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独立

叶海燕 | 从五岳散人的一条微博风波谈性阶级

听说五岳散人发条微博惊动了女权界。女权界现在很大,很牛逼喔。听说还有人试图把我从女权界开除出去。滚你丫的蛋,我从2005年开始就是女权界的人。只是,我这个山头跟别的山头不一样,比较松散独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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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议】阿法狗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

人民日报评论|人机大战:思想的尊严只属于人类

凭借围棋比赛就说“人工智能战胜人类”,显然有失偏颇,而断言人工智能将要取代、威胁甚至控制人类,同样为时尚早。技术突变的“奇点”还没有降临,人工智能也还不具备自我推理、自我学习、自我进化的能力。而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也远非数学算法所能解释或取代。特斯拉在吟诵《浮士德》的过程中获得了创造交流电的灵感,亨德尔在穷困潦倒的处境中奇迹般地创作出《哈里路亚》……人类群星闪耀时绽放出的灵感、热情与想象力,正是独属于人类的思想特质,也是人工智能最难获得的思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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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黄健:8招叫你如何识破政治家与宗教集团的洗脑

1.设置最高偶像并强调忠诚是最重要的价值。可以是对领导人,也可以是对虚幻的偶像。

2.控制环境,洗脑成功前,防止成员接触外界信息。

3. 限制休息时间,以各种设定好的活动来充满成员的每一天,防止他有时间思考。

4.不断重复同样的灌输内容,让成员潜意识里慢慢接受内容。

5.强化监控,包括虔诚分子对新到成员的监控,也包括成员之间的互相监控。

6.强化举报的作用,确立举报他人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让成员互相举报。

7.建立一套话语体系,这套体系包括了关于行为的准则、理念,目标和日常话语方式。

8.惩罚,比如对脱离规则的人进行公开而严酷的惩罚,让其他成员产生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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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

冯骥才:一切党派退出学校 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甚。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则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而何思源正是蒋介石安排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为蒋系人马。何思源曾对友人道:“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失败原因何在?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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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十六字校训为何被腰斩

清华的校训原本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而现在却被拦腰斩断,只剩下前面8个字。实际上,清华原先还曾经有过一个校训。那时候的口号是「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工程师的摇篮」和「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这个被腰斩的前半截,还是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的。 原本16字的校训,为什麽无端地被砍去一半,原因不言而喻。就是有人不喜欢甚至惧怕「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学者余心曾指出:「校训被腰斩了,没有了「精神」和「思想」,清华的传统也就丢失了,剩下的衹是教你做个好奴才的训诫。」 20 多年前,清华就发誓,要在校庆100週年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今,为时已经不多,看来是实现无望了。不知当初信誓旦旦的当权者作何感想?即使再过20年,这个夙愿恐怕也难以实现,原因何在?人们想过吗? 时下人们正在发问:中国高等教育为什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发问者不少,回答的不多。从上到下,全都昏昏然,茫茫然,即使隔靴搔痒地说几句,也都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 其实,许多人很明白,就是不敢说出来。或许可以从这个被腰斩的清华校训中找到答桉。 余心在「被腰斩的清华校训」一文中指出,如果有独立精神,就不会甘于做奴才,就不会轻易被驱使,就不会只做工具和炮灰。如果有自由思想,就不会唯唯诺诺人云亦云,就不会熘鬚拍马趋炎附势,就不会全国只用一个脑袋想问题。这就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不被当权者认可的原因所在。当权者需要的是「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不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叛逆。孔老夫子不是早就说过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这也是清华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症结所在。 北洋军阀政府能够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而蔡元培校长能够拿着政府的经费并同时拒收政府的公文。蔡元培校长宁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那时候的胡适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一群奴才能够建造得起来的。 这就是「独立精神」!这就是「自由思想!」这就是高等学府的灵魂。 没有「独立精神」的结果是,上面不让说的话不能说,上面不让研究的问题不能研究。没有「自由思想」,就得揣摩领导意图,领导允许怎麽想才能怎麽想,领导喜欢怎麽说才能怎麽说。全国上下衹有一个脑袋想问题,其他人跟着忽悠就行了。外国总统来清华演讲,学生提出的问题也都是一个模子裡倒出来的,什麽时候鼓掌都是和上面的要求相一致的。堂堂清华,连一个有点独立精神的问题都提不出来,还谈什麽世界一流大学! 为北大奠定「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大学精神的蔡元培先生,早在1919年就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1919年6月15日,《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这是中国大学实现大学精神的基本条件,缺乏这三个条件,中国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将永远衹是梦想。 被誉为「清华之父」的梅贻琦校长也很推崇蔡元培先生的大学精神。他说:「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 清华校训之被腰斩,并非仅仅清华之悲哀,它标志着中国大学精神的迷茫和丢失。大学精神是民族精神的象徵,大学精神的迷失意味着民族精神的沦丧。 如今,对大学的批判正日益成为一种潮流,对大学的结构和风气进行全面反省,也成为一种广泛的呼声,这时候,将今日的中国大学置于横向和纵向的坐标中考量是必要的。 的确,无论是将当下中国的大学放入历史序列中进行纵向考量,还是放眼世界将它作横向比较,结果都是沮丧的。我们自己曾经有过辉煌的大学精神,但如今失去了它;我们可以洞察国外优秀大学的精良和完善,却仍然无法企及。 用这两把标尺,轻易就可丈量出今日中国大学之颓丧。前者以蔡元培、胡适等教育家为标帜,曾为当时乃至今日之中国构建出气度、风骨以及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使大学获得声誉,并在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略显灰暗的年代融入几代人的精神血脉,规束民众道德,催生出文化繁华;后者则标示着大学的构制之善和风气之谨严。 在这个坐标之内评判中国今日之大学,不难发现,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改革,我们已经失去如此之多,距离好大学却仍然遥远。中国的大学失去了独立精神。历史上,这种独立,部分靠行政系统对大学和知识分子的敬重,部分靠大学校长的骨气乃至勇气获得;在某些更优越的教育系统中,这种独立则更多依赖于精心设计的教育体制来获得。但如今,大学正日益成为附庸,校长们对官员而不是对学生负责──他们自己也更像官员而不是教育家。 中国的教授正丢失风骨,他们更多的是唯唯诺诺而不是据理力争,他们为职称和经费奔忙,而不是致力于传承知识和人格。那些希望传承旧日传统的教授陷入困境,他们要麽不得不随波逐流,要麽被边缘化。 大学曾经引以为傲的严谨风气和多元思潮,也在慢慢凋零。吊诡的是,一方面,我们正在放弃学术的标准,以抄袭为代表的学术体系崩坏已经损害了整个国家的名誉;另一方面,大学却正在有意或无意地用僵硬的价值观捆缚学生,使曾经多元和宽容的大学文化几乎荡然无存。 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学功利化、庸俗化,它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难有高贵之心。要荡涤大学裡的功利思想,坚守独立精神,需要从社会环境的层面着手培育。若社会功利思维不澹化,「大学精神」最终也是无源之水。天津大学校长龚克坦言:「目前社会上有一个很清楚的官僚体系,高校裡若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就不知道该和谁对话,找不到省裡的主要负责人,甚至连厅局长都可能不愿见没有行政级别的教授,令你事难办。」龚克所言「行政化、功利化」不难澹化,而是学校纵然「澹化」了,那些局长们却总抱着「以长论英雄」的思维不丢。 我们并非不知道好大学是什麽样子。我们可以回溯历史,发现自己曾经处于何等高度;也可以环顾世界,思慕他人的优秀质地,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刻地洞察今日大学之失。 蔡元培治北大,提出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网罗各色人才,领一时风气之先。那时的北大,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一律被解聘,教授绝大多数都30岁左右,最年轻的仅24岁。既有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也有保守的刘师培、谋求复闢的辜鸿铭;既有主张白话文的胡适,也有反对白话文的黄侃,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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