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自然灾害预报与人言滔滔 徐贲   随着热带风暴 “ 艾琳 ”8 月 28 日晚抵达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并进一步减弱为温带气旋，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宣布解除美国东海岸的热带风暴警报。 “ 艾琳 ” 自 27 日登陆美国本土以来，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数百万户家庭断电。但这样的损失比起几天前媒体和官方的预计来说，已经小了许多。 8 月 26 日，星期五，由于担心 “ 艾琳 ” 可能造成严重灾害，美国东海岸多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地区纷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约 230 万居民被下令疏散。其中，纽约市政府向居住在低洼地带和沿海地区的约 37 万居民下达了强制性撤离指令，这是该市历史上首次强制疏散居民。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呼吁市民不要心存侥幸，一定要“安全第一”（ It’s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及时撤离，并宣布从 27 日中午 12 时开始，纽约大都会捷运局所属的公共汽车、火车、地铁全面停驶，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8 月 29 日，星期一，一大早新闻就报道， “ 艾琳 ” 在 28 日上午 9 时登陆时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还有气象专家解释为什么先前预报的“飓风”变成了“热带风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为政府措施辩解说：没有人愿意看到商业和市民日常生活受到不正确天气预报的影响，但是，小心防御总是没有错的。有评论分析说，除了气象预报难以准确之外，官方对风暴 “ 艾琳 ” 的“过分小心”是“卡特里娜飓风”效应在起作用。 2005 年 8 月的“卡特里娜飓风”是一个五级飓风，在美国新奥尔良造成了严重破坏。 6 年来，民众和媒体一直没有停止对政府预报和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灾难的批评。“卡特里娜飓风”甚至成为一个政府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象征性事件和代名词。在这之后，凡是出现自然灾害，政府都会表现得格外小心。 8 月 23 日，美国东部发生 5.9 级地震，奥巴马总统在地震后马上与救灾高级官员通电话，了解情况，随后，白宫副新闻发言人乔什特别向媒体报告： “ 总统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大型建筑设施的毁坏报告，包括机场和核反应堆也没有提出申请援助。总统要求随时向他更新最新的情况报告。 ” 美国政府官员在自然灾害面前表现的反应过度，是因为在美国人眼里，自然灾害并不是单纯是“天灾”，而更是“人祸”。就自然灾害而言，美国人的“多难兴邦”观念非常淡薄，也很少有相信“坏事变好事”的。 而且，美国媒体有报忧不报喜，特别关注灾祸与不幸的传统。这是因为，关注灾祸与不幸对社会的益处要远远超过歌功颂德。关注灾祸与不幸有助于将人的生存机率最大化，对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有好处。媒体关于自然灾害预报的报道往往并不十分准确，政府害怕落在媒体后头，一旦有事，就很被动，所以也就容易过分小心。 自然灾害是一个可以用来推诿政府责任的方便理由，但凡发生了什么灾害，都往“百年不遇”或者多少年罕见的自然现象身上一推了事。但是，这样的理由在美国往往不管用。政府因为不能用自然灾害做失责的挡箭牌，所以对待自然灾害如履薄冰，在预报时一般也就说得比较严重。 美国政治人物都知道“人言可畏”的道理，因为他们都是由有自由言论权利的选民选出来的。在美国，每当自然灾害发生，总是人言滔滔。这次 “ 艾琳 ” 预报失准以后，美国有一家叫“进步广播电台”（ Progressive Radio ）的主持人兼作家蓝德曼（ Stephen Lendman ）公开指责美国政府“用‘艾琳’来转移美国人对重要事情的注意力。”他说，纽约市政府要市民撤离，但却不撤离 12000 名在押罪犯，这是当局“只关心有钱有权的，根本不关心穷人。” 由于有蓝德曼这样不信任政府的民众，美国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时，面临预防和不预防两面都不讨好的尴尬境地。但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政府不能因为有的人说话不中听，就命令他们闭嘴。政府害怕自然灾难只是表相，真正害怕的其实是人言滔滔。各种各样的人言，包括一些事后诸葛亮的言论，构成了美国的民主舆论，它们不一定都正确，但对政府都有督促的作用。

到底谁有理，问问“第三方” 徐 贲   有一位资深的美国国会议员曾说，他在国会里作过无数次辩论演说，但只有说服过一个人，那就是他自己。这位国会议员能这样自我调侃，是因为他很明白辩论本身的局限。 一个人作论辩说理，很少有能直接说服对立一方的。这并不表示他缺乏说服的能力，而是因为，论辩式说理说服对立一方的可能本来就是非常微弱的。一般来说，论辩式说理起到的是强化自已一方，而并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因此，对立的双方就有可能在辩论中越说越僵，以至于发展到相互责备、谩骂、肢体冲突。从微博叫骂发展到约架，便是辩论越说越僵的极端表现。 极端的越说越僵，这种情况在说理文化良好的社会中较少发生。这是因为，辩论者知道，在辩论中，理是说给“第三者”而不是说给对立方听的，由于第三者在论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论理根本不需要以压倒对立方为目的，无须把对方逼得灰头土脸，哑口无言。 以第三者为说服对象，并由此来确定说理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便是 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图尔敏（ Stephen E. Toulmin ）对公共说理的一大贡献。在图尔敏之前，对说理结构的理解和分析是以形式逻辑为着眼点的。图尔敏提出的说理分析模式有不同的着眼点，它着眼于听众，具体而言，是那些立场中立，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被说服。 听众是谁，这是说理首先需要确定的，因为这会影响到实际的说理策略、方式，并使得说理具有说服或宣传的不同性质。例如， 1960 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大张旗鼓的中苏两党论战，其实双方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争取第三者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并没有多少国际的第三者对这种恶狠狠的论战感兴趣，因此，论战实际上是用来作为一种对内宣传的手段，是以给那些根本无需说服的国内老百姓洗脑为目的的。这样的争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只有恶狠狠的对立，根本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或妥协，最后定然会以争论者们相互交恶，彼此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而告终。 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注的是那种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至少是达成某种妥协的争论。它需要在争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对方的主张和理由，如果不是为了接受那些主张和理由，至少也可以通过反驳它们来加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使自己的说理更理性周全。简略而言，图尔敏论证模式包括六个部分：主张（ claim ）、保证 (warrant) 、论据（ grounds ）、支持（ backing ）、语气 (modality) 和反驳 (rebuttal) 。它具有两个基本的认知特征，第一，说理中所有的主张、理由、中介保证、理由的理由、对保证的支持等等，都是可以由对方诘问和质疑的，说理一方必须为此做好准备。第二，决定说理一方是否有理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法官和陪审员），不是自己一方或反对一方的“粉丝”。在这两点上，图尔敏模式都不相同于形式逻辑论证。 形式逻辑的论证是以它本身的说理结构（包括分析方式）为准的，至于谁是说理的具体听众，那些听众会提出什么质疑，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保留意见，这些都并不重要。然而，这些恰恰是图尔敏论证模式所关心的。例如，有人说，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人，因此，他们都是好样的。从形式逻辑的论证来看，这个说法是可靠的，因此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许多人不能接受这个说法呢？那是因为这个论证的大前提（共产党人都是好样的）本身并不可靠。 图尔敏论证模式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者听众，但是，在公共说理中，第三者是公众。公众往往并不像法官和陪审员那样拥有裁决的权威，公众所起的第三者作用是形成舆论，公众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都已经先在第三者眼里成了不值得尊敬，不值得信任的人。 在像国会这样的论争体制中，避免对立双方 越说越僵的机制是发言以后的表决程序。如果可以用票数决胜，那就自然不用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或者甚至打翻在地了。在公共辩论和争论中， 避免对立双方 越说越僵的机制是普遍具有教养的公众所发出的舆论，他们以理性、客观和冷静的第三者身份来进行仲裁，而不是如情绪化的“粉丝”那样狂热地崇拜和偏袒一方。“粉丝”以“哄客”的面目出现在网络的公共空间，他们习惯于用暴力的酷语、色语和秽语来武断地表现自己的立场。在哄客成群的地方，论争者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第三者听众，双方直接顶牛，越说越僵，最终变成仇寇。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中国人拜偶像的心灵危机 徐 贲   不久前，一张北京某中学学生校园内拜高考状元的照片引发很多人关注。图片中，一个穿着校服的男孩子在两个人像牌前鞠躬，敬礼。这两个人像牌上的是高考状元。中学生向两位高考状元偶像祈求，无非是想分享他们高考的好运。这令人想起 2010 年 10 月 31 日，广州市一位常务副市长到 城隍庙内拜海瑞， 拜求 “ 保佑建设系统没有腐败分子 ” 。如今，中国各地的庙宇、道场香火鼎盛，许多人未必是真正的佛道信众，但却逢庙必拜，拜的都是偶像。不久前更有一个伟大偶像真实存在的轰动性科学证明，说 山西省吉县人祖山娲皇宫女娲塑像下所发现人骨，经北京大学 C14 同位素测定，人骨的年代距今约 6200 年前，搭配明代书墨题记，被专家们认定可能是传说中史前三皇时代的女娲遗骨。 在今天的中国，越是普遍地缺乏信仰，越是几乎所有人都准备相信无论什么东西，而这种相信则是以种种荒诞不经的拜偶像表现出来。拜偶像的盲目祈求是许多人在遭遇心灵危机时饥不择食的举动，神佛仙道或别的人物成为在冥冥中左右他们命运或生活质量的神秘力量。拜偶像与真正的宗教信仰是不同的，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真正的宗教信仰反对拜偶像。 拜偶像是一种图腾、萨满式的实用主义崇拜，而宗教却要把人引向一个至高、至善、至真、至美的灵魂境界。因此，像基督教这样的信仰从一开始就禁止偶像，对于信仰者来说，这是一个权威原则的问题：“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任何人都必须遵循并敬重这个禁令，才能把眼光从暂时的现象转向永恒的意义，用耳朵去倾听话语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声音。 对于任何真正的信仰来说，重要的是精义，而不是表面的文字，而代替任何文字理解的偶像，那更不过是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残余。弗洛伊德把禁止制作偶像看作为文化和理智的进步，把那些有崇拜无信仰的偶像、奉承、虚伪、乞求看成是向着奴役本性的后退。我们从“文革”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和教训。人们供奉偶像，无条件地狂热崇拜，不仅把一切自由和权利，而且把一切愿望、向往，甚至对未来世界的希望都交付给了他。这种狂热、盲目的崇拜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而完全消失，它在不少地方以新的形式延续，吸引着新的朝拜人群。与“文革”时不同的只是，它从对活人的个人崇拜变成了对死人的偶像崇拜。 今天的偶像崇拜已经很少有纯粹政治性质的了。虽然有的地方仍然在建造异常宏伟的领袖塑像，但很大程度上，那是发展旅游的商业招数，只是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它才被用作涂上某种颜色的象征偶像。但是，从“文革”遗留下来的拜偶像心理和习惯却并没有从中国人的崇拜行为中消除，只不过是变化成为许多稀奇古怪的样式罢了。 拜偶像是大众心理的一个特征，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说，“民众宗教为了取得期望的潜在影响，常常是直接依赖于（拜偶像），因为它倾向于对民众的要求作出让步，而民众在任何地方都是希望魔术和偶像崇拜的。” 拜偶像的大众心理特征在思想上是惘昧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那些在所有时代都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们总是利用绘画和雕塑。他们认为，雕塑在激起他们希望民众拥有的那种宗教和政治情感方面更加有效。”这样的雕塑往往占据公共空间中最显著的地方，成为高大得令人目光难以躲避的偶像，捕捉他们的注意力。在塑像居高临下的注视下，魅力变成为魔力，影响变成为魔术，而塑像本身则成为虚假的神灵和拜物的偶象。 即使在并不直接用作权力工具的时候，拜偶像也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当这种行为在社会中变得非常普遍，甚至成为许多人表示信仰的唯一方式时，它显示了一个民族普遍的心灵危机。拜偶像使得人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置到某个神秘而不可测的力量控制之下，崇拜它，服从它。主导这种崇拜和服从的是一种非理性的焦虑。能不能考上大学，会不会出现贪官污吏，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我们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这种非理性的焦虑成全了各种各样的神仙道长、佛道高人、神医、命理风水人士，甚至像高考状元这样的“成功人士”，使他们居然在一个科学时代的现代社会中拥有不可思议的广大影响。 拜偶像折射的是一个社会的理智丧失，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当人们对自己感到巨大的无力和无助时，他们就不得不幻想非理性的奇迹。然而，这恰恰又会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无助与非理性期待之中。如果想要恢复，哪怕的部分地恢复失去的自信和理性，就必须拒绝这些陷阱和幻觉。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徐 贲   在网上读到一篇《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的讲稿，是作者在北大中文系 2012 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 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作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是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信仰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某某主义的明天”一类的神话上的。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侯，似乎应该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 5 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家韦尔南（ Jean-Pierre Vernant ）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 (paideia) 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止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是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 20 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暴露出它丑陋的政治伪善时，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原因。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