人们才会“相互信任”或“自我牺牲”呢? 　　“演化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互动的范围、人数和互动重复次数，是政府和宗教之外关键的“三大技术因素”。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地方，在“人口流动性”高的地方，在“重复互动”的可能性或“未来的重要性”低的地方，“信任”和“牺牲”的可能性也低，“一次性宰割”的可能性就大(中国人都知道越是旅游胜地就越宰人)。这就是为什么在狭小封闭的地方更容易看到“民风淳朴”，这也是为什么“自我牺牲”最经常发生的地方是在家庭内部。 　　“演化博弈论”更重要的结论是：在“三大技术因素”基础上的“信任”和“牺牲”，会随着人们相互之间的长期博弈而形成一种“稳定预期”，进而变成一种难以逆转的“行为规则意义上的文化”。这就是上述的“进化稳定策略”，文化就是“进化稳定策略”的“锁定”，所以说“文化是制度之母”。 　　由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技术上非常不利于“信任”文化的确立，所以，中国演变出一种节约费用的、“关系型”的“小圈子道德”。在“小圈子”的内部，“信任”和“互惠”能够成为一种文化，可在“小圈子”的外部，“信任”和“互惠”就成为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一盘散沙”、“以邻为壑”、“外战外行”等等，这就是“双轨道德”的由来。 　　结果，就有了“中国人的五大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小圈子文化”)，四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单一权威”的强力难(“集权文化”)，五是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单一权威”的保证难(“单一权威情结”)。 　　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作奸犯科等等，就是从“关系文化”、“犯规文化”、“强盗文化”中来的。中国人的堕落，是一种“文化锁定”的堕落，是一种一有条件就必然情不自禁的“遗传式堕落”。所以，每当知识界里有人说中国“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我就知道“双轨道德”连文化人都缺乏认识。 　　4，“认识到但被决定” 　　如果“囚徒困境”描述的是没有政府或宗教那种“第三方强制者”在场的情况，那么，中国的政府和宗教都哪去了?很不幸，中国的宗教是“天知道”的“祖宗崇拜”，它只能强化“双轨道德”;更为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府一般都自身难保，一般都自己就首先陷入了“双轨道德”，所以也就谈不上为社会摆脱“双轨道德”。不能律己，何以律人? 　　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奇观：政府跟人们一样清楚社会道德的败坏，但制度结构决定了政府跟人们一样做不出不被制度鼓励的行为。“八荣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都是没有制度保障、却不得不讲给别人听的套话、空话、废话。 　　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又一大奇观：在投入大、见利慢的基础设施发展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做到的中国却做到了;而在其他类似的投入大、见利慢的项目(如社会公德、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却没能有类似的发展速度，甚至只有停滞和倒退。 　　在社会公德的问题上，为什么政府只能讲空话而不能干点像发展“高铁”那样的实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搞GDP跟升官发财有关系，而搞社会公德不仅难、而且不着边际。你以为政府官员有空吗?这是一个官员个人的“投入产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投入产出问题”。如果社会以经济产出为中心，那么投入的成本就越低越好，免费的投入品就越多越好。社会公德和环境保护就不幸成为这样的“免费投入品”，公德和环境的免费滥用，也就是我们看到的道德败坏和环境污染。 　　这里包含着一个悖论，我把它称为“抓公德能升官发财悖论”：如果抓社会公德不能更有利于升官发财，政府官员就不会更注重抓社会公德;而如果抓社会公德能更有利于升官发财，“图升官发财”的公德败坏就会更加泛滥成灾。 　　所以，政府官员左右不是人，反正都是缺德，那还不如更省心地缺德。在“双轨道德”上，政府官员是“不能律己，何以律人?”，在治理“双轨道德”上，政府官员则是“不能利己，何以利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人“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在我看来，任期制和轮换制的地方政治制度，正在强化这个政府官员的“短期政治行为”。这就是我所说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政府跟人们一样做不出不被制度鼓励的行为”，也是我所说的“问责悲剧”。 　　有人说，像交通事故这种公共行为，政府只要增加巡警、增加摄像头、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惩罚力度，不就能缓解危机了吗?是啊，这不是明摆着的简单办法吗?怎么连号称“幸福广东”的广东都做不到呢?问题就在这：事情是简单，可制度却不简单。相互冲突的社会目标怎么解决?制度执行问题又怎么解决?别人在有油水的地方捞足了，我在搞社会公德的领域里一无所捞的问题怎么解决?“当官不为自己的人民币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问题怎么解决?

作者： 曹豫生  |  评论(3)  | 标签: 悦悦 最近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是让人心痛的，佛山市的悦悦在被汽车碾压过程中，有18个旁观者没有伸出援助之手，小女孩的遭遇是不幸的。但是，这件事后的社会反应也同样是不幸的。 在媒体与网络上，到处都充满斥责之声，比如新浪微博上，有人大骂中国的教育是愚民教育；有人骂这个国家不是人住的，要移民美国；有说这是体制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国耻；有人说是官方冷漠；有人说是道德缺失；还有人说法律缺失，应该立法惩办旁观者等等，说这些话的很多都是教授、资深媒体人、网络意见领袖等，都是颇具社会影响的人。但对我而言，这些人的话语丝毫不出意外，这是他们在网络上的“标准化”反应，当然，他们的追随者们也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激烈些。下面我不谈论小悦悦事件的具体经过，我想就网民们对此事件的反应做一个社会方面的分析，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分析，是个试图冲撞社会思想安逸的分析，挨骂几乎是必然的。 一、无知与愚蠢 意见领袖们对于此事说要移民美国、体制问题、教育问题、官府问题等等，就隐含着一个前提，这件事是中国问题，如果是西方如美国等公民的教育，民主的体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否则移民过去不就白移了。可是这真的是中国特色的事情吗？美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事实恰恰相反。 下面一个事例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在纽约的皇后区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女子在深夜下班回家时在住所的街道被杀害。此女子并不是很快死去，她的杀害过程是个长时间的、喧闹的、充满了折磨的公开事件，此一过程持续35分钟。不可思议的是，她的38个邻居从自己窗户的安全之处观看了谋杀的全过程，没有一个人报警。一位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长文报道此事，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据报道，38名公民眼睁睁看着凶手三次追逐和刺杀，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卧房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使凶手吃惊的停了下来。但每一次凶手又回头追逐女子。女子死后，才有一名目击者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件事发生后，询问目击者时，甚至连目击者也莫明奇妙，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不报警。美国人对此事的反应和今天小悦悦被碾后的中国媒体和网民的反应类似，都非常的震惊。事后，美国媒体的解释是美国正在变成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家；城市的忙碌生活使人们的心肠越来越硬；社会正在变成一个“冷酷社会”等等。这些言论在我们今天的中国真是一点都不陌生，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每天都在这么说。 最初报道的记者甚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本书，他支持那种城市导致冷漠的理论，他在书中写道：可以假定，他们的冷漠无情的确是大城市的特征之一。这几乎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在心理上是否能生存下来的大问题。假如一个人被数以百万计的人包围并承受他们施加的压力，为避免他们的侵害，惟一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忽略他们。对邻居们和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无动于衷，这在纽约以及其他大城市的生活中都是一种条件反射。 此事除了记者罗森塔尔的书外，也几部纪录片的中心内容。这样的社会事件自然成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最终，两位心理学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任何人采取行动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旁观者。原因有二，一是当周围有其他人时，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就会降低。二是基于社会认同原理，人们在做出反应之前，会很自然的先看一看周围其他人的反应，等着别人行动自己再动，大家会表现的信心十足，沉着稳健，可偷偷的扫视一眼，结果发现每一个人都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于是社会认同就起作用了：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大家都无所谓，就说明不用行动，这样，一个可能的紧急事件就被认为是非紧急的，遭殃的是受害者。与此同时，事情变得越来越危险时，终于达到某个临界点，这时候，有人不在受其他人表面镇定的影响，会采取行动。因此，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受害人获救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一位大学生假装急病发作，当只有一个旁观者的话，他得到帮助的概率达到85%，当有五个旁观者的话，得到帮助的概率只有31%。在另一个类似的实验中，单个旁观者提供急救的概率达到90%，但是当一个旁观者身边有两个始终不动声色的旁观者时，提供急救的概率降到了16%。还有一些其他的实验支持了这种看法，甚至有的实验中施救者可能有危险的情况下，仍有90%的人立刻采取了行动。心理学家认为，很显然，因为单个旁观者几乎都会伸出援手，要是再说我们社会是人人自危的“冷酷社会”，就太牵强了。当然，因为城市的三个特征：混乱、人口众多、认识率低，这些因素使得该类“冷漠”事件更多的发生在城市里。 我们了解了那18人表现的原因，并不是说就赞同他们的表现，而是要理解，不要乱扣帽子，要超越，以后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 我上面引述的事件和研究，是美国学者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研究出来的，这个研究经常出现在讲述社会心理学的书中，恐怕对心理学多少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小悦悦事件中，如果说我们的普通民众只是乱骂还好理解的话，我们的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及媒体们的言论就充满了无知，什么中国国民劣根性、官府的原因、道德的原因、体制的原因、教育愚民的原因等等，就是无稽之谈，把一个人类普遍的现象又一次无缝转化为中国的特有问题，这种现象我早已见多不怪。移民去美国，你真的以为美国的公民们伟大的不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会发现，诸如此类的原因是意见领袖和公共知识分子面对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标准”答案，媒体上的评论在先描述事件后，最后都落在这些玩意儿上，说实话，我现在不看时评就是这个原因，侮辱我的智商。当别人告诉你所有社会问题的原因都是什么时，这一定蒙蔽你；当告诉你什么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时，这个钥匙肯定是假的。 实话实话，我经常觉得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意见领袖是愚蠢的，他们既找不到发生问题的原因，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们嘴里，所有问题发生原因都是一样的，比如专制之类的，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也是一样的，比如政改之类的。他们总是用体制或劣根性之类的模糊不明的词汇来解释，或者用先进、落后、社会潮流之类的标签，来煽动民众的情绪，鲜见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我认为，大部分网民是愚蠢的，他们轻易的被左右两股力量裹挟，用花样翻新的谩骂来发泄。网民愚蠢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共知和意见领袖的愚蠢与牛气，培养了更差劲的网民。 这里再简要分析一下网络意见领袖们。 首先，不能太理性，要非常的感性。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绝不会有众多的粉丝，意见领袖们的基础就是人气，网民们有几个愿意看你甲乙丙，abc一条条的论述，他们要的是刺激肾上腺，是激情四射，要的是你能替他们发泄。因此网络意见领袖至少表现出强烈的爱憎，要迎合大众的想法而不是相反，当然大众的思想往往是意见领袖们所塑造的，塑造好后，意见领袖们也不能随意的更改，否则会遭到粉丝强烈的反噬，从意见领袖的位置上跌下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意见领袖越来越偏激，说话口味越来越重，这其实也是追随者的需要。 其次，意见领袖们的思维和思想水平要比一般网民高，但绝不会高太多。思想和思维水平太高，一般的网民就难以理解了，这样出来的观点就会曲高和寡，无人搭理，就失去了意见领袖的基础。像有些学者，他的水平可能比不少共知们高得多，但他就成不了意见领袖，只能当学者，意见领袖可以戴学者的帽子，但不能是真的学者。网络意见领袖的思维水平比一般网民高，网民才觉得长见识，才会追随，但高得太多，网民们就会因不理解而离开。因为如此，网上真正有脑子的人不会把意见领袖太当回事。 第三，网民们的思维不能独立，因此需要意见领袖。社会现实是复杂的，尤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实在太快了。面对这些，网民们往往不知所措，不知应如何理解，这就为网络意见领袖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我经常看到一些意见领袖在文章中说，最近很多人联系我，问我对某件事的看法。问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独立思考，有我们自己的看法，却要跑去问意见领袖。这其实是大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他们可能以为，意见领袖们的思考都是理性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意见领袖们经常说蠢话，办蠢事呢？那些，网民们也就可能说蠢话，办蠢事。在这次小悦悦事件中，意见领袖和网民的愚蠢是如出一辙的。在一个网络牛人的背后，往往追随着大量的傻人，这样的傻人越多，也就显得牛人越牛，让牛人显得牛，是傻人们的最大价值。这里引用学者石勇的类似的一句话，他不仅说网络了：通往牛B的道路上，奔跑着一群装13的人，背后是一群跟着呐喊的SB。革命领袖、宗教领袖、娱乐明星、公共知识分子。刘邦、老毛、刘德华、韩寒、李承鹏，莫不如此。 网民们最需要提高的是智慧，而不是骂功和帽子功。你把周立波骂跑了，并不代表你有智慧。而周立波对网民的评价，难听却实际。如果网民只是意见领袖的亦步亦趋的录音机，只是不断重复网络意见领袖的话，却还自以为掌握真理，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自己的脑子只能自己负责。 二、正义泡沫 网络上缺乏智慧，但是却从来不缺正义，每一个来到网络的人都会注意到网络上充沛的正义。在小悦悦这件事上，虽然网民显得无知，但是正义却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止这一件事，在很多的事件中，网民们都表现出了充分的正义。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正义就相对少多了，如果现实中有网络上大家表现出的十分之一的正义，中国社会就会大不相同了。这种网络上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而是一种泡沫，并且是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不会破的泡沫还是泡沫，不破是因为吹得人太多。。当然，不能否认人们有正义感的，这也是网络泡沫存在的实施基础。但是，网上表现的这种正义本质上是对别人的要求，却不是对自己的要求。这些“正义之士”不知道，只有真正要求自己，这种正义才是真实的，才不是泡沫。我对网络这种充沛的，虚幻的正义起了“正义泡沫”这个名字，也许学者对这个问题有研究，有约定俗成的专有名词，我因为没有看到，所以为了行文方便，自己就先起个名字。 网络正义泡沫的重要特点是表演，或曰作秀，一个在网络上正义气场十足的人，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实中什么样的人到了网络上，几乎都表现出了正义，使得正义充满了整个网络。在小悦悦事件中，大家对那18人表现的义愤填膺，一方面是因为无知，不知道自己若在现场完全可能与那十八人一样，另一方面，这恰恰是一个网民秀正义的好时机，网民们总是抓住一切时机，拼命地表现自己的正义，说话一个赛一个的感性。 这种现象必然与网络这个特殊的载体有关。记得以前看央视的非常6+1，很多平民演员都说自己从小有舞台梦，今天终于实现了。网络或许就是一个天然的舞台，大家来到这里，就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一个能够表达的梦，大家的表达实际上就是表演，我们希望有来自别人的掌声和叫好声。要在网络上赢得掌声和叫好声，表现正义无疑是一个捷径。网络领袖们莫不如此，我上文所说的网络意见领袖的感性其实都是建立在一个大家认为正义的基础上，他们的追随者当然也会如此。 正义泡沫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心理学上说的从众，也可说是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原理告诉我们，我们进行是非判断的保准之一是看别人是如何想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决定什么是正确的行为的时候。社会认同的一个原因是大家认为和众人保持一致会少犯错误，就是犯错了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犯，躲在群体里比较有安全感。一个初上网络的人，对于网络已经成型的正义泡沫基本上会选择从之，这样，正义泡沫就会继续增加，而且不会破灭，也不可能破灭。长期的正义泡沫就会成为一种网络文化，与网络如影随形，离开网络就大部消失了。 网络正义泡沫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可能会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抑制了言论自由。当一种事物或论述被贴上正义的标签后，就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不能容忍质疑。因为网民们会认为质疑和不同的观点是对“正义”的挑战，这也是表现正义的好机会，大家会群起而攻之。比如说网络上的大众认为支持同性恋是一种正义行为，那么任何的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就会被唾沫星子淹没，你能对同性恋婚姻提出不同看法吗？你能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疾病吗？在网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再多的理由也不行，因为在大家看来，维护同性恋就是维护正义。而有不同看法的就是法西斯。其实，客观的观察，同性恋的维护者的表现倒很有法西斯的特色。说真的，很多人在网上维护同性恋并不是对这一社会现象做了什么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只是因为觉得这样能表现自己的正义而已，因为意见领袖们都说同性恋是人权，维护人权当然是正义的。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什么是人权，什么不是人权并不是自然天定的，而是要看鼓吹者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 网络正义泡沫的另一个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使网民们的头脑过于简单，脱离社会。因为它往往先入为主的打造一个负面角色，对它进行正义的攻击，或者打造一个正面的东西，然后去维护它。很多正义的东西从伦理上说不错，但是社会难以实施，或者实施的难度太大，这就让充满正义的网友难以满意，就会出现要“移民去美国”之类的反应。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在相国管仲死之前，问谁能接班，鲍叔牙行不？管仲说不行，他的正义感太强烈了，不能很好的治理国家。明朝时张居正手握大权，领导了明朝的中兴，却不重用海瑞这样的正义感十足的人，用那些老练的，了解社会的官员。原因在于正义感十足的清流们往往头脑简单，治理国家往往更糟。网络上的正义泡沫的一个特点就是无知而敢言，还容不得别人不听，不听这个社会就如何如何的悲愤之语常常响起。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正义泡沫让大家在电脑旁，就知天下事真相，就可解决天下问题，这是神仙，哪是人啊！ 正义泡沫还有一种表现，那就是中国网民很多采用了谩骂的方式来表现正义。小悦悦事件的18名旁观者遭到了网民的痛骂。我注意到我上面提到的美国的类似案例，那些旁观者并没有这样的待遇，大家的不理解是好人为什么不报警？这说明美国人在这件事上，注重理性分析，没有急于要表现自己就破口大骂，在此事上美国人的表现值得中国网民们学习。另一方面，有些谩骂说明了一些网友根本不在乎什么正义，他只是披着正义的外衣，干的是自我发泄的事情。为什么某些网民的发泄要打着正义的旗号，因为这样，无论怎样发泄，都是合理的，可以避免很多的批评，甚至还有赞誉，何乐而不为。这当然也是网络正义泡沫的一部分。 写了此文，我对第一点即公知和网民的无知和愚蠢的论述比较有把握，对于第二点正义泡沫则没有把握，正义泡沫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我对其的解读是否正确就不敢保证了，我希望这里抛砖引玉，更多的人注意这个问题，对其进行科学的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3 个评论 曹豫生的最新更新： 假期影片随想 / 2011-10-12 12:10 / 评论数( 1 ) 台湾选举和大陆台海政策 / 2011-09-27 22:21 / 评论数( 11 ) 批评南方系的幺蛾子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学电脑的悲惨经历 / 2011-09-14 00:00 / 评论数( 0 ) 今天凑趣说说本拉登 / 2011-09-11 23:10 / 评论数(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