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赵林：《耶拿逻辑》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进入专题 ： 耶拿逻辑 黑格尔哲学    ● 赵林   　　 　　一 　　 　　黑格尔哲学研究曾经在中国学术界盛极一时，堪称“显学”。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另外两个理论来源分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最高思想成果的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理论家和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早期，黑格尔哲学始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中，相当一批人都是黑格尔哲学专家，如贺麟先生、王玖兴先生、张世英先生、杨祖陶先生等。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黑格尔哲学也逐渐由“热”转“冷”，问津者越来越少，其“显学”地位被更加古典的康德哲学（因为康德哲学谦虚地敞开了许多可以让后来者“接着说”的问题）和更加时髦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所替代。在当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黑格尔哲学犹如其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处境一样，被人当作“死狗”一般抛弃了。就在这种相对“冷寂”的情况下，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黑格尔研究专家杨祖陶先生继2006年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书之后，又于2012年底推出了黑格尔《耶拿逻辑》》(全名为《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一书的中译本。这两部新译著对于帮助新生代西方哲学研究者深入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以及19世纪初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黑格尔哲学研究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重新振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这三部分中，自然哲学虽然内容繁杂、包罗万象，但是由于黑格尔把自然现象看作是精神的“外壳”和异化形态，自然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从逻辑理念过渡到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自然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必要的过场或者中介，或者说是一个过了河就可以拆掉的理论“跳板”。相对而言，作为“绝对精神”之开端和终结的逻辑学和精神哲学则要重要得多，二者分别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巅峰。如果我们把逻辑学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的盘根错节的树根，那么精神哲学就是枝叶繁盛的树冠和缀满枝头的果实。经过逻辑学的概念奠基和自然哲学的现象过渡，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必然会结出丰硕的现实成果，这就是涵容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哲学。因此，精神哲学不仅在结构上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最后阶段，而且在内容上也实现了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目的。精神哲学以一种现实的形式，将逻辑学中的内在概念外化到从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心理学到法权、道德、伦理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再到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展现了一个博大精深且循序渐进的人类精神世界。 　　在中国学术界，构成黑格尔“哲学全书”之“三部曲”的《小逻辑》和《自然哲学》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贺麟先生、梁志学先生等人根据德文译出的中译本，但是《精神哲学》的德文中译本却一直付诸阙如，令人扼腕。一直到2006年，年近八旬的杨祖陶先生遵从已故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的遗愿，殚精竭虑数十载，终于翻译出版了《精神哲学》的德文中译本，弥补了中国黑格尔学界的这个重大缺憾。六年之后，耋耄之年的杨先生再创辉煌，又依据德文原著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年的《耶拿逻辑》一书，再次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奉献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精神哲学》代表着黑格尔哲学瓜熟蒂落的思想成果，那么《耶拿逻辑》则表现了黑格尔哲学崭露头角的理论雏形，它的翻译和出版为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新突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具体地说，《耶拿逻辑》清晰地展现了青年黑格尔在经历了思想的彷徨和苦闷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哲学体系框架，从而比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更早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马克思语）。而且通过这部早期手稿，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看到18、19世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种精神倾向之间的巨大张力。 　　 　　二 　　 　　1797年初，27岁的黑格尔离开伯尔尼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01年初。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黑格尔逐渐摆脱了早年所受的康德主义的影响，试图克服反思知性所造成的一系列对立，并且改变了对待矛盾的消极态度。他开始把矛盾看作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基础和动力，并且产生了关于异化、扬弃、否定性、和解、对立统一等观点，形成了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但是，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也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曾一度陷入了“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①]。造成这种精神危机的原因在于，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一方面开始酝酿了思辨哲学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表达这些思辨内容的恰当概念和逻辑形式。这是由于青年黑格尔当时刻意要与康德哲学划清界限，从而矫枉过正地拒斥了康德哲学的整个概念系统，因而只能借助于一些意韵朦胧的宗教术语如“爱”、“生命”等来表达思辨哲学的深刻内容。 　　在18世纪末叶的德国思想界，康德的理性哲学作为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深刻批判和对英、法启蒙思想的理论反思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代表着时尚的和具有普世意义的理性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与康德同时代的一批堪称“真正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人也在发扬光大路德虔敬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掀起了一股具有德意志民族精神特色的浪漫主义思潮。富于宗教虔敬意识的德国思想家在面对英、法等先进国家的启蒙理性时，往往会陷入一种痛苦的灵魂分裂状况。这种状况在18、19世纪之交由于费希特、谢林先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而变得更加深刻，而黑格尔的思想形成恰好就处于这一时期。黑格尔早年曾与更加年轻但却天才早成的谢林共同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从图宾根时期到伯尔尼时期，再到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在思想上先是受康德理性主义的影响，转而又在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下对康德哲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正是由于与康德哲学的决裂，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从理性的哲学转向了神秘的宗教。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试图用“爱的和解”来超越康德反思知性在道德与嗜好、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主体与客体之间所造成的一系列分裂和对立。虽然此时的黑格尔也已经意识到“爱”的片面性，但是他却由于对康德概念系统的拒斥而找不到一个最高统一物，因而只能诉诸于宗教，提出了宗教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这个公式。在《1800年体系残篇》中，黑格尔明确表示：“有生命之物的这种部分(片面性)存在在宗教中得到扬弃，有局限的生命被提高到无限……正由于这样，哲学必须停止在宗教前面，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因而一方面以非思维为它的对立物，一方面又有能思维者与被思维者的对立。”[②]这种观点与后来成熟的黑格尔体系中关于宗教必须停止在哲学面前、直观和表象必须上升为思维和概念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它明显地表现了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对黑格尔早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 　　 　　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虽然已经触及到思辨哲学的深刻内容，但是由于他拒斥哲学概念而无法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使其哲学理论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特殊心情”[③]，并且导致了那种“不幸的疑病状态”。但是从1801年起，当黑格尔开始到耶拿大学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程时，他的思辨哲学就日益摆脱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概念系统和逻辑体系。在1803～1806年间，黑格尔在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思辨哲学体系”等课程的基础上，撰写了三部“体系草稿”，即1803～1804年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1805～1806年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些手稿形成了黑格尔哲学最初的体系框架。在这三部手稿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数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因为后来成熟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正是以逻辑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开端，从中演绎出自然界和人类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了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杨祖陶先生新译的《耶拿逻辑》即依据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但是只译出了其中作为主体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两部分，舍弃了篇幅浩繁且未能完成的自然哲学部分（国外的许多译本如法文译本、意大利文译本、英文译本等均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耶拿逻辑》已经奠定了黑格尔后来的《逻辑学》（即“大逻辑”）和《小逻辑》的理论框架。虽然在这部手稿中黑格尔仍然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分开处理，未能像后来那样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是该书已经基本上涵容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要环节。 　　在该书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展现了认识自身从“简单联系”（包括质、量、尺度）到“存在关系”（包括实体关系、因果性关系、交互关系），再到“思维关系”（包括概念、判断、推论）和“比例”（包括定义、分类、认识）的深入过程。该书中的范畴用语虽然与《逻辑学》中的“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诸环节不尽相同，但是其思想内涵却是基本对应的，而且同样展示了正、反、合题的三段论形式和自否定的辩证方法。该书的“形而上学”部分则划分为“认识作为诸原理的体系”（讨论同一律或矛盾律、排律中、根据律）、“客观性形而上学”（讨论灵魂、世界、最高本质）、“主体性形而上学”（讨论理论自我、实践自我、绝对精神）三大块，其内容也大体相当于《逻辑学》的“本质论”和“概念论”中的相关部分。此外，黑格尔在该手稿中也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实体即是主体”的思想，并且首次提出和定义了作为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基本概念的“绝对精神”。因此可以说，《耶拿逻辑》已经确立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雏形。杨祖陶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精辟地指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已大体上具备了黑格尔后来《逻辑学》的一切要素。对这些要素进行清洗和精炼，将它们提升为纯粹的逻辑概念（范畴），进而把这些逻辑概念在更高的逻辑原理下综合为一个严密的、前所未有的辩证逻辑体系，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史中一个历时12年（1805-1816年《逻辑学》三卷出版）的飞跃，是其长期’艰苦思维’的伟大创造和划时代的成果。它为黑格尔缔造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奠定了广博而深厚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④] 　　在《耶拿逻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建构体系的良苦用心，虽然在这里初步形成的体系框架与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全书”中完成的哲学体系还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尚未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辩证地统一起来，但是黑格尔已经试图通过范畴（概念）的自身运动和自我认识来实现存在与思维、客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尝试充分表明，此时的黑格尔既要克服康德反思知性所造成的对立，同时也要跳出谢林通过理智直观来实现同一、把握“绝对”的窠臼。要想实现这种双重的批判，就必须通过范畴（概念）自身认识的圆圈运动，合逻辑地、一环扣一环地由最简单的联系依次上升到最高的真理，即自我实现了的“绝对精神”，而这正是黑格尔在《耶拿逻辑》中所做的工作。 　　黑格尔生活在18～19世纪的德国，在他身上，英、法等国所开启的启蒙理性精神（实为一种知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所独具的宗教神秘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张力，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都与这种张力有关。事实上，早在18世纪上半叶，代表理性主义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就与代表德意志精神传统的虔敬主义在普鲁士的哈勒大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8世纪下半叶，哈曼、赫尔德等人也与康德发生了思想龃龉；再往后，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对康德的批判也与这种张力有关。相对而言，康德更多地具有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而费希特、谢林则更多地具有“德意志气派”和神秘主义特质。因此，费希特、谢林对康德的批判不仅只是哲学观点之争，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欲图超越英、法启蒙理性的影响而自立自强的倾向。黑格尔正是在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氛围中开始自己的理论建构的，他一方面要继承英、法等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科学知识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弘扬德意志根深蒂固的思辨唯心主义传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耶拿逻辑 黑格尔哲学   

钱理群：毛泽东与胡风事件 进入专题 ： 毛泽东 胡风事件    ● 钱理群 （ 进入专栏 ）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直接介入，是从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开始的。1953年，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的“错误观点”。由此而把中国的发展道路由发展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的轨道。在思想、文化、文艺领域的任务，也由《共同纲领》规定的“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1954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表明他看准了批判目标，并且找到了突破口。毛泽东在信里说得很清楚：“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或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擒贼先擒王”，这是毛泽东一贯的战略思想，胡适正是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的总代表，批胡适，冲击力和影响力都最大，算是抓住了根子，如后来中宣部的一个报告里所说：“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而这样一场大斗争，毛泽东却选择古典文学领域里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突破口，而且利用“小人物”（年轻人）来冲击“大人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都是毛泽东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策略手段。因此，这是一次典型的“毛式”思想、文化批判运动。 　　但毛泽东的部署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文艺报》《人民日报》拒绝刊载“两个青年团员”的批判文章。于是就有了对《文艺报》的批判，其发难文章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就是经过毛泽东批准并修改的。这时，毛泽东对周扬还是信任的，实际是把批判胡适与《文艺报》的领导权交给他的。 　　但这一切——无论是毛泽东的主要意图是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对他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大清算，还是毛泽东对周扬的信任和重用，胡风都完全不清楚，可以说是蒙在鼓里，却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断，认为这是从根本上瓦解“周扬宗派统治”的绝好时机，因而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和《文艺报》时，有意“扩大缺口”，全面攻击周扬所执行的文艺路线，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这不仅是干扰他批判胡适的部署，而且是自己跳出来向党进攻。于是，就自然把批判的战线扩大到了胡风。周扬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的三个部分：“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文艺报》的错误”，“胡风的观点和我们之间的分歧”，正是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三条战线同时作战的新的战略部署：依然以批判胡适（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同时批《文艺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批胡风（打着“左翼”旗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是排除干扰，也是毛泽东最为在意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斗争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迅速批准了周扬的报告，并作了补充。 　　毛泽东肯定了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时间是1954年12月。这也就意味着毛泽东终于打破了深不可测的沉默，公开了周扬“后台”的真实身份，胡风和周扬的博弈，就成了胡风和党与毛泽东本人的对抗。毛泽东自己也从此走到前台，直接指挥批判胡风的斗争。而在毛泽东走到前台以后，一直关心胡风问题的周恩来，就不再参与，在《周恩来年谱》里，仅有一条“1955年5月23日，晚，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讨论有关胡风问题”的记录，这也是颇耐寻味的。 　　毛泽东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决定将胡风1954年7月提交中共中央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有关“文艺思想”和“组织领导”的两部分公开发表，“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这是毛泽东惯用的做法：他是自以为真理在手的，因此喜欢把论敌的文章、观点公之于众，不怕群众接触“反面教材”，他深信群众是会跟着自己走的。直到这时，胡风才恍然大悟，而他是不可能与毛泽东本人对抗的，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年轻朋友，他选择了屈从检讨，开始写《我的自我批判》，又去面见周扬，据周扬对毛泽东的报告所说，他“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至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当年周扬们批判胡风就是希望他承认这些错误。但在毛泽东看来，胡风是避重就轻，于是，就有了严厉的批示：“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这是对胡风问题的一个全新定性。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认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而坚持、鼓吹资产阶级思想本身，就是“反党反人民”。这样的严重定性，自然是胡风们所绝对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但后面还有更严重的罪名在等着他们。 　　1955年3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问题。毛泽东在3月21日所作的《开幕词》里如此给高、饶定性：“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对以后胡风事件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毛泽东由高饶事件引出的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与对策。毛泽东明确提出：高饶事件“它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由此而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动向作出新的分析。他认为，新政权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外帝国主义发动战争，进行突然袭击；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还很猖獗”，有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可能；三是党内类似高饶这样的反党集团随时可能出现。这样，毛泽东就确定了今后阶级斗争的三大目标：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对打击国内反革命分子，还作了具体的部署：“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应该说，这是毛泽东在粉碎了他所说的党内反党集团之后，所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就是要在军事上作好应对帝国主义突然袭击的同时，要有计划地给国内“暗藏的反革命”以“几个打击”。他说，“如果我们在上述两个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 　　 　　毛泽东的决策既定，就开始具体部署起来。我们可以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提供的材料和相关材料，对毛泽东的思路与部署，按时间作一个排列： 　　3月21日，在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里，宣布决定对“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给予“几个打击”。 　　3月31日，在代表大会的《结论》里，重申“三个准备”：“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正在毛泽东谋划对“反革命残余”进行新的打击时，5月9日晚，周扬把胡风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整理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材料》清样一起呈送毛泽东。 　　5月11日，毛泽东将舒芜编撰的材料，改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并亲自撰写《编者按》。——仔细阅读，就可以发现三个要点。《按语》首先指明：“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里所说“反党反人民的文艺团体”应该是对胡风集团的新定性，也是毛泽东把舒芜说的“小集团”改为“反党集团”的原因；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把胡风文艺思想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现在则将胡风一人扩展到整个集团。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下面这句话：“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这也应该是毛泽东读到这些信件的第一反应。毛泽东早已判定全国有许多“活动猖獗”的“暗藏的反革命”，面对胡风们用密语方式写作的信件，就必然激发出他的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用自己既定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去解读，就臆想、炮制出了一个后来他所描述的“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的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如果至少在3月21日毛泽东就计划要对“暗藏的反革命”给予几次打击；那么，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的5月9日或10日就找到了实现他预定计划的突破口。这时候，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信件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武器，对它的解读是否符合原意，已经不再重要，政治家毛泽东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去发动群众，打一场他预设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击暗藏的反革命的“人民战争”。当然，毛泽东也还有讲究政治策略的一面：尽管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断定胡风和他的小集团都是“反革命”，但为了使群众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就仍然先定性为“反党集团”，同时在《按语》里又发出了“剥去假面，揭露真相”的动员令，并点名要求路翎等交出信件，以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一个基础。 　　5月1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这是要开展“肃反运动”的第一个信息。毛泽东已经考虑要扩大战果了，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只是一个突破口。 　　5月13日，毛泽东写有《按语》的舒芜署名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加有《编者按》的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及该文《附记》发表于《人民日报》。当天下午，周扬带回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胡风）成了反革命了”，“要逮捕”。 　　5月15日，毛泽东将《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重拟总标题：“提高警惕，揭露胡风”，并对其中一段文字作了修改补充，强调“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让他们一天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事业以严重损害。”这一组文章后发表于5月18日《人民日报》。 　　5月16日晚，公安部派员拘捕胡风。 　　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逮捕胡风。在此前后，所谓“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如牛汉、贾植芳、耿庸、何满子、谢韬、徐放、路翎、绿原等纷纷被捕。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尽管仍称“反党集团”，但毛泽东为编者按语加写的文字里，却点明胡风分子为“反革命”：“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它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革命政权的倒台的。” 　　5月，中共中央在毛泽东指示下，决定成立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任组长，公安部长罗瑞卿任副组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负责全国肃反运动的领导。中央机构和各级党委也成立了相应组织。 　　6月1日，毛泽东发出指示，“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据1980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法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复查报告》，清查胡风分子运动共触及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6月3日，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这可以视为一次交底，可注意者有二：其一，主要目的是“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毛泽东早已预定的计划；揭露胡风只是一种“借”助，也就是先有计划，再找突破口的。其二，另一个目的，是要“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实际就是要“敲山震虎”，借批判、严惩胡风分子，来警示知识分子和干部（主要是干部中的知识分子），促使他们进一步归顺就范，接受改造。 　　于是，就有了下一步的部署：“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大概就标志着肃反运动的开始。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其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钱理群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毛泽东 胡风事件   

郑永年：城市的政治化与城市体制改革 进入专题 ： 城市化 城市体制改革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城市化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无论是通过建设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还是通过解决城乡二元结构而达到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城市化。不过，从目前的讨论看，大多聚焦于城市化对GDP增长的贡献，而少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当然不容怀疑，但如果仅仅强调城市化，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市化就会带来无穷的问题。 　　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城市化开始，但问题并不突出。当时提倡“小城镇”建设比较适合当时的环境，尤其是为了适应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直到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后，高速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中国的城市化有了快速的发展。最近10多年来，城市化一直处于提速状态。从前，我们抱怨中国城市化过慢，现在则相反。很多人开始抱怨城市太大，城市生活太紧张。可以相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随着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随着城乡统筹等新政策的实施，城市化的速度只会加快，而不会放慢。 　　城市化不可避免，但城市化的模式非常重要。从世界历史看，在很多国家，城市化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城市生活的品质，增加了幸福指数，而且也有效提升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但也有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社会，高速的城市化不仅不能提升城市文明的品质，反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今天，很多地方都在通过以行政手段消灭农村的办法来加快城市化，这已经导致了城市的农村化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单纯追求城市化和单纯追求农村建设，都会适得其反。 　　的确，中国城市化在高速进行，但是很多官员和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并不清楚，对“城乡统筹”的概念也不清楚。什么叫城市化呢？到现在为止，大概把城市“做大”是很多人的共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而在“城乡统筹”方面，问题更多。在一些地方，对地方官员来说，城市化仅仅意味着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地方官员所关心的只是通过各种途径把农村的土地转变成为城市用地，而对如何把农村人口有效整合进城市并不感兴趣。 　　从理论上说，城市应当让生活更美好，更方便。但现实并非是这样。高楼大厦有了，立体桥梁有了，在西方大城市所能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有了。但是，方方面面硬件的发展并没有带来软件方面的进步。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建设成就在很多方面只是表面上的光彩。因为没有城市化的明确目标和意识，硬件方面的建设往往是误入歧途。例如，到处盖房，但忘记了“水”的权利。大雨一来，水就没有地方去了，又如，为了经济指标就大力发展私人交通工具，但供汽车使用的公路不见增长，使得城市犹如一个个大停车场。城市空间越来越难以消化私人交通工具所排放出来的废气，造成大面积的雾霾污染。所有这些都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造就了我们的不幸福，甚至对城市生活的怨恨。 　　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仅仅是城乡整合？仅仅是GDP和其他经济目标？还是城市人的生活？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实现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质量统一起来？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为社会管理打下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如何在提高城市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善城市的文化？简言之，如何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我们所设定的目标？ 　　 　　以人为本与全球化 　　 　　从历史经验和城市化现实来看，我们必须至少考量两个相关的因素，即以人为本和全球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城市化的目标都是以人为本。在中国传统的概念中，城市实际上是军事要地，核心是国防，是政治，而不是人。中国的城市的关键词是“城”，城市也被称为“城池”。近现代大多西方城市起源于商贸要地，关键词是“市”，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的居住问题。18世纪的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这并不是说，西方的城市化就没有问题，但城市化以人为本这一目标是明确的。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城市建筑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建筑，而不是为了建筑本身。在中国，这一点到现在为止，并不明确。尽管从政策口号上，我们的目标已经是以人为本，但实际层面可能不是，还是围绕GDP等经济数据。 　　新型城市化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一是城市的升级，二是探索新型城市化。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而对正在进行城市化或者刚刚开始城市化的地方来说，就是如何避免早先城市化所产生的弊端，探索另一种城市化道路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新型城市还会不断出现，但对今天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升级的任务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我们这里把讨论重点放在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推进城市升级的问题，主要是要突出城市化和城市升级过程中的软件问题，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等方面。但是，不强调硬件建设并不等于这方面没有问题。有人说，在硬件方面，中国城市建设已经超过了其他国家，甚至是西方国家。官员们到欧洲考察就觉得欧洲的城市建设已经落后了。但这并不符合事实。为什么欧洲那么多城市没有经常发生水害？欧洲城市的地下设施已经用了上百年，甚至几个世纪了，都还好好的。我们的地下通道、地面道路、地上桥梁为什么没有几年就出大问题？ 　　现存城市管理体制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 　　第二个要考量的因素是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全球化从来就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动力来源。在西方，城市往往发生在一个地区间或者不同国家间、文明间的商贸要地。今天，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更是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一波全球化始于1980年代。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各国都在加紧竞争最优的人、财、物，提升国家的发展水平。今天，如果我们把城市体制改革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更应当领会到城市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动力。 　　在很大程度上，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城市之间的竞争。首先，没有一个国家不想拥有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城市。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其次，在城市层面，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现在的城市居民对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对外在的发展极为敏感，对城市的发展具有超前的视角。这些都必然转化成为他们对城市当局的压力。在亚洲，从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城市当局所面临的压力，我们就可观察到。第三，较之主权国家，城市本身具有很大的优势来进行自我改革。一般而言，城市都具有一定的自治程度。即使在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很多城市例如地区级以上的政府就拥有立法权。立法权对改革很重要，这是制度优势。没有立法权，城市体制改革会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城市体制的改革还有其文化优势，表现在城市居民的城市认同和城市文化认同。较之整体主权国家，城市更有条件来创造一种结合地方认同和国际认同的城市文化，从而成为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软力量。 　　 　　以人为本、全球化和城市认同问题 　　 　　城市认同是城市最重要的软力量。城市化成功不成功，主要看居民对这一城市的认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城市认同又有了新的维度，那就是外来人口或者移民尤其是国际移民的城市认同度。一个城市的人才素质决定了这个城市其他所有的方面。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但吸收不到外来的人才，而且连自己的人才都往外跑。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各个人之间、各社会群体之间都在城市内部竞争，竞争包括职位在内的各种资源。竞争很激烈，但一方面因为没有明文规定的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因为过分的地方化，竞争不仅产生不了人才，反而扼杀人才，淘汰精英。 　　在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尽管在主权国家时代，政治人物避免不了强调民族主义，但对城市当局来说，更应当强调城市认同。实际上，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文化、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具有生命力。 　　如果说国家认同的强化不可避免，那么在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城市认同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国际人才来说，发展出一种强烈的城市认同比国家认同来得容易，因为国家认同强调的往往是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而城市认同强调的是文化传统和现代性。所以，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法国，但非常喜欢巴黎；可以不喜欢美国，但可以非常喜欢纽约和洛杉矶；可以不喜欢日本，但可以非常喜欢东京和京都，等等。这就是城市认同。城市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传统，但城市较少政治性，更能适合人的需要。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几个非常包容开放的城市，就吸引不了国际人才。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以完全通过政治方法而生存和发展。 　　城市在一个国家的国际化过程中扮演最为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的研究发现，国家间的经济、金融、知识、社会等关系都是通过城市来维系的，例如脱离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就很难理解美国、日本和英国的经济和金融关系。如果一个城市不能造就具有全球化性质的认同，就很难具有竞争力。但应当强调的是，城市的全球化性质并不是说城市文化的全球同质性。恰恰相反，如果一个城市失去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这个城市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城市的附加值问题 　　 　　城市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中国在讲产业升级问题，但城市升级问题也同样重要。这两个方面的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亚洲很多城市现在都在这样做，通过产业升级促成城市升级，通过城市升级来吸引更高的产业。在这方面，新加坡做得尤为显著，成就也巨大。以往，新加坡总是强调产业升级，但现在则强调城市的整体升级。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是新加坡的核心发展战略。韩国的城市升级，近年基本上也在朝这个方面发展。 　　如果在欧洲生活和旅游，人们就不难发现欧洲城市的附加值远比中国城市高。欧洲一些很不起眼的城市，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很小，但附加值很高。城市居民每人每年所产生或者所拥有的价值远较中国城市多。一个城市的附加值来自何处？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城市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秩序和无序等应当如何统一起来。 　　在产业领域，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还是继续生产鞋帽，只不过是鞋帽的附加值在增加。另一种是不同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转而生产电子产品，从而提高附加值。但很显然，城市的升级必须是前一种，即“同一产品的升值”。我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而且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在欧洲，城市建筑越古老，其价值就越高，越是受到保护。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古老建筑的欧洲城市。欧洲很多城市创意十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等顶尖人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传统的钟爱和保护。所有欧洲的巨人是站在它们传统文化上的巨人。 　　相比之下，政府官僚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他们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经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从上到下，官员们往往以现代化为荣。现代化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城市已经看不到文明的特征了。第二，有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验场所。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型建筑物不是不可以，但没有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和统一起来。 　　在发达国家，城市的产生往往是自下而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在中国，传统上，城市往往是政治和军事重心。1949年之后，城市往往是自上而下建设而成，城市秩序也是自上而下所施加，造成“有城无市”的局面。中国城市的许多制度例如“城管”和“协警”都是城市官僚化的象征。为了所谓的“市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市化 城市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