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中国

文章说，国内舆论中，近年来不断有人贬损中国的改革，要求中国向越南和缅甸“学习”，认为他们已经“远远走在了中国改革的前面”，而这类观点缺少基本的客观性，夹杂了很多情绪。文章又说，为此，我们不应六神无主，让缅甸、越南这样的落后国家成为我们的图腾……。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作为媒体，环球时报无权教训国民是否应该以某些国家的改革作为样本，或者说“图腾”。究其原因，谁的改革是切实有益于民众的真正进步的改革，可以作为当今中国的榜样，老百姓是心明眼亮的，用不着有人来定标准和指方向。那些总是以教师爷自居的集团和个人的指指点点，只能遭到民众的嘲笑和痛斥，许多网民批驳环球时报此文为“无耻”和“不要脸”，就是最好的证明。 博客中国上作者张镇强的文章说，《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称，“中国的新闻开放已经走得很远，也没有回头路……”，这个结论，真不知道应该怎样评判它才好？请问，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媒体，无一例外地都是由执政党的宣传部直接或间接控制；所有重大的国际国内事务，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务，只要宣传部认为会影响到执政党统治权力稳固的所谓“敏感”事件，就都不准媒体擅自报道，只能按它所管辖的新华社的统一通稿报道，这是新闻开放已走很远吗？这是地地道道、彻彻底底的新闻封锁，哪有半点新闻开放可言？新闻开放的实质是：任何个人或集团，只要向政府登记备案，就可以办报纸杂志，任何记者和媒体只要持有相应证件，就可以自由采访和报道，无须通过政府的审查批准。 我们的所谓“新闻开放”恐怕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的某些新闻和评论，只要宣传部门打过电话，通知不准报道，媒体就不得报道。更不可理解的是，作为国家行政首脑、政府总理的讲话，宣传部门也可以命令媒体删除被他们认为不合适的部分，这又算是哪门子“新闻开放”呢？事实上，真正的新闻开放只能是民主自由体制的产物，所以，在任何专制独裁体制下谈论什么“新闻开放”，只能是骗人的鬼话。这是因为，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政体，本质上是绝不容许新闻开放和自由的，它们必须依靠新闻封锁，才能长期维持其专制独裁统治，别无他途。 此外，针对环球时报文章将缅甸、越南等国称为“落后国家”的说法，文章作者点评说，首先，我感到环球时报在这里所显示的傲慢，简直令人不能容忍！把这些同我们有过长期友好合作，一度更是有着坚定的共同政治信念，而目前又在很多方面开始远离我们而去，并转向正确发展方向的邻国，公开蔑称为“落后国家”，绝对蕴含着某种无可奈何而又非常忌妒的心态，哪有一点大国喉舌的包容风度呢？！该评论自以为这样就是长了我们的志气，实际上却只能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失分，威望扫地，甚至更加被人瞧不起！ 何为“落后国家”？是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人们过去总是习惯以经济发展的水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先进落后与否。但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去年的阿拉伯之春民主浪潮以来，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民众逐渐认识到，一个国家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首先还是要看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否先进。 最近网上流传着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的一篇文章，“美国人的真正可怕之处在哪里？”他说：“近些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革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军事威胁或许是短期效应，而被所谓民主国家包围则是长期效应。” 刘亚洲在谈及“9•11”事件中，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当机上乘客知道它将要撞向白宫时，大家便决定与恐怖分子搏斗，以便迫使它提前坠毁。但在行动以前，他们仍然提议投票通过，以便决定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人家都不把自已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后来经过全体同意，才最终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张镇强的文章最后强调说，正如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所说的：“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也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社会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由此可见，当今世界区分国家先进与落后的首要标准应该是，其政治体制是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是不是公平正义，以及政府是不是得民心？而绝对不是先看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是否强大。对此，网友鲁山老泉的点评说，总是说人家落后，落后不落后，不能光是用GDP总量来衡量吧？用人头来除，人家就未必落后；如果用精神幸福作比较的话，那就更没法儿说了。 文章正告《环球时报》，你们就别再为你那其丑无比的主子描画了，这样只能是越描越黑，越描越难看！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最后再来说说“图腾”，网友天涯稷子的分析认为，《环球时报》给那些积极向往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等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国民众，扣上一顶“图腾崇拜”的帽子，也太下作了。这就好比是，几个太监对于邻居家一群终于不需要阉割就可以出门的男人，不屑一顾，并关起门来淡定地自我安慰说：“我们比你阔多了，你们不是我们的图腾”。但是，这种淡定和不屑却显得十分可疑，人家缅甸20号才宣布此事，你21号就立马推出这样一篇社评，害怕的又是什么呢？！ 此外，针对缅甸宣布将为新闻管制松绑，该国宣传部长此前曾表示，大部分其他国家和缅甸邻国都没有新闻审查，此制度不符合民主实践，应该取缔。他说：“国家在媒体发展中的角色是促进而不是控制。” 消息传来，令中国大陆学者感到激动和高兴。北京理工大学徐昕教授以“缅甸废除媒体审查感动中国”为 题发微博表示：“今天，缅甸宣布取消对所有本地传媒的审查，中国人似乎比缅甸人更激动。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两大支柱，民主从新闻自由始。”对此，一批文化艺术界和法学界人士纷纷转发表示赞同和支持。 据博联社作者余晓平引述的综合评论，有网友表示，“太激动了，这也是我们的愿望，期待着中国的昂山素姬……。也有网民讥讽说：“我朝越来越独树一帜了，鹤立鸡群。”“当周边国家一个比一个民主时，我们更要强调和谐稳定了”。上海律师钟锦化则借此调侃新浪微博的编辑，【特别采访微博小秘书】：“请问@微博小秘书 ，缅甸都宣布废除媒体审查了，你难道还要继续屏蔽、删帖、销号吗？！”你们难道真的一点都不脸红吗？还有网友感叹，缅甸又走在中国的前面了！并调侃“五毛”说：完了，又一个老朋友往错误道路越走越远了，五毛别哭……！

十几天前，2012伦敦奥运会如约开幕，从开幕式到之后的每一天，似乎每天伦敦都能提供大家各种新闻点，直到女双退赛，网络上的言论迅速分成了两派，一种是“理性的奥运精神派”，一种是“指责规则、力挺国手的爱国派”。 几日前，网上一篇署名白岩松的文章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文章名字叫：我所经历的北京，我所看到的伦敦。截至几天，这篇文章的网上阅读量已不低于40万，并在网上被广泛转载，而其在“人人网”的分享量，也至少有23万。细看文末的评论，仍然可以看到上述两派对峙的身影。 极高的分享量似乎意味着极大的读者认可度，然后这篇文章的作者却并非白岩松，这只是一位理科生做得一场“病毒式营销实验”。从实验结果看，无疑他成功了，但就大众的心理预期、名人效应、爱国主义等等方面看，这篇文章以及相应的分享与评论却充分表明：在现在这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国家里，即使仅仅是在大学生这一个群体中，相互间观点的差异也是如此之大。 本期北斗人物，就带您走近文章原作者——陈行 。     “白岩松：我所经历的北京，我所看到的伦敦” 一文的真相 ——瓢虫君专访“原作者”陈行       一、初衷：一次病毒性网络营销实验，给自己一个注脚   Q: 首先，能给北斗的读者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么？ A: 我是武汉大学数学基地班的2009级大三学生 Q: 最近你的人人日志《白岩松，我所经历的北京，我所看到的伦敦》，被网友疯狂转发，我想请问你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 A: 初衷其实有两个。一个我在网上公布过了，是做一次病毒性网络营销的实验，我看过一些视频，例如NBA的欧文假扮老头打爆街头篮球，当时我觉得这个视频病毒流传得很酷。另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公布的，我是想看如果署上了别人的名字，我的文字会不会有足够的欺骗性，会不会让别人觉得我像白岩松写的一样好。 Q: 起初是为什么想做病毒性网络营销的实验呢？本身设想了一个什么具体的实验结果么？有没有想提高人气的成分？ A: 只是因为觉得病毒营销比较酷。没有想提升人气 。但是有一种想让更多人认可我的文字的想法。 Q: 文章想让读者认可你的文字，那文章的思想呢？想让读者认可你的思想么？ A: 不是很在意思想，因为这篇文章思想并不深刻，而且有些地方是无法论证的。 Q: 可你说特地运用了一些时下流行的心态和思想，想让读者附和？ A: 我在论证中采取了辩论的技巧。不好说附和， 但至少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大家心里想的 所以我集中在一起了。 Q: 病毒要素是指白岩松这个名字，还是奥运这个话题？ A: 白岩松是一部分，还包括文章运用的感染力行文方式、民族主义、反西方倾向、反思心态、“中国可以说不”等等，我认为时下流行的心态和思想。 Q: 你也曾说过文章中留有很多破绽，能举几处例子吗？ A: 最大的破绽，就是菲尔普斯这个例子。菲尔普斯药检次数很多，而且西方也一直在怀疑。还有就是文中出现了新华社杨明。作为央视记者，不可能公开指责新华社，这是明显的乌龙。 至于网友认为的BBC纪录片，则没有问题。 Q: 这些可以算是你实验中准备不充足的漏洞么，还是故意放在里面考验公众辨识能力的？ A: 这些是我刻意参照钓鱼文的方式留的破绽，但没有钓鱼的意思 Q:对这个实验的结果，你自己评价怎么样？ A: 实验的结果我很满意。在赋予文章我认为病毒的要素后，流传速度超出我预期，所以我八小时后就辟谣了，而且禁止评论和分享。 Q: 截至到现在，这篇文章的阅读量是30多万、分享量是18万，不知你看到这样的数字作何感想呢？ A: 这个阅读量、分享量的确令我吃惊，而且整个互联网上这篇文章阅读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说还是会担心侵权，所以我八小时后就辟谣了，一来实验目的达到，二来不想搞大。 Q: 为什么在有这么多明显破绽的情况下，依然每两个读者中就有1个以上的人分享这篇文章？为什么这个病毒性试验会那么成功？是公众缺少思考力的体现吗？ A: 因为破绽只是论据，论点没有问题，而感染力的行文会让大家忘记我是怎么论证的。我觉得这篇文章说出了很多人心里所想但没能说出的东西，比如金牌战略，肯定有支持的。我不认为这是公众缺少思考力的体现，因为这篇文章的观点首先很正面，很多论点甚至老生常谈，比如西方是不是在国际事务上有定价权。 Q: 为何不直接署名自己，而非要用白岩松的名义呢，又为何选择白岩松呢？ A: 如果大家觉得这是白岩松写的，那我会很开心，这是私心，因为白岩松在我心中地位很高。 Q: 你为什么会有些崇拜他呢？ A: 因为他是中国少有的理性媒体人，他有很多故事，让我非常立体欣赏他。 Q: 意思是，你心中的白岩松会写这样的文章？ A: 大致相同，观点相似。在语言的分寸上我也学习他，没有把话说满，点到为止。 Q: 会不会因为说了假话而感觉内心有愧？比如假借用白岩松之名。 A: 不觉得太愧疚。用一句我很欣赏的回复来说——借用名人来表达自己思想自古有之。《孟子》、《论语》、《庄子》不乏伪作，但是伪作也不乏佳作，本文如是。 Q: 当你发现自己真的可以裹挟民意时，那时是怎样的感觉呢？ A: 说不兴奋可能挺虚伪的，我有兴奋，但也还蛮淡定的，毕竟都是大学生了。 Q: 日志评论里有一部分是对事件本身的评论，还有一部分是对你的人身攻击，发这篇日之前想到这些后果了么？对那些并不了解你本人的人的评论，你持什么态度？ A: 都有想过，而且我想的更恶劣，但事后来看，支持我的人比我想象得多；至于对我的攻击，确实有，而且不乏一些高学历的名校学生，但我也依然给予了礼貌的回应。很多东西，是立场分歧造成的，第一句话就说不到一起去。 Q: 这篇文章纵然漏洞很多，但它也确实是表达了你内心真实的一些想法？而且，你相信这是很多人内心没有说出来的想法？ A: 多数观点我的确是支持的，也相信多数人如此。 Q: 这篇文章从发布到被疯狂转发，到你出面做出禁止评论的声明的这个过程，会对你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A: 在网络上似乎获得了名气，但影响也就集中在网上，好友人物会多很多，比如人人上就多了1000多个申请。同学也会说你很牛，骗了那么多人，但这种话听多了，也会觉得挺无聊的。在我心目中，做facebook才是酷，这种事情只能作为我的一个注脚。     二、对于民族主义，我很中立   Q: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外媒因质疑叶诗文服用兴奋剂及于洋、王晓理消极比赛被取消参赛资格等事件的不满，这些是你的真实想法还是为了迎合公众而说的话？ A: 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我的确比较反感。 Q: 在写这篇文章时，有没有特意去迎合大众的心理预期呢？从分享的结果上看，确实讨得了大众的欢心，那在你看来，大众的心理预期是什么呢？ A: 有考虑，比如我会在一开始说西方偏见，会说西方不应该在艺术领域有定价权，这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我认为公众的期待，另外，金牌战略我投了赞成票。 Q: 民族主义也是你个人的想法吗？ A: 一件事情本来就有正反两面。民族主义我不热衷，我很中立。 Q: 你文章中提到“在中国媒体人日益开放、包容的今天，试图用新闻的眼光去报道新闻时，外国媒体对红色中国的解读掺杂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其中理解与误解反复纠缠”，“而西方媒体往往宽己严人，他们在指责朝鲜运动员只知道为国争光、指责中国运动员是机器人的同时，却忘记了BBC在奥运前专门推出的纪录片子《戴利—为不列颠而跳水》”， 媒体有一个责任就是监督和质疑作用，像之前索普和菲尔普斯破纪录时也遭到了很多怀疑，“飞鱼”身子因此专门开了记者发布会，这次外媒同样对叶诗文和羽毛球女双退赛等事件加以评论进和质疑。抛去调动读者对民族主义的情绪，请问你个人是如何看待西方媒体的呢？仅仅从这一个两件事说看外国媒体对中国的误解，会不会有点片面和过于主观？ A: 在我眼中的西方媒体是真正在做新闻的，因为管制少，也因为他们真正理解新闻。所以白岩松很感叹，911的时候，全世界都在播纽约，而中国什么也没干。我对西方媒体看法还比较中立，但是西方媒体的确有一些反华势力，但这只是一小股，不影响大流。比如这次奥运会，其实卫报、泰晤士报的看法就相当客观，只是BBC有两个排华的主持才闹得沸沸扬扬。当然，西方媒体也是媒体，依然为政府服务，虽然他们更自由、更高效。 Q: 西方媒体的所谓的反华势力，我们谁都没有真凭实据说他到底是不是阴谋论，有可能像你之前说的，完全是立场分歧，第一句话就谈不拢；也可能就是媒体起到了它应起的监督作用。那单纯从反华或不利于我们的报道说西方媒体怎样，会不会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A: 其实是，当我们谈一件事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是依赖于经验的，我们的经验当然有可能不客观，但是社会科学在我看来允许相当充分的主观性。也就是说，这样角度得出来西方媒体反华的结论依然有价值。如果这个问题是民族主义得出来的，那我们考虑很多社会问题都需要加一句，这是因时因地的考虑出的结果，可能是偏狭的，而这样的一句话显然是不需要特别添加的。 Q:在一个比较自由，大家都受过一定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主动性的环境下，社会科学允许充分的主观性，没有人能做到对一件社会事件的完全客观。但事实，在中国并不完全是这样，18万人分享那篇文章就证明了很多人并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主动性，也就是说他们极容易被其他人的思想和观点所左右。那作为一个信息源，你输出了一个并不是太客观、比较主观的民族主义，你有考虑过后果吗？ A: 从传播学的角度，人们只接受他们相信的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传播了民族主义，那也是人们内心深处自己的信仰，我觉得我做的工作对人们思想的“改造”甚少，这是唤起了他们心中的那些想法。 Q: 你是如何看待民族主义与媒体职责之间关系的呢？ A: 媒体可以宣传民族主义，这个没问题。     三、陈行眼中的奥运与金牌战略   Q: 在你眼中，是奋力拼搏、挑战极限、尊重规则的奥运精神更重要，还是“讲人性”更重要？ A: 两者都重要当然，这两者其实冲突的地方不多。对于选手，只要不恶意竞争，基本上这是可以兼得的。所以问题就是规则，就是裁判，我们在制定规则时要更人性。 Q: 你是如何看待女羽让球事件的呢？ A: 我依然认为是规则问题，至于会演得那么离谱，是很多意外造成的，中方让球有前科，而且世界上类似的做法屡见不鲜。如果不是这么极端，我觉得大家不会有意见。 Q: 如果让你选一个，你觉得是选手问题，还是规则问题？或者你给两者的权重各是多少？ A: 选手问题是零，李永波的责任是三成，规则占了七成。 Q: 文中提到了政治、经济和奥运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分开看之。还有一个相似的概念，运动员跟民众，奥运跟国家也不能完全划等号。你觉得奥运与国家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A：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深挖可以获得很多，我从金牌战略入手。很多人说金牌战略不好，但是我们看，世界上最强的几个国家，美国、俄罗斯、英国、中国都是奥运金牌榜前几名。我们怎么解释呢？说别人是自由发展,我们是举国体制？问题的关键就是其实我们并没有证据。你怎么知道外国不重视？怎么知道没有花很多钱？这都是要量化 Q: 网上有人计算出，雅典奥运会备战4年，我国共花费200亿，如果这一数据是真实的，请问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图片来源：“数据可视化”资料库）   A: 这个统计做得不错。但是我始终认为，没有奥运，体育一样要搞。有了数据，我们还要看我们的分析是不是错了。这组图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区分哪些是完全为了奥运？羽毛球也是奥运项目，但是羽毛球还有那么多世界大赛，为汤尤杯海外拉练的花费计不计算呢？当然，解释归解释，中国的金牌战略的确是有问题的。 Q: 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奥运会奖牌数也许并不逊色，而体育运动这个概念在整体民众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却相去甚远。你在文中也说：“北京奥运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伦敦奥运，我们能否看到中国民众的崛起呢？”你自己能回答下这个问题么？ A: 这需要时间。其实，中国民众的很多观点都进步了，比如看待事情会慢慢辩证。但是崛不崛起，这涉及太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没有希望，所以我们说官无廉、富无善。但是现在理性声音多起来，人们学会了反思。我觉得，崛不崛起取决于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是普世价值，其次取决于看问题和自身辩证思考的角度，后者很重要，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     四、自媒体时代的“媒体、社会与民众”   Q:“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奥运归奥运”，然而这些元素彼此之间又不可能真正的独立存在。媒体报道跟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因素也息息相关。通过奥运的报道来看，是媒体影响社会，还是社会影响媒体？ A: 如果是中国，毫无疑问是媒体影响社会。中国媒体很会引领民众，各种原因大家都明白，偶尔媒体会做一些互动，但也只是一种手段。我对中国媒体的看法非常悲观，这是一个没法去直播新闻的行业，所有的东西都要审批，永远没有破格，所以你会发现甬温线事故，大家对媒体、对政府意见那么大。 Q: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民众有了民族主义等等的想法，媒体才去反应、去为民请命？这个可不可以理解为，社会影响媒体？ A: 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是中国真正的媒体完全可以掌握风向，比如五毛，中国的确有相当数量的五毛，所以媒体可以完全吸收公众反馈。但是如果你指望它可以反馈读者并指引心灵，那是不可能的。手段为目的服务，中国媒体的目的很明确：维稳。它的手段很丰富，远超一般人所想，这就是我的观点。 Q: 现在微博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一大途径，其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并不亚于一些主流的传统媒体，比如数以亿计的人都会上微博，但上新华社网站、订北京晚报的人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很多公益活动，如挽救留守儿童，都通过微博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个可以理解为社会影响媒体么？而且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A: 这个问题上我看法可能比较偏激。中国媒体当然可以互动、可以反馈，但这都不是核心问题，这不是红线。比如感动中国，不触动核心，领导层何乐而不为？还有助于维稳。而中国怎么谈自由？怎么谈体制？这都是红线，根本谈不深，主流媒体更是不会跟你谈。这是我的观点。 Q:网络2.0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但也因此，病毒式传播有了自己的土壤，因为人们不大会在意信息发布者是谁，更在意的是信息本身。一份稿件，会有坚定的分享者，也会有坚定的抵制者，似乎每个人在看文章前都有自己的心里预期，你觉得这种心理预期是怎样形成的呢，又为何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 A: 就是环境。中国民众生活环境大不一样，观点的相异很正常。在中国，一个问题可以有一千种解读，比如刘翔退赛，你会看到很多版本的解读，而我觉得分歧就来自教育和环境。 Q: 比如大众会不加考证、不假思索就盲目的分享一些病毒式的信息，你觉得其中有教育的问题？ A: 有一些人实际并不在乎作者是谁，我觉得社交网络的确培养了一批屁股决定脑袋的人。“人人”这个平台也的确充满这种人，主要是教育的缺失，比如盐能防辐射的谣言后，大家就都去买盐，这个在西方很难想象。中国经常出现谣言，就是因为教育无法普及，而且质量不高。 Q: 教育质量不高指的是学校文化教育，还是学生缺少独立思考能力？ A: 主要是教育的畸形化，也就是独立思考的缺失。 Q: “我们的形象依然不够伟岸，西方媒体不理解我们的情形时有发生。我们的国民心态依然存在不足，我们会条件反射去质疑自己的国家的一些东西。我们的民众神经脆弱而敏感”，你为何觉得我们民众的神经如此脆弱敏感？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和政治还不够强大？ A: 有一个词叫屁民，就说明了很多，至于造成的原因，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之前说的教育和长期封建压制造成的历史遗留。前者不需要延伸也很明显，后期仔细想想也知道，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封建遗留，比如一些生活习惯，更比人微言轻这种典型的封建残留。 Q: 能结合这次自身的经历，说说你是如何看待自媒体时代，媒体与民众间关系的吗？ A：这篇文章很多观点就是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所以民众想要看到有人说，比如中国要维护话语权，比如中国要学会说不，这是媒体可以把民众内心期待说出来的一面。如果这篇是白岩松写的，我觉得会让民众受到鼓励吧。但如果是我写的，我觉得影响有限，顶多帮他们梳理思路，让他们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经常看微博、看新闻，所以我可能比较清楚民众的心态是怎样的、他们需要什么。 Q: 最后一个问题，今后还会继续写这种文章吗？比如像纽约留学女那样，出系列视频进行反讽？ A:应该不会，同类的文章不会写了。但我也许会做一些更特别的事情。现在还没想好，但是我很喜欢黑客文化，所以如果将来出现更大规模的恶作剧，也许你们第一时间应该想到我，呵呵。     采访者后记：   一篇拥有18万次分享及30多万浏览量的人人日志是被什么推上风口浪尖？在与文章作者，武汉大学数学系大三学生陈行探讨过文章“病毒性传播”的来龙去脉，我反而愈发肯定，真正铸就这篇文章成功的，并非他的某种思想、抑或单纯是这种可怕的传播方式，而是陈行本人的性格——理性、果决、甚至有些许偏激和自傲。 “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做一个病毒性传播的实验……这件事只能是我的一个注脚。”天文数字的转发量似乎只是陈行一个唾手而得的目标，而当这个目标达到了，他又不以为然。在讨论中西方媒体作用的过程中，陈行更是毫不避讳地表达，尽管承认他的看法可能有点偏激，但仍绝不退让。他认为，在社会环境日益开放的今天，中国的新闻媒体仍然备受管制，基本不能为民服务。然而，陈行的性格和思想也有兼容并包的一面。比如，他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就很中立，因为他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容忍相当的主观性；关于金牌战略，我们也觉得不应只看单方面的数据，而应辩证的分析。 每个人都想成功，很多青年人都想改变社会。正是带着诸多分歧的观点交流，笔者才感觉到，从陈行身上带给青年人两点最重要的启示：一是直接，二是包容。这个社会需要青年人直抒胸臆地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一些桎梏、连接新与旧的概念和承接社会转变。而在遇到矛盾冲突的时候，唯有包容，才能化解矛盾，才能接受新的概念，才能进一步改造这个社会。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都是能兼容并蓄最多不同种族和文化，最优秀的青年人也应该是能以一个理智的头脑和一颗包容的心接受不同思想的。     （编辑：张丹宁 王凌羽 欧阳银华 责编：张正）     您可能也喜欢： ＜开阳＞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与沈从文笔下的都市漫游（下） ＜开阳＞民初北京公共空间的开辟与沈从文笔下的都市漫游（中） ＜天枢＞从“茶水发炎”的真相说起——浅论媒体的医患报道 ＜七星人物＞第八期：孤独，阵——瓢虫君特约“豆花纽“&《107调查》 ＜七星人物＞第七期：刘文祥：记录也是一种改变——瓢虫君专访刘文祥 无觅

一 十号的风球过去了，雨忽大忽小，却从未中断，整整一周，香港浸泡在令人发狂的潮湿里。此刻，艳阳高照，我斜躺在沙田矮山下的长椅上，晒一晒发霉的身心，读星期日版的《明报》。 这张报纸早不复查良镛时代的风味，知识人的立场、文人的雅趣，政治、文学与新闻的暧昧地带，都随那个缓慢的旧时代消亡了，只有周日版尚清新可读。 “Impatience is a virtue”——三星手机在几年前推出的广告语，准确捕捉到了新的时代情绪。对于一切东西，我们不仅要，而且现在就要。这是个行动而非沉思、追求结果而不是过程的时代。 不过，缺乏耐心并不全然是坏事，偶尔的激烈言语与行动，常是必要的自由空间的前提。“假如一见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这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站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在副刊的第四版，我有些意外的读到鲁迅这著名的比喻，出自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的序言。 锐利又复杂、悲愤且柔情的鲁迅，是所有反抗者的导师与朋友，每个人都可以在他贯穿一生的挣扎中，寻找到只言片语来获取能量。这位名叫安裕的香港作者，不仅借用了鲁迅的比喻，还把自己的文章命名为“觉醒”。 倘若鲁迅得知，该做何感？一生中，他到过到过香港三次，两次乘船路过，一次专门演讲，都发生在1927年，这一年也是国共分裂、暴力肆意的恐怖之年。他对香港印象不佳，曾不无刻薄的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不过，他在这个殖民地发表的演讲倒颇富价值，尤其是在香港青年会所做的《无声的中国》，不仅在说那个时代，也似乎是对今天所讲。他用开窗子来比喻中国变革的困难性，你必须通过拆屋顶的方式，才能让人们勉强接受开窗的变化，“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他还讲到中国人缺乏对自身处境的描述能力，是因为人们身陷各种习俗与网络中，缺乏对“真”的追求，“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一切利害，推开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 对于当时的鲁迅而言，倘若以个人的觉醒为标志，以《新青年》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不仅远未结束，还陷入了新的危险。个人不仅被传统的文化、家族、社会习俗封闭，还被新涌现出的党派与主义所窒息。那些在五四运动中共同走上街头的青年人，如今分裂成两不同的派别，还相互残杀。他对于与帝国主义结盟的国民党深感绝望，在短暂的投身于共产党的主张、对苏联的实验投注热情后，他更感到另一种幻灭。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写道：“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社会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避免了政府和民众直接对话而可能出现的对抗与冲突，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将人们的不同需求有组织地集合，反映给政府，也使得质疑、对话更加平和，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极端行为的出现。     从北京大雨看民众自治的前景   文/刘晓川（中国人民大学）     昨天，我的家乡北京经历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很不巧，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弄得妈妈提心吊胆了一晚上。结果今天被她唠叨了整整一天：“以后再遇到这种事你就该住学校……” 这一天，我也一直盯着人人、微博的言论，有公知的，也有普通网民的。和很多热点事件一样，这次网络上也形成了针锋相对的“论战”之势——抛开大家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的问题不说，我只想从“民众自治”的角度谈谈我从这场大雨中得到的体会。 分析问题的这个角度，我是从这两方面想到的——很多民众自发开上私家车，组成车队参与救援；这两天正在写有关“官民共治”“政社合作”的课题，恰好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了。 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可有如下的分析角度：   一、今后“民众自治”的发展方向如何？ 我们看到，新京报等主流媒体在其官方微博上发表相关提示，提示那些去机场救援的私家车主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的启示是——即使是民众自发的救援行动，也需要有组织地指挥、调度，即使这个组织是临时的、因为某一个紧急任务而建立的。这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定律——“纵然组织存在这样多的问题，但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离开组织的束缚。组织是人类在当前有限理性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因此，今后“民众自治”的发展方向很明确——通过推动基层（草根）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民众自治”。比如，何不以这次的大雨救助为契机，成立一个“救助协会”性质的组织呢？ 而结成组织的最直接目的只有一个——促进救助和相关事宜的专业化、提高救助的效率。设想一下，假设昨天的救助行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单个的私家车主缺乏足够的信息，而根据自己的“想当然”参与救助，情况会是如何呢？——估计是更多的私家车被困途中、造成了更大的救援压力。 我在写课题的时候曾说：社会组织是一种有效的润滑剂，避免了政府和民众直接对话而可能出现的对抗与冲突，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阀”，将人们的不同需求有组织地集合，反映给政府，也使得质疑、对话更加平和，最大程度得避免了极端行为的出现。回顾近年来我国各地出现的“热点事件”，很多极端的维权方式都是因为缺少有组织得表达需求，以至于出现单枪匹马、自我维权的现象，甚而造出“新闻事件”发泄自己的不满、引起公众和更高层级政府的注意。比如，开胸验肺、唐福珍自焚、杨佳袭警等事件。 因此，既满足了民众的参与需求，又避免了“过于碎片化”而导致的“无政府主义”现象，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解决之道。   二、如何看待“民众自治”同“政府管理”的关系？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样一个理念：二者绝非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各得其所”的关系。 作为三个最基本的治理主体：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我曾经做过总结——建国初到改革前，我们过于强调政府的作用，忽视了市场、社会的作用；而改革初期到本世纪初，我们又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十六大以来，政府逐渐意识到了“提供公共服务”是自己的基本职责，那么，展望今后的社会管理，我们的方向在哪呢？很简单——从一元模式（政府或市场）、二元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到三元治理模式（政府+市场+社会）。这意味着，这三个主体应在互动、对话中达到一种“平衡”，而非彼此质疑、不信任、甚至试图互相取代。 以昨天的暴雨为例，决不能因为民众自发组织其救援队，政府就可以袖手旁观。而在昨晚，政府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武警和消防人员抢险，这就是政府职责的体现。联想到美国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后，由于三种机制发生作用的时间先后、强度各有不同，导致此次飓风的救助使得布什政府的信任度在一年之内急剧下降。当时有这样一个现象——无家可归、等待救助的全是当地中下层人员，这显然是“市场”机制主要发生了作用。而小布什政府想进行救援，按照他在《抉择时刻》里的表述，他想派救援部队到路易斯安那州，但被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无情地拒绝——州长认为小布什的做法侵犯了路易斯安那州的自治权。当然，这涉及到美国联邦制如何完善的问题，本文不过多讨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力量在此次台风的救助中无论从时间还是从力度上都有所不足。 那么我国政府在自然灾害中的救援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呢？笔者认为，专业化是最直接的答案。比如，假定排水设施承载力维持现状的前提下，莲花桥每次一下大暴雨就成海，那就应该采取封路措施，不让行人、车辆通过，如果提早封路的话，估计就不会出现车主被困水中窒息而亡的惨剧了。 因此，我们如果承认了“共治”的模型，就知道应该如何看待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郭美美事件”之后，慈善组织该如何发展呢？ 有的人提出这样的解决之道——既然慈善组织存在这么多漏洞，以后救灾款直接由民政部门管理、划拨，就能避免此类问题。这种方法还是没有脱离过去的“一元模式”“二元治理模式”的束缚。笔者认为，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通过促进社会组织的竞争提高其透明度和业务水平。 比如，假定有几十上百家慈善组织可供我作为捐款的对象，那么这些组织就会自觉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以招致更多的信任、吸收更多的捐款、最大程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如果除了红十字会没别的地方可以捐款的话，红十字会自然没有动力改善自己的管理水平。 此外，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责任也少不了“监管”二字——像台湾的“公法人”组织，就要定期向立法会、审计署等组织汇报、接受其质询。 其实，无论是毛寿龙老师推崇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还是张康之老师自己构建的“权治、法治、德治”的平衡，其本质都在于——社会各治理主体相互制约、彼此平衡，通过力量的平衡推动治理的长治久安。   三、如何看待在民众自治中的“利他主义” 这里的“利他主义”，如果换一个表述，应该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也即“同床异梦”（相异于政府管理的“同床同梦”、市场机制的“异床异梦”——来自于张璋老师在“公共行政学说史”课上的比喻）。这种“利他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 如果按照康德的理论，利他主义有两种——纯粹的利他主义、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利他主义（我不是学哲学的，加之康德的理论很博大精深，我只能通俗地予以转述）。纯粹的利他主义，就类似于“做好事不留名”“白求恩”等；而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利他主义，则是这样一种情境——为何很多外国人这么爱让别人“搭顺风车”？他们的逻辑是——这次我帮助了别人，下回我的车抛锚了肯定也会有别人帮助我。也好像我们坐公交车劝别人给老人让座时常说的那句话“谁都有老的时候”。这两种利他主义有何不同呢？最根本就在于，对人的假定不同，也即社会形态不同所产生的人的动机不同。纯粹的利他主义，比较适合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即每个人的道德水平极高；而现代社会的基本假定则是——人是理性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由此产生了现代经济学、代议制民主等制度。两种利他主义，如果从比例上看，必然是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占主要、虽然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也都有“纯粹性”的成分——就好像斯密的“两大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同等重要一样。像“感动中国”人物、“全国道德模范”他们的纯粹性就比我们多很多，但不能说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一点没有纯粹性。但小悦悦事件暴露的问题则是——利己主义的“趋利避害性”战胜了以利己主义为目的的利他主义和纯粹性的利他主义。 因此，我真希望能以昨天大雨的“救援队”为契机，在我们的社会上形成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帮互助的良好风气——就好像，A同学帮B同学辅导英语、B同学帮A同学辅导数学一样…… 但要形成这样一个社会，显然离不开下一个问题——如何建构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   四、如何重建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最近“微信”频频爆出的“摇一摇骗局”，一直就很热的“职业乞讨团伙”，还有我们很多人设身处地感受到的——做调研越来越难，很多人在填问卷、接受访谈的时候总是不诚实、不说实话…… 而上个月初的中美公共管理论坛上，蓝志勇老师的20分钟主题发言也是“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机制有着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未摆脱传统社会信任机制的一些特点，即“差序格局”。要是再细分的话，先后关系依次是血缘、地缘、业缘……血缘关系，很多温州企业都是家族企业、而在这些企业家看来“家族企业是最符合当前环境的公司运营模式”；地缘关系，我们那么热衷于参加“老乡会”的活动就是体现；业缘关系，从高层到基层都有体现——高层有团派、太子党、石油帮，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根据所学专业、文理分科确定与人的亲疏程度。 二是陌生人社会不可避免了到来了，中国社会有一些“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而这种关系通常是不稳固的——比如，昨晚下大雨，微博上那么多人关心住在地下室的人们，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机场接送陌生人，甚至为陌生人提供暂时落脚的地方，这些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存在“信任关系”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很多地方老年人摔倒没人去扶、现代住宅邻里之间的“老死不相往来”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低信任关系”的一面。我下午也在思考——为什么下大雨的时候，那么多人免费为陌生人提供救助，而日常生活中甚至熟人之间还经常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种矛盾的现象因何产生呢？ 经过徐南南同学的提示，“利益”二字的分量很重，或者说是“纯粹性”和“利益”二字孰轻孰重的问题——老人摔倒，我不想当彭宇、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失，所以我不去搀扶；下大雨接送陌生人，除了一些油钱，我不会产生什么利益损失，“助人为乐”也是我应该为社会尽的一份责任，因此“纯粹性”战胜了“利益”的盘算，感人的画面产生了；我们俩关系再好，但涨工资、晋升的机会只有一个，非此即彼，面对生存的压力，我不得不展现“人性”中丑恶的一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这样的算计——人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动物、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促进社会中“善”的水平的提高，“共同的善”也是“公正”的真谛。但回顾上海“钓鱼执法”、“彭宇案”等争议声音大的案件判决，每出一次“新闻事件”，陌生人社会的“信任程度”就降低一点，这实在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而激发人类潜在的“恶”，也是众多学者所批判的科层制的弊端。比如，帕金森定律中的一个重要结论——上级政府不会安排一个下级，而会安排2个以上的下级，并鼓励他们相互竞争，以保证自身权力的稳固，下级也会采取类似的做法……所以，科层制所产生的“机构臃肿”“防卫型的官僚人格”也就不足为怪了——“文革”中鼓励全民“互相揭发”也是这个道理。 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也是当前提升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人们只有有效地组织起来，才能够更好地彼此了解、彼此合作、以致彼此信任。   五、我如何看待网上的“论战” 网上很多人对政府在排水设施建设、救助速度等方面产生了质疑，另一些人又在反击——你们怎么偏偏只看到不好的一面而忽略好的一面、感人的一面？ 这不禁让我想起这样一件事——去年8月份，毛寿龙老师邀请了普京的前经济顾问来人大讲座。这个顾问一上来就说——同样半杯水，本国人只看到“还差半杯”，而外国人通常看到“已经盛满半杯了”，比如，俄罗斯和中国都有着极其庞大的国有石油公司，我看俄罗斯的石油公司问题多得不得了、但我看中石油中石化却觉得俄罗斯真得好好学学这两家公司，估计中国人的看法是相反吧……的确，中石油中石化在国内已经被经济学家和公众批判得体无完肤了。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虽然是个贬义句子，但却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缺陷的真实写照——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心理。比如，为人父母的，明明自己孩子已经很优秀了，但还天天说“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明明自己的成长环境已经很优越了，但还天天抱怨“我不如XXX过得好”；明明自己的政府已经很高效透明了，却偏偏觉得别的国家的政府更值得学习（比如，在很多内地人看来，马英九正面形象大于负面形象，但在台湾本地，马英九却天天被人在FACEBOOK主页上质疑，甚至一位台湾教授去年来人大做讲座的时候还说了他一堆缺点……）；再比如，我今年去西班牙，和格拉纳达那个导游聊了很长时间，他跟我说“西班牙政府机构臃肿，西班牙社会已经被政客绑架，各自治区其实就是政客们为了自己利益设想出来的一种制度，但是各自治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差别；相反，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倒不错……”；包括我前面的分析，不也是好坏并存吗——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关注啊。 说到这，我忽然想到我导师3年前上课时跟我们说的一句肺腑之言，那个学期她给我们上“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有一次课讲“绩效管理”，她最后说：“咱们这么大力度地引入绩效管理，从企业到政府，就是一个目的——通过绩效考评发现问题、进而改进问题。老师跟你们说一句肺腑之言，以后你们无论是继续读书还是工作，老师、领导说你说得越多，其实是越信任你、觉得你是个可塑之才，如果领导觉得你朽木不可雕也了，直接把你打入冷宫、对你不闻不问，那样好吗？” 是啊，这么多人批判政府，不就为了政府明天能变得更好吗！比起那些天天为政府唱赞歌，转而“用脚投票”移民别的国家的人，哪种对社会的进步更加有用呢？因此，我们的政府真得放开胸怀、放低身段、虚心听取民众的批评意见、改进自身工作……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探讨问题时也要秉承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对事不对人，你可以不同意一个人的观点、但你不能通过人身攻 击的方法来佐证你的反驳意见。在探讨问题时，我们应当从基本事实出发，本着理性、客观的原则深入思考，不能浅尝辄止、被假象所迷惑。 对“民众自治”，我们喜欢用这两种方式予以反驳：一是党的“全能主义”背景下，是不可能自治的；二是当前中国民众的素质不适合自治。这两种看法各有其合理性，尤其是第二种——分析人人、微博上“论战”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前民众的确需要更加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但是，正如蔡定剑在《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民众开始并尝试自治了，他们的素质才能切实得到提高。并且，近年来民政部、广东省的许多做法已经在提示我们——将来的趋势必将是逐步放权的，虽然这种趋势可能会有些缓慢。所以，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已故的原副校长谢韬所说“中国的民主是‘等’和‘促’的结合”——我们一方面要对中国的前途满怀信心，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从点滴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中国民主的“社会资本”。   扩展阅读：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民主及其批评者》《多元民主的困境》，张静《法团主义：及其与多元主义的主要分歧》 注：原文地址： http://blog.renren.com/blog/233495177/862367244     （采编：董一儒；责编：马特）     您可能也喜欢： ＜北京7.21雨灾专题特稿＞你的名字 你的故事 ＜天枢＞失焦的槽点——写在北京的暴雨后 ＜七星说法＞第三十七期：刻章救妻的北京爱情故事 ＜天玑＞四城记（四）北京 ＜摇光＞民众的狂欢 无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