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余杰回应环球时报单人平:你们会付出代价

记者:我想就从《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开始,比如文章中提到您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这是现实吗?以您的学识为什么您会成为中国的非主流?作为非主流,您在中国遭遇了什么? 余杰:关键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主流社会,在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社会中,整个社会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状态,所以不应该只有主流的声音而没有非主流的声音,主流和非主流是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正常、健康的社会,而不是对和官方有不同看法的观点就进行打压,甚至用非法手段打压。最近这几年,我在中国的遭遇,除了我被媒体全面封杀,不能在任何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能出版我的著作,即使是别人的著作中点到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也不能出现,一直到最近几年这种情况越来越恶劣,一直到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后,我遭受了非法软禁,绑架,酷刑等等,这恰恰说明中国社会还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没有活力的,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相信认同接受我的观点的人,都比接受和认同《环球时报》的这位”单人平”要多,我在被中国封锁的”博讯网”有个人文集,点击量就有七八百万,如果在自由的社会,我的观点能够得到自由的发表,我能够和”单人平”辩论的话,我深深相信,我的观点会被大多数中国同胞接受。 记者:文章也说您出走美国对你个人来说解脱,您的离开是解脱还是无奈的选择? 余杰:这次选择到美国我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也是很痛苦的思考后才最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本身是不愿意离开母语写作的环境,前几天我到国外访问时,也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说如果我的生命安全还有保障的话,我会留在中国。这次是我连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我在海外发表文章这仅存的一点自由也被剥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才选择离开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实,说明中国被一个政党、特权利益集团所绑架和奴役,他们并不能代表中国,未来真正实现了民主自由的中国,象我这样的很多人都会重新回到中国。 记者:文章中说您去美国是逆向而行,认为中国现在向世界自由开放,您怎样评论中国真正的现实。 余杰:表面上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反差,很多海归会回到中国,也很多西方的政客、商人、大公司等到中国并被中国所吸引,这种吸引是一种利益的吸引,中国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成熟的规则和制度的限制,他们就可以在中国迅速的赚很多钱,但是这样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否对中国好?我们看到这几十年来,所谓的经济的飞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模式后面是中国环境的急剧恶化,两三亿的农民工权利被践踏,对能源的消耗和浪费,这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全世界被中国吸引和看好中国,只是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未来中国发生大的动荡、危机和崩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象我这样热爱中国的,真正要把中国往民主宪政道路上推动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最近两年来,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已经到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比如最近这几个月,我的朋友廖亦武、张大军、张博树等他们都离开中国,这反衬出非常可悲的中国现实。 记者:这篇文章中也说您早年的成功代表中国没有禁锢自由,您早年的”成功”下的政治环境是怎样的?现在与以前相比是不是发生了变化? 余杰:我1998年发表第一本书《火与冰》,那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这是”八九民运”之后第一个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当时中国政府要作出相对开明的姿态,当时有个”小阳春”的说法,1998年的时候,新闻出版的控制相对放松,在这样的契机下,我的书得以出版,而且在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的背景下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那一代的很多大学生都看这本书,但后来舆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到了2004年后,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很多人都在憧憬”胡温新政”时,我就敏锐的感觉到一股寒流,04年后我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任何一本书。从我个人的遭遇上也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大背景的变化,尽管在”胡温时代”,经济在继续发展,但是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对不同声音的打压上,比起江泽民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记者:文章中也使用了极端自由主义者来定位您,甚至还会预见您在美国将更加极端?您如何回应,接下来怎样开始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 余杰:这说明评论者完全不知道我的思想立场,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是”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其实我所批评的对象里面,除了象中国专制政权以外,我也对西方自由主义有很多严厉的批评,我所要做的是把英美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在美国是比较接近共和党的理念、在英国是接受保守主义的理念,这些在中国是非常稀缺的,我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与对美国社会的批评并不矛盾,我始终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我下一步在美国的这些生活之中,除了批评中国以外,我对所观察到的美国社会很多现实,提出批评性的看法来,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以独立的身份来批评当权者; 下一步我也会写作和出版在国内很难出版的书籍,比如说我前面两年来一直在写作的《刘晓波传记》,这也是刘晓波的妻子委托我来写的、唯一一本经她授权的《刘晓波传记》,因为在此前的四年时间里面,我们一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所参与的所有的民主和自由的活动,我都有参与,我这本书中有相当多的第一手材料,刘晓波虽然获得了诺奖,但他也是差不多十年来获得诺奖得主中,包括他的同胞和全球其他人最不了解的一位诺奖得主,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本书,更多的向大家介绍他的生平、作品、思想,我也相信他的思想在未来中国社会转型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也对未来他成为中国的曼德拉式人物抱有巨大的希望。 记者:与出走对应的是归来,您是否想过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中国? 余杰:这不能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在我离开中国前一天,北京市国保最高头子和我见面,最后那一刻他才答应放行,但他也给我很多恐吓,他说:你在海外不要以为就真的获得了自由,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如果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能够回到中国来,这是很荒谬的现实,这样一个政权绑架了中国,我作为一个公民,《宪法》赋予了我自由出入这个国家的权利也被他们作为一个筹码,我个人是盼望中国社会早日发生变化,刘晓波先生被释放,我希望回到国内,可以和他一起办一份报纸、一份刊物或办一所大学,我相信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者:最后如果请您对这篇评论的作者”单人平”说一些话,您想表达什么? 余杰:他甚至都不能用自己的真名来发表文章,他只是来代表《环球时报》和《环球时报》背后中国官方中最僵化、最坚硬和顽固的那一部分人的观点,这样的人在未来的民主自由的中国,他会为曾经所作的恶劣的事情付出代价,甚至会被送上审判席,来承担法律责任。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洪沙 来源: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72285,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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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杨伟东向胡锦涛等发采访邀请 评论称可测试文化体制改革真伪(图)

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向胡锦涛等领导人发出采访邀请,有香港评论称,这也可测试当局“文化体制改革”的真伪。杨伟东也向西方政治领袖如奥巴马等人发采访邀请,希望共同来探讨人类普世性的话题。 图片: 杨伟东(右一)采访贾樟柯(左一)。 (杨伟东提供/记者心语) 本台今年七月曾报导北京艺术家、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香港书展期间来港出席他的新书发布会《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第一卷)》。这本访谈录是根据他计划拍摄的大型纪录片《需要》的内容编辑而成,以记录访谈对象的谈话来引发人们思考现实问题。 3年前杨伟东开始拍摄纪录片,预计采访500位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科学界的人物和上百位全球各界精英人士,共同来探讨人类普世性的话题。现在,中国超过250位各界知名人士接受了采访。在他的采访名单中,不乏有争议的敏感人物,包括蔡定剑、张博树等宪政学家;贾樟柯、方力钧等艺术家;法学家江平,经济学家茅于轼、曹思源;哲学家徐友渔、高全喜、张世英;历史学家杨继绳、章立凡、袁伟时。 杨伟东向本台表示:“在前一阶段,北京市公安局国保一直在跟我谈话,说我采访许多敏感的人,敏感人士是谁,我也不知道确切的名单,我该怎么样按照我原本的计划继续采访,好,那我现在采访不敏感的人吧,他们认为是正面形象的人吧,那胡主席是比较正面的人吧,我现在已经在给国务院各部委一百三十九位领导发出邀请采访他们,他们总不能说这些人也是敏感人士吧。” 近日,杨伟东已经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对胡锦涛和北京公安局长和外交部长杨洁篪等人的采访邀请。此外,杨伟东并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西方政治领袖发出采访邀请。 在给奥巴马总统等人的采访邀请中,杨伟东提问:“自由、民主、宪政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普遍目标吗?你们认为普世价值的光芒能否照耀中国大地?” 张博树告诉本台记者:“我对他这个工作的价值是认可的,我觉得杨伟东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用他的个人积蓄来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这个国家知识界的人进行采访,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现在他进一步提出要采访国家领导人,包括胡锦涛还有一些其他部委的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公民来讲,提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进行采访,可以说是公民权利范围之内,我想,这也是出于一个公民的责任感,杨伟东他同时对一些国际政要提出采访邀请,这个要求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国际人士进行邀请,估计还不多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创举。”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10月中旬刚闭幕不久,当局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香港民间团体五七学社负责人武宜三表示,向有关部门递交对胡锦涛的采访邀请也是个试金石:“这个也可以冲击下共产党所谓的文化建设是搞真的还是假的,给公民一个问问题的权利,是不是跟公民平等交流。” 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孟浪认为,杨伟东是继艾未未之后又一个艾未未式的北京艺术家。杨伟东的创作本身是一种艺术行为,而他的采访同时又具有社会性,以艺术作品参与了社会,如此能给人们许多反思。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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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上)

                          相关链接: 简述中国权力经济(下)   我曾经说,中国模式包括了两点:官僚专制加权力经济。本文是对后者的一个简述。   (一)奇特的婚姻   权力与资本结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在通俗的角度,孙立平将其称之为“奇特的婚姻”,贺卫方则称其为二者的“通奸”。在学术的角度,吴敬琏称其为重商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笑蜀称之为“市场斯大林主义”——它凸显了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强制职能即专政职能来统御经济的方式。但是我以为,将这种经济称之为权力经济或者权暴经济、权有制经济、官有制经济,更加准确。   权力经济就其一般性而言,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某些国家的一个特点,即吴敬琏所说的重商主义。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某些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政治转型,即所谓“东亚奇迹”,也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一个类型: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这些国家、地区大都走过这样一个历程:政府主导经济,等市场经济培育成熟、社会发展起来时,再起来反对政府过于专制与强大的权力,从而形成正常的政府-社会关系,走向民主政治。“东亚奇迹”的奥秘也是关键之处,是各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也成长发育起来,然后才能推动政府束缚自己的手脚,变得权责对等。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地区如韩国、台湾、泰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除外)等也都付出过惨烈的转型代价。   中国的情况不能够完全用曾经存在的东亚奇迹模式来比照。它是在文革后复归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起点上,进行经济转型的。如果说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资本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资源配置的话,那么中国式市场经济的关键,就是庞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是官僚阶级从来不肯从经济领域退缩,也不能培育社会成长,因此权力发挥作用的场域和形式虽然产生极大变异,不但与资本巧妙结合,与国际化部分接轨,但始终保持着对经济无论从资源配置,还是从产品监管,抑或从价格形成,甚至从企业产生及运行调控的或有形或无形、或大或小的控制;不但形成了三高三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人权、低消费、低资源价格)的独特的经济模式,而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公开的和私下的最大剥夺;不但推动了经济奇迹,而且一直牢牢控制着中国的社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让独立的社会组织与社会运动寸步难行。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是,中国改革三十余年来,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生态恶化、官民关系紧张、劳资纠纷增多等等。仅从经济领域看,就有频繁发生的血汗工厂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欠薪事件和矿难等。“资本之恶”在畸形的市场经济中暴露无遗。   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的效果已经叠加在一起。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稀缺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公权力变成嗜血恶魔,吞噬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财富,吞噬社会,吞噬一个个它本该守护的国民的生活甚至生命,而公众与社会却手无寸铁,无力约束它难以厌足的胃口。   中国人民没有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得到相应的好处。仅从民生方面看,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发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三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终于变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再加上养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矛盾。   正如孙立平领衔的清华大学社会发展课题组的报告指出,归根到底,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失衡。许多年来,人们以为市场的发育一定会限制权力的作用,但实际上权力也可能通过重组市场因素而使自己更为强大。在一些地方,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恣意妄为的力量。   (二)权力经济的表现   权力经济的表现,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1.中国独具特色的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并不奇怪,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调控不但在力度、深度和广度上独领风骚,而且表现了极其强烈的权力即利益主导特征。许小年指出:我们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计划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改革要求政府退出经济,那它的利益怎么办呢?卡壳就卡在这里,政府利益这一关过不去。   中国政府大体上通过项目审批、资源控制、政策引导和综合平衡来调控宏观经济。   官员们垄断了中国大部资源。首先,它代替全体人民管理一切自然资源。按照中国的宪法,城镇土地、森林、河流、矿藏等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产,属于公共产权。依据这些公共产权取得的收入都由政府支配,成为官僚阶级攫取财富的源泉。政府控制自然资源与毛时代没有本质差别,但改革以来开始的市场化进程,使得政府(官员)可以将公共自然资源的配置权通过市场变现。   其次,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着关乎国计民生的所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如能源、原材料、农产品、交通运输、金融、证券、外汇、进出口配额,等等。发改委仍然是资源掌控的主要机构,它不但直接管理着最重要的资源产品,负责分配和平衡重要的资源类产品,而且主管重要产品的价格,如直接决定中国的油、电、气的价格。   作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变种,由国家计委变身而成的国家发改委,实际上仍然拥有与计委相同的职权,甚至更大,它将已经撤销的各工业部的计划管理权都收归自己手下,也将原来体改委的权力收归手下。发改委拥有数千工作人员,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最为庞大的机构。   发改委负责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生产力布局规划,并据此审批限额以上项目,同时掌管数额巨大的政策性资金。在地方所谓的“跑部前进”中,发改委是最重要的公关对象。   当然,其他的国务院主管部门也都有巨大的掌控经济资源的权力。比如银监会、央行、证监会、保监会及各大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决定着经济运行的血液——货币的规模、分配、转移、聚散。与国外政府管理不一致的地方是,这些部门都是被政府严格控制的,甚至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绝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运行,以及关联的证券市场、保险市场,主要体现的是官僚阶级自身的意志,考虑的是官僚阶级的利益。权力可以任意通过宏观金融、财政、行政杠杆来调控经济,以造成最有利于官僚阶级自己的经济效果。比如1998年至2010年,中国央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放了广义货币7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是2010年GDP的2倍。除了被动增发15万亿左右之外(即与同期中国外汇存底相匹配的人民币),还主动超发了逾20万亿元。通货膨胀造成了物价在2009年后的大幅上涨。学者们早就指出,通货膨胀是一种财富的重新分配,即刼穷济富、济政府。中国的这种货币行为更是一种政治现象。中国通货膨胀如此厉害,体现的就是政治本身的特点。   再次,中国政府还负责社会保障供给资源的配置、综合平衡和价格管制,诸如教育、卫生、养老、文化。   当然市场化的中国也有部分资源在民间,比如部分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但是,更多的是“官员们垄断了资源,中国70~80%的资源仍然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中[1]”。   中央政府宏观经济的另一种调控手段是制定政策,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配额、标准、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这种政策后面往往决定着数万亿的资金流动。如中央政府2008年实行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结果当年货币超发了16万亿,引起了2009年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涨。   当然,由于中国统治秩序的混乱,地方官僚阶级的坐大,已经出现了诸候经济的格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调控。地方官僚阶级控制着土地资源,“有土斯有财”,土地越来越成为财富的源泉。同时地方政府也经常采用化整为零或者干脆硬上的办法,来上马项目。那些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宏大工程,那些领导人大手一挥上千亩土地就被征用、上百万平米的民房就被一拆而光的项目,已经是地方官员的一种普遍行为,权力的蛮横和霸道已经远非个别的现象。权力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官僚阶级整体得利,他们依据权力决定内部的利益分配格局。地方官僚阶级有了更多更大的经济主导权和利益分配权。   2.权力控制着微观经济也就是企业。   企业的性质有多种,关于国企我们下面要专门论及,这里只说民企和外企。涉及这些企业生存和效益的诸种因素,从资格准入、资源分配、税收调节、政策奖惩、各项监管等等,都在权力的强力控制下。简言之,在中国,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民营和外资企业都不可能生存。换言之,中国实质上并不存在市场的法制环境。不同地区的政府既可以相互竞争,任意给出国家或法律不允许的优惠政策,甚至白送土地,默认其污染环境,建设血汗工厂,也可以开门迎客,关门打狗,对于前来投资办厂的外商(境外或其他地区的)套上脖链,随意勒索。中国政府也可以因为政治因素,对企业进行鼓励或者打压。比如台湾企业奇美带有绿色,中国政府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税收检查”让其在大陆镇江投资兴办的工厂运营困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不得不以辞去企业职务来承担责任,以交换其大陆资产的安全与正常运营。   官僚个人既可以入股甚至入干股民营企业,也可以巧取豪夺民营企业的资产。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侵占民企案例。在资源富裕地区,官员入股企业甚至在企业拿干股,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作为这种现象的一个衍生结果,中国的矿难即死于矿井安全事故的人数令世人震惊。在屡次整顿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由中纪委出面,清理官员入股企业。但即使如此,仍然不能禁绝这种现象。   在另一种公共事件即环境污染事故中,人们也经常看到权力的影子。2010年,上市公司紫金矿业污水池渗漏致福建汀江污染事故,企业在事发9天后才向社会公告,但实际上,事故发生两天后,企业就报告给了上杭县政府。上杭县政府没有选择立即向社会通告实情,而是极力封锁消息,直到无法封锁才不得已向社会披露。这个事件虽经国家环保部和福建省政府介入调查,但在最后的处理中,仅仅是轻描淡写地罚了一点款。这个事件的内幕被揭开,让人们知道不但上杭县国资委是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占股权比例为28.96%,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而且,紫金矿业近几年逐渐成为当地政府官员的掘金之地和退休之后的养老院。当地有多位政府官员在企业挂职或任职,还有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了企业的股份。所以,尽管紫金矿业是上市公司,但里面众多机构的设置如同缩微版的县政府,大到战略决策,小至人事任免,多数要由当地政府来拍板,而企业高管只负责具体经营业务。在这样一个政企结构下,无论为“公”为私,政府和企业选择瞒报就再正常不过了。“紫金矿业与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互送,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特别是国有资源垄断企业之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它本质上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一种反映”[2]。   3.权力控制着垄断性国企   经过改革存留下来的国企,基本都是资源垄断和行业垄断型的庞然大物。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是一种资源和行业的双重控制,也是一种利益输送的最好方式。张博树指出官僚阶级以公有制形式对社会主要资源的垄断实际上开启了最大的私有化之门:   邓、陈一代中共元老曾认真地以为拒绝私有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然而,历史的讽刺却在于,恰恰是被认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些“公有制”企业(或事业单位),在改革开放实行不久就开始了悄悄的私有化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私有化”,不是法治社会被保护的私有产权的正常建立过程,而是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特定的权力结构和体系内发生的权力对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掠夺过程[3]。   张博树简述了这个掠夺故事开始时的情况:从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为起点,然后是办公司、拉关系、跑市场、立项目等等,表现了国企内部人与主管部门和官员控制特点的以权谋私,是从那个时期走过的人都很熟悉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就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它包括国企扩权、技改、承包、改制、破产、转卖、扩张、上市、价格、掌门人的任免等等重大事项中,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私有化和权力化。简言之,本来应当是全体国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变成了少数人的囊中之物。   邓聿文则分析指出:   资本有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之分。一般来说,权力更亲近国有资本即国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权力整体看,它需要通过保持对经济的控制力以保证社会的可控性,从而保障稳定,无疑,国企更有利于权力对经济的控制;二是从官员个人看,国有企业通过垄断和其他政策、制度优惠所集中的庞大资源,是政治权力兑现经济利益的最方便门径。因为对个人来说,在市场条件下,唯有与资本接近,才最有利于官员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管这种利益是政治利益(政绩),还是经济利益。   但权力和资本的结盟特别是政企一体化,会让社会资源大量落入具有政府关系的企业手中,并形成垄断,同时通过企业的分配最终化为个人的财富。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之所以要大肆兴建高能耗和高污染项目,并非单纯为了“政绩”,背后有着赤祼裸的利益分配考量[4]。   国资流失是国家财富向个人转移过程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国有资产改制破产过程中,通过低估漏估、低价转让,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经济学界流传的一个“比较认可”的数字是,近年来,“国有资产每天流失1个亿”。   这里再重复一下《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的一段话: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军工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   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经济总量已占半壁江山,容纳了大部分的劳动力(根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城镇居民七成以上、农民工八成半以上都在民营企业就业),但是许多行业仍然为国企特别是央企所高度垄断,近年来还有不断扩张的态势。特别是在金融、能源、通讯、铁路、民航和远洋运输、军工的大部,都被国家也就是官僚阶级控制。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呈现一个明显的特点,“财富”并未在各个领域齐头并进地增长,只是在几个特定的领域和板块中迅速膨胀。“中国式国民财富的‘寻宝图’上赫然书写着这几个词:地产、金融、股市、矿产资源。它们被称为近10年来中国财富增长的‘四大金刚’”[5]。而近十年来,最赚钱的行业还要加上高速公路、电网、通讯。所有这些行业恰恰是中国官僚阶级控制最严密的(或者国有化程度最高,或者权力影响资本最重),它们的过度成长标识着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化。   吴敬琏指出,中国“贫富差距,在大陆就两个原因: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两项事实上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这里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举一个例子,原来的中国石油化工,去年盈利第一名,他原本的执行长(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来,他平均每天花公司人民币4万元用在个人享受上。也有人揭露,他公司大厅装一个灯,就花几千万元。陈同海的例子,完全是垄断造成的,他们用石油,几乎不交钱。国际油价涨了后,他们就往国外卖油,政府要他们往国内卖油,还得给他们补贴。而且他是国有企业,除了税收以外,他的盈馀也不上缴。按原来的改革计画,不应该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现在这样。中国现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国有;电信、电力,全都是垄断的。[6]”   作为国企价格垄断的另一个例子,“移动通讯与中国社会”课题组对居民使用手机的状况的调查显示,手机资费占居民收入的5.43%,在年收入不到一万元的手机拥有者中,更是占到了10.31%。世界银行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受高通讯费的影响,中国成为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   其实不止是高通讯费,还有天价过路费(包括无可逃避的罚款),也是造成物流成本高的原因。   对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不置一词。虽然改革要求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行业准入上的平等。   官僚阶级对国企的控制在加强而不是相反,比如掌管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管理(这是党管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为了保证国企的市场取向,又必须对这些高管的市场绩效进行考核。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即这些企业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些高管到底是什么身份?   强化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和企业必须接受市场规则,不但造成企业行为的错乱和经理人的角色混乱,而且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真实的经济效益。虽然表面上,央企近年来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高盈利,但2011年3月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的报告为我们揭开了谜底: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到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这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按此测算的国有企业真实绩效,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7]。   无独有偶,在这份报告发布的同一时间,正在参加2011年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高明华,也向社会上公布了他参与调研的、一份题为《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报告,同样指出国企的资产扩张和账面利润主要来自于税收、信贷、资源等隐性补贴,2001年~2008年间这三项补贴总计高达6万亿元,而同期国企的利润总和只有4.9万亿元。这意味着扣除掉这一巨额补贴,国企就像脱掉水晶鞋的灰姑娘,仍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企。事实上这还没有算上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数以万亿元计的坏账剥离,后者以央行再贷款形式支付,一次又一次地提供免费午餐[8]。   而央企在低成本占用国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即使是虚夸的“利润”,也没有向自己的出资人上缴多少。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7年~2009年,央企利润共为24772.6亿元,上缴国家财政一共1572.2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资本经营支出则高达1553.3亿元。这表明,3年来的国家财政从央企中收支相抵,仅剩下约19亿元。也就是说,这期间央企表面上上缴红利比例为6.3%,但由于99.9%的上缴红利是从左手给右手,回到了国企,实际上央企上缴红利的比例还不到0.1%(19亿/24772.6亿=0.077%)。央企的“利润”都被官僚阶级私分了。这种状况近年来愈演愈烈,去年新报出的数字更令人瞠目结舌。证券公司拥有800亿利润而不向社会分红。   对自己的主人如此吝啬,但对国外股东却极其慷慨。据2008年的数字,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个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在此前18年里给全体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刚超过2000亿元人币。   学者们习惯将民营企业与国企进行各种比较。比如从利润上看,尽管民营经济在人数和产出上看来规模庞大,但由于不掌握定价权,利润少得可怜,2009年,全部民营企业100强的利润,尚不敌国企中石油一家。从员工收入上看,在民营企业里就业的3亿人,也与在国有垄断企业里工作的3000万人的总体收入相当。特别是整个工业、服务业的利润收入大部分落入垄断和强势部门。银行、证券业人均年收入高达三四十万元,国有大垄断企业的平均年收入约为15万元。而民营中小企业的平均年收入仅有一万多元。中国的企业间已经出现了惊人的收入差距!   国有大型垄断企业掌握着基础产品定价权。电、气、油、通讯、医疗、教育等价格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价格,所有其他行业产品的价格都要依此来定价。当垄断部门将这些基础价格抬高之后,其他部门的利润只有被挤薄,被榨干,甚至企业破产退出。民营的中小企业毫无公平竞争而言。“现存的31750家国企,大都占据着市场食物链的上位。其中150家超强、超大的恐龙级企业,2007年的利润合计就远超过1万亿。由于中国存在着国企与非国企,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可再生的加工业资本与不可再生的资源、能源资本,弹性消费部门与‘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刘易斯语)这个二元结构,一直以来,也就存在两套资源配置方式,通行两种交易规则,存在着两类价格,存在着事实上的价格双轨制。一类,是外企、民企等弹性消费部门的竞争性自由交易价格,不可能只涨不降。这类低价惠及了大众不说,还对冲了国企的高价。另一类,则是‘控制生计与生存部门’的垄断性强迫交易,价格只涨不降,没有谈判余地。[9]”   学者们也经常提出自本世纪初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即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强化了国企在资源性领域的垄断,逼迫已经进入这些领域的民企撤出。同时行政管制加强,这些都使得中国民营企业增长缓慢。虽然中央政府曾经发布政策扩大民营企业进入经济行业的范围,但是这种政策完全没有发生效力。政府往往从国家经济安全、生产安全以及提高资源开采利用率等方面解释这种对民营企业的强制性限制和剥夺,但是没有事实证明它的说法是对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不是变大了,而是在缩小。   现在权力经济的范围,已经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传媒、出版、教育、卫生领域,即形成了所谓文化、教育、卫生产业。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历来是中共意识形态控制最严的,所以它的产业化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垄断色彩。虽然市场资源力图挤入这些领域,官方也开了一些口子,但是在传媒和出版业,至今仍然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较之纯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场景更加令人惊讶,因为肩负着党的精神文明建设任务的这些官办单位,突然也跳进市场经济的游泳池里施展手脚,于是就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极其丑陋的现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央视春晚的低俗而生硬的植入性广告,一次收入就有6亿之多。另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出版社卖书号,和学术杂志卖版面。而教育的滥收费,也已经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   垄断的国有企业坐地分赃,极大地损害了普通国民的利益。用杨连宁的话说,它造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三重赋敛”,“直说就是国家收了社会三遍钱。强制性税收是第一遍,……总量惊人的强制性收费是第二遍赋敛。之后还有第三遍赋敛:垄断国企的强迫交易与强迫消费。(由于国企)垄断比重这么高,垄断的程度这么高,兼有了自然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三重垄断,以及宽泛至资源、能源、原材料、交通等几乎所有基础产业,顶端至金融、保险、通讯、科技、网络、信息、医疗、教育、文化、新闻等产业,几乎全是国企主导的领域,满世界的确没有”,所以国人逃无可逃,只能接受国企的高价格产品,这是变相的横征暴敛。“一想到加1箱汽油等于你半个月的生活费,或缴1次200元的罚款等于你好几天工资,不能不让你感到存在着两类价格,碰上了强迫交易;你也不能不联想到那个官价‘半匹红纱一丈绫’就牵走了卖炭老翁的‘一车炭,千余斤’”[10]。   毛左派们还在迷信公有制或者国有经济的主导或者主体地位,其实德热拉斯已经指出早在苏联模式时公有制已经导致政治特权并产生一个新的官僚阶级。在今天中国,国企只不过是官僚阶级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其牟利的主要手段。国企已经完全成为剥削人民的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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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普京班禅喇嘛宋楚瑜入围 孔子和平奖被质疑暗箱操作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近日展开孔子和平奖评选活动,入围者包括俄罗斯总理普京及北京指定的西藏精神领袖班禅喇嘛等人。有学者批评活动过程暗箱操作,外界既无法参与也无从得知投票得票等情况。 大陆一个与中国文化部有密切关系的民间组织去年创立孔子和平奖,并赶在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前一天,把第一座奖颁给了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后,近日又展开今年度评选活动,俄罗斯总理普京及北京指定的西藏精神领袖班禅喇嘛入围今年的候选人。其他候选人还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八人。 对于去年将奖项颁给连战,今年又让宋楚瑜入选,在中国大陆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张子霖星期一向本台表示:“这个我觉得是很明显的统战,不管是那一个机构还是部门,它都可以去设立这个奖项,这个没问题。但是它如何让人去认同它呢?到底有多少人认为它这个奖真正的体现了和平,普世价值还是什么呢?人们心里都明白吧。” 孔子和平奖执行主席刘浩峰表示,班禅是因为“在中国促进和谐”而入围;默克尔则是因为“在欧洲对区域和平作出了贡献”。   刘浩峰表示,今年的孔子和平奖颁奖仪式将于12月9日举行。和去年一样,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前一天举行。奖金同样是10万元人民币。 孔子和平奖是一个由名为“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的民间机构于去年设立的,用以颁发给“对和平有贡献的人”及“宣示中国的和平观和人权观”。该协会1994年由文化部指导成立。外界质疑此奖项的目的是为抵制诺贝尔奖。而中国文化部去年否认与“孔子和平奖”有任何关连,并表示连名字也未听过。 北京学者张博树告诉本台记者:“我们现在看不出它评这个奖项的原则性何在。如果只是要和诺贝尔和平奖做一个对抗,其实就大可不必了。你这个孔子和平奖,孔子是中国的圣人谁都知道,弄出来也不知道在什么范围之内来评比,候选人如何产生,他的权威性到底怎么样,现在都不好说。如果你还要继续去评,就有些滑稽了。” 网友对于孔子和平奖的颁发提出不少异议,其中中国知识产权之友说:普京就算了吧,08年还是打过仗的;另一名叫人间浮云的表示:文化大革命中不断被批的孔子到今天还要被败坏名声,被批或被捧全凭当局的需要。网友朱天告诉本台记者:“这个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它把铁幕一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行了。现在这样不行了,人们得到的资讯更多了,相对来说这样就不行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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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不顾安全续使用杀人信号灯 逾两百车站风险中运行(图,视频)

中国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星期四公布了温州“和谐号”动车追撞事故有严重缺陷后,有报道指,不知道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设计纰漏。另有媒体称,全国18条主要干线及两百多个铁路车站,安装了存在缺陷的信号设备。换言之,列车仍然倚赖“缺陷信号设备”行驶。 图片:遇难家属们不满铁道部处理方式。(新浪微博) 视频转载:7月26日,一位生还者讲述,后面16个人都变成肉酱。(京华新视觉) “和谐号”动车相撞事故调查组星期四公布了原因,包括信号设备存在缺陷与人员培训不善。据《华商报》星期五报道,2009年9月28日,肇事的CTCS系统投入使用,在京沪、京广、广深、京九等18条主要干线上开行了时速达200公里、部分区段时速达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全国共有成都北站、贵阳南站、武汉北站、温州南站等200余个车站安装了这一系统。2008年,该系统曾获得“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2008年一等奖”。   香港各大媒体星期五对当局的这一做法,发出强烈质疑。香港《明报》当天发表评论说,信号缺陷未修补、未确定信号系统是否还有其它纰漏之前,列车仍然倚赖“缺陷信号设备”行驶,情况与“安全第一”大相径庭,不能接受。当局若以人民性命安全为首要考虑,应该限令有关信号设备未经独立审查、证明安全无虞之前,实时停用,使人民免于风险威胁,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南方周末》引述铁道系统内部核心人士说,由于有关信号设备缺陷,不确定除了已知故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设计纰漏。评论称,今次事故所暴露已知和未知问题,中国铁路怎样向国人和世人宣示“我们是安全的,请放心乘搭”。我们建议:首要从诚实、特别是对自己诚实开始。   关注事故的北京学者张博树认为,铁路部门的解释仍然无法令人信服:“开始说是雷击造成故障,后来又解释为信号系统有问题,这些解释是不是足够充分?我看很多网友都不满意。出了问题的这个信号故障系统,在很多的其它场合还在用。这当然本身就更是个问题,按理说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凡是相关的,同类的这种产品都应该马上停止使用。”   有网民在微博直言,当局明知系统有风险,出事的甬温线动车组为何没停驶接受全面检查?继续开行是否“草菅人命”?也有网民称,政府以前不知讯号系统有问题,现在明知有缺陷,为何继续运行,对百姓生命负责吗?   对香港建高铁持反对意见的潘嘉伟星期五接受本台采访时批评当局:“本身管理系统做的差,所以才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交通意外。现在他们非常的自大,显示他们好像真的有钱了,所以他们跟发达的国家比较,人家有,我们现在都有了,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反省。每天在微博上面很多人就是在骂政府,究竟他们有没有看微博上面的声音!我希望中国政府要看清楚究竟什么是人民的声音。”    香港《太阳报》评论说:每一次惨不忍睹的人祸之后,当局都是声称公开透明的调查,深刻反思总结。但往往言犹在耳,悲剧又接踵而至。从起因到发生,到发展,到善后,都是完全程式化的、老套的结构,彷佛一个模子倒出来,彷佛都出自一个创造力、想像力早已经枯竭的编导之手。   北京学者刘军宁认为:“我想在中国根本的问题还是政绩与人的生命的关系问题,哪个更重要的问题。那些信号、停电、调度这些都是具体的表现。到底是人的生命更重要还是政绩,还是政绩跟政府的面子更重要。政绩更重要其实在中国是需要追究的,需要分析的。因为铁道部是为政绩成立的,不是为民生服务的。”   对于调查组表示,9月中旬公布调查结果,但他并不乐观。他说:“最后怎么处理还要等着看,我觉得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发生。”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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