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12月13日 11:10:17 马屁救命记 张鸣 人都喜欢听人说好听的，据说这是人的弱点，与生俱来的。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就越好这口。这不是说，居于上位的人，人类的弱点就体现得比较充分。上面的老爷，这种毛病，往往是下面的人给惯出来的。有这种毛病，史家的说法，对于国计民生大有干害，每每号召近小人远君子，可是收效甚微。不过，喜欢听好听的这种人的弱点，也不是全无好处，下面的人如果犯了事，有时倒是可以利用这点给自己觅一条生路。 乾隆年间的尹会一、尹嘉铨父子，是清史上的名宦。父子都是著名的理学家，官做的都不小，老子做到吏部侍郎，儿子也混了个大理寺卿，都是高干。不过，两个有名倒不见得是因为官大，二三品的官儿，清朝多着呢。老子的名气来自为官能干，做地方官劝耕办赈很有成绩，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个受到皇帝表彰的孝子。但是，他儿子尹嘉铨的名声，却源于一起大狱——已经退休致仕的他，偏要上奏请求皇帝把他老子和清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等一并从祀孔子，并请求给他老子一个谥号，借此为他的老子扬扬名。自己呢，也顺便博一个孝子做做。没想到，却惹得皇帝大怒，把他打进了大牢。 鲁迅先生曾经注意到过这起特别的文字狱，分析了尹嘉铨得罪皇帝的原因，是因为乾隆这种“英主”，是绝对不允许朝内有所谓名臣的。太平盛世，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只能有不好不坏的奴才，才能烘托出一个高耸入云的英主。可惜，臣子们不一定都能领会皇帝的意思。尹嘉铨自我感觉他们父子都是名儒，然后想通过皇帝变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的“名臣”。对于乾隆来说，自然属于“大肆狂吠”，不得不加以惩罚。鲁迅先生还注意到，奉命查办此案的大臣，体察皇帝的旨意，刻意在尹嘉铨揭露假道学上面下功夫，百般在他的男女之事方面出他的洋相。名儒休矣，名臣也就见鬼了。案件查办的结果，拟将尹嘉铨按干犯大逆罪，也就是谋反罪，凌迟处死，家属连坐，但到了皇帝那里，格外开恩，变成绞刑，不牵连家人。 不过，这桩文字狱，还有一种说法是，尹嘉铨其实没死，最终被乾隆赦免回家吃老米去了。事出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据说当年办此案的刑部郎中，奉旨记有《纪事》一篇，有人亲见。说的是当年定谳之后，尹嘉铨判了死刑，乾隆意犹未尽，遂命尹嘉铨的好友，备酒席一具，到狱中为尹送行，看尹嘉铨说什么，然后回奏。那知道，在饮食间，尹嘉铨颜色不变，镇定如常，只一个劲儿地自责自己混账，辜负了皇帝的圣恩。这个情况反馈到乾隆那里之后，兴致好的乾隆见了尹嘉铨。 一见之下，乾隆先是声色俱厉地数落尹嘉铨的罪行，破口大骂，骂够了，然后宣布赦免其罪，放他归田。在尹嘉铨千恩万谢之后，乾隆问他还有什么话说？尹嘉铨回答道，说他已经年过七十了，余下的岁月，唯有天天焚香祷祝皇上万寿，争取活到一百岁，不敢一天间断，多一天就多祷祝一日。这样的超级马屁，惹得乾隆大笑——太受用了。尹嘉铨最终以这样一个超级马屁，放过之后，回家养老了。 清朝皇帝提倡理学，为的就是让臣子安分守己，老实效忠。康乾年间的理学家，个个都是规规矩矩装孙子的宝贝。说他们虚伪是可以的，像汤斌那样，位极人臣，总是穿补丁裤子在人前晃来晃去，但说他们会有什么勃逆犯上的言论，打死他们都不敢，做梦都不敢。查案的人把尹嘉铨的所有著述查了个底朝天（当然，顺便家产也抄光了），能找到的所谓罪证，也就是他的有关“名臣”言论，连个“帝王师”的话，都是他引用的。就是请求皇帝答应让他老子陪孔夫子吃冷猪肉，固然有沽名之嫌，但也是一片孝心，又能犯到哪儿呢？根据这点事，就把个三品大员凌迟处死，株连三族，即使批判从严，也忒过了些。文革的一打三反整人，捕风捉影罗织罪名，也到不了这个地步。看来，在我们这个国家，搞运动，有传统。当年乾隆大兴文字狱，风气所被，很有点像政治运动，赶上运动，必然倒霉，具体办事的人，都是株连唯恐不广，整人唯恐不死的主儿。不这样，就不能让主子开心解气。 可是，发动运动的乾隆，有时候却还有正常的思维。他知道比起其他的文字狱来，即使按当时最严苛的政治标准，尹嘉铨这个人也还是有点冤枉的，无论如何，罪不致死。一个退休的老头，也碍不到哪个。因为这点事儿就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高官，或多或少，有点伤德，至少理不直，气不壮，没法服人。那年月，皇帝还信佛，对于因果报应也知道一点，满人还有萨满教的底子，鬼神什么的也有位置。所以，如果李岳瑞的记载是真的，那么，皇帝是想给尹嘉铨一个机会，如果他表现好，就留他一条命，如果表现不好呢，皇帝心里也就平衡了。显然，尹嘉铨经受住了考验，一丁点怨言都没有，反而满口歌颂皇上的圣德。这样的表现，最令专制君主开心，无缘无故整了你，甚至致你于死地，但你却无怨无悔，一付受虐狂的感觉。皇帝一开心，尹嘉铨的老命也就保住了。 在清朝众多的文字狱中，这一出是最奇特的了，没有关碍文字，只有一对施虐和受虐狂，上演了一出闹剧，施虐的让人们见识了，这个虐能达到什么地步。而受虐的，也让人们知道了，原来人是可以自虐到这个程度的。尹嘉铨的马屁，自虐的马屁，给大清的臣子们树立了一个典范，一个忠臣的典范。如果不是前面皇帝发话批判了，没法子收回，这个典范原是应该被表彰的，立牌坊的。

2012年12月12日 13:10:13                                                                                                                 好客的张宗昌 　　　　　　　　　　　　　　　　张鸣 中国人的好客，天下闻名。据外国人研究，中国人的好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面子。清客吃饭，一桌子菜，吃不了剩下大半，而且还不打包带走，显得是待客的殷勤，顺带自家的阔气。连皇帝都不能免俗，隋炀帝坐上龙椅没多久，外国来的客商，就可以免费在长安吃住，得意的就是这份天朝的富足。其实，这样的好客，多少有点打肿脸充胖子的味道。面子，实际上都是撑出来的，一不留神，就有撑破的可能。 张宗昌在军阀中，是名声最差的一位，手下的军队没有纪律，比匪还匪，治理地方没有章法，明抢暗夺。但是，如果让跟他打过交道的狐朋狗友来评价，这个人简直好极了。好客，够朋友。吃他的饭，没问题，用的钱，没问题，看上他的小老婆拐了走，绝不会追杀，下次见面，居然会忘了。哪怕初次相识，他老张有吃的，也就有你吃的。有他嫖的，也就有你嫖的，非常乐于跟所有跟他视为朋友的人，分享女人。当初在海参崴做流氓，革命党人前来联络土匪，张宗昌不过是个中间人，最后跟了土匪下山到上海做革命军的骑兵，混了些日子之后，众匪兵都看着老张顺眼，于是老张做了团长，原来的土匪头子却屈尊营长，脸上挂不住，只好出走。 1919 年的南北战争，他作为“国军”师长，打丢了部队，把剩余的兵饷打了十二个小金狮子，送给曹锟，打算谋个一官半职，结果，因吴佩孚的反对没有结果，曹锟礼物也没还。他老兄一声不响，回到了东北。到东北不久，就赶上原来吉林督军的旧部叛乱，张作霖一时抽不出人来平叛，胡乱抓了点兵，交由张宗昌前去顶一阵。原本就是让他去送死。结果到了前线，发现对方的阵营里，净是些他当年在海参崴混的时候的流氓兄弟，手一招，全过来了。凡是知道他的流氓地痞和土匪，都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 出手大方，喜欢交朋友的张宗昌，属于黑社会的好人。他的“好”，是建立在正常社会的痛苦上的，正常的社会，无论他压榨的下层，还是可以幸免的上层，都不会喜欢他的这种“好”。不幸的是，他并不是总是知道这一点。不仅跟京沪两地的上流社会打交道时豪放如故，就是见了外国人，也会拼命展示他那点优长。 张宗昌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年，他是山东的统治者，统治的触角，一度延伸到江苏和上海。为了他的那点黑社会的“好”，作为他父母之乡的山东倒了霉，从此破了军阀一般不祸害自己家乡的戒条。成群结队的绿林好汉，马贼会匪，都来投奔他，今儿来，明儿走，一进一出，山东的百姓屡遭荼毒。 1927 年秋冬，山东大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被饿死。好心的传教士把消息传到美国，纽约时报被要求参与募捐，救助灾民。时报派他们在中国的记者哈雷特·阿旺（ Hallett   Abend ）到山东走一遭，看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宗昌对这个美国记者，展示了他的慷慨大方和好客，他在督军府招待阿旺，桌子上是记者前所未见的山珍海味，外加昂贵的法国香槟酒和白兰地。用记者的话来说，宴席丰盛到了罪恶的地步。为了尊重这位外国朋友，张宗昌居然吃的是西餐。厨子当然济南是没有的，要从北京六国饭店接过来。宴席用的餐具，是从比利时进口的，每件餐具，包括咖啡杯，都是切割玻璃的。张宗昌告诉他的客人，这套餐具，价值五万五千美金。这在当年，是一笔巨款。而且，好客的张宗昌，也没忘对记者炫耀他号称国际纵队由 40 人组成的老婆队伍，有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和朝鲜人。陪酒的，就是这些张宗昌的女人。当然，如果记者有兴趣，他都是可以让这些女人中的任何一个去侍寝的。 然而，跟张宗昌预想的相反，享受了他殷勤招待的美国记者，居然没有“良心”，在发回报社的报道中，详细报道了遍地奄奄一息的灾民，以及张宗昌的盛宴和他价值连城的餐具以及陪酒的姨太太队伍。最后的结论是，山东的灾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美国人的捐助，最大的可能是便宜了这个恶徒，如果不加援助，反倒能够激起人们对他的反抗，至少，人们会欢迎北伐军早些到来。 最后，原本可以期待的美国救援没有了。正如记者预料的那样，张宗昌一败，再败，很快滚出了山东。也许，张宗昌的垮台，一个纽约时报记者的来访，仅仅是个插曲，但是这个插曲，却增加了国际上人们对于北洋军阀的恶感，为北洋军阀退出历史舞台，小小地从旁推了一把。

2012年12月09日 19:10:04 　　　　　　　　　　　　　　　中国人的路不好走 张鸣 中国人很早就会修路，修很长的路，这点本事，跟筑墙一样高强。作为一个从内陆发展起来的民族，发明了车，就得有路。秦始皇统一中国，修驰道四通八达，他老人家自己也坐了安车，经常在路上面走。安车的样子，从兵马俑的出土坑里可以看到，没有减震设备，所以，当年的路的质量不会太差，否则，上千里路走下来，皇帝的屁股颠也颠散了。但是，这样的路，一直没有太大的长进，到了清代，道路依然有，驿站也正常运转，传递军情，四百里加急，拼命地赶，也是常有的事，但路的质量却不敢恭维了。据时人记载，当时的路，都是土路，车走多了，路上就会有两道深深的车辙沟，车在上面走，坐在车上，就像乘船遇到了大风浪，起伏不定。小时候在乡下，也见识过这样的土路，坐马车在这种路上走，那感觉跟古人的记述像极了，只是一路下来，屁股生疼。 不仅城外的路如此，即使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城，道路也多半是土路。跟城外不同的是，城里的土路，主要路段上的车辙印迹经常会被填平，皇帝出来，就要垫上一层黄土，总不能让皇帝看着坑坑洼洼的。但是，土路总归是土路，在上面走，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城里又没有厕所，行人出来，想要方便一下，一律随地大小便。即使在家里待着，如果便桶满了，又懒得倒，或者收粪的农民没有及时来，也出门在街边旮旯随便来。所以，凭两只脚走路，在当时是个什么感觉，可想而知。所以，但凡有点身份的人，不是坐轿，就是乘车——骡车，一种看上去很粗笨的车，有棚，专门拉人的。运东西，当然也靠车，但是，由于路不好，所以，很多大件的货物，都用骆驼，那牲口脚掌大，对路的要求不高。更大宗的物件，比如漕粮，就得靠水运了，不是京杭大运河，就是走海路。 当然，中国人不是不会修路。比较坚固的石板路、石子路他们从来都会修，好多古城，都残存有这样的路。北京城里，也有那么几条不怕下雨的石子路，比如皇帝经常走的去南苑猎场的路，去颐和园的路。修条好路，不是没有这份财力，比起众多宫苑来，城里的几条路不算什么。但人们就是不乐意往这上面花钱。有权的人都坐轿子，权势越大，轿子越大，路怎样差，坐着都感觉不到（当的轿夫，有这个本事），所以，就没人在乎路了。路不好好修，路上走的车，也就难以进化。自打商朝（有的人认为更早）有了两轮的车， 3000 多年来，一直变化不大，结构一直就是那个结构，变化，也只是在装饰件上。到了清朝时节，车还是那副德行，两个轮子，一副车身，连减震设备都没发明。那时节又没有橡胶，铁轮毂，跟路面硬碰硬，人坐上去，屁股没法舒服。古人讲车马劳顿，是真真切切的劳顿，坐时间长了，比走路好不了多少。这样的车，驾车需要专门的技术，否则就掌握不了车与马的平衡。当年孔子所讲的“六艺”之一，“御”就是驾车术，需要专门学校学的。自打宋代国人发明了轿子之后，车就更不讲究了。驾车一直都是比较复杂的技术，到文革时期，一个著名的电影《青松岭》，里面讲阶级斗争，依然暗示赶马车需要专门的手艺。晚清上海租界里，洋人引进了四轮马车，国人才算开了眼，原来坐车是可以这样舒服的！于是，晚清有段时间，国人逛上海，一个传统项目，就是坐马车。尽管如此，古老的马车，依旧没有多少改动，反正有权有钱的主儿，可以坐轿，坐上八抬十六抬甚至三十二抬的轿子，无论路况如何，轿子里的人都是舒服的。当年秦始皇如果有轿子坐，估计多半不会生病死在路上。 北京是天子脚下的城，但只要皇帝的脚不落之处，路是没有人修的。皇帝乘的轿子不经过的地方，连黄土都不会撒，随处可见的粪便，任凭它混进土里，被行人的鞋带来带去。当然，路灯就更没有了，连皇宫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东西。皇帝和大臣天不亮就上朝，都得打灯笼。皇帝有轿子坐，随从灯笼众多，照得明晃晃的。某些特殊的大臣也可以坐二人抬的肩舆，前面有人掌灯，一般的官员就得自己打着灯笼，一脚深一脚浅地走，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反正皇帝自己不会摔，就没有人操心路灯的事。有的捉狭的主儿，看着臣子跟头把式的，还觉得是个乐儿，哈哈大笑。当时进宫，不能用纸糊的灯笼，因为怕引起火灾，灯笼必须是玻璃的。那时一具玻璃灯笼，所费不赀，摔倒了，灯笼也就打碎了，纵是官员，也心痛半天。 这种状况，洋人来了之后，才有所改观。进了北京的洋人公使及其随员们，不习惯坐轿，只肯走路或者坐车，这样乱七八糟的路况，让他们很是头痛。几经交涉，软硬兼施，终于中国人肯把从洋人使馆区东交民巷到东堂子胡同这段路修成了石子路。这个胡同，是总理衙门所在地。 因为这段路是洋人经常走的，当年的总理衙门，就等于外交部，洋人办交涉，几乎天天要去。其实这条路到东堂子胡同没有完，但石子路却只到此为止，多一寸也不修了。国人拿过去对付皇帝的心，来应付洋人，洋人也没有脾气。 再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了，把北京分区占领。大批的洋人占领者，马上就对北京的路，对北京人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头痛不已。美国和日本占领区对中国人比较友好，尤其是日本人，自己就是学西方过来的，知道该怎样改造。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安路灯，建公共厕所。其他占领者也跟着，只有自己公使被杀的德国人不肯，他们在占领区既不修厕所，也不许随地方便。夜里巡逻，只要听见有人哗啦啦地放水，寻声就是一枪。其实，修路、安路灯和建厕所，都不用占领者自己出钱，出力。都是北京居民自己出钱自己干，自己管理。自打洋人来了，在洋人的要求下，居民的自治组织随之建立，什么事都管起来了。中国人发现，没了官，自己管自己的事也是能管得很好的。 洋人走了之后，中国政府也感觉这样管理城市挺好的。于是，路接着修，路灯接着安，厕所越来越多，随地大小便，要被惩罚了。警察也冒出来了，卫生也有人管了。那时候，人们管这叫新政。新政期间，居民还是有在街边墙根上大小便的，但须是夜深人静之时。 1910 年，汪精卫进京谋刺摄政王，半夜在摄政王必经的小桥底下埋炸药，就是碰上了一个半夜出来随地大便的家伙，这家伙又大惊小怪，才暴露的。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喜欢修路了，这个习惯，其实是托了洋人的福，学洋人学来的。尽管有的路，修了主要不是为了跑车，而是收费，有好些路，修得也相当烂，毕竟，多数的路，修的还算像样。路修好了，路上面跑的车，也开始好了。  

2012年12月06日 15:40:02 说等待                                                                   张鸣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要等待。候车，候船，候机。考试后等待发榜，约会等待情人。在路上，赶上塞车，也得等。最不耐烦的，是到权力机关办事，等待人传唤。轮到你了，人家才告诉你，又有什么手续不全，回家，备齐了再来。再来，还是差点什么，一件小事，没个几个来回，没戏。 再性急的人，该等待，也得耐心等待。别的不说，找对象如果没有几十次耐心的等待，无论如何都没法抱得美人归，除非你是超级的高富帅，有人肯排着长队找你。到权力机关办事，即使西方，该等也得等，排长队，也没办法。官僚主义哪儿都有，西方仅仅是不折腾你而已，动作也快不了。都说俄国人性子最急，但苏联时代，那里的人们对于等待，最有耐心，短缺经济，到处都在排长队，大家见着队就排，不管买什么，买到了就好。直到苏联解体，去那里的中国人，还一直赞叹俄国人有素质，这个素质，就是人家排队的耐心，也就是等待的耐心。 说中国人没有耐心，显然不够精确。但国人对于排队等待，的确不大能遵守秩序。比较牛一点的人，是走后门，利用特权或者熟人关系，不用等待或者减少等待时间，抄到前面去。比较差一点的，是直接插队。在中国，无论是人的队，还是车的队，都有人插。这样的插队，如果排队的人要干涉制止，还不行，弄不好就会打起来。插队的人，往往理直气壮，面对你的抗议，面不改色心不跳，该骂就骂，该打也绝不手软。哪怕直接插到你的面前，你都不能说什么。在他们看来，只有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资格管他们，别的人，还是请你闭嘴。如果是汽车插队，那就更是无法无天，只要没有警察，每次都是横着往里挤，别的车只能让他们，不让，就会碰车，碰了车，反正大家都麻烦。想要打架，人家也不怕。在我的经历中，凡是碰上这样插队加塞的车，后面的车一般都是让。一次我问开车的师傅，即使碰了车，明明是你有理，他负全责，你为何要让他？师傅长叹一口气说，这年头，不都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吗？ 如果中国的等待逻辑，总是有理的，让着没理的。一些不想等待的人，利用特权，或者霸王硬上弓，侵占别人的时间，让别人多等待，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可言。现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机会，这样的逻辑，就是公然地抢夺别人的金钱和机会。抢夺了，还不知羞愧，理直气壮。 当然，这样的逻辑，还易于引发社会秩序的紊乱。如果等待时，人人都能自觉排队，排在后面的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轮到自己，是可以预期的。但插队的多了，尤其是从里面走后门的多了，这个预期也就没有了。没有预期的等待，最易引发焦虑，焦虑多了，愤怒和恐慌随之而来，如果愤怒恐慌变成了某种可以传染的集体行为，那么，排队的秩序，也就彻底瓦解了。世界上好些地方的踩踏事件，群体性骚乱，原因都是秩序失控引起的。 等待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缺乏等待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要有起码的公平和公正。执法者要公正，维持公正，公众也要公正，维持公正。

2012年12月03日 20:40:02                                                               制度的内盗                                                                     张鸣 明清时节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俗称“贵、富、贫、武、威、贱”字相配。其中，户部由于是管财政的，油水最大。清中期以前，地方权力很小，即使督抚大员，办事花钱，一文也须到户部报销。给报不给报，报多报少，户部的权力很大，但是，各部正经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对业务不熟，即使有心作弊，力有不逮。真正说了算的，其实是胥吏。所以，户部的胥吏，在六部胥吏中最为神气。据说，乾隆年间，号称是乾隆私生子的福安康，在皇帝面前得宠的一塌糊涂，到了报销的时候，也得贿赂户部的胥吏，不贿赂，就是不给你办事。 不过，部员也好，胥吏也罢，想要弄钱，都是从账上想办法。各地的银两真的解到部里，尽管看着白花花的元宝眼热，一般来说，都没法打主意。户部的银库，设管库大臣一员，由四个侍郎中的一个兼任，另设郎中（类似今天的厅长）一名作司员，具体负责。下面有若干胥吏做库书，最后是 12 名库兵。库书不能进库，进库运送银两的，只是库兵。库兵出入，另有兵丁严加监视。进库工作，即使是十冬腊月，也必须脱光衣服，全身赤裸。出库之时，要跨过一个板凳，以示两腿之间没有藏银子，而且两手向上一拍，叫声“出来了！”表明嘴里和手间都没有藏银子。 但是，尽管如此，清代的库兵，还是可以偷银子，而且非偷不可。他们的偷盗，也是管库的胥吏操作出来的。其实，这些库兵，都是胥吏们找来的。找来之后，不仅要经过严格的思想教育，让他们以偷银子为业，干的踏实，干的放心，而且要练习如何用谷道夹带元宝。所谓的谷道，就是肛门加直肠。找来合适的人选，用一种特别的药，据说服用之后，肛门两边的骨头会比较软。当然，更多时候还是练习，不断地用东西往肛门里塞，把肛门和直肠逐渐撑大，直到可以自由塞进拿出，就算大功告成。练成之后，再利用关系，把他们找来的人选补为库兵，然后就可以偷银子了。据说，每名库兵，每天出库，都可以带出 80 两左右的银子。应该说，每名库兵，在工作结束之后，都会在库里往屁眼里塞银子，大家彼此都不回避。然后带出来，跟这些胥吏分赃。后来，据说某些管库大臣也参与此事，大家都分一份，具体偷的人，就是库兵。 这样日积月累，偷出的银子其实也不少，但清代制度虽严，但依旧是个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王朝。点验是很麻烦的，而且点验的结果，很可能丢的更多。所以，多少年来，从皇帝到户部尚书，大家虽然都有耳闻，但只能睁眼闭眼。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的确相当超群。但恰恰在这种方面，显示得特别突出。《水浒传》上十字坡孙二娘说过，饶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皇帝和大臣，在那个时代，基本上都要喝胥吏的洗脚水。不管你怎样防范，总会有人想出办法来，破解你的防范，瓦解你的制度。对于库兵的防范，连跨板凳，拍手说话的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还是被人用肛门给钻了狗洞。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制度限制，特别在意，不仅规定详细，而且屡下禁令，防范唯恐不严。但是，另一方面，似乎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破解的招法，总是略高一筹。再好的制度，设置之初，都可以实行一段，效果还好，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来了，直至制度完全虚设，土崩瓦解。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仅仅是王朝本身，很重要的，是王朝的制度。每项制度，都会经历一个从有效，到流弊，到瓦解的过程。相当多的人，似乎都是在如此破解制度限制上下功夫。 因为，每个王朝，官员不消说，是吃权力饭的，其他的胥吏和衙役，已经跟在胥吏衙役后面的人，都属于附生在权力之上的人。明清两代，官员低俸制，仅仅靠薪水，半死。胥吏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但他们必须靠制度的弊端才能吃饭，吃好饭。把制度弄得弊端丛生，他们才好上下其手。他们上下其手，主持的官员，也跟着有好处。这么多攀在体制内的人惦记着把制度弄坏，制度当然不可能不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