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电视剧《知青》带来什么样的记忆？ 徐 贲   由著名作家梁晓声担纲编剧的《知青》放映后，引起了许多不同的批评，大多集中在“真实感”的问题上。有的批评比较简单，如“ 知青衣装怎可能整齐如新？ ”与此相比，来自知青观众的批评则提供了更多的生活细节。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对青少年思想形成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具有特别清晰、深刻的记忆，以至于终身难忘。知青对自己上山下乡的生活细节便拥有这种性质的记忆。而这种记忆正是他们用以衡量《知青》中许多细节是否真实的实在对照。 网上有一篇《 敬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的文章，作者耶子就是用自己亲 身经历的生活细节来对照他在《知青》中看到的种种虚假。例如，“ 连队广场上竟然有成排的自来水，这也虚假得太离谱了吧”。 耶子说，他以前所在的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22 团六连的是全团最大最好的连队，“也只有 3 口井，每口井都至少三、四十米深，水桶是用铁轱辘把摇上来的。老职工告诉我们冬天一定要戴手套，否则因为零下 40 多度太冷，铁轱辘把会把手掌的皮肤粘去。在新建连，为了挖这样的深的井，经常有知青在挖井时滑入井中摔死”。 耶子的劳动记忆更是苦不堪言 , “ 麦收时常常 48 小时连续工作，期间最少时只能睡 2 、 3 小时。即便这样极度困乏疲劳，睡前还要读一下‘老三篇’‘雷打不动’（那时最常使用的词），这时每个人都躲在炕上的帐子里，帐子外成千上万的蚊子在吼叫（那呜呜的声音简直无法让人相信是蚊子的叫声）。在地里割麦子又被漫天飞舞的‘小咬’（一种北大荒特有的小虫子）叮咬得皮肤瘙痒和肿起来。” 与这样的艰苦生活和劳动条件相比，“文革”中的那种“思想革命化”更是给 耶子 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精神创伤，“早请示晚汇报是知青生活中绝对不可能没有的事，剧中怎么没有？” 耶子所记忆的那些政治生活细节是绝大多数知青所极为熟悉的：“ 当时我们进食堂吃饭前都首先在食堂门口按照排、班排好队，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三遍后才能排队进食堂吃饭，每桌 6 个人，三男三女，站着吃饭，根本不可能有坐着吃饭的事。连里开大会如果是在晚上的话（因为经常有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发布，就得什么时候到了连队什么时候就得开会传达，一刻不能延误），就搬上长条锯下的木头在食堂一排排横放好，每人就依照排班坐下开会，如果是白天开会，就在晒谷场席地而坐”。 知青的记忆是“文革”记忆的一部分，在“文革”记忆还有许多禁区的今天，知青记忆被美化，本不是一件太令人意外的事情。问题是，这种不真实的美化恰恰是以历史真实的面目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有人为《知青》辩护说，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主观的“观众接受”比客观的“历史真实”更为重要，“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 90 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 如果《知青》仅仅是让像 耶子这样的观众 觉得虚假，那还至少能勾起他们的对知青生活和“文革”往事的 一些真实回忆，这些刻骨铭心的创伤性记忆中其实已经包含了某种对“文革”政治疯狂的反思。但是，如果这个剧带给观众的不是 这种反思（不管多么间接或模糊暧昧），而是对所谓“激情岁月”的“向往”，那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故事的细节真实范围，使《知青》成为一部足以令人担忧的作品。 为了不至于营造“激情岁月”的虚幻景象，电视剧的 编剧似乎 有责任明确地告知观众，自己只是在“说故事”，而不是在“记忆”那一段被称之为“知青岁月”的“历史”。故事是在被称为“历史”的时间中进行的，但这个时间的背景并不能等同为记忆，这个历史背景与其说是 编剧者 可靠的知识源泉，还不如说是他自身残缺的象征，然而，它也反映了我们共同生存 状态的种种不足，以及我们无法表达共同记忆的无奈。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舌尖上的中国”和饮食禁忌 徐 贲   “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风靡全国，据说它甚至带旺了许多东西在淘宝上的销售，如传统食品、食材、零食甚至传统烹具。这当然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有意思的不仅是这个纪录片说了些什么，还应该包括它没有说什么，而其中最明显缺位的似乎是中国的饮食禁忌。饮食禁忌是任何一种饮食文化的重要部分，相信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人是世界上饮食禁忌最少的民族，为何如此，有待于人类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去好好研究。饮食禁忌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自觉地避免食用特定动物或植物的现象。饮食禁忌极具民族性和历史性，不存在全世界通用的饮食禁忌。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不吃什么，也许比吃什么更能体现它的饮食文化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也许反倒是一个饮食文化较少特色的国家，这也是为什么中餐能在全世界各地变化适应、落地生根的原因。 多数饮食禁忌不是由文本记载、供人民谨守的律法。它随着社会习俗的承袭而流传至今。然而，饮食禁忌在特定地区所具有的约束力并不亚于法律。对饮食禁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卫生学或病源学的解释。人类文化中存在着对饮食的选择、偏爱、避免或禁止，往往有潜在的“合理”原因，形成拒食某些难以消化或具有毒性的食物的传统。 《圣经》（旧约）的“利未记”中有规定，犹太人可以用什么来做食物，不可以用哪些来做食物。食物分陆地、天空和水中三种，在地上的食物中，动物必须是 有蹄有脚趾，并是反刍的。猪不能吃，猪虽然跟牛羊一样有蹄有脚趾，但猪不会反刍，所以猪是一种 “ 异常 ” 的动物，因此是“不洁”的。药理学家马赫特 (David I. Macht) 研究动物，对猪、狗、野兔、骆驼还有猛禽和无鳞无鳍的鱼类做肌肉实验（都是 “利未记”认为不洁的动物 ），发现检测物都包含有毒性的液体。 另一种对饮食禁忌的解释是文化性的，往往与古老的禁忌观念有关。杰出的人类学者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就此写道，“如果把关于污秽的观念中的病源学和卫生学因素去掉，我们就会得到关于污秽的古老定义，即污秽就是位置不当的东西。” 这是一种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历史文化视角，它让我们看到“一系列有秩序的关系以及对此秩序的违背”，“这样一来，污秽就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有污秽的地方必然存在一个系统。污秽是食物系统排序和分类的副产品，因为排序的过程就是抛弃不当要素的过程。” 被排序所抛弃的那些因素，它们的“肮脏”和“不洁”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相对的，由排序的过程和系统所决定。例如，“鞋子本身不是肮脏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肮脏的；食物本身不是污秽的，但是把烹饪器具放在卧室中，或者把食物溅到衣服上就是污秽的。”中国人的正规宴席上不上狗肉、猫肉，是否与这些食品是“位置不当的东西”，因此成为“污秽之物”有关呢？ 有研究者指出，饮食禁忌还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律法”和“诫命”。诫命是惩罚性的，是“关于美好德行和罪恶习惯的隐喻”，人有诫命，才能不至于无所不为或为所欲为。有人提出，摩西的律法所禁止的正是那些最为美味的肉食，“立法者禁止了诸如猪和无鳞之鱼这些在陆地、海洋和天空的肉质最为肥美的动物，因为他们知道对于最为盲从的感官——味觉来说，这些动物是一个圈套，会使人有贪食的恶行。”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无所不食，追逐奇珍异味，以至于把许多动物吃到濒临灭种或灭种，贪食的恶行还能比这更大吗？ 人类对食物的选择是一种依循本能的行为；研究显示，二岁以下的幼儿已会将眼前物品放入口中食用，包括石头、昆虫和鸟兽的粪便（好歹是“自然”的）。成人对食物的选择、辨别力、喜好或厌恶变得更加成熟。这并非天生，而是经由后天学习而成，这种学习必须在对食物怀有感恩之心的良好环境中方能有效进行。如今，这样的环境在中国已经极度恶化，各种各样的“非自然”有害食物泛滥成灾，它们对人的毒害早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不洁”或“污秽”观念。人们对这样的食物一方面怀有本能的恐惧，一方面却又因为司空见惯，变得麻木不仁。这恐怕也可以纳入当今中国新饮食习惯的研究范围吧。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作家集体抄书是耻辱，不是荣誉 徐 贲   一则关于百来位著名作家分段抄写《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家们手抄的《讲话》将由 作家出版社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为题出版。据报道，有的抄写者担心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拿不出手。就算字写得再好，抄写的酬劳也不过区区 1000 元，因此，他们的手迹应该还算不上“墨宝”，抄写也不是为了酬劳。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情呢？ 作家们是爱荣誉的人，能够被选中并邀请来抄写《讲话》，无疑是被肯定为中国最重要，最杰出的文艺界人士，甚至是文化领袖。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荣誉观，是因跻身于一群名人中而得到光荣的那种荣誉。 对于文化人来说， 荣誉向来是一种基本的价值观，是一个“人格觉醒”的结果。历史学家布克哈特（ Jacob Burkhardt ）把形成文化人特殊的荣誉观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开始充满具有个性的人物；施加以人类人格上的符咒被解除了；上千的人物各自以其特别的形态和服装出现在人们面前”。“多才多艺的人”和“完全的人”成为新的人格理想，而荣誉正是这样一种新人格的外化：“和这种个人的内部发展相适应的是一种新的外部荣誉——近代形式的荣誉”。 这种“人格觉醒”荣誉观显然不是《讲话》所鼓励的，《讲话》要求 “ 文艺服从于政治 ” ，至于政治是什么，如何服从政治，则是由手握政治权力的人说了算的。即使那些参加抄写《讲话》的文化人士，也不见得个个都赞同这种文化服从政治的主张。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参加的并不是一件表达自己真实主张的事情，而是一件与表达真实主张无关，或者根本就有所违背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逢场作戏的犬儒行为而已。 确实会有人是因为赞成和支持《讲话》的主张而参加了抄写。然而，抄写并不是一种表达赞成和支持《讲话》的理性方式。参加抄写只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而不是公共说理方式。参加抄写的都是文化精英，又都是公共人物，他们如果有什么主张要向公众，包括一般文艺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倡导，理应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自己持有这样的主张。即使在“文革”那样蛮不讲理的时代，每逢纪念《讲话》发表，文艺界的头面人士也会谈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那多少也算是一种对《讲话》文本有实质理解的表示。 今天参加抄写《讲话》的文化精英，他们无须对文本有任何实质理解（哪怕是装作有所理解），而他们所作的是对《讲话》象征性表态和支持，既无表态的实质内容，也无支持的确实理由，与一般群众的拍手、欢呼没有什么不同。 任何出版物，包括这个《 手抄珍藏纪念册》都是公共读品，都是用来影响公众的。 象征性的表态支持是一种宣传式的暗示诱导，不是用理性话语引导公众的方式。《 手抄珍藏纪念册》就好像是百来位文化名人站在一起，各人手持一册《讲话》，一语不发，以此形成一种暗示性的“大家赞同”的象征。他们有责任分别向读者说明自己为什么赞同《讲话》，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真诚地赞同《讲话》精神，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是赞同者有责任向社会说明自己赞同的道理是什么。否则，赞同就不过是一 种空洞的姿态，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象征。它同时利用“名人效应”与“人多势众”，诱导别人有样学样、人云亦云的非理性模仿。这种暗示性提示的影响依赖于一个消极被动、不善思考，更不善辞令的群众群体。暗示性提示对这样的群众可能是有效的，但却是有害的，它不但不能开启民智，反而使得民众更加依赖于外来的非理性心理诱导，变得更加愚昧。即使用于心理治疗，真实目的暧昧的心理暗示也是违反职业伦理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受邀抄书的作家都欣然从命的，可惜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姓名。媒体似乎只关心那些抄了书的，这就又可能造成一种假象，那就是，那些愿意以抄写的方式为《讲话》站台的，他们比拒绝抄书的更值得关注，更值得公众的尊敬，他们才配得上作家和文艺家头上的荣誉光环。 作家，尤其是那些著名的作家，是公共人物。他们的责任不只是写小说、写诗，他们应该是有社会责任的人，其中就包括帮助民众深化对重大问题的认识，并就此积累新的知识。参加抄写《讲话》的作家们，他们或许以为，单单抄写《讲话》就已经是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其实不然，因为无论是逢场作戏也好，象征性表态也罢，单纯抄写《讲话》都还不是公共说理，也都无助于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认识深化和新知识积累。他们抄书比和尚念经还不如，和尚念经至少还要下记忆的功夫，而他们的所做的只是“抄写”：和尚念经还得念全了，而他们每个人只是抄写 170 来个字的片段！ 凡是政治正确的，未必都是值得跟风或表态支持的，一窝蜂的表态中鲜有独立思考的可能，驱使这种表态的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条件反射。这种一窝蜂的耻辱是个人的，更是群体的。“文革”结束已经 36 年，这样的“文革”教训却至今没有被人们认真汲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编辑，只是轻轻挥舞了一下政治正确的指挥棒，就居然能如此便利地让这么多文化精英没头没脑地翩翩起舞，更何况当年伟大领袖的无上权威？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起一支明烛。知识精英的集体理性思考退化，又该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的原因？如果连他们也无意去寻找真正的原因，中国的文化状态又怎么能不令人担忧？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