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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网友创意表达“六四”概念遭封堵 民运人士遭软禁

“六四”纪念日将至,在中国互联网不断加强控制的情况下,网民开始用不同创意方式表达对“六四”的纪念,但是不断遭到删贴和关站,“六四”相关人士也开始受到打压。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在“六四”21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政府互联网控制开始升级,星期三是长城防火墙GFW的再次升级,根据观察,防火长城行为的网站邮件通讯列表 GFWList 报告中,5月26日当日被封锁的网站多达数百个,其中包括记录“六四”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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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纳电影节: 韩国导演洪尚秀的《夏夏夏》获“一种关注”竞赛奖

韩国导演洪尚秀的《夏夏夏》影片剧照

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竞选活动进入最后一天。韩国导演洪尚秀的《夏夏夏》荣获“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奖。法国年轻导演夏维尔•毕沃斯执导的《人与神》荣获与嘎纳电影节平行的宗教大奖(prix oecumenique)。法国导演马修∙阿马立克(Mathieu Amalric)处女作《巡演》(Tournée)获得了影评人费比西奖(Prix Fipresci)。

金棕榈奖项最后究竟花落谁家的谜底马上就要揭开。像往年的此时一样,关于可能获奖影片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请听刘芳发自嘎纳现场的报道。

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竞选活动进入最后一天。金棕榈奖项最后究竟花落谁家的谜底马上就要揭开。像往年的此时一样,关于可能获奖影片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

作为唯一一部入围竞选的华语影片,王小帅执导的《日照重庆》最后能否夺取大奖,引发华人世界的密切关注。特别是周六,随着出演这部片子的主要演员王学圻的到来,更加引发多方猜测,许多观点认为:王学圻前来戛纳是为了摘取影帝桂冠。但是,根据王小帅在戛纳团队成员披露,王学圻之所以迟迟前来戛纳,是因为此前他始终没有拿到签证。

在金棕榈奖的评选结果进入倒计时的此时,《日照重庆》剧组成员究竟怀着怎样一种心态来等待评选结果?该剧组两名主要青年男女演员-子义和李菲儿的经纪人金晶女士向本台表示说:

我们的心态其实挺平和的。虽然我们改签了机票,将返回日期推至24号,引发猜测,认为我们可能是在等待获奖。实际上,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获奖,我们不在场,会很可惜。再有就是,留下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接触记者和朋友。难得前来戛纳电影节,因此,将它当成一场盛会。包括今天晚上,今天是导演王小帅的生日。我们在游艇上给他过生日。学圻老师也过来了。大家非常开心。不论明天能否得奖,能否拿到金棕榈大奖,但是,在我们心中,小帅已经拿到了第六十三片金棕榈的叶子。
 

Enrobé_Cannes_20100522_nuit
 

(01:55)

 

22/05/2010
 

关键词 : 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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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不群不党的策略

近几年中共围绕着继承人问题的内斗愈演愈烈。争权夺利、互相排挤、尔虞我诈、挖墙脚打棍子等等,已经等不到十八大而提前登场了。温家宝不属于江派也不属于团派。不幸落入他手中的总理这个位置,早就让人看不顺眼了。过去,凭着他八面玲珑的功夫勉强维持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争权斗争激化的现在,就成了他的烫手山芋,招来了无情的打击。

从斗争的两派来看,温家宝虽然不是个大派系,但是倒向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显然十分不利。拉拢到自己一方,按过去的经验显然又做不到。于是只能加以打击,以免为对方所利用。这就是温家宝独善其身的策略带来的必然后果。温家宝不群不党的策略,曾经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使他成为两派都要拉拢争取的对象。现在形势变了,你不入伙你就该死。一下子他就变成了两派都想打击的对象。看来这也是个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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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汶川地震两周年:灾区已成“陌生人”

(网媒约稿,最后能否发出来不知道)
宋石男

 

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灾区民生至为重要的两项——住房与就业,均传来利好消息。

 

5月,全国网络媒体“重返灾区看民生”集中采访团在四川都江堰灾区的集中安置点看到,新建安置房风格统一,基础设施建设颇为完备,环境优美堪比城郊的高档别墅区。据接待方称,预计到今年9月30日前,城镇重建住房将全面达到入住条件。

 

此前的3月,四川地震灾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工作会透露,今年四川地震灾区农村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达705万人,占灾区劳动力总数的64.1%,灾区转移输出比重和劳务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均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四川灾区群众已基本实现“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

 

我们相信政府的力量,我们从不怀疑灾区重建的光明。然而,除了能够从官媒中不断看到“形势喜人”的灾区样板以及“可信度极高”的各种统计数据外,我们还知道些什么?

 

灾区重建的方方面面,诸如住房重建中的公私利益纠葛、垮塌校舍重建的质量保证、失地受灾农民的出路、地震伤残人员的长期救济、地震孤儿、再生妈妈、灾区治安、灾区心理援助之尴尬、灾区对口援建之摩擦、灾区挂职干部、善款去向及重建项目资金使用公示、NGO组织进退无据等等问题,随着2008年5月12日的渐渐远去,相关报道尤其是有公信力的媒体独立报道而非官方邀请访问报道,正在与日递减。今天,若问我们对上述问题究竟知道些什么?可能绝大多数人只有“对此茫茫,百感交集”。

 

当然,中央政府对灾区重建项目的审计力度及透明度仍值得赞扬。汶川地震发生后,审计署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跟踪审计。截至今年4月,根据审计建议,有关单位共改善2500多个项目的建设和管理,改进200多个项目的工程质量,节约资金和挽回损失12个多亿,收回被挤占挪用或违规安排资金3亿多元,22人被追究法律责任。

 

透明度固然值得称许,但透明度下显出的一丝晦暗仍令人不安。在最新公布的跟踪审计通报中,彭州市白鹿小学教学楼成为焦点。其78个基础承台中,有34个轴线偏移超出国家规范要求,主体结构混凝土存在露筋、疏松和框架柱尺寸偏小等问题。我们应当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垮塌校舍质量问题沸腾一时,但2009年5月,四川方面公布的结论更像是天佑中华:在汶川地震中,没有发现主要因为建筑质量问题而倒塌的校舍。在地震中遇难的数千名孩子,至今仍未被公布名单也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千名孩子,在官方结论中乃是死于天灾,无涉人祸。围绕地震垮塌校舍质量问题而展开执著调查的一位成都公民,更因此身陷囹圄。

 

不过这一切似已激不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四川地震灾区正在成为“陌生人”。成为“陌生人”,首先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那么的多灾多难,马不停蹄地多灾多难,普通个体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始终关注两年前的一起灾难,哪怕是丧生近9万人的特大灾难。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说,如果中国出了场毁灭其国内一切的大地震,一个欧洲人听到消息后或会哀悼,但第二天就会恢复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作为同胞,我们不可能在汶川地震的第二天就对之漠不关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月,两月,一年,两年,当相关的新闻报道热潮渐渐消退,当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灾民日益遥远,我们是否还能一直保持对他们的关怀,而不将之视作“陌生人”呢?鲁迅曾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这话在今天依旧有效。

 

其次是政府有意无意地将灾区变成“我的灾区,是我的灾区”,而不是像益达广告词那样耿直,“你的益达,是你的益达”。如一位NGO观察者所言,“政府在重建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角色,灾区人民的感激之声四处可闻。地震发生之初,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的参与让惊恐无助的灾民感到温暖,分担了政府的压力。在转入重建之后,‘维稳’被提到核心议程,外来机构和人员被视为潜在不安定诱因之一。政府所试图拥有的绝对控制力,又令灾区的社会重建面临新的挑战。”NGO及志愿者在灾区常被有关方面视为不受欢迎的人群,有业内人士甚至将2010年称作NGO在四川地震灾区的“退出元年”。一个做地震残疾孩子项目的NGO在去年拜访残联时,竟被告知:“残疾孩子的事情你们不用管了。”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的一份文件,被评为一至四级残疾的受伤在校青少年能够得到许多帮扶政策,其中包括2009年度的全年医疗费用。不过,该NGO人员发现,在地震中已经受伤、但没能评上残疾等级的青少年数量更多,有的是被评残标准的数量指标卡住,有的因为信息不畅错过了申报机会,还有一部分孩子或家长因种种原因不愿参加评残。后来,该NGO的主要资助对象就锁定了他们。

 

当然,除了政府的主观排斥之外,目前国内NGO客观上效率、能力较低,也是其在灾区进退无据的突出原因。汶川地震初期,西班牙的一个NGO,只用2-3个人就能组织提供当地15万灾民的日常用水,而一个拥有100多位志愿者的国内NGO,只服务2万人,仍乱作一团。一位业内人士对此评论说,“汶川地震加速了公益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

 

最后,地震灾区民间一手信息发布的不畅通也是“灾区陌生化”的重要原因。目前,基于种种因素,去灾区独立采访的媒体相对较少,被邀请采访的媒体又常常只是 “观光式”采访,很少发布有价值信息。而处在政府救济之下的灾民,随着媒体关注度的降低、地方政府对外界媒体及民间组织主动访问的拒绝或不欢迎,其披露信息的渠道也日益减少。不止如此,随着“和谐令”的严格执行,灾民或许还缺少披露信息的动力与勇气,如今在网络上很难找到灾民自行发布的生存状况帖子,可为一证。然而,据CNNIC报告,截止2009年6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到9565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13;据中国民政部报告,汶川地震累计受灾人数超过 4500万人。在灾区人口中,农村网民比例虽应远低于中国平均数,总数至少也有几十万人。为何我们却很难看到灾区的农村网民,以个体的、自发的行为,发帖披露自己的幸福生活呢?一个小事例也许能为此添个注脚。建筑师刘家琨为汶川地震罹难普通女孩胡慧姗建纪念馆,当时网络关注度极高,现在已经闭馆,就连孩子的母亲,以及刘家琨,都不太能进去。据说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影响不好,尤其是影响失去孩子的母亲们的情绪”。

 

契诃夫在形容一块土壤的肥沃时说:你把一根车辕种下去,来年春天就会长出一架马车来。马尔克斯借书中人之口夸耀一只做工精巧的鸟笼时说:甚至根本不必在里面放上鸟,只要在树上一挂,它自己就会叫起来。可是,在中国,即使这土壤并不肥沃,来年春天也会被宣告长出了一架马车;即使这鸟笼并不精巧,一旦挂在树上,它同样也会叫起来。那些被看见的灾区的祥和、欢乐,那些别墅洋房般的重建样板,会不会也是如此呢?

 

如果汶川地震只是再一次证明了中央集权体制的巨大优越性;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经验,只是“多难兴邦”乃至“多难兴党”;如果我们从汶川地震中得到的教训,只是更得心应手地运用威权手段,提防“公民社会”;如果慈善救济的社会动员,仅是依靠意识形态的豪情煽动;如果灾后重建的社会组织,仅是诉诸全面控制的行政手段;如果灾区生活已被雕刻成工艺品摆放出售,影帝的微笑与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不朽;那么不止现在的汶川地震灾区会变成“陌生人”,两年后的玉树地震灾区,同样可能如此。今天手举广告牌似的捐款牌的人们,甚至用不到两年,只要两月就会彻底将玉树遗忘,就像他们现在遗忘汶川一样。

 

汶川地震两周年,我们对灾区的一切知道得太少,却又忘却了太多。“没有反思的眼泪只是水”,但人们在泪迹风干之后,只能继续奔忙在各自的路上,深刻的集体反思,纵非天方夜谈,至少是奢谈。充斥我们躯内的,只是不无内疚的陌生感、苟延残喘的正义感,还有难以抑制的无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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