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郭宇宽 | 我的“毛粉”外婆(上)

作者: 郭宇宽   我的“毛粉”外婆(上) 郭宇宽 我的外婆去世了。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光里,我非常痛苦,一想到我的外婆,我的心就像被刀扎一样,这是我心里长时间无法直面的创痛。我的外婆居然是一个“毛粉”,很长时间,我无法和她有任何深入的思想交流 。 但我一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对别人特别好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有些人,在脑子里从来没有邪恶的念头,从来不想占别人的便宜,从来不想坑害别人,从来不贪慕别人的财富,我的外婆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脾气,前些年她有一次出门坐公共汽车,下车的的时候刚一条腿踏下,车就开动了,害得她摔倒,腿骨折了。在医院了住院了两个月多,打了钢钉。公交公司承担了住院费,但出院以后恢复了半年,一直要人护理,吃了很多苦头,要按我的想法,既然责任在公交公司,不光是医药费,至少雇保姆看护,卧床了半年多,之后还要人伺候很久,这些费用总要谈判一下,咱们也不是胡搅蛮缠,合法的权益谈一谈总不为过吧。我后来知道人家公交公司的上门,完全承认错误,人家也知道这么一个老人,受此折磨很过意不去,准备要给些慰问金,她外婆居然把人家往外推,说算了算了,别给公家添麻烦,还让人家别担心。她的逻辑是,我们家又不缺钱花。 外婆对我也非常好,小时候我住在爷爷奶奶家,我爷爷和奶奶都来自于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读书人家庭,虽然受过西式教育,但他们身上有非常正统的儒家传统信仰,他们在49年之后依然固执的在家里坚持一些挺古老的传统,比如从小跟我反复讲一些我当时不大能理解的概念,比如长幼有序,精忠报国,光宗耀祖。我爷爷奶奶偏执到认为小孩子绝不能穿皮鞋,不能穿丝绸,甚至不能吃冰激凌,否则就会培养出纨绔子弟,我一直到上大学,参加全国大学生辩论赛,才有了第一双皮鞋。与之相对照,我外婆对我就可以算做溺爱了,她带我去出去玩,只要看到有什么好吃的,稀奇的都会给我买,都不问价钱,记得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海玩,我印象中当时上海的自来水特别难喝,开水喝着像漂白粉汤一样特别涩,让我对上海印象很差,我吵着要回南京,她就给我买了很多我记不得牌子,就是记得很贵的罐装水喝。 她1931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很有钱的家庭,我的外曾祖父叫胡信义,老家在镇江,来到上海,从小伙计做起,创业非常成功,开过金铺、银号、纱号、米店,在他三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据说被当时的报纸称作“金钞大王”。过去电视里出现荣毅仁当了国家副主席,我外婆就随口说,过去我和荣家的谁谁谁熟的很,常一起玩。我的外曾祖父49之后就倒霉了,先是公私合营,后来他的产业彻底被共军霸占了,再后来在50年代就以“经济特务”之名被捕,送去黑龙江劳改,音讯全无,亲属去黑龙江探视也见不到人,过了好几年,通知他死了,如何死的?不知,连尸骨都无存。产业被充公以后,家里还有大概百斤的“黄鱼”,就是金条,外曾祖父预感不祥,把金条藏在红木家具的夹层中,一部分埋在地板下面,都没有逃过造反派的掘地三尺,我外婆的兄弟姐妹,受家庭牵连,她有个哥哥,在清华读书,原本选拔要去苏联留学,后来送去下乡劳改,死得不明不白;她的大姐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分到了最高法院,大姐夫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心向大陆来建设祖国,也被打成了特务,在狱中受尽折磨。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家破人亡,劫后余生的,个个萎靡不振,除了想出国,都胸无大志,那是后话。 这里主要说我外婆,她成长在这样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小时候家里有佣人伺候,有家庭教师,这种家庭条件,大概容易培养出头脑简单单纯的人。我外婆一辈子不会做家务,也不爱读书,她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复旦大学是一所专为纨绔子弟准备的很不着调的学校,回忆起她的大学时光,就是唱歌跳舞,再就是积极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据说她还参加过复旦的学生会主席竞选,在当时我外婆绝对是一个热情而又美丽新潮的女性。如果我的外曾祖父选择在49年钱带着一家人去美国,他当时全家的船票都买好了,只是最后一念之差,她的人生估计会是安逸浪漫的。 49年,共军占领上海,我的外公当年是一个年轻帅气而又充满野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土八路,他14岁参加八路,南征北战,福大命大,身上一处枪伤都没有。当他骑着马进入复旦校园的那一刻,就像杀进纽约百老汇的人猿泰山,对于那些锦衣玉食又无忧无虑的富家小姐,尤其具有雄性魅力。可想而知像我外公那样来自山东农村只会打打杀杀的土鳖,见到一个像挂历上一般的美女,全部革命意志都崩溃了。在50年代初他们就好上了,后来这完全来自于两个世界的男女,就演绎了半个多世纪忠诚的爱情。 我外公他“参加革命”没有什么大道理,他成分好,三代贫农,当八路就是为了抢好东西吃,我小时候听他讲革命故事,都离不开吃字,讲打进一个县城里,他抢了一袋子伪军厨师的干海参,拿钢盔炖着吃;还有一次打胜了仗,一个地主杀了一头猪慰劳他们,吃得很开心。按我外公的说法,说他第一次上我外婆家见他未来的老丈人,见面就给他塞了一包金子,都是“黄鱼”,掂掂有好几斤重,给他做见面礼,他硬是一根不要。我估计我外曾祖父当时也忐忑不安,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八路好上了,不知是福是祸?如果是来打土豪分田地的,早点儿送点儿钱打发了。 我外公读书不多是个粗人,但他身上有着山东农民的朴实忠直,他非常崇拜彭德怀,彭德怀指挥他们打了百团大战,他就一直认彭德怀是他的带头大哥,自从彭德怀给毛泽东打倒,他就一肚子抱不平,他为他的老大抱屈,恨毛泽东不仗义。我在他面前一提毛泽东,他就来气,他的说法“这个坏东西,比蒋介石还坏!”,在他的历史坐标系中,蒋介石就算坏人了。他爱过嘴瘾,照他的策划”彭德怀就是太老实,老子要有机会,揪住他,一枪毙了这老不死的,宰了喂狗去”。为了他一肚子牢骚怪话,又离开了他们山东人的山头,文革中他也吃了不少苦头,不过他仗着出身实在成分太好,又没太高的位置,所以还算苟全了性命。但我觉得他除了对彭德怀,还有当年领导过他的一个是什么十纵的白营长,还有回民支队的马本斋司令这样少数几个共军干部死心塌地、五体投地,一说起来恨不得眼泪汪汪的,对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产党其实没什么好感。 而我外婆则表现出了一个被共产主义彻底洗脑后的大公无私,她在我面前自豪的说起,她被下放到农场的时候,她能像农民一样挑百斤的担子,在冬天下地干活,我听得毛骨悚然。她最得意的人生经历是她是民盟的,不是共产党员,80年代学校居然让她当了政治辅导员,这标志着她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历经千辛终于得到了党的信任。 我的外婆的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89年的5、6月,我正在小学要毕业的那年,要升中学了,没什么事做,我们家在大学院子里,看着一队队大学生意气风发的上街游行,要民主,要自由,反腐败,我觉得特别好玩。每天放学就骑着自行车到鼓楼广场,大学生们就会给我几个写着标语的小旗子,什么“打倒李鹏”,“小平下台”之类的,我把小旗子插在自行车上就跟着游行队伍走,一点都不觉得累,天黑了才回家,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我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支持学生,看见游行队伍捧着募捐箱的就捐钱,当时电视里播出李鹏和学生对话,我看着这个人都非常讨厌,居然还是总理,所以我也觉得抗议是一件很有正义感的事情,尽管我在我的小学同学中找不到什么这方面的共同语言。 直到六月四号的那一天,我当时的知识水平,完全想不到居然在北京开枪杀人了,记得当时也没有互联网这些传播工具,中央电视台都在反复宣传“共和国卫士”,“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李鹏又出来讲话,特别讨厌,但除了听到受到干扰的美国之音,就是在当时东南大学的海报栏,有人拿复印机印了一些从北京什么途径流传出来的照片,拿A4纸复印的,黑白,不是很清晰,但能看见尸体横七竖八,还有被坦克压死的,惨不忍睹。我看得失魂落魄,想给我奶奶爷爷看看,就扯了几张带回家,我奶奶看了说,你怎么把这些带回来呢?你应该把这些留在那里,让更多人看见啊。于是我鼓起勇气,整了点浆糊,晚上把那几张图片又贴了回去。 我外婆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我跟她说北京军队镇压学生啦。她就说:“你不要听美国电台乱讲啊。”我说我都看到照片啦。她就直摇头“你中毒太深啦。”我跟她没法讲理,气得要命。我外公倒在一旁打圆场“在家里说说不要紧,到学校千万不要乱讲啊。” 也许89年的那个夏天是一个风水岭,塑造了我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使这之后我和我外婆在思想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晚年她的主要乐趣就是三样,旅游,打麻将,唱红歌。前两项没什么问题,后一项我们有很大的分歧。我外婆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央视的文艺节目,她是李双江、蒋大为、郭兰英等人的忠实粉丝,她非常积极的爱唱红歌,还爱积极参加东南大学组织的各色歌咏比赛。而我爷爷奶奶非常反感红歌,我爷爷爱听京剧,看见电视里唱红歌就调台,我到了高中以后也很反感,我会唱不少红歌,但都是带着崔健式的有些调侃有些反讽的心态唱。到了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声音条件不错,凡是什么五四歌咏比赛之类的,我常当个领唱领颂,我也能应对自如。但比如有一次,刚上硕士,我到了管理学院,一次歌咏比赛,好像学院的合唱团要表演一个长征组歌之类的,让我在前面领诵,排量中,我朗诵了两遍,学院的一个副书记不知道的我的脾气,说“朗诵得没问题,但你还要把你对党的感情朗诵出来。”我回他:“我对党真没什么感情。”我看着他目瞪口呆的样子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但我外婆不一样,她在家里打开电视就看央视同一首歌之类的节目,唱起红歌来是真饱含深情的,我外公都不喜欢听这些,他就躲到另一个房间看球赛、拳击赛,比如前些年有个叫阿宝的歌手,扎着白肚巾唱“毛主席领导咱们打江山”,我外婆听得兴高采烈,在家里就引吭应和。我听得不是滋味,简直有生理反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心里话:“你给毛泽东整得家破人亡,还他妈打江山呢!”有几次我实在忍不住,问她,毛泽东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啊?她说:没有毛主席能有今天的好生活么?现在多幸福啊!我说:那香港,台湾都没好日子?过去你们家受得苦还不够啊?说不了几句,她就理屈词穷,就说: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有时候说到上海往事,她也会很痛心,她说:我爸爸不是经济特务啊,他是给冤枉的啊!但她的历史解读就是“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我又忍不住了,告诉她,没老毛撑腰,江青四人帮算什么呀?她又一捂胸口:你别讲了,我心脏病,我心绞痛。 我觉得我外婆是一个头脑极为简单的人,简单到无法处理摆在面前的真相。我到了大学以后越来越和她没有办法在思想层面有所交流,见了我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就问我:什么时候出国啊?跟我讲某某亲戚,现在在美国入了籍了,生活得非常好啊。他们觉得出国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但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出国,后来我也出国了很多次,在国外哪怕生活再好,空气再好,我也就是看看,学习学习,从来没有一点儿想要留在那里的意思,我觉得那种生活是人家的国民累世奋斗挣来的,我要活得心安理得就得在中国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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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科兹:当前经济危机预示可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

大卫·科兹:当前经济危机预示可能发生重大社会变革 进入专题 : 经济危机 社会变革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 大卫·科兹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之所以长期关注经济危机主要是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这些危机可以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积累结构(SSA)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它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构想。本文借鉴SSA理论分析了当前经济危机对今天可能发生的重大社会变革的启示。      一、当前经济危机是一种结构性危机      资本主义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一种是经济周期性衰退,尽管经济活动的低迷给失业者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它也是一种自我纠正。“自我纠正”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会使经济衰退结束,并让位给经济扩张,而无需任何制度性变化。凯恩斯类型的国家反衰退政策措施可以加速衰退的结束,但即使没有它经济衰退也会结束。   另一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即结构性危机。有人认为,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一场偶然发生的不同寻常的经济周期性深度衰退。由于大多数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再次开始扩张(尽管进展缓慢),许多分析家据此声称这场危机已经结束。有人警告说一些国家可能会发生“双底”衰退,但这曲解了当前经济危机的性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陷入结构性危机的泥沼之中。   结构性危机在两个方面不同于经济周期性衰退。首先,结构性危机不只是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GDP)之类的经济活动指标在量上的下降,而是较长时期里经济的相对停滞和不稳定,就像全球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所发生过的危机那样。结构性危机通常开始于经济衰退,但它涵盖的周期更长,包含一个或多个经济活动的上升阶段。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期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933年到1937年都在增长,但它仍然是一个以持续的高失业率、不景气的私人投资以及经济不稳定为标志的结构性危机。经济活动本身的好转,并不一定标志着结构性危机的结束。   结构性危机区别于经济周期性衰退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前者不能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或者通过国家的政策措施来解决,而只有通过重大制度重构才会结束。结构性危机标志着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为资本持续带来高利润和为相对稳定的资本积累提供架构的能力的终结。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结构性危机需要改变特定的劳资关系形式、资本竞争的性质,以及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它大大影响了前三种关系。这种结构性危机的观点是建立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SSA理论基础之上的。   为什么会发生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呢?资本主义从来不是只作为单一的资本主义存在的—— 它总是在每个时期和每个国家采取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通常能带来20-30年的高利润和相对稳定的经济扩张。最终这种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内在的矛盾变得尖锐化,削弱了它继续促进高利润和资本积累的能力。   例如,二战后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25年的高额利润和稳定的资本积累,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或20世纪60年代晚期),它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形式已经构建起来了,也就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高度统治,国家对国内和全球经济中的市场活动放松管制,大公司之间不受约束的竞争,解除管制的金融部门大大脱离了生产部门,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市场”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约25年的高额利润和长期经济扩张。始于2008年的当前危机不是一个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核心是资本对劳动的完全统治,这对利润是有利的。然而,要实现利润,产品就必须被出售,从长远来看,就需要一些人支出大于收入,而能够通过借贷进行消费。资产泡沫——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泡沫和2000年的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家庭财富增长的源泉,以此为担保家庭可以借入资金来用于消费支出。放松管制、追逐风险的金融部门既通过提供用于投机的贷款推动了资产泡沫,同时也愿意向以因此而形成的资产泡沫财富为基础的家庭提供借贷。美国股市在2000年的崩溃造成了经济的衰退,但大规模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使消费者大肆支出促成了2001年之后的又一次扩张。房地产泡沫在2006—2007年间开始紧缩,导致了美国消费和投资支出的急剧下降,并且造成2008年经济的陡然衰退。由于美国充当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全球最后的消费者,它对大部分全球经济需求的迅速下降,就引发了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追逐风险的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的资产泡沫造成了整个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趋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没有呈现出任何迹象的美国家庭债务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稳步上升,在2000年以加速度增长。其结果就是1980年到2007年间家庭债务相对于税后收入的成倍增长。只要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如此高的家庭债务水平就是可以维持的;一旦它出现收缩,推动利润和产出增长的家庭借贷的上涨也就结束了,因为家庭也不可避免地开始紧缩开支。   金融部门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实际资本积累中起了核心作用,这一点不是通过为生产性活动融资,而是通过推动资产泡沫和向家庭提供不明智的贷款间接实现的。这种高度投机的金融活动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主要金融机构自身也越来越多地借贷,通过增加它们的杠杆率来提高利润率。从1980年到2007年金融部门的债务相对于GDP显著增长了6倍。这一战略是有效的,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金融部门的利润在利润总额中的份额迅速上升,2001—2005年期间达到公司总利润的34%—40%。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杠杆作用就会在同一时间逆向运行,金融部门持有的高风险资产的市值会急剧下降。这种双重打击使美国几乎所有的主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突然破产。   当前的危机包括严重的经济衰退、金融恐慌与崩溃。中央银行支持银行和财政刺激支出来阻止实体部门的迅速衰落,这些强大的国家干预政策至少可以暂时中止衰退和恐慌。然而,这些举措并不能解决2008年出现的结构性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促进利润增长和稳定积累的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      二、重构时期      在每一次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中,当权者的最初反应都是试图通过政策转变和微小改革以恢复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活力。每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形式都具有显著的持续性,与每种资本主义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尤为持久,即使在面对动摇其主张的事件时也是如此,比如新自由主义宣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和稳定的,2008年金融崩溃就冲击了这一思想。   在2008年秋银行面临破产、实体部门一落千丈之际,快速和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有关理念得到了短暂的恢复。当提到救助银行时钱不是问题。然而,一旦银行被救助摆脱困境和实体部门停止崩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就会被大众媒体、主流政策分析家和政府官员大力重申。尽管有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仍大声疾呼财政紧缩,这迅速成为新的普遍认同的看法。   这些倒退的政策不能使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重焕活力。这些政策在英国、爱尔兰和希腊的贯彻执行只能加剧危机的恶化。在目前条件下的财政紧缩政策会使总需求下降,降低产出和税收收入,并倾向于增加公共债务的负担而不是减少。   在目前阶段试图恢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运转的做法不可能持久。持续停滞将会引发社会抗议浪潮的高涨和政治的不稳定。甚至精英也会很快意识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微小改革不会有助于实现他们增加利润和促进经济稳定扩张的最终目的。如果经济继续停滞不前,在短短几年内我们有望看到一场关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斗争,这场斗争将把部分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和群体卷入其中。也就是说,我们将很快进入这样一个时期:重大的制度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制度变革的方向不会轻易被任何少数群体所控制。   任何政治经济规律都无法预测围绕制度变革方向展开的斗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根据历史经验,唯一可能预测的是,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危机之后,国家在经济中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前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它与当代新自由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场危机被二战后出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消除了。从当前危机中很可能会出现某种国家管制经济的形式,但它可能采取诸多不同形式中的任何一种。      三、替代的可能性      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经济结构调整,但所有国家不可能都采取同样的重构路径,尽管自由主义形式资本主义的崩溃所产生的影响迫使各地都要增强国家的作用。   资本主义的每一种制度形式都是围绕着劳资关系的性质建立的,这也是它的核心特征。资本主义内部的劳资关系大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资本能比较充分地支配劳动,正如在一个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下那样。第二种,劳资之间出现妥协,双方分享积累和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收益,正如在以前国家管制型的资本主义下那样。建立在劳资妥协基础上的最常见的制度结构形式是二战后在欧洲一些地区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就是劳动战胜资本,这意味着将超越资本主义而通向社会主义,因为如果劳动完全主导资本时,资本主义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和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众运动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民众运动仍然处于低潮,最有可能出现一种建立在资本家比较彻底地统治劳动者基础上的国家管制型资本主义。尽管资本家完全支配劳动者通常与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但情况也不尽然,在未来也不一定是这样。资本家主导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有两种可能类型——法西斯主义形式和较温和的社团主义形式。两种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本家通过国家以及支配公司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工来调控经济,它们用同一种手段来解决劳工力量薄弱、工资停滞不前而利润却快速增长造成的总需求问题,即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需求问题。   法西斯主义在这里是指资本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通过诉诸极端民族主义、种族或宗教团结来反对“其他”群体,以期找到支持强制性国家的群众基础。其中一个方面是幻想有望回到想象中的和理想化的过去。这种制度产生了与大资本密切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的、军事化的国家。上涨的军事开支至少在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工资停滞所带来的利润实现问题,并会带来一段时期的利润上升和经济扩张。法西斯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往往会制造侵略和战争,尽管过去也有一些法西斯国家,如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存在了几十年也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大部分垄断资本来说可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这种看法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构成了威胁。法西斯式镇压势必会激发民众的抵抗,这些抵抗运动能够联合社会的很多阶层,并最终危及资本主义的生存。资产阶级民主似乎最能保证资本主义长时期的再生产。在美国和英国等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文化并不太容易接受与法西斯主义相关联的统制式的社会生活。   资本家主导的国家管制资本主义较温和的形式是社团主义。在这种形式下,资产阶级民主受到保护,而资产阶级通过国家有效地调控经济。要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需求问题,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政府支出。金融危机开始后不久,美国的一些右翼分析人士宣布放弃了他们先前所反对的“大政府”的主张,转而支持关乎民用和军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补贴的庞大国家支出计划。和法西斯主义一样,民族主义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高企的政府负债水平可能会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障碍,因为这种调整依靠长期增加政府支出来解决工资停滞不前带来的利润实现问题。美国在1946年至1947年立即进行了战后调整,二战结束时的巨额联邦债务并没有阻止其后几十年联邦政府支出的不断膨胀。与今天赤字鹰派的警告相反,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通过借贷和税收来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而不持续增加公共债务负担。只要政府支出的财政赤字部分上升的速度慢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是有可能的。   法西斯式的或社团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除了资本家主导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强大的、开支庞大的政府以外,还需要一些附设的制度。(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经济危机 社会变革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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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高速发展,教育为何严重“拖后腿”?

原文地址: 中国高速发展,教育为何严重“拖后腿”? 作者: 信力建 中国是一个极端的国家:一方面,硬件极端先进——举凡航天技术,飞船卫星,航空母舰,乃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世界一流;另一方面则是软件极端落后,比如政治体制,文化模式和教育体制,都跟世界现代国家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也难怪在中国,很多人对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这样一段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心有戚戚焉。我们不妨就跟国计民生乃至千秋大计息息相关的教育体制来做个鸟瞰。 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应该从是在 1905 年科举制结束开始,其中执牛耳者当是做过北京大学校长和教育总长的蔡元培, 1921 年,几乎完全邯郸学步欧美的“壬戌学制”在蔡元培推动下问世,这个“壬戌学制”就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其特色就是胡适和陈序经等人所提出的“全盘西化;全盘世界化”的教育和国家社会的改革理念。应该说,这套教育体制对中国转型为现代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中国在教育上唯一可以与西方国家教育相媲美的时期。惜乎因为战乱,这套体制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然而,即使是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依靠了这套体制,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仍然为中国乃至为世界培养出了许多一流人才。 新中国建立后,中华民国的“壬戌学制”遭遇冲击, 1951 年以降,新中国当局就开始以苏联学校教育模式去逐步取代中华民国时代的壬戌学制教育体制。 1949 年 10 月 5 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 1949 年 12 月 23 日至 31 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从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高潮。   在高等教育方面, 1949 年 12 月 16 日,成立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一所“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该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1950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计划》提出:哈尔滨工业大学应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以代替派大批学生去苏联留学;并每年抽调各大学理工学院讲师、助教和教授 150 名,人该校参加教学研究班,在苏联教授帮助下,研究深造,以提高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水平。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板。 1952 年开展的高校院系调整,更是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将大学拆分为专门学院,首先是工业学院和师范学院;其次调整高等学校地区的布局。高等学校被分为综合大学(只设文、理两类学科)及专门学院(技工、农、医、师范、财经、政法、艺术、语言、体育等学科分别设置)。 在中小学方面,建国初期的我国教育不仅仿效苏联的教育制度,而且学习和采用他们的教材、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中小学教研组制度也是来自苏联。中小学教研组以学科为单位,教师以所授学科为依据,分别列入相应的教研组,共同备课,互相听课,集体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这种形式,助长教师的依赖心理,同时有时会抑制教师的创造性。这种教学组织形式,至今还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采用。同时,根据苏联的经验,中小学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这些都作为国家的文件,学校和教师无权更改。这种统一集中的领导,不仅抹杀了我国各地教育发展水平不均衡性,而且使学校建设成为千人一面,办不出特色,学生的个性也得不到发展。 在教育思想方面,中国教育界都奉行苏联学者凯洛夫主编的 1948 年版的《教育学》中的基本观念。主要要点是:教育是上层建设,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苏维埃的建设服务。强调教育学的“党性”原则。凯洛夫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他说:“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党底世界观。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底政策,它的党底政策。”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是坚信不疑地认为教育学要为党的路线和政策服务,发展到后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班级教学制,引进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中的五段教学法,进而演化成有名的“红领巾”教学法。 1953 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到北京女六中进行教育实习,讲授“红领巾”一课。苏联专家普希金听了这堂课以后进行评议,提出上好一堂课的要求。《人民教育》 7 月号为此发表短评,认为普希金在评议会上的总结发言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个改进语文教学的方向”。从此“红领巾”教学法传遍全国,对我国中小学教学,不仅是语文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把课堂教学程式化、僵化,不利于教师发挥创造性,学生发挥主动性。 中国所以完全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原因也很简单:首先,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大家都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就拿高等学校的政治理论课来讲,不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把它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两个国家都强调党对学校的领导。其次,两国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家统一领导教育事业,处处强调集中统一。教育决策都是行政化,缺乏科学的民主的咨询机构和决策机构。全国统一的专业,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教研室(组)的组织,也符合把教师组织起来,“党支部建在连队”的原则,便于管理和领导。最后,两国都是计划经济。我国教育体制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而形成的。 50 年代的院系调整,狭窄的专业设置,千校一面、万人一面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所以苏联一套计划经济的教育体制我们很快就能接受和适应。 然而,这种苏联模式,却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教育体制。其实质是十七世纪夸美纽斯的教学理论,加上苏联式的军事化管理混合而成其落后程度,整体上属于俄罗斯十九世纪上半叶水平——甚至连俄罗斯 19 世纪 60 年的教育体制都不如: 1861 年,沙皇政府在决定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同时,也酝酿进行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俄国的进步人士开始创办各种教育,出现了个人和社会集团兴办学校的热潮。外科医学家和教育家 H ·皮罗戈夫、文学家列·托尔斯泰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革命民主主义者 H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 H ·杜勃罗留勃夫等提出了普及教育,学校的民主化和培养反对专制政体及农奴制残余的革命者等教育主张。教育家乌申斯基就俄国教育理论探索的方向,以及小学教育女子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实践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19 世纪 60 年代的教育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但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改革以初等教育为重点,宣布人民有权接受各级教育,并授权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和私人开办国民学校,在初等教育阶段,允许男女同校,并吸收女子担任教学工作,建立了领导学校教导工作的省县级教育委员会。 我们不妨就其中的班级制来看个究竟。班级授课是典型的作坊式教育,根本无法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其弊端一目了然:一个教师同时教几十个学生,容易从学生的“平均水平”出发施教,照顾了中间忽视了两头,使能力弱的学生得不到特殊帮助,成绩越来越差。而能力较强的同学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学习只能停留在中等水平上。难以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是班级教学最显著的缺陷,这在我们的大教学班里显得尤为明显。同时,按规定的课时和日程表施教,为完成教学进度,教师容易采用讲述法、复习法和演绎法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主动学习精神和实际操作能力。此外,以“课”作为教学活动的单位,而“课”的时间和周期又限制得较死,这就很难适应具有不同特点的学科内容和具有不同特点的个别学生,也容易将完整的教材人为地割裂,造成学生理解和记忆的困难,以上原因使我校学习困难学生相对较多,而且比较普通。而西方教育,吸呐了十八世纪卢梭的在自然中学,杜威的在活动中学,十九世纪福绿贝尔的及早引导孩子思索,二十世纪布鲁纳的注重基本原理、概念、规律性,以及诸多教育大师的理论精华,已经不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学生去吸收,而是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成长。因此,在他们的教育中,更多的采取 1 对 1 或 1 对 N 的个性教育,他们要求孩子:你要展现自我、自己的想法,你要和别人不一样,比较推崇孩子的与众不同。具体方法:从小孩子有自己的卧室,有自己的书桌、衣柜,很多事情父母去协调的时候,比较尊重孩子的个性、规律。尊重孩子的隐私,因为尊重个性会保护孩子的创意性、自信心。这样将来和别人合作的时候有利于个性的发展,外国学生学习的轻松与自由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像,他们的体力、智力、社会能力,道德和艺术的素养,运用现代技术的技能,也远远超过班级制学生。 让人叹息的是,今天我国的教育,虽然在改革开放以后进行了多次改革,但苏联教育的影子仍然随处可见。比如,奉行极端的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唯劳工科教育、唯智育至上,细化专业、学科,实行精英教育,以全部资源训练特殊专家,以举国力量把特定的技术搞上去;为此实行淘汰多数、层层选拔的应试教育,组织注入式、满堂灌、死记硬背的考试。漠视人文教育以及人格的健全、综合素质的培养,忽略公民道德、公民权利义务、诚信守法等基本做人的教育,热衷于圣人道德说教、效忠的奴化教育,一味地宣扬空洞的理想、拔高的英雄和榜样。教学、教材内容皆突出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官僚化、政治化。教育至今仍然死守着国家主义的阵营,不肯顺应世界的变化,以至改革开放多年来,教育与国际主流社会的距离不仅没有拉近,反而在加大。 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社会。中国是到了该抛弃现有教育体制的时候了。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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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我对当代大陆新儒家及新子学学派的一点怀疑——从国学复兴谈起,兼及儒家言说传统

黄蕉风:我对当代大陆新儒家及新子学学派的一点怀疑——从国学复兴谈起,兼及儒家言说传统 进入专题 : 国学 新儒家 墨学    ● 黄蕉风        引子: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三十年。随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逐渐崩盘,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无法供应国民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以及全球化思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也开始进入“后毛”时代的百家争鸣,中间因政治风波曾被压制,有所回落。总体而言,由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过渡到邓小平的“精英威权模式”,官方在思想界、理论界、政策界的定位显然还是“既防右又反左”,既要防止文革式的文化激进主义,又要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和普世价值。其立足点在于引导当前的社会文化思想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其为“统战对象”或者“异端邪说”的准绳。   在这个前提下,国学复兴的浪潮就显得面目可疑。其有多少成分应归属政府运用公权力在背后推动,其又有多大可能性与国家主义或者文化保守主义合流,就十分值得关注。有不少学者认为90年代初的国学复兴乃中国人“寻根”“乡愁”式的文化心理复位,然笔者认为这之后的文化心态却不单纯是以回归传统重建道德为精神依归。笔者所见到的在儒学界热衷于搞“复古”“祭孔”“读经”的人有不少恰是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健将,其变脸程度堪比“一生只投赞成票永远都夸政府好”的人大代表申纪兰。官办文化机构对于这样的谄媚和逢迎,从最初的欲拒还迎到后来全盘接纳,亦可见这种外壳包裹以国学复兴元素,内里实际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所谓“儒学”和“国学”,一旦失去了对马列主义政党在文化实用主义上的基本辨识度,就很容易走向自由、民主、人权的公民社会的反面,并进一步沦为某些奉行“文化调控论”的垄断利益集团的帮凶。   当前的所谓国学复兴有三个大类,强名之曰:学院、官办和民间。一为学院派的国学研究,以国学高等研究院、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等高校的学术部门为主;二为政府政策界、理论界所推动的文化软实力输出,以遍布五洲四海的孔子学院为主;三为民间的国学发展运动,如各大高校的国学兴趣小组、儒士社、民间书院、读经班等。当然三个类型的“国学复兴”并非互相孤立完全隔绝,如一些高校和民间机构合办的以国学经典为主要科目的“总裁班”“CEO班”以及联系大陆各个地域商会、民间共同体的“儒商协会”“儒学推广机构”,就是既有(学院+民间)模式,又有(民间+官办)的色彩。然而这样的国学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府的政策鼓励和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国学”已经完全回归并强大到足以介入当前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地步。其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如部分机构所传讲和教授的是“心灵鸡汤”式的、速食快餐主义式的“伪国学”和“伪儒学”,甚至于在前几年国学热潮当中,大批量地出现以追求商业利润和企业利益为目的“伪国学机构”和“伪儒学机构”。   当前国学复兴,需要明确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是否“国学”和“儒学”已经真正被纳入了政府政策界和理论界的考量范畴,并有希望作为“后毛”时代中国政治话语形态中的替代表述,或者至少是一种有益的补充。这其中有譬如是“儒化”共产党或者“共化”儒家的探讨,也属此类;二是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由市场经济所驱动的商业化“国学”契合了国人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心态,“国学儒学总裁班”“国学心灵工作坊”本质上和“卡耐基CEO培训”“克里希那穆提灵修课程”没有任何区别。看其教师授课之书目即一目了然,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尉缭讲读》《厚黑学》《吴起兵法》《黄石公三略》《太公兵法》《阴符经》等等。孔孟老庄变成于丹“百家讲坛”式的肤浅的“心灵鸡汤”和速食快餐主义,易理阴阳则沦为风水堪舆算命打卦占卜气功等封建迷信;三是国学复兴作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一直以来就遭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右)和新左派知识分子(左)的双面夹攻。因着五四学人文化激进主义的遗传,“国学”特别是“儒学”长期作为封建主义落后腐朽之象征,是中国于近代在制度、器物、文化上全面落后于西人的顶罪羔羊。如何才能洗脱百年以来的罪名,使得其可为“真国学”,而不至于成为秉持“中国本位论”的“反西之学”,需要很大的智慧和努力;四是学院派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民间的效用有限。国学研究仍然有成为高校学术圈和精英知识分子中小圈子式“神智游戏”的危险。国学热潮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惠及全国人民,做到“百姓日用而不知”,实在让人怀疑。   当初大儒唐君毅先生感叹中华文化“花果飘零”,未曾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大陆有这么多的人“言必称孔孟”。从“花果飘零”到“繁英满树”,是否代表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被中断的道统,其缺环已经被接续上了呢?恐怕谁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上)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怀疑      如此江山,代有儒生传道统;何等家国,世存经典辨华夷      89年以后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一个与政权关系十分微妙的时期。政府重申“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根本,以至于刚刚萌生的自由派之宪政理想遭受迎头痛击。然则政治风波所带来的影响毕竟一体两面,因为大陆知识分子受惠于文革之后十年的较为开明和民主的文化政策,已经得以大量接触西方民主自由人权之思想,他们所担心的“左派抬头”“文革重演”“反攻倒算”的情况并没有出现(事实上政府也不允许其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的顿挫,并没有阻滞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仍然线一以贯之。从高层到民间,都开始反思“广场政治”和“暴力革命”之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成本,这当然也促成了后来李泽厚、刘再复、王丹等一批曾经的“异见分子”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告别革命”的历史叩问。   民间有一个形容,即:经济体制的改革速度过快,政治体制的改革步伐迟缓,文化体制改革没有进展。如此形成了当前整个中国“改革”路线“尾大不掉”的劣势,而在文化端则尤其明显。尽管言论自由程度比之文革和90年初有了很大进步,然则在关乎政府执政合法性以及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议题上,仍然没有碰触和逾越的空间。四年前的某宪章事件,即是明证。当然,毛时代“个人崇拜”的威权主义的倒塌,也使得中国人的思想陷入了没有权威的时代,旧的价值观已经崩溃,新的价值观却没有树立,导致国人陷入了拜金主义的狂潮,以及道德素质日渐低下的境地。   之于政府先经济后政治最后文化的改革路线而言,似乎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过是“排列组合”的次要问题。然则“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全然不同的推动主体,之于当前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政治”之层面有赖于党内精英阶层由“党内民主”推向“党外民主”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经济”之层面有赖于中央和地方、国企和民企、垄断利益集团和私有产权业主的“上下交通”式的博弈;“文化”之层面则有赖于民间人士和民间共同体的首先觉醒,自发性的道德担当和文化使命感起到很大作用,属于“自下而上”。   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陆新儒家会首先于民间兴起。不同于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以“政治儒学”代之以“心性儒学”,所探讨的话题有关于“儒家宪政”“儒教宪政”“儒化共产党”“儒式虚君共和”“儒教国教化”“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家现代化秩序”“儒家新生转进”等。且因着国家文化软实力输出的需求、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以及国学复兴运动的推波助澜,使得大陆新儒家从一开始就与港台新儒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而今的中国已经不会再出现五四“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批林批孔”的情况,故大陆新儒家的首要任务不是“辩道”和“判教”,也不是保守孔孟衣冠,而是同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基督教等思潮同台竞技,希望能够挤进中国主流话语圈。笔者个人并不认为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有太多“承续”关系,即笔者倾向于认为大陆新儒家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于中国大陆自发形成的以儒家为旗号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其以“政治儒学”代替“心性儒学”,以皈依“汉儒”代替皈依“宋儒”,以“公羊学”代替“理学”“心学”,可见大陆新儒家在文化心态上的自信/(自负?),以及参与中国政治的热情/(野心?)。   自蒋庆1995年出版《公羊学引论》,首次引入“政治儒学”概念始,大陆新儒家便成为了89之后文化保守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如果离开西方话语体系,中国人如何言说自己的传统”,是蒋庆一直以来思考的问题。“公羊学”比之“宋明理学”有更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故蒋庆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儒家中的“左派”。《政治儒学》、《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进一步阐发了他关于以“中国王官学”(儒学)取代“西方王官学”(西学)的思想,然众星拱月者少,鸣鼓击之者多。不过,蒋庆的“儒家乌托邦理想”并未因为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两面夹攻而停止,其设计了一套“儒式虚君共和”和“儒家议会三院制”更引起轩然大波,兹援引《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7月11日对蒋庆的个人专访:   “(蒋庆)政治儒学设计了“儒家议会三院制”的宪政构想。政府从议会产生,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国体院”三院组成,分别代表民意、天道和传统。三院具有平等的宪法地位,任何法案必须三院通过始得成为法律。在这三院中,体现民意的“庶民院”按一人一票的原则由民众普选产生;体现历史文化的“国体院”按血缘关系通过继承和任命产生,其范围包括历代圣贤、历代帝王和历代历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体现儒家圣贤理想及天道价值的“通儒院”,根据德才兼备的标准,以考试、举荐和到民间察访等方式产生。”   蒋庆以其构建的“三重合法性”来考量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港台的民主政治,自然会得出西人“民意独大”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及港台之发达乃拜“儒家文化圈”精神遗产之所赐的结论。蒋庆因其激进的言论,导致著作长期在内地无法出版,这也证明了政府虽然在文化战略上将儒家思想纳入考量范畴,实则对真正怀有儒家信仰的个人或群体仍心存芥蒂。无论如何,蒋庆仍不失为大陆新儒家学派以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开路先锋,著名学者姚中秋评价蒋庆:“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之最大变化,正是政治思考之主体性的回归,而蒋庆先生乃是首开风气者。”。儒家学者王达三赞曰:“自清末民初及今,康有为以来百有余年,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唯蒋勿恤一人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蒋庆一直对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爆炸性扩张怀抱警惕的态度。他认为未来儒家重建的最大对手不是中共,而是基督教。儒家需要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争夺精英阶层,需要和基督教争夺底层民众。按蒋庆的观点来看,基督教属于“马教”崩盘之后,准备来“接盘”的后备军。未来中国的文化发展趋势,是一场关乎“华夏衣冠”的文化大争战,即究竟是“中华归主”还是“主归中华”。2005年,蒋庆在广东从化“第一届全国儒教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的论文,文中称:   “当今中国,基督教凭借着西方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媒体、教会的力量向中国人传教,据有关人士统计,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已近一亿人!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阻止,任其发展,致使今后中国的基督徒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中国就可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文明就会取代中华文明入主中国,此时再谈复兴儒教重建中华文明已经来不及。现在非洲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基督徒,非洲原生态的许多文明已经被基督教文明取代,非洲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文明已经不可能,故中国不能步非洲的后尘。此外,现在西方超级霸权国家看到不能通过军事威胁、经济制裁、政治演变改变中国,开始谋划通过‘宗教颜色革命’改变中国,美国布什总统在白宫公开高调接见中国大陆地下教会人士就是明证。如果中国真的成了第二个波兰,那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文明的重建亦将不复可能。因此,只有复兴儒教,才能抗拒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张性传播,才能保住中国的文明自性,才能使中国永远是体现中华文明的‘儒教中国’。(基督教传教的宗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华归主’,即‘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中国人都归了基督,那中国也就归了基督,也就实现了基督教传教的理想——‘中华归主’。‘中华归主’果真实现,肯定就没有中华文明与儒教生存的空间了,更谈不上儒教的文化地位了!”   关于蒋庆对传统文化、自由主义、基督教的看法,已为宗教社会学学者杨凤岗(《对于儒教之为教的社会学思考》、自由派学者薛涌(《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5 页: 1 2 3 4 5    进入专题: 国学 新儒家 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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