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2012年01月26日 07:40:03 　　 洋味假古董是怎样横空出世的？   　　张鸣   　　   　　最近，因为清华大学一位搞设计的副院长据说是酒后发飙，让人们知道了有个“出口转内销”的洋设计公司，包揽了北京、重庆和宁波的历史城区改造。而这样的改造，似乎水很深，问题很多。其实，有关的文保界人士，对这样的改造，早就怨声载道，甚至恨恨连声。重庆的改造怎样，我没见过，但宁波和北京老城区的改造，我是见识过的。怎么说呢，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   　　其实，那个让清华的副院长愤愤不平的洋公司“波士顿设计”，到底是造假，还是没有资质的皮包公司，已经不是我最关心的了。我想知道的是，为何这种肆无忌惮地拆掉真古董，大造假古董的所谓改造，历史毁灭式，现实媚俗式的改造，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其实，没有聘用“波士顿设计”地方的旧城改造，也无师自通地跟“波士顿设计”一模一样。不用说，这样改造下去，中国的历史城区很快就会荡然无存，而耸立起来的，就是一片片像新前门这样的假古董。新的珠光宝气，一点旧的感觉也没有了。   　　我也曾经在这样的旧城改造过程中，有幸踏入过改造的工地。都说是修旧如旧，但工人在大拆的过程中，旧的砖瓦和木料乃至于木雕，丢得到处都是，根本没有人登记，很多的抱鼓石和木雕窗棂，就这样进了古董市场。最后建起来的“古建筑”，除了外表像过去之外，一律里外三新，不用仔细看，都能感觉到是什么货色，人家连做旧的功夫都懒得花。   　　不幸的是，这样旧城改造，在开发旅游方面，都成果卓著。改造之后，多数的老城区，旅游都比从前火了。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游客，还真就是喜欢假古董，不喜欢真古董，喜欢看珠光宝气的假货，不喜欢破烂陈旧的真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主管单位热衷于如此的旧城改造的缘故，只有这样改，才能“古”为今用，让历史城区发挥出金钱的效应，给当局带来滚滚的财源。     　　当前游客文化层次低是事实，但是国人的文化层次早晚会提升的，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大拆之后，却不会再来。什么时候国人再想要看过去的建筑，过去的街道，过去的庙宇，就不会再有了。顶多在富豪的会所里，能看见零星的窗棂，零星的木雕，零星的抱鼓石。这样的败家子，为了眼前的几个小钱，毁灭了中国地面上的历史——我呸。     　　    　　   　　 上一篇： 讨一张2012年的船票 下一篇： 复兴传统中的帝王味道 阅读数( )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1月28日 12:10:04 　　 复兴传统中的帝王味道   　　 张鸣   　　 　　有好些年了，一到过年，北京的天坛地坛庙会，就肯定会上演皇帝祭天祭地的仪式。虽然清朝明摆着不是汉人的皇帝，但祭天祭地，十六抬大轿里抬着的，都是满清皇帝，红顶的大凉帽，一袭黄袍，连脚上的靴子，都是清朝的官靴样子。今年的天坛文化周，将上演历次最隆重的祭天大典，据说，“今年正月初一到初五，天坛文化周仍将突出三个重头戏——祭天仪仗、祭天乐舞、中和韶乐表演。在祭天仪仗表演环节，由320名演员扮演的皇帝、百官、八旗武士、内廷侍，将从天坛西天门一路行进到祈年殿南砖门，展示静鞭、罡筒、兵器、旌旗、幡幢、宫扇、伞盖、金八件等仪仗器物。”（1月17日，北京日报）还重点展示皇帝上轿下轿的排场，仪式化充分，好看煞人。   　　如果按专家的说法，北京，包括孔府的中和韶乐歌舞，都相当不地道，闹着玩罢了，会跳的人早就没了。这样的排场，这样的舞乐，无非是吸引游客的热闹，在本质上，跟过去和尚道士做的法会，没什么区别。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这样的热闹，要打着皇帝的招牌，整个仪式和舞乐，最亮的亮点，就是皇帝的出场。从现场排演的照片上看，此番的祭天仪式，皇帝的派头得到了充分的加强，不仅演皇帝演员器宇轩昂，不可一世，连抬轿子的“太监”们，都必须俯身下气，规规矩矩。   　　任何一种文化形式，都有自己的内涵，也都通过形式传达着某种意义。不消说，这样的文化传承，到底透出了什么信号，不用明眼人，也一看便知。辛亥百年纪念刚刚过去，百年前推翻的满清王朝，居然借着传统的复兴，在旅游的经济的热闹中，堂而皇之地还魂。皇帝的威仪，皇帝的派头，所有跟皇帝有关的文化垃圾，都在这复兴中，成了宝贝。这样的仪式，这样的舞乐，这样的帝王味道，里面有的是皇帝至尊，等级服从，以及以帝王为中心的宇宙秩序。尽管是为了旅游而上演的“戏”，但却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名义，这样的复兴，我看还是歇了吧。   　　帝制已经覆灭了百年，但现代国家的观念至今还没有在国民中生根。直到今天，很多老百姓依然把国家领导人比作皇帝，官员则自称父母官，整个国家，臣民还是多于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还任重道远，就别老拿皇帝说事了。       　　 上一篇： 洋味假古董是怎样横空出世的？ 下一篇： 生命在于浪费笔墨 阅读数( )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1月30日 18:40:24 　　 生命在于浪费笔墨   　　   　　这些年我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每到年终，总会可以集成一本或者两本叫书的东西出版。没名的时候，出本书难于上青天，有点名了，不断会有人找你出书。世界没有真正的公平可言，混出来就算出来，混不出来，纵有天大的才华，也是明珠埋在沙子里，不见得有人专门会辛苦地扒开沙子来找。我相信，就人才而论，埋在沙子里的明珠，肯定比被人采去放在帽子顶上，挂在美女脖子上的多。   　　我曾经说过，卖文为生是我小时候的梦，不期望做官，没心情经商或者干点别的发财的事儿，养活自己和家人，大概只能卖文。古代文人管卖文叫做煮字疗饥，字得写出来，还得煮熟，才能一充饥肠。除非名气特别大，一般日子都过得不怎么样。真正过得好的，或者走仕途，或者走商道，不会一个字几个钱地斤斤计较。但凡是卖的人，无一例外要计较，即使口中不说，心里也嘀咕。卖文卖到今天这个地步，最怕的是人家跟你套交情，然后稿子索走，稿费不论，或者很低很低。前几日看明人笔记，说有卖文者，碰上一世交，仗着交情索他一篇文字，不给稿酬。那人踌躇半晌说道，我这个人没有钱写不出东西来，这样吧，你先拿5两银子放在我的案头，催催精神，等我写完了再还你如何？看到此处，不禁拍案叫绝，真合我心。下次再有套关系少给稿费的，一定照此办理，先让他在案头放上两叠厚厚的人民币再说话。当然，放完了我还不还他，可就两说了。     　　当然，说归说，真要是朋友逼到墙角了，稿费再低，估计也只能写。中国的现行政策不合理，稿费起征点奇低不说，网络转载，作者一文莫名。一篇文字，转得漫天都知道，你也就只能拿到最初发在纸媒上的那点钱，待遇跟一点没转载的文字一样。书卖得稍好，盗版就会上来，而且没有人管。据说青春写作的人，不怎么怕盗版，因为90后、00后的人，看书如追星，非正版不碰。但我们这些写给成年人看的书，命运就大不一样。读者理性多了，算计之下，还是盗版合适。所以一旦盗版起来，书就死活卖不动了，版税也就没了。因此，当今之世，所谓的卖文为生，也就是活着而已。我的情况稍好，有一个教书的职业，卖文的收入已经足以养家，但讲发财，还是离得太远。   　　说到底，像我这样的读书人，读书写字，其实就是自己的一种习惯，连爱好都谈不上。社会责任感不能说没有，但并非每篇文字都是责任感驱使出来的，好些文字，其实就是读书读到哪个地方了，忽有所感，不写出了吧，手痒得紧，就这么变成了铅字。这年头，不仅吃这碗饭的人多，而且风紧，意思表达，稍有不慎，撞到枪口上，就换不来银子，只能在自己的博客上发，即使这样，也有被删掉的危险。   　　总的来说，祸从口出，写字的人，写出来的字，就是自己的口。古往今来，都是要当心的。这些年写得多了，招人烦，招人恨，我已经很有感觉了，好些人一直在为我担心。只是，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事逼得你不得不说点什么，三缄其口，自己都感觉窝囊。官字两个口，民有一张嘴，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好些小狗其实连叫的机会和可能都没有，我至少还属于能叫的小狗，能叫而不叫，对不起上苍给的这张口。叫的时候，还能换点狗粮回来，知足吧。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只要没有人像贾府里的小厮们把我捆起来，塞上一嘴的马粪，我多半还是会这样写下去，如果学校当局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样，解聘了我的教职，我就更得写了，写些不三不四的文字，让在我看来不三不四的家伙不舒服，这就是我选择的生活，现在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几天不写，浑身难受。上天生人，各式各样，像我这样的，大概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浪费笔墨。过去有笔砚，后来有钢笔墨水，现在有键盘，在笔墨的进化中，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张鸣   　　2011年11月26日，于京北清林苑       　　 上一篇： 复兴传统中的帝王味道 下一篇：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阅读数( )　评论数( 2 ) 2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2012年02月02日 13:40:09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张鸣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还是沿用民国纪年，今年，就是民国100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但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他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了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功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满清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刚刚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好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启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本年的5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驶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时，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已经木已成舟。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就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4到5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   　　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年1月1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北洋之狗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庸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于南方革命党的“妥协”，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孤立无援的这位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庸，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年的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的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去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们，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上一篇： 生命在于浪费笔墨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3 ) 3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比微博版多几句话。 对韩寒事件表个态 文/魏英杰 开学了，许多大V纷纷就韩方事件表态，收心回归工作。虽说我的工作就是看新闻热点，然后写点不痛不痒文章，不过也表个态吧。作为疑似骑墙派，有人可能会认为其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是我真实的看法。 1，我支持麦田、方舟子、mad（疯了）等人对韩寒的质疑。 这首先是对批评精神的肯定，没有批评就没有正常的舆论；其次，十几年来对韩寒多少存在夸大和神话之处，如路金波的“天才说”，王小山、梁文道的“鲁迅说”，虽说这未必是韩寒的问题，但与韩寒休戚相关，韩寒有必要面对这些质疑；更重要的是，韩寒是公众人物、名人、偶像，也从这个身份中获取巨大利益，并对大量受众形成影响，因此他应承受相应的和相关的批评质疑。 2，我支持韩寒通过打官司解决这桩疑案。 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打官司当然也是一种权利啊。不能说我批评你是对的，但你打官司就是欺负人了。这是“江湖规矩”，或者说只有在道德层面上站得住脚。但从法律角度，打官司是每个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途径，这怎么就不行了？特别是，韩寒是否由人代写，打口水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无论谁占上风，当事人都可能遭受名誉损失，而打官司或许没法解决所有问题，却可提供一个法律的说法。这桩官司还有个好处，可以让参与各方进而关注言论自由的边界，以及对名人的质疑批评，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未必是合理的。 虽然从情感上不希望出现这个局面，但我支持韩方起诉。但对于李其纲起诉麦田，我觉得既然双方已经互作声明（后来才看到李其纲接受麦田道歉），再行起诉就没多大必要了。这个官司，法院也不一定会支持。 3、我不同意麦田、方舟子、mad等人的质疑方式，或者说下论断的方式。 麦田是因为以前就对韩寒有所怀疑，又因为韩寒在三篇文章中对哈维尔有不敬表述，所以站出来质疑韩寒。方舟子，正如他在接受凤凰网采访中所说，一开始并未关注，只是在微博回复调侃几句，结果韩寒很当回事，并在接受麦田道歉的同时对他有所挑衅，这才把他给拉下水了。 麦田第一波质疑韩寒的时候，我就对他说，你这种搞法只会把自己逼入死角。结果第二天他就道歉了。为什么，他找了一堆材料，然后直接下判断李其纲肯定和韩寒爸爸是同学，因为是同学所以在这件事情中必然有勾结。而实际上，他那些材料最多只是证明有这种可能性，但事实完全也可能不沾边。结果呢，当事人一站出来说双方压根不是同学，甚至不认识，麦田只能歇菜了。而这样妄下判断，你说别的大家也未必会信了。 方舟子比麦田好些，但质疑韩寒依然是方舟子水平较差的一场论战。刚开始还好，他试图戳破韩寒天才神话，这个方向是对的，而且只有胜不会败。因为这是个价值判断，因人而异，而且经过这轮风波，稍微理性点的人也会认可这个看法。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天才啊。可后来估计是信心倍增的缘故，方舟子分析韩寒文章的时候越发觉得，这哪里是十七岁小男生可以写出来的文字，因此就开始和麦田一样下论断，认为有人代写了。这种排他性论断，既对自己不利，也有违批评的精神实质。因为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做这种判断其实和猜题一样，蒙对的概率是一半半。如果质疑批评一个人是靠蒙的，当然损人损己。特别是对那两封家书的分析，让人笑逗了，这完全不是方舟子平时的水平。 但还要加一句，我对方舟子在质疑中表现出来的理性依然表示赞赏，韩寒拐弯抹角骂他秃头，他却还很认真地做科普，这种涵养让人佩服。 Mad包括彭晓芸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更加严重。无论她们怎么看文本，最终答案都不是封闭式的。一旦妄下论断，就会闹出张放那种“走出爱的禁区”式的笑料。特别是彭晓芸所谓的文学批评，简直不知所云。对比她之前和韩三篇后对韩寒的评论，也可看出她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立场。至于mad，虽然她很懂英语，但这并不必然导致质疑正确。比如她翻出那么多视频，证明韩寒不仅口才不行，而且还有阅读障碍。问题是，你可能这么觉得，但人家根本没那么觉得。比如我觉得韩寒在公共场合的口才不算一流，但还是有些和他文章里透露出来的那种机灵。和王朔见面那场，韩寒事前就说不想见，王朔来了后，他没有多说话，完全合理。这种饭局式见面，许多人是不愿意多说话的。Mad是我的朋友，但我完全不赞同不认可她这次论战中的表现。 4、我理解但不欣赏韩寒一开始对对手的辱骂，同样理解但不赞赏韩寒父亲的表现，完全不赞赏路金波等人的表现。 受到这么大质疑，愤怒可以理解，但韩寒一开始没能克制住这种情绪，这比较让人遗憾。玩过论坛都知道，争论一旦进入互相辱骂，就会变成意气之争，也就变得没啥意思。不过，他后来基本做到了克制。 韩寒父亲是个老网虫，但肯定也没见过这么大阵仗。话说太多，可能反倒体现了真实。但他不应该跟着辱骂对手。因为他不仅是个父亲，而且是韩寒的父亲，他说的每句话都可能影响韩寒和自身形象，也会对舆论产生不好影响。等这件事情过去，他应该会明白这个道理。当然，换作是我，我可能也做不到理性。 路金波在这场论战中完全是个大赢家，无论局势对韩寒有利不利，对他都有利无害。但也不该这么得瑟，这么不谦虚啊，表现得这么兴奋，别以为大家都看不懂不是。他是骨灰级网友，泡网上跟人掐过来的，可在这次事件中，他更多表现出的是“奸商”品格，而不是网友精神。遗憾啊。其实，这场论战从原因来说，一小半是他引起的。没有他对韩寒的“包装说”，麦田不一定会那么肯定地认为有人帮韩寒代写。所以，一早就断言，等这件事情过去，（按照常理啊）韩寒会和他闹掰。现在由韩夫人代理韩寒对外事务（马日拉也退出），也许是个开始。和路金波吃过一次饭，采访过他，照理不该说这些，不过我说的是真实看法，麦田、mad是我朋友，我也没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说的不对，请多包涵。 5、说半天还没说到重点。韩寒到底有没有人给他代写啊？这我哪知道啊，那么多人都没搞清楚。事实是怎么样只能等待结果，也可能没结果。但就我这么看下来，我相信韩寒作品不存在代写问题。特别是韩寒父亲翻出那两封家书，更让我确信这点。 那两封家书基本可以看出一个少年的成长轨迹。青少年时期的韩寒应该偏好文史，也受了他所阅读作品的影响。譬如那个humor，我记得钱钟书散文中确实演绎过。凑巧我初中高中阶段（90年代初）也喜欢现代文学，啃了一大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现代散文系列，接触过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胡适、沈从文等人作品，读了这些书的人，不受其文风影响很难。 一个人文风转变也很正常。这个写过不同类型文章的人会更有感触。比如我以前写随笔，后来写时评，再回过头去写随笔，完全不是那种味道了。专栏编辑就说，你写随笔还有时评的味道。没办法，这就是风格转变所致。 所以，我相信韩寒最近关于这部分的自述真实可信。 6、关于韩寒读书的问题。他始终接触的可能文史类的东西多些，西方学术理论相对少些。这符合一个作家的阅读偏好。这一点，从他最近的博文也可窥探一二，比如他说那些民主理论著作基本都是一战二战前后面世，这并不符合事实，也可说明韩寒在这方面的欠缺。比如，罗尔斯《正义论》和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都发表于1970年代，查尔斯-蒂利的多部民主理论著作如《抗争政治》《社会运动》《民主》都出版于2000年代，这些都是涉及民主政治的重要作品（我只是列书单，都没好好读过）。 7、回过头来再说这场论争。表面看，这是麦田、方舟子等人发起的口水战，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韩三篇才是这场论战的起源。麦田和方舟子的思想光谱没那么明显（可能稍微偏左），但如果光是他们摇旗呐喊，下面没有追随者，没有起哄的，也没办法闹出这么大声势。麦田几年前就质疑过韩寒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才引起注意，当时却没什么人理？这就是因为，那时候自由派（包括革命派）还把韩寒当作主战将，或者对他寄予厚望。 8、韩寒的“公知神话”，可以说是自由派和自由派媒体人联手烘托出来的。比如，王晓渔兄（包括在下）都曾赞扬过韩寒的“公民精神”，而读了韩三篇后，晓渔是比较早站出来指责韩寒“不读书”的。当然，我至今仍坚持这个意见。不能说，韩三篇一出，韩寒就不是个“公民”了。此外，梁文道兄（他是个热心温和的人，“腰封小王子”的美名说明这点）说，假以时日，韩寒会成为下一个鲁迅。王小山兄说，鲁迅比韩寒差多了。这些话，说者未必当真，或者只是出于赞赏的一种表态。但对“韩寒神话”的烘托却起了很大作用——你不信，他信。 9、韩三篇出来后，等于是韩寒自翻底牌。这惹怒了自由派里的革命派。所以，倒韩就从那时候开始酝酿了。到目前为止，倒韩力量成色复杂，但还是可以大致看出一二。比如，革命派是最坚决与韩寒切割的，自由派的温和派对韩寒仍持回护态度，如笑蜀兄，还有许多持中间立场人士也是如此。同样的，有的左派情不自禁地向韩寒伸出了橄榄枝，却遭到了无情拒绝。再加上极力维护韩寒的韩粉，以及方舟子加入战团后死心塌地追随的方粉，还有骑墙派、搭车族、太太团都各自发出声音，所以就搞那么大了。关于站队问题，好像不少人分析研究过了。 10、我对韩三篇的看法，微博上写过：“赞赏韩寒在公共事件上的参与和表达，从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认同韩三篇否定暴力革命，赞同改良，但同时认为，保持压力是促进改良的前提。改良不是一厢情愿，而是互相博弈所致。英国大宪章的产生，是在暴力和反复中确立，国王刚签下宪章，回头就反悔了，修改再签，如是几次。” 11、再补充一点：看待韩三篇，应该从韩寒是个作家而不是学者、理论家的角度，那样就比较公允。韩三篇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缺乏理论素养，而在于他给那些民主大腕提供了吐槽点，有人可能认为他捞过界了。当然，有的大腕并不放在眼里，或放低姿态专门撰文批驳，只会三言两语藐视而过。实际上，作为一个作家和个人，发表对民主的意见，没有任何问题。把韩三篇定位于一个作家的表达，去关注他想说什么，那就够了。何况韩三篇文章本身并没那么不堪，还给大家提供了关于民主自由的讨论热点——没功劳也有苦劳嘛。 12、有人认为韩方大战纯粹无聊，不值得关注，如张鸣老师就持这种观点。这种想法千真万确是错了。这场论战（从韩三篇开始）的价值就在于，韩寒翻出底牌，有人不答应了，有人笑了有人哭了，还有人暧昧地说“韩寒成熟了”。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啊，完全是当下国内思想状况的一场集体演出。从这可以看出多少事情来。比如，一个持温和立场的人竟然那么不受人待见，可见当前社会的思想对立是何等严重。 13、忘记一点了。有人始终认为，抹黑韩寒或者说韩寒论战完全是背后有力量想转移话题。说白了，这太瞧得起这股力量了。如果一种力量可以完全主导网络舆论，还用得着网络实名制吗？呵呵。网络的作用就在这里，谁都可以插上一脚，但谁也没办法刻意主导舆论方向。想做也做不到啊。不否认其中有推波助澜的，但要说这个事件有股力量在把舵，这种可能性等于零。 14、韩寒风波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说得更明白些，这是近年来很重要的一场思想事件。这并不因为缺乏思想理论界学者的介入而失色，反倒因为引起民间强烈争议而变得更具重要性。这次事件引发国内各思想派别及其拥护者重新分化组合，是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一场民间思想演练。微博上有人不是说了，韩寒事件让许多人互相拉黑，甚至还导致男女朋友分手。这就是对各自理念的一种确认，以及对个人社交圈的一次重组。当然，更多人是借助事件反思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观点。这也是网络讨论的一个特点。很少人会在论战中改变自己的观点，而只可能变得更加固执。（关于网络导致极化思维，桑斯坦相关论著多次涉及，有实验支持） 好了，吐槽完毕。早就想把俺拉黑的朋友再忍耐下，发完这个东西，俺也该回归正常生活和工作状态了。也希望上面提到的朋友们把这看作一个观点表述，体谅则个。我觉得，思想尽可多元，大家不妨求同存异。不管怎么说，彼此间还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基础，这就是咱们在这里胡思乱想的，远远还没变成现实。 2012年2月2日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