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纯合

中国东北偏远小县城庆安，在2015年5月2日之前默默无闻。但随着当日中午12时40分左右从庆安火车站候车室里传出的一声枪响，该县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在枪声中倒地身亡的徐纯合是庆安当地45岁的普通农民，开枪的是庆安火车站派出所一名警察。从理论上说，如何正确认识这个事情并不难，只需查清三个问题：警民因何发生冲突？警察在什么情形下开的枪？警察开枪行为有无不当？ 警察开枪应谨慎...

黑龙江访民徐纯合在火车站候车大厅与执勤民警发生肢体冲突，被执勤民警一枪毙命，举国大哗。体制内外同仇敌忾，一致要求彻查真相。真相当然要追问，但就曝光的部分案情看，执勤民警确实不必开枪。毕竟徐纯合手无寸铁，不构成致命威胁。如果执勤民警现场处置能力够，正常手段即可制服。其现场处置过当，职业能力不比只懂打砸抢的城管高多少，这点至少可以肯定。这其实不只是某个民警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仅以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何以在中国屡禁不止？不承认普世价值、不尊重人权固然是原因，但也有职业能力的原因——刑讯逼供是中国警察办案的基本手段，他们中的多数人只会这一招，把这废了，他们就没招了，整个系统就可能瘫痪。就此来说，整个警界的职业水平，能比只懂打砸抢的城管水平高多少？相对而言，安全部门的整体素质还是稍高一些。但又能怎样呢？安全部门主导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就颇具代表性。草案甫一出台即引爆争议，被专家讥为法盲立法，因其违反法理常识的破绽比比皆是。比法盲更可怕的是粗暴，以致“不得”之类的禁令充斥全篇，令草案一片肃杀之气。理应中正平和的立法语言都没学会就敢立法，真真令人恐惧。这水平，又能比只懂打砸抢的城管水平高多少？公安、安全部门是政权核心，他们的职业能力，是整个政权的治理能力的写照。即整个政权的治理能力，都停留于城管水平。所以徐纯合之死偶然中有必然。如果当局的治理能力够，现场民警处置能力够，悲剧本可避免，徐纯合本可以不死。但徐纯合终究不免一死，显然是当局治理失效、治理无能的牺牲品。治理与维稳治理失效、治理无能最集中的表现，即为维稳体制的崛起。维稳是什么？维稳就是常规体制失灵，不得不于常规体制之外，尤其法制之外，采用非常规、非法制乃至反法制的手段来补救。如果常规体制尤其法制没有失灵，治理有效，何须非常规、非法制乃至反法制的维稳？何来维稳集团尾大不掉？维稳集团越是坐大，越印证常规体制失灵尤其法制失灵，越印证治理的失效与无能。但以维稳补救治理失效，不过是饮鸩止渴，因为它非但不能补救治理失效，反而只会不断排斥、不断边缘化常规体制尤其法制，既然拳头好用，那还要常规体制干什么？还要法制干什么？常规体制尤其法制就越来越被冷落，越来越成了摆设。维稳刚性就成了惯性，甚至成了本能，以致养成体制性懒惰，没有人肯在常规体制尤其法制上用心、在治理上用心。于是维稳越刚性，治理就越失效、越无能。最终形成恶性循环，维稳于当局如鸦片之于瘾君子，须臾不可离。这也是为什么维稳沙皇周永康倒台后维稳体制岿然不动的真实原因所在。没有周永康的周永康路线仍在盛行，中国仍在后周永康时代。无论专政，还是维稳，目的都一个，即保卫政权。手段也都一样，主要靠拳头，靠超越法律的暴力。从专政到维稳，六十多年一脉相承。今天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无非“政权稳定压倒一切”，深刻反应了当局挥之不去的焦虑和恐惧，即对政权不稳的焦虑，对可能失去政权的恐惧。建政都六十多年了，还不能解决政权稳定问题，还不能告别政权危机，这本身就是统治的失败。维稳不是出路当局实际上一直为统治失败所困扰。几乎全部的精力、全部的公共资源，都耗费于保卫政权。政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本应是公共治理、公共服务。但在中国相反，政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统治，就是掌权，统治就是一切而且压倒一切，掌权就是一切而且压倒一切，压倒治理，压倒服务，压倒自由，压倒人权，直至压倒生命。以统治代替治理，有统治无治理，这在毛时代是可行的，因为毛时代是静态社会，每个人都被固化在各自网格中即“单位”中，以半军事化手段定点控制即可。今天不然，今天中国已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现代社会是流动社会，物的流动，信息的流动，思想的流动，人的流动，每天都呈几何倍数地增长。用于控制静态社会的半军事化手段，几近失效。维稳是对毛时代专政的替代，但并没有新花样，所谓“网格化维稳”，就凸显了当局的维稳思路停留于静态社会阶段，凸显其把流动社会拉回到静态社会的努力。这当然是逆水行舟，不仅成本浩大，而且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维稳不是出路。只要为统治而统治，为掌权而掌权，就永不可能走出政权危机，永不可能从政权存亡的焦虑中挣脱出来，而将精力和公共资源主要用于治理，所谓现代治理就永不可期。那么出路何在？出路当然在宪政。宪政功能之一，就是解决主权归属问题，将主权归还人民，实现人民的自我统治，而不是少数人代表人民进行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把政权当私产而把多数人当假想敌。当主权归属真正解决，不再因主权归属之争浪费公共资源，剩下的问题都只是治理问题，一切就都相对简单了。人民自我统治而执政党及其政府只负责治理，治理就成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第一天职，治理就可以走向专业、走向精确、走向高效，这时才可能期待所谓现代治理。否则，一切都是循环而且是恶性循环，政权的治理能力就会永远是城管水平，整个社会还要继续付代价，包括徐纯合那样的生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