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1.不合作 2000年艾未未在上海和他人策划了一个展览名为「不合作方式」，这可以说为此前的艾未未，以及后来的艾未未下了最佳註脚。 他说，「我觉得任何类型的不合作，本身已经是一种身份的確立和態度的明確，因为至少知道你拒绝与什么合作，这已经定义了你的生存价值的標准，这个是很清晰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它不仅是一个艺术的命题，也是一个哲学和伦理的命题。」   2.艺术与政治 你很难去界定艾未未到底是把艺术政治化，或者把政治艺术化？前者指的是，他的「作品」（不论装置、纪录片、摄影）中的政治性，后者指的是他的反抗行动，包括他这几年在大量运以网路作为沟通工具，彷彿一个庞大的艺术计画。 在08年之前，他至多是一个异议的前卫艺术家。但2008年彻底改变了艾未未：奥运、杨佳、川震。他开始写下对社会现实更尖锐的批评，开始用影像介入，开始更积极地用网路与世界沟通。 （虽然更准確的说，是2007 年他在开始「童话」这个作品时，认识到网路交流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自此他的艺术与政治已经无法分割。   3.公民与草泥马 你也很难定义艾未未到底是一个古典的启蒙主义者还是一个后现代的顽童。在他许许多多的文章与访谈中，他用最古典的语言去谈自由、平等、正义；他的每一部纪录片都是某个意义上的「公民调查」──要去寻找真相，追求政治责任；但他又常常使用各种谐擬、嘲讽的创意策略来挑衅並让人们发噱。 前者是现代国家下的公民话语，后者是极权体制下草泥马的反抗姿態；两者都是质疑国家权力，但是公民身分意味著一套完整的公民权利，而在中国这当然不存在。所以艾未未说今天他们的公民身分是一个尚在证明的过程中，他们现在只是公民的前身：草泥马。 因此，准確的说法是：「艾未未们」是正在爭取成为公民的草泥马。   4. 表达与可能性 艾未未曾提到艺术对他的意义有两块，一个是表达，一个是可能性。的確，因为对表达与沟通的关注，表达自由成为他的核心价值，且他不断寻找各种表达的媒介，例如纪录片，例如网路。他的第一篇博客只写了十二个字：「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 因为对於可能性的重视，所以他说极权体制下不可能有公民──因为「每个人的可能性都被剥除了」。而他的工作就是不断在这个体制下去把边界推的更远，去探索新的可能性。例如在「老妈蹄花」中，他们是要去证明在这黑暗卡夫卡式的官僚迷宫中，是否存在任何法治的可能性。   5.个人与国家 艾未未说他和父亲艾青的差异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自始至终爱著他的国家和人民的人。而我是一个关心个人的权益和个人生存可能的人。」 对个人的关注几乎是艾未未所有作品的前提；他对公民的定义是：「公民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体不断以个体身分质疑权力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质疑过权力，他根本不是一个公民，因为他没有行使个体的权力。」 所以艾未未批评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是法西斯主义美学；所以他对杨佳这个孤僻少年近乎偏执地关注，因为杨佳的故事说明了一切这个疯狂体制下个人的悲剧；所以他对川震死难学生进行公民调查，以为每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重建尊严（他在慕尼黑美术馆外用数千个书包组合起大字：「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过7年」，是我见过最动人的艺术作品）；他在川震週年时，號召推友每人念一个死难学生的名字，集合起一个作品叫做「念」。这都是要证明个人存在的价值。   6.公眾参与 艺术家需要的是想像力，社会运动者需要的是动员群眾，而艾未未以独特的方式结合了两者：他屡屡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召唤公眾参与他的政治/艺术方案。   如纪念川震死难儿童的「念」；或者2009年十月一號前几个月，他发起眾人「十月一號齐齐举中指」的行动，大家把照片寄给他；或者2010年十月，当他的上海工作室要被拆除时，他在twitter上徵集工作室拆除方案，最佳方案可获一万元奖励；当次月真要被拆除时，他计画在工作室举办一场拆除河蟹宴，邀请大家来吃秋天的河蟹──最后来了將近一千人，但他自己却不能去。   最惊人的一场公眾参与的政治/艺术行动是，因为北京市地税局要发课公司补缴1522万人民幣税款与罚金，有三万人借钱给他，成为他的债主。这三万人的借钱意味著对一个「国家的敌人」的支持，因而是一场盛大的公民行动。同时，各种借钱的方式（纸钞被摺成飞机丟进他家、匯款单的不同留言）又成为一场充满创意的艺术行动。   当然，这两者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就在於艾未未对网路可能性的尝试：「网路使个人真正获得了解放，从旧的体系、传统的信息控制中解放出来。信息的自由获取和自由表达是今天的特徵，有了互联网，人作为个人存在才真正开始了」。   在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上，恐怕没有多少人像艾未未一样如此巧妙地结合艺术、影像、科技和政治反抗，尤其是身处在一个当前世上最巨大的威权体制之中。我们有幸共同目睹了──並或多少少参与了──这场创造歷史的艺术/政治行动计画，看著他/他们作为一个草泥马或者公民，用网路开拓沟通的可能性，用纪录片去探求被掩埋的真相，在那片腐臭的废墟上重建个人的尊严与权利，並且，始终「不合作」。

（维权网信息员赵小明报道）铁道部令人惊骇的贪腐状况随着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的落马而渐渐被揭露。最近又爆出被网民戏称“比登钓鱼岛还难”的12306订票网站，一期投入高达3.29亿，而业内人士称成本不超三千万。广东网友周筱赟昨天（2012年9月24日）向铁道部寄出要求铁道部公开网站招标详情的特快专递，要求公开招标详情包括：哪些企业投标、各自的报价、方案、两家企业中标原因、3亿投入的预算情况、评审专家名单等信息。 今天（2012年9月25日）下午铁道部今天下午已签收周筱赟的快递。昨天，周筱赟在铁道部官网下载政府信息公开表格，其中竟然要求填写所需信息的用途。周筱赟表示：“本人周筱赟要求铁道部公开12306订票网站招标详细信息，该网一期投入高达3.29亿。我在铁道部官网下载政府信息公开表格，其中要求填写所需信息的用途，真是滑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根本没规定申请人需告知信息用途，我要求公开非本人生活需要、非本人科研需要我就是没事无聊想知道，不行吗？这是公民知情权！”周筱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属于自己的公民权利。 附：周筱赟《关于申请铁道部12306订票网站一期造价超3亿的招标过程信息公开的函》 关于申请铁道部12306订票网站一期造价超3亿的招标过程信息公开的函 铁道部、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 　　本人周筱赟，系普通网民、广州市民、中国公民，作为网络爆料人，曾揭露中石化天价酒、卢美美中非希望工程、重庆选美、江苏阜宁贪官入编等社会重大公共事件。 　　本人注意到，铁道部12306订票网站在9月15日宣布升级后，网上购票依然困难重重，被网友揶揄为“最难登陆的不是钓鱼岛，而是12306”。此前，该网站于2011年6月投入运行，2012年春运期间就曾因访问量过高而几度瘫痪。 　　据媒体报道，铁道部“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项目”（业主单位系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中标者系两家上市公司，第一家为太极股份（全称为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以1.99亿元中标，提供硬件设备；第二家是同方股份（全称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1.3亿元中标，负责软件开发。在2012年底钱完成一期工程建设任务。上述信息由太极股份的公告和同方股份董秘办人士接受媒体采访所证实。 　　也就是说，12306网站的软硬件，仅一期的投入总价就达3.29亿元。 　　然而，如此高昂的投入和极度糟糕的用户体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实在难以理解，引发媒体的诸多质疑。有媒体曾援引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称，一般客票系统的建设费用合计不超过3000万元。 　　面对舆论质疑，铁道部信息中心中心回应称招标完全“依法合规”。 　　而本人却联想到此前，铁道部花费1850万元请导演张艺谋拍摄5分钟《中国铁路》形象宣传片，被国家审计署点名批评“未按规定公开招标”，“未达到预期效果”，有业内人士称10几万元就能完成，随后铁道部相关官员陈宜涵、刘瑞扬夫妇被带走调查。因此，我完全有理由怀疑3.29亿元的工程招标中存在黑幕。 　　铁道部以远超市场正常价格无数倍的高额成本进行采购，已属劣迹斑斑，如2010年12月召开的第7届世界高铁大会，会期仅三天，会议开销竟然在2亿元以上；2012年3月财新揭露京沪高铁的高价配件，卫生间纸盒1125元/个、15寸液晶显示器1.3万元/台…… 　　花费3.29亿元，却做出如此糟糕的网站，岂是铁道部轻飘飘的“依法合规”四字就能应付过去的？媒体报道，对于太极股份中标，多名业内人士对此表示不解，火车客票系统的门槛主要在后台数据服务支撑以及服务器的承压上，但显然，太极股份在这方面的优势并不强。现在铁道部仅公开了两家上市公司中标这一结果，却回避公开招标过程。事实上，政府信息公开不仅仅是公开结果，更应该公开决策过程，后者才是最重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实施情况”；“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情况”均属公开范围。 　　有鉴于此，本人要求铁道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此次“新一代客票系统一期工程项目”招标的相关详细信息： 　　1，公开此次招标中，投标企业的数量和名称； 　　2，公开参与投标的企业各自的方案详情； 　　3，公开参与投标的企业各自的报价； 　　4，公开太极股份和同方股份中标的原因； 　　5，公开太极股份和同方股份的中标方案书，即1.99亿元硬件投入和1.3亿元软件投入的预算情况； 　　6，公开参与评审的专家委员会名单； 　　7，12306网站从今年春运陷入瘫痪开始，到9月15日宣布升级，做了哪些改进？ 　　8，据称，在铁道部涉及网络售票方案时，曾拒绝IBM、思科等的成熟方案，而交由下属的中国铁道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是否属实？请公开IBM、思科当时的报价。 　　在铁道部官方网站下载的“铁道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要求填写“所需信息的用途”，本人声明：我所要求公开的上述信息，非本人生活需要、非本人生产需要、非本人科研需要、非查验本人信息，我就是没事无聊想知道，不行吗？这是公民的知情权！公开信息是行政机关的义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根本没有规定申请人需要告知信息用途。 　　本函在快递给铁道部的同时，即在网络公布。请铁道部或该招标业主单位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15个工作日内予以书面答复，回复地址见申请表。 周筱赟 2012年9月24日

作者： 男方暴色   这是一篇属于影评性质的文字，送给连日来高潮迭起的碍国主义大片。 　　 这部尾随《蝙蝠侠3——黑暗骑士的崛起》余威而来的电影，近日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公映，投资数百亿，虽然只是以日元计算，不足与投资2.5亿美元的前者相抗衡，但小成本也有大制作，视觉效果绝不容小觑。在为期一周的档期安排上，连续在9月15日——9月18日掀起高潮，席卷神州，当然它的轰动效应也频繁出现在了海外报刊和电视等诸多媒体上。因为场景设置的特殊性和单一性，导致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公路电影，人海战术的运用起码能让张艺谋自惭形秽。最后，不得不提醒到的一点是：该片属于限制级，请未成年人在父母引导下捂着双眼观看。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这部现实主义大片承继了2005年以来的相同主题，只是事件出发点从“历史教科书”变成了一座争议已久的无人岛，然而不变的是激昂情绪和极端口号的传染，甚至会有点加强版的味道。上个周末，在我怀着无比激动和期待的心情与蝙蝠侠的会面途中，一组声势浩荡的游行队伍雄纠纠气昂昂从眼前推进远去，伴随着这两天来在媒体中不断的闪回与细节描述，此情此景仍然余音绕梁，而蝙蝠侠则从离开座椅的那一刻起烟消云散。这些强烈的震动感，迫使我不得不留下一些文字来埋汰一下。 　　 我其实并不希望我用下面的一些话来描述那些碍国青年，如果从汉语的基本常识上看，应该在这样的称呼里换上那个正确的汉字，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违反了基本常识，无论从当时的网络现场图文直播还是最近媒体披露的部分细节来考虑，他们口号里的那个“爱”，化作了意识行动上的“碍”。归根结底，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前面那个字深层次表达的含义。 　　 烧毁一家汽车4S店，烧打砸抢一家商城，破坏一座象征城市地标建筑的五星酒店，齐心协力掀翻一辆汽车让母亲与孩子失散，抡起铁锁直入一位开着日系车司机的头骨，围攻一名前去地震灾区救援的日本青年，挥起铁扇向一言不合的耄耋老者……如此种种——尤其是最后一项，成都法庭才告诉我们：一个耳光的代价不鸣则已，一鸣就成了政治问题般惊人——你要我相信这是带着所谓“爱”来表达的操行，我只能抱歉地坦诚说一声：那可能是我以前那些对“爱”的教育出了点问题。事实上，这不折不扣的确是个事实。 　　 这种口头表达上的“爱”，实质上是长年累月“恨”的扎根结出来的东西。你见过爱一样物件之前首先要接受恨另外一样物件的感情吗？这样的对立感情体现在同一个空间维度上几乎不存在，因为物件包括人甚至国度之间不存在反义词，但是爱中国就得恨日本，日本就成了中国人为制造的反义词。这样的逻辑看似很滑稽，但实际上不仅常见而且管用：就像希特勒挑了犹太人作为反义词，苏联布尔什维克挑了抽象意义上的西方作为反义词一样。骨子里的“恨”能让相同志向的人走到一起去，正是一种极其管用的凝结剂，对于展示团结众志成城，哪怕是最异质的成分都能被它像502胶水粘合在一起。海涅曾总结道：基督教用爱无法完成的事情，用恨却是能够轻而易举做到的。 　　 只有失意者和自卑者才无比热衷于这种由恨集聚成内核的群众运动，这是霍弗对狂热分子们的毕生研究总结。他们亟需通过参与集体的方式来否定自我，继而再利用这样一场运动达到涅槃重生的目的。诸如“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中国不再是好欺负的”等意识流口号，都没有很好地隐藏掉人们心中对于急于否定过去的激动心情。带着这样的初始心理，为展示群众运动中的精致团结，不得不借助于“恨”的感情来凝聚精气神，而那些一条条“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宁可大陆满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的红色横幅，则将这样的复杂情感充分暴露了出来。彻底否定重获新生，这只存在于哪咤闹海里的神话故事情节被移植到现实生活中的精神层面，显然荒诞可笑。他们当然不可能有一个新的自己，而是自己给自己在过别人的生活。常言道：入戏了。 　　 在表演的过程中，愧疚感并不会伴随着一幕幕难以示人的恶性有所增加，相反，这样的赎罪情结会由着“恨”的感召渐行渐弱，直至为零。因为运动中的人们为了防止失意和自卑之门重新打开，必须让自己相信所很之人有必恨的理由，活该受到各种惩罚，甚至于已灭绝都不为过。正如费雷诺形容摧枯拉朽般地法国大革命时的恐怖活动所说：他们制造的血腥愈多，就愈需要相信他们的原则是正确的，这样他们才会心安理得，有力量继续向前冲。于是，在这场表演里不可避免地问出了“为什么要买日系车”的问题，并将它牵强地与“爱国”和“卖国”的符号联系在一起。加上制服、旗帜、横幅、口号、统一的打砸行动，这一系列的戏剧因素，不得不让我坐实了自己关于“这只是个表演舞台”的判断，虽然幕后导演的存在与否和人选答案至今难以确实，但这不妨碍群众演员们的格外卖力，甚至卖命。 　　 与此同时，另一种论调也在聒噪：爱国热情不宜打击，因为担心群众运动终将被否定。就在上周，我甚至听到了一句“再坏的反抗总比没有反抗强”的回应，说实话，这的确让我错愕。这不得不让我重述一遍那个“西红柿与龙葵”的著名比喻：同是茄科植物，西红柿能当做食物并富含维生素C，龙葵却有毒让人避而远之。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龙葵，你也选择毫不犹豫地下口？那不是疯子就是傻蛋。一种观点认为：手工业的没落，导致个人创造力的衰退，从而为龙葵式的群众狂热运动留下土壤。换句话说，埋没个人表达欲望、堵塞集体表达出口的结果，只能是让这种突然爆发且暴乱无序式的骇人举动在为数不多的一次机会中狂暴并不分对象地泄欲，像中世纪时期主张君主专制的马基雅维利最终得到的结果那样：“兽治”只能培养出一批“兽民”。追根溯源，需要的是为拥有更多释放出口和降压阀门的疏通尽力而为，而不是对一次狂轰乱炸的狂飙运动拍手叫好，并急着帮助它藏住尾巴。 碍国青年的崛起之路如此炼成，跟爱国主义培养爱国青年路数相反，碍国青年往往造就碍国主义。对此有异议的话不妨看看那间被烧至灰烬的4S车店、那家被烧打砸抢的平和堂商场、那位因为救援赶赴地震灾区结果遭到“礼仪之邦”围攻不得不说出“我很伤心”的日本青年、那名因为开着日系车头上就被砸了个窟窿至今还躺在医院的西安车主，以及中国不得不以赔偿名义为这场演出支付的数百亿日元投资，这究竟是爱国，还是碍国！如果对最后所举的那笔赔偿不服，并以“当年日军烧杀抢掠却没有赔偿中国”为由誓将碍国主义进行到底碍国青年们，好好问问你们头上所举的那张头像，或许悟性高的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行文至此，想必那句流传甚广的醒世恒言也该改一改错别字了，如实写下： 　　 有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国叫纳粹，在中国叫碍国者。 　　 如文章开篇所讲，这仅仅是一篇影评。在这部公路电影中，群情激愤的每一个人，不过都是一个死跑龙套的。 　　 别因此搞错了身份而忘乎所以。你，其实只是一个演员。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雄 图 韦郡 　发自：广西桂林 陈敬恒与妻子张仃娘的合影。他们在这个院子里居住了30多年，这个院子见证了他们的小半生 这帮印尼华侨，在1960年回到祖国，但命运对年轻冒险的奖赏，是将他们送到这个陌生国度的荒地度过余生。华侨农场与外界并无围墙，但他们总是显得格格不入。他们用一生的时间对农场建立起认同，可他们的后代却早已如蒲絮般迅速消散 父亲临走前，跟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他亲眼见到的，就是我堂伯死得很奇怪。他死前做了个梦：妈妈要来接他走，几月几号几点钟都告诉他了。结果真的按照梦里讲的，在那一天举办葬礼，请很多人来吃饭、玩麻将。差不多到点了，人家问他：你不是讲你要走了吗？结果时间一到，他说了句“妈妈来了，接我走了”，就倒下去了。 “父亲说，如果没看到，你是不会相信的。他15岁起就跟伯父闯南洋，最后亲眼见到伯父死得那么舒服。很羡慕。” 在桂林一个农场里，邹应杰的父亲度过了人生的最后13年。他曾是印尼一家淀粉厂的老板。临终时，他是桂林华侨农场的一个普通居民。“父亲从没后悔回来，”邹应杰说，跟那些漂泊海外的祖先们一样，15岁就离家闯南洋的父亲渴望落叶归根。 张仃娘（前右一）与丈夫陈敬恒（后右一）归国不久，在农场平房前拍摄的照片 在1960年4月从雅加达开往湛江的“俄罗斯号”上，父亲已经给人生安排好了结局。但对于在印尼长到15岁的邹应杰而言，人生如南海上随波逐流的一条沙丁鱼。他不再是家业的准继承人，关于前途的一切充满未知。此时他脑子里惟一的念头是：可以回国上学，继续“深造”了。 1974年11月，在一次吃饭时，父亲死于心肌梗塞，没有给他留下遗言。 农场的开拓者与守望者 2012年7月9日，一个蝉鸣如织的下午，邹应杰和他的“夕阳红”乐队成员准时聚在一间10平米的小屋子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们将演奏一些老掉牙的经典歌曲。 主唱张仃娘来得最早，她打扫了屋子并烧好茶水。第二个到来的是队长邹应杰，他负责电子琴伴奏。等到吉他手、鼓手一一到位，一场小型演唱会就开始了。 邹应杰躲在老花镜后专注地盯着琴谱，像个淡定而沉醉的电玩少年。拍子打起来，那些鬓角斑白、顶心渐秃的老人就像入了水的鱼儿快活起来。他们展示出多数国人在音乐面前所缺乏的那种松弛。 连续几首革命歌曲，流利得像小学生背书一样。那是他们最熟悉的中文歌曲。看得出来，这些为远道而来的记者临时安排的节目并不让他们太享受，连“团歌”《夕阳红》听上去也毫无生气。邹应杰的伴奏猛然转调，《哎呦妈妈》——一首印尼老民歌响起来，则让人眼前一亮。 一位老者在门口跟着拍子手舞足蹈了半天，几个女人被他滑稽的样子逗乐了。老者最后双手作揖离去。“他不是华侨，是本地一个音乐老师。‘文革’的时候脑子好像有点坏。”张仃娘介绍，他们平时很少与本地人一起活动。 这支由退休老人们组成的乐队，是大家开心的源泉。老人们可以在房子里唱着印尼歌曲整整一个下午 “夕阳红”对印尼歌舞的痴迷更像是一种身份的展示。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桂林本地几乎所有与印尼文化相关的演出邀请。桂林市曾举办两次印尼文化节，均邀请他们去演出。邹应杰担任编舞，在活动开幕前一个月，团员们就开始排练。广西师范大学的印尼留学生常过来看望他们，在录像上看起来，那场面更像是亲人重逢。 演出间歇，邹英杰起身，从旁人身边经过时，他弯腰低头，伸出右手，像做了个“请这边走”的手势——但这是给自己的，表示他要借道“路过一下”。 这是他在印尼时养成的习惯，回国五十多年一直保持。在农场外，这个奇怪的动作往往会引发诧异，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解释：小时候的习惯，表示礼貌。类似习惯还有不用左手给别人拿东西，因为那是“脏的”——印尼人如厕后都要用水清洗，那是左手的职责。 “夕阳红”乐队已经组建10年了。这个农场的头号文艺团体曾发生过一次分裂，一些更年轻的团员嫌“夕阳红”名字太老，更重要的是，印尼歌舞很难真正让她们感兴趣。 “她们自以为能歌善舞，不跟我们玩。”一位团员不无讥讽地说。有天晚上，记者在场部附近的篮球场上，见到了这群“分裂分子”。她们的人数大约是“夕阳红”的4倍，年龄上看来则比“夕阳红”小一辈。她们正怡然自得地跳着时下风行各地的藏族广场舞。指挥她们舞步的，是一台播放《伤不起》的录音机。 “印尼歌我们唱不来。”一位舞者告诉记者，中文流行歌曲以及在网上学的广场舞更适合她们。这群人对印尼歌舞倒也谈不上抵触，在必要的时候，比如农场创建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她们也会穿上纱笼，在各界领导的瞩目下，一丝不苟地完成那些印尼风情的舞蹈动作。 年轻一代已经毫不讳言对印尼文化的不理解和不欣赏。邹应杰想教年轻人学乐器和印尼歌舞，“免费教都没人来！” 有一年儿童节，“夕阳红”乐队受邀来到张仃娘孙子敏敏就读的农场小学，教孩子们唱《哎呦妈妈》。 大部分的早上，华侨都在跳这种节奏简单易学的印尼舞蹈动作 “你不知道大家有多反感。”提起往事，敏敏瞥了一眼奶奶，又低下头去。几年前那场不快仍让他耿耿于怀。 张仃娘倒是无所谓，“敏敏从小跟父母在深圳长大，”她说，“他对印尼没什么感情。” 过完这个暑假，敏敏就要和他的同学们转学去市内的中学。农场的后代们陆续离开这里，去桂林，或者外面的世界寻找自己的前途。华侨中学的生源也连年减少，现在终于要并入“外面的”学校。 农场的凋敝已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事实。这里曾经有上千人一起劳作，但现在除了一个花木公司卖卖绿植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土地上的劳作。50年前邹英杰、张仃娘们从印尼来到这片陌生的不毛之地，他们是农场的开拓者；现在，他们将作为这里最后的主人，目睹此地重归沉寂。 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 当邹应杰和3个“同伙”被民兵押着走向漓江，“啪啪”几声枪响后，江边处决的围观者已作鸟兽散。那是1968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太阳那么大，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他说，老天有眼鬼使神差让他们晚到一步。按照计划，他们要是早几分钟赶上枪决者还在场，怕早已做了枪下冤鬼。 彼时漓江上常飘来尸体，那些在“文革”武斗中的遇难者，被江水缓缓推向远方。离桂林市区18公里的华侨农场虽无这般惨烈，亦难免受运动波及。邹应杰当年23岁，和其他3人被指控策划“暗杀团”，由农场拘禁。半年后，他们的头发盖过了脖子，有一天突然被通知无罪释放。 “其实一直有人想搞死我们。”邹应杰没说是谁，“但农场领导坚决压下去了，他说要是枪毙了华侨，那就是大问题了。” 邹应杰运气不好，关押半年差不多是农场在“文革”中最严重的了——华侨农场在历次运动中并未受到太多冲击，与外界隔绝的那道围墙让他们免于武斗的侵袭。 华侨们似乎对政治运动不大感冒。在农场，甚至很少有人申请入党。邹应杰被释放时，农场干部曾问他是否有意向。 “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吧，”邹应杰淡淡地说，“但我还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 时光倒流10年，当邹应杰还是印尼中华小学的一个学生时，他是多么羡慕画报上那些系着红领巾的“红色少年”啊。 “那时我的思想很红的。”邹应杰面带羞赧，就好像说起某次醉酒后的尴尬事一样。华侨在归国前“红”得让人惊讶。张仃娘家中现在还留有一本远房亲戚的文集，作者是一位印尼华侨教师，在他1950年代回国前写下的狂热的诗篇中，“革命”、“解放”、“毛主席”之类的字眼俯拾皆是。 邹应杰和张仃娘是印尼万悦同一所中华小学的校友。他们在那里接受了与大陆几乎一样的中文教育。家庭和学校都教育他们：虽然生长在印尼，但那里不是他们的祖国，祖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音乐课上，老师教他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以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按照要求，学生们在学校里必须全部使用中文。但这条规定很难真正执行。一下课，教室里自动切换回印尼语模式。那毕竟是他们从小熟悉的语言，很多华人家庭里都只用印尼语交流。他们的生意人父母早已融入印尼社会。送孩子上中华学校，只是为了让他们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华侨农场里，已经很难遇到年轻人了 尽管很多人直到回国后中文还很不利索，也不大听得懂农场露天电影里的对白，但红色中国却让他们充满神往。回国前，邹应杰和陈敬恒已经是《中国画报》、《中国妇女》的老读者了，那些从北京越洋寄出的画报，是他们获取祖国信息的神圣通道。 “要说爱国，那时候是真爱国。”邹应杰说，“每到10月1号，家家户户都插五星红旗。回国之后反而没有插的。” 小部分华人选择了台湾背景的南华小学。同样是学中文，南华小学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套教育。他们的教材里文言文更多，“他们讲蒋中正，我们就骂他们是反动学校，而我们是‘进步学校’。”邹应杰笑笑，“我们搞不拢的，经常打架。” 就在邹应杰们跟“反动学校”的学生们因“政见不同”争执不下时，印尼排华运动开始了。1959年5月商业部长决定书和11月内容相同的第10号总统法令规定，县以下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在1959年12月31日停止营业。对于祖祖辈辈以经商为生计的华人而言，如果还想留在印尼，就必须搬到县以上的大城市。 张仃娘回忆，“到了那一天，印尼政府派汽车过来，但我们都不搬。过了10天他们又来了，每家抓一个到法院去审：你为什么不搬？也不讲，判了一个月。” 时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来看望华人，号召他们要“顶住压力”，他说华侨“要回到自己的国家”。监狱里的华人不必为糟糕的伙食担心，因为华侨总会送来了可口的饭菜。在华人中，“回祖国去”的呼声越来越强。 “第一个礼拜我去监狱看他（陈敬恒），那时候还没讲回国的事。”张仃娘说，“到了第二个礼拜，他告诉我，我们要准备回国了，已经秘密登记了。” “不得不承认，那时中国的宣传确实做得好。”陈敬恒感慨，“我们都相信祖国真的强大了。” 1960年2月，他们匆忙结了婚，尽管张仃娘刚满18岁。回国的计划看上去就像是为婚礼量身定制的蜜月旅行，让这对新人对未来充满憧憬。 只是母亲的悲伤让张仃娘吓了一跳：“你们去苏门答腊，一年可以见面；回中国，中间隔个太平洋，不知道一辈子还能不能见上哦！” 但她并未打算阻拦。五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当时的兴奋与狂热重现在脸上。“可是谁能想到会是一辈子呢？”张仃娘若有所思地一笑，像是自言自语。 祖国见 在命运抉择的当口，各种消息满天飞。1960年上半年的万悦，最流行的招呼语是“祖国见”。出发那天，有人行李已经全部搬上车，突然收到远方来信，又急匆匆把行李搬下车。 邹应杰的父亲也计划举家北归。实际上，当时他们已在雅加达买好新房，部分家当也已经搬去了。 邹应杰的堂哥从雅加达过来拜访邹父。“那边的情况不算太好，”堂哥不久前刚回过一趟广东梅县，那是他们邹家的故乡。“总体还是很困难的。” 邹父似乎有一点动摇，转身问妻子：“怎么样，要不要回？” “还是回去吧，”邹母说，“应杰的姐姐们已经先回了，我们也一起回去才是。” 但先期回国的姐姐也来信，说国内没东西吃，正是困难时期，“什么都要票”，劝家人最好不要回来。 “我们多带些东西回去就行了！”邹父说。最后，一家人把“能带的都带上了”。 16岁的邹应杰此时正读初二，如果没有这场风波，他就是父亲淀粉厂家业的不二人选。但他心里是想回国的，他希望能在祖国受到“更好的教育”。 当他们到当地警局办手续时，印尼办事员大吃一惊：“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些（风波）都会过去的。你们中国很苦，还吃红薯、喝稀饭。” 他说的倒是实情，邹父无言以对。平日里华人与本地人处得不错，印尼人可以在华人商店赊账，等到丰收时节还钱。逢年过节，大家会互赠礼品。但在回国的问题上，出于一种莫可名状的原因，邹家和陈敬恒夫妇都没有与本地的印尼朋友告别。最舍不得华人走的，是家里的印尼佣人。多年来她们替主人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结完婚还自愿继续为主人服务，这回真到了告别的时候。 1960年4月24日，一千多名印尼华侨在雅加达登上中国从苏联租借的“俄罗斯”号远洋客轮，目的地是中国湛江港。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7天7夜。华侨总会负责人宣布，因为在对印尼政府的斗争中本批华人“表现很好”，祖国将安排他们到条件优越、“风景甲天下”的桂林。此前，他们更愿意去海南，因为那里的气候更接近热带的印尼。 很多人是举家搬迁，自行车、缝纫机、成箱的香皂，甚至连荷兰统治时期的双层铁床都带上了。这些行李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物质条件是有准备的。华侨总会的人拿来表格，让他们填写在印尼的职业。按照规定，华侨回国后的工作将依照在印尼的职业而定，有一技之长者可以分配到相关行业。陈敬恒在印尼一直当会计，也会修理各种机械，但在职业栏他留了空白，“我服从国家分配。”他说。张仃娘提醒新婚丈夫，不填的话就会被分到农场。陈敬恒说：“没关系，农场里肯定有工厂！” 经过一周的航行，4月30日，“俄罗斯”号抵达广东湛江。行将靠岸，船上的气氛到达顶点，一千余人豪情满腔，跟随船上大喇叭齐唱《社会主义好》。 等到登陆，码头上的情景却让他们心头沉重起来。 “码头上有很多拉板车的搬运工，拉货拉煤的。我们从没看过人来拉那么重的板车。他们脸黑黑的、衣服脏脏的，看起来像乞丐一样，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有位姓刘的老华侨流了眼泪，“他说，以为中国解放了就没有那么苦的工作了。”张仃娘说，“回来之后没过多久，他就过世了。” 农场的“风水”不在了 从桂林市火车站坐上9路公交车，花两块钱买张票，一路欣赏沿途如儿童橡皮泥习作的喀斯特山峰。大约四十分钟后，公交车从颇具气势的大桥上越过漓江，前方就是终点站——桂林华侨农场了。据说在全国84个华侨农场中，这是距离城市最近、交通最方便的。 7月10日，记者随农场第三代——张仃娘的外孙女沈茜来到门头岭2号。在这里，张仃娘和她的6队队员们居住了二十多年，直到近两年，华侨们才陆续住进商品房。张仃娘房前的板柚、沙梨、海棠林、枣树都在，黑色的大蝴蝶逡巡其间。那些从印尼带回来的番石榴、黄姜、香茅草早已在此落地生根，每年准时奉上果实，毫不在意已被主人遗弃的现实。院子里的黄皮已经熟了七成，沈茜熟练地揪了一个剥皮吞下——就像小时候那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大敞着门，孩子们如小兽般从张家窜到李家。 临街一块镶进墙里的黑板上，还残留一些搬迁前的通知，如有线电视收费、医保缴费等等，那些过时的公告记录着此地曾经的喧嚣。几户没有搬走的越侨还住在这里，他们的公鸡飞到桂花树上打鸣。据说这里是联合国拨款盖起来的安置房，墙上的毛主席语录依稀可辨：“……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当初的朱红大字早被时光啃噬成落寞的赭石色。在人类离开后，墙根的蕨类植物突然爆发出惊人魔力疯狂生长。可以预见的是，语录墙将很快淹没在那片绿色囹圄中。 “以前这里全——是人。”沈茜指着那条主干道。过不了多久，等到越侨迁出来，恐怕愿意留下的只有灰蜘蛛和黑蝴蝶了。 农场最风光的时候是90年代初期，厂部放开土地承包。丰收时节，全农场都是椪柑和橙子，这里的水果曾在广西名噪一时。“每一户都是十几二十万的。”沈民生说，“那时候我们年轻人，骑的摩托车都是一万块的本田，彩电也是一万的。”但到1996年，形势急转之下，“气候变了，风水不在我们这里了。”按照沈民生的说法，现在“风水”转移到了湖南中部。叔叔集中起部分土地，成立“竹江花木公司”，他现在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因为不再制造工作机会，农场将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这里基本很难遇到年轻人，他们中的多数已经在桂林市内安居乐业。沈茜不久将赴新加坡攻读她的硕士学位，显然她离这里已经很遥远了。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一千余名华侨在桂林市内逗留了一周，政府安排他们住宾馆、吃饭店。天气还有点冷，张仃娘到商店去买衣服，看中一件15元的蓝色外套。她问售货员：“12块行不行？”对方愣住，继而一笑：“我们商店都是国家的，这里不讲价。” 根据船上的登记结果，大约有十户人家被分配进皮鞋厂、香皂厂、照相馆，还有其他一些市内的单位。其余的人分水陆两路，开往农场。 所有人终于在5月11日抵达这段亢奋而冗长旅程的终点，但这里的景象让他们呆住了：一片望不到边的荒地、齐人深的茅草、遍地的坟墓。他们的任务是：除草，开荒，种菜。 每户人家分到了一间约八平米、没有灶台、没有装上窗户的小屋。第二天一早，劳动就开始了。他们需要学习的事很多：要适应没有佣人自己洗衣做饭；女士们得脱下苗条的纱笼，换上宽松的长裤去挑大粪；他们要好好练习汉语，否则将会错过露天电影带来的乐趣；他们还得习惯上厕所自带一桶水冲洗屁股。最重要的是，要承受强度惊人的劳动。 “夜里两点钟起来拔秧，种谷子。6点回来吃早点。”65岁的陈仁利说，“这跟劳改农场有区别吗？” 除几位体弱者因水土不服过世外，绝大多数人竟逆来顺受适应了农场生活。在1960年前后，饥荒者数成千上万地死去那几年，农场没有人饿死。 农场的人们承认受到“特别的优待”。一些饥饿的农民进到农场行乞，华侨们只能偷偷给他们食物。“他们不准我们接触农村人。”张仃娘说。 “政府对我们的政策叫‘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吃的方面，分配粮食定量比本地人高。他们每个人30斤，我们是38斤。”邹应杰说。 尽管如此，很多人家依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工资总是到月中就花完，他们拿出金戒指、金项链，以每克3.5元的价格卖给收购站。“我们那时候哪里懂价格，国家收购还能讨价还价吗？”张仃娘说。只是后来那些收购者在“文革”中被当成“投机倒把”批斗时，华侨们才意识到3.5元或许并不是“国家价格”。 农场每户人家都有一本《归侨保护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农场附近的村民不敢与华侨打交道，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华侨很野蛮，打死人不用偿命”的传说。在张仃娘家里，有个穿着印尼花衬衫的男子对我说：这身衣服，就是身份的象征！ 回国后，邹应杰入读桂林中学初一，在学校住宿并享受国家助学金。祖国的新同学对他好奇又恐惧。“他们都当我是外国人，很稀奇！”邹应杰穿皮衣、骑自行车，这些都让同学们大开眼界。每次骑车上街，总有一堆人惊奇地围过来，艳羡地盯着他的单车。“他们老说‘我仔’——桂林话，就是‘我的妈妈哎’！” 街头行人衣服上的各种补丁让邹应杰清醒不少：“以前根本没想过，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现在还是这么困难。”在解释这段困难时期的原因时，他的用词与官方如出一辙：“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逼债”。 一切都是新鲜的。他积极地按照一切“进步”标准要求自己，成绩不错，在同学中也有个好人缘。学习上惟一力有不逮的是作文，但他很快找到了弥补的办法： “中考作文题目，是给亲人写一封信。当时我就抓住‘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鼓励我落榜的表弟在农村安心工作，虽然会有很大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当然，这个表弟是虚拟的人物，哈哈。结果过关了。” 但他不想去读高中。每次周末回农场，劳作的父母都让他揪心。“我母亲以前在家有佣人，店里有雇工。回来后五十多岁还要学割草种菜，她哪里干得下来这个啊？”他希望辍学成为家里的劳动力，父亲没有同意。 在学校时，政策允许不习惯农场生活的华侨打报告申请回印尼。父亲曾问他：是不是想回去？也申请一下吧。邹说，等毕业了再走吧，这样去那边也吃香些。 等到高三毕业，邹应杰却变了主意。高考失利的他果真如自己作文里所写的那般，放弃了留城工作的机会，“响应号召”回到农场。 农场里也有机会申请回印尼，但奇怪的是，多数申请交上去就再无音信。后来内部传出消息说，场部积压了很多申请，根本就没有报上去。 也有少数幸运儿。当他们全家在某天突然消失时，周围人才恍然大悟。“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张仃娘说，“每个人都在偷偷申请，都不告诉别人的。” 政治运动以及各种不透明的政策让华侨们恐惧，并相互猜忌。直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客气的寒暄下总能让人感到一些戒备。陈敬恒夫妇亦被人“揭发”过，聊起揭发者，张仃娘冷淡地说：“那个人啊，他已经死了。”那曾经是他们要好的朋友，因为“不得不揭发”而写了大字报。 现在，所有接受采访的印尼华侨都表示不后悔回国的决定。“过去的就过去了。”他们说。但他们也并不讳言在半个世纪里试图离开农场的努力。一次次地写报告申请，一次次地变卖家产买船偷渡。当然，成功者寥寥。 1984年，邹应杰的姐姐从印尼来农场看他，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你为什么不回印尼继承父亲的遗产呢？” 邹应杰只有惨笑。“谈何容易？”他说，“我又何尝不想回去呢？” 如今，印尼对于华侨们仍是一种美好的彼岸。他们仍习惯托人采购产自印尼的食品；用卫星接收器收看印尼的电视节目，跟着电视里的小胡子教练学习印尼健身操；每隔一两年，陈敬恒夫妇就要回印尼亲戚家小住几个月。在那里，当老板的弟弟替他们支付一切费用，并且派专车送他们去任何地方，“过得像皇帝一样”。 但当记者问他们是否愿意回印尼养老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摇头，“那边社会治安不好”或者“那边没有养老金，还是这边好”。政府的“侨居工程”让他们以450元/平方米的价格住进了现在的商品房。每月1000到3000元不等的退休工资，足以让他们在一个三线城市的郊区，生活得小康有余了。 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 送走父亲后，去印尼的念想在邹应杰心里越来越淡。他觉得命运如此，不值得与现实纠缠。如今他的家里还像在印尼时一样，在墙上留出一块位置给祖宗的牌位。这是邹家从梅县到印尼，再到桂林的传承。 1985年，邹应杰被评为全国华侨企业先进老师。退休后，他还做过导游，并不为挣钱，他喜欢跟游客用印尼语自由交谈、介绍中国山水的感觉。他甚至为农场找来一些有意投资的印尼富商，但农场决策层的冷淡和傲慢终于将事情一一拖黄。 “夕阳红”乐队也让他感到疲惫。“我已经搞了10年，很累啊，年纪大了。想转给年轻点的，可没有人愿意学。”在农场第二代人里，会说印尼语的寥寥无几，更别说对印尼文化有兴趣。 张仃娘今年69岁，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她的印尼歌唱得最好。她亮开嗓门拍手歌唱的样子，能让人看到她6岁时在长辈面前施展才艺的得宠表情。有时邹应杰邀请她唱《带领我》，那也是一首印尼老歌。她拒绝了。 “小时候爸爸在家弹吉他，我和妹妹唱这首歌。”现在只要一听到，她就会流泪，因为会想起父亲——歌里唱道：亲爱的主，请带领我，我怕独行，在这个世界充满忧愁，请不要把我抛弃。 1991年，张仃娘终于有机会去印尼，她说出发前的一个月，晚上都睡不着觉。飞机一落在雅加达机场，眼泪马上就出来了。见面时父亲说：“我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 家里比原来大了些。院子里那块洗衣服的大石头，还有水井，都是30年前的样子。最让她激动的是走在街上，被当年的印尼伙伴认出来，她涕泪横流，亦喜亦悲。 这次探亲，她在家里呆了一个月。临走晚餐，父亲又说：“恐怕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们吃饭了。” 果然一语成谶。两年后，父亲过世了。等到张仃娘再赴印尼时，只能在一片鲜花草地的墓前凭吊父亲了。 何处是故土 7月的桂林应该最接近印尼的气候。华侨们一般睡得并不算早，张仃娘和陈敬恒在看一场乒乓球比赛。毫无疑问，他们是中国队的粉丝。他们说如果有印尼队的比赛，那一定要支持印尼的。 “如果是印尼队跟中国队比呢？” 陈敬恒笑笑，“那支持中国队啦，毕竟还是中国人嘛。” 比赛结束已近午夜。窗外月色清凉，漓江边的一只青蛙发出了《马刀舞曲》旋律般的叫声。屋内张仃娘一家已在熟睡中。他们的卧室中有种形状像一颗巨型奶糖的抱枕。在远离印尼的几十个夏天里，他们必须紧紧抱住“奶糖”才能安然入眠。 华侨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一直很微妙。现在他们每天都能碰面，农场惟一的菜市场里，商贩一直都是周边农民。一位菜农谈起对华侨的印象，“跟他们相处得挺好，”他呵呵一乐，“印尼华侨，平时很少还价的。他们要维护他们的风度嘛。” 华侨在骨子里是瞧不起农民的，尽管他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劳作，在日光下一样晒得黝黑。区别在于农民自给自足，而华侨是拿工资的——尽管在很长时间里那点工资少到可怜。华侨从不认为自己是农民，而是工人。更重要的是，农场里没有农村式的血缘为纽带的宗族，他们是一群被时代推到城市边缘的浮萍。 相关文章 《看历史》他们的左手 赛金花“床上救国”的背后 用身体写作 与三千男子上床: 民国第一欲女的”性福”生活 梁振英：从黄海之滨到狮子山下 在美国使馆躲了将近15年的明曾蒂 郑希成：用画笔追赶推土机 许知远：一个脱党者 李银河：时代的悲曲 瞧，张艺谋这个手艺人 民国作家稿费有多高？

现在，我们有两个中国：一个是电视中的中国，一个，是网络中的中国。电视里的中国，领导很忙，人民很幸福，外国很乱。现实与网络里的中国，领导不知为谁在忙，人民为生计奔忙，外国人民很幸福。 作为中国人，我们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中国更真实。我们都是“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不明真相的围观者”，我们都是祖国的陌生人。 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国家边界谈判是如何进行的，只知道签署了什么条约，但哪些收回了，哪些丢失了，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援助了哪些国家，花了多少钱，有什么结果……因为这是国家机密。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仆人的真实情况。除了我们村委会的人，是我们一人一票选出的，别的，我们都“被代表”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乡长、县长、市长、省长从哪里来，他的为人、能力、水平如何，但是，他们都成了我们的仆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连户口都没有迁到他工作的主人们的辖区之内，有的则将自己的老婆儿女的户口迁到国外番邦去了。我们是主人，但是主人不能知道仆人们有多少私有财产，因为，这也是国家机密。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开支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一年里有多少人犯罪，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我们不知道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王立军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知道黑箱里整天在雷霆万钧地响，但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三公消费究竟是多少。我们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养老金的明天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究竟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想知道，不想明白，而是不让我们知道。本来，新闻是以提示真相为目的，它有责任和义务为读者提供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们有的只是宣传，没有新闻。我们宪法上言之凿凿的“言论自由”，不过是看上去很美的一纸空文。本来，政府是为选民服务的，公务员们是靠我们养活的，我们的衙门中，到处可见的也是“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大字，但一个“刁民”想了解某个事件的真相与实情，想问一个局长的办公电话，恐怕同想上月球一样地困难。 本来，上网也是了解事件真相的重要渠道，但在中国大陆，网络也是宣传。任何与上级不一致的言论，都会被屏蔽和删除，如果得罪了土皇帝，可能还会被拘留、警告、跨省通缉或追捕。本来，台港澳都是中国领土，我们都是一国同胞，但他们出版的一些介绍大陆真相的书，却不能进入大陆，看他们的书，也象做贼一样地偷偷摸摸。我们除了小道消息，只有猜测和谣言，只有谎言与恐惧。 一个国家，当大部分人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时候，怎么让人相信，他们是国家的主人。当说真话需要勇气，揭示真相需要去外国领事馆依仗洋人支持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不是我们的。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却是围观中国的看客。我们起哄，我们嘲笑，我们冷漠，我们痛哭，我们诅咒，我们呐喊。但我们都不明真相。 愚民的结果，必然是愚官。我们的公仆们会相信官方的统计数据吗?一个只想听到颂歌的官员，听到的就只会是颂歌。皇帝说马，肯定就是马。皇帝说鹿，肯定就是鹿。当年的秦二世，最不喜欢听到坏消息，所以，谁告诉他真相(“天下大乱”，“烽烟四起”)谁就吃刀板子，最后他听到的，便全是“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和二世同志“伟光正”这样的“盛世放歌”了。 不明真相的主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也就是不明真相官员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这是互为因果的。中国正处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境。 尤其可怕的是，在不明真相中，第二场文革却似乎离我们非常之近，人们在举国体制的操纵下，几乎人人都可能成为不辨真相不明真理的暴民，丧失了起码的判断能力和基本的人性立场。记得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东德的文章，大意是，在柏林墙推倒之后，曾对一些士兵进行了审判，其中一个士兵因为枪杀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人士而被判有罪。记得审判官说的的大意是，作为一个士兵，执行上级的指示并没有错，但是，法律之上，还有良知。你可以开枪，这是你的职责，但是，你可以将枪抬高一厘米，打不准他，这不是错，而是你的良知。 这几年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我们也有非常多同样的情况，事后会得到审判吗？在中国，会有士兵肯在举枪的时候，将准星抬高一厘米吗？在中国，如果有了这样的不愿抬高枪杆的士兵，事后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三个都不会——我们的士兵不会有良心的不安，他们在瞄准时也不会抬高准星，他们的这些践踏良知的行为更不会受到审判。 这是中国的现实——所有理想大厦，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土地之上。 这使人想起，中国还会发生文革吗？如果发生，需要多少时间。 1980年代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曾有一段思想解放的美好时光。在一次会议上，人们慷慨激昂，欢呼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革除旧习，以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来引领时代。会议的记录者记下了他们的精辟言论。但是，时隔不久，风向180度转弯，按照上面的指令，要开会肃清流毒。于是同一拨人，又在同一个会议室召开了座谈会，几乎大家都坐原样的位置，却能讲与上次意思完全相反的话，而且同样表现出慷慨激昂、出自肺腑。这些人，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社会精英。他们会上所说，同上次发言，观点完全相反，却是同一个思想敏捷、神志健全的成年人。会后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道义上的不适，谈笑风生，饮酒吹牛。那时，才真正理解了孔子的话是多么苍凉与无奈：“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1990年代末，上面号召在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开展“三讲”教育，组建了巡视组，指导开展工作。组长是一个老同志，身体非常好，冬天仍然坚持洗冷水澡。巡视组的工作，是听班子成员一一汇报，让他们对所有班子成员作出评价，查问题找原因，如实反映。然后找他们单位的相关人员核实，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上级。几个单位听下来，毛骨悚然。一是各个单位里，看似风平浪静，却都是杀机重重：班子成员之间，正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下级之间，真是一个个都是乌眼鸡，恨不得将对方吃了。相互揭发之狠，上纲上线之高，相互都恨不能将对方致于死地。而组长因为经历过文革洗礼，对这一套非常熟悉，安之若素。后来幸亏后来上面没有将这一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不了了之，否则如果继续下去，开批斗会将充满火药味，而且马上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人，也不在少数。而现在的战斗，再也不会象文革那样了，只会更狠，更斩草除根。 现在的中国，文革随时随地都会发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情况，事实上比现在好多了。现在官民对立比当年严重，贫富不均比当年更加加剧，政府的信任度已经低到没有多少人相信政府的承诺和所有的辩解的地步，流动人口或失业者比当年更加众多，民意中的暴戾之气也比当年旺盛。这几年，我们社会上发生文革的气氛根本没有消除，而是越积越多。官场上，只要看看各地对唱红歌的趋之若鹜，就可从中看出一些端倪。社会上，只要看看网络上有多少暴力语言，就会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 一个社会，起关键作用的，是三种人：官员（有权）、知识分子（有智）、商人（有钱）。官员中，对文革有切肤之痛的人，在权利面对，未必会反对文革。没有经历文革的人，因为对文革的不了解，常常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一旦文革发动起来，官员中积极参与的，至少占半数以上。而知识分子，更让人心寒，大多是骑墙派，几乎绝大多数都会“积极参加”。 对文革，知识分子里，除了巴金、冰心等老作家作过真心的忏悔，更多的，都是以无辜者的面孔出现。作家浩然一直认为自己是功臣，刘绍棠则认为挨打是应该。哪怕如梁晓声这样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也在为文革中知青运动高呼“青春无悔”。原来以为张艺谋是一个有点国际视野有点良知艺术家，不料每况愈下，不过也是一个见利忘义之人。 再看看那些大艺术家们，齐白石、徐悲鸿运气好，去世早。除了林风眠先生，其他的大师如李可染、傅抱石、黄胄、石鲁、黎雄才、关山月……哪一个不是在饿殍遍野的时候、在一片哀鸿中讴歌盛世的？真是“画家争夸黄河清，意在歌颂毛圣人”。如果说，在当时强作欢颜还情有可原，那么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有谁曾对自己的颂圣行为忏悔呢？可有谁曾想将功补过再作《三年大饥荒》、《饿殍万里图》、《文革武斗惨状图》呢？没有！相反他们都说自己是受害人。 商人呢？只要不要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愿去理会法治还是人治的。在当下，谁不知只有官商勾结才能赚大钱，谁不希望头上弄个红顶戴戴？巴结官员都来不及。只是聪明一点的有钱人，早就办好外国护照了，是法律上的外国了，但人还在，心还在，依旧在赚中国人的钱。他们当然怕文革，但他们有了后路无所谓了。 我们离上一场文革有多远？从时间上说，如果从开始的1966年算起，有46年，如果从结束的1978年算，也有30多年了，但是，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我们并没有清算过，从社会文化上说，我们还没有走出文革。 我们全社会离上一场文革的心理距离，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如果要发生文革，只要中央有一声号令即可做到。上一场文革，从《人民日报》发社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到全面发动，因为传播问题，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现在传媒发达了，只要领导人在中央台作个直播讲话，全国所有的省市县电视、广播电台都会同步直播，全国除了港澳台就可以实现全覆盖。讲话一般为30分钟。估计待讲话一结束，不用号召，肯定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从开始讲话，到全面发动，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当然，发出这样的号召完全不必用文革的词句，但可用文革之精神，即以一个神圣的名义，从内部寻找敌人，挑起国民的内斗，统治者从中渔利：如惩治卖国贼一个不留，如消灭贪官腐吏绝不手软，如打倒不法奸商大快人心，如为富不仁天理难容，如破坏环境天诛地灭，如误人子弟教师可杀、医生害人不打如何平民愤……不论提出哪一条，都足以点燃全体民众心中的怒火，都足以让全国人民热血沸腾，觉得自己真理在手，只待缚住苍龙！ 当然，这一小时里，会有少数人抵制。但只要是上面有“诏书”，有“圣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到处都是，这些敢于抵制的不会超过1%，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在24小时里就消失了。企望有能够抬高一厘米准星的人吗？对不起，没有。如果有，可能已经被同伴打死了。 这一小时过后的23小时里，全国会进入狂欢状态。那一套原先熟悉的状态，会瞬息之间复苏。红歌、红海洋会马上出现，口号声、枪炮声、呼救声会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会陷于一片血海之中。 现在是多事之秋。东边钓鱼岛事件，南边黄岩岛纠纷，西边有疆独藏独，北边有青皮光棍玩大炮仗。外患之大，莫过于莫明其妙的总与北极熊结盟，莫过于匪夷所思地总与山姆大叔为敌。但是，同要发生文革的内忧相比，这些外患都不过是疥癣之疾。 何辉新律师在陈平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一审辩护词中，说道：“……文革早已被否定，今年在两会出席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政府行政首长温家宝先生还在忧虑和担心‘文革’有重演之势。我们的国家绝不能再搞文革那一套。坚决要防止文革复辟！我们要阻击这种苗头！文革斩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根脉，对我华族文明摧残之甚，中外罕见，古今独步！毁人不倦，谁与争锋！那些史料所呈现的残酷，让人肝胆欲裂，悲愤万分。痛恨极了！从此以后，国士近乎绝迹，人人恐惧，噤若寒蝉，唯唯诺诺，但求自保”。这段对文革历史的批判，是沉痛的。文革给中华民族的危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破坏了无数珍贵文化典籍、器物，二，侵害了无数民众的人权，三，使国人没有心思搞建设，破坏了生产力，四，破坏了世代相传的伦理道德，扭曲了人性，使国人的伦理素养严重下降。五，使文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既与世界文化脱节，也与中华传统文化脱节，精神世界陷入一片真空。六，使许多知识分子，谈虎色变，不敢思想，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比清军入关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1978年，我们从政治上结束了文革。但文革的后遗症，仍然严重存在！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教材和影视，仍然有十分浓厚的文革时代痕迹。许多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对文革时代的管治方式，仍然情有独钟！他们的头脑，没有民主自由观念，没有人权观念，没有法治观念，不把人当人看，不尊重人的价值，习惯于举国体制，习惯于集中精力办大事，习惯于习惯于一言堂、家长制，没有权力接受监督和约束的观念。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帽子掩护下，文革那一套，在卷土重来！另一方面，国人——尤其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严重萎缩。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独立思考，缺乏良好而扎实的人文基础，缺乏人性情怀。因此中国大陆各方面都没有大师，没有传世名作，没有思想有价值的电影、电视，到处都假冒伪劣的水货！只给人们带来低级、感性的刺激，却不能给人以心灵的启迪，不能使人对人生的意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实际上我们仍然还处在文革状态！仍然，有许多人在苦苦坚守。他们批判文革。他们批判现行体制的弊端。他们批判当前法律政策的缺陷。他们捍卫做人的独立人格。他们探索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们批判这个时代的道德败坏、分配不公。他们为权利遭到损害的民众打抱不平。他们对被歪曲的近现代史，作了澄清。他们倡导尊重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谴责不把人当人看的兽道主义。他们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什么是英雄，什么是强盗，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重新作了还原。他们全面反省这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论、经济中心论、市场经济论、反传统文化、无神论文化、社会主义观。他们置人的精神自由于物质生活之上。 一些内心丑恶的人，百般丑化他们。说他们是敌对分子。说他们是黑五类。说他们危害国家安全。为他们罗织种种罪名。但是，每一个良心未泯、稍有判断力的人，则认识到：这些苦苦坚守的人，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良民，他们具有健康人的人性和思维，他们具有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所写阐述的观点，是对文革和文革遗毒的必要拔乱反正；他们的所作所为，有助于每一个人回到正常人的人性和思维，有助于我们的社会成为良善的社会，百姓安居乐业，在国际社会也赢得人们的广泛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