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Co-China周刊 | 秋风: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政治意涵

 “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 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由于幅员广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等状态不同,因而自古以来,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是“大一统”的,但不同地区的治理形态,总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封建制下的西周、春秋时代如此,皇权制下的汉、唐同样如此,20世纪也不例外。      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形成与分野。两地为解决本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近乎自然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从外部观察,这些政策各自具有内在的、大体融贯的逻辑,学界将其称之为地方治理的“模式”。于是有了关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说法。      这两种地方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治理架构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它们分别针对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中产阶层的兴起所导致的社会管理失调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应对之策。这两种治理模式是解决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两大矛盾的典型方案。剖析它们,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解决中国问题之完整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结构之巨变,从而出现一些问题与矛盾。其中有两个矛盾最为严重,对于社会、政治稳定,也最具影响力。      第一大矛盾是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态势,导致社会各群体间的矛盾加剧。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高速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除了少数例外年份,改革开放整个30年间,城乡、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城镇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根据学界通常认可的数据,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2008年扩大到3.3倍。地区间差距也在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8年为2:1:0.86。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市居民按照10%分组,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的平均收入,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这还是严重低估的数据。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总体而言,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1990年代末超过0.40;最近十年持续上升,最近经常被人引用的基尼系数是0.43乃至更高。      收入差距扩大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贫困人口向城镇集中。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原本就比较严重的城乡差距,也借之移植于城市内部。再加上城镇原有贫困人口群体,城镇常住人口中就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另一方面,富裕群体也大多聚居于城镇。于是,越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越是显著地呈现出严重的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儒董仲舒曾精辟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暴”。在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富人和穷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扭曲,并造成人际关系的广泛紧张、对立,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精英大众对立。在东南沿海地区,也表现为外来人口遭到本地政府和民众的排斥。社会的信任与团结因此迅速流失。同时,高房价、就业困难、财富与权力的世袭导致青年人的普遍消沉乃至绝望。凡此种种,都在侵蚀着整个国家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      贫富分化也必然造成和维持畸形的经济结构:消费不足,被迫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由于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低下,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用于出口,这引发了诸多贸易争端。不合理的汇率制度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反过来又制造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大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失调。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且日趋公开与严重。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阶层是干部、工人、农民。干部群体作为先锋队,充当着社会联结的纽带,他们嵌入工人、农民之中,组成“单位”。这样,政府与社会就混融为一个以干部为中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党型国家”。      80年代之后,这个以干部为中心、由政党整合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工业领域,国有部门缩小,非公部门不断扩张。就业于非公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是流动的。农民也在城乡之间相当自由地流动,尽管其自由迁徙权并不完整。大量人口游离出原来的国家控制架构之外,政府与社会之间逐渐出现分野,形成分立的局面。      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它包括一般私人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即白领。社会学家陆学艺估计,2007年“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已达到全社会的22%~23%。这个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较为敏感,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其中的精英。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工人阶层。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2亿,其中跨省外出务工者1.3亿,他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城镇。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这个工人阶层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工人阶级,最有能力的青壮年农民都在这个群体中。      城镇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存在于传统党国体系之外,并具有较高的空间流动性以及一定的结构流动性。这一点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政府的管理手段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错位,造成了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社会治理的失调。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活跃的两个阶层未被社会管理体制有效覆盖,这使得,一方面,这两个阶层无法充分享受到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渠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公共管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层的心智与传统的“单位体制”中的群众已经完全不同。“群众”被固定在党国控制结构中,其意识是单一的,可以由干部轻易地动员、“代表”。这两个阶层则属于自由人,具有流动性。他们见多识广,广泛地接受各种资讯,具有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期望自主管理,传统的政府架构既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的畅通通道。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进一步演变为两者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既表现为新兴产业工人的罢工或者骚乱,也表现为中间阶层越来越多地组织、参与NGO组织,以及各个领域的维权活动。      三大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治理严重失调这两大矛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它们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本应带给民众的幸福效应,也直接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不过,略加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在不同地方,这两大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本文所考察的范围而言,第一种矛盾在重庆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重庆问题”。第二种矛盾在广东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东问题”。      广东的法治、社会建设规划      因地利和文化之便,广东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传统,30多年来几乎未曾中断。因为政治开放、政策灵活,广东的经济也始终较其他省份更为发达。对广东来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的矛盾。      2007年,汪洋初到广东,曾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全方位变革。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迅速将关注点集中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但从2010年年底开始,广东的施政方针出现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广东省委2011年召开的两次全会的政治决定中。      2011年1月初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广东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其中包括注重民生,从源头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畅通渠道,不断满足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需要。      作为实现“幸福广东”的手段,广东当局特别强调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      广东主政者明确意识到,“广东问题”主要有二:第一,企业家、白领等新生社会力量成长、扩大,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正是以这个阶层的存在和扩展为依托,广东形成了中国最为重要、最为开放的媒体群落。广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可能也是全国最高的。      这些现象表明,在广东,中产阶层已经具有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他们也已经显示了参与政治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利益的诉求。强烈的诉求与传统的体制,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还被容许进入政协、人大,但规模大得多的专业人员群体,他们的权利意识最为强烈,却没有参与政治的正常渠道。这构成广东主政者不能不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量外来人口的安顿,对于广东也构成一个严重挑战。中西部地区流入广东的农民工有两千多万,在珠三角不少城镇,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甚至是其数倍。如此严重的人口结构倒置,给这些城镇带来巨大的社会管理问题。比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人员编制是依照本地户籍人口分配的,这种规模的政府工作人员,无法向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一旦上级施加压力,基层政府就只能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长此以往,外来人口与本地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越来越紧张,一旦遭遇经济增长减缓,就可能出现冲突。今年上半年,这种紧张甚至升级为局部地区的骚乱。      作为“幸福广东”两大政策支柱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就是要应对中产阶层、新兴产业工人阶层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似乎有两大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有序开放政治,如汪洋所说,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探索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方式,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试图重塑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汪洋关于社会建设的讲话更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从由党委政府“撑船”向由党委政府“掌舵”转变。      因此,广东模式中的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法治建设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同时有序地开放政治,重建权力的正当性。社会建设的本质则是承认社会既有自治性力量的正当性,并试图在这些力量与政府之间,构造出较为健全的关系。如果广东模式成功,将极大地改变社会与政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重庆的共同富裕实践      重庆的自然、经济、社会等状况,与广东,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截然不同。虽然是直辖市,但直到2008年,重庆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      另一方面,重庆市辖区内的三大差距也是比较严重的。最为明显的是城乡差距。重庆主城区的经济社会较为发达,但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这“两翼”,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同时,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90年代以来诸多大型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下岗工人大量出现,再加上大量涌入重庆的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总体上,重庆的基尼系数为0.42,在全国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重庆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前发展状态,滞后于珠三角。2008年重庆市社科院完成《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报告,用“倒丁字型”描述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横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是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这一结构反映了当前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城乡二元分割现实。      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城乡差距,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问题。      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也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旨在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其主要措施是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实行“住房双轨制”:中高收入人群依靠商品房市场,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时,为缩小城乡差距,重庆也开始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最重要的探索是“地票”交易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地票的制度前提是土地二元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平台是增减挂钩制度。增减挂钩政策允许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数量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数量。乡镇企业废弃的厂房可复耕为农地;农民适当集中居住,也可腾出部分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类复耕而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构成了“地票”,重庆市将其拿到城镇交易。地票实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了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重庆市规定,地票交易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去两年,地票交易价格稳定上涨,目前大约在十七八万元,大多数为农民所得。重庆市目前规定,农民所得不得低于每亩9.6万元。这样,即便边远地区的农民,通过地票交易也可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这个制度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新增耕地农民仍享有承包经营权。      2010年7月,重庆市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其当期重点是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拥有稳定住所或纳税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符合这一条件者约为338.8万人。重庆市规划,未来将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2012~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重庆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一些重大突破:第一,规模较大;第二,以长期在重庆市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为重点转移对象,以解决区域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第三,对农民进城的农地处置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预备了解决方案,这就是重庆所说的“穿上五件衣服”: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      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地票交易制度、公租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之间,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地票交易让农民获得一笔土地财产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进城;户籍制度改革,让城市接纳这些农民;公租房等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则可以解决农民初入城的基本生活需要。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所需投入达数千亿元。上述所有改革都涉及相当巨大的成本。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重庆的财政问题略作讨论。      毫无疑问,过去若干年重庆财政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重庆大体上沿用了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这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为此,以内陆地区保税港区为依托,重庆成立了“两江新区”。大规模投资与产业发展,自然可以带来税收增长。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对民生的很多投入,大多数时候都可看到政府投资的八大国投的身影。比如,政府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所需土地,全部由相关国有企业无偿划拨。在过去十年中,这些企业储备了大量土地。依赖这些土地储备,国投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融资,用于投入基础设施、民生建设以及重要开发区建设项目。      过去十年间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有企业借助于土地经营和金融运作,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重庆市政府规定,要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2010年,国企利润的15%上缴财政——这一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国有企业就成为重庆继税收、基金收费之外的“第三财政”。这是重庆财政结构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地方。      财政收入高,并不意味着民生投入就多。但重庆政治领导人具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因而,重庆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比重,横向来看是比较高的。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四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      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崔之元反复强调的,重庆这样的财政结构似乎并没有加重非公企业的负担。相反,在税收政策上,重庆企业一直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所得税按15%征收。重庆也正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这类企业通常是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创办,对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政府按照1:1的比例予以补助。总之,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重庆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崔之元将其总结为“国进民进”。      其中的秘密也许在于,重庆市对土地收益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分配政策。重庆诸多民生项目的资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土地增值收益,或者直接就是土地,或者是土地融资,或者是土地增值收益。农民新居的建设与农民进城可作为生活保障的财产,则来自于地票交易。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重庆模式的整个逻辑,是以土地为枢纽而转动的。这并不难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在经济地理上的重新配置,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之调整,经济增长本身在当下也是以土地开发为前提的。因此,土地把重庆当局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各种与民生和城乡统筹相关的措施联结为一体。其实,过去十几年来,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同样以土地为本。只不过,在大多数地方,这种收益倾向于开发商和房产拥有者,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也多用于非民生领域。重庆的土地收益分配向农民、向普通市民倾斜,底层民众似乎从中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一个民生导向型的土地收益配置框架,它有助于社会新增财富的共同分享。      合乎逻辑地,到2010年12月,重庆方面对自身实践进行了总结,在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民生十条”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纲领。      基于这样的理念,《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列举十二条非常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通过引导经济结构和要素价格比的调整,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收入相对均衡增长的机制。较为重要的是第一条,推动小企业发展。此举除增加就业之外,其实还有更大的作用,小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利于收入均衡。第七条,缩小劳资分配差距,建立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第九条,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其措施包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国有企业的土地储备进入公租房,也有助于增加公租房用户的收入。      第二类,增进经济公平,为弱者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以提高市场进入的机会均等程度。具体措施包括,第二条,引导500万农民工等转户进城,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缩小城乡差别。第十二条,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第三条,加快农民土地等财产的确权,让农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第四条,完善地票交易,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      其余措施则属于第三类,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第五条,扶贫。第六条,照顾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此举具有重要社会伦理意义。第七条,继续坚持“国进民也进”的原则,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第八条,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推动住房双轨制的形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把市级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第十一条,5年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在重庆模式中,共同富裕已超越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层次,而是将此原则向上游延伸,覆盖财富的生产过程,从而成为全面指导政府的经济、财政乃至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原则。因而,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民生政策,而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是指导重庆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的目标几乎完全是提高效率。人们一谈改革,似乎就是指经济改革。当然,过去若干年中,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但是,它们只是零散的政策,缺乏足够的制度深度,也没有触及效率导向的经济结构。      重庆则围绕着共同富裕,进行了诸多触及经济、财政结构的制度性变革。也就是说,重庆并不是没有进行改革,而是进行了公平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同于效率导向的经济改革。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全国意义      经由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确实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其实并非刻意而为,如同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过程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两者都是为了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节奏几乎完全相同。客观的原因是,两地都处于某种大变动阶段:广东是经历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另寻出路;重庆需要在内陆特定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两位主政者都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责任意识,他们都经历了三年的摸索,最后,在去年底、今年上半年,几乎同时形成了清晰的地方治理理念。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尽管广东模式、重庆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在本地社会、经济脉络中,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由于两地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所以,这两种模式从不同方向丰富、拓展了过去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主流改革发展模式。这个主流模式的内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经典表述也许可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为代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另一个表述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开放。      应当说,广东、重庆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容易被人忽略但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过去几年,广东始终在坚持“加快转型升级”这一目标。重庆也一直通过种种开放措施,谋求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也就是说,两地都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心政治要求,也都坚持主流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进入本世纪,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分化问题也已经凸显出来。有鉴于此,2006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命题,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在此基础上,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命题。      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固然是对这个基本政治纲领的具体应用,重庆的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在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是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框架内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版本。      由于三大差距和治理失调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矛盾,重庆、广东分别形成这两个方案,并引起全社会关注,也就绝非偶然。      比较而言,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旨在重新安排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容纳新兴中产阶层参与政治。因此,它的“改革”色彩较为浓重。实际上,过去30年间,广东这样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汪洋则在矛盾更为明显的时候,予以特别强调,试图深化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转型,具体说是政府权力的收缩,所以难度是比较大的。      重庆模式则已经形成了诸多具体政策,它的本质是利用强政府既有的权威,对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予以调整。它以强政府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对于社会、市场的权力的调整,因而进展似乎非常迅速。但是,这种调整在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安排了效率与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至少将两者等量齐观。这一点,对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种修正。      可以说,广东和重庆都在进行改革,尽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广东试图深化原有的改革,解决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重庆问题的特殊性,则让重庆当局不得不试图对改革模式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这可能也正是公众对两者的评价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们容易接受前者,而较难接受后者。      如果超出两地,从国家层面看待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两地较为典型的问题,以不那么典型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一方面是在增长中受益人群的社会政治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过去十几年高速增长过程被置于边缘的人群的生计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只能是采取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方案。针对后一个问题,共同富裕则差不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既然在当下的中国,在几乎每一个地方,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那就需要同时采用两个方案,予以同时解决。      然而,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中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每个主政者的偏好有所不同,因而,主政者所关注的问题必然有所侧重,他在两个方案之间进行了一定的权衡取舍,由此而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治理模式。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并不声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而是分别瞄准特定的人群,旨在较多地增进他们的权利或利益,其他人群的权利或利益,则被忽视。      这似乎是一个新现象。此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通常假定瞄准所有人,服务于所有人。这只有在社会结构没有严重分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那时的政策是“全体性政策”。在社会结构分化,尤其是在2003年改革共识破裂之后,这种政策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不同群体的诉求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存在紧张、对立,政策就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决策者只能瞄准一部分人。这样一来,政策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偏向。这应该被视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纲领其实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倾向。      另外,两地政策组合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政者与特定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一点,在广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直接表现。中产阶层本身具有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在广东,民众问政的渠道是比较广泛而畅通的。这些诉求必然会被主政者听到,广东模式,就是主政者对中产阶层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相比较而言,重庆模式的形成过程似乎更多是主政者发现问题,而自上而下设计、提出解决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主政者与理论界之间有密切对话,对最终纲领的形成,理论界似乎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广东、重庆两大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治过程。此为30年社会巨变之必然结果。      这样,以理论为支持、观念主导政策决策的倾向,在近两年的重庆、广东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后果:两地政策的系统性大大强化,人们就是因此而称之为“模式”的。政策的出台不再是单纯回应性的、灵机一动式的、经验式的,而具有较为长远的理性考虑,决策者注意到诸多具体措施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形成一个融贯的政治纲领。相反,其他地方的经济社会政策虽各有其特点,由于缺乏观念的贯穿,而不能构成一种地方治理“模式”。      或许可以说,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似乎正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阶段,而进入较为自觉的现代竞争性政治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家的角色凸现出来。正是政治家沟通民意、观念,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政策方案。      这种情形之出现,表明中国政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过去30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可能正处在转折阶段。此一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中。这里的先富后富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先后,而是指政策安排的轻重先后。具体地说,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需要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谁被放了权、让了利,谁就可以发展。这样,中国的发展也就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的梯度转移过程。      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战略确实有效地突破了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推动了发展。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不过,这种发展战略要求执政者,在恰当的时机实现政策重点转换,从先富政策转向共同富裕。但是,既然不同地区曾被区别对待,有先发展后发展之区别,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一如今日之广东、重庆,那么从全国范围看,执政者其实几乎不可能统一地确定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转换的时机。这样,分别面向部分人、部分地区的竞争性政治,也就不可避免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之后,政策抉择问题就会变得出乎人们最初的意料。首先,先富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间差距肯定会扩大。相对于先富者,后富者一定会发出共同富裕的呼声。也就是说,在后发展的地区,共同富裕反而变成一个严重问题。这正是重庆模式形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先富的人群所考虑的问题不会是与后富者共同富裕,而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安全。因此,他们会对执政者提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这正是广东模式形成的根源。      可以说,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之复杂性,超出当初的预料。最为显著的是,它让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人们的诉求也高度分化,全国一致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而必然出现竞争性政治。目前我们看到的治理模式在空间上的不同,伴随着同一地区日益分化的阶层意识的觉醒和推动,很可能表现为政策方案在时间上的轮替。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转变时代,中国需要一批理性、成熟的政治家。所谓理性,就是冷静面对开放环境下中国之现实,不畏缩,也不虚骄;所谓成熟,就是秉持中道,无过也无不及。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社会结构已经分化的现实,在关注一个群体利益的时候,注意不去冒犯、损害其他群体,从而始终保持社会之团结。这才是成熟的政治。     (秋风: 独立学者。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id =460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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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绊倒了薄熙来?

近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重庆刮起了一阵阵表态风,与此同时掀起的,还有一阵阵的警告风。从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开始,民间的热议和争论一直未休。然而,更多人注意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少人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薄熙来为什么会沦落到“日薄熙山”的地步呢? 首先,唱红成了走文革老路,打黑成了黑打。薄熙来极力推动的“唱红”,除了耗资巨大又极为扰民之外,还吞噬了市场化经济的成果,比如重庆电视台不得播放广告,只能播放红色电影电视剧,俨然是老大哥时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资讯的全面封锁,媒体只能正面报道重庆,即使是市外媒体报道重庆的负面新闻也将受到“双起”对待,是赤裸裸的恐吓。 而打黑,本来是薄熙来的政绩之一,但是将打黑成了黑打。打黑应通过正常程序,黑恶势力固然是极大祸害,但并不代表抓到就判刑,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扫除恶势力也需要走正义程序,让法律来判决,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权势方。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教授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认将形同虚设。如果恶势力的罪行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就妄自下定论,叫嚣“判死”,那将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法则,也使得此次打黑运动名不正言不顺,将使原本的正义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即使黑势力无恶不作,还是应该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如何定罪不是依靠舆论依靠权势,而是依靠法律。在法律面前,要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要坚持未定罪前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司法宗旨。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打击罪犯必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会成为空谈——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可能被诬陷与冤枉。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比如李庄冤案,重庆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便使这场打黑运动变得让人不寒而栗。 可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打黑更像是一种高科技独裁,而不是更接近于民主。薄熙来在中国民主的发祥地为官5年,其讽刺之处恰恰在于整件事情与民主压根儿不沾边。 其次,薄熙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也为他的仕途渲染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薄熙来也许是一个“心有大志”之人,从他的所作所为上都能看出,薄熙来对中国的未来所勾画的“蓝图”可能不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改革者”逊色,可惜薄熙来的投机心太重,对权力的向往达到疯狂的地步。从“王事件”不难看出,正因为薄熙来的这种过于“雄心”的强势人格和过河拆桥的性格导致他不可能拥有一个坚固的后盾力量——一个好的团队,导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但坑害薄熙来的罪魁祸首,要数那一班极左派御用文人了。薄熙来之所以坚定走文革倒退之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御用文人们的煽动和欺骗,这些御用文人在看到法制民主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没有及时劝谏薄熙来停止唱红、理性打黑,反而火上浇油,与薄熙来互相利用,结果将薄熙来推向了火坑,两败俱伤,粉身碎骨。 比如,2010年11月,“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苏伟、张宏良、朱文晖、顾晓鸣、沈善增等人都发表了关于“重庆模式”之价值意义的讲话。2011年6月,刘吉、石仲泉、陈东平等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上,发表了肯定重庆模式的言论。乌有之乡之徒对重庆模式的吹捧到了极为肉麻的地步,为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可谓不遗余力。重庆打黑,乌有之乡抓汉奸,配合得天衣无缝。其手段并无二致,均是文革式手法,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甚至自立党派,煽风点火与中央对抗,并且计划好夺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叫板中央。如此蔑视中央权威,岂能不失败收场? 薄熙来的倒台,想起林语堂的一句格言:在中国,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只有凭借这句话才能理清这一事件的线索。过去的必须过去。尽管他的家庭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却依旧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本来,重庆模式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多元化发展途径,却因薄熙来的权欲熏心而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薄熙来的倒掉却也让人看到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制度不透明、不公正、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人的上台下台,似乎都系于隐形的权力圈子。毛时代毛可以今天指定接班人,明天也为接班人定叛国罪,生死大权完全掌握一人手上。虽然今日之政治格局未及于此,但权力不存在约束,那么对老百姓来说,不管谁上台下台,都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 附录: 重庆模式最终失败却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重庆的崛起之路即使不迅速急转直下,也将偃旗息鼓,“大势已去”在所难免。第二,企图以退回“红色年代”来否定改革、笼络民意的做法,极不靠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第三,破坏法治、重演文革的做法必将“被失败”,因为正常的人都不会答应让悲剧重现。 那么,在看清事实之后,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年,学者们一起为重庆“打黑唱红”的说辞。 (江湖规矩,排名不分先后) 【孔庆东】 ——现在到重庆市委看看,就没有上访的人,老百姓没有问题可上访了,问题都解决在基层了。人民不上访了,汉奸、走狗反而害怕了,怕推翻不了共产党了。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254278.shtml ——重庆卫视这样搞(无广告)了之后,首先他的收视率会大幅度上升。因为人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看节目了……这不是又回到了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吗? ——媒体只要为人民服务了,人民的头脑才能真正的觉醒。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2f296dd88d0d233d46a6e.html 【郭松民】 ——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司马平邦】 ——我觉得重庆模式是执政党在三十年之后回归原教旨。就是党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原教旨是革命性。现在一说革命就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方面是选举,一方面是不选举,怎么办。我可以回到原来,代表大多人说话,可以不选举。这个正当本身就代表大多数人,就可以不选举了,要不就得搞西方选举制,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现象就是回归了革命性。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扬帆】 ——在1966年全国打死那么多的教师,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盲目地批判自己老师,后来后悔莫及。现在我们当了教授,一定不能同意再赋予群众和学生这样的权利。 ——能顺利揭发坏人坏事,政府迅速处理。全国什么地方达到了?重庆3000万人,抓五千人差不多,抓五个人太少了吧? ——重庆通过唱红造就了信仰的氛围,群众免除了恐惧,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模式。不是文革模式,也不是无效的法治模式。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祝东力】 ——唱红,我理解它的作用就是“整容”,重塑共产党的形象,更进一步,恢复过去和老百姓的那种党群关系,恢复那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重庆模式的好处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给大家一种出路和希望,比如在政治上搞大下访、三进三同,社会上有什么矛盾、老百姓有什么诉求,执政党主动下来给解决了,用不着其他政党来竞争。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刘仰】 ——中国三权分立是什么,是暴力权,财权和话语权三权分立。……共产党在起家阶段,不管发动群众也好,搞思想教育也好,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的唱红不过是要把共产党自己的话语权拿回来。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顾晓鸣】 (社会学家、复旦历史系教授) ——重庆的领导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国社会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呈献的创新。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5da9007e10b958e 【赵磊: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共前途,事关中国命运】 (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共只能“下课”,而中国将重演民族分裂和民族战争的历史。 ——薄熙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读过的“官话”中,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最有历史唯物主义境界、最有理论和实践勇气、最有开拓创新精神、最有共产党人伟大胸怀、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献之一。即便共产党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按捺不住,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党派,哪个能镇住“独立势力”?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肥肠的“精英”能镇住吗?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凌迟中国,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判吧。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不言自明。这个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08-23/4276.html 【马胜荣:“实”字当头,事事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是重庆发展特点之一】 (新华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模式”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什么启发?第一,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发展重点,制定长期目标,对亚洲国家有参考价值;第二,政府决策有力,重庆的决策符合发展格局,并产生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崔之元:推动经济发展,关注民生改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找到了发展的平衡点,也找到了实现这个平衡点的切入点!民生十条非常系统,3000字一点水分都没有。这十条提出了民生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十项政策之间都有互补性。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14/39462_2.html 【纪硕鸣:重庆进行的是社会整体改革 是一种核心价值】 (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重庆的很多价值观其实是把已经被社会丢弃的,或者说忽略的理念给重新捡起来,继续发扬光大。……老同志是根,老百姓是本,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根本。……重庆的社会综合变革更是领先全国,跳出了改革停留在经济领域的状态。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重庆也在试点它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的投入机制等。我是觉得重庆模式,第一是一个统筹概念,第二它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进程,……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维护起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庆模式,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倡导的是科学发展和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重庆以自身总结提炼的模式身体力行,重拾共产党的创党理念,这才是重庆模式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全中国都可以复制的价值。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朱文晖】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 ——重庆系列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的,属于是实践的提炼。重庆模式其实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提炼,不是哪个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过,这确实需要领导有这么一种政治的情感,要贴近老百姓去发现他们的诉求,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发现之后一看这个经验总结得好,就总结、提炼,提炼之后再推广。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重庆是浓缩中国”。……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学重庆经验?我说你要学它的精神实质,就像你要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重庆的网民实际上很少在网上说重庆的坏话,其他地方的网民说本地的坏话那是很多的,我去重庆问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重庆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车加气的队伍太长了。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的模式不可以推广,那我们现在应该推广什么?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邱立本】 (亚洲周刊总编辑) ——我觉得重庆模式代表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很多公平正义流失的问题,重庆的追求是对GDP主义的一个反思。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 ——“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陈东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8年以来,重庆市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和举措,应当继续坚持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61.html 【刘吉:重庆市委加强基层党建的首创实践应在全国推广】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重庆市委这些年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中央党建的有关指示,与重庆市党组织和社情民意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教育管理服务党员群众是党组织的基本职能”这三大理念,统一了认识,引领基层党建不断前进。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7643.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么走以及路在何方。 ——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04483&page=1&1=1#66044836604483 【沈善增: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我在“重庆模式”里看到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不是嘴上说说的好听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重庆“新政”的纲。 ——“五大重庆”就是建设健康型价值的重庆,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换,是老子、孔子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社会,回归人的天性,帮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社会,这怎么不是非同小可,怎么不令人兴奋呢?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60805_p_1.html 【张勤德:重庆模式本质是新民本主义】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了——我个人的看法——一种新民本主义。根据司马南同志所说的,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我觉得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不可以这么概括?就是重庆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在今天讲很有现实意义,就是说它的新民本主义。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啊,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战略意图,那就是把中东波黑模式引向中国。为了粉碎这场进攻,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就是宣传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了推广好重庆模式,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我觉得提出一些口号。我提出的口号就是“人民共富裕、熙来当总理”。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59831|1|0|0 【陈谈强:用马克思《资本论》这把刀子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痈疽刮毒!】 (原《光明日报》副总编) ——在当代时间节点上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新政”,凸显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重庆主政者同重庆人民结合在一起,走历史必然之路、必由之路。 http://mept.gxu.edu.cn/hsgd/254185.shtml 【石仲泉: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重庆有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使社会风气有了进一步根本好转,摧毁了黑恶势力,张扬了恢弘正气,这就十分有利于重庆建设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49.html   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13m.html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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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薄熙来已走,左派圈内斗?

北京高层宣布免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这位主政重庆4年多的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就在公共场合和媒体上消失了。薄熙来的“离去”,引起很多评论和联想,即便在奉其为领军人物的所谓左派内部,也出现了纷争。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说重庆当局需要反省之后第二天,北京高层就宣布免去薄熙来重庆书记职务。这一动作,可谓“石破天惊”,引起巨大反响和震动。很多评论将之和1971年的副统帅林彪蒙古温都而汗坠机事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5年被“拿下”、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6年被整垮等重大历史事件相提并论。 薄熙来之走,引起了中国网民大讨论,右派自由派圈子如此,左派圈子也如此。中国的网站《乌有之乡》,长期以来一直以左派“旗帜”著称,人称中国最有名的左派、极左派大本营。该网站一直高调支持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对薄熙来在重庆的经济政策也大力支持,认为薄熙来是中国左派的领军人物。该网站在薄熙来去职之后,曾短期关闭。 *薄走左派斗,杨帆叫板张宏良* 该网站开辟有重庆专栏,每天新文章不断,总的精神是继续支持重庆模式。北京经济学者杨帆是乌有之乡的重要写手之一。他星期三在中国的互联网发表文章,同乌有之乡另外一位重要作者张宏良和支持张宏良的人叫板。杨帆是政法大学教授,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张宏良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杨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你们(极左)这些人胡说八道,才让乌有改变性质、陷入危难的。你们其实也把薄带入危难,重庆本来干得挺好,也是你们把他们往极左方面拉。出了事不去反省,还想控制和煽动广大善良群众?不批判你张宏良,左派就没有出路。一直给你留面子,没点你的名字,你到成了乌有的辩护人了?约你出来辩论!” 杨帆还说:“乌有之乡怎样被文革派控制,走向极左的?才有今天的下场?” *杨帆怒批重庆左倾盲动、关门、冒险主义* 杨帆狠批了2011年的重庆(政府)。他说:“重庆在2011年犯了左倾关门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次左翼将受到重大挫折,极左将被彻底清算。左翼如果继续闹,失败会更惨,长期失去话语权。” 杨帆认为,重庆“经验”的确有可反思之处。他说:“重庆不是文革模式。唱红没明确和文革切割,没顾及知识分子感受,负有一定责任。真正想搞文革的是民间文革派网站,一贯为文革翻案。”杨帆说,重庆打黑也与文革无关,仅涉及公检法和法律完善问题。而文革是把公检法关门,发动群众直接去抄家、审查、批判斗争。 不过,杨帆认为,唱红打黑同文革还是有着某种关联:“不能说唱红打黑的思想同文革思想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民粹主义模式,只不过还没发展到发动群众乱来这关键一步。”。杨帆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民主。那么多反民主的,就只有依靠复活文化革命了。这就是极左。 *乌有之乡陈石宇:重庆模式不会夭折* 乌有之乡星期三发表陈石宇的文章题目是:重庆模式会夭折吗?文章说:“中央领导有关重庆这几年上述战略措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是对以薄熙来为书记的重庆市委、市府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现在,会不会因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领馆滞留,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而被否定和推翻呢?恐怕世界上从无这种范例,是永远也不能成立的。前述李源潮代表党中央在重庆领导干部讲话时,对此就做了明确的结论,他说:“要把重庆这些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为之做出的贡献,同王立军事件区分开”。 *网传薄熙来讲话:重庆诸多“领先”* 据海外网上媒体报道,在王立军(2月6日)进美国领馆之前,薄熙来(2月2日)曾发表长篇讲话,没怎么谈唱红打黑,只是谈了国计民生和其他许多问题。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他说,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 *薄熙来:中央支持重庆* 薄熙来还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能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做出‘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十分关系重庆,给予很多鼓、指导和具体的帮助。”“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两会答记者,捅出大篓子?*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曾报道,在两会期间重庆团开放讨论日(3月9日),有记者问,一些中央领导人曾去重庆视察,为什么胡锦涛没有去过?薄熙来说,胡锦涛对重庆市非常关心。 他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以后他会高兴的。” 海外媒体报道,就是这句话引起了高层的不满,导致薄熙来下台。报道说,这好像是薄熙来逼迫胡锦涛去重庆,让胡锦涛感觉到有点像当年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崔之元:重庆模式无错* 北京知名学者崔之元,也是乌有之乡重要作者之一。他(3/21)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题目是:我对重庆的看法不变。崔之元说,重庆试图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实验需要肯定。崔之元引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行动就是一切。他还引用德国另外一位哲学家黑格尔的话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的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的。” 崔之元并没有提到,中国的文革,乃至以前的大跃进,大饥荒,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所有运动,是否都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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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0315】这难道不是他应该说、应该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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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容雪村 :新快报评论文章《感谢总理,祝福总理》,看了总觉得不是滋味。在当下中国,一片胡说之中,能有大人物能出来说几句正确的话确实不易,可也没必要为之感恩戴德,这难道不是他应该说、应该做的吗?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就该做好某些事,做不好才该挨骂呢,自由、平等也不是某人的恩赐,而是天赋人权。 【3】其实那个73条法案啥的根本没啥嘛 @杨海鹏在上海 :3月8日早上,重庆警察把 @张明渝 从北京寓所的床上拎起,塞车里连开23小时,于9日到达重庆.两会期间,十几警察看着他,没有解释,没有书面文件.一个多小时前,他回到重庆家中,警方要求他一不得离开重庆,二不得接受外媒采访。 @张明渝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遇到的事情,怎么说呢 谢谢,再次谢谢各位网友!我回到重庆的家了,但声音哑了,只有过段时间再和您们交流 【人民日报:新刑诉法“73条”“78条”是进步】社会总是要前进,法治也应当进步,更何况刑诉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并落实到大量条文上这一显而易见的进步?人大代表顺应民意,以2639票赞成、160票反对、5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法治的每一大步,都是由这样的一次次进步构成。 @巴里时评 :【明報專訊】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著名法學教授江平12日接受明報專訪說,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的報告中,隻字不提「司法獨立」,只提「司法公正」,是很大的倒退。他認為,法院報告中提到要關切民意,是出於「穩定壓倒一切」的思想,但這會導致「人治」復辟,令公安權力過大,十分危險。 妙评:看央视直播,刑诉法毫无悬念地表决通过后,大会结束,国歌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起来,起来!⋯⋯国歌真应景。(来自RT 肖勇 FE) @BITwitter :其实那个73条法案啥的根本没啥嘛~~~良民又不会在家突然被 【4】认真的导语,认真的头图,错愕的空白……ctrl+a之后,神吐槽出现了……( @酸辣小水仙 ) @男方暴色 :网易微博这个315专题,尼玛屌爆了!请按ctrl+a http://t.cn/zOIQCEp 【5】请全国人民做好喜迎油价上涨的准备 【中石油董事长称油价上调时机已到】自3月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窗口打开后,国内油价上调预期日益强烈。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14日称,“我感觉应该调了,毕竟过了22个工作日,现在整个的浮动也超过了10%”。目前包括两大石油公司在内的不少油商都已开始停止大单销售,静待价格上涨。国内油价8元时代逼近。 【6】表决器的设计应让人可反对而不被知道 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大代表形容举手表决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甚至建议,全国人大可以考虑投票时打乱平时开会的座次。打乱座次后,按下表决器的时候,心里会更“有底”。最好是,程序设计得“让人可以反对而不被人知道”。(中青报) 宝中堂 :这不是重点,民主国家议会全部是记名投票,不记名投票才是荒谬绝伦的,你投票不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支持你的选民 【7】12年了 工资都是用零钱发滴! 河南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12年以来,一直用从公交车投币箱中取出的零钱给员工发工资。银行不愿意存收那么多的零钱,所以公司的材料费、员工工资等都是用零钱。“一捆币值一元的一千块钱硬币12.5斤”,员工每次领钱回家都“沉甸甸”。 【8】一路走好!——( @柒月二十六 ) 【9】三国杀又出新锦囊 ( @东土大唐三俗和尚 ) 谁说2月没有30号,蒙牛跟你急!3·15快到了,蒙牛你又调皮了! 会议结束了,服务员们也试坐一下 终于找到齐B小短裙的原型了 @时尚男人频道 :齐B小短裙 —— 很美的摄影,就被这么一个网络新词糟蹋了,sigh~ 【10】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发表竞选讲话 电视”首秀” 据BBC,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14日首次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竞选政治讲话。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她呼吁废除高压法规,改革宪政,保护公民民主权力,解禁媒体及健全司法制度。缅甸政府向4月1日递补选举党派提供15分钟电视电台宣传新政策。 【11】杀害16名阿富汗平民的美军士兵飞离阿富汗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周三称,上周在阿富汗杀死16名阿富汗平民的美国士兵已经飞离阿富汗。官方称美军驻阿富汗指挥官约翰-艾伦将军决定,将这名士兵带离阿富汗,而该士兵的名字仍未公布。 【12】本拉登两老婆矛盾升级 警卫严守以防命案 据太阳报,本拉登被击毙,但他两老婆的战争还在继续。昨晚警卫受命不得离开本拉登两老婆半步,以防其中一个杀了另一个。争执导火索是本拉登29岁的小老婆Amal指责61岁的大老婆Khairiah将丈夫的藏身地泄露给美国。据称本拉登一直宠幸小老婆让大老婆很是嫉妒。 【13】英媒组图:新类人种?中国发现亚洲最老猿人化石 据每日邮报,中国广西发现四个石器时代猿人化石,生活在距今约11-14万年前,是迄今东亚发现类人猿最古老物种。因为捕食马鹿,他们被命名“马鹿人”且具有“非比寻常的”古代和现代人混合特征。也有人称该物种是早期非洲现代人祖先外迁时未知的一族。 【14】极端到匪夷所思者往往可疑 @笑蜀 ::1,今天参观二二八纪念馆,朋友说事因贪腐而起,但为掩盖贪腐,且情治部门为用民众鲜血染红自己顶子,故意谎报军情夸大为民变,为调兵镇压提供口实。我听了马上说:这路数,咱太熟悉了 2朋友又说,二二八镇压之前,有司派人多渠道卧底,煽动民众血拼,其最激进者多为密探。此路数,美丽岛等关键事件皆有重演。朋友预计,威权时代台湾线人至少百万之众。一些民进党领袖也可能线人出身。台湾后来放弃清算,与此相关。线人总数难核实,但极端到匪夷所思者往往可疑,此说一定成立。 【15】文革博物馆 @黄健翔 :文革老照片。有人以为文革就是可以“民斗官、等贵贱,均贫富、铲腐败”,实在是太弱智了。文革是“人整人,等践踏、均赤贫、孕腐败”。历史就在那里,稍微认真一些,什么都能找到。 @樊建川 :很多年以来,大官们都不提"文革"二字,报刊网络上也是一个禁忌,本是写进中央决议的"十年浩劫",成了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这次温家宝总理说: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在报上目睹此讯,有点炫晕。我已收集了数百万件文革物件了,也许,有生之年能看到文革博物馆建起来。 【16】你没看他们怎么欺负咱吗? @信海光 :司机说,怎么两会都开完了领导人也没换啊?我说那得十八大,司机说十八大什么时候,我说估计得年底。司机:那胡不下,还是打不起来啊?我:什么意思?司机:等新领导人上台狠揍南方小国啊,你没看他们怎么欺负咱吗?越南,丫的每年光石油就抢走200多亿。我愕然:您都哪知道的?司机:环球时报啊! 【17】没有人感觉到稀奇,因为是这正常的,不这样才不正常 @雾满拦江 :说个散会的事情。安格拉·默克尔,德国女总理,她踏着红地毯,出席欧盟峰会,签署了将为整个欧洲经济政策定调的欧盟财政协议。然后就散会了,散会后的下午5点,一名顾客在超市里遇到了她,看到她买了青椒、圆白菜等。报导说,在默克尔逛超市的时候,没有人感觉到稀奇,因为是这正常的,不这样才不正常。 【18】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因为没有人可以包容 ,因为没有人可以安慰…… ,所以才会让人有无处可去的感觉,就是说躯壳可以找到地方安置,可是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正的容下你这个完完整整、纯洁的灵魂! ——村上春树 http://t.cn/zOIrprw  ( @喷嚏意图 ) 【19】明天微博就要实名制了,你准备好了吗? 某天首都机场普客国际通道,司马南对儿子说,“孩子,混的好就别回来了”。 另一边VIP通道, 一位浓眉大眼的大叔对孩子说,“我混的不好你就别回来了”   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9100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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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陈红太:邓英淘先生永垂不朽!

陈红太:邓英淘先生永垂不朽! 作者:陈红太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3 9:24:33 阅读量:1104次     从崔之元教授的邮件组中惊悉邓英淘先生于2012年3月11日因胃癌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   邓英淘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的研究员,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在1991年就出版了《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专著,关注和研究生态、能源、资源与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关系问题。2009年胃癌切除。在病痛折磨中,2010年出版《再造中国,走向未来》,2011年出版《新能源革命与发展方式跃迁》,2012年1月发表与王小强的长篇访谈《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   邓英淘先生用他的一生研究证明,中国的现代化和崛起决不能照搬西方过去那种以牺牲生态、拼耗能源和资源的传统之路。中国这么多人口,如果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方式,还包括也将崛起的印度、巴西等其他大国,这个有限的地球生态、能源和资源怎么能够承受。因此必须找到一条以化解能源、资源和环境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即以开发新能源和建设生态环境为突破口的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新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邓英淘提出了一个多么了不起并让人信服的结论!   邓英淘先生的研究虽然起因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式,但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和政学两界,他的目光已经投放到了全人类。   为了探求开发新能源和建设生态环境的奥秘,邓英淘从1986年开始,用了20多年的时间跑遍了水、风、太阳能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提出了以“风水互济”为基本思路的西水北调工程和利用水资源开发西部的计划,祈望在广袤的西部地区、在解决了缺水瓶颈后再造一个中国,利用开发出来的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彻底解决中国人口多的生存空间和生态利用问题,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因生存空间和能源之争而导致的大国争战,真正实现“平物我之情,息天下之争”的大同世界之境。   前一个时期,因思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面向,才有机会接触到邓英淘先生的文字和思想,在阅读了他的一些文章后,很有一种冲动想拜访其人。后得知他正在医院治疗作罢。不想短短数月,得知斯人已逝,震惊之余,站立默哀,无以表达对他的尊敬之情!   邓英淘先生是值得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自己和做人效法的楷模!他出身显门,却一心学术以求破解中国现代化的真理之路。他的人格风范和学术智慧堪比明代的阳明先生,是当代我辈中知行合一、仁智合一的人格典范。   英淘先生永垂不朽!                                       陈红太2012年3月12日于北京寓所。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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