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路党

从乌有之乡到红色中国—中国左派当下困境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7 — 薄倒掉之后,乌有之乡的左派只能做鸟兽散了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2/01/09 — 解读葡萄暗示的三十年一变局 2011/11/24 —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 2011/10/25 — 中国“红色”复兴:对企业的影响 2011/09/06 — wxmang:读书笔记:毛主席会怎么干 2011/08/07 — 围绕开拓团立碑事件,左派又开始集结了.. 2011/07/25 — 动车追尾背后,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2011/07/21 — Emyn:汪洋这位同志啊,真是一言难尽。。 2011/07/12 — 金融时报: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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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都市报:微博凶猛

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它在脱去了稚气的声线后,开始显露出通吃和秒杀的莽撞特性,像正在拔节长身体的少年,内心火热、外表冲动。 过去的这个冬天,微博比任一季的贺岁档都精彩。政治、地域、文艺、生活、性……一切社会元素都在此冲撞登台。方舟子沉迷于《大侦探福尔摩斯》,他想象出一个中国版的“莫里亚蒂”,双方配合默契,各领团队奉献2的真谛。三亚官方微博的宰客回应,辗转出《大魔术师》般的幽默;内地与香港的地域之争,也有了人文大片的镜头感;如今,微博又在向严肃题材的《白宫风云》转型。据说,上一个容纳如此多元要素并将之捏合成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连续爆点的媒体还是鼎盛时期的C C TV。据说,每一个在微博混过的人,都很有可能在N年之后写出一部笑泪交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微博》。 只专注过程不问结果,只懂得前进不知道反思,只知道毁灭不惯于建设,它让你一夜成名也让你一夜毁灭,每个事件都结束于烟花绽放的那一刻,唯独缺乏一个理性的、逻辑的后篇,须知这才是叙事最精彩、意义最坚实的部分。青春期的微博在颠覆、叛逆和困惑中显露出巨大的爆破力,就这样定性了吗?其实不急,它在展示力量的同时也埋伏下了成长的线索———跨阶层对话、微动力高办事效率、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理性声音持续不断地生长……微博仍是一个成长性媒体,有青春期总比连青春都没有要好,我们希望,它在回望年少不经事时收获理性感悟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全民共识,它能够成长得再快一点。 如果上微博比上法院还有用,那它是不是该比法院更理性? 维权?上微博!爆料?上微博!微传播时代,每个人都能跳跃着大声表达观点。依靠转发再转发的模式,数百家媒体机构的盘踞,也因为打破了交际阶级概念的@喊话设计,使得任何事件在微博上都可能形成意想不到的热点,它自身也俨然成为超级媒体。 而微博难以预估的传播力在使人惊叹后逐渐转为心惊,没人预计到一条随手发出的140字旅行抱怨会让三亚国际旅游岛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也不会有人想到一个普通插画师只不过通过微博维权,就让湖南卫视再三道歉,更有事件当事人发出宁愿上法院,也不想上微博的感叹。 微博到底有多凶猛? 一条随口抱怨的微博让市政府哑口让餐厅停业 这是一条让全国媒体蜂拥赶赴海南岛的微博:“朋友一家三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三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司机)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池里一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那哥们刚想说理,出来几个东北大汉,只好收声认栽。别说服务水平了,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遑论国际旅游岛。” 2012年1月28日,网民罗迪在打下这些字时只是想随口抱怨下,可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条微博的转发率达到4万多次,有近2万人在他的微博里面留言,评论500多页,大多是各路网友在共鸣分享自己的挨宰经历,再然后传统媒体登场,他们试图联系罗迪还原当时场景,又或者找专家点评海南岛的旅游发展未来。直到此刻,微博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样承担了爆料平台的功能。 事件的新爆点来自三亚市政府新闻办的微博回应,它宣称春节期间三亚旅游消费投诉为零,在巨大反差的信息面前,越来越多网友晒出自己在三亚的天价账单并马上@给三亚市政府新闻办,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条关于零投诉的微博悄悄被删除,取而代之地是三亚市政府要深入调查的批示。罕见的,只是通过微博平台的互动,一个有因有过程也有结果的完整的新闻事件形成了,最终罗迪微博里提到的餐厅被三亚工商执法部门迅速吊销营业执照并处以最高罚款。 罗迪形容这事“反响之大,出乎意料”,而传统媒体与微博的差别也在这件事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遇见不平事新鲜事,公众的第一反应不再是拨打电视或报纸的爆料电话,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长于长江就感叹,如果你看见有人在深南大道上裸奔告诉报纸,可能没记者会来或者因裸奔照片敏感根本无法见报,如果直接拍照上微博则会得到数次无数次转发。如果罗迪当初选择爆料给三亚当地媒体,收获的很可能是某报纸版面上豆腐块般大小的文字又或是电视台里一闪而过的镜头,因为这投诉太过微小。 而通过微博几万个微小声音的集结后,同样是三亚宰客的投诉事件,豆腐块就演变成占据一整个版面的深度稿,一分钟的新闻播报也转为探讨性的专题节目,这其中不能不提到名人的推动作用。影视明星马伊俐对三亚宰客的关注让她自己的粉丝也参与了部分晒账单微博的转发,而三亚市政府新闻办通过微博回应对于海鲜餐厅的处罚,更让人看到微博跨阶层对话的无限可能。它与现实的紧密链接让人意识到微博真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媒体。 微博凭什么凶猛? 网络时代的大字报,情绪化、片面化、煽动性锻造尖锐的矛 于长江和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孙海峰不约而同用“大字报”来形容微博最显著的特性,“微博上是没有隐私的(区别开心网、人人网等),它面对着无数的陌生人,其效果更类似于广播台或大字报。”“从来没有把微博当成一个社交媒体,它传递信息的同时又是一个舆论场。”大字报的意义在于公共场合向更多人传递信息,能够向所有人公开并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方便转发的特性,一下子让微博与网络时代的大字报贴近起来,也不难理解其让传统媒体望尘莫及的传播速度。 就像大字报曾宣称的意义是揭露与批判,它用最简短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吸引受众注意,长度限制在140字内的微博无疑也需要靠独特的内容或是强烈的刺激性语言获得转发量。年前曾在微博上引起轰动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三妈门事情使人隐约嗅到微博对于情绪表达的“偏爱”,一个粗口微博拥有了海量转发的同时还让传统媒体闻风而动,只是那三句粗口的表达方式是否与大字报上经常写的“X X是反革命”“社会主义就是好”太过一脉相承?这条不足100字的微博目的显然只在于批判,只是它的批判却没有任何有力的事实根据,但,网友们不在乎。 而最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微博远超大字报的传播能力,以微博界的翘楚新浪微博为例,至今已经拥有超过2.5亿用户,每日登录的活跃用户比例达到10%的它,传播边界已经不局限于一个村、一座城市,而是蔓延至互联网无限的空间,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以140字短微博为主的它是否真能取代传统媒体,传播清晰新闻事实? 南京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的答案是140字足以让人说清楚何时何地发生了某事,“但还是需要平面媒体的记者采取专业主义的立场,进行深入调查,写出终极性的报道,最终在微博的线索价值上寻求出新闻意义。” 如何成为一个微博理性派? 1.对于网上骂战,千万不要盲目参与。站队是理性的天然敌人,诸如韩方骂战,作为合格的理性派要做的只是查询相关法律条文,去证明这样的诉讼有没有意义,至于支持韩还是方,这种毫无理性的问题理性派可以置之不理。 2.对于他人的挑衅要气定神闲,无论是被骂五毛、带路党、精英,还是汉奸,都不用急忙回应,如果对方是情绪性掐架还理他干吗?如果对方抛出证据与观点,可仔细推敲后耐心回复,切忌,要保持风度! 3.信什么都别信微博上的支持率,信什么也别完全把网络民意当全中国的民意,从统计学角度上说这不值一提。 4.发现猪一样的队友后请迅速发表声明与其暂时保持距离。猪一样的队友具体表现为爱用攻击性语言攻击彼方论证者,逻辑混乱,举例说明如为韩寒阵营中的马日拉、路金波等。 5.不轻易转耸人听闻的微博。看见如历史人物揭秘、官员秘闻,无具体事件的新闻,无原文字版本的国外新闻,首先做到搜索查证,如无确切证明,勿转。 7 。不针对不完全的新闻事实发表激烈观点。不了解事情来龙去脉时发表幼稚观点只能让自己陷入被羞辱的阵地啊! 8 。对着自己发发小牢骚行,其他的情绪性语言就收起来吧。如果微博只沦为互相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那无疑是种悲哀。 9.看见趋同式声音出现时(如药家鑫案时的舆论氛围),提醒自己不要盲目陷入群体思考及行为。当微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同一事件抱着差不多态度时,要谨慎了解事情经过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10.别把微博当成终极文本,始终记得微博提供的只是线索。在发微博时多想想杜骏飞老师所提出的网络民意测不准原理:微博上的用户是否能够代表中国网民,这不能一概确定;中国网民是不是能够代表中国人民,这也不能一概确定;在微博上发声最强、受拥护最多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这也不能一概确定。简而言之,不要把微博当终极性的文本,它只是一个线索。这样,你或许可以让自己飘然于微博情绪争论之外。 最后是广告时间:在微博上关注@死理性派,学会做个微博理性派是个不错选择。 微博凶猛后遗症 别问我微博上到底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却在于微博让大家变得不爱看报纸电视新闻了。 30岁,供职于北京一家房产媒体的大文,在去公司的班车上会拿出IPH O N E点击新浪微博,看看有没有朋友对自己说了什么,更重要是了解下这个世界上到底在发生什么事。这些新闻的来源是新浪微博上2亿多的注册用户,也可能是数百家新闻媒体的报道,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些信息都言简意赅,“其实我只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至于新闻细节还真不是每篇都有兴趣。” 所以上班的半小时、下班的半小时或者等电梯、等吃饭无聊的那么几分钟构成了大文一天中获取新闻最重要的时间,她知道动车事故,知道药家鑫事件,也知道最近火热的三亚宰客事件甚至韩方大战,她知道那些信息因为她关注的好友们都在转,而被转发的信息内容看起来都那么富有冲击力,“千万别问我那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背个导语给你听。” 即便如此,她还是会用转发甚至写上一两句话表达对种种新闻事件的观点,这个思考过程也往往不超过5分钟,信息的获取观点的交换从来没有像拥有微博后那么轻松简单,这也是微博大字报特性的最典型展现,“微博的信息为什么传播得那么快,主要是因为简短,等于是把问题简化、片面化。”于长江对于微博的不可控性感到害怕,“传播得太快,根本无法把握,而被简化的信息可能根本不是我要表达的,也同时可能引起误会。” 海量转发里往往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湮没理性 大V(微博V认证过的公众人物)们开始发现微博上也需要谨言慎行,就像去年10月众人谈论一时的潘币诞生:SO H 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在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当天发布的一条认为苹果董事会应该以降价方式纪念乔布斯的微博被疯传数万次,除去潘的公众身份,更因为无名网友的一句精妙评论:“潘总哪天要也去世了,也请贵公司推出1000一平米的房子吧,十几亿人民都会纪念您。”随之,名为“潘”的房地产计价单位(即1000元/平米)出炉,受到网友热烈追捧。 潘的玩笑让自己也成为网络玩笑的一部分,虽然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理解网民,可潘币轰动也再次让人感受到,在微博上即便是句玩笑也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局面,谁会仔细酝酿每一条微博的真正含义,而如果被误读造成的影响无人对此负责。于是普通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应对方式即注册多个微博。 “微博让我了解了身边不少人的生活,可一想到别人也了解了我的生活,还是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用了2个微博有选择地面对不同人说不同话。”25岁的微博控吴松林说促使他开多个微博的直接原因是上司关注了他,“有一次上班精神不好,部门主管居然直接问我是不是昨天喝酒喝多了,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微博的渗透力,不敢什么都说了,它把我的交际圈融合在一起,但这忧虑也很多,比如我不希望我的前女友和现女友互相认识。” 显而易见的,在微博不可控的巨大传播力之下,提防微博的心理开始蔓延。 难料,是对微博传播最好的描述,因为无法预知它的影响范围,同样的微博内容若由草根还是公众人物发出效果可能大不相同,而如果草根通过@成功引起公众人物关注,一切又会变得戏剧性,打破阶层限制的对话让微博拥有了制造种种新闻热点的可能,但其群体弱点也随之暴露,因为热点背后往往意味着海量转发,这里面或会充斥着语言暴力及舆论审判。 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但你不知道哪些谈论是正当有价值的 “微博140字的发帖限制,也说明在微博上论理是很难实现的一件事,很多人在微博上会感情用事而不是理智讨论。”杜骏飞说微博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很多人在谈论很多事,但你不知道哪些谈论是正当而有价值的。 很多即意味着群体的出现,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到的那样,“群众不善推理却善于行动”,在微博上的大量用户通过手持设备简单浏览140字后,在没有充分思考情况下就开始行动即转发,海量的转发背后更多的是群众们的一时冲动,但其传播效果却先于缜密思考而到达。 就连与高晓松笔战过,与郑钧呛声过,论战几乎“所向披靡”的韩寒面临微博质疑他有文章代笔时都显得无奈,还曾口不择言地表示“后悔当作家”。这场在微博上热了一整个春节的网络骂战对当事双方韩寒及方舟子来说没有输赢,只有微博自己笑了。无论韩寒有没有代笔,他可能有代笔的猜测在网络上已流传开来,而方舟子打这场似乎没有意义的假也不禁让人怀疑起他曾经打假的目的。让这起骂战达到一次次高潮的网民们也许不关心韩寒手稿的真伪,方舟子的文本分析有无逻辑,他们只是想用转发求得一个最简单的结果。可是,有些事往往无法有个明确的结果,就像韩寒决定拿出手稿后,还是有人说手稿就能证明没有代笔?海量的转发在某些时候就这样吞没了个体的申辩。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害怕微博的根本之因,害怕信息被传播后所带来无可估量的舆论伤害,害怕不谨言慎行带来的舆论谴责,当然这并不是微博的错。 这个在中国最活跃的网络工具,承载了社交媒体、新闻媒体等多重功能,它为中国人提供了目前看来最轻松自如的舆论场。从价值上看,不分阶层,所有人都能在此随时随地分享一切,没有任何媒体能如微博般有数亿网民为其当记者,正如杜骏飞所言:“中国公众特别需要一个共有的舆论场用以社会交流,这种需求在西方可以选择不同的渠道得以满足,但这种舆论场在中国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少,互联网应该是公众可以发声和对话的少有的阵地,微博是其中最好用、渗透率最高的网络工具,它提供了公众与政府部门与精英阶层跨阶层对话的可能性。”微博凶猛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使用者对于微博的滥用。若人人尊重隐私,不断章取义,微博所汇聚的能量带给我们的应该远比免费午餐更多。尤其是长微博的出现使得理性论争有了土壤,关键在于,你得给它一点耐心。 采写:南都记者 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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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朱继东:谁在引导卡扎菲自我背叛

朱继东:谁在引导卡扎菲自我背叛 进入专题 : 利比亚危机 卡扎菲    ● 朱继东       2011年10月20日,随着卡扎菲被捕后不明原因的死亡并被秘密埋葬于沙漠,长达42年的利比亚“卡扎菲时代”宣告结束。这个曾被誉为“民族英雄”和“反西方强权政治斗士”的一代枭雄,其人生沉浮给人们留下了很多思考。其后不到1个月,曾对卡扎菲影响巨大且被外界视为卡扎菲接班人的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次子)也被捕。认真剖析卡扎菲充满争议的一生,尤其是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这一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他在二儿子赛义夫·伊斯兰影响下对曾经坚持的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对曾经友好国家的利益出卖等带来的后果和危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一、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          2003年底,卡扎菲宣布放弃核计划,把核设施和相关资料全部交给了美国,积极协助西方国家打击基地组织势力。不仅如此,在石油开发等经济利益方面,卡扎菲也抛弃了曾经的朋友,开始尽量满足西方的要求。那么,卡扎菲为何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这个巨大转变的背后有什么深层原因??     1、被西方洗脑的赛义夫·伊斯兰误导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     1972年出生的赛义夫·伊斯兰是卡扎菲和第二任妻子的长子,在卡扎菲的八个子女中排行老二,据说是最受卡扎菲宠爱的孩子,曾留学于多个西方国家,并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     赛义夫·伊斯兰在西方国家学习时,接受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情报机关运用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经验,投入很大人力、财力对其进行了专门渗透,导致其被西方国家宣扬的政策、理念、价值观等所迷惑,最终被西方成功洗脑。还有人怀疑其被西方收买或者控制。深受西方影响的赛义夫竟然认为,只要主动去迎合西方,不再同西方对抗,西方国家就会放过利比亚,利比亚就会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回国后的赛义夫·伊斯兰积极游说父亲,使卡扎菲从坚决与西方国家对抗变为完全倒向西方。     1995年,赛义夫·伊斯兰在利比亚法塔赫大学取得建筑与工程学学位后,又赴瑞士、奥地利、英国等国系统地学习国际贸易和行政管理等专业。他接受的是完全西方式的教育,喜欢穿意大利名牌时装和高级牛仔裤,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酷爱绘画艺术,多次在国外组织艺术品展览,在伦敦和罗马举办的个人画展曾引起轰动。     正是因为深受西方的影响,赛义夫·伊斯兰的思想和言行举止越来越西化,不知不觉成为西方国家西化、分化利比亚的政治工具。1998年,他成立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并在不久之后出任主席,开始关注人权、环保、教育等议题,常以“公益大使”的形象到处活动,宣扬符合西方要求的价值观念。2002年,赛义夫·伊斯兰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论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机构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最终拿到博士学位。据报道,赛义夫·伊斯兰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期间,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曾帮助他完成学位论文。赛义夫·伊斯兰是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爱好者,非常喜欢《锯链惊魂》等美国电影。在西方所谓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影响下,赛义夫·伊斯兰博士毕业后开始大力宣扬西方的民主观念,试图将自己打扮成在利比亚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民主进步的新代言人。     由于赛义夫·伊斯兰与卡扎菲最谈得来,他的亲西方思想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父亲的对外政策,并最终导致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卡扎菲过去曾说过“要打掉美国人鼻子”之类的话,而深受西方影响的赛义夫·伊斯兰不仅热衷于讨论开放国家、经济私有化、现代化,更喜欢谈论民主透明度、公民社会等,就是这位“适应21世纪的变化”、以改革派自居的“海归”,利用自己独特的影响力说服卡扎菲相信西方霸权主义集团这群“狼”不会吃“羊”,说服了卡扎菲开始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行动,与西方和解甚至完全归顺西方,引领其父亲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2003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等莫须有罪名入侵伊拉克并杀死萨达姆后,为了让西方国家放心,赛义夫·伊斯兰成功说服卡扎菲放弃核武器,协助西方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利比亚以赛义夫·伊斯兰主持的卡扎菲国际慈善和发展基金会名义与洛克比空难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达成了总额高达27亿美元的赔偿协议;他还说服了卡扎菲在2003年公开宣布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由此赢得西方称赞;2004年他参与要求美欧解除对利比亚制裁的相关谈判,国际曝光率大增;他还一直推动立宪和政治体制改革。因此,赛义夫·伊斯兰一度被外国视为利比亚改革派及卡扎菲的代言人,一些西方评论人士认为,他是中东国家领导人后代中比较西化和政治开明的典型人物。     总结卡扎菲政权灭亡的教训时,不少网友认为发生在卡扎菲身上的最具标志性事件就是“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去留学,然后回国任要职大力培养,孩子反过来影响他老爸”。卡扎菲的三儿子萨阿迪接受阿拉伯电视台采访时公开指出,赛义夫·伊斯兰需为爆发革命负责,因为他忽视人民需求,使民怨积聚而爆发。这些话都值得人们深思。?     2、卡扎菲的不少子女和政府官员都受西方价值观念影响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对其子女和政权中的官员影响很大,导致其子女中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护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生活方式等深受西方影响,他们的言行在利比亚国内外都产生了恶劣影响,加速了卡扎菲的倒台进程。     赛义夫·伊斯兰在说服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后,更加肆无忌惮地亲近西方国家。他经常出入西方上流社会,是不少西方政客、贵族、银行家、艺术家和学者等知名人士的家中常客。2007年,英国女王的次子安德鲁王子在白金汉宫接待了赛义夫·伊斯兰,他还曾是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维也纳建立银行产业链的著名银行业家族后裔纳特·罗斯柴尔德的朋友,纳特曾邀请他在英国乡间共度传统的狩猎周末。此外,会员包括谷歌创始人布林等知名人士的全球青年领袖俱乐部还专门给予赛义夫·伊斯兰会籍,希望有朝一日推动他建立更进步的利比亚政府,沿着西方所希望的路线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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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江:左与右,洒怨恨不如寻共识

与其高调指责别人是“汉奸”和“带路党”,不如低调行善积德;与其互相指责,抛洒怨恨,不如开展善意的沟通,寻找左右两翼的共同点,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人的复杂性;与其抽象地追求什么崇高目标,不如在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中通过个案和实际参与来体现各自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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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奇闻:默克尔欲访《南周》《南周》称没空

 2012年 2月 04日 奇闻:默克尔欲访《南周》《南周》称没空 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温江宝总理的陪同下访问广州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广州访问期间未能如愿造访敢言媒体《南方周末》编辑部。南方报业媒体人坦承访问计划“泡汤”是压力使然;而南方报系近期“低调”背后的压力却不单单来自官方,更与左派文营的大肆猛攻有关。 此前外间有关默克尔总理访问《南周》编辑部或“见光死”的消息得以应验。默克尔2月3日在广州访问期间,没有前往南方报业。 *南方报业:工作忙无法接待默克尔* 默克尔访《南周》未能成行,原因不是她太忙,而是南方报业太忙。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报道援引《南周》未具名编辑的话说,南方报业方面以“工作忙,无法接待”为由,拒绝了默克尔的访问要求。 官网截图 官网截图 当然,此前曾独家采访到访德国总理的《南方周末》这样说是言不由衷,是在压力之下不得不这样说。 *南方报业压力下的低调* 南方报业资深编辑鄢烈山说,作为《南方日报》的子报,《南周》也有上级宣传部门在管;接待或者不接待,什么能说或不能说,不是报社单方面能决定的。 曾在2007年和09年默克尔访华期间两度与其会面的传媒学者展江,对南方报业拒绝默克尔访问也不感到意外。他注意到,南方报业在压力之下,刻意保持低调。 展江说:“其实现在除了官方与媒体的关系以外,你知道现在有北大的孔(庆东)教授,还有那位去美国伤了脑袋的司马南先生,他们对南方(报)系有很多指责。这个是民间的,不是官方的。那么据我了解到的一点情况,就是南方那边,他们现在处在一个比较低调的时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展江说,南方报系的低调表现在,挨了骂也不回应,也希望避开默克尔访问这样的事情。他说,南方报业自己会这样想,也可能会得到有关方面的明示或暗示。 *鄢烈山:左派放肆下的民间压力* 南方报业编辑鄢烈山也承认,南方媒体当然愿意保持低调。他道出了南方报系低调背后的两重压力:一是宣传部门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媒体的控制,这是国际公认,也是执政党并不讳言的;而另一方面,还有来自民间的压力。 鄢烈山说:“民间的压力其实当然是多年宣传造成的,还有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放纵,就是那种民粹主义,或者极左思潮回头泛滥。邓小平时期就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对毛泽东应当怎样评价其实党都是有决议的。但是这些年,你看‘乌有之乡’的那些人,特别是以孔庆东为代表,非常放肆,动不动就骂我们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甚至组织了一些行为艺术,要火烧南方报业。” 鄢烈山说,孔庆东骂香港人是“狗”的言论,并没有真正得到上面的处理。他认为,孔庆东们的放肆言论,应当是得到上面的默许。 *上层默许左营谩骂 南方沉默可理解* 鄢烈山说:“他是那种极左的嘛,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极左的。但是如果是一种极右的,或者另外一种,马上你就要坐大牢了。所以在这样大的环境下,说南方报系是汉奸媒体,南方报系也不坑声,假装没听见,要保持低调。” 传媒学者展江认为,今年要开十八大,官方的逻辑当然是维稳,而同时南方报系又受到一些抨击,被贴上“汉奸”、“带路党”这样的标签,因此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沉默和不回应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展江认为南方报系的低调并非意味着官方对其施以更大的压力,反而官方会认为南方报系这样做是稳妥的。他相信其中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 *展江:左派有施展其影响的空间* 展江说,左、右两派与其互相攻击,不如各司其职。他说,如果左派希望社会更公正,其实有很大的施展空间;而右派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公权力不受限制,政治改革没有踏踏实实地开展。他说,左右双方的诉求其实都有道理。 但是,他认为在现今中国缺乏公正的情况下,左派虽有很大空间和号召力,但遗憾的是当真正发生不公正的事情时,他们发出的声音比较少,反而是所谓的右派在发声、行动。 *鄢烈山:极左回潮有复杂背景* 南方报业的资深编辑鄢烈山则认为,当前极左思潮的回潮有着复杂的背景:民间情绪和毛泽东时代的呼应,那种对官僚阶层的仇恨,对富人的仇恨,和毛泽东时代是非常吻合的,因而毛思想在这个时代得到一些人的呼应是可以理解的。 鄢烈山说,对此左右为难的官方继承的是毛时代的那种“党天下”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而它要让政权合法化,就会对毛和文革的错误讳莫如深,并对那些歌颂文革的人睁只眼闭只眼,以致这些人变得如此嚣张。 不过,鄢烈山说,也不必对此悲观,因为媒体受到的管束虽然越来越多,但言论的空间也在变大。他说,鉴于当前状况,大家认为不必无谓受伤害或者作出牺牲,保持低调也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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