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

美国之音 | 火墙内外: 冯小刚痛批审查制度 敏感词“审查”竟遭消音

华盛顿 — 中国央视主办的春晚迄今已有31年的历史,尽管这台节目年年被贬被骂,但许多观众还是年年都要看。最近,央视2014春晚制作团队正式揭晓,马年的春晚“年夜饭”这回将由被誉为贺岁片之父的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掌勺。 火墙内外: 冯小刚痛批审查制度 敏感词“审查”竟遭消音 执导春晚相当于拿到一个“烫手山芋”,充满了风险与挑战。然而,对于善于创造高票房收入的冯小刚来说,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被观众骂,而是节目内容受到来自上层的审查。   冯小刚在马年央视春晚发布会上致词时说,希望所有语言类创作者把自己最想表达、最好玩的东西写出来,不要自我阉割、自我审查。同时也希望审查者,高抬贵手,网开一面!审查太严了就会催生创作艺术的投机心理。   视频:冯小刚在发布会上讲话: “因为创作者在写一个作品之前,他脑袋上先悬着一把剑,理论上每个作品都可能被枪毙,他就不会投入他全部心血和精力去写一个作品。我为什么要几个月的时间,费这么大劲,还最后被毙了!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投机,找最能够安全通过的东西来写。所以,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就会变成了审查通过,而不是艺术创新。”   其实,审查不仅对于包括冯小刚在内历届春晚的导演是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影视界的导演提起“审查”二字往往也是恨得咬牙切齿。   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12年度颁奖典礼上,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九四二]获得两项大奖。当选年度最佳导演的冯小刚在提到目前中国导演所面临的困境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接着出现了最令人震惊的一幕:   视频:冯小刚在颁奖典礼上讲话: “这二十年每个中国导演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折磨,这个折磨就是‘审查’。”   刚才各位听到“哗”的一声,就是审查当局对冯小刚演讲中的敏感词当场封杀的证据。我们再来回放一下这段视频,请注意观察冯导的话被删除时他的口形。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回被“审查”的敏感词恰恰就是“审查”二字本身!   冯小刚举例说,导演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想出一句有意思的台词或者一个很好的细节,但却由于相关背景属于敏感话题通不过审查,从而被迫把它改成令人啼笑皆非和匪夷所思的结果。   视频:冯小刚在颁奖典礼上讲话: “当一个导演坐在电脑前去写一个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段落的时候,你那种心情,和你明明知道这样好,但是你还要坐在电脑前,把它往不好了改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导演,都受过这些折磨!”   网民“丁丁猫”在推特上说:“冯小刚敢在这种场合公开炮轰电影审查制度,胆儿够肥的。”   上海师大美院教授张晨初在谈到“3分52秒的地方声音为啥被掐了”时说:“这是哪两个字其实不用猜,感同身受,冯小刚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奖晚宴上的演讲振聋发聩!”   新浪微博大V李开复发出了这样的跟帖:“掐掉两个字,反成为画龙点睛!”   中国国务院2011年12月25日颁发了[电影管理条例]。其中10条细则都是涉及电影内容和意识形态的审查,在这之后只是用“电影技术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这一句话概括了技术审查问题。   在中国影协杯编剧论坛上,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狠批了包括冯小刚执导的[一九四二]在内的四部高票房影片。   他说:“[泰囧]对于拜金主义没有明显批判;[北京遇上西雅图]是对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然主义阐释;[西游]是中国文化瑰宝,应该保持其神圣性;[一九四二]对民族自信的打击很大,如果让外国观众看了,他们会认为中国人就是这样。”   央视编导“杂者许毛雨”说:“为什么冯小刚哭了?面对类似柳君这样的权力审查怪兽,冯导就算再拉来更多的资金,也无可奈何啊!”   新浪微博达人“魏三犟子”说:“当我们看了一部烂电影而摩拳跺脚骂导演时,想想‘XX总局’的审查制度,就能体会得到大多数导演的痛苦与无奈。一部电影就像导演的孩子,而谁会希望自己的孩子被弄成遭人歧视的畸形儿?”   有关中国电影审查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但却始终没有形成定论。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电影审查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审查标准与时代严重脱节,从而阻碍电影创作的创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和影迷都希望,通过改革现行电影审查制度,能够使中国的电影界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最后,我们借用网民根据崔健的摇滚名曲“一块红布”改编的歌曲结束本期的火墙内外。   视频歌曲:新版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束缚。这个感觉真给我添堵,它让我明白我没自主。你问我为何不反抗,我说我不想活受苦。”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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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李悔之: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能说明什么?

  最近一个多月,国内几家极是显赫的主旋律媒体重要版面上,相继刊出戴立言先生《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等七篇畅谈政党制度与反腐败关系的文章。认真拜读之后,如鲠在喉,遂有此文。   戴立言先生无疑是一位罕见的辩证唯物主义雄辩家。在七篇雄文中,他游刃有余地运用经典马列辩证法,逐一批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等极是错误或反动的观点。之后,列举了这些年取得的一系列反腐辉煌业绩,并作出这样的伟大结论:“多党轮流执政照样腐败,一党长期执政也可达到清廉”、“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最有利于解决腐败易发多发的问题!”前提是:“我们党需要时间。”   有人曾赞扬伟人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下看来,戴立言先生“我们党需要时间”这句,乃“字字是真理,一字顶一万句!”   年轻时学写文章,老师这样告诉大家:文眼如画龙点睛之笔。一篇文章有了一处文眼就有了神韵,有了两处就有了深度,有了三处就如烈焰奔腾、龙腾虎跃……而戴立言七篇雄文中,“文眼”数不胜数。因而文章更具翻江倒海、飞沙走石之势。其中“我们党需要时间”则是最光彩夺目的一处画龙点睛之笔。是文眼中的文眼。   总之,在戴立言先生眼中,当今中国反腐成绩是辉煌灿烂的,反腐前景是光明无比的。只要给党时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是洒满鲜花与阳光的!   戴立言先生的“三个自信”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当今中国的反腐伟业总是不断重复这个规律:二奶、色情、小偷牵引——微博曝光——网络舆情鼎沸——中南海批示——纪委介入——检察院、法院立案。然而在《反腐倡廉与制度建设》系列文章中,戴先生反复强调反腐战线取得的一宗宗伟大成果,并极是自豪地向世人郑重宣告:   “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政府像我们党和政府这样,如此深刻清醒地认识到抓好反腐败斗争对于防止亡党亡国、争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如此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坚忍不拔地抓好反腐败斗争。”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绝对说不出这一番豪言壮语的!   为了让读者信服上述豪言壮语,天才的作者在《坚定不移地建设廉洁政治》一文中,引用了“透明国际”对中国的赞誉:“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都是首屈一指的,这同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在反腐败方面的消极、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戴先生仍感不给力,在《反腐倡廉的成效有目共睹》一文中,还引用了一句出处不明的话:“国际反腐败专家积极评价,认为‘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鄙人注意到:近几年一些平素最憎崇洋媚外的主旋律同志撰写反腐败文章之时,总是津津乐道地引用“国际反腐专家”关于“中国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地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的话。怀着好奇心百度N次,却无法找到这位“国际反腐专家”尊姓大名,何时说过这句话。于是放出搜狐,仍踪影难觅;派搜狗上阵,亦无功而返。最后登门请教搜索引擎祖师谷歌,结果仍是崔健的歌——一无所有!   为了避免更大尴尬,还是言归正传吧——   正值亿万国人为无所不在、怵目惊心的权力腐败忧心如焚;太多党内良心人士疾呼:“愈演愈烈腐败之风不刹,必将亡党亡国”之际,戴先生却用种种雄辩的理论和事实告诉人们:中国腐败问题确实严重,但远不是太多人想象的那样糟糕透顶;在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中国政府的反腐伟业取得了与养活了十三亿中国人一样的辉煌成绩。……   看来,国人真不该有啥忧虑,有啥怨言,而是应当充分感恩了。   “坏事变好事”的伟大辩证法再奏神奇效果。   戴立言先生的雄辩才华不服不行!   同样令人叹服的是:戴立言在作出一个个伟大结论之前,总要首先强调:“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或“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以证明论证的高度严谨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我们”的论证果真“经过认真研究”,或“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了吗?下面,笔者将对戴立言系列文章中几个代表性观点进行推敲一番。   一、“领导干部大多数是贪官”一说是否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   在《领导干部大多是贪官吗? 》一文中,戴立言先生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社会上、网络上,经常有人这样调侃:现在的领导干部,全抓起来有冤枉的,排成队隔一个抓一个有漏网的。那就是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党员干部队伍真是腐败到这步田地了吗?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更多的是人们对腐败易发多发的一种“吐槽”,是网络情绪的一种宣泄,既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   不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主要根据是什么?戴先生这样告诉大家:   “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通过查处案件共处分约16.1万名党员领导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安全责任事故、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失职渎职等问题被处理。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仅占同期受处分人数的18.9%,如果把这一数字与全国共产党员总数、领导干部总数相比,比例甚低。”   在对戴立言上述观点推敲之前,很有必要明确一下“贪官”的概念: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员利用公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被揭露,并最终确认为事实之后,才是“贪官”;当官员的贪腐行为还达不到法律容忍的极限,只是“贪行”。或曰“亚腐败”;行为超过法律容忍极限却没有暴露的,是为“隐蔽性腐败”。   更多“国际反腐专家”告诉人们:腐败活动、腐败主体、腐败所得的隐蔽性,导致贪腐官员落网的难度极大,因而,古今中外,能被曝光并最终绳之以法的权力腐败历来是冰山一角。而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高度封闭性、隐蔽性、复杂性(“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网),导致权力腐败更难易于“捉贼捉赃”。   当今中国,贪腐官员落网难度极大之原因,除了非民主体制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之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权力来源的特色性——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上级重用”潜规则下,中国官场早已形成一个个综错复杂、根深蒂固的上下级利害关系网。“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是当今官场“荣辱观”的现实写照。   试举几个案例:   案一、2005年,受贿2385余万元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案发后,涉案官员达260多人。绥化市50%以上的处级干部都有牵连。马前书记被审讯时为此很不服气:“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呢!”这样一来,又牵出该省人事厅原党组书记赵洪彦受贿几百万元大案。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赵洪彦又该给谁送钱呢?   案二、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   一人落案,顺藤摸瓜牵出218人,战果够辉煌吧?   案三、2004年,齐鲁石化公司两任董事长先后落马,牵出惊人的贪腐案。记者通过仔细翻阅案件卷宗发现:从集团销售部科长、下属企业总经济师,到部分企业的计划员、采购员、技术员,贪污受贿现象大面积存在。被查处的案件,多数是互相牵连的串案、窝案,犯罪人皆是亲戚、同学、老乡关系。从涉及的单位和部门看,凡是重要的生产企业和关键岗位,几乎无所不及。   当初看到上述新闻时,真想对齐鲁石化的上级说一句:你们的下属究竟是公司呢,还是上海滩黄金荣、杜月笙同志领导下的组织?   再举三个更荒唐的案例:   案一、湖南省麻阳县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其业务素质也较高,经局党组研究决定,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   案二、最近,河南连续曝出5起干部“戴罪任职”怪事:先是固始县国土资源局被曝光存在2名“戴罪任职”3年左右的干部;随后洛宁县住建局又有3名“戴罪任职”干部被披露,然而却无人为此担责。(5月24日《京华时报》)   案三、新华舆情温州6月19日电:涉嫌挪用57万社保资金利息的浙江温州市苍南县社保局局长,原本被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依据群众举报对其立案并办理了刑拘手续。仅仅一周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该官员不仅被检察机关撤案释放,而且很快又走马上任交通局局长。   上述三宗怪案告诉人们:正因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的厉害关系,导致许多权力腐败纵然事发后仍然很难破案。   纵然一些弄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导致中南海批示要“严肃处理”的大案要案,因为涉案官员太多,避免打击面太大影响“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最后也往往采取“首恶必办,协从轻判”或“党内教育”的政策。   当今中国,吃皇粮大军已超六千万。“领导干部”究竟多少,恐怕连天才的雄辩家戴立言也未必太明了。而从一年因贪污贿赂类案件处分30315人来看,犯罪率确实比例不算高。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贪官”,确实“不具有真实性”。也不“具有科学性”。但30315这个数字,从某一个角度,恰恰证明了反腐的极端艰难性——只有极少数贪官能被挖出来。   二、十个最腐败国家九个多党制说明了什么?   在《论政党制度与反腐败》一文中,戴立言先生仍然用自问自答的语式开篇:   “有人在社会上、在互联网上散布一种观点:‘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事实真是这样吗?我们通过认真研究认为,不管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其与腐败的发生率及治理效果的关联度不能妄下结论。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    “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只有实行多党制才可能达到廉洁”的观点,诚然违反戴立言先生他们最喜爱的唯物辩证法。只能说:中国腐败问题如此严重,根本原因是XXXXX执政”。因为纵然是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也无法完全消除腐败。只是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   宪政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将腐败降低到最低点,或相对减少腐败,相互制衡的权力,独立的司法、独立的新闻媒体、虎视眈眈的在野党和民意代表,透明的、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列入政府预算和公共开支的财政制度,是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小政府大市场”的制度,极大地减少乃至堵塞了腐败的源头。中国落网的贪官动辄涉案金额数千万、数亿,其中有一个极为重要原因就是“大政府,小市场”的机制,导致官员手中权力太大,权钱交易的机会太多。而宪政民主“小政府,大市场”的机制,使权钱交易的机会十分微弱,有力地消除了腐败的土壤。对此,龙应台在《台湾人为何不想统一》一文中这样描述道:   “在台湾,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正因为制度有力地堵塞了腐败漏洞,所以多党制民主国家虽然也时有腐败案件发生,与一常制国家也有着巨大的量的差别——这些年我们经常看到有类似这样的案件曝光:“上海村民实名发帖举报村支书贪污近亿元”、“尚岩镇党委书记包庇涉黑巨贪村支书、非法敛财上亿元”、“广东阳江副市长陈华康贪污数亿元人民币包养多名情妇有29套房产”,如此下层的官员竟能贪腐如此惊人的数额,在民主国家是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再谈“历史事实”:严重的权力腐败历来是诱发政治、社会危机重要因素。多党制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政治文明主流,根本原因在于多党政治利于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从而最大限度抑制权力腐败。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东波”事件中前苏联和周边一党制政权之所以几乎一夜间坍塌,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权力失去监督造成极度的权力腐败,最终被人民彻底抛弃。   所以,戴立言关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必然导致腐败高发,与断定某种政党制度一定带来廉洁政治一样,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理论支持”的观点,其实并没有“通过认真的研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07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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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一大帮亿万富翁,管自己叫无产阶级先锋队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但斌: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治疗H7N9新药获批上市。广药[威武] 2013年04月07日 19:19 丰乳肥臀v:【少谈接轨!】cctv称德国的“微信”软件是收费的。意思很明白,中国的微信收费是和国际接轨的!德国的房价10年几乎没涨过,房价怎么不和德国接轨呢?德国的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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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浪:人物志–崔健:我们都是好时代里的难民

《人物志》崔健:我们都是好时代里的难民 崔健并不认为和年轻人存在代沟,只要真诚沟通,一定可以产生共鸣 老崔说事儿 :   谈“老人”对“年轻人”的责任——“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 谈读书和未来——“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很多历史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去畅想未来,仰望星空,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因为你不怕犯错误。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 谈所谓代沟——“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谈《1942》与少年派——“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陈弋弋/策划 周文韬/文 夏祺/图 新浪娱乐讯 崔健前几天去看了《1942》,电影让人难受,看的过程也不太愉快,他挤在影院最里面的座位,又发现碰上了影像虚焦,画面模糊得连字幕都没法分辨。崔健想站起来叫影院经理,一起来的朋友却说:“凑合吧!”他看看别的观众,也并没有人有异议。 现在说起这段小插曲,崔健还满腔愤怒,他质问自己为何当时没有站起来,好像透过屏幕上灾民朦胧的五官看到了自己和无数人清晰的脸:“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没有人敢去提出问题。现实里的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这种直接而由里及表的较真劲儿,像一把刀子一样把崔健牢牢钉在土里,接着地气,这也是他到现在一直追求的东西。和那些浸淫社会多年、多少变得有些麻木的同龄人,崔健说,他已经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了。他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欣赏他们直接和真实的锐气。他经常去看MC大卫——一个擅长即兴说唱的90后,觉得大卫在Battle时“敢说真话,敢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去年因“黑喂狗”式喊麦走红、多多少少代表了一些网络恶趣味的MC石头来京演出,热闹现场里,崔健压低红五星帽帽檐沉默地站着,只是为了等担任暖场嘉宾的大卫登场。 除了大卫,他对不少新乐队、歌手也如数家珍。聊起时下的潮流,他主动提起了对富二代、“求包养”这些热词的鄙夷。 不过,崔健融入年轻文化,并不代表年轻人都爱崔健。他清楚,许多年轻人觉得崔健老了,甚至对他一无所知。若是出于不了解而被排斥,崔健并不悲观。他相信和对方只要愿意去认真地沟通,总能打破隔阂,有所共鸣。他遇到过当面朝他吐口水的小青年,但过了几天那人弄明白状况,就回头来听他说话。真正让他愤怒的是,在更大的舞台上,愿意认真去听他的声音的人在变少。26年前的那首《一无所有》过后,崔健得到他最痛恨的“摇滚教父”标签,被供上神龛的同时即是被束之高阁,洒满灰尘。他愤怒于当年和自己一起成长的年轻人,如今掌握话语权后“装疯卖傻”,反过来阻止他说真话;更愤怒现在的年轻人“出于时尚而非灵魂的意义”,被忽悠着也想让他闭嘴。 “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说话,你要是盲目地觉得我岁数大了就觉得要把我区别开,等于是在伤害你自己。”崔健说,他不希望看到同一代人中不停有逃难者上路,他恨铁不成钢。 让崔健愤怒的是,当年一起成长的年轻人,现在有了话语权,却禁止他说真话。 崔健:我的思想跟年轻人一样 中年崔健的孤独 : “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 新浪娱乐:据说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去看他们的演出,跟他们沟通,是吗? 崔健 :嗯。 新浪娱乐:可能现在那些跟你同年龄的人,反而就不太聊得来? 崔健 :是的,我们的状态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有孩子,有社会的压力,有自己的工作关系,一系列的事儿。他们大量想的事儿,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想法了。他们关心的问题,和我歌里唱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我最新的作品他们也听不懂在唱什么。而我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所以会有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双方都有可及之处,都会觉得我是他们的人,但是都会有一种疏远感,所以这一种也是若即若离吧。 年轻人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我能够互动起来,甚至可能绝大部分人也不喜欢,甚至听我的名字就拒绝跟我互动,屏蔽掉我的信息了,就觉得你岁数大了,凭什么代表我们?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长的一样的人代表我们,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我没有想强加于市场什么东西。当你自然地互动,得到结果的时候,你偶尔会发现,原来这些年轻人和那些老人是一样的,只要你跟他们互动起来,实际上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之间就没有了代沟的感觉。所以我说,我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频率高一点;我跟同代人互动的时候,频率低一点,但是一旦有的话,会很有质量。 崔健: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崔健: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 崔健看待年轻一辈: “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你们不必读书破万卷,应该去仰望星空。” 新浪娱乐:跟同龄人聊什么事会有共同语言? 崔健 :聊一些社会问题。跟年轻人互动,聊到恐惧的时候(也会),年轻人也有恐惧,但年轻人的恐惧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当年轻人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恐惧的时候,我发现也能够聊起来。 新浪娱乐:你现在的恐惧是什么?他们的恐惧是什么? 崔健 :我觉得年轻人的恐惧是,他对物质文化已经麻木。当他对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们有共同语言。他就会接受我,他甚至会觉得我更厉害,因为我爆发的东西更多,甚至会觉得有点儿崇拜我,渴望交流,把我当成老师。当他没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们老人太沉重了。所以这些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责任,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所以说我也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对于上一代人来说,也是一个乐趣,我们从本质上就愿意跟年轻人多说一点。跟岁数大的人交流,多少会有一点抬杠的感觉,有的时候对方不同意我,但当他在肯定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力量的转换,会给我带来一种怀疑:有没有必要跟他交流?即使把他说赢了,我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意义吗? 新浪娱乐:这种心态听起来有点儿像年轻人可能开始对你的心态,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你在抬杠,说你功成名就,肯定不会放下架子来跟我们聊天。 崔健 :对,碰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叫我崔老师我都烦。我说我讨厌这样叫,你以后叫我“你”吧,别叫您了,叫我老崔、崔哥都可以。完了以后,我跟他们交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亮出来,之后有些我的东西他们就会接受,因为他们发现,原来你是有原因的不喜欢我的。 比如我的确特别不喜欢富二代,花的比挣的多。我跟他们说:你应该对你父母尊重点儿,不要以为这是父母爱你。还有什么包养文化,我觉得也是毁年轻人的文化。这些话对年轻人有效,等他们自己努力了,开始真正找工作了,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更快乐。 我觉得年轻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很多别人通过很长时间去琢磨透的一些事情,他通过看一本书就看明白了。但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真的没必要,有很多历史、很多过去的经历是没有用的,我真不希望年轻人去看、去接触,任何在销毁你生命能量的那些知识,你都可以屏蔽掉。你应该去畅想未来,仰望星空,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因为你不怕犯错误。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这一点我特别讨厌。 被两个群体共同反对的愤怒:   “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 新浪娱乐:你这种跟年轻人很多交流、沟通的状态,是自然而然的吗?还是说你也有点强迫自己,不这样的话,可能会落在时代后面? 崔健 :我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但当你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老崔唱的东西和你们唱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老崔敢唱,你没敢唱,你会觉得应该听他的音乐。或者说,你觉得老崔不敢唱了,就像当时盘古(极具争议的朋克乐队)写首歌要弑父,把我们都杀了。他比我们更敢唱,跟他比的话,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唱,人家抢银行,中国银行他要抢,歌里就这么唱出来的。他现在去国外了,只能在国外生存,在国内生存不了。如果真要是有这种思想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选择我了,而你要没这种思想,你会觉得,我变成你的代言人了:老崔敢唱《红旗下的蛋》,敢唱《蓝色骨头》。有一天你会明白,“一片蓝蓝的天空”指的是什么,“无限的理性”指的是什么。“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产生共鸣的都是年轻人。 因为你们也一样,没有脱离我们那个年代。甚至你们还没有我们成功。从商业上你们也没成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掌控着中国经济大权,大量的财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掌控的。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勇敢批判的话,基本上没有人替你们说话。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应该期待着我们去帮你们说点儿话,因为我们有更大的纵深度,更大的积累。这个时候你要是盲目地去划分,觉得我岁数大了就不听我的音乐,等于是在伤害你自己。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说话,而且是勇敢地代表你说话,但是你意识不到,还出于一种时尚的要求,而并不是真正灵魂的要求,去觉得要区别于我们这一代人,所以这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隔阂,我对这种东西特别讨厌。而且一般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他们即使想跟年轻人接触,也是装疯卖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碰见关键的问题不敢说。他们曾经发表过一种言论,说我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挺好了,问我干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说,哪壶不开了你们敢说吗?你敢说吗?他不敢说,因为他已经变成媒体的主要人物了,就不敢说了,他还会用所有的知识去反对别人,反对别人说那些他自己不敢说的问题,而他自己还装成文化人。 有一帮年轻人,被忽悠了,就说老崔老了,他为了炒作自己,所以必须弄出点儿是非出来——当时很多的比我岁数小的人在批评我。实际上我做这些事儿,我认为对我自己好,也为大家好,为真正做音乐的人好,对那些假唱的人确实不好。你年轻人里做音乐的人,肯定慢慢慢慢地就会受益到,现在你也能看到,那些不会唱歌的人,凭什么一场演出唱一首歌就拿二三十万?他们就是拿一个伴奏带、露个脸,就挣二三十万,剩下的钱分给他的团队里面什么活也不干的、也不是做音乐的人。真正做音乐的年轻人就应该支持我,因为我在给真正做音乐的人铺路,他们在给不做音乐的人铺路。你说,你将来有了孩子,希望后代成为哪种人?有理想的人,还是没有理想、比较现实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就会选择有理想的人,你会发现灵魂的要求比时尚的要求更有意义。 一场电影引发的思考:   “看了《1942》,你得做点儿事儿。就像看完了鲁迅,你得拒绝成为阿Q。” 新浪娱乐:你的电影《蓝色骨头》,明年初确定能上映了是吗?感觉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波折。 崔健 :如果政审没问题……这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和年轻导演真的是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一个乌纱帽政治管理的文化体制管理。中国的文化政治全是被动于经济的,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开始改革呢,只要有审查制度……当然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只要电影局、文化局都应该归属到工商税务的一个部门就完了,让他们拿着法律去管理这些,去收税就完了,它不应该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去管理这个,那中国的艺术没法发展,中国的想象力没法得到保护。这帮人怕的是丢官,他怎么管艺术?他懂艺术吗?所以很多人对很多的艺术家批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只能拍出市场需要的东西。 现在你们只能看《失恋33天》,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人的电影”。真正的好电影,年轻人老人都能拍出来,不是拍不出来,是没法拍。好多好电影呢,好多好的故事,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也有这样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你们会发现,他第一部片子还可以,第二部片子怎么变成这样,第三部就完了,基本上都是这样。 新浪娱乐:现在有两部电影讨论比较热烈,《1942》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你看了吗? 崔健 :昨天、前天看的。 新浪娱乐:有什么感触? 崔健 :一谈到具体的事儿,就容易变成另外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是我,应该负责任地说话,所以我对片子的喜好,我在私下里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在媒体上不好说。所以我从抽象的角度说一说我的观点就可以了,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看李安的片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我自己也想拍电影。看冯小刚的电影,激发了我对中庸的哲学更深的批判,我恨死了所谓的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庸文化,造成了在关键的时候政治昏庸无能,贪腐一家,庸官就是贪官。这种情况就会造成这个民族在关键时候土崩瓦解,完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仍然有危机感,被别的民族欺负,仍然有。我甚至觉得那帮上街砸车的那帮人,日本人进来,他们可能就是汉奸。 新浪娱乐:早跑了? 崔健 :不是早跑了,他们这帮人可能拿着旗子去拥护日本人,完全没有抽象的理性思维方式的能力。这种长期没有一个理性思维的群体,这种因为一个统治者长期不被约束而产生的巨大的贪污腐败的群体,到关键时候,就是出卖民族、毫无能力,只能自相残杀的群体,这种文化从各个层次都能看到。我看完这个片子就有这种感觉,就很愤怒,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有这样的危机。赶紧醒过来吧,赶紧去强大这个民族吧,赶紧去反腐败吧,那些腐败的庸官根本就不爱这个民族。 新浪娱乐:冯小刚前阵子也说,中国人有些恶是胎里带的,这个你怎么看? 崔健 :那是刘震云写的书,还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拍。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没必要看到的,它们就是对你的能量产生消耗,这个片子里的这种东西,鲁迅早就批判完了,没必要再知道中国人的秉性了,这种缺点你根本没必要再看了,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了。但是你要是看完了片子,你必须得愤怒,你愤怒的话就应该去做点儿事儿,否则的话,拍这个片子干什么?你见到这帮腐败分子无动于衷的话,看这个片子干什么? 我昨天看片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电影放的时候虚焦了,因为我是被挤在一个最里排的座位,实在不愿意去影响别人,要不然我就找他们经理去了,若干次我都想喊起来,说你们电影虚焦了,你们应该对观众负责任,我们花钱买票进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后来我这么想,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没有人去敢说这个电影虚焦,字幕都看不清,都是虚的,我看完都头晕了。 而我前一天看的《少年派》,颗粒特别清楚,焦点特别硬,也可能人家有要求,因为这个虚焦的东西,可能不是一道工序能解决的。后来我看完出门时跟他们工作人员说,你们电影虚焦了,你跟你们经理反映一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儿。按道理我都应该站起来,说你们虚焦了,你应该退钱。因为电影如果焦点不清楚,视觉上的东西变差,震撼力就减低了。这就是习惯,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管这事儿。 新浪娱乐: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不会说为自己争取一些更好的东西。 崔健 :对呀!是不是我应该站起来,应该去喊?我自己坐在那里纠结,完了我周围的朋友说:“还行,凑合吧!”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看了《1942》,你得做点儿事儿,你要不做事,你跟他一样,你要没有反应,那你干嘛看这种片子?你看完了鲁迅,你得拒绝成为阿Q,不然你干嘛看这种东西?这就是看完这个片子难受的感觉,你知道吗? 新浪娱乐:做不了什么,没有办法的感觉。  崔健 :所以得起来,而且保护别人的权力就是保护你自己。   崔健其人 崔健,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十四岁起,崔健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歌舞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78年在北京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员,直至1987年离开。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 成名曲为1986年的《一无所有》。代表作有《一无所有》、《最后一枪》、《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崔健逐渐淡出中国歌坛,但是在2005年一张向崔健致敬的专辑《谁是崔健》,再次证明他在中国摇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0年12月12日,由荷兰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评委对崔健作出评价: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联,摇滚音乐家崔健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崔健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并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2/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浪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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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周末:崔健:摇滚是洪水,不是猛兽

南方周末记者 冯翔 发自北京 2012-11-29 “摇滚青年”崔健变成了“摇滚中年”,被人尊为“教父”,但崔健说,“我不愿意当教父,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致敬辞 崔健是中国第一位获得世界性声誉的摇滚艺术家,他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之一。三十年来,崔健一直坚守艺术家的社会责任,站在摇滚乐的最前沿,用音乐作为武器,向生活中的虚伪、丑恶和不公正开火。他用十年时间发起真唱运动,使真唱成为中国社会普通认可的道德准则。 崔健年度汉字:选 好像今年这个选字尤为突出,因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搞选举,包括中国。因为很多人认为摇滚乐洪水猛兽,曾经我们在几年以前搞洪水赈灾义演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官员这样说:洪水可以过,猛兽不能来,所以我们摇滚乐就不能表演。至今还有一些部门,还是认为我们是洪水猛兽,是危险的,是麻烦制造者。 所以我想在此说出来我自己为什么要说“选”字,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摇滚音乐就是释放能量,生命能量的释放,越有能量它就会产生美,但是摇滚音乐绝对不会强加于人,你要不喜欢它,你就不理它,摇滚音乐是放在舞台上让你选择的,真正听我们摇滚音乐的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是愿意选择我们的时候,才能够跟我们互动起来。所以我们摇滚音乐不是洪水猛兽,不要害怕我们。 崔健再次大规模全国巡回演出,竟然过了22年。 22年前,“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回演出年初以北京站为首开锣,那是1990年,恰逢北京开“亚运”。但出了北京,才跑了郑州、武汉、西安、成都四站就被叫停了,包含上海等地在内的五站未能成行。 22年后的这次全国巡回,以2012年9月深圳作为起点,再到大连、北京、西安,曾经失之交臂的上海则排在了平安夜。 崔健的官方网站显示,此次巡回将延续到2013年,巡回地点还在陆续增加。 崔健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就像可口可乐进入中国被西方解读为某种符号一样,曾经一度,西方媒体把中国摇滚和崔健画上了等号,进而推测中国开放的程度变化。 而在中国,崔健也被视为反思社会的艺术家,许多人认为,商业并没有摧毁崔健,他始终保持着理性冷静的社会观察。 大环境的确不同了,摇滚上了央视,不再是洪水猛兽,而崔健说:“我们是洪水,不是猛兽。” 为了赶赴上海参加南方周末“2012中国梦致敬盛典”,崔健调整了自己全国巡回演出的排练档期。在盛典后台,崔健参加了南方周末时尚特刊“唯物”的大片拍摄,一位90后工作人员问:“崔健是谁?” 当年的摇滚青年,如今被尊为“教父”。崔健说:“我不愿意当教父,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1990年,28岁的崔健举办了首次全国巡回演唱会“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个年代,他是“中国摇滚音乐”的代名词。 (卢北峰/图) 1996年6月,北京的CD酒吧,摇滚歌手崔健与刘元演出。 (卢北峰/图) 中国男人的哲学基本上就是要面子 南方周末:除了真唱,你还用什么样的方式拒绝谎言? 崔健:人的谎言,就像礼节一样,实际上是对一种未知东西的一种积累去创造出的一种方式,当我碰到一件事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先说一个谎言先掩盖一下矛盾,等我有能力去解决矛盾的时候我再去解决它,我再跟你说实话,人有这种能力。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这样呢? 崔健:我们受的传统教育里有大量面子哲学的东西。中国男人的哲学基本上就是要面子,从一开始就是要面子,他真正到冒险的时候肯定退缩了,真正让他付出爱心的时候他也退缩了。我发现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面子存在,我们从小受的面子式的教育,关键的时候肯定不出手。中国女人没有这种面子,所以中国女人更富有爱心。 南方周末:这种面子问题对艺术的妨碍是什么?你觉得应该怎样解决? 崔健:我想要真正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我们能不能共同制定一个制度?我们把它量化好了以后,只要没有限制我们都可以去做,我们两个的律师可以去交流,艺术家就解放了。我们既然做了这件事了,我们共同对待艺术品,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共同负这个责任。 摇滚乐存在的形式就是要说实话 南方周末:你的创作受到过限制吗? 崔健:音乐我没有被太多的限制。《混子》里有一句歌词,“我爱这儿的人民,我爱这儿的土地,这和我受的传统教育没什么关系”,原先我写的是“爱国教育”,别人给我改的。但我演出时还是唱“爱国教育”,没人找我麻烦。 南方周末:所以你才觉得,做摇滚乐贵在真实。 崔健:音乐你要不告诉人家一点实话,你要玩技巧别人就不会听你了,因为他听到的谎言太多了,他听你的音乐就是想离开那样的生活,离开虚伪的东西远一点,而离真实的东西近一点,而发现你闹了半天你也在骗他,他很伤心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表现真实的东西是需要勇气的,你付出什么代价?付出你不以现实做交易的代价,你不做交易等于屏蔽掉了真实带来的风险。恰恰还相反,你的真实可能会创造价值,所以你是做艺术的,你是干这个行业的。 当摇滚乐成为一种手段去换取另外价值的时候,摇滚乐的意义就失去了,摇滚乐存在的形式就是要说实话,你为了说假话换来十年以后能说实话这个有意思吗?你亏了,你的底盘亮得太晚了,你的底盘应该是“此时此刻我就要享受生命,此时此刻我就要说实话,在我年轻的时候就要说实话”。我到老的时候,等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再开始说实话,这种交换是亏的。 南方周末:一个艺术家的个人生活变了,心态也改变了,往往影响他的艺术。你怎么对待这种变化,你是努力适应它,还是让它按照你的想法去服从? 崔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一种评判的标准,对艺术家来说这不好使。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艺术家,当年他是玩最底层的,没钱的时候还跟我借过钱,现在已经都成中产阶级了,买车都买七八十万的车。我看他的言论、微博,犀利,敢说话。后来我就问他,你现在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了,你干吗还这么猛?他说我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因为我的价值被认同了,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原则。我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价值就是这么体现出来的。 什么叫精英概念?这个人能用特殊的方法去代表更多人的利益,我认为这就是精英,而并不是自己牛逼了,自己高高在上了。真正的精英就应该用你最佳的方式,最短促的方式能够尽可能跟更多的人互动起来,同时代表他们发出一些声音,我认为这才是良性的。 南方周末:你对自己有哪些不满? 崔健:我原来有很多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比如容易胆小。后来我发现我们以前胆大的时候也有,比如说我在舞台上唱《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当年很多人说:你怎么可能唱这首歌呢?还有你怎么可能拿着红布蒙着眼睛唱歌呢?你怎么可能在台上骂“去你妈的”呢?我都想说:我才不管,我必须得先做出来再说。 2000年,崔健获得了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奖”。 (卢北峰/图) 崔健兴致勃勃参加“汉字英雄”环节,揭晓下一位“ 中国梦践行者”——蛟龙号团队。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 南方周末:对照最近三十年的社会变化,你觉得中国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是更容易了,还是更难了? 崔健:三十多年前中国进入商业化的时代,是全球化从另外一个方向发力和这边想开放的一种撞击或者融合。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梦”只是一个小康而已,从精神上,从文化上、思想上实际上没有超过小康的意识,我甚至觉得这不是梦想,这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另外一点就是思想上的开放。人有思想,人有表达思想和信仰的权利,这不属于精英阶层,也不属于所谓圣人、天才,这是人最基本的底线。 南方周末:那你对“中国梦”一词的理解是怎样的? 崔健:我理解真正的中国梦就是自由表达、公平竞争,理性的去竞争,而并不是互相诋毁。 南方周末:现在摇滚圈里的一些90后开始冒出头来了。你想给这些搞摇滚乐的年轻人什么建议? 崔健:什么叫年轻人?咱们首先定义一下年轻人。年轻人时尚,什么是时尚的精神?领先、敢创新,这才叫时尚。大家都穿这种鞋,我穿那种鞋;大家都留这种发型,我留那种发型;大家都看那种节目,我看这种节目。这叫引领时尚。引领时尚的人肯定是勇敢的人。 我觉得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铺路石,要不然就是绊脚石。我们尽可能做好铺路石,同时我们也在寻找一条道路,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是铺路的过程。 我们不是停顿在那儿就把碑立起来,我们自己树碑立传了。其实你立碑就是绊脚石,我从来就不想当这个碑,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宁可当教父的孙子,我不愿当教父。我们只不过岁数大一点而已,我们的状态是一样的,因为前面有的人给我们做铺路石,有的人也是我们的绊脚石,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只能给他们分享经验,我不可能不干了。如果我挡路了我真不是有意的,我干得不错可能别人会关注我一下,可能会吸引别人对你们的关注,这我没办法,我不可能把我自己一枪打死让你们上。 南方周末:你准备给这些年轻人什么建议? 崔健:我只想提醒他们一点:一定要接地气,挖地三尺接地气,你要不接地气你就是过眼烟云,你甭管玩什么,甭管你唱英文,甭管你唱什么歌,甭管你玩什么样的音乐,你脚踏着大地,你在中国生活,你要接你的地气,一旦接成以后你创造出的价值就是有生命力的,你能跟全球的人去分享,如果你只是舶来品,你舶来一切精神,你是在弘扬别人,人家也不会欣赏你,你的后代也不会欣赏你,一时的时尚就过去了。 崔健说:“真唱比假唱更能够释放力量。” (南方周末记者 张涛/图) 马未都对话崔健 马未都:崔健的《一无所有》在80年代的中期上下感染了两代人,这个非常不容易,我们今天的音乐往往是感染一代人。我们唱歌在历史上没有真唱、假唱这个问题吧? 崔健:假唱是一个科技发展,完了加上制作团队的懒惰组成的一种现象。 马未都:现在科技可以让假唱唱的比真唱还好,是吗? 崔健:实际上如果要是良好的制作团队,他们不会让假唱比真唱更好的。因为有些关键是可以给予公众宽容瑕疵的一些机会,导演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说演员要是在舞台上犯任何小的错误,或者是有一些瑕疵的话,他认为是他的错误,首先这是观念性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观念不转变,真唱永远不可能真正比假唱更有感染力,因为在舞台上他们首先要释放个人的能量,这种能量释放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会认为是一种失控状态,其实你对演员充分的信任和对他的能力充分欣赏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真唱比假唱更能够释放力量。 马未都:你最早是唱摇滚的吗? 崔健:我最早做古典音乐,但是我在北京将乐团工作期间就开始接触摇滚音乐,但是在摇滚音乐之前接触过一些乡村音乐,民谣音乐,包括一些传统音乐,流行音乐。 马未都:所以当他的摇滚唱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有很多底蕴,不是上来就摇滚,我们今天有什么音乐思想都没有的,上来就摇滚,连摇带滚。 原文点击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2/02.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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