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晖

作者： 信力建   2010年，有关方面确立了五个国家中心城市，它们是：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这五个中心城市，从地理位置来看，东南西北都有，这有点战略布局的考虑。从城市地位和级别来看，有四个是正省级的直辖市，唯有广州是一个副省级的省会城市，这就有点意思了。中国这么多的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为何单单只有广州入选？于是有人分析：四直辖尤其是天津、重庆，主要是靠位子——“直辖市”来博位的，只有广州是靠自身实力来博位，换言之，前者是“有位有为”，而广州却是“为才有位”！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话，我们也许会说：整个广东，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似乎处于“有为无位”的尴尬境界。 就广东对中国的经济贡献而言，广东无疑是老大：从1994年起，广东税收就稳占全国第一，到2011年，广东全省国税系统完成税收收入7780.17亿元，同比增长14.5%.广东地税系统累计组织税费收入6079亿元，其中组织税收收入4248亿元，增长28.1%.而按照财政部发布全国《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2011年全国税收收入为89720亿元——也就是说：广东一省所交的税占全国的七分之一，或者说全国没7元钱的税，就有广东的1元钱。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将2004年广东跟同样是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的江苏做点比较：这一年同样有七分之一是广东完成的。而广东这一年人均GDP20165.3元，同年江苏省人均GDP为20254.3元——也就是说，广东的人均GDP只占江苏的99.6%。但这一年广东上缴国税2505.67亿元，人均上缴国税3150.2元；江苏上缴国税1643.99亿元，人均上缴国税2219.8元——也就是说：广东人均上缴国税比江苏人均上缴国税多百分之41.9%。综上所述：广东人均GDP比江苏低0.4%以上，而人均上缴国税却比江苏多41.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中小企业对国家税收的贡献：根据《2011广东省中小企业融资调研报告》，目前向中小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共有18个，收费项目有69个大类，子项目则有上千个，企业税外负担很重。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的中小企业税费负担更重，2010年，广东税收与GDP的比值为25%，同期江苏则仅为17%。　那么，广东交这么多税收是不是因为国家对广东投资多呢？是又不然，在划经济时期，苏沪演进成轻工业基地，广东被遗弃发展长期滞后。在解放后，第一波工业化的高潮，可以说是苏联对中国的156项援建。这些援建，一部分是恢复被破坏的满洲国工厂，一部分则是新建。从布局上，高度集中于华北及东北区。它的建成，奠定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北重南轻的基本格局。第二波高潮，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出于国防的考量，进行的大三线建设，也就是把装备工业军工工业高科技等等迁徙到西部的山区。这时候北有老工业基地，西有三线，东有华东传统轻工业基地，按照均衡原则，到了七十年代，应当发展南方的工业空白区了，可此时恰恰赶上了文革。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到70年代末为止，从浙江南部，到福建，到广东，再到广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工业布局的最薄弱片。而上海和苏南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地方在于，由于北方的工业多集中于重工业，全国范围内需要发展一定轻纺工业与之平衡。上海苏南有轻工业的基础，距离北方原材料供应地也不算太远，所以逐步演进成一个轻工业的制造基地，如肥皂、自行车、奶糖、羊毛衫等等。产业层次不高，但规模上已经相当可观。而当时广东则仅仅被定义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基地。如广州韶关几市，有几家小工厂，也是散小零弱。粗浅的做下判断，在改革开放前夕，广东的工业化水平约落后于苏沪30年左右。改革开放后是不是就改变了这种情形呢？唯唯否否。80年代广东享受到的最大优待是税收的定额上解，即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包干。但与之相应，该时期国家也基本很少在广东投资重大工业及基建项目。当时全国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呢？一是以葛洲坝为代表的一批大水电；二是集中布局于华北华东的数个乙烯及炼油等石化项目；三是偏重于中西部的铁路基建。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真相，国家开放广东的真正目的，并非要把其打造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而是为了弥补当时外汇不足的困境。要工业化，就要大量进口机械、石化、钢铁等等大型成套设备，这需要巨额的外汇，而当时中国的出口只依赖丝绸、猪鬃、桐油之类土特产和少量石油出口，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故而产生了很高逆差。这时候，高层看到了四小龙及东南亚地区利用出口加工获取外汇的成功，就打算利用广东作为这样一个出口加工的基地，来为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业化赚外汇。更夸张的说，如果赚外汇帮助工业化的历史使命完成之后，它可能被减弱或取消。只是，最后广东的发展，大大的超出了领导的预想。并最终促成了中国的全面转型。然而，广东在经济上有为的结果并没有导致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有位。据一份对中国大陆31省市、自治区现任一把手籍贯统计，则山东籍　4人　浙江籍　4人　安徽籍　4人　河北籍　3人 河南籍　3人　福建籍　2人　江西籍　2人　江苏籍　2人 陕西籍　2人　吉林籍　2人　山西籍　1人　湖北籍　1人 蒙籍　1人 。也就是说，此31地之最高领导，各不相同，其籍出自13地。其余大陆18地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均无一人，新疆、西藏自不消说。我们不妨再以江苏和广东做个对比：资料显示，在分省（市、自治区）政要籍贯最新统计排名中，江苏省以1206人，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41人的实力而在各省市中仅次于山东上次排名第二，广东则以446人，其中党和国家领导人14人，排名第十四，值得指出的是其中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14人分别是：马万祺、邓兆祥、叶选平、叶剑英、刘复之、肖扬、何香凝（女）、谢非、雷洁琼（女）、蔡廷锴、廖晖、廖承志、霍英东、罗富和，大多在政协任职，且多数已经去世，而广东籍60后的部省官员就更少，只有副省级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当然，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德江、王岐山、张高丽都在广东做过领导，但他们都不是广东人。广东似乎只是一个外地人来领导的大省，国家需要广东的钱更胜广东的人。 除了在政界广东跟其经济大省地位不相符外，其他方面也能体现广东“有为无位”的尴尬。比如2005年的油荒，当时广州凡是有油的加油站前都排了几百米长的车队，等着加油。而没有汽车排队的油站，肯定是没油了。广州周边的城市也是一个样，深圳有百分之五十的油站没油了，而佛山、顺德等地甚至有人到广州来加油。广州市昨天被逼无奈，向广州石化借了7000吨油，以解燃眉之急。广东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其燃油的供应应该是有充分的保障的，为什么会出现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油荒呢？而油荒也只有广东才发生，别的省份却安之若素？有人将这个责任归结到两大垄断集团身上。确实，他们应该负很大的责任。但是，我们将此次油荒放在中国这个前市场经济的国家来看，就不难理解了。如果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转，一切都是等价交换，那广东绝不会闹油荒。即使出现全国性的油荒，广东也应是最后一个出现危机的。因为广东的经济实力是摆在那的，谁也没老广财大气粗。但在目前这个前市场经济的社会里，表面的规范并掩盖不了实质的不公。广东在中央的政治地位，是个人都看得出，是什么样得待遇。别的省份是经济能人都能往上提拔，广东对国家GDP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却偏偏没有得到政治上的青睐。现在连一些经济没任何起色的省市领导人都进常委席了，广东的就硬是进不去。其中玄妙，无人说破。同理，像石油等这些关系到社会安危的战略性物资的供应，都是有政治力量做保障的，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商品，谁钱多谁就买得到。看看北京，日耗油量估计比广州少不到哪去，但北京永远都不会有油荒。哪怕马六甲海峡被美军封锁，国外的油一滴都进不来，北京也不会闹油荒。因为国内极少的石油资源都供北京了。《南方周末》曾报道兰州至新疆的乌鞘岭隧道的开挖极不科学。那就是因为北京对石油的需求增大，专修隧道为北京运油，而采用不科学的方法开挖以缩短工期。 事实上，经济跟人密不可分，经济发达的地方能人一定多，而广东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如此举足轻重的地位跟广东人思想的解放和切实有直接关系。就此而言，广东自应在中国政治版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的思想似乎不受重视。2009年底，原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离开广东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当一位记者住要去赶飞机回北京的任教授，问他离开广东算不算广东的人才流失，任教授回答是：“我到北京是为了在北京发出广东的声音。”从这件事上，我们不难看出广东的声音在北京是何等的稀缺。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点在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得到真正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