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

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7 — 薄倒掉之后，乌有之乡的左派只能做鸟兽散了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2/01/09 — 解读葡萄暗示的三十年一变局 2011/11/24 —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 2011/10/25 — 中国“红色”复兴：对企业的影响 2011/09/06 — wxmang:读书笔记：毛主席会怎么干 2011/08/07 — 围绕开拓团立碑事件,左派又开始集结了.. 2011/07/25 — 动车追尾背后，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2011/07/21 — Emyn:汪洋这位同志啊，真是一言难尽。。 2011/07/12 — 金融时报: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张宏良：王立军事件——中国政治形势逆转的标志性事件 进入专题 ： 王立军 重庆模式    ● 张宏良        （注：本文转自作者博客，在此仅供学习交流之用，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最近几天，围绕王立军事件，整个中国谣言满天飞，包括涉及中国报道的所有国外媒体，焦点也都集中在有关王立军事件各种五花八门的传言上，其家喻户晓和人人关注的程度，不亚于1976年华国锋用武力解决政治分歧公开之前那种状况。     显然，是有人需要这种谣言满天飞的局面。无论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发布王立军消息在时间和用语的一致性方面，是故意联合还是偶然巧合，但是沸沸扬扬的各种谣言，却已经达到了双方发言人所希望达到的政治效果。特别是在十八大临近和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前夕，发生这种政治事件和社会舆论，无论是对于妖魔化重庆模式，还是对于习近平访美之前先行敲山震虎，无疑都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     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王立军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用他来妖魔化重庆模式，妖魔化红二代，妖魔化中国的民生路线。王立军事件本身只不过是一粒棋子，没有王立军事件，也会有李立军事件，赵立军事件，以及其它难以想象的阿猫阿狗事件，总之，必须要有妖魔化重庆模式、妖魔化红二代的政治事件，并且从现在开始，类似事件会将越来越多大。这就叫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从今年以来普世价值派一系列极端反常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比王立军事件更加惊人的事件还在后头。所以，目前人们普遍关心的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的原因已经不再重要，无论王立军是履行公务的“误入白虎堂”，还是罪行败露后的畏罪叛逃，抑或是“精神高度紧张”导致的抑郁症、精神病，以及其它人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各种“事实真相”等，都已经无关宏旨，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唯独重要的是必须要有满天飞的政治谣言，必须要有妖魔化的政治舆论，必须要有“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政治威慑作用，必须要有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理由，所有这些都从王立军这里开始了，王立军事件很可能只是当初“4.12大屠杀”之前的“中山舰事件”，更大规模的血腥阴谋和白色恐怖还在后头。     现在，人们应该明白所谓“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真正含义了。如果说邓小平时代，“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是针对整个国家而言，那么现在，所谓“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则是针对个人而言，任何人只要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而如果脱离改革搞什么共同富裕，则更是死路一条。要让“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具有全国性威慑作用，就必须找一个全国性家喻户晓的人物用来祭刀，于是，与重庆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王立军，便成为用来杀鸡吓猴的政治祭品，成为新中国建立以来，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第一次联合或者巧合制造的政治威慑标本。     此前，人们总是误以为现在重提“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是在继承邓小平的改革意志，其实不是，而是在替美国警告中国人。因为美国的经济危机需要中国的金融财富，美国大众民主革命的政治危机需要中国的物质财富，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中国转变发展方式，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中国脱离“中美国”。而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要求共同富裕的呼声，要求停止向美国和欧洲输送财富的呼声，愈来愈响彻云霄，迫使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转变发展方式，财富由国内人民共享；二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原有路线，绝大部分财富由美欧财团和国内富豪占有。     对于第一个选择，人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右派长期散布的一种奇谈怪论，即所谓实行共同富裕就会影响经济增长，而重庆模式恰恰证明了共同富裕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增长，相反，越是实行共同富裕，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重庆以全国增长速度第一、远远超过两极分化的广东的惊人成就，表明了共同富裕道路不仅应该走，也完全能够走得通。这就意味着如果18大薄熙来入常、习近平接班，整个中国而不仅仅是重庆，都将会转变发展方式，走共同富裕道路，对外减少甚至停止对美国的财富输送，对内由全国人民共同享有社会财富。如此一来，重庆一个地方的唱红打黑，就有可能会变成全国规模的反腐肃贪，这也是以普世价值派为代表的中国贪腐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特别是按照目前既定的十八大逻辑走下去，今后习近平掌握军队，薄熙来掌握政法，99%的人民大众聚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三种力量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崛起，将势不可挡，无论是国内的卖国主义极右势力还是国际的帝国主义霸权势力，都将遭受灭顶之灾。他们一定不甘心接受失败的命运，一定会进行垂死挣扎，而垂死前的挣扎往往是最疯狂的挣扎，这种最疯狂的挣扎恰恰落在了当今中国人民头上。     于是，邓小平时代“不改革只能死路一条”的口号再次被抬了出来，只是含义与邓小平时代已经完全不同，具有了多层新的含义。如果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是指中国如果不改革就只能死路一条，最近美国宣布把中国列为军事打击对象，把中国南海变成国际水域，突然开始收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就是在警告和威胁中国不能回头；如果是站在普世价值派的角度来看，既是指不改革的人只能死路一条，也是指自身家族不改革也只能死路一条。重新提出“死路一条”的口号，决定了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决定了卖国集团必然会采取各种非常规的极端手段，来打击拒绝进行卖国改革的共产党人；特别是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风起云涌，红二代接班的民心所向和众望所归，更加决定了卖国集团必然会采取采取包括宫廷政变在内的种种非常规手段，镇压红色大潮和破坏红二代接班。     回顾中国历史就会发现，越是在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就越是容易发生反革命政变，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转变时期，最容易发生反革命政变。这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当初国民党蒋介石的“4.12政变”，就是在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发动的；1976年的武装政变，也是在社会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的。而当今中国，既是红色大潮风起云涌的高潮时期，又是社会历史转变时期，更是容易发生各种形式的反革命政变，并且反革命政变的规模和形式，将会远远超出人们最大胆的想象。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人们可以选择全力迎战，但是却绝不可能加以避免。     其实，从宣布“红二代接班是封建遗风”、“唱红打黑是文革遗毒”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中国政治生活必将再次进入类似1976和1992年那样的非常规时代，特别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呼吁采用华国锋1976和邓小平1992年那种方式解决当今中国问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普世价值派操纵的各种右派集会和右翼媒体，纷纷放弃了一直用来攻击重庆的所谓“程序民主”，甚至纷纷放弃了所谓自由民主的漂亮旗号，转而歌颂武装政变、暴力镇压以及宫廷阴谋等非常规手段，不仅买办汉奸媒体如此，甚至普世价值派控制的官方媒体也是如此，北京一家著名党报就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歌颂1976年武力解决党内分歧的长篇文章。     现在，这种非常规手段终于开始了。如果说1976年采用非常规方式解决党内分歧，主要依靠的军方支持，那么，现在想用非常规手段解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主要依靠的则是美方支持。试想一下，离开美国和普世价值派的共同联手，有谁能够安排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外交部在相同时间内以相同的话语方式，为王立军事件制造出如此巨大的谣言空间？有谁能够指挥两岸三地、蓝绿两党同时围攻爱国学者孔庆东，甚至迫使香港中联办主任发表谈话，公开与港独势力站在一起？有谁能够迫使中国官员和媒体站在美国立场上，发表一系列出卖中国南海的讲话？有谁能够在王立军事件之前让南方报系和美国之音就报道和采访王立军要倒霉的消息，而在王立军事件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又安排最喜欢造谣的南方报系和美国之音保持沉默，成为谣言大潮中唯独保持沉默的媒体，南方系控制的原本最为热闹的凯迪网，竟然没有一条有关王立军事件的消息，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谁都知道，此时此刻作为汉奸媒体的南方系任何一个公开谣言，都是对薄熙来的最好开脱，所以庞大的南方系汉奸媒体才齐刷刷地一起噤声，而只是借用其他媒体暗中推波助澜，试问谁才有能力指挥遍布全国的南方报系在如此重大事件面前保持沉默？不仅是南方报系，甚至连几乎天天咒骂和妖魔化重庆模式的法律党那些著名魁首，都极其反常地一言不发，几乎中国所有极端右翼分子和右派大佬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哑巴，在公开场合竟然看不到一个普世价值派的著名人物在活动。这种惊人的组织和操控能力，几乎超过了共产党对党报和党员的控制程度，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共济会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具有超越共产党的这种组织和操控能力，而现在这种组织和操控能力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你说中国已经被控制到了何等恐怖程度！     王立军事件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中国极端右翼势力再次采用法西斯和宫廷政变等极端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开始，标志着中国将再次回到用政变、阴谋和谣言对付政敌的八十年代。所有关注中国时政的人都知道，中国底层老百姓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民众最后一点儿希望在重庆，中国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在重庆，中国避免动荡和战乱的最后希望在重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和平对话的成功希望在重庆，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回归人民大众的最后信心也在重庆。如果重庆模式再被否定被妖魔化，则意味着老百姓最后一点儿希望的彻底破灭，意味着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彻底绝望，意味着中国和平转型的道路彻底堵塞，意味着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和平对话和协商的大门彻底关闭。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剩下的唯一对话形式就是暴力，暴力镇压和暴力清算将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不变主题，政变、谣言、阴谋、陷害、混战、杀戮等，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现象。绝望的人民不会再去捍卫共产党，孤立的共产党也不会再有任何力量，中国将在党群彻底分离中陷入动荡，此时美国再插手进来，中国解体将很难避免。     本来，面临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刚刚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一点儿和平转型的希望，却又在转瞬之间希望破灭。历史往往从人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转折，1976年毛主席逝世，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表面忠厚老实的华国锋会发动政变，当时被捕的毛主席亲人，在此后三四年间都一直误以为华主席也和他们一样被关在监狱里，只是多年后允许看报纸时才知道，原来是最信任的华主席把他们关进了监狱，江青也是在被捕的最后一刻，最信任的人仍然是华主席；1992年经过大众民主运动的冲击，中国开始重新推行群众路线，绝没有人想到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会突然发动南巡事变，恢复封建王朝的垂帘听政制度，以一介平民身份，点着当时总书记和总理的名，强迫他们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所谓“南巡讲话”；2012年，人们从各个方面在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政治决战，就是没有想到斗争会从举国皆知的重庆“打黑英雄”涉黑开始，从王立军这位被认为是“左派”和被认为是“抗美”的官员投靠美国领事馆开始。     王立军在进入美国领事馆之前，干下的最惊天动地一件事，就是把全国反对转基因的主将，以王立军的名义邀请到重庆，联合包括有军方单位在内的数十家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召开了一次名为研讨、实为揭露美国转基因危害的大会，大会对美国四大生物集团进入中国，把中国变成全世界种植转基因主粮唯一国家的种种危害，进行了多方面揭露和控诉。虽然王立军仅仅是开了一个会，既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让一个字见诸媒体，之后更是没有了任何下文，很明显，王立军这个反转大会是专门开给某些人看的。但是，王立军敢于触动国内买办集团的最大代表，敢于触动美国生物资本的最核心利益（这是连美国总统都不敢触动的最核心利益），自然就被外界误认为是“左派”和“抗美”官员。其实，王立军既不是左派（他经常说自己不是左派也不喜欢左派，比较喜欢当今中国的右派），更不是毛派，包括这次反转大会都把他认为属于左派的人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在政治思想上，王立军并非是自觉地执行重庆的政治路线，更谈不上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唱红”和“打黑”联系在一起，反转和抗美联系在一起，加之重庆又是当今中国红色大潮的中心，这就把王立军和左派、抗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重庆模式等概念，死死地捆在了一起。这就决定了只要抓住王立军，就可以否定薄熙来，否定重庆模式，否定民生路线。而王立军之所以能够成为突破口，恰恰就在于王立军不是左派和毛派，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如果是的话，则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投靠美国领事馆。可见，王立军纯粹只是一个政治符号，只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工具，借王立军事件大做文章的目的，是要妖魔化薄熙来和重庆模式，是要彻底否定民生路线，是要完全堵死共产党摆脱危机的出路。毛派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力量对极端右翼势力的反击，并不是在维护王立军，而是在维护重庆的民生路线，维护重庆的社会主义探索，维护中国和平转型的政治选择。无论王立军是好是坏，都不会改变所有爱国进步力量对重庆民生路线的坚决支持。     如果重庆模式失败了，中国人民也就不会再等待了。     中国普世价值派在用王立军事件妖魔化重庆模式的同时，另外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掩盖美国逼迫中国割让南海以及中国向欧洲输送财富的重大事件。今年1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明确宣布，美国海军一定要把霍尔木兹海峡和中国南海变成国际水域，如果伊朗和中国胆敢反抗，就集中全部资源加以消灭。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南海还不象霍尔木兹海峡那样，属于两国共有海域，而是如同长江黄河一样，完全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如今美国宣布要用武力把中国南海割让出去，变成国际水域，中国方面不仅没有任何反抗，有人反倒以各种方式默认了美国的割让要求。中国东海和钓鱼岛，中国外交部更是采用发言人口头声明的方式，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日本的控制和占领。东海和南海都是大清王朝在灭亡前夕收回的领海领土，连台湾领导人马英九都敢于宣称为保卫钓鱼岛不惜一战，可是当今中国却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钓鱼岛和东海并入日本领土。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地图几乎都承认南海是中国的领海领土，可是，在中国普世价值派把南海称为不合理的“封建遗产”，声言“要准备向其他国家让步”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国家的地图先后把南海划出了中国，周边国家更是纷纷出手，抢夺中国南海领土和资源。大清王朝得来的东海南海，毛泽东时代西沙保卫战保住的南海，就要在这一代人手中，采用零刀割肉不觉疼的方式，不知不觉地丢掉。东海南海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东海南海一失，中华民族必死无疑。如此天大事情，远远超过当年引发“五四运动”的割让山东半岛，而如今国人却没有任何动静，舆论全部集中到了王立军事件上。     用王立军事件掩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中国帮助欧洲解决欧债危机，有人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之后，再次提出了“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恐怖口号。所有国人都清楚记得，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突然出现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口号，为救美国出手便投下4万亿，这些钱通过通货膨胀全部分摊到了中国老百姓头上，结果是美国得救了，股价指数翻了一番，从6000多点上涨到12000多点，美国股民笑逐颜开；而中国老百姓却十分悲惨，通货膨胀拔地而起，副食品价格火箭般蹿升，股价指数从6100多点暴跌到1600多点，9千万中国股民血流成河，美国金融危机的灾难尽数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现在，“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又有人提出了“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恐怖口号。在经历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惨痛之后，中国老百姓很难再接受如此恐怖的口号，于是，便出现了王立军事件，把整个中国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王立军事件上，如此一来，“帮欧洲就是帮自己”的财富大输送，就可以安然无恙地顺利进行了。     王立军事件以及接下来将会出现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很有可能造成中国社会的大逆转，继1976年之后再次形成大规模镇压左派的现象。王立军事件就其本质来讲，无疑是围绕重庆模式而爆发的一场富人对穷人的战争，一场精英对民众的战争，一场秦桧对岳飞的战争，尽管拥有强大国家资源、媒体资源和美国外援的精英阶级会获得暂时性胜利，但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会改变，席卷世界的大众民主革命不可阻挡，铺天盖地的中国红色大潮更是会愈阻愈奋、愈挡愈高，即使反动派有能力把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全部杀光，只要还存在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就一定能够死而复生！     就让那些暂时得势的反动派去狂欢庆贺吧！     我们坚信，今天反动派欠下多少，将来就会偿还多少。     中国人民曾经宽恕过你们两次，但绝不会再宽恕你们第三次！     重庆民生路线万岁！     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万岁！    进入专题： 王立军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35.html    

2010年末，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

政治上贩卖西方普世价值原则有意误导政治体制改革,动摇我社会主义国本；文化上贩卖腐朽没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以攻击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切卖国行为，已经使我国丧失独立自主而走上依附性发展道路，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已经对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构成重大危害。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起“汉奸评选”活动之后，再发起恢复“惩办卖国贼”展开联署签名。律师及网民希望乌有之乡首先理清“卖国贼”定义。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星期三发起“惩办卖国贼”活动，上个月他们曾进行“十大汉奸”的票选，得到的回响和反映并不热烈，相关文章回帖人数仅仅只有数十人，公布的连署签名也只有数十个。 在“十大汉奸”活动没有获得很好反响之后，乌有之乡有卷土重来之势，星期三该网站刊登了一篇署名马宾、李成瑞发表的文章《关于恢复宪法“惩办卖国贼”条款的建议》，要求恢复1982年后被废除的“惩办一切卖国贼”规定。 文章表示，“世界主要国家都制订了惩治卖国行为的法律，中国近代以来的汉奸卖国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最初通过的三部宪法都有“惩办卖国贼”条款。现在应当制订《惩治汉奸法》，以为配套。只有汉奸才会分裂国家，只有反汉奸才能反分裂。 对此网民蒲飞星期四向本台表示：如果各国都有卖国贼条款的话，那我也知道各国都有普选和多党制，我想乌有之乡是不是说各国都有国王，我们各方面是否愿意作出像多党制、普选这样的努力，况且以所谓卖国贼条款为定义的话，何况其他国家还有免费医疗和教育，我觉得乌有之乡的朋友把心思放在这方面还实际点。 该文章下方还刊登了联名签署者，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等。 该建议计划上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新浪网民有脾气的猪表示，“口口声声汉奸，再汉奸，你们都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落败是谁害的。 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告诉本台记者：所谓卖国贼，毛泽东就是最大的卖国贼，从历史看当初他勾结苏联，还要中国武装保卫苏联，中国现代最大的卖国贼的鼻祖就是毛泽东，而且我们看历史上很多东西，包括对日本战争的放弃都是共产党干的事，和对外蒙最终获得主权的独立其实也是毛泽东跟共产党的事情，如果说卖国贼的话，其实就是乌有之乡所供奉的毛泽东。 此外极端左派分子还发表“中华爱国锄奸大众惩办汉奸暂行办法”，其中对汉奸的定位为，“身为中国人种，拥有中国国籍，却为名利驱使，无耻投靠外邦，崇洋媚外，甘心充当洋奴走狗。不少网民表示如果按此定义大部分国家领导人都是汉奸和卖国贼，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投靠外邦。 一批粉丝为零或者只有数名粉丝的网敏转发宣传乌有之乡关于惩办卖国贼的意见。一个名为最后的红卫兵1976的博主在博客里转发了相关文章，并在文末附上投票，到星期四投票共有817人，支持恢复“惩办一切卖国贼”的条款的人数为803人。 不少网友对此投票有所怀疑，便到微博查证，发现最后的红卫兵1976为左进传媒创始人贾俊的博客ID。他的博客主页颜色为鲜艳的红，主页上有鲜亮的党旗和“为人民服务”“要社会主业，不要资本主业”等字样。网络上的左派疯狂转发此文鼓动网友投票，更有不少左派网友在推荐此文的微博下加上焚烧日本国旗和声讨南方系的照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