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上年末去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应朋友要求把网友整理的演讲记录贴出来。来自网络下载 http://www.vdisk.cn/down/index/5913353A9612   这个记录是复旦新闻学院 @张志安 和网友 @长平官方粉丝团 及 @庄启� 联合完成的。 @庄启� 的博客上还有略有不同的记录版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d851b0100nt15.html  。大图摄影是洪坚鹏。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些记录都未经我审定。对于流落到网络的文字，我无权审定也无意审定。通过微博直播的记录不等于现场说话，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精炼的记录比我现场的�嗦演讲更好看。 这个叫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微博是在演讲当天出现的。我知道有个 @毛将军官方粉丝团 ，一直对毛将军的言行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天的观察，让我对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善意和鼓励，唯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 @长平官方粉丝团 ：本博漏夜整理 @长平 复旦讲演记录，感谢 @张志安 ，光荣属于 @长平，讹误属于本博，抱歉仍远未能还原现场，特别是现场给力提问均遗漏所以聊胜于无仅供参考啦！很遗憾 @庄启� 提供的地址已失踪，想看想转发的这里下载 http://sinaurl.cn/hbXHX0，部分现场听众精彩评论及照片此前已转发。】   “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 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 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晚 18 ： 30-21 ： 30 地点：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 ―――――――――― 记录：【新浪微博】 @ 长平官方粉丝团 @ 张志安 参考：现场 PPT 整理： @ 长平官方粉丝团 摄影： @Neolv         感谢张志安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按照演讲的俗套，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我也不想免俗，就想到了一些往事。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 . 很高兴接到任务，拿到材料一看，比较零碎，就赶紧策划选题、约稿。 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于是，我就改改标题……领导又说，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后来又说：版式也得有规矩……总之，这事儿搞得很惭愧。 不过，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好，套磁的话说完了，我的题目是时评、网络和媒体精神。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观众笑）。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 万国公报 》、《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 250 家报纸、 20 家杂志、 25 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魏民岩”在 2003 年 11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其中说：“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魏民岩”显然是笔名，是“是为人民代言”的意思，有时候，《求是》杂志呀，《人民日报》呀，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观众笑），讲得挺好的。（观众笑）（播放视频）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 2007 年的《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后来又写过文章。 昨晚“德国之声”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在中国，颁奖也是一种霸权，比如，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等奖嘛，都知道基本会给谁。 所以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民间，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鼓励媒体人像“真正的”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社会建设，记录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所以就没能叫“奖”，叫“致敬”，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他们几次，至少两次，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但都没能成功。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不，不是奖，只能叫“大赏”。但到现在，《南方周末》已经不能再致敬了。 当年《南方周末》给我的“致敬理由”是： “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那么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我这个人，行动上拖拖拉拉，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改了两次机票。所以，对我来说，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其实不矛盾，通过我的个人救赎，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 2006 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前一段《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又补充了一些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里说：“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另外一个学者说过，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词： State ； Country ； Land ； Nation 。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经常有人问：“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骂国家？”其实他前一个“国家”说的是土地、民族，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这是一个话语圈套。 说到话语圈套，还有人总是这样问：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这是语言圈套。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走出这种问题。 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媒体还在不断重复，比如 CCTV ，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观念，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 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即使不是控制。我们要跳出来。而且我很想说，从理论上，这或许会导致极权。 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这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个学生，想加入社团练书法，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所以，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独立。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壹报》，我说我办的话就办《独报》， 有报天、天、独 。独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独唱团》。 我对《独唱团》的命运非常遗憾，且不说他的内容，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独”字，就这么没了。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稿费还挺高。（观众笑） 我喜欢“独”字，所以要给《独唱团》写稿，但比较懒。我拖，他们又要送审，最终没发成。他们被禁了，我倒来劲了，文章没发，但也要秀一下。我写的是个小说。（展示截屏） 这是个串烧故事，和笑话有关。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色情笑话，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在我成长的年代中，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风景山水，但衬的不是美女，是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啦，毛主席去安源啦。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有意思，所有的领袖，都喜欢干这种摆个姿势照像的事，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就干很多这种事，画像到处都是。 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窗外不风景，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观众大笑）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也是一个圈套。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他的成名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恶搞，只是当时没这词，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他就搞不成了。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穆勒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对恶搞的定义，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 James C.Scott 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飞》里说的那样，民众就被忽悠了。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比如偷懒呀，撒谎呀，搞破坏呀，去对付那些权贵，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 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他说：“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太在意就是“自宫”了。 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宫”，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在网上骂人的人，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可怜虫”，（因为“可怜虫”们需要表达的权利！） 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厕所》，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边排泄边聊天。观众很快就明白了，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 说到厕所，这里有一个照片（播放照片），前一段时间我们访问台湾时走访了一个店，以前曾是“革命者”们常去聚会的店，它的厕所墙壁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如何，以前的大学，课桌上写的是情书，厕所里写的是粗口和色情，当然现在厕所越来越高级，不容易写上去了。在我住的小区里，以前厕所墙上写的是小姐的电话，现在，是同志的电

2011年07月06日 19:54:34 　　北京的早晨，雨如瓢泼，这一天应该有很多活动，因为是七一，电视里的声音传来：这场雨，正说明中国共产党90年来风风雨雨，走得很不容易。在这特别的日子，写我记忆里的红色影视剧，倒也颇为应景。   　　如果从宏观上说，红色影视剧应该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步，上海左派电影的黄金时期，但那个短暂的孤岛时代如惊鸿一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传统的文化艺术被摒弃，七十年来的主流话语体系正式确立，红色影视剧才真正地“红”了起来。   　　由于有一帮民国时期的“电影余孽”，五十年代初期的红色影视剧还是不错的，经过反右，影视剧的形式开始格式化，红色影视剧找到了最终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70后，我的观影记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潘冬子和小兵张嘎，地雷战和地道战，是我儿时记忆里的四大经典，小嘎子老鸹窝里藏的手枪，潘冬子帽子上闪闪的红星，眼睛里喷射的怒火，小鬼子被地雷地道整得屁滚尿流的糗样，是那一代红色影视剧的符号和象征。作家魏巍的小说《东方》也是那时候读的，应该没拍成电影，但书里的连长站在山头，用步枪打下一架战斗机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后来知道，在朝鲜，金正日也曾用枪打落过飞机。   　　这显然是艺术的加工，小孩子扛着红缨枪缴敌人的械，土造地雷可以让鬼子闻风丧胆，这些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官方称为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它是掺杂着舞台剧、民间神话、童话和滑稽戏等元素的宣传艺术。在这样的神话与童话里，好人永远战无不胜，坏人最终一败涂地，好人成为神话，坏人成为小丑，剧情简单而荒诞，结局千篇一律，观者只需要张开嘴巴大笑，完全不需要思考。观众被定义成了不谙世事的儿童，他们的脑袋对所看到的一切深信不疑，从而对电影的主人公所满怀崇拜。宗教里有很多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红色影视剧也如宗教，是偶像崇拜的一部分，目的都是使庸众产生敬畏与迷狂、外界的仇恨，以及义和团式的英勇无畏。   　　样板戏是红色艺术的巅峰，人物的形象与表情被严格限制，舞蹈动作整齐划一，每一句台词都要表现出中心，这样做是为了易于模仿，把民众训练成“剧中人”，一丝不苟地完成规定动作。在这样的剧场中，所有的观众也都是演员，他们跳着僵硬的动作，兵马俑般的雄壮整齐，在集体的情绪中融化掉自己，从而得到一种精神幸福。那时候的红色戏剧和电影，成为最高级形式的宣传术。现在我们再看当时的群众表演样板戏，会感到触目惊心，因为你根本看不到灵魂，只有成排的动作僵硬的牵线木偶。   　　八十年代是精神狂飙的十年，我不记得那时候有什么红色影视剧，霍元甲暴打彼得罗夫，昏睡百年，睡狮已醒，在客观上承担了红色影视的职能，弘扬民族主义情绪，增强国人自信，而它完成得如此出色，与好莱坞主旋律电影相比毫不逊色。我以为搞宣传的会从中发现某种窍门。整个八十年代，武侠片和港剧称王，读书流行说思想无禁区，影响最大的书是“走向未来丛书”。走向未来，是整个八十年代的关键词，所以，从怀旧里找感觉的红色影视剧，很难找到自己的市场，即使有“清理精神污染”，八十年代也是“红色”惨淡的十年。   　　九十年代，是当代中国的分水岭。政治改革立正稍息了，思想禁区重新划片，人们从脑海里删除了一些东西，信仰在风中飘零，这时候商品的大潮袭来。借助市场的力量，以及思想的退潮，人们开始怀念过去，红歌潮来袭了。那是唯一一次由民间发起的红歌运动，而民间也依照自己的解释，将红歌变成了娱乐活动。崔健唱起《南泥湾》，“红色歌曲大家唱”磁带风行。《苏共亡党十年祭》成为朝野上下的必读教材，在那种环境下，红色影视剧也借着资本与权力卷土重来。但那时候的红色影视剧不成系统，真正掀起高潮的，要到走近新世纪以后，涌现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建国大业》（以及建党伟业），我给命名为“红色三部曲”。   　　《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石光荣”是红色影视剧中前无古人的形象，他被这个时代抛弃，他沮丧，痛苦，无所适从，但他又坚守着理想，不肯向滚滚的时代低头。这个倔强的老头，趟出了红剧的新路子，英雄不再是浓眉大眼，他可以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的人格不必完美无瑕，缺点鲜明更能引起共鸣。   　　而《亮剑》更进一步，让红剧英雄看上去像一个“兵痞”，李云龙连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都算不上，但他有亮剑精神，有侠义精神，有单挑的气概，而且与老百姓天就的血脉相连，这其实是民间演义小说里的经典形象。《亮剑》用民间通用的艺术手法，使老百姓对红色主人公产生了共鸣。所以，《亮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市场的主导下，红色影视剧迎来了他们的里程碑。   　　这个时候的红色影视剧，已经完全摒弃了宣传说教的形式，吸纳了娱乐电视剧的表现形式，《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部亲情剧，《亮剑》是武侠剧，《士兵突击》拍成了一部讲究个人实现的励志剧，和一部成功青春偶像剧。在文革结束30年之后，红色影视剧迎来了它真正的高峰，政治权力与经济实力结合，让娱乐与宣教对接，让大众明星成为红色载体，人物可以适当回归人性，在老百姓心里软着陆。在老百姓可以用遥控器选择的时代，红色宣传术在迷惘十几年之后，并面临被民众抛弃的危机时，终于找到了感觉，那就是“寓教于乐”。   　　“红色三部曲”的直接收获，就是《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   　　但对红色影视剧的终极目标不利的是，时代变了，老百姓也在变，他们早已不把红色影视剧意识形态化，而仅仅把他们看成娱乐。红色影视剧的神圣被消解了，它的宣传教化，统御人心的作用越来越低，这是为政者所不愿看到的。   　　红色影视剧的正常化，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走向，红色影视剧转向主旋律影视剧，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转型为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推广，从《小兵张嘎》转为《拯救大兵瑞恩》，这是红色影视剧的必然趋势。但这有一个前提，官方与民间应该同声应求，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价值应该相一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偶有佳作，红色影视剧的前路依然会布满荆棘。   　　（刊于南都娱乐周刊） 上一篇： 给中国足球的一张投名状 　 下一篇： 动车事故并没有过去 阅读数(1657)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鲍勃·迪伦们 周云蓬   今年鲍勃·迪伦真来了。喊了多少年了，盼着他老人家保重身体硬硬朗朗的，能在有生之年来中国一次，没想到，在这个兔年的春天，终于守候到了这只民谣老白兔。 在中国，鲍勃·迪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他音乐的传播。其实，他的歌，我能记住旋律的，不超过5首。他被他的传奇裹挟着顺流而下，尽管几十年前，他就拒绝当时代的代言人，可是，只要人群需要，你怎么想微不足道。所以，当我们谈论迪伦的时候，可以从没有听过他的任何歌曲，好比我们绘声绘色地讲外星人的故事。这个民谣外星人坐在自己半世纪的光环里，眺望汹涌的人群，一定很孤独。其实他是电影《教父》里的老头子科利昂，他的坏有几分浪漫，他的反叛参杂着温情和絮絮叨叨。他衰老地坐在果园里，不如后来者那么狠，那么酷。人类也进化的比先辈们更实用更邪恶。 每个民族都呼唤着自己的迪伦，用亲切的母语，歌唱人们对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 哪里有贫困，不公，屈辱，哪里就会生长出悲伤或者倔强的民谣。俄罗斯有维索斯基，法国有艾迪特·皮雅芙，智利的歌魂比奥莱塔。 中国最不缺这样的土壤了，将要长成迪伦的有两个人，崔健和罗大佑。他们在时代大转弯的涡流里化而为鸟一飞冲天，崔健的一无所有罗大佑的亚细亚孤儿，承载了大规模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令狐冲体内的陌生气流，除非一吐为快，否则当事者会自我引爆。老崔或者罗大佑，也在试图做别的尝试，不愿意总被群体意愿附体。这是所有鲍勃·迪伦们的共同困惑，关键是谁也无法指认哪里才是自我的边界，并且，他们心很软，不会先锋到把时代远远的甩开。比起迪伦他们只差那么一层火候，最后的登顶，不靠才华运气和身体，靠的是上天赐予的，那一点挫败，颓丧和静默。犹如郭靖在华山论剑前，开始短暂地怀疑人生。 祝愿老崔和大佑成功，到那时海峡两岸，一边一个鲍勃·迪伦，谁也别争谁也别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