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徐伟、巫秋君、李活妙:“乌有之乡”分崩

“乌有之乡”组织年轻人编排话剧。——本报记者 宋阳标 摄   “我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3月26日下午,在中国政法大学上完课后,经济学教授杨帆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看得出来,近日与张宏良等人的舌战,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颇为激愤。   杨帆在微博上称,张宏良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必须严惩”   至此,学者杨帆和张宏良的矛盾与决裂已然公开。杨帆斥责张宏良夺了“乌有之乡”网站的权,用极端思想绑架了我们这群人。   与杨帆的激愤相比,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显得相对“淡定”,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载了别人对他的负面评论。截至截稿时,他没有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邀请。   张杨决裂   张、杨的决裂,引起公众尤其是知识界的围观。   有分析认为,这场骂战是政治气候变化背景下,聚集在“乌有之乡”的部分知识界人士分化与溃败的缩影。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此番分化与温家宝总理在3月15日“两会”上的讲话有关,“温家宝说,‘文革还没有清理干净,文革的威胁还在。”这给一些团体产生了政治压力,所以其内部出现了一些变化。   3月13日,“乌有之乡”经理范景刚,接受路透社记者专访,话题涉及团体理想与认知、共同富裕、王立军事件等,专访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但数日后所有转载皆被屏蔽。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屏蔽原因是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   3月15日,新华网发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消息后,“乌有之乡”网站突然不能正常登录,加上温总理关于“文革”的发言,引起“有人受打压”的猜测。范景刚向时代周报记者解释,“从3月14日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谈王立军事件后,乌有之乡网站访问量就开始迅速增加,3月15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和其他诸多网站就陷入瘫痪,不能正常访问。从我们网站的技术分析来看,原因在于短期内访问量猛增,超出网站服务器系统的负荷,导致服务器陷入瘫痪。”   “乌有之乡”的短暂“被关”,引起诸多反响,有叫好的,有叫屈的。但当时有批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不应该关掉“乌有之乡”,应该尊重他们的声音。   此后,司马南、孔庆东等人爆出过激言论,杨帆与张宏良等的对立等。有分析认为,这些异动表明,一些知识分子害怕受牵连,急于与其原来所属的团体作出切割、划清界线。杨帆常被视为这一团体的代表人物,但他自称“非主流派”。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   张宏良的是是非非   杨帆指责张宏良在言论中有意识注入“文革”的因子,而他的政治底线是“不能为‘文革’翻案”。尤其令杨帆大为光火的是,在2012年元旦,在“乌有之乡”举办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8周年千人大会上,“张宏良总书记状的报告”号召掀起抓汉奸运动,把“汉奸”的帽子扣在了杨帆的头上,而杨帆辩称自己绝不是汉奸,而是“公开的爱国主义者”。   更让杨帆感到担忧的是,张宏良的报告。杨帆判断这是野心家的阴谋煽动。   但杨帆昔日好友、自称乌有之乡“唯一创始人”的韩德强,并不同意杨帆的这一说法,他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乌有之乡”是一个平台,各种解释,“‘乌有之乡’是主张改良的,有些网站是主张革命的,张宏良的文章都是主张改良的,他还因此被一些人骂为投降派。”对于杨帆的指责,韩德强称,这是杨帆以个人好恶来评价人,“对不喜欢的人就指责,我觉得这种作风不合适。”   而现任“乌有之乡”经理的范景刚亦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杨帆的说法严重背离事实。”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张宏良2006年开始在乌有之乡网站发文,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学者,这完全是因为他能够运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专业问题讲述明白,并且坚持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鼓与呼,因而获得广泛认同。”   历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显然支持杨帆的判断,他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一些极端势力由于受‘文革’理念的毒害更为深远,认为要通过‘文革’的方式才可以解决目前中国在转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和一般比较温和、理性的左派不同,他们更为激进。这种极端思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过,但在某些地区有具体组织、有私下活动的,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张宏良的思想是比较极端的。”   “乌有之乡”的钱从哪里来   自认为是“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为什么会落到被人“夺权”的地步?杨帆透露,他与韩、范、张的关系曾非常好,他们几位见了他,都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杨老师”。   杨帆回忆,“乌有之乡”最初是他和几个经济学“非主流派”创立的。“乌有之乡”创立于2003年,但实际上经济学非主流派作为联盟一起做事已有9年之久,“乌有之乡”的基础就是经济学非主流派。2003年,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韩德强,带着他的几个学生开展活动,而长期参与活动的就是杨帆、左大培、高粱、杨斌等人。杨帆认为,自己在最初出了很多钱,也是很多活动的实际决策者和主导者,所以,他是最初创始人之一。   而韩德强则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创始人。不过,他也承认,杨帆的确对“乌有之乡”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韩德强认为,是自己带着学生成立了乌有之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要经营书店和网站,杨帆并没有出钱,也没有出人,只是参加了一些活动,不能称为创始人。但韩亦表示,自己创立“乌有之乡”后,就不再负责公司事务,只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参与活动。   而最近“乌有之乡”的一名作者在网上自曝接受某地方赞助,但即刻又将此条言论删除。这一消息被传播开后,“乌有之乡”是否接到政治献金亦随之成为热点。   对于“乌有之乡”的经济收入问题,韩德强这样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乌有之乡”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售书和部分网友的捐赠,“乌有之乡”不能自负盈亏,网站上的所有文章都不支付稿费。他还透露,尽管这样,很多作者都声明,文章不保留版权,可随便转发。   当被问到是否有政府资助时,韩德强表示,完全没有政府资助,范景刚也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创办至今,乌有之乡一直坚持“自费爱国”原则,靠经营图书业务,维持生存。   学术之争抑或个人恩怨?   此番争论,究竟是个人恩怨,还是思想观点的分歧?旁观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媒体人李北方看来,张杨争论完全是杨帆的人品问题,与理念无关。   他说:“杨帆以前抱怨主流经济学家不待见他,开会不请他,荣誉不给他,现在又说什么张宏良篡了他的权,其实他根本也没什么权,有什么可篡的?”   范景刚也表示,“这不是学术之争,夹杂有个人恩怨,但也不完全是个人恩怨。”   而萧功秦教授则认为,极端势力和思想的危害在于,“把所有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归结为中国已走向资本主义道路,要避免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要走向革命,那就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式的(说法)。原教旨主义就是一种革命,它动员民意来实现这种目标。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就(将)陷入一个巨大的灾难(之中)。”   包括展江在内的诸多学者都认为知识界应寻找共识,形成合力,杨帆也表示,“中道努力了很多年始终没成主流,因为中道对特权构成威胁,没有民主就没有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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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下台:中国政治发展意外收获

未普 3月15日,在政治镁光灯下表演了四年之久的薄熙来,突然从重庆舞台上销声匿迹了。对此,中共高层至今也没有给出正式解释。温家宝说,此事“一定要给人民以交代”,但“人民”却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其实,薄熙来到底为何被去职,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了。以我之见,这一事件,给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认识这些意外收获极其对未来政治走向产生的影响,可能有更重要的意义。 目前,海内外不少学者和分析人士正在逐渐达成共识:薄熙来下台不等于改革派上台;胡锦涛打左不等于中共向右转;极左派日子难过,不等于自由派日子好过。但是现在有一些迹像显示,中国民众对薄熙来突然下台的强烈反响,已经在以下几个方面造成正面效果:他们要求言论自由,要求开放网禁,要求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而不是向后到退。 我说这些收获是意想不到的,是因为所有这些明确的或并不十分明确的政治诉求,统统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而决定把薄熙来突然免职的胡温习,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打算,要在上述几个方面,开政治之闸门放改革之活水。 譬如,右派为左派要言论自由。民间学者和自由派人士指出,薄熙来和极左人士的言论自由,就像自由派人士一样,都应该受到保护。艾未未说,所有言论都受保护才叫言论自由;胡少江说,即便薄熙来的公民权利也应该捍卫。这倒不是自由派人士故作矫情,刻意证明自己心胸宽广,而是本应如此,如果自由派连这点心胸都没有,谈何普世价值? 胡锦涛当政后,实施宁左勿右的治国政策,对右翼异议人士严加打压,比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对左翼,从来是睁一只眼闭一眼。这次借薄熙来事件,胡封闭左派网站,消除左派声音,他如此左右开弓,所为何来?我以为,他其实并非刻意打压左翼,只是为了防止左派把言论变成行动,诸如孔庆东号召上街支持薄熙来,张宏良发表类似行动纲领一样的东西,都不被胡锦涛所喜。虽说言论自由一直列在中国宪法第35条,但历届中共当局从未兑现过。这次胡锦涛打压左派,遭到自由派人士的批评,能否促使中共在兑现其承诺方面有所突破呢?这需要进一步观察。 再如,自从王立军事件发生以来,大陆网站借机闯关,频打擦边球,挑战互联网封锁,这对开放网禁,有积极的促进意义。2月21日,赵紫阳的名字出现在百度百科,点击率达200多万,一些“天安门事件”、“六四事件”、“六四学生运动”等历史图片也出现在百度网,甚至包括坦克车开入长安街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照片。此外,2004年北大教授焦国标发布的《讨伐中宣部》也被部分解禁,经常批评薄熙来的姜维平也被百度松绑。当然,这并不等于中共要开放网禁。大陆的网管和网监部门有20几个,譬如信息产业部、国安办、国务院新闻办等,早已靠钳制言论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要破除他们的盘根错节的利益,达到言论和声音多元化,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薄熙来下台,对习近平等下一代中共领导人具有警示作用,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一些民间学者指出,像薄熙来那样的藐视法制、滥用权力等文革式的极左方式,对中国政治发展危害最大,因而决不能再搞。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张木生的屡次讲话,习近平等新一代中共领导人上台后可能会推出新民主主义的执政理念及其相关政策,而他们的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工农联盟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如果向左多偏一点,就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 外界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一直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然而,这次薄熙来下台及其代表的极左思潮的萎缩,和中国民众的反映,就像是黑暗隧道的尽头,出现了一缕亮光。虽然我们不应过度乐观地解读薄熙来下台,但是,其间反映的汹涌澎湃的中国民意及其代表的方向,则不应小觑。我相信,民间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将会在促进中国政治发展方面,扮演越发吃重的角色。(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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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听人驳孔庆东“警惕全盘否毛”一文

听人驳孔庆东“警惕全盘否毛”一文 作者:liuwanjun1963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0:01:31 阅读量:3201次   前两天,同事A大放厥词,“中国要文明进步,就必须要清算历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毛泽东。”我很替他担心,劝他不要这样过激,否则是会挨骂的。今天在乌有之乡网站看到孔和尚的一篇文章,名曰《要警惕某些人全盘否定毛主席》,就赶紧把它推荐给朋友,看能不能靠北大名人的文章封住他的嘴。   A看后,找来与我论理。要知道,我是不善言辩的人,仅仅两个回合,就赶忙竖起白旗,变成一个洗耳恭听者。   “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不挨骂。”A认为孔和尚文章中的这第一句话就有问题,“中共建国伊始就宣布‘一边倒’政策,再加上介入朝鲜战争,使自己彻底绝断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可是,时间不长毛泽东又与赫鲁晓夫闹得不可开交,使自己又绝断了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事情发展到1969年,就是刘少奇遇害的那一年,中苏发生争夺珍宝岛的战争,险些招来苏联对中国的核外科手术的打击。上了一点年龄的人都记得,1970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并有人教民众如何防范原子武器的要诀;农村的民兵也学会了两句俄语:‘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根据一些史料显示,这次如果不是美国人表现出对苏联的强硬态度,中国恐怕在劫难逃。所以,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在尼克逊总统来华时,就显得格外高调。1962年中印因领土纠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是印度一手挑起的事端。可是,这场战争很奇怪,在中国军事上取得胜利后,我们主动地放弃有争议地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军队居然从战前所占据的地方再向后撤退二十公里,从而放弃广大藏南地区。这是不是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作祟?他曾自豪地说过:印度一战保二十年的和平!假如中国军队在传统控制线往后再撤退二百公里,准保二百年和平!这就叫做中国版的‘土地换和平’。当然毛泽东的这种行为,给后人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带来巨大的障碍。现在印度已经在藏南成立阿鲁纳恰尔邦,毛左们除了声讨政府的软弱外,还鼓动中国应像毛泽东一样果敢地亮剑,用武力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这种奇特的循环逻辑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只能说中国人在用屁股想事。其实,藏南问题比西方列强挟枪炮占据中国领土更耻辱,那时丧权辱国是由于国势羸弱而迫不得已,而此次呢?却是主动地给入侵的失败者以丰厚奖赏,还顺便捞了一个‘英明’的名声。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如果瞧不上那些土地,何必当初又要与老朋友尼赫鲁翻脸呢?中印边界战争正值中苏关系走向冷冻期,这是否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战略意图’呢?这样倒霉的‘胜利’,是不是比被别人揪住一阵狂打更让人难受呢?再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美苏两强的相持,始终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那个时代的主旋。翻开世界史,我们发现被孔庆东所自豪的‘不挨打’的国家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那个时期,居然闭着眼就能数一大把,光我们的邻边就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日本、澳大利亚等。看来,在以美苏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解决了不挨打的问题,搞文学研究的孔和尚学富五车,应该对此有所认识。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孔和尚没有分析原因,但作为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理论恰恰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颠覆,如果没有这种颠覆,中国人大概像朝鲜人一样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一点孔和尚也应明白。”   “孔庆东说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这是文章的主旨所在”。A停顿下来,呷了口茶,点上一支香烟,吐出几个青烟圈儿,悠闲地像是超脱世俗的雅士。过了片刻,他把烟蒂掐灭,小心翼翼地放到洁白的烟缸里,又开始他的说教。“孔和尚说‘外国人骂我们没有我们骂的多’,这可能是事实,但要知道中国的问题主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人不研究自己,不把那些错误的言论、行为揭示出来,行吗?毛泽东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的话就不至于做出那样多的荒唐事来。毛泽东让我们崇拜他,即使拉屎放屁都要向他老人家请示;他制造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成为随意宰割的对象;经过他的思想的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成了世间最无用的一类人;他鼓吹‘阶级斗争是纲’之学说,打着‘文化’的旗号搞运动,最后连自己的老婆、侄儿都搭上,真是害人又害己……毛泽东说,他一辈子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国,二是文革。陈云评价毛泽东:‘建国有功,文革有罪’。我党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对文革做了定性,是‘一场浩劫’。这样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而至少是五五开。再考虑他的其他劣迹,如人为地制造灾难使3700万农民饿死,将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力量的知识精英打倒,等等,恐怕又不能五五开了。总之他的罪恶大于对中国的贡献,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判断。”听到这里,我的血都要凝滞起来了,真想学孔和尚来他个“三骂”,即“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大概只有这样方能解气。据我的那些毛左朋友说,孔和尚的“三骂”, “把汉奸卖国贼骂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真乃兵法之上上也。三句国骂,骂出了国威、骂长了中国人民之志气,骂灭了汉奸卖国贼之威风。骂出了团结,骂出了进步,骂出了革命。”如果我对他这般,是不是也有这种奇特的功效呢?但是,最终我没有骂,不是我怕他,过去我曾在争辩中好多次骂过他哩,这次只不过是重庆的那面旗帜倒了,“革命处于低潮”,所以我就忍了,继续听他讲下去。   “中国如果不挨骂,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呢?首先要用极大的勇气做好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是现实世界中最不坏的制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坏的制度能把人变成鬼,好的制度能把鬼变成人。中国人善于自我标签,爱面子爱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但就是没有安排一个合理制度的智慧。这都是由于自私自利、追逐特权的思想造就的。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搞独裁专权,一开始就将“共和国”的神奇光环戳得千孔百疮。在这样的环境下,势利小人,投机分子都在这块土壤中强劲繁殖,最后必然要弄得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必然要有人站出来对这种错误加以清算。孔和尚批判我等否定文革,说‘我们找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找着找着,错误就变成了罪恶,最后变成全盘否定。’把社会搞乱,把人心搅乱,把民生扰乱,又死了那样多无辜者,就一个‘错误’了事?我们不知道人犯了多大的罪才算‘罪恶’,孔和尚有悟性,应该给大家一个界定。打开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派网站,满眼都是红色的装潢,这里发出的是捍卫文革的强硬语言和打倒汉奸的暴力语言,当你看到这种状况时,你还相信这种环境下能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吗?要文明进步,就必须把独裁者所有的信息公开,让人们去辨别、去思考、去评价;就必须把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放在超越一切教条的前面;就必须在自由的阳光下扫除一切社会诟病;就必须将原则视为衡量社会形形色色事端的标准……一句话,要建立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民主制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否定毛泽东的真实含义。其次,尊重人权,把自己融入世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近些年来,在胡温领导下,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做出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制度的缺陷,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值。从最近两年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看,中国的立场耐人寻味。在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上,我们是站在独裁者一边,而独裁者漠视人民的生命,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流血事件,严重地侵犯了人权。当然,从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中看到,我们不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站在同一条线上,原因主要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非利益驱动。这世界,到底是“人权大于主权”,还是“主权大于人权”?如果主权至上,就必然产生侵犯人权的情况,可文明的信条是: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最珍贵的,人性的光辉盖过一切,所以,摒弃这些认识而妄论主权,都不过是为达私人某种目标的欺世之谈。国家之间的宽容与信任是建立和谐关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必须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相似,否则南辕北辙,很难产生共鸣。孔和尚批判我等,说我们骂自己、骂朝鲜,‘只有一条路,指得很清楚,就是去给美国当孙子’。我认为孔和尚说错了,揭一下自己头上的疤,无非像鲁迅所言“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要不在铁屋子里会被闷死的,这不会是犯多大的忌吧!我等不是美国人的‘孙子’,也像孔和尚一样‘主张学习美国’。学什么?孔和尚认为我等没有学习到人家的精髓——‘美国精神’,即‘弘扬民族精神’,那么请问孔和尚,美国的民族精神又该是什么呢?我想恐怕不是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不是对他族与他人仇恨的渲泄,也不是喊着‘五不’与‘绝不’来抗拒世界文明潮流吧!孔和尚这样的毛左分子真是中邪了,一睁眼就要把一切好东西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以前是‘公平’、‘平等’、‘幸福’之类的,现在居然要说‘美国的精神,最宝贵的东西跟毛泽东思想处处相同’。自由,被世人广泛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毛泽东确实也有‘自由’,而且是‘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否与美国人追求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呢?毛左大营中有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名曰张宏良,他把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吹捧上天,认为它是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一张王牌,甚至成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相比之下,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显得不值一提。殊不知,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主子为了夺权教唆奴才造反的自由,而罗斯福总统的则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二者对世界的贡献孰大孰小,不言而喻,用不着那样矫情。盛唐的伟大,在于它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文明;先进的文明成果激发了盛唐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新的创造便应运而生,又反过来影响他国。如果盛唐没有把自己融入世界,或许也就谈不上对世界有多大的贡献了。把自己的门严严实实地关起来搞愚民政策,做不负责的实验,打断的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摧毁的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样的国家能摆脱被人斥责的命运吗?”   我已经出离地愤怒了,后悔自己把孔和尚这样好的文章推荐给A,让他恣意羞辱。但是,面对他的一派胡言乱语,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时他大概揣测到我的心思,停顿下来,望着我。此时,我分明看到他那丑恶的嘴角露着一丝笑意,这更让我难以忍受。毛主席、薄书记就是专灭这等右种威风的人,可如今到哪儿去寻找他们呢?岁月无情,人心冷酷,去年还是风风火火唱红歌,转眼间就烟消云散;去年还在痛打辛子陵、茅于轼这样的汉奸,今年汉奸却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唉!白色恐怖时期,还是要像那《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一样,把仇恨强捺压在心底,当然,将来一定是“要报仇,要雪恨,血债要用血来还”。   他又讲开了:“孔和尚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美国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这话离谱吗?这里我就要谈谈中国要解决不挨骂的第三个问题,即改善自己的思维方式,用理性来说话。所谓理性就是你们崇拜的毛太祖所言的‘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在逻辑范畴下来说话。中国历史确实是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里很有市场。但是,美国的情况却与中国不同。独立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那时毛泽东思想没有诞生,谈不上是毛泽东赐教的。后来,除了内战,两大政党的政权更迭,都不是用武力来解决的,而是用选票。孔和尚总是老念歪经,又影响你这样没有头脑的人,真是不负责任啊!”我的脸都胀红了,猛然起来,想把他赶走。他似乎明白我的心思,站立起来。然而,他没有走出去,又给我来了一大堆不上台板的话。“你看,孔和尚是这样说的,‘今天汉奸们动不动就抓住三年困难时期说共产党饿死了多少人,可你为什么不追究解放前饿死多少人?你们的良心何在?1840年到1949年中国至少蒸发了10亿人!为什么没人追究?’幸亏他没有说奴隶社会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说原始社会死了那么多人,要不我们就真的没辙了。对待历史应持怎样的态度?我想绝不是轻薄的戏说,也不是不负责的乱说。腐朽的晚清与民国搞得国将不国,生灵涂炭,对此我们已经追究了好几十年,到现在课本上还印着批判的字样。孔和尚到底不是和尚,是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出来的人,现在又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教书,总不能把这种追究熟视无睹吧!多少年来,报刊上追究那两个时代罪责的文章还少吗?孔和尚总不能盯着黑字,无心到似敲木鱼一般吧!100年间蒸发了至少10亿人,是不是包括寿终正寝的人?红朝建立,先前的历史都已经做了清算,作出了结论,而成为研究禁区的恰恰是六十年来的我党执政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三年困难’这一词语表现力不强,应该改为‘三年大饥荒’,此时饿死了多少人呢?有学者说是四千万,有的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也有二千多万的说法,而官方的数字是‘三年减少一千万人’。看来离我们很近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它难道就是错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亘古未有,一批判罪恶的制造者,就让孔和尚们心里不舒服,质问别人的‘良心’何在,这是不是搞乱了乾坤,无良知者鞭笞良知者?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敢对自己的历史负责的人才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以孔和尚为代表的毛左们,应该清楚,历史不因你们的遮掩就失本真,我们相信,终有一天那些制造饿莩的罪人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否则几千万幽魂是不会消散的。”   谢天谢地,A总算说完了;谢天谢地,A终于离开了。我的屁股重重地压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起呆来。忽然,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他。此时,女儿闯了进来,看到我不同寻常的神色,忙问:“爸,您发烧?有病得找医生啊!”我如梦方醒,忙摇摇头。女儿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笑,轻盈地离开。我忽然又思忖起来:什么都是望眼浮云,只有我们后代的生活最最重要,给他们安排怎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呢?是金钱?是官位?不,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A所讲的合理制度?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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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绊倒了薄熙来?

近日,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重庆刮起了一阵阵表态风,与此同时掀起的,还有一阵阵的警告风。从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被撤职开始,民间的热议和争论一直未休。然而,更多人注意的是事态的发展,很少人探究的一个问题是:薄熙来为什么会沦落到“日薄熙山”的地步呢? 首先,唱红成了走文革老路,打黑成了黑打。薄熙来极力推动的“唱红”,除了耗资巨大又极为扰民之外,还吞噬了市场化经济的成果,比如重庆电视台不得播放广告,只能播放红色电影电视剧,俨然是老大哥时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是对信息资讯的全面封锁,媒体只能正面报道重庆,即使是市外媒体报道重庆的负面新闻也将受到“双起”对待,是赤裸裸的恐吓。 而打黑,本来是薄熙来的政绩之一,但是将打黑成了黑打。打黑应通过正常程序,黑恶势力固然是极大祸害,但并不代表抓到就判刑,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扫除恶势力也需要走正义程序,让法律来判决,而不是民意,更不是权势方。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教授说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认将形同虚设。如果恶势力的罪行没有事实证据支持,就妄自下定论,叫嚣“判死”,那将有悖于公平正义的法则,也使得此次打黑运动名不正言不顺,将使原本的正义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更是无从谈起了。因此,即使黑势力无恶不作,还是应该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去解决,如何定罪不是依靠舆论依靠权势,而是依靠法律。在法律面前,要遵守人人平等的原则,更要坚持未定罪前被告人都是无罪的“无罪推定”司法宗旨。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打击罪犯必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会成为空谈——因为每个人在特殊情况下都可能被诬陷与冤枉。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比如李庄冤案,重庆司法机关对法律的肆意践踏,便使这场打黑运动变得让人不寒而栗。 可见,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和打黑更像是一种高科技独裁,而不是更接近于民主。薄熙来在中国民主的发祥地为官5年,其讽刺之处恰恰在于整件事情与民主压根儿不沾边。 其次,薄熙来自我人格的缺陷,也为他的仕途渲染了一层宿命论的色彩。薄熙来也许是一个“心有大志”之人,从他的所作所为上都能看出,薄熙来对中国的未来所勾画的“蓝图”可能不比那些夸夸其谈的“改革者”逊色,可惜薄熙来的投机心太重,对权力的向往达到疯狂的地步。从“王事件”不难看出,正因为薄熙来的这种过于“雄心”的强势人格和过河拆桥的性格导致他不可能拥有一个坚固的后盾力量——一个好的团队,导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但坑害薄熙来的罪魁祸首,要数那一班极左派御用文人了。薄熙来之所以坚定走文革倒退之路,很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御用文人们的煽动和欺骗,这些御用文人在看到法制民主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没有及时劝谏薄熙来停止唱红、理性打黑,反而火上浇油,与薄熙来互相利用,结果将薄熙来推向了火坑,两败俱伤,粉身碎骨。 比如,2010年11月,“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苏伟、张宏良、朱文晖、顾晓鸣、沈善增等人都发表了关于“重庆模式”之价值意义的讲话。2011年6月,刘吉、石仲泉、陈东平等也在“纪念建党90周年党建理论与实践重庆研讨会”上,发表了肯定重庆模式的言论。乌有之乡之徒对重庆模式的吹捧到了极为肉麻的地步,为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可谓不遗余力。重庆打黑,乌有之乡抓汉奸,配合得天衣无缝。其手段并无二致,均是文革式手法,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甚至自立党派,煽风点火与中央对抗,并且计划好夺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叫板中央。如此蔑视中央权威,岂能不失败收场? 薄熙来的倒台,想起林语堂的一句格言:在中国,政治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只有凭借这句话才能理清这一事件的线索。过去的必须过去。尽管他的家庭在文革时受到了迫害,却依旧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本来,重庆模式可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多元化发展途径,却因薄熙来的权欲熏心而告终,不得不说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薄熙来的倒掉却也让人看到了另一种隐忧,那就是制度不透明、不公正、不完善的情况下,任何人的上台下台,似乎都系于隐形的权力圈子。毛时代毛可以今天指定接班人,明天也为接班人定叛国罪,生死大权完全掌握一人手上。虽然今日之政治格局未及于此,但权力不存在约束,那么对老百姓来说,不管谁上台下台,都不是一件值得乐观的事。 附录: 重庆模式最终失败却说明了三件事情:第一,重庆的崛起之路即使不迅速急转直下,也将偃旗息鼓,“大势已去”在所难免。第二,企图以退回“红色年代”来否定改革、笼络民意的做法,极不靠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第三,破坏法治、重演文革的做法必将“被失败”,因为正常的人都不会答应让悲剧重现。 那么,在看清事实之后,不妨回顾一下那些年,学者们一起为重庆“打黑唱红”的说辞。 (江湖规矩,排名不分先后) 【孔庆东】 ——现在到重庆市委看看,就没有上访的人,老百姓没有问题可上访了,问题都解决在基层了。人民不上访了,汉奸、走狗反而害怕了,怕推翻不了共产党了。 http://bbs.city.tianya.cn/tianyacity/Content/45/1/1254278.shtml ——重庆卫视这样搞(无广告)了之后,首先他的收视率会大幅度上升。因为人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地看节目了……这不是又回到了伟大的毛主席时代吗? ——媒体只要为人民服务了,人民的头脑才能真正的觉醒。 http://wenku.baidu.com/view/8d82f296dd88d0d233d46a6e.html 【郭松民】 ——重庆模式的重大意义就在于重建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认同你的执政,认为由你来掌权是理所应当的,这就是合法性。……“有选举才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就会出现政治动荡”,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重庆通过唱红重新肯定共产党的革命历史,……重建了文化、历史自信。……唱红就是一个重建自信、整合社会、增加认同的过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司马平邦】 ——我觉得重庆模式是执政党在三十年之后回归原教旨。就是党是怎么来的,我觉得原教旨是革命性。现在一说革命就很多人很受不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方面是选举,一方面是不选举,怎么办。我可以回到原来,代表大多人说话,可以不选举。这个正当本身就代表大多数人,就可以不选举了,要不就得搞西方选举制,我觉得重庆的这个现象就是回归了革命性。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扬帆】 ——在1966年全国打死那么多的教师,我们当时作为学生,都盲目地批判自己老师,后来后悔莫及。现在我们当了教授,一定不能同意再赋予群众和学生这样的权利。 ——能顺利揭发坏人坏事,政府迅速处理。全国什么地方达到了?重庆3000万人,抓五千人差不多,抓五个人太少了吧? ——重庆通过唱红造就了信仰的氛围,群众免除了恐惧,提供大量证据,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的法治模式。不是文革模式,也不是无效的法治模式。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祝东力】 ——唱红,我理解它的作用就是“整容”,重塑共产党的形象,更进一步,恢复过去和老百姓的那种党群关系,恢复那种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重庆模式的好处是,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给大家一种出路和希望,比如在政治上搞大下访、三进三同,社会上有什么矛盾、老百姓有什么诉求,执政党主动下来给解决了,用不着其他政党来竞争。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刘仰】 ——中国三权分立是什么,是暴力权,财权和话语权三权分立。……共产党在起家阶段,不管发动群众也好,搞思想教育也好,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现在的唱红不过是要把共产党自己的话语权拿回来。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13572|0|9|1 【顾晓鸣】 (社会学家、复旦历史系教授) ——重庆的领导和百姓在都是山寨、克隆版的中国社会用汗水、眼泪甚至鲜血呈献的创新。重庆模式最重要的模式不是模式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最终的真理,我们只是方法。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65da9007e10b958e 【赵磊:重庆模式的成败,事关中共前途,事关中国命运】 (赵磊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共只能“下课”,而中国将重演民族分裂和民族战争的历史。 ——薄熙来的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所读过的“官话”中,最有马克思主义水平、最有历史唯物主义境界、最有理论和实践勇气、最有开拓创新精神、最有共产党人伟大胸怀、最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文献之一。即便共产党一统天下,各种“独立势力”都按捺不住,如果搞多党制,那些互相攻讦拆台的党派,哪个能镇住“独立势力”?那些油头粉面、脑满肥肠的“精英”能镇住吗?这些带路党不跟着起哄、火上浇油、趁机凌迟中国,就算给他们祖坟烧高香了。民族战争是民族分裂的孪生兄弟,分裂一旦出现,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既然多党制阻止不了民族分裂,那么,高喊“民主”的宪政先生们,你们就等着战争来当裁判吧。读读中国历史,看看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这样一大一小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答案不言自明。这个结局谁最高兴?首先是美国和日本,其次是买办和民族分裂势力,以及乱世中的少数野心家。谁最痛苦?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08-23/4276.html 【马胜荣:“实”字当头,事事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是重庆发展特点之一】 (新华社原副社长、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模式”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什么启发?第一,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发展重点,制定长期目标,对亚洲国家有参考价值;第二,政府决策有力,重庆的决策符合发展格局,并产生了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崔之元:推动经济发展,关注民生改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重庆找到了发展的平衡点,也找到了实现这个平衡点的切入点!民生十条非常系统,3000字一点水分都没有。这十条提出了民生和经济发展的互补,更重要的是,十项政策之间都有互补性。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cx/2011/0714/39462_2.html 【纪硕鸣:重庆进行的是社会整体改革 是一种核心价值】 (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 ——重庆的很多价值观其实是把已经被社会丢弃的,或者说忽略的理念给重新捡起来,继续发扬光大。……老同志是根,老百姓是本,抓住了这两点就抓住了根本。……重庆的社会综合变革更是领先全国,跳出了改革停留在经济领域的状态。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10-09/20/content_20950343.htm ——重庆也在试点它的民主化进程,包括它的投入机制等。我是觉得重庆模式,第一是一个统筹概念,第二它从经济发展的模式变成一个经济社会,甚至于在探索民主化的进程,……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可以维护起社会的公平正义。重庆模式,摆脱了改革开放之初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序,放下面向一部分人的倾斜,倡导的是科学发展和树立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重庆以自身总结提炼的模式身体力行,重拾共产党的创党理念,这才是重庆模式最为重要的价值,是全中国都可以复制的价值。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朱文晖】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副教授) ——重庆系列改革让人耳目一新 ,重庆领导有总体规划设计,但具体做法还是由基层总结推广的,属于是实践的提炼。重庆模式其实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提炼,不是哪个个领导人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不过,这确实需要领导有这么一种政治的情感,要贴近老百姓去发现他们的诉求,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发现之后一看这个经验总结得好,就总结、提炼,提炼之后再推广。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王绍光】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讲座教授) ——“重庆是浓缩中国”。……其他的地方要不要学重庆经验?我说你要学它的精神实质,就像你要探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前提下……重庆的网民实际上很少在网上说重庆的坏话,其他地方的网民说本地的坏话那是很多的,我去重庆问过好几个出租车司机,都说重庆好,唯一的不好就是出租车加气的队伍太长了。有这样的民意基础的模式不可以推广,那我们现在应该推广什么?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邱立本】 (亚洲周刊总编辑) ——我觉得重庆模式代表中国政治的一个新的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很多公平正义流失的问题,重庆的追求是对GDP主义的一个反思。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胡鞍钢:真知源于实践 创新来自地方】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经验”的可贵之处在于,通过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联系起来。“重庆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做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注释,也拓展了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泛认同。 ——“重庆经验”的独到之处在于,对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各个环节,始终坚持了“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顺应民心、符合民意”的总体要求。 http://mept.gxu.edu.cn/hsgd/252833.shtml 【陈东平: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全国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8年以来,重庆市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实践证明,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好载体,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和举措,应当继续坚持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61.html 【刘吉:重庆市委加强基层党建的首创实践应在全国推广】 (中国社科院原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 ——重庆市委这些年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中央党建的有关指示,与重庆市党组织和社情民意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基层是党建工作的主战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基层的国家大事,教育管理服务党员群众是党组织的基本职能”这三大理念,统一了认识,引领基层党建不断前进。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7643.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唱红不是薄熙来组织的,也不是共产党组织的,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政治选择,人民大众是在用唱红歌这种方式告诉共产党——路怎么走以及路在何方。 ——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共产党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共产党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604483&page=1&1=1#66044836604483 【沈善增:我看“重庆模式”的兴奋点】 ——我在“重庆模式”里看到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不是嘴上说说的好听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重庆“新政”的纲。 ——“五大重庆”就是建设健康型价值的重庆,这是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大转换,是老子、孔子梦寐以求的回归自然的社会,回归人的天性,帮助每个人按照他的天性去生存、发展社会,这怎么不是非同小可,怎么不令人兴奋呢? 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60805_p_1.html 【张勤德:重庆模式本质是新民本主义】 ——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了——我个人的看法——一种新民本主义。根据司马南同志所说的,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我觉得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不可以这么概括?就是重庆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在今天讲很有现实意义,就是说它的新民本主义。 ——“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啊,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战略意图,那就是把中东波黑模式引向中国。为了粉碎这场进攻,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就是宣传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了推广好重庆模式,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我觉得提出一些口号。我提出的口号就是“人民共富裕、熙来当总理”。 http://www.wyzxsx.com/m/?Source=ShowArticle|1|259831|1|0|0 【陈谈强:用马克思《资本论》这把刀子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痈疽刮毒!】 (原《光明日报》副总编) ——在当代时间节点上波及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新政”,凸显重庆创新复兴科学社会主义,探索重构社会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重庆主政者同重庆人民结合在一起,走历史必然之路、必由之路。 http://mept.gxu.edu.cn/hsgd/254185.shtml 【石仲泉:继续坚决给力预防和惩治腐败】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重庆有了“打黑除恶”、“唱读讲传”,使社会风气有了进一步根本好转,摧毁了黑恶势力,张扬了恢弘正气,这就十分有利于重庆建设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858449.html   源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0011f0102e13m.html © 胡扯吧 | 订阅 | 查看原文 |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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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薄熙来已走,左派圈内斗?

北京高层宣布免除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职务后,这位主政重庆4年多的中国政坛风云人物就在公共场合和媒体上消失了。薄熙来的“离去”,引起很多评论和联想,即便在奉其为领军人物的所谓左派内部,也出现了纷争。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说重庆当局需要反省之后第二天,北京高层就宣布免去薄熙来重庆书记职务。这一动作,可谓“石破天惊”,引起巨大反响和震动。很多评论将之和1971年的副统帅林彪蒙古温都而汗坠机事件、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1995年被“拿下”、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2006年被整垮等重大历史事件相提并论。 薄熙来之走,引起了中国网民大讨论,右派自由派圈子如此,左派圈子也如此。中国的网站《乌有之乡》,长期以来一直以左派“旗帜”著称,人称中国最有名的左派、极左派大本营。该网站一直高调支持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对薄熙来在重庆的经济政策也大力支持,认为薄熙来是中国左派的领军人物。该网站在薄熙来去职之后,曾短期关闭。 *薄走左派斗,杨帆叫板张宏良* 该网站开辟有重庆专栏,每天新文章不断,总的精神是继续支持重庆模式。北京经济学者杨帆是乌有之乡的重要写手之一。他星期三在中国的互联网发表文章,同乌有之乡另外一位重要作者张宏良和支持张宏良的人叫板。杨帆是政法大学教授,也是“重庆模式”一书的作者。张宏良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杨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你们(极左)这些人胡说八道,才让乌有改变性质、陷入危难的。你们其实也把薄带入危难,重庆本来干得挺好,也是你们把他们往极左方面拉。出了事不去反省,还想控制和煽动广大善良群众?不批判你张宏良,左派就没有出路。一直给你留面子,没点你的名字,你到成了乌有的辩护人了?约你出来辩论!” 杨帆还说:“乌有之乡怎样被文革派控制,走向极左的?才有今天的下场?” *杨帆怒批重庆左倾盲动、关门、冒险主义* 杨帆狠批了2011年的重庆(政府)。他说:“重庆在2011年犯了左倾关门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次左翼将受到重大挫折,极左将被彻底清算。左翼如果继续闹,失败会更惨,长期失去话语权。” 杨帆认为,重庆“经验”的确有可反思之处。他说:“重庆不是文革模式。唱红没明确和文革切割,没顾及知识分子感受,负有一定责任。真正想搞文革的是民间文革派网站,一贯为文革翻案。”杨帆说,重庆打黑也与文革无关,仅涉及公检法和法律完善问题。而文革是把公检法关门,发动群众直接去抄家、审查、批判斗争。 不过,杨帆认为,唱红打黑同文革还是有着某种关联:“不能说唱红打黑的思想同文革思想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民粹主义模式,只不过还没发展到发动群众乱来这关键一步。”。杨帆说,社会主义就是要民主。那么多反民主的,就只有依靠复活文化革命了。这就是极左。 *乌有之乡陈石宇:重庆模式不会夭折* 乌有之乡星期三发表陈石宇的文章题目是:重庆模式会夭折吗?文章说:“中央领导有关重庆这几年上述战略措施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也是对以薄熙来为书记的重庆市委、市府工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现在,会不会因为王立军私自进入美领馆滞留,重庆市委主要领导调整而被否定和推翻呢?恐怕世界上从无这种范例,是永远也不能成立的。前述李源潮代表党中央在重庆领导干部讲话时,对此就做了明确的结论,他说:“要把重庆这些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为之做出的贡献,同王立军事件区分开”。 *网传薄熙来讲话:重庆诸多“领先”* 据海外网上媒体报道,在王立军(2月6日)进美国领馆之前,薄熙来(2月2日)曾发表长篇讲话,没怎么谈唱红打黑,只是谈了国计民生和其他许多问题。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他说,重庆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建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 *薄熙来:中央支持重庆* 薄熙来还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能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做出‘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十分关系重庆,给予很多鼓、指导和具体的帮助。”“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两会答记者,捅出大篓子?*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曾报道,在两会期间重庆团开放讨论日(3月9日),有记者问,一些中央领导人曾去重庆视察,为什么胡锦涛没有去过?薄熙来说,胡锦涛对重庆市非常关心。 他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重庆,而且看了以后他会高兴的。” 海外媒体报道,就是这句话引起了高层的不满,导致薄熙来下台。报道说,这好像是薄熙来逼迫胡锦涛去重庆,让胡锦涛感觉到有点像当年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 *崔之元:重庆模式无错* 北京知名学者崔之元,也是乌有之乡重要作者之一。他(3/21)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题目是:我对重庆的看法不变。崔之元说,重庆试图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实验需要肯定。崔之元引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说:行动就是一切。他还引用德国另外一位哲学家黑格尔的话说,法国革命发生是为了一本关于它的好书可以被写出来。“重庆实验的参与者并不有意识的遵从这些理论,但他们的行动和这些理论是一致的。” 崔之元并没有提到,中国的文革,乃至以前的大跃进,大饥荒,镇反,肃反,反右,四清,等所有运动,是否都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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