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精选

【真理部】关于美国大选报道

接北京广电传达总局关于美国大选报道电话指示: 腾讯搜狐网易的直播已经通过北京广东网信办被叫停,同时提出严肃批评。并将视情况给予处罚。 务必执行关于禁止直播,碎片化同步等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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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中国最年长的电影审片员

每周四下午13:30,刘惠中先生乘坐公交准时抵达中国电影资料馆的301室。2015年底的一天,按计划,他要和其他两位审片员审两部从胶片转为数字的老电影。 第一部是1947年拍摄的《太太万岁》,刘惠中打了62分,‌‌“我给它过了啊。‌‌”他冲一米多远的同事吼。下午审的这批老电影转化后有斑痕、黑点、忽明忽暗的技术问题,他需要把关它们是否修复到位。这只是他作为电影审片人的部分工作,每周还有两天,刘惠中要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审新电影。 作为一名电影审片员,刘惠中是‌‌“掌握影片命运‌‌”的人之一。在中国,任何一部电影想上映必须通过广电总局的审核,拿到电影公映许可证,也就是大众熟知的红底金色的龙标。审片员队伍约50人,大多年过50,最年轻的30多岁,刘惠中75岁,一头银发,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 按照审核流程,一部电影随机分配5位审委,每位给出1—5的评分,提出修改意见。意见不同的两方互相阐述、劝服,第三人做裁判。如果无法达成统一,再换5位审委,直到全部意见一致——通过还是不通过?带修改意见通过还是修改后再审查?‌‌“最好的少,最差的少,大部分都在这肚上了。‌‌”刘惠中形容评分大多呈枣核形,他带着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半开玩笑地说,‌‌“别人看影片都是花钱,我看影片是挣钱。‌‌” 外界认为审片员手握大权,刘惠中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官员,‌‌“绝不是‌‌”,他视自己为制度的一枚螺丝钉,‌‌“主宰‌‌”的权力‌‌“应该是属于广电总局‌‌”,‌‌“广电总局不用你,你屁也不是‌‌”。 1964年,刘惠中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1968年被派往越南任战地摄影。回国后,他从摄影师做起,1990年代转为导演,之后又转任制片人、艺术总监。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做了5年审片员后,他开始在广电总局审查电影。在当审片员之前,他本有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机会,但当被告知当厂长的附带条件是不准再拍片子后,他拒绝了,‌‌“你要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玩业务的人,我一直没离开过影片。‌‌” 审片员‌‌“作为国家的宣传机构,国家的主旋律,你得必须把住这口的‌‌”。他告诉记者,这份国家委派的任务没有量化标准,得靠‌‌“悟性‌‌”,‌‌“如果你的悟性不到,你掌握的标准不准,那就是你自己犯错误了。‌‌”他看报,看电视,学习党政政策,但仍觉得‌‌“政治水平不是太高‌‌”。 在审查环节中,政治审查无处不在。7年前审查葛优主演的《气喘吁吁》,刘惠中提出有几个天安门的镜头色彩灰暗、不明快,‌‌“就好像旧社会似的‌‌”,但影片讲的是当代故事。尽管镜头里天安门只作为背景,刘惠中也觉得不行,他据理力争,天安门蓝天白云的日子多的是,为什么非得用灰暗的?抱着可能有类似‌‌“政治隐喻‌‌”的顾虑,他说服了其他审委,定了修改意见——‌‌“调子比较灰暗,表现新社会的画面一定要给人欣欣向荣的气氛。‌‌”制作方把画面改后又送回复审。 相比修改或通过,想要毙一部影片要难得多。‌‌“过去叫毙和不毙,现在叫建议怎么修改。‌‌”刘惠中和同事交流连‌‌“毙‌‌”字也会尽量用其他词代替。想毙片时,他会旁敲侧击地说:‌‌“我觉得这个有点玄乎,你们大伙觉得怎么着?‌‌”要是意见一致,就毙,要是自己是少数,他就写个意见。‌‌“你得考虑到导演的前途,考虑到制片商的投资,考虑到社会的影响,考虑到舆论的压力,各方面都得圆满了才能动,不能轻易动这个东西。‌‌” 曾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士自掏腰包,凭家用DV自拍自导自演了一部90分钟的生平传记,想进入院线。刘惠中第一次看片后就没通过,‌‌“它不是个故事,技术上也不行,全都比较粗糙。‌‌”一般电影被毙就无法再送审了,但这片子‌‌“有能量‌‌”,前后送审了八九次,轮到刘惠中手里就有3次,对方用尽改电影名字、改公司名的伎俩,片子最终还是没过。‌‌“审片位置不是说我看,我同情你的问题……观众否则骂你,‌‌‘什么玩意儿,这玩意也都通过了‌’,你不能随便。‌‌”刘惠中说。 作为审查机制的个体,审片员被广电总局完好地‌‌“保护‌‌”起来,随机安排影片,事先不告知审哪部,提交的意见表以总局的官方意见公示,不公布具体参审人员,以此避免审片员与观众、制作方直接的接触。 制作方和电影导演把审片员当作阅卷者。刘惠中回忆,一次,轮到他审顾长卫的电影,顾长卫‌‌“刺溜一下,自个儿钻来‌‌”审片室,‌‌“藏在后边不敢露‌‌”。这是不被允许的,高椅背的软座和昏暗的光线恰如其分地帮顾长卫打了掩护。直到刘惠中站起来,一回头,‌‌“那顾长卫吧。‌‌”‌‌“哎哟,刘老师,刘老师。这我片子,我来看一眼。‌‌”‌‌“你怎么进来的?‌‌”‌‌“哦……哦……我干别的事进来的。‌‌”隔几句话的时间,再回头,顾长卫不在了。 有时,也会出现审片方被动的局面。姜文导演的《一步之遥》上映前,被删剪的传闻众说纷纭,作为《一步之遥》的审委之一,刘惠中清楚地记得电影只改了两处,一是舒淇的台词‌‌“初夜权‌‌”改为‌‌“初嫁权‌‌”,二是大腿舞剪了一个拍得太高的镜头。‌‌“这就是发行商在发行上的一点微妙之处。‌‌”他说,观众的心理是‌‌“越说毙,越说不易看、儿童不宜,就越觉得新鲜,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上座率就高了‌‌”。 情色是审片绕不过去的元素。前几年在电影频道审片,刘惠中专门负责审核进口影片中的裸露镜头。当时电影频道对裸露的内部规定是,‌‌“女同志的裸镜头只能从后背转45度,男同志后边怎么都可以裸,正面下身不行。‌‌”那会儿,刘惠中盯着监视器,拿着回放器,一秒25帧,一点点抠,一帧帧找,直到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帧,一刀切下去,又不影响情节。 审片员还需要紧跟时代的趣味。刘惠中举例说,《泰囧》曾放大过审委和观众间的审美差异,几个老专家审了,‌‌“这片子,嗯……不行。乱七八糟‌‌”,放映后却获得12.67亿的票房。《泰囧》之后再审《港囧》,刘惠中感觉不一样了,要以现代人的角度看,不能按审委个人的口味,‌‌“现在跟那会儿不一样了。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东西。你要是说这帮老审委们,那都是中规中矩的人。‌‌” 他承认,自己是‌‌“比较过时的年龄段‌‌”,但心理上不落伍。在西餐厅吃饭,他买团购券。别人赌他玩不转微信,他买了一个智能手机,自学一星期全会了。对这些异于同龄人的举止,他乐意归功于‌‌“一年最多要看1200部片子‌‌”,电影中年轻人的生活更新着他的观念库。 总有言论表达对电影审片制度的不满,这是一个微妙的现实,但刘惠中不会为此感到纠结,‌‌“这等于就是一项工作,按着规定走嘛‌‌”。国家使命高于一切,‌‌“(观众)对制度的不满,我们不太介入这些东西。因为国家规定的,我是受国家委托来的‌‌”,‌‌“他们(观众)直接对的是电影局,我们是具体执行人。‌‌” 中国的审片制度是不是束缚太多了?可不可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刘惠中觉得不行,因为不同国家‌‌“人的知识水平、认知度不同‌‌”,他和记者举了在奥地利讲学时观察到的例子:他站在路边看来往车辆,他一站,所有的车‌‌“唰‌‌”地停住了,他一过马路,车马上就走了。后来他搞懂了,在国外,车会自觉尊重行人,而‌‌“中国人现在的自觉性不够‌‌”。 审查会变吗?会变化。刘惠中说,也许广电总局不设置审查了,由工会或制片协会之类来监督。 那什么时候会变?记者问。 5—6年暂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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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 | 字幕高墙的里面 站立着尴尬的中国影迷

导语:11月22日,国内著名字幕网站人人影视与射手网宣布关闭,这一消息迅速通过影迷剧迷传播发酵。影评人“时间之葬”在本文中梳理了“字幕组”的前世今生。他认为,由于国内合法渠道无法满足影迷需要,字幕组不仅满足并培养了中国影迷群体的欣赏视野与审美水平,使之远远领先于国内的产业环境,更拉大了与国产粗糙影视的距离。然而这种来自民间的努力随时可能被法律的墙封闭禁绝,在合法语境下,观众仍被迫填塞一堆本土制造的文化垃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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