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张鸣:冤狱与人证

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都喜欢制造冤狱。但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康熙、乾隆喜欢弄文字狱,借关碍文字杀人,有模有样。朱元璋虽然也制造一些文字狱,但水平多半不高,无非是有几个酸儒拍马屁,用的词碰到了朱元璋的忌讳——曾经做过和尚,造反起家等等,于是把他们拿来砍头。不像清朝的文字狱,多数都着眼于思想统一,肃清异端,刀刀见血,被抓出来的文人,多多少少都有那么点“不规矩”。朱元璋的冤狱,多半借机杀人,同时也顺便敛财。屡兴大狱,罪名都是谋反,当然,是莫须有的谋反,每个被杀的人,比窦娥还冤。窦娥的冤狱,毕竟还有人死了,人家把凶手栽赃栽在她头上,而朱元璋的冤狱,连苦主都没有一个。但是却有“凶手”成千上万地被杀掉,杀了之后,还要编“奸党录”、“逆臣录”,把他们的口供纪录在案,“铁证如山”,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著名的“胡蓝之狱”,无论是宿将蓝玉还是宰相胡惟庸,罪名都是谋反。谋反的依据,就是有人指证。只要有人指证了,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证据,谋反罪也就成立了。至于证人是刑讯逼供逼出来的,还是刻意安排出来的,都无关紧要。胡惟庸是宰相,牵扯到的人多,为了让案子更加耸动,在谋反之外,又给他加上一个通敌的罪名。明初的外患,主要是元朝的残余势力,所以,胡惟庸就是通元,跟蒙古人有勾结。当然,不需要从蒙古人那里找什么证据,有国内有人指证,也就足够了。找出的证人,是一个从没到过北边的江苏人封绩,让他指证胡惟庸跟蒙古人有勾搭。后来发现过于露骨,穿帮迹象明显,就把这个封绩改成了河南人,挪了地方,搬了家,然后说他是元朝遗臣。既然是遗臣,按道理只能指证过去的事,而过去,连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元朝的民,通敌又从何说起?这都没法深究了,反正,所谓的通敌也好,谋反也罢,本质上都是该死罪,先被皇帝视为该死,然后就有了罪。办案人员,无非是通过刑讯,完成圣上的旨意而已。同一个证人,扳倒了胡惟庸,又扳出另外一个重臣李善长,使用效率可是真高。蓝玉案,株连被杀一万五千多人,胡惟庸案,株连被杀三万多人,都是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如果加上涉案人员的家属,两个案子,牵连几十万人。两案完了,朝野为之一空。这样的株连,定罪方式就是通过刑讯,让人招同党。只要被供出来,马上入狱,再刑讯,再招出新人来。没有其他证据,也不需要有其他证据,只要有人供出来,你就算完了。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人不是钢铁,酷刑之下,没有几个人能挺得住,熬不住刑,只能乱招。招与不招,反正都得死。现在看当时编的《逆臣录》,上面的口供,无不荒唐之极。一个个好好的文武官员,都是在吃饭喝酒之时,公然商议如何推翻皇帝造反。这样招下去,别说几万人,就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没问题。“胡蓝之狱”,如果不是朝廷快没有人办事了,依照朱元璋的脾气,还是会蔓延下去的。一个底层流氓出身的皇帝,骤登大位,猜忌心膨胀,近乎疯狂。开始不过是杀掉一些功高震主的功臣,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所谓的“谋反”是真的,但案子蔓延,胡乱攀指的人越来越多,办案的人,为了讨皇帝的好,故事编的越来越像,最后连他也有点信以为真了。抓的人越多,杀人越众,肃清谋反的胜利也就越大。其实呢,无非是在抽自家的王朝的基石。当然,这样广泛的株连,也不是一点“成绩”也没有。如此大规模地抄家籍没,抄家的对象都是官员,钱财上的收获肯定不小。而且,朱元璋刻意扩大株连对象,有意将“战火”引向有钱人,凡是盐商和富户,一不留神,就成了胡蓝党人。有的人,连人带命都要,有的人,命可以保,但钱要交出来。牵连多的地方,即使非官非商,一般中等之家,大抵破产。可以说,朱元璋大兴冤狱,就是一场杀富济国运动,运动过后,别的不说,他自己是肥了。但是,肥了一点的朝廷,人才却没有了,因而朝廷的实力也因此而大减。抄来的钱财,总有花完的时候,再想来钱,政府没有了能办事的人,社会少了中坚力量,就比较麻烦。朱元璋死后,接任帝位的朱孙子建文帝面对的是一个空壳的朝廷,不仅没有开国的兴盛景象,反而毛病一大堆。一朝削藩引发了靖难之役,朝中硬是没有人来抵抗造反的藩王。朱元璋原本是想给儿孙奠定一个稳固的江山,没想到却不旋踵就引起了动荡。他搬起的石头,却砸了自己嫡孙的脚。201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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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盛世的后遗症

清朝的康雍乾三朝,人称盛世。盛世的顶峰,就是乾隆朝。乾隆老儿活的最长,统治时间最长,干的事也真不少。当然,自我感觉也最好。自称是十全老人,其实就是封自家为十全皇帝。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当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皇帝也不例外。十全过后,王朝其实已经进入衰世。当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虽然使命一个都没完成,但已经看出了这个庞大的王朝,不过是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王朝的衰败,不仅仅是钱都让乾隆花差不多了,而是王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严重老化。乾隆一死,做儿子的嘉庆,就忙不迭地把老子最宠爱的大臣关进了监狱,全然不顾死在地下的老子的感受,也不顾嫁给和珅做儿媳的妹妹的面子。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但这个清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贪污腐化的恶行,并不限于贪污了很多的银子和宝物,这些银子宝物,尽管奉旨抄家的人,会私吞下不少,但比较起来,还是剩给皇帝的多些。皇帝,至少不会亏。但由和珅造成的腐败空气,给败坏的吏治,在当时而言,却已经积重难返,无法救治了。和珅案只是当时的一个大案,大案下面,还有若干次一等的案子,若放在别的时代,其实也不小,但因为有和珅比着,就只好委屈了。湖南布政使郑源璹卖官案,就是其中一个。一省的布政使,在明代,就等于这个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了。但是,由于一省并列的长官有三个,除布政使之外,还有按察使和兵马指挥使,怎么也摆不平,到了明朝中叶之后,就在三司之上,加了一个中央派来的总督或者巡抚。到了清朝,这种体制被固定化,因此,布政使就变成了一省行政官员的老二,但依然保留了较多的人事权。在形式上,下面的官员委派,要由布政使操办。只是,在督抚强势的情况下,真正决定官员任免的,并非布政使而已。不过,如果某个布政使来头比较大,硬是不买督抚的账,自己挂牌任免,在体制上也不能说是有什么错。郑源璹在乾隆朝后期,官任湖南布政使,由于他跟和珅走得比较近,所以,湖南的官员委派,就他一人说了算。那个时候,地方的官员的选拔是中央政府的事情,无论是科举考试考上的,还是捐班买来的,军功得来的,都由吏部派到省里。在省里候选,有了空缺,就由省里的负责这方面的官员给你派下去。一般来说,凡是有权派遣的官员,无论是督抚还是布政使,都可以借机弄点油水。让你候多长时间,补什么样的缺,里面大有名堂。但那时的规矩是,凡是科举正途来的候选者,理论上是不能让人家长期候着,有些来头特大的,比如从翰林院下来的老虎班,可以指定某个县令,说补就补。可以做大文章的,只是捐班和杂途的官员。真正的卖官,大家还不大敢,操作起来也有困难。卖官,在原则上,是吏部官员的买卖。但是郑源璹有和珅这个靠山,他不管什么规矩。只要上面派来候补的官员,不管你是谁,一律候着。告诉你,你要去的那个位置上现在有人,你得等。即使来头大的指定县份的进士,也得等。想不等,也容易,拿钱来,看县份的优劣,少说也得万把两银子。那些指定县份的人,可以据理力争。你来争,人家也答应,但就是不肯挂牌。拖到最后,你带来的盘缠用完了,又舍不得这个官位,只好想办法。一个办法是借高利贷,到任之后,想法还上。如果你是指定县份的,高利贷不用借了,但得派人到这个县里,让这个县的书吏带上银子上省里帮你运作。县里早就知道谁是指定的,你派人来求,自然答应。但是,等你到任之后,书吏再怎样横行不法,你是管不了。反正,借高利贷也罢,找书吏帮忙也罢,总之,你这个贪官是做定了。如果不肯就范,就只能等。事发之时,湘乡知县按吏部的统计,已经委任了七年,但人家实际才到任四个月,而隔壁的湘潭知县,已经授任五年,但却还没到任。这样能卖官的官,自然很肥。布政使衙门,家眷就有四百人,连同家丁和仆人,浩浩荡荡的一支大军。家里养了两个戏班子,连台好戏,昼夜不息。因儿子结婚,要送部分家眷回籍,十二支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弹劾郑源璹的官员感慨,郑源璹之恶,关键是坏了规矩。原来下级也孝敬上级,官员们都按潜规则拿钱,但彼此之间,都谨守一个分寸。盘剥搜刮不过分,老百姓大体也能过得去。当官的,大官小官,都有当官之乐。但是,自从和珅这一批人出来,潜规则也被破坏了。巴结孝敬上司,必须加倍,大家比着来,你孝敬一,我就有二。如果你不孝敬,就像郑源璹这样,逼着你孝敬。官与官,大官与小官,官与吏,关系大乱。彼此捞的钱多了,孝敬多了,阿谀奉承也都翻了倍。所有的负担,最后都得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弄得百姓嚣嚣,活不下去。中原五省白莲教起义,原本在乾隆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闹了,一直压着,盛世嘛,怎么能有这种事!到了乾隆翘了,嘉庆一看,哇,已经成燎原之势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之扑灭,皇帝自己都累快趴下了。其实,所谓的盛世,都是扯淡。不过清朝到了乾隆年间,长时间的平安岁月,人口增加,物产也增加。至少位于社会上端的人们,机会多了,享受也发达了。皇帝带头享受,几番南巡,几次北狩,钱花得像流水一样。这种时候,和珅这样的马屁精,说话办事,就愈发入眼,连带着带坏了整个官场的风气。所谓圣主的自负,又使得这样的风气无从得以修正,没有什么直臣,敢于冒掉脑袋的危险,指出这一点。和珅倒台之后,即使刻意地搜寻,满朝文武都找不出曾经抵制过“和相”之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御史,在巡城的时候,碰上了和珅张扬的家丁,把家丁的车给烧了。和珅一倒,各种抵制事迹都冒出来了。其实所谓的抵制,都是若有若无,牵强附会,再不就是死无对证。皇帝换人了,和珅和郑源璹都伏法了,白莲教起义,也镇压了。但清朝的吏治,从此却一塌糊涂了,一直不可逆转地坏了下去。嘉庆皇帝,看到了这一切,但他也没有这个勇气和胆略,来个彻底整顿。塞上几个过于明显的窟窿,抓几个过于扎眼的贪官,也就罢了。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翰林洪亮吉,还被他发配新疆。大清,刚刚过了盛世,到了他的手里,就只能得过且过了。说来也可怜,作为皇帝,他处处节省,不敢出巡,喜欢大臣们穿补丁衣服,有点事就哭哭啼啼下罪己诏,也没能唤起臣工的天良。到了他儿子手上,这个曾经显赫的王朝,已经到了接近崩溃的边缘。盛世的后遗症,发作起来,还可真是可怕。2013-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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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张鸣:祭高华

我在(2011年12月)24日,高华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有幸能和他在一起。我正好来南京,去见他。上午大概九点半到病房,谈到十一点半,聊了很长时间。我对生命有一点敏感,可能是我以前干过兽医,对生命非常敏感。今年年初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我感觉高华快不行了,生命似乎正在从他的躯体里离开。那时候我都快控制不住。小刘跟我说你千万别哭,你跟他聊,聊得开心点。在我的感觉,其实高华对自己的走,有感觉,但是他非常坦然。我们聊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被“五毛”围攻,不要理他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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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反腐不过是利益集团的重新洗牌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以及其他来源,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周一kane:中国今天的反腐其实是利益集团的重新洗牌,而不是真想让政府变得清廉。好比黑社会换老大了,各堂口小头目也要换掉,以便给新老大的新马仔腾位子。在黑社会这个叫火拼,或黑吃黑。为什么最近贪官大部分出自石油系统。难道电力系统就没贪官?电信系统就没腐败?只要了解黑社会的游戏规则,你就明白了。 2014年02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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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高架在法律天平上的官帽子

高架在法律天平上的官帽子     张鸣    2012 年一年,整个中山市,凡是涉及诉讼案件的单位,行政首长无一出庭,都是让律师和工作人员顶替。作为一个这方面的试点城市,尚且如此,别的地方怎样,可想而知。 当然,按照司法原则,单位首长是单位的法人,有诉讼当然法人应该出庭,只有特殊情况才能找人顶替。显然,不是去年一年中山的所有单位的领导人,统统有了特殊情况,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出这个庭。反过来,他们就是不来,法庭拿他们也没办法,没哪个法官敢判他们个蔑视法庭。 虽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作为政府官员,无论个人牵扯到官司,还是机构成了被告,出庭应诉,都是应有之义。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家。在帝制时代,漫说官员,就是一般有身份的人,都不大可能出现在法庭,成为一场官司里的原被两造。如果是绅士,必须通过法定程序,剥夺其功名,才可以将之送进法庭,而官员则是丢了乌纱帽之后,才能出现在审判官面前。如果身份还在,就成了原被两造,就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无疑,现在的行政长官,不乐意出庭应诉,里面肯定有面子问题。特别是民告官的案子,一个行政首长,跟下面的小民一同站在法庭上,而且成为被告,面子上挂不住,觉得丢人。在很多人眼里,好像一进了法庭,自己就有了罪过似的。即使这些官员有法律常识,觉得应诉没问题,但架不住旁观的人不这样想,所以,进庭应诉,还是觉得不自在。 除了传统观念作祟之外,行政首长不肯出庭,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在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官大于法。显然,如果哪个法庭因为行政首长不出庭,判他一个蔑视法庭罪,那么,下次别的单位也就不敢了。但是,现实是法庭不敢这样,没有一个法官,敢这样试一试。这样一试,没准他的法袍就没法穿了。同样,行政首长不出庭应诉,只有他的上级可以责罚之,但他的上级,碰到同样的事,也是不出庭。所以,大家就都不出庭了。 法官的帽徽上,有一个天平,但是,这个天平上面,还有一个官帽子。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recommends: ‘You Say What You Like, Because They Like What You Say’ – http://www.medialens.org/index.php/alerts/alert-archive/alerts-2013/731-you-say-what-you-like-because-they-like-what-you-s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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