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由于地处沿海，媒体自由度相对内地而言更高，公民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也更高，加之地方领导对于网络监督的重视，这些因素将广东推至全国的网络舆情热点省份。虽然上半年只有“中山女市长落马风波”入选反腐舆情热度排行榜，但例如广东南海“心源性猝死”、 ….. 综述评析：面对舆情事件理性最可贵综观上半年整个网络舆情状况，网民参与热情不减，事件处理更加彰显民意，官方应对越发重视，与此同时，网络介入的膨胀态势也让理性显得越发珍贵，不同群体的立场冲突也局部扩大，对法治的伤害也需着重关注。 …
Read More但俞国明同时认为，网络对话虽然存在非理性倾向，可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这种倾向。“‘周老虎’事件表明，网民中不乏专业精英，他们个人的调查、研究和鉴定水平丝毫不亚于任何官方机构。事实上，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精英都是网民。现在连国家领导人都上网了。如果他们的见解能得到多数网民的重视和考虑，那么，网络民意就已经走上了理性轨道。‘周老虎’事件的结果，恰恰证明理性的力量是可以对多数网民的判断发挥主导作用的。” 除了理性，与官方管制的博弈也是中国网络民意绕不开的难题。 一种现象被呈现在公众面前：有关部门强化了对网络互动环节的管理、关闭了部分网站、不解析未备案的域名、以及不断重申“网络实名制”。一切都表明，一些政府机构在容忍、利用网络力量的同时，也在加强监管。实际上，上述做法毫不令人意外。 因此，网民的焦虑是，各地习惯了不受监督的官员会不会寻找一切时机放大对网络的监控，弱化其监督权力的功能，从而使自己能够重新回到原来的游戏规则中悠然自得？ 对此，张千帆教授认为，网络民意在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正是网络民意不同于体制内监督的优势所在。阉割了这一点，网络民意也就失去了力量。“珍惜它，鼓励它，扶持它，循此而进，中国很可能找到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体制样式。” 可以断言的是，将洪水般的“网络民意”疏导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性表达，不仅是更为开放和睿智的做法，而且是官方未来唯一正确的选择。
Read More南风窗- 据近日报道，新闻记者接二连三因报道地方负面新闻而受到权力和资本势力打压。因为没有哪个地方官员愿意把当地的丑事披露出去，让自己成为社会批评的靶子；无论是刚发生的“网上通缉记者案”，还是2006年深圳法院受理富士康天价索赔记者案或2008年辽宁西丰县警察“进京抓记者”，都是地方政府打压记者的典型例子。可以理解，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很可能对官员仕途不利，但同样显然的是，封杀言论和新闻监督则将纵容官员滥用权力，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比个人丢个“乌纱帽”严重得多的后果。 应当承认，“权力导致腐败”是人的天性使然；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都有滥用公权、以权谋私的理性动机，因而控制公权滥用是任何良性体制所实现的重点目标。无论是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还是同级分支之间的分权制衡，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官员之间的相互控制有效防止政府腐败和公权滥用。然而，同样应当承认的是，无论如何良好设计的体制都必然会给权力腐败留下漏洞，因而需要更为根本的控权机制。 既然控制公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控制公权的最终动力来自人民；只有让人民直接监督政府，才能真正防止公权滥用、实现执政为民。人民监督政府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知情——如果根本不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监督”从何谈起？但是人民又显然不能指望政府自己揭自己的短，因而只有依靠独立并受宪法保护的新闻机构。在这个意义上，记者就是人民的“耳目”。在此基础上，人民自己还必须有评论和批评的自由，并通过新闻媒体的“扩音器”将声音放大，才能对滥用公权的政府官员有所触动并弥补权力制衡体系的漏洞。
Read More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 知情权 。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 … “纽约 时报案”是针对媒体的 新闻自由 ，但是其逻辑对于网络言论而言同样适用。尤其在一个新闻监督力度不足的国家，传统媒体往往不能有效挖掘和披露社会理性治理所需要的关键信息，包括“人肉搜索”在内的网络力量就显得尤其重要。 宪法 第35条对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 …
Read More北大在北京扩招是自取其辱 童大焕 近日有报道，北大在京实际录取人数在计划招生256名的基础上增加了112人，扩招比例高达44%，引起全国一片非议。 如此大规模在京扩招的结果是：北大文理科每万名考生录取指标（简称“录取率”）在北京高达45.4人，为全国平均值(1.55)的近30倍。假定其他省份录取人数基本不变，那么，北京考生进北大的机会是机会最低的广东考生的93倍，是广西、河北、安徽考生的67倍，分别是“高考大省”河南、山东考生的55和50倍。 全国重点大学地方化，招生指标过度向大学所在地倾斜、造成事实上的地域歧视，是多年来社会各界猛烈抨击的一个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也是社会公认的最大的教育不公之一。北大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并且由于其在新文化运动中领全国风气之先的辉煌历史，人们自然期待北大在招生公平方面向中国政法大学学习，迈出一点实质性的步伐，逐步降低在京招生比例，起到一点点带头作用。但是从其历年招生方案尤其是今年的大规模本地扩招来看，北大在这方面不仅令人失望，而且是令人骇异的严重倒退。 据北大招办解释，如此大规模扩招是因为北京考生“报考踊跃”，而且生源质量“非常优秀”。其实这是个连傻瓜、连鬼都骗不了的借口。首先，优秀人才主要按人口比例产生，这已经成为一个人口学的常识之一。同时，各地报考北大的实际内在需求人数，只有比北京考生更踊跃。但是，这份“踊跃之心”，却是被北大无情的高考名额分配制度给堵死了的——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是：名额分配越多，实际报考人数也会越多。如果用报考人数多证明考生的“踊跃”程度，反过来不断地给“踊跃”地区大幅度增加名额，北大干脆关死外地招生的门，只向北京本地招生，宣布成为北京的大学好了，反正中国不缺你一个北大，世界更不缺你一个北大；即使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水平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人才成长和人口质量，但谁能相信，北京考生的“优秀率”是广东考生的93倍呢！ 其次，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就像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小富进城，大富进京”的人口迁徙规律一样，我国人才的教育发展规律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个新趋势，那就是中小城市和农村考生进省会、大都市、京城，大都市考生则竞相出国，北京上海等地每年都有很多高三优秀班级整体空巢参加国外“高考”、北京高考状元年年几乎都首选国外或香港的大学，即是明证。因此，北大在京、沪、广、深等地的招生名额，其实已经是在被别人先选掉一个层级之后、矮子里拔高子的行为，生源质量“非常优秀”云云，如果不是刻意地歪曲事实，那就说明北大的招生决策层已经到了极其弱智的地步。如此弱智的决策管理层，能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实在是一个相当讽刺和令人担忧的事情。 北大的管理层，尤其是北大的教师们，不要以为可以永远地吃老本，以为靠90年前的一次领全国风气之先，就可以永远坐稳国内“第一学府”的宝座。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北大的招生质量已经一点一点地落在了清华大学的后面。 就像很多部门不惜以部门利益绑架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一样，今天北大的耻辱和自取其辱自毁前程之路，也许是个别人的飞黄腾达的捷径。但是，从来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北大的决策层可以不管不顾北大的名誉和前途，与北大荣辱与共的北大教师们不能坐视不管，应该有更多的教师，像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一样，公开站出来指出其中的制度性的倒退、其中的荒谬与耻辱，并且及时采取必要的“护校运动”。保卫北大的招生公平就是保卫北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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