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言论自由

CDS档案 | 2020年2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为明辨是非真假的自由而战

从封锁消息、到大规模封号删帖、到中宣部派出300个记者到武汉、到各种穿帮的官媒报道、到利用女性身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到急不可耐高声唱赞歌歌颂战疫的伟大胜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剧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试图抹杀掩盖着一切真相。
然而,二月,也是一个愤怒的二月,一个高呼言论自由的二月,一个要求真相、明辨是非的二月。随着武汉疫情中一个一个让人摧肝裂肺、肝肠寸断的故事传出,尤其是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中国民众的愤怒也到达一个高潮:“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在网络上此起彼伏,要求要自由要真相的民众甚至走上街头举牌。在病毒肆虐的二月,中国民众在疫情之外开展了一场战事,一场争取明辨是非真假之自由的战事。

Matters|米米亚娜:米米炸号记

从我炸号开始到能够(暂时)使用微信,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不可思议的是它给我带来了如此多的摩擦。失去联系人、失去大量生活记录只是个开始,随之而来的时间、精力的消耗简直令人心力交瘁。更多的创伤体验则来自于普遍意义上傲慢的权力为所欲为却不付出任何代价,以至于更多人不得不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遍遍投入这荒诞程序中的屈辱感。

我无法忍受让这种无意义的经验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任凭它不断腐蚀我的力气,所以我必须写下来,作为一种反击。

在整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更多人在不断反击,从“微信封号”的超话,到两次“我要言论自由”、“我要求言论自由”社交媒体运动的发起——有一个据说是上海的姑娘上街举了牌,还有多个学者、公民团体为争取言论自由发起联署。而这也引发了海外联动,我看到有外媒的记者在做疫情期间微信封号的调查,公民力量也启动了针对腾讯公司的集体诉讼。

反击可能会招来更多的打压,这次的炸号,不就是我长久以来一次次挑战言论边界的后果吗?可是打压也会酝酿下一次反击。绞索不是一下子收紧的,如果无法拓宽言论的边界,起码我们让它在收紧时遇到多一点阻力,再多一点吧。

端传媒 |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2月6日至7日的这个夜晚,被舆论称为新冠肺炎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的死讯,掀起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全网范围最大的一次舆论海啸,人们在各类社交平台哀悼他的死,要求政府道歉,更罕见出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截至2月7日凌晨6时,微博话题#李文亮医生去世#收获了6.7亿阅读,73.7万讨论;#李文亮去世#收获了2.3亿阅读、20.9万讨论;话题#我要言论自由#收获了286.1万阅读、9684讨论。李文亮早于去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发布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疫情信息,为最早公开有关疫情信息的八人之一,后被武汉警方以“在互联网发布不实言论”传唤、训诫,一度被称为“造谣者”。但随著疫情扩散,内地舆论及官媒话风转向,视李文亮为疫情的“吹哨人”。

【网络民议】我们要言论自由!

李文亮医生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再一波舆论高峰,有网民自发在微博上发起了#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话题。

【CDT档案】新冠病毒“造谣者”李文亮医生去世,网民发起“我要言论自由”运动

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于2月6日晚抢救无效去世。2月1日,李文亮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此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多数都以“武汉市政府欠李文亮一个道歉”为标题。
CDT编辑整理的《CDS档案|2020年1月中国言论审查纪要:极权的切尔诺贝利时刻》和《CDS档案|武汉肺炎中的新闻管制与言论管制(持续更新)》两个档案中,尽地记录了李文亮和其他七位医生“被造谣”和“被训诫”的经过,包括包括他的“造谣”聊天截图和警方训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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