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

原文地址： 老干部彭迪说：中宣部是“超权威、低智商的言论警察局 作者： 重回最初 老干部彭迪说：中宣部是“超权威、低智商的言论警察局”，必须搬走这个“绊脚石” 老党员老干部老新闻工作者彭迪说： 中宣部是“超权威、低智商的言论警察局” 中国要赶上时代，必须搬走这个“绊脚石” 前全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新华社前副总编辑彭迪同志，写了一篇《 特权还是人权》 ，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观点，对党的宣传工作和新闻工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振聋发聩。文章较长，略有删减。     特权还是人权      彭 迪    “宣传”的涵义是什么，有哪些规则，这些规则的利弊如何，是通过什么程序和由什么人定的，有什么法律和理论依据，如此等等。，对这许多问题，过去都没有深究，因为探讨这些问题本身就可能触犯“宣传”规则。。现在领导提倡改革开放，应该是打破这禁区的时间了。我想就这个问题谈点自己的体会感想和经验教训。   第一，从字面的意义谈起，“宣传”是个中性的词汇，意思是向公众传送信息或发表意见，本来应该反映客观事实和揭示传播真理，但事在人为，它可以用来传播事实和真理，也可以散布谬误和谎言。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不免被滥用为政党的主观意志服务而失去或损害其应有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在中国大陆，“宣传”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手段和官方行为。这种传统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始的，共产党上台后，一仍其旧。两家大概都是从苏联学来的，除了各自的机关报刊杂志等以外都有统管全民带有强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官方宣传机构。如今，台湾早已取消了这种制度，而在大陆，这种官僚机构—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的权力越来越大，达到荒谬的程度，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形象的损害不可估量。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应该是实事求是，宣传报道应该客观全面如实反映真实情况。但实际上我党并不严格恪守这个原则。多年来，我们片面渲染领导政绩，过分强调人民对党的歌颂感谢，助长对党和个人崇拜之风；对缺点错误的报道，往往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宣传对国家事务的透明度和人民的知情权如何重视，而实际上对重大问题，如官方政策失误，高层的人事变化，或涉及要人的深层腐败现象，皆讳莫如深，平民百姓既不知情，也无权问津。本应公开进行的让人民了解监督和参与的国家领导人的产生过程，也成了国家机密。过去是由元老像皇帝那样指定，现在通过暗箱操作推选，连他们在选举会上得票多少都不可告人。新闻记者如发表议论和预测就以所谓“泄露国家机密”论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们一贯声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强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欢迎批评，有错就改。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党领导并不预期或欢迎批评。许多独立思考，对人民和国家的利益高度负责的好心人，相信党的宣传，看到领导的缺点错误，发表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的观点政策，反而被划为阶级敌人，戴上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三反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甚至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受到打击迫害。受害者不计其数，造成全国政治气氛恐惧，鸦雀无声，民意堵塞。。在大跃进运动营造声势，煽动群众，反对右倾，谎假连天的宣传鼓动下，人疲粮尽，工业混乱凋零，农村大片饥荒，饿殍遍野，数以千万计，有些地区甚至人相食充饥。。这种明明是领导严重失策的人祸造成的恶果，我们却宣传说主要是因为天灾。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结教训，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祸。。他感慨地说，那时的“人民日报”(的宣传)没有比有好。。没想到正因为他说了一些与主流宣传不同的真话，后来被迫害惨死。   整风运动是中国人政治生活的必修课，不管是不是党员，都得参加。更早时期的历史，我不直接了解。从延安开始到全国解放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整风运动，没有哪次是出自群众自觉自愿，都是由领导从宣传鼓动开始，发表一些理论文章，规定一些思想言论标准，要求大家学习，一方面以强加于人的宣传手段灌输我党的理论思想和政治路线;另一方面命令各人对照检查交代自己的真实思想和被领导怀疑的个人历史问题。整风的方法多样，时而阳谋，强迫命令，时而阳谋，引蛇出洞，把群众运动得晕头转向，胆战心惊，从而达到思想上强求一致，组织上整治清洗的目的。对检查不合标准或不承认错误或莫须有的罪行的，就组织大会小会批斗围攻，施加压力，甚至使用逼供手段，制造冤案，有的送进监狱折磨，有的下放山区荒地劳动，造成人身伤害，家破人亡，不知道伤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和知识精英。对这种被人们称之为洗脑的“整风运动”，我们党领导和宣传家们文过饰非，给予高度评价，总是强调整风运动的意义伟大，党的领导正确，错误最多是“扩大化”而已，而且都是下面执行中的问题。至于对数以百万人计受迫害而造成的身心伤害和死亡的事实，基本上没有向公众如实交代和正式认错，更无道歉一说。   共产党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和正常的，改了就好。但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如何伟大英明。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以后，我们的宣传调子谦虚了一点，但进步有限。党领导人的讲话或党的决议一经公布，就是定论，领导人的发言，一律被宣称做作“重要讲话”，不管内容是否真的重要。人民群众还没有来得及阅读讨论，宣传部门立即要求全国媒体大力宣传人民如何热烈拥护歌颂。为了营造宣传声势，中央往往下达指示，要求各省市响应表态效忠。这种统一思想的宣传攻势铺天盖地，华而不实，内容大都是重复领导人的原话，很少新意。总之，领导人的形象继续被宣传刻画得高人一等，神圣不可侵犯。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或对他们的品行提出质疑。他们没有一点幽默感。政治漫画在中国已濒临灭绝。政治杂文失去了它的锋芒。毛泽东倒是不讳言，他说过：鲁迅如活到今天，要么他不写杂文，要么他被送进监狱！”   总之，建国以来，封锁新闻，蒙蔽群众，查禁书报，控制言论，拒绝批评，打击异己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整胡风，批武训，反右派，评海瑞，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以咄咄逼人的宣传攻势开始，以大规模整肃告终。一言九鼎，以言治罪，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问题是直到现在，对有关上述问题的反思、探讨的建议和回忆文章，还被中宣部禁止封杀。这种禁令实在见不得人，不敢见诸文件，就用口头或电话下达，可见其理亏心虚。。   我们的国际宣传也应该是实事求是，向人民通报，而不是掩盖或歪曲事实。但我们宣传部门对已经发生甚至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也向中国人保密，强调根据政治需要，以所谓“舆论导向”的取舍来决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许报道，应该怎么报道。这些“舆论导向”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往往令人哭笑不得。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从恢复到发展，突飞猛进，把我国远远地甩在时代的后面，而我们的宣传方针是大喊“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竭力夸大近代文明国家的缺点和问题，尤其对国际公认的普世价值观如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尊重人权，人道主义等，都划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传染病毒，采取仇视排斥(实际上是恐惧)的态度，惟恐中国人染上这种“病毒”，中国的专政制度就土崩瓦解了。   本人在新华社总编室工作时，根据中央指示，美国宇航员首次登月这种人类破天荒的创举，不予报道。轰动一时的由两个基层美国记者对白宫违法活动的揭发，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也不让报道。对外国的工会组织，我们斥之为“黄色工会”；对一些反对独裁专制受到世界尊敬的民主领袖人物，如波兰的瓦文萨，捷克的哈维尔，缅甸的昂山素姬等道义领袖，在宣传上受到中国的冷落。大量事实说明，苏联东欧的解体主要是由于那些国家的人民对专制统治的反抗斗争的胜利，我们的宣传报道不但不站在各国人民的立场表示欢迎，反而硬说是美国干涉的结果，似乎美国居然能掌握各国人民的命运。。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领导对外国人民的游行示威，要求民主，甚至排队投票选举的消息都很敏感，要求在报道中要注意分寸。这样来掌握“舆论导向”，其实就是掩盖客观事实，反映了我们领导对人民对自己都缺乏信心。直至今天，我们的宣传部还在不断要求媒体掌握好“舆论导向”，不惜偏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蒙蔽歪曲事实真相。有关部门还耗费了国家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技术手段，建立防火墙，企图封杀互联网中的所谓敏感信息。好在世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控制舆论的措施越来越失灵了。有些事情是你越禁，人们就越感兴趣。如某些被禁止发行的书刊，倒成了畅销的读物。官方的查禁，往往为被禁者作了义务推销广告。   第二，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一件罕见的怪事，有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张民办报刊，可以自由选用新闻信息和发表各种政见。这个大国就是中国大陆。它的依据是“工具论”或“喉舌论”，就是说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工具或喉舌，不容许发表异议。根据党的指示，全国人民说什么，不说什么，该怎么说，甚至该怎么想，都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特别是在事关全民权益的问题上，十三亿人民只容许一种意见，如有异议，就要受到不同方式的惩罚，歧视，改造甚至迫害。这是我们宣传部门最荒谬、最落后甚至可以说最反时代的做法。   坦率地说，“工具论”或“喉舌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更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既然自己宣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应该是人民的工具，而人民不应该是党的工具。党可以有自己的机关报刊，充当它的喉舌或工具，但无权将全国的媒体划归己有。每个公民都有谈论国事和宣传自己意见的权利。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并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将某些物质的东西收归国有，但不可以随随便便由哪一个政党或政府将人民的精神权利，尤其是思想言论自由收归国有或党有。许多有识人士一再建议领导高台贵手，开放言论，集思广益，多听听不同意见，少要求“舆论一律”，收回强加于全国媒体的“工具论”。但这种积极的建议被领导认为是离经叛道，充耳不闻。   这种做法是地地道道的专制主义，违反宪法，不合情理，实际上也办不到。在世界日趋多元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十三亿中国人民怎么可能只有一种意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政党有什么权力强迫人民都同党保持一致。其实，那些口头表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有的是真心诚意，但被迫讲假话的也不少，有的为了明哲保身，有的为了升官发财，其中包括数不清的各级领导班子中贪污腐化份子。所幸还有不少敢于公开要求维护人权，反对这种专制统治的党内外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一直在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而呐喊。中国人民解放眼看就到60年了，为什么迟至今日还不能扬眉吐气，当家作主，而只能匍伏在中央宣传部这样一个超权威、低智商的思想和言论警察局之下，充当驯服工具呢?难道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坚决改变吗?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维护宪法，争取民主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多年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不绝于耳，共产党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口号也叫喊了好几十年。我年轻的时候也充满着热情喊呀，唱呀。。现在，按中宣部的示意，在电视节目中听到这类歌声和口号时，想起我们党解放后严重的失误，特别是对人的伤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我的党性实在跟不上我们的领导。   现在改革开放，情况大有改进，但领导特别是中宣部的基本观点未变。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一劳永逸杜绝不同政见(包括许多善意的建议)，保证全国各级领导和人大代表和党绝对保持一致，所谓“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挂帅)仍然是考核干部，职员，学生的首要条件，其实就是要求人人都无条件地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这一套原则是由少数党领导人提出，没有经全国党支部讨论，更没有征求全国公民的意见，就写进国家宪法。。   考核干部的标准，应该超越党派一家的立场，由广大人民讨论以取得共识。胡锦涛同志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八荣八耻”就是一个超越党派利益的范例。国家对负责干部和优秀学生的要求主要应该是做人的基本品质，包括爱国爱民，无私无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勇于独立思考，善于改革创新，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勤奋工作，廉洁奉公，有仁爱之心和民主的作风等等。这些美德有的来自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有的吸取近代世界文明的结晶，它们具有普世价值，不受党派偏见扭曲。选拔培养这样的人才取代那些入党做官，以权谋私，口是心非，贪赃枉法的腐化份子，国家和党才有希望。   第三，宣传自己的信仰主张是正当的，但任何理论或主义都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不能禁止讨论批评质疑或否定，更不能动用国家专政手段强加于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邓小平和胡耀邦领导下，确认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开始破除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迷信，批判“凡是派”，向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转化。这个历史性的转化来之不易，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   但是，这个转化并不是一帆风顺。老的“凡是派”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新的“凡是派”又接踵而来。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领域开始还政于民，广大的农民和市民获得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力，释放他们的智慧和潜能，经济突飞猛进，不仅改善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改变了国家的经济面貌，大步加强了我国的实力，成绩伟大。人民和领导都有功劳，但许多改革政策是人民领先，突破“凡是派”领导的阻力而取得的。物权法的制定和通过是很大的进步，但农民要求归还土地，老百姓要求摆脱恶吏欺压，人民要求言论自由，律师和记者要求安全保证等基本人权问题的解决还遥遥无期。   在理论战线上这个转化更加复杂。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宣传口号在我国震耳欲聋的年代里，我对那些书本的学习，囫囵吞枣，紧跟党的宣传指示，坚信只能信奉一种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他的主义和思想都是邪门歪道。实践证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论问题已经失败，马克思本人就反对这种形而上学。但我们有些人至今还充满怀旧的心情，拒绝以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对待理论问题。。回想当年胡适倡导“少谈点主义，多做点实事”时，我们横加批判。其实，他重视实践的观点比我们高明。成熟的政治家对各种时行的主义或理论，有自己独立的判断，他们重视理论，但又不受理论教条的束缚。像马克思这样伟大的理论家并不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唯一的绝对真理。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真理“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他进一步质问那些封杀不同意见，只允许一种观点的书报检查官说，“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实践发现自己的理论过时或错误时，他毫不留情地自我批评修正。显然，他并不提倡迷信，也反对一花独放。   马恩两位大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尊重和继续学习他们的理论，但对他们150年前的著作，也应像党中央提倡的那样，以科学发展的观点对待，结合实际，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将马克思主义神化，成为唯一的绝对的真理，排斥其他更加切合实际和更加进步的理论而作茧自缚，而应该实事求是，兼容并蓄，不受什么主义的局限，为真理而奋斗不息。。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创新的能量。问题是领导要相信群众，鼓励和释放他(她)们的积极性，多多提供新思想，新经验，新建议，而不应该专门建立一个党中央的宣传部来堵塞和扼杀人民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   我最近读到ffice:smarttags” /> < ST1ersonName> 先生一篇关于新闻制度改革的文章，使我感慨不已。根据他的资料，1896年中国出版的《强学报》就提出民间办报有助于“广人才，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1902年梁启超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乃影响中国前途至关紧要的三件大事”。1912年孙中山认为“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从善改恶，古人以为常师。”邵飘萍办的《京报》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1910年也指出有独立之言论，然后才有独立之国。。这些历史资料表明在这方面，我们党的思想境界比起我们的先辈实在是倒退了一百多年。 > 张博树< ProductID="张博树" w:st="on">   比起西方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更是落后。例如：美国对外的霸权主义不得人心，对内民主制度也远非完善，但他们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不是偶然的。仅举一例。美国宪法1788年被国会批准后，在人民广泛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1791年增补的第一条修正案就明确禁止国会制定妨碍人民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一条很厉害，它防止了美国走向专制并为美国人在解放思想，发展自然和人文科学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美国的政治家也有许多高人之处。我的学友沈恒在一篇有声有色的文章中，对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有一段精彩的描述。这位美国开国元勋战胜了英国殖民军，就宣告不再继任总统。在众望所归，万般无奈下当第二届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实际上只讲了一句宣誓的话:“我遵从宪法，努力完成我的职责”。文章指出，华盛顿“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任何主义，你要喊它华盛顿万岁!他立马会跟你翻脸，认为你是侮辱他，骂他。”不得不承认，200多年前美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美国政治家的谦虚宽容度比现在的中国人高。   比起香港，我们大陆也相当落后。香港的媒体很活跃，消息灵通，思想开放。尽管它受到北京的约束，但更加像个现代社会。它的凤凰影视内容丰富生动，敢反映真情和讲真话，消息闭塞的大陆视众尤其欢迎。可惜又受到中宣部的限制，只有部分人能收视。顺便指出，大陆的报刊电视可以在香港普及，出入自由，但香港的许多报刊杂志竟被严格禁止进入大陆，电视也受到限制。既然是同一个国家，这种关系不大平等。它也反映了大陆在政治上和宣传上的被动和弱势，经不起公平竞争比较。。   应该老实承认我们的差距和弱点。公道地说，这种情况并不完全是中宣部的问题，但它确实很不得人心，比它上级更厉害，被人们称之为阎王店。它那个既无法律效力又无学术权威的阅评组更是臭名昭着。   中国要迎头赶上时代，必须搬走像中宣部这样的绊脚石。于国于民于党，利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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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厚泽：胡耀邦的全面改革主张 2010-9-13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2009年，为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张博树曾约请朱厚泽写点东西。朱厚泽已患病在身，无法动笔，只好采取谈话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思考。本文即是张博树根据他的谈话整理而成。本刊作了删节。 　　今年是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困难重重，问题的根本在于改革越来越走向片面，尤其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健全的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进步。 　　关于中国的前途，很多人都在寻求一种避免冲突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自我转型寻求有效的道路。从整个国家的平稳转型计，尽量从执政党内部谋求改革是一条比较可行的道路。这就涉及到如何挖掘党内改革资源的问题。 　　胡耀邦同志一直到去世，都遵循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但在他的晚年，思想一直是走到前面去的，真心诚意的坚持全面改革，甚至是委曲求全，在体制内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推进转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深入挖掘耀邦的思想遗产，包括那些被扼杀掉的思想的萌芽，充分发挥这个资源的作用，推动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变化，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耀邦思想值得挖掘的地方很多，我主要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算是抛砖引玉：1.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2.耀邦的富民思想。3.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4.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5.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 　　关于胡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有两个很重要的文献需要注意。一个是1983年1月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个是1986年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1983年1月7日到20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日，胡耀邦出席会议，作了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1999年版《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一书中，关于这个会，还提到一句“胡耀邦在这个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而在2002年该书出增订本中，就连这一句话也抹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胡乔木等人反对耀邦同志的这个讲话。 　　那么耀邦的二十八条到底讲了些什么？针对当时改革刚刚起步，很多人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够，耀邦在这个讲话中指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个见解，提纲挈领，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但是，不少同志对这个关系我们事业全局成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缺乏充分的精神准备和清醒的紧迫感。所以，从现在起，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起来，以便从领导到群众，从党内到党外，认清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耀邦接着说道：说清楚了改革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就可以确定改革的总方针了。改革的总方针，应当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为什么要提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大规模的改革，当然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这就保证了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关于经济改革，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耀邦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知识分子，一个是关于政法改革。耀邦讲：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的传统做法，是以对阶级敌人和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进行侦查审讯和惩办为主的，这在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完成以前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政法工作特别是公安工作必须根据国内政治情况的变化实行必要的转变。注意加强综合治理，以预防犯罪和教育挽救失足者为主，这就是说实施积极的治安而不是消极的保安。你看，耀邦一举例就点到了要害上，专政机器的转变其实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时能这样提出问题的领导人并不多。耀邦主张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包括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各个方面，虽然1983年的这个讲话还只是通过机构改革和专政机器的改革来论述政治改革。 　　到了1986年，耀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集中体现在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这个文件明确指出：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推进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虽然围绕这个决议发生了严重的斗争，但毕竟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亮出来了，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都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啊！把“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当做主要教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如果我们把《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两个文献连起来看，就形成了一个总体布局，可以理解为是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宣言书。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耀邦关于全面改革的思想，意义就非常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改革是一条腿的改革，大家的共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抓好嘛！只有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权力失控，权贵资本横行，结果就造成了如今这样的困局。我觉得耀邦全面改革的思想无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还是从今天的实际需要出发，都非常有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耀邦的富民思想 　　耀邦有个重要思想，那就是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后来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 　　说到这个“到处讲”，我倒想回忆一下1984年初耀邦到贵州指导工作的一段往事。1983年批“精神污染”，此事顶过去后，耀邦到四川，后到贵州，元月份在贵阳讲话。讲完话后，我和池必卿一起把耀邦从铜仁送到湖南湘西凤凰县，毛致用把他接走。我们回到贵阳后就召开全省干部电话会，由于耀邦交代此次视察贵州不作新闻报道，我们只能以省委布置工作的名义把耀邦讲话精神传达到县委。1984年1月15日《贵州日报》第一版用通栏标题，用全版篇幅刊登了这次电话会议的消息和精神。 　　这天的报纸是这样报道电话会议精神的：党内评论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省委认为：是否能使人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是评论是非的一条重要标准，是检查各项工作对与不对的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我们党的全部政策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叫富民政策。国家要富裕，首先要靠人民富裕。必须以重点户、专业户带动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重点户、专业户是当前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广大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先行者，我们必须敢于肯定、保护和支持。扶持方法不当的要改进，但方向不能动摇。不要老是坚持过去那种嫌富爱贫的思想，老害“红眼病”。在流通领域里，决不允许再搞独家经营，而应当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独家包办的官商作风，今年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电话会议号召“各级领导都要勇于开创新局面”，开创新局面，至少要做到：一切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我们党的最优良的好作风，必须坚持；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敢于破除；一切干部，首先是党员干部，都要把自己领导的部门、单位的业务方针，服从于服务于我们全党的奋斗目标；一切有利于促进人民勤劳致富的措施、经验、办法，都要敢于探索，敢于试验，成功的必须积极推广；一切违反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言行，必须坚决地抵制、制止以至斗争。 　　有人看到这份报纸后吃惊地说：贵州省委这是怎么了？口气这么大？他们哪里知道这其实都是耀邦讲的。 　　耀邦在贵州讲话里面还说，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耀邦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 　　过了二十多年，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更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光搞经济体制不行。经济体制改革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富民的，一个是富官的。应当承认，国家这些年来，经济确有发展，但一边是政府大量提取资金，政府行政费用大幅增长，同时产生大量腐败，另外一边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实惠没有得到，而且贫富差距在拉大。事实上，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势必走到邪路上去，本来想富民，结果富了当官的。权力没有制约，就要利用市场为自己捞好处嘛！ 　　耀邦在意识形态工作上的开放精神 　　在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上，耀邦是真心希望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不要设置那么多框框。就在我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耀邦就托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话，告诉我要“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后来又当面跟我谈过这个问题。 　　耀邦还是过于理想主义了些。我考虑了，我如果采取他讲的办法，准备一个全面的宣传工作会议文件，那实际上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我都要写，都得把观点摆出来。最后的结果势必胎死腹中，或者把那些应该说的话给你抹掉，那就不如不说了。我的办法是化整为零，分步来，毛毛雨、微微风，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路线纲领那些东西不要搞，我们搞点氛围总可以吧。 　　“三宽”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来的。我主张宽松、宽厚、宽容，先把意识形态上兵将对立的局面解开、松开一下，有点互相可以对话的氛围，然后就可以谈话了。眼睛瞪着，我是执政党、专政党，就是盯着你资产阶级的，有什么新动向，这怎么谈问题？这就没法谈嘛。所以我认为那种搞法根本就谈不上长治久安。高压锅下面能够长治久安？不可能的嘛。先松开，在这里面就有一点活动的余地了。但是我谈的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发正式文件，因为文件是带有必须执行的性质的，不是指令性的，起码也是指导性的。我这些谈话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而是参考性的。当然，在那时的体制里面，中宣部长发一个讲话，只要是正式讲话，按照规矩，就要形成一个文件式的东西。所以我不开正式的工作会，我只开宣传部长座谈会，你也谈，我也谈，大家谈，东讲一点，西讲一点，这个会上讲一点，那个会上讲一点，范围都是很小。 　　这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或许还能有一点作用。同时也不仅仅是策略。按照我的理解，宣传部的工作与思想有关，思想问题怎么能够下命令呢？警察指挥交通用红绿灯，思想问题是不能用红绿灯的，应该在对话中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交流。所以把宣传部长请来，不一定非得有什么工作报告，我们两次全国性的宣传部长座谈会，没有主题报告。大家很关心各方面的问题，那好啊，请钱其琛把国际形势、外交问题讲一讲，科技问题请吴明喻来讲讲，如此等等。可不可发些文件给大家？可以。我就把中宣部的秘书处长找来，口述了一个会议的材料目录，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会议文件，包括胡耀邦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也有邓力群的讲话，那个叫会议文件；第二部分叫参阅材料，朱厚泽同音乐家的谈话，朱厚泽同作家的谈话，等等。完全分开。本来就是个交换意见的过程，大家都等着十二届六中全会，我也等六中全会，听不听随你嘛。 　　耀邦一向注重保护知识分子，很想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打开新局面。但是，1985年到1986年，正是党内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和矛盾更趋尖锐、更趋激烈的两年。耀邦真的很难。 　　耀邦当年就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没有站得住脚的。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解决。我们要坚持“双百”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这种恶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可否这样说，胡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突破、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实际上，耀邦的开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使他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左’‘右’夹攻”。我们现在看耀邦的讲话，要体会到他那时面临的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坚持开明的改革是一项多么困难的事情！ 　　耀邦关于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思想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主持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深深了解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思想论争蒙上了一层你死我活的色彩，动辄把不同的意见争论打成路线斗争，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情，甚至以前的党史写作就是多少多少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所以耀邦同志很想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在这个问题上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耀邦同志当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时候，就提出过“四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装袋子（档案）”，到中央党校来学习，不管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任何问题都可以说，对理论问题完全可以放开思想探讨，赞成不赞成，怀疑什么都可以，所有这些通通不记入档案。中国从苏联学的档案制度害死人啊！ 　　耀邦不但身体力行，还从理论上作了探索。1986年4月9日，耀邦同志在端正党风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的一部分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党内两种不同矛盾的问题》一文，收入《十二大以来》一书。我手头正好有这本书，不妨给大家念几段。在这个讲话中，耀邦同志说：从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态的角度来说，可不可以把党内经常存在的大量的矛盾划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另一种是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的矛盾。 　　关于第一种矛盾，耀邦讲：革命工作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程。总的说来，在长期的斗争中，不同主张不同意见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工作中的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建设社会主义更加艰难。因为没有成功的现成经验。这就要求我们党善于集中全党的智慧，确定正确的方针，制定正确的政策，同时善于处理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晚年恰恰不善于处理党内这种范围的矛盾。结果就造成一种风气：不但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把不赞成和不完全赞成自己主张的好意见，当成“右倾”、“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党”。我们党认真吸取了这种失误的严重教训，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工作上认识上必然要经常出现的不同意见的矛盾。（一）每个重大决策，事先都进行反复的酝酿然后才作出决定。（二）党的会议上允许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批评任何人，即使错了也受到保护。（三）只要尽了心、尽了力，即使工作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也应允许改正。（四）如果对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赞成，只要在工作中不违反并且努力执行，允许保留意见。 　　我个人认为，耀邦关于党内工作上、认识上不同意见的矛盾这个提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上的意义，应该成为促进党内生活正常化的理论引导。耀邦的讲话针对的就是当时以及党的历史上的此类做法：用“左”的办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的纷争、处理工作上的争论，一下子就上纲上线，我是马克思主义，你是反马克思主义；我是“无产阶级路线”，你是“资产阶级路线”；老百姓说联产承包搞好了，集体经济就搞好了，有人就说这是自发的资本主义。总之，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十一次党内“路线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耀邦说的另一类党内矛盾，则是指个人利益同党和人民利益相矛盾的不正之风。在耀邦看来，这才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耀邦对党员干部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看得很重，他说：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关心，有些党员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淡漠，而对个人的利益则斤斤计较。还有些党员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甚至严重违法乱纪，以权谋私。这是完全丧失共产党员根本立场的恶劣表现。对于这一方面的矛盾，当然也要作具体分析。一般的和大量的不属于对抗性质，不要把轻微的错误看成重大错误，不要把一时一事的错误看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但是必须明确，那些严重违法乱纪，严重以权谋私，为了个人利益和本单位、本部门的小集团利益而严重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党员，他们同党的矛盾是属于对抗的性质。这是一个大界限。抓住这个大界限，才能把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问题同工作上认识上的不同意见和失误区别开来。我认为，现在我们党内的主要偏向，不是对第二种矛盾搞过了、搞重了。主要偏向是对这种矛盾认识不足，缺乏鲜明的立场，不敢理直气壮地下手解决其中那些已经带有对抗性质，甚至已经尖锐对抗的矛盾。这也就是小平指出的：软弱。我们应当努力克服这种软弱状态。克服的办法，就是中央机关带头，认真健全各级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健全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的纪律。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有些党组织，包括某些高级党委，谈不上有什么健康的政治生活，关系学盛行，政治空气淡薄。或者说，低级的庸俗的气味太多，政治的原则的空气太少。 　　其实，早在贵州谈话时，耀邦就指出过，我们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左”，在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农业政策等等方面，还要继续克服“左”的影响；而在纠正不正之风，或以权谋私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右”。我们这个党“左”起来往往很厉害，但对真正“右”的问题反倒处理不下去。然而，恰恰是这些“右”的问题（体制内部自身的贪腐问题）才真正具有对抗性，对共产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才是“大界限”，比那些工作意见上的分歧重要得多，也严重得多。 　　沿着耀邦当年的思路下来，就需要党内发展出真正保障畅所欲言的议事制度和言论制度，发展出真正能够遏制腐败的监督制度。到现在，腐败问题已经变得极端严重，但仍然缺乏有效的监督惩治制度和实质意义上的政治改革。 　　另一方面，对思想理论探讨的禁锢还是过去那一套，动辄上纲上线。近来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对主张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的批判不就是这个路子吗？这怎么可能在党内形成不同思想意见的正常讨论、争论呢？ 　　实际上，耀邦说的第二种矛盾即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跟这个第一种矛盾得不到真正解决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 　　站在时代的高度推进全面改革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20年，耀邦离开我们也整整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好的变化，也有不好的变化。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民主的时代。民主就是要讲法治，讲人性，讲人权。记得1985年我刚到北京时，胡绩伟与乔木的争论，就是“党性”还是“人民性”的争论，还在进行中。胡乔木当然要继续压，胡老也从不妥协。这对于我们后来走到意识形态战线上来的人是很开窍的，就是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场争论，有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那里。 　　最近在文化战线上有一个大的讨论，就是关于普世价值观的争论。一些人站出来，要对普世价值观加以讨伐、加以批判。我们一些老同志一起议论过。大家的意见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让步，就是要旗帜鲜明！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就是回归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回归历史，回归常识，回归人类共同价值。想离开这个东西另搞一套，搞出来是什么结果，我们过去的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20世纪人类经历过四种思潮的反复较量、兴衰和演变，一个是以列宁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一个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一个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一个是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思潮和制度演化。这四个东西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赛和演化以后的结果，用一个简单的坐标来表现的话，它大致是这么个样子：共产主义思潮，从世纪初期的汹涌澎湃取得胜利，发展到几大洲都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到最后走向崩溃，大体是个抛物线；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改良，成一个相反的S曲线，或者接近一个反的抛物线，在那个非常深重的大萧条灾难里面，资本主义自己把自己挽救过来了，慢慢地走过来，保持住，在世纪末还有这么个局面；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波动中比较接近一个上升的渐近线，西欧国家基本上是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跟其他的党联合执政；法西斯主义思潮我说有点像电脉冲，陡然地升起又陡然地陨落，因为它那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跟人类文明是完全抵触的，所以它必然陷入全世界的包围之中。 　　除了上述四大思潮外，20世纪还有一个很大的浪潮就是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上半期民族独立运动的代表，一边是中国的孙中山，包括一些武装革命的代表，另外一边就是甘地的非暴力主义；20世纪的下半期，非洲很多国家崇尚暴力革命，南非是个不同的选择，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在非洲，二战后，相当多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政权推翻了，连同白人农场主一起赶走了，后来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而南非非暴力运动用改良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之间的也叫挤，也叫压，也叫磨，也叫和的各种博弈策略，最终达到民主化和民族和解的结果。南非走出来的路，恰恰保持了更多的现代文明，我们现在看来，它的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状况，比较来讲更加稳定。 　　回过头来观察20世纪人类的足迹，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共产党过去闹革命，本来也是想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但“阶级革命”和党国体制没有达到“五个一般”。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