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

中共十大元帅后人今何在(图)

朱德元帅:女儿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工作。 曾任教研室主任1986年离休,创办了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现改名为北京军地专修学院),出任院长。(朱敏儿子:刘建,任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刘康,从事中德之间的商务交流;刘敏,法语译员;刘武,解放军某研究所大队长) 彭德怀元帅:侄女彭钢,少将军衔,中纪委常委,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  旧影:彭德怀和侄女彭钢。    林彪元帅:儿子林立果,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担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1971年9月13日凌晨随父母乘飞机仓皇外逃,途经蒙古的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 林彪元帅的女儿林立衡,曾担任过《空军报》副总编,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亲笔批示解除了对林立衡的隔离审查。随后,她跟男友张清林结了婚,并被安排到郑州一家汽车厂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林立衡的问题直接受到党中央的关怀,她在北京的工作问题和户口问题随之解决,并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她的爱人也被安排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工作。从此,林立衡一家终于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2001年5月18日,林立衡应家乡某公司之邀请出任北京黄鹤大酒楼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旧影:幼年时期的林立衡、林立果和林彪、叶群合影。 刘伯承元帅:长子刘太行,曾任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后任装甲兵部队作战部副部长。 次子刘蒙曾任总参参谋,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青年刘伯承》;三子刘太迟,少将军衔,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 女儿刘华北,1945年6月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刘弥群,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解先,北京总后勤医院第一门诊部医生;刘雁翎,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北京医学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旧影:刘伯承和儿子在北戴河。 贺龙元帅:儿子贺鹏飞,中将军衔,海军副司令员。 女儿贺捷生,少将军衔,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夫:李振军,前武警总部政委。) 图为贺捷生 旧影:贺龙和儿子鹏飞、女儿晓明。 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俄友协的会长。 次子陈丹淮,少将军衔,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 三子陈晓鲁,系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人事代理单位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女儿陈珊珊。(夫:王光亚,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旧影:陈毅和儿子们 罗荣桓元帅:儿子罗东进,中将军衔,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女儿罗玉英。 旧影:罗荣桓一家 徐向前元帅:儿子徐小岩,少将军衔,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部长。 徐向前夫人黄杰之侄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聂荣臻元帅:女儿聂力,中将军衔,曾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任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全国人大常委。(夫:丁衡高,上将,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国防科工委研究员、副主任、主任。现任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 叶剑英元帅:长子叶选平,政协副主席,(妻吴玉章孙女吴小兰——-深圳人大副主任。女儿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子叶选宁(岳枫),曾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军衔,人大常委;子叶选廉,全国政协委员,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女叶楚梅,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原副局长,(夫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女叶向真(夫钱壮飞之外孙罗丹);女叶文珊,海南华侨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曾任香港亚太奔德有限公司董事长(夫余秋里之子余方方);养女戴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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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 赵昕:中国非暴力民权运动的新起点

——临沂“7.20”抗争纪实与思考 处于能动态的非暴力即意味着有意识地磨难。它不是说要逆来顺受地屈从于行恶人的意志,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与强权的斗争。唯有遵循这条人类的法则,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与整个不公正的国家相对抗,以维护自身的荣誉、信仰和灵魂,为将来这个不公正国家的崩溃瓦解或是新生重建奠定基础。——甘地 1、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生命的光华来临沂沂南县东师古村盲人维权者——光明之子陈光诚及其家人的悲惨遭遇牵动着千万良知人士的心灵:分别长达189天的非法软禁、89天的非法拘押,无数次的绑架、恐吓、辱骂和殴打,一批批的律师、维权人士、记者、志愿者被暴力阻扰和殴打,甚至连李劲松、李苏滨律师依法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也被暴徒们连人带车掀翻、砸打。尤为荒唐的是,就连美国外交官员前往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家属,也险些遭到暴力殴打——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陈光诚夫妇勇敢地揭露了临沂当局非法暴力野蛮计生的丑恶真相! 约翰福音讲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盲人维权活动家陈光诚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爱与公义、正直与诚信的光明之子。人如其名,虽然儿时的不幸导致了光诚双目失明,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内心深处光明与诚信的蓬勃生长,这生命就是光、就是爱,就是自由、就是诚信,就是公义、就是真理。陈光诚笃信:只要每个人都为这个社会的进步做出一点实事,只要每个人都为整个世界发出一点光来,这个世界将充满了爱与光明、公义——我常常在思考,上帝拣选一个盲人做他的光明之子的真义,如今却藉着陈光诚的话语豁然开朗:我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到,因为我们被猪油蒙了心,做了权势和私欲的黑暗奴隶。虽然“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盲人陈光诚一样活出生命的光华来,做这世上的光和盐,黑暗无力拒绝光照,黑暗就会被驱散,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 中国古语说:知易行难,行胜于言。没有行动的言语是苍白无力的,尤其是在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先生正面临着违法施暴者以正义和法律的名义进行非法审判的时候。非暴力抗争坚持不报复地忍受痛苦和打击的力量和勇气,但当时局要求说出全部真相和相应行动时,沉默就是纵恶,坐视就是怯弱。作为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天赋人权与公民权利,不仅仅只是倚靠言语来表达和论述,更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争取和捍卫。现代印度之父圣雄甘地也清楚地表述道:“在我看来,没有一种直接的积极的行动, 非暴力就是无意义的。” 正是抱持着这样的信念,信奉非暴力主义、主张积极抗争的各地勇士们,一行近20人兵分多路,突破重重障碍和围追堵截,先后于2006年7月15日至19日,到达了临沂市沂南县城,为7月20日(原定陈光诚案开庭审判日)的中国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拉开了序幕——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即将面临的必然是暴力、抢劫、抓捕与谎言,必然是强权侵犯人权、野蛮挑衅尊严,必然是以法律的名义强奸法律、以正义的名义强奸正义,必然是以我们的流血受难对抗强权的流氓无赖,如此而已。正如印度的“食盐进军”运动、美国的民权革新运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所曾经遭遇的一样。 2、“7.20四部曲”之一:抢,你们侵犯了我们的肖像权! 在原定开庭日之前,有近二十多位各界人士从北京及各地赶到沂南,准备参加庭审旁听。19日上午去沂南法院时还得到答覆:我们这地方小,不用办旁听证,你们明天直接来就可以旁听了。可是到了下午15:30,我们再拿着身份证去法院办理旁听证时,沂南法院刑事庭的王、于二审判员就告诉我们,因检察院补充侦察和证据,陈光诚案开庭审判临时延期了。由于无法联系上律师证实此一消息,大家决定明天还是照常去沂南法院交涉申请旁听。 2006年7月20日星期四,乾坤朗朗,万里无云。一大早起来,大家就分头赶赴沂南法院。早上八点十五分左右,我和李海、陈青林、邓永亮四人到了法院门口,听莫之许介绍说:李劲松律师和另外一位律师进去交涉,正在落实到底开不开庭。我们十几个人,包括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李海、莫之许、陈青林、殷雨生、刘京生、马文都、姚博和邓永亮、李金平、杨宽心、赵昕、姚博等,以及从山东各地赶去的几位不知姓名的陈光诚支持者,就在门口等他们。 此时,法院大院里已经停着许多黑色轿车,门房处站着几十个法警保安;而门外左侧和四周,已经或集中或散布着六七十名便衣人员,布控严密;在法院大门的右侧人行道边上,则安安静静地坐着二、三十名陈光诚的盲人朋友,他们都是来参加陈光诚案的庭审的,许多盲人朋友如邵宝光先生一样,甚至从远达200里开外的路程赶过来,令人感佩不已。更外围处,则四处站立着两、三百个当地百姓,或近或远地旁观着,见证着即将在光天化日下疯狂发生的野蛮暴行。 在沂南法院的庄严国徽下面,我们每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及“盲人 陈光诚 自由”字样的“光诚衫”,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高智晟律师外),意在以实际行动捍卫宪法明确赋予我们的公民权利。这时,有朋友拿出相机开始拍照,几个身穿便衣的抢劫疑犯(其中一人中午还在沂南开发区派出所充当了讯问警官)就凑过来了,喝令“不许拍照”。我们质问他什么身份,他们回答是“当地百姓”;又问他为何不许拍照,他们回答:“这是法院门口”;再问他凭哪条法律不允许我们在法院门口拍照,他们就答不出来了,只好讪讪地暂时退去。等我和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到人行道上和盲人朋友们聊天交流时,长达一个半小时、六个回合的公开抢劫和野蛮暴力就正式开始了: 殷雨生【此处赵昕记忆有误,摄像机在我手中,但雨生立刻扑过来保护我】兄弟拿出摄像机拍一些镜头,结果这帮便衣暴徒一下子冲过三、四十人,跟殷雨生说“有没有拍到我们啊”,还没等回答,他们伸手就开始抢那摄像机,殷雨生就非常顽强地紧紧抱住,死死不放,这个借来的摄像机很贵,将近一万块钱。我们每一个人都扑过去把他们拖开,因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暴力抢劫,我们必须去保护我们的私有财产。十几个人轮班扑上去,每个人都被一次又一次推倒在地,殴打摔伤。我因为右腿膝盖刚刚愈合(曾在四川被暴徒打至膑骨骨折),使不上力,几跤摔下去,感觉又像骨折了一样,几天都在痛。高智晟律师和其他志愿者一样,不断地被一把一把推倒在地。他不断爬起来,不断被推倒、按翻在地,有一次几个暴徒把他推倒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他正好摔到引擎盖上,幸好那辆出租车立即刹车了,不然的话非常危险、后果难料。 由于雨生兄弟的勇敢无畏,第一回合经过大家近十分钟的激烈抗争,才由一个穿蓝色T恤的抢匪最后得手(就是仅存的照片上站在最前面的那个暴徒),把摄像机抢走后笑着跑到马路对面,如获至宝地献给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指挥者。而这时,我正被几个暴徒压在离雨生只有一米的马路中间,又好笑又好气地看着抢匪暴徒们的猖狂得意劲头。八点五十分,我们退到人行道上,几个人开始打110报警,等候“人民警察出警”,行使一个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合法权益。 然后,我们又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法院门口进行无声抗议,那帮家伙又冲过来,抢砸另外一个相机。他们看见我背着包,冲着我就过来了,打了我脸上几掌,把我鼻子打出血来,衣服上四处染着鲜血。他们在我身上又打了几拳,把过来保护我的李海、陈青林推开,然后开始抢我的包,把包的带子两端都抢断了,我赶快递到车里去,他们才没抢走。包里的相机在争抢过程中摔在地上摔坏了。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拿着石头准备砸车的那个暴徒在打我之前,还用山东话说了一句:“你怎么打人呢?!”然后才动手开打的,由此可见他们对我们的非暴力抗争了如指掌,精细到已经准备了包括录音录像在内的栽赃方案。 接下来的冲突一次又一次地间歇重复着:抢邓永亮的手机,抢拍照的相机,抢李海的背包、拦截围攻我们欲意离开的汽车、抢高智晟手里的汽车钥匙。每次那帮暴徒抢匪扑过来抢东西、打人,我们就竭力保护那个兄弟和物品,他们又疯狂地把我们一次次的推倒和按翻在地,直到把那个目标物品抢走。 这时,经过一番交涉,高智晟律师和邓永亮进入法院大楼,前去和律师们见面,落实是否开庭的问题。很快,他们就一起出来了。李劲松律师告诉大家:法院已经出示了推迟开庭的书面通知,他即将返回北京。我们决定既然已经报警,那就再等20分钟。警察再不来,我们就直接到公安局报警、控告警方不作为。 围观的群众中,这时有些人凑上前来,私下里跟我们讲:“今天出来抢摄像机、厮打你们的这些人,是穿着便衣的公安干警,许多人还是刑警大队的。”莫之许一听非常高兴,禁不住脱口而出:“原来没有黑社会!” 等到九点半,我们看十数次110报警后警察仍然不作为,就决定离开法院门口的施暴现场。这时暴徒抢匪又围了过来,举着石头堵在高智晟车前不让离开,威胁说“如不交出相机休想离开”。高律师稍微开一点,这些暴徒就疯狂砸车、踹门,把坐在车里的72岁高龄的孙文广教授惊得心脏病都快发作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孙文广教授拿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学生、临沂市委书记李群的手机。秘书谎称李群正在开会,在听了孙教授很长的慷慨陈词后,称一定会转告李书记,请他亲自给孙教授回复电话。当然,衣冠禽兽李群书记的电话没有等来,孙教授等来的,却是一个声称要打断他腿的凶狠男子的恐吓电话。 当时的施暴场面非常大、非常混乱,间歇性持续达一个半小时以上。用高智晟的话来说: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最大的群体性暴力场面。马文都形容:这是六四以后他所经历的最大暴力镇压。我倒是觉得一个网友的形容更贴切些:这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美式橄榄球赛,所不同的是,双方所抢的不是球而是摄像机、相机、背包、车钥匙,不是在球场上而是在法院门口马路上,我方十余人而对方却多达五、六十人,对方使用有限度的暴力殴打、推攘、按翻,我方却身体力行非暴力主义,只是拉开那些明火执仗的抢劫犯,自然每次都是寡不敌众了。 3、“7.20四部曲”之二:抓,你们涉嫌扰乱了交通秩序! 九点三十五分,正当抢匪暴徒拦阻我们、在马路边上僵持不下的时候,报警后一直毫无作为的着装警察终于姗姗迟来了。而且一来,就来了七、八辆,连同各种各样没挂牌照、没有警车标志的公安、国保的车停在了马路的中间,很快就造成了交通堵塞。甚至有民用的过路车辆准备绕道行驶,也被便衣人士拦路堵住,喝令原地呆着不动。我正好听见一段有趣的对话: 民用车辆司机:“干嘛,前面堵车,我绕道走还不行吗?” 不明便衣人士:“让你别动就别动,哪来这么多废话!” 明明抢匪暴徒们就在这地方站着,还拿着石头堵在高智晟律师车前,还在继续悍然作恶行凶,还在继续推攘非暴力的志愿者们,可是警察根本不抓、不闻、不管、不问,只是在个别暴徒动作太过分了的时候,轻轻拉上一把,示意:“正在拍摄录像呢,悠着点”。我四处一看,果然看见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扛着摄像机,正在不停地变换角度进行拍摄工作。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暴徒们更是心领神会,让出了一些关键位置来配合拍摄工作。至于这两个不明身份的人士拍摄是否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他们就不管不闻了。 因为被抢劫了摄像机和手机的莫之许、邓永亮坚持报案,要求警察抓捕那些依然还有峙无恐地呆在现场的抢匪们,警方深感狼狈,很快地就假借带他们到派出所“做笔录”的名义把他俩哄上车,直接拉走了。我们一看他俩落单,也要求警察抓走这些依然拦着汽车的抢匪,好让我们离开去寻找同伴。但是警察依然置之不理,似乎在等待录像取证工作的完成,等待着上级命令的下达。 果然,一直耗到九点五十五分,在车牌号为:鲁Q80008、鲁Q80010、鲁Q80016、鲁Q80058、鲁Q80068等等帕萨特高级轿车上,下来了一些看似官员的人,一个个脑满肠肥、膀大腰圆。其中一个50多岁的矮胖子和一个50多岁的矮瘦子站在法院门口观察、商量了一下,就歇斯底里地大喊一声:“抓,这帮人涉嫌扰乱了交通秩序!”只听一声令下,从刚才开来的大小警车里立即扑出四、五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几个人对付一个,把还滞留在现场的非暴力维权人士强行押上了三辆警车。我听到身后的李海先生在愤声反抗:“别动我,我自己走!”我瞬时间明白了,他们在拷贝!他们这是图谋象对付被当局严加看管的盲人陈光诚先生一样,欲图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的名义,栽赃嫁祸于志愿者啊! “太拙劣、太没有创意了!”我正对李海说着话的时候,从车上看见一个主要抢匪突然一把从高智晟律师手中抢去汽车钥匙,还对老高说了些什么。紧接着,就把老高一个人单独押上一辆警车,连车也不让他管就开跑了。后来老高告诉我们——他这是在说:放心,一会儿我们会把车子开还给你!据老高说,这个抢匪暴徒后来真把车子开到了盘问他的派出所,只不过车子已经被仔细搜查过,车里面的钱和一些东西已经不翼而飞了。 孙文广、李海、陈青林、刘京生、殷雨生、马文都、赵昕,我们一行七个被押在一辆面包型警车上。大家在车上照样有说有笑,几个人忙着收发信息,倒是显得坐在前面的警察非常紧张不安。车刚刚开出不远,立即就停在了马路边,下去四、五个警察拦住了过往的民用车辆,在大路上就进行盘查记录。我们中有朋友猜测是在检查外国记者,有朋友跟警察开玩笑地说:“你们真辛苦,抓了我们还要顺路执行公务。”可是我心里非常清楚:他们这是在搜集证据,准备以“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像栽赃陷害陈光诚一样陷害我们啊! 车到沂南县经济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先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大办公室,也不出示什么证件,就让我们在那呆着,等候上级指示。我们倒水的倒水喝,上厕所的上厕所,研读宪法的读宪法,倒是使看守我们的警察一阵忙乱。一个小时后,已经接到上级指示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七个分开,一个个单独讯问。 非常有意思的是,讯问我的两个警官:一个王德X、一个陈西X,一看都是熟人——原来19日晚上十点半就是他俩带着人到圣贤居酒店盘查我们的身份证的。我一见他们就哈哈大笑,轻松地跟他们打招呼说:“又见面啦!”他们也是多年的老警官了,这时倒显得不好意思起来,讲了很多客气话,说了半天才讲清楚是领导要他们这么干的,我们“涉嫌扰乱交通秩序”,堵了好长的车,连带嫌疑犯到法院出席开庭的警车都进不来了,如此等等。我开门见山,质问他们为什么在我们报警四十分钟后才赶来?为什么抢匪暴徒不抓,反倒抓我们这些依法申请旁听、被抢报警的公民?至于扰乱交通,那是你们的抢匪把高智晟的车堵在马路边了,怎么不抓他们反抓我们?为什么你们的七、八辆警车停在宽敞的四车道大路上堵塞了交通,反倒责怪我们堵塞了交通?他们非常尴尬,作为人的良知、作为警察的职责,其实他们也知道这样做是“执法犯法、栽赃陷害”,只好无力地辩解说:因为你们十几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上衣,沂南老百姓没有见过市面,看热闹围观,结果就造成交通堵塞了。我看他们面有愧色,想起甘地的话语:“经验教导了我,文明是非暴力反抗中最困难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文明不是指在这种场合讲话要斯斯文文,而是指对于敌人也有一种内在的善意的胸怀。这应该在非暴力反抗者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来。”也就不为己甚,表示大家都是中国公民,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职责,应该可以互相理解和尊重,如果上级非要“欲加之罪”,哪又“何患无辞”?!你们愿意记录就记录吧,我可以把今天的真相告诉你们。但是如果你们窜改了我的谈话,哪我可是不会签字的。果然在后来,由于我坚持不签字,他们只好把窜改我话语的地方又按我的意思修改回来了,并由我主动要求盖红手印,这才签字了事。坦率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盖红手印盖得这么欢畅,直盖得四页纸满处都是,留下了一份难得的真相记录。 就这样,当地公安局抢匪不抓、暴徒不抓,偏偏把受害人、报警人抓到派出所,就以栽赃陷害陈光诚这样一个被他们严加看管的盲人“涉嫌扰乱交通秩序罪”的笨拙手法,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非法拘禁近四个小时,给我们做完笔录后,才先后于下午两点左右把我们送回圣贤居酒店,还我们以人身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警察跑到讯问我的屋内来聊天。还有一个女警察在我的建议下,跑去拿了一大口袋肉包子给我们吃,可惜我们都实在没有胃口,辜负了他们的美意。其中一个还乘着没有人的时候对我说:“也许你们的行动会促进社会进步呢,这不是哪个当官的就可以一口否定的事情。”尤可见,体制内不乏良心人士!这从我接触过的许许多多北京警察、外地警察中,这从“六四”后许许多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都可以见出公道人心来。我衷心期望,在坚持真相与正义的同时,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不忘和解、宽恕待人,彻底摆脱仇恨的捆绑和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因为,七、八千万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没有明天,我们也就没有明天,我们共同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明天。 4、“7.20四部曲”之三:打,你们穿着光诚衫就要打! 下午两点半,同去的志愿者除了几个先行离开以外,被抓到派出所的十二个人终于在圣贤居酒店附近的一个小饭店聚齐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闹非凡,都在讲述着今天上午和中午的“非常遭遇”,都为朋友们的非暴力优越表现而感到无比自豪。简单吃点东西,临时商议取消看守所和县政府之行后,我们即刻启程,前往陈光诚所住的东师古村看望光诚太太袁伟静和孩子们,以及东师古村的其他受害村民家属。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面临的会是什么,我们清楚地知道东师古村村口暴徒们已经猖狂以待。但是我们不能不去,我们不能不去表达我们对无辜村民们的关爱与支持,我们不能不去表示我们对无耻强权和野蛮暴力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我们不能坚持正义而来,却带着遗憾和屈辱回家。 莫之许、邓永亮和我打了个出租在前面带路,高智晟律师和网友五岳散人(姚博)开着私家车在后面跟随,再后面就是长长的一大串跟踪车队了。一路上,机灵的出租司机很快就发现了形势不对,不停地问我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多车辆跟随。当我们耐心地告诉出租司机盲人陈光诚的光荣事迹和惨痛遭遇后,他痛心疾首,表示也听说过陈光诚的故事;当我们告诉他前面、后面跟着的十多辆车都是公安和国保的跟踪车辆时,他又惊慌失措,不停地说:“乱套了乱套了!”当我向他保证到了地方后,他可以把车停在安全地方,再由我们走路到村口去,他才暂时安定下来。苛政猛于虎,当地的老百姓是多么害怕公安呀。 下午三点二十五分,我正在车上发短消息:“我们正在前往东师古村去看望陈光诚家人和孩子的路上,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天父所造,都有人性和良心,我们只求对光诚的亲友乡亲说一声,也对看守他的人说:你们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爱你们……”算是给朋友和暴徒们各打一个招呼。这时,很意外地,我接到了陈光诚可敬的妻子袁伟静女士打来的电话:“赵昕,你们到哪里了,我一定要抱着孩子到村口去迎接你们!”我告诉她:“我们一行十几个人正在前往东师古村的路上,很快就要到了,伟静你千万不要抱着孩子出来,怕伤着了孩子”。伟静坚持要抱着孩子出来接我们,并辩解说只有她在,暴徒们才不敢打得太狠。我当然不同意,在我再三的请求下,她依然毫无畏惧地坚持要出来迎接我们。是啊,男儿有泪不轻弹,讲到最后,我确实是感动的泣不成声了。车后坐着的莫之许和永亮无声地递给我一些餐巾纸,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后来我们才知道,伟静在和我通电话后,立即抱着刚满一岁的小女儿从家里奔往村口,一辆无牌黑车将她拦住,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强行把她拖上车,和小孩子一起又被抓走了。警察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任何证件,就把她强行带走,只是在六点半快要把她往回送的时候才对她讲,是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扰乱交通秩序罪”依法传唤她,要求袁伟静签字。袁伟静说:“你们的程序违法,我绝对不签”。抓走后不到十分钟,我们十几个志愿者就到达东师古村了。很明显,当局故意把她抓走,是要使她无法见到全国各地的维权志愿者,从而无法得到任何精神和物质的人道主义帮助。 由于出租司机不熟悉东师古村,我们在开过东师古村约500米后,才发现马路南边的村口早已站满了五、六十人,而后面众多的跟踪车辆也已停了下来。我请出租司机赶快停车,下车一问,这是营后村,才知道真是到站了。跟朋友们商议后,由我和莫之许、邓永亮第一拨,殷雨生、李海、李金平第二拨,其他志愿者第三拨再上。孙文广教授由于72岁高龄了,今天已经被折腾得疲惫不堪,就留下来看着车辆。于是,我和莫之许、邓永亮带上要给袁伟静的圣经、捐款和物品,肩并肩地一起向东师古村方向、迎着那几十个猖狂以待的暴徒走去。走到半路,才发现殷雨生兄弟也跟来了,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我们几个。路上,我顺便问了问马路边微笑着看着我们的一些村民:“前面就是东师古村村口吗?”村民高兴地回答说:“是啊是啊!这些土匪等着打你们,你们怎么还要来?!”我们也高兴地回答说:“就是知道这些土匪无法无天地对付老百姓,我们即便被挨打也要来声援你们、支援农民啊!”在马路边上,在房屋背后,在树林背后,我看见了乡亲们真挚和期待的目光在炯炯闪亮。 很快地,就到达暴徒们守候着的东师古村村口了。我跨前几步,走到这伙为了蝇头小利出卖灵魂的人群面前,微笑着问他们:“请问这是东师古村吗?!我们来看望袁伟静和乡亲们,给他们带点东西来。”说着我扬了扬手里拿着的圣经和捐款。这帮暴徒突然躁动起来,纷纷喝令道:“快走快走,就是不许你们进村!”我们又据理力争,无奈是对牛弹琴,没有什么效果。这时我只好说:“大家都是人呐,能不能变通一下,干脆由你们转给陈光诚家人,我们就可以不进去了?!”可是无人敢于答应,只是一个劲催着我们“快滚”。就在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瘦老者越众而出,黑幽幽的脸上闪着一对凶猛动物般的招子,一边疯狂地猛推我们,一边发号施令:“把他们轰走!”于是,几十个暴徒们行动起来,开始从东师古村村口把我们往停车方向猛推。我猛然间观察到,与往常不一样的是:这几十个暴徒全部都是男人,其中居然有上午在沂南法院门口抢劫施暴的许多暴徒。 暴徒们一边凶狠地推攘我们,一边连捅带打,把我们四人往停车方向驱赶了几百米,我们也不停地回身营救落单的同伴。在经过一辆从北京跟踪而来的无牌汽车时,我清楚地看见车里的国保朋友们咧着嘴大笑。我和莫之许也乐了,冲着他们猛地挥挥手,又往后指了指,请他们看看我们可爱的中国到底是何等模样。可是一过警车和百姓较多的地方就不同了,就在离我们停车处不到百米处,只听见一声狂叫:“打!砸他们车!”,暴徒们“轰”地一声,就像一群疯子一样,开始肆无忌惮地施暴起来,兵分两路对付我们四个和第二批赶来接应的李海、李金平。只见暴徒们连抓带打、又撕又扯,把志愿者身上穿着的光诚文化衫就在身上撕成碎片,邓永亮被按在地上,很多人身上被抓伤。我挂念着孙教授和汽车的安危,边往回跑边冲着后面的人喊道:“快把车开走,他们要砸车!”没有一个人动,高大律师正镇定自若地请大家在路边吃西瓜呢!这时我看见出租司机正在慌忙启动汽车,只好赶快请心脏不太舒服的孙教授上车,保护他离开百米距离,我再下车观察情况:很快地,志愿者们除了姚博太胖穿不了光诚衫外,就只有我穿着沾染鲜血的光诚衫和孙教授身上穿着的一件光诚衫了。有几个暴徒看见我们俩在观看,又疯子一样朝着我们追来,吓得出租司机一边咒骂这些强盗流氓“疯了”,一边赶紧招呼我俩上车,又带着我们前行了一、二百米。这时前面跟踪我们的一辆江苏牌照的车还想阻拦出租汽车,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追来的几个歹徒已经不追了,正在路边大喘粗气呢! 很快撕完衣服,暴徒们开始卖力地掀抬高智晟律师的汽车,高智晟和大家一样上身光溜溜一丝不挂,冷静地和大家一起抱着手站在旁边观看。据朋友们后来描述,可能正是高智晟律师和志愿者们的冷静从容,虽然身上满是他们的爪印和瘀血,依然面带微笑和悲悯地看着这帮暴徒光天化日之下行凶作恶,才使得他们掀了半天掀不动,干脆喊“放下”了!据老高自己讲,他当时看了一会,看他们实在掀不动,干脆对暴徒们说:“你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你们的上级再掀不迟?!”最后他们中的一个头领模样的人喊“放下”,这伙暴徒才放下车来,开始轰志愿者上车。刘京生描绘道:“暴徒们把邓永亮脑袋给打得在车上直恶心,我看他那样够呛。马文都腿也打伤了。我们看那伙人追过来,就迎上去想跟他们交谈,只听一个人喊‘把他们的汗衫全撕了!’,那些人伸手就拽着我们的领口,“嚓”就撕了,现场志愿者的文化衫全给撕了,我和另外几个人是被摁在地上撕的。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理性,如果当时我们有一个人还手,当场就能把我们打死在那。整个过程警察就坐在后面闪着警灯的车上看笑话。” 是的,即使是真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无法让甘地彻底放心满意。可是就在中国临沂,我们做到了!我们曾经在“援助陈光诚志愿者致中国公民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承诺,在通往正义的道路上,如果我们面对阴谋,我们将报之以真诚;如果我们面对野蛮,我们将报之以文明;如果我们面对暴力,我们将报之以彻底的悲悯。同胞们,请支持我们,请关注陈光诚,关注一个盲人维权者正在承受的苦难。”是的,我们也说到做到了!在一条短信中我写道:“昨天打,今天打,明天还打!今天打我,明天打他,后天照打你!一个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一个人被迫害,所以人都不安全!我们现在尊重许志永、滕彪等维权律师的意见,在营救陈光诚中,坚持地方化非政治化原则。但是一旦律师们在临沂又再次被打了,那么,我们只能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去主动受难、挨打。” 是的,2006年7月20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所有的志愿者都坚持了非暴力抗争的基本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并始终怀着巨大的勇气和悲悯的情怀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的确不是怯弱者的无力行径,她是勇敢者的最高德行,是爱与公义、勇敢与无畏、宽恕与文明的集中体现!记得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经在诺贝尔和平奖答谢辞里谈到:“以暴力对抗暴力,再没有比这更软弱愚昧的事情了!”我们自豪,因为中国终于也长出了非暴力的绿芽! 当天被打得最严重的,上午是负责拍照并用身体死死保护摄像机的志愿者殷雨生兄弟,下午是准备进村看望陈光诚亲友和乡亲们的四川维权人士邓永亮。当然,我们不是临沂暴力计生案件中光天化日之下被无法无天的暴徒野蛮侵犯的第一批志愿者,也绝不是最后一批:据报导,陈光诚救援团成员7月20日是第六次被打。之前的五次是:2005年10月4日,许志永博士、李方平、李苏滨律师到山东临沂看望陈光诚,李方平、许志永被殴打;2006年6月22日,程海、孟宪明律师等3人在前往看守所探视因陈光诚事件遭到关押的其他村民,遇暴徒推攘、厮打;2006年6月23日,李劲松、李苏滨试图进村与袁伟静见面商谈取保候审事宜被殴打;6月27日,李劲松、李苏滨在进入村口时被纠缠殴打,车辆被砸、连人带车掀翻;7月10日,胡佳先生在村口看望袁伟静时被殴打。 有所不同的是,当我们这些志愿者在一个离东师古村不远的地方下车交流的时候,大家互相检视着,只见多数人光溜溜的上身上,到处是一条条爪印和瘀血,竟然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和伤心。也不知道是谁开了个玩笑:“噎,高律师身上满白的嘛!”大家一起看老高,只见他白生生的上半身红一块紫一块,都忍不住哈哈地乐开了!正是这种坦然而超脱的心态,使得这些非暴力的勇士们即便刚刚经历了一天的强权暴力,依然写出了《记一次快乐的旅行》、《脱光了多好》这样的精彩文章,倒是令许多朋友慕煞,大呼“下次去叫我”。 5、“7.20四部曲”之四:跟踪恐吓,以见不得光的方式! 规定动作完成。依依惜别后,我们兵分三路,决定班师回营了。老高和莫之许他们那两路自然有跟踪车辆伺候,李海先生、孙文广教授和我一路,乘坐出租汽车去搭乘长途大巴赶赴济南,自然也少不了山东警车前呼后拥:一辆跟踪车辆挂着江苏的车牌,一辆跟踪车辆没有挂任何牌照。我们停车小解他们也停,我们畅快了他们也依然憋闷着;我们下车等候长途时,他们也下车卖桃子,我们一上长途大巴车,他们又狼狈不堪地桃子也不要了,跳上车赶紧追将上来。我不禁深深哀叹,奴役人有什么好处啊?连自己也不自由,成为奴役者的奴仆了。 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车辆行驶速度过快,江苏牌照的跟踪车辆竟然把村民的一条可怜的看家狗给撞伤了。呜呼哀哉,同类相残!竟然又忍心置之不理,冒着村妇的恶毒咒骂继续追赶!我忍不住替那条看家狗可怜起来,想央求出租司机停车,可是那出租司机又恐惧又后怕,耽心起我们下车后,是否会遭到打击报复的事情来了。他顾虑的也有道理,本地本县人,谁不害怕这些虎狼成群的掌权者?果然,在我们下了出租车后,立即就有一个便衣跑去找他,讲了些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见那出租司机连连点头,似乎是答应回头到什么地方坦白交待。 就这样,这些无牌照和假牌照的跟踪车辆一直跟着长途大巴上了高速公路,出了临沂市地界,才慢慢地消失在我们的眼界中。其他朋友也大抵如是,充分享受了这种见不得光的跟踪保护模式。当然,高大律师除外,他的待遇比较特殊。 可是,见不得光的岂只是跟踪盯梢!前前后后,在山东受到威胁恐吓的就有陈光诚夫妻和亲人、其他村民和家属、李劲松律师、赵昕、孙文广教授。 同案被羁押村民亲属受到压力,不敢到法庭上去旁听。因为公安局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旁听的话,只能加重他们被羁押家人的处罚。 李劲松律师于2006年6月22日在临沂依法工作时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电话,他正好录下了音,作为证据提交给了相关司法部门。 赵昕于2006年7月18日22:35:41,接到一个死亡威胁短信息,来电手机号码为139-8137-8733:“你们一家人去死、、、?因为你们心不好!”非常奇怪的是,我的这个手机号码是刚刚才买几天的新号,是什么样的人物有这么大的能耐,能够很快查知我的新手机号呢?更加可笑的是,这个要残暴杀死别人全家的人,竟然还有脸指责“你们心不好”,似乎他倒是一个心肠柔软善良的好人!愿上帝引领、保守我们,也宽恕这个“好人”,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孙文广教授于2006年22日晚上10时半,接到一个声音凶狠的男子的恐吓电话(来电手机号131-7644-7423): 来电:“你是孙文广吗?” 回答:“我是。” 来电:“你小心点,你这小子,再出去胡转悠,我打断你的腿!” 回答:“你是哪的?” 来电:“不管我是哪的,你再出去试试看,我非打断你的腿不可!” 恐吓电话让孙文广教授家人很害怕但没吓着他本人:“陈光诚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理应给他声援和支持,此次沂南行达到了让当地知道很多人在关心陈光诚的目的,也给陈光诚家人送去一些温暖,这种活动今后还应当做。” 我们非常感动,无言以对。看着孙教授得知高律师一行已经离开山东直接回京时的若有所失,看着孙教授硬是挺着疲累交加的身心为我们忙出忙进地张罗,我们只能默默地祈求上帝,祝福这位饱经风霜而依然挺拔的老人,一定能够看到他一生的梦想与追求成真的那一天,我们再欢聚在一起,为前辈快快乐乐地祝寿。 在济南短暂停留了两天,拜会了一些师友同仁后,我们就分别启程从山东返京了。回到北京,也许胡佳“夫妻双双被软禁”的特殊待遇,正等待着我们呢。 6、对中国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的几点思考 19、20日,当陈光诚全国救援团一行人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文化衫出现在沂南大街上时,市民有的鼓掌,有的竖起大姆指。也许,陈光诚案的最后庭审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政府与一个盲人的战争”在人们的心中胜负早有分晓。那些临沂普通的老百姓和盲人朋友就是最好的见证。 A、出发前我们就作了充分沟通和探讨,要在中国大地上身体力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抗争,我们说到做到了。2006年7月20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值得官方和民间共同纪念的日子:这天,我们国内的民间非暴力勇士正式穿着光诚衫,举着宪法书,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勇敢无畏而又充满悲悯地、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堂堂正正的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中国民权史上又有了一个新的点滴积累。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不求推翻颠覆什么东西,只求脚踏实地的点滴渐进、适度改良,遵循宪政民主主义的道路,以自我的牺牲舍己、受难流血作为成本,和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一起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和平宪政民主转型事业,并最终通过真相与和解运动,达成“非暴力、无敌人、不流血、有赢家没输家、共同拥有明天”的最优建设性社会进步模式。 B、许多非暴力运动的民间反对者,尤其是国外流亡的朋友草率论断道:在中国实行非暴力民权运动完全不可行。理由归纳起来很简单:说印度、美国、南非、其他国家有非暴力土壤,而中国没有这个文化土壤;说中国共产党是个没有底线的妖魔,大英帝国、美国、南非还是有文化和宗教底线的;说中国大陆现在没有新闻自由,而其他国家拥有新闻自由。如此等等,似乎也有一点道理。可是,这些非暴力的反对者们就是提不出一个解决方案,即便是高喊“暴力革命”者,也不过是空想加寄托于政变而已。倒是香港的张三先生提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口号:“没有革命哪有改良?!”恰恰相反的是,“没有改良哪有革命?!”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无一不证明着这个宇宙真理:一个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恰恰是在一个点滴积累的过程中,一个大多数人思想进步过程中,一个负面成本逐渐累积的过程中,缓慢实现的。试问,没有百日维新、慈禧新政、立宪运动,哪来的辛亥革命?!走向共和、成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不是又推翻了一个大皇帝,起来了无数小皇帝吗?!没有公民社会一砖一瓦的建设性贡献,哪来的现代宪政民主大厦?! C、非暴力反对者的上述理由其实也经不住推敲:说中国没有非暴力的土壤,难道其他实现和平转型的国家就真的全有吗?中国不也有许多“不合作”、“和为贵”的宝贵资源,加上大家共同努力引进非暴力的文化和宗教资源,我国逐渐弥补这个缺陷还是大有可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妖魔化也是一个共产党化的思维模式!共产党也是由共产党员个体组成的,也有人性与良知,也不是铁板一块,否则就很难理解共产党中出了象赵紫阳、胡耀邦、李锐、胡绩伟、顾准、林牧、鲍彤、任仲夷、高山、方觉、戴晴等等这么多共产党人反对自己的专制政党和元首,甚至成为了民间的反对派良心。妖魔化共产党、诅咒化共产党未必能造就一个新中国!民间力量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七、八千万共产党员及其家属没有明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就没有明天!共产党还有三大法宝呢:枪杆子、党组织、统一战线;我们放弃枪杆子拿来了非暴力,党组织目前时局还不成熟不宜再试,统一战线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好好运用?!此一时彼一时,说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底线,倒真是一个故事!我们应该看到,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人民在变化,统治者也在新陈代谢,总是在一代一代权威衰减,一代一代思想开放。要说杀人,当时的大英帝国杀得不多吗?南非当局杀得不多吗?翻翻历史书看看,最起码比六四惨案杀的人还多,手段还更加血腥残忍!人家能够进行非暴力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为什么不能呢?!人家能够进行真相与和解运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人家有新闻自由我们没有,确实不错。可是我们已经身处21世纪,我们有互联网人家还没有呢,我们可以在一瞬间让全世界知道真相人家还无法想像呢!更何况,新闻自由也是早晚的事情,外国电台、外国电视的节目不是已经在全国各地的上空飘扬吗?收听敌台不是已经没有人管了吗?能够接触到自由信息的人不是一天天正在增多吗?关键在于如何突破信息柏林墙的封锁,关键在于如何清醒认识真实的今日社会,关键在于如何维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工农兵学商干”的公民权利,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融入主流社会,扎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基石!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历史地解决若干重大社会问题,如何摆脱个人兽性的奴役和仇恨的捆绑,成为我们的祖国真正建设性力量的一份子。 D、非暴力抗争的民间反对者,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极权主义”时代,无权者必然要争取自己的权利。即便是执政掌权者也不得不遵循一些“法治规则”与“普世价值”,至少在表面上不得不如此。正如赵晖先生所敏锐地指出的一样,这次临沂行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不合作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没有黑社会只有国家黑社会主义,没有暴徒只有恶质化政府,没有更坏只有更脏。中肯地说,一方面中国确实在产生更多的不公平不正义,一方面随着整个世界的进步和精英的新陈代谢,必然在水涨船高地整体进步着。我去年初在北京看守所时,看到了许多八九年我在监狱时无法想像的可喜变化:打骂少了,人权多了;程序进步了,管教和气了;少年与成人分开了,朗朗读书声多了。虽然积重难返,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点滴进步着。此次临沂之行,许多人预计会抓捕关押,甚至劝一些志愿者离开,但是虚惊一场,没有抓捕任何人;许多人预计会大动干戈,会打残打伤维权人士,但是虽然动手了,却只限于个别暴徒的野蛮动作和抢劫、撕衣,并没有真正大打出手;许多人以为敌对双方一定横眉冷对、剑拔弩张,其实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人,大家都在乐哈哈地,互相揶揄和开玩笑!这就是后极权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虽然专制机器仍然在凭着惯性运作着,依然在时时表现他冷酷血腥的一面,但是他已经不能像从前一样牢牢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自己也觉得力不从心了,只好或装做表面凶恶吓唬人、或低眉顺眼讨好你了!所以我们在大力揭露后极权的丑恶嘴脸时,也应该实事求是,以真实对抗假丑,以阳光对付黑暗,以宽恕对待仇恨,不要不择手段,反对魔鬼自己也变成魔鬼,重蹈了共产党的老路和人类的无数悲剧。并且,从哲学和历史的高度来看,短暂的疯狂与倒退并不可怕——没有疯狂哪有灭亡,没有倒退哪有进步?! E、非暴力抗争可细分为积极抗争和消极抗争两种:积极抗争由具有牺牲舍己精神的少数勇士去担当,中国也不乏这样舍生取义、心怀天下的德义之士;消极抗争就可由每个觉醒了的普通公民去身体力行,如穿衣、吃饭、关灯、佩戴特殊饰物、悬挂特殊装饰、某时到某地、随时讲真话、种种不合作等等,几乎没有什么成本和风险,只要宣传动员得力,也会产生巨大和长远的果效。譬如某小区在一个约定特殊时间一起关灯半小时,冲击力如何?无声的中国才是最强音。 万物互相效力,万事自有定时。只要我们都发出光,就会有光辉的明天!让我们一起来领会圣雄甘地的以下话语,并以此作为本篇结束语吧——“非暴力像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机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在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2006年7月23日至26日于北京──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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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新潮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3)  | 标签: 所见所闻 一. 潮起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结尾,曾自述心境:新潮未还,心潮跌荡。老友心细,看到后特地来电询及“新潮未还”之意。那么本文就从“新潮”谈起,来作一番探赜索隐的工夫。 看到“新潮”二字,联系前文主题,通常的直觉就是指的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所卷起的新潮,包括其中异军突起的《新潮》月刊。我们若往前看,《新潮》之为杂志,其实还另有一番渊源。她创刊于1904年5月,由日本新潮社出版发行,为日本文学界历史最悠久的一份杂志。日本文坛上有名气的纯文学作家,几乎全在《新潮》上发表过作品,有的还是在这里起步,成名成家的。如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太宰治、吉田健一、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等。 即便要论中国“新潮”之缘起,也还可以从新文化运动再往前追溯。且不说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展开保皇,立宪与革命之东京论战,激辩“路在何方?”时,已经屡屡提及“新潮”此意,即如1915年的夏末,胡适在美国思想日趋成熟的关键时刻(且终其一生再无大变),就曾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如此吐露了自己的心声: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萎,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 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 而大家熟知的中国现代的《新潮》月刊,则是在1919年元月创刊,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只不知此《新潮》,是否其灵感就来自日本的彼《新潮》?毕竟当时北大乃至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健将,可都是章氏门人,或日本留学归来的。在年轻时,在彼邦时,当然不免受过原来那份《新潮》杂志的影响。要数本国《新潮》骨干人物,当数当时尚为胡适学生之傅斯年与罗家伦,傅斯年更为主任编辑。后来两位学生为了做先生,先后赴英国及美国留学,所以自第2卷第5号起,改由周作人先生为主任编辑,毛子水、顾颉刚、陈达材与孙伏园四人为编辑。《新潮》共出版了12期,以傅斯年与罗家伦发表的文章最多,影响也最大。 二. 潮涌 我们今天来看《新潮》,只觉得她作为一份学生刊物,实在是顺应和推动了当时的启蒙潮流,开《国民》,《觉悟》,《湘江评论》等学生刊物风气之先,应该是风头甚健,一时之选。其实当时她的处境,却并不如后人想象中好。比如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之一,《学衡》主将吴宓,他反对新文学运动,鼓吹文言优于白话,诬蔑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极力主张言文不能合一。在《新潮》创刊不久,就曾相当激烈的表达反对态度: “近见国中所出之《新潮》等杂志,无知狂徒,妖言煽惑,耸动听闻,淆乱人心,贻害邦家,日滋月盛,殊可惊忧。又其妄言“白话文学”,少年学子,纷纷向风。于是文学益将堕落,黑白颠倒,良莠不别。弃珠玉而没粪土,流潮所趋,莫或能挽。呜呼,宓等孜孜欣欣,方以文章为终生之业,乃所学尚未成,而时势已如此。譬之种花者,浇壅培植,含苞未吐,而风雨骤作;益以坄锄,花即开而果即结,恐亦随根以俱尽耳。”(《吴宓日记》II,第91-92页) 吴宓先生尽管言辞激烈,毕竟是痛心于新文化运动那种“全盘否定”,不惜将脏水和婴孩一起泼掉弃之不顾的绝对姿态。我们姑且不说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场“文化革命” ,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有可以商榷之处(请参看《走出五四》一文),即便看其中的主要人物,如胡适,周作人等人,日后不也是回心转意,逐渐向故国深厚的文学学术传统回归了吗? 胡适先生虽然和陈序经先生一起,在三十年代提倡过“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我们却不可忽略他醉心国学的另一面。姑且不论他在哲学史,白话文学史上的开荒之作,或是对《红楼梦》,对《水经注》的终生热情,只要看看他在国外演讲或学术交流时,不断对外人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底蕴,现代价值,就可以知道:真正的胡适如毕加索笔下之《亚威农少女》,不再是焦点透视的,二维的,静态的,乃是立体的,多面的,复杂的,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单一绝决——即如适粉们津津乐道,喜爱拿来和鲁迅比的胡适的情感婚姻生活,也不是那么全然的“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蒋介石挽联语)。可以说他也是风流一世,余英时已经由其日记考证中找出若干蛛丝马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去读台湾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一书。 当然,就对待传统思想的复杂态度而言,这也要看到胡适的思想背景。即来自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本身,就属于较为温和,理性的英美经验论。这个思想传统,注重的是在旧的老树干上,发出本时代的新枝来,而不是对过去的全然背离。其中蕴涵着一种对传统的自觉延续和尊重意识。所以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论及杜威时,也明确他为“新英格兰自由主义传统”的继承人。 在这一点上,现代美国学者贾祖麟(JEROME B. GRIEDER)所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译本名为《胡适之评传》,南海出版公司,1992),提出了相当公允的评析: “胡适对中国优越文化的研究,其态度纯粹是批评性的,但绝对不是轻蔑的。他不相信中国的过去没有珍贵的遗产传到现在,同时也深信找到适当的历史先例甚为重要,因为那必然大有助于使“”的态度与方法,便于自外洋输入我国文化。他坚持对过去必须有充分适当的了解,他也坚持此一了解,必须以客观冷静之态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估价之后,始能获得。然而,他不赞成引用传统以衡量对新观念的去取及其是否在中国所处之新时代有其用处。他对于纯由感情(而非由理性)出发而保卫传统的人,大不以为然。比如以译小仲马《茶花女》和狄根斯作品出名的林纾(琴南),林反对废止古文,他说“”吾知真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在1919年,胡适写文章说,新思想对于旧文化的态度,是应当反对盲目遵从古代的标准,要以输入新的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因为科学方法才能使中国人对古代有正确的了解,这种正确的了解才能是中国长存于世界。胡适在1917年自美国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公认的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随后数年,在他诸多成就之中,他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还有很多很长的白话小说的考证批评,几篇清朝思想家研究,还有几篇有关佛教对中国思想与社会史的论文。”(参见第五章《中国与西方》,P137-138) 三. 潮涨 假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吴宓的反对新文化,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无论是民国以来,先后自沉的梁济(梁漱凕先生父亲),王国维;或是欧游尤其是欧战后一改前论的梁启超,及他的学生,主编《学灯》及《解放与改造》的张君励,张东荪等研究系;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办《东方杂志》之主笔杜亚泉,钱智修;又或是欧美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学衡派,乃至后来的新儒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不同派别,他们所护卫的传统文化本身,的确有不可磨灭的自身价值。何况很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却反而是政治上的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们徘徊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往往进退失据,狼狈中却见出一个时代的苦闷。 考诸杜亚泉之于新文化运动,视之为一位启蒙学者,并非溢美之词。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显然是保守的,然而保守并非单纯的守旧。墨子刻认为,在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范式:转化与调适。在调适论者看来,新文化不可能凭空生成,只能在传统背景下逐渐演化,新与旧之间有可能,也应该在新的语境下实现融合。 科学是启蒙运动的两面旗帜之一,杜亚泉当时所为,不是去争夺“旗手”的荣耀称号,而是在学理规范,科学普及上埋头干实事。在默默之中,他创造了现代文化事业上的多项第一:出版了我国第一份有国人自办的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第一份数学专业期刊《中外算报》,最早系统介绍化学元素表及其中译名,最早编写近代语文课本《文学初阶》,主持编辑中国第一部专业词典《植物学大辞典》和《动物学大辞典》——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继续空洞乏味,而科学播种者留下的硕果长存。(参见《杜亚泉文存》,许纪霖先生所作跋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又如国社党的“二张”,张君励在科玄论战中,被丁文江毫不客气的封为“玄学鬼”,同时又堪为中国宪政之父。尤其是张东荪先生在三十年代和叶青打的社会主义论战,其中表现的理论深度和远见卓识,更是超过今天许多自夸的体制内民主派:“吾知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详见左玉河著《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二章六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而据戴晴女士为张东荪先生写的传记《在如来佛掌中》,我们知道在1949建国大业,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时,毛失去的那唯一一票并非他谦虚而没有投自己一票,而正正是张东荪投下的。在建国后不久张即遭受到严酷的政治迫害,除了他本人的傲骨难驯,也同这一票有莫大关联。 在这些保守主义者当中,甚至一些人还因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成为了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结果彻底的倒向了专制。这个矛盾现象,在梁漱凕先生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既为孔孟儒家全心辩护,同时至死对“评法批儒”,将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毁灭殆尽的党和毛持正面肯定态度。 中国历史上,从孟子开始,中经王莽,张居正,直到近代康有为,都曾引经据典,“托古改制”,可见传统文化本身蕴涵的包容与多变性。同样的原因,往往由于此种多面特质,在不同政治派别的诠释下传统也变得面目全非,如同盲人摸象,各见其所欲见(像秋风先生,哪怕没有也要自己生造一个出来),而不见其所不欲见(如新儒家身上普遍存在对传统专制社会的美化倾向)——而又各各自以为已然得其全貌,再不容旁人置喙。或如新儒家之全盘肯定,或如陈独秀之“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若能跳出极端功利主义的思维窠臼与现实政治的羁绊,那么很明显,新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否认,东西文化从隔绝到接触,到交流,到融合与创新,必然有一个相激相荡的过程,对此我们在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近代转型中,都曾经看到过。当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奠定,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也就更为顺畅,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文化冲突,都集中在制度转轨的那个短时期内。一旦制度转型成功,传统文化就以不同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迷人的光彩。在日本,台湾,在欧洲大陆,都是如此。 相形之下,传统文化在中国却是命运多舛,花果飘零。除了传统本身的巨大包容性,以至泥沙俱下,首要原因,当然要归诸社会制度的严重滞后,以至在泛政治化的强力干涉下,各种意识形态体系之间难以相容,彼此冲突。而传统文化中最专制,最黑暗的那部分,反而沦为当代专制的奴仆与帮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因此而牵连整个传统文化成为民主派的猛烈攻击对象,也就毫不出奇了。也难怪在贾祖麟先生看来: “胡适在梁启超的一派新传统主义者的意见中所发现的危险是,他们使中国远离了西方及西方的文化,而事实上,西方文化却正在迅速演变成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而且,他们在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保守主义者得到安慰之时,会鼓励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欣然自足。胡适埋怨说,自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出版以来,大多从来未曾出国门一步的老人,都欣然色喜喊道:“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么说的!”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和他的同派就满足了拥护东方文化的虚荣心,也加强了东方的反动力量。”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自由主义者宥于固有陈见,同时秉承自儒家士大夫的精英意识浓厚,使得他们逐渐脱离了社会大众。他们空谈民主启蒙,却主动将自己隔阂于启蒙对象之外,隔阂于公共政治之外。从一开始,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便各自为政,散乱难聚,始终未有具体的组织,也因此从未形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力量。胡适一生理想,便是将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那一套民主体系落实到中国来(他归国前的《别叔永,杏佛,觐庄诗》中,有“从此改所业,讲学复议政”语,参见《胡适留学日记》1145页)。可是他“暴得大名”后,多次面临有利的政治时势和干政,组党机遇,但为了自己一人的安危和清名,为了做一个谏臣,始终踌躇不前。结果丧失了真正参与政治,民主救国的宝贵时机,到最后只有悔之晚矣。以至有学者推论他在1962年中研院会议上猝然去世,和他晚年眼看《自由中国》被禁,雷震等人入狱而无所作为,故而心怀歉疚有很大关系。 反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开启的极端对立化,两极化的批判思维,影响到当时及后来的广大学生青年,为日后的政治激进主义,为马克思主义背后的共产国际势力在中国的蔓延,为国共两党大力吸引培养党国,党军人才,提供了危险的思想储备和社会土壤。尤其是当局借以起家的群众路线,在“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等乌托邦口号背后,其实隐藏着远比儒家学说更严酷的集体主义思想。为了某个虚幻的社会群体,其自命的代表和先锋队可以为所欲为,将每一个个体都贬低为可有可无的工具和手段,其惨痛后果,国人至今深受其害。 当人们出于保国保种的现实需要,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对传统文化再也无所顾惜,对传统信仰再也无所敬畏的时候;当新文化运动后期如胡适后来叹息的,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迅速偏离了其思想启蒙的主流,抛弃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步入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集体主义迷狂时,就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也难怪后来有的学者强调:新文化运动后期,当暴力革命压倒思想启蒙,一党专制的集体主义取代个人自由,那么也就埋下了中国日后苦难的导火线。终于发展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峰。 而我必须要在这里指出的是:今日的新老毛左们,虽然同样有着极其浓厚的保守色彩,但他们竭力为之辩护,不惜一切维护的这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则是完全的黑暗。其中没有一丝一毫值得保存的东西,谈不到任何正面意义。对着刽子手单方面的讲宽容,讲理解,如同胡适当年讽刺的“为盗贼上条陈”,实在是对自己苦难同胞的残忍,也是对民主自由的背叛。如果说捍卫传统文化,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那么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千方百计为当前的极权体制辩护,就实在让人齿冷了。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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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任星辉:三峡:为什么“我们很不放心”

任星辉:三峡:为什么“我们很不放心” 进入专题 : 三峡工程    ● 任星辉       5月18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这次会议同时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问题有的在论证设计中已经预见但需要在运行后加以解决,有的在工程建设期已经认识到但受当时条件限制难以有效解决,有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虽然从论证到建设,有关三峡工程的争论和问题的消息,一直就有,但由官方公开承认这个多年来着力打造的政治标本工程存在不利影响,这尚属首次。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媒体一扫过去数年在三峡问题上的“谨慎”,开始大量报道和探讨相关问题。借着这次国务院这次表态造就的言论空间而来的,除了对相关问题关注的深度推进,还有有关方面的重申、澄清或辩驳。就后者而言,或者强调三峡工程是科学论证、民主决策的典范,或者指责有人借机“攻击”、“妖魔化”三峡工程,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好像媒体和民众的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一样。          其实,对于稍微留心三峡的人而言,国务院的这次表态所涉及的问题,早已通过此前媒体的零星披露和各种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有所了解,所以其作用无非是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而已,此外并无特别。但要解码近三十年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之后,公众何以对三峡依然“我们很关心”、“我们很不放心”,恐怕还得从三峡方面及相关者这次出面申言的东西入手。           科学论证?          1986年6月,原本由国家计委主持、国家科委协助的三峡论证,转由当时的水利电力部负责。水电部主持的此次可行性论证得出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正是这次重新论证,成了后来三峡工程上马的基调。理应说,这次由来自“国务院所属17个部门、单位,中科院所属的12个院所,28所高等院校和8个省市专业部门”的412位专家分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等14个专家组进行的论证,不至于再有“科学论证”与否的疑问,但问题恰好就出在这里。(长办三峡论证办公室,1990:3、8)          水电部是三峡工程的主管部门,对三峡也持主上态度。因此,论证交由水电部,如时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三峡论证组副组长的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林华所言,是“由国家论证变成了部门论证”,从此“三峡该不该上是不容讨论的,只能论证‘如何上’的问题”。林华指出,“这就是主管部门自我论证自我决策的弊病所在。”他认为:“像三峡这样的重大工程,影响到经济、政治、军事的大局,技术问题的比重最多只占30%,而且技术问题要服从于经济、社会的全局。所以应当由综合部门进行全面论证。”对水电部主持论证有话说的,不止是林华。1988年12月,包括林华在内的孙越崎(时任政协经委三峡论证组组长)、陆钦侃等10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共同致中央的“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中提出:“建议下一步讨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请综合部门如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或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组织,请更为广泛的各部门专家学者参加,贯彻真正的民主化科学化精神……”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则坦言“由国家论证变为部门论证是错误的。”(戴晴,1989:20、70)          论证交由水电部负责,就让人给“科学论证”打了问号,而它组织论证的方式、程序等,更是坐实了这个问号:“在组织工作上,水电部成立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对论证工作实行集体领导。领导小组由原水电部部长、有关的副部长、总共、副总工及有关领导共12人组成。”(长办三峡论证办公室,1990:2)在前述“意见和建议”中,10位政协委员就指出,领导小组的这些人“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我们来看看这个领导小组名单,就知道所言非虚了: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钱正英 水利电力部部长          副组长 陆佑楣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 潘家铮 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级工程师          成 员(兼秘书长)          陈庚仪 中国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筹建处主任,高级工程师          成 员(兼副秘书长)          黄友若 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          史大帧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杨振怀 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          娄溥礼 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苏哲文 水利电力部原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魏廷争 水利电力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沈根才 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徐乾清 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孙越崎等同时指出,“在领导小组下属的14个专家组,其中10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负责人,其余4个组也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如此组织格局下的论证氛围又如何呢?(戴晴,1989:20;领导小组名单及专家组名单均可参看国务院三建委办公室网站:http://www.3g.gov.cn/gclz/lzxz.ycs)          参加了1988年11月下旬三峡工程领导小组第九次扩大会议的这几位政协委员说,“即以这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出席者177人统计,其中103人为水电系统的同志,也占多数。这样的组织方式难免形成‘一家之言’。”“会上虽有不少不同意见,但总结时总以绝大多数同意,原则通过论证报告。而且历次论证会,都是一面倒的三峡工程一切都好,三峡工程不可替代的发言,稍有不同意见,很快就抓住一点进行反驳,民主空气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论证,实质上是一个部门对其所属工程的论证,难以做到超脱的综合论证。”(戴晴,1989:20)          何况,作为主管部门的水电部(1988年撤销,改组为水利部和能源部)还有别的考虑。拒签综合经济专题论证报告的地理学家郭来喜指出:“论证报告提出1989三峡工程上马,我想这不是一时的失误,也不是疏忽,而是一厢情愿。三峡工程不立即上马也有一定难处,这就是葛洲坝工程完工后施工队伍如何转移,家属怎么安排,也涉及到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问题。”(郭来喜,1988:328)在林华处巧遇来采访的记者钱钢的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雷树萱也说:“为什么葛洲坝花那么多钱?就是本来想搞了葛洲坝,装备起来去上三峡。因此葛洲坝48亿投资,有8个亿是施工机械。有人说,搞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一支强大的‘装甲兵’,——从日本进口了大采沙船,这种船只有在长江可以用。搞了那么多大翻斗车,也只有在长江截流用。现在工程完了,两个亿算是折旧了,六个亿的设备烂在那里,从1970年到现在,快二十年了。浪费不得了!”(戴晴,1989:71)这当然也是问题,但正如郭来喜所说:“比起全国大局毕竟是个局部问题。”可是,真正重要的,却是主持论证的主管部门水电部的想法。          如此等等,还怎么“科学论证”?           民主决策?          论证之后,最终决策定于政治,这无疑义。但正如真正的论证不应借科学之名,行承风希旨之实一样,政治决策不能系于领导的脑门子,而应受制于民主程序或者至少是代议机构预算控制下的公共机构。三峡工程走的是最高权力机构的民主程序。类似公共工程由人大决策,这是空前且暂时绝后的一次。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通过决议,“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2633人,对这一个议案的表决结果是赞成票1767,反对票177,弃权票664,另有25人未按表决器。虽然赞成票占多数,但反对和弃权票之多,也创下了迄今为止的人大会议之最。          本来,一个设想近百年、论证半个多世纪,牵涉面如此之广的工程,无论论证还是决策,有不同意见都是平常事,根本不足为怪。但为了回答三峡工程的决策是否民主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从不同意见受到何种对待开始说起。这是因为,只有民意代表有充分的机会了解对三峡的不同意见,并能自由地表达自己关于三峡的意见,才能避免稀里糊涂投票,充作“橡皮图章”的民主假象。          先来看当时环境下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们在论证程序中是“说了也白说”的话,在公共表达中受到的待遇则基本上是“不让说”。政协委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乔培新说:“围绕三峡工程的论争反映了一种偏向——不够民主。只许表示赞同的意见,而给反对意见的申述设置种种阻碍。决策在表面上有民主程序,实则不是那么回事。去年政协会议期间,人民日报向我约稿,我谈的便是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稿子安排了说是第二天见报,但报社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说不发表,只好作罢。”政协委员、水利水电与防洪专家陆钦侃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新闻界对讨论三峡工程的报道不公正。一方面赞成上马的消息见诸于各报刊;另一方面我们送给报社的稿件都被退回不用。因此容易给人民群众造成错觉。1988年政协开会,我和五名委员联名拟了一个提案,说‘关于三峡工程上马的两种不同意见,应平等地都见报’。后来中宣部答复是:‘不宜在报上公开辩论’。”(戴晴,1989:87、105)又是“上面”的通知,又是中宣部的“不宜”,这些不同意见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不止是这些委员们个人,就是全国政协出面,也无可奈何:当时孙越崎带队的全国政协考察团考察三峡后在政协礼堂召开发布会,只有当时供职于《光明日报》的戴晴一名记者到场,且是林华通过私人关系约请,而非报社委派。后来戴晴从报社得知,上面有通知不让去。戴晴就是从此开始关注三峡的。(戴晴,1993a)          虽然借着当时的新鲜空气,仍有不少作品见诸媒体或正式出版,比如李锐的《论三峡工程》和田方、林发棠主编的《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和《再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两书,但总体的言论空间依然非常有限。来自国家计委的田方、林发棠两位学者因为主编前述著作,就几度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干扰。(戴晴,1989:127)汇集大量不同意见的《长江三峡工程争鸣集》(总论、专论)虽于1987年由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却是“内部发行”。由戴晴主编,多位记者参与采写,汇集了三峡工程主要不同意见的《长江 长江——三峡工程论争》一书,经各种周折终于出版后,于1989年10月被以“为动乱和暴乱作舆论准备”之名查禁。(参见晓蓉:《长江 长江》成书以后)          与不同意见的这种屈辱境遇不同,主上一派的势头可谓是咄咄逼人。郭来喜提到:“参加三峡工程论证对我说是个不断学习过程,但有话又不能不说。在我认识转变过程中,对我刺激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上海出版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三峡工程特刊。中央决定三峡工程组织全国各方面的专家重新论证,论证会尚在进行中,就在会外大造舆论,而且按语与标题都很刺目,说什么三峡工程已经等待了30年,即使是原子弹……等等,似乎原子弹扔下来也不成问题。”他还评论道:“论证报告给我的印象有点强加于人之感。好像非得1989年上马不可。为什么不用个假设年份,例如假定1989年上马呢?为什么不用一个更客观办法,用工期第1年、第2年……第20年这样的序列来论证呢!明知1989年上不了马而非写1989年开工不可,是不是有点逼人就范的味道?今年6月我去成都出差还从一位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那里听到中央已决定三峡工程明年上马的误传。联想起来的这是否又是一次人为的社会舆论?从会外‘配合’会内论证呢!”(郭来喜,1988:327、328)          需要补充的是,即使是对三峡工程持主上态度的论证报告,流通范围也是受限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88年12月出版的《三峡工程专题论证报告汇编》,封底写着“内部文件 注意保存 请勿翻印”。不同意见的传播受到种种杯葛,主上者却多以论调而非论证示人,如此舆论背景,我们的民众及其代表,怎么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个工程呢?          如果说此情此境谈国民的知情权太过奢侈,那就现实一点,只看以人民之名决策国是的人大代表们,对他们要决定其命运——至少表面上如此——的这个工程,能了解到什么程度。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常委黄顺兴的遭遇,就很能说明问题。          黄顺兴是台湾彰化人,是农业和环境保护专家,1964至1969年任民选县长,1972至1980年任民选立法委员。黄先生1985年取道日本来到大陆,1988年出任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他来到大陆不久,便为了弄清楚真相,开始搜集资料,但在人大,他却被排除在通过决策之前组织的人大常委三峡工程考查团之外:“我在事前根本不知道人大常委决定作这样一个考察。直到他们从三峡回来,向报界发表完全支持三峡工程早上快上,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我问几位一直关心这一工程的常委,都说并没有得到通知。我于是马上打电话问秘书处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我们猜想你身体不好,就没有通知你。我说你怎么知道?!他吱吱唔唔讲不出来。后来我听说,去的人是经过挑选的,多数是外行,自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即使三峡议案列入了1992年的人大会议审议日程,人大方面也没有协助他全面了解情况,“不但没有,还制造重重阻碍,连最基本的论证资料也不肯提供。”黄顺兴问秘书处:“你们准备的成套的力促上马的‘正面材料’看到了,有没有另一方面的意见?我两面都想了解。他说台湾团有一份,只能借用,不能给你。我说:你们做正面推动性宣传,花那么大的气力,每位代表光材料就几公斤;而不同意见,只薄薄的几小册,怎么就不能发给每人一套?三峡工程的决议案要在大会上表决,不了解全面情况,怎么发表意见?也许有人愿意放弃权利,我不,我要我的一份,你想办法给我找来。”明知无望的黄顺兴只能在开会之前在家中自行将10本负面材料复印好几份,发给了希望知道全面情况的代表。不过,后来在会上,秘书组还是给了他一份反对方意见,并且说:“黄老,这是特别给你的。”他当时回答说:“我不要特别,了解全面情况是每个代表的基本权利。”(戴晴,1993b)          这样的情况延续到了人大对三峡的正式审议和表决上,如黄顺兴所言,“为达到通过的目的,他们想方设法”,违反法定程序也在所不惜。当时,并没有安排不同意见专家到会介绍不同观点,到小组会上说明情况的水利部、长办人员,对部分委员提出的问题,有的推拖,“有的根本答不出来,如预算、筹款渠道等问题;有的答非所问,只将他们的提案重复一遍了事;有的干脆明说不敢作答。”黄顺兴想让更多的代表了解更全面的信息,但他的努力失败了:“在小组讨论阶段,我尽量和别的代表联系,动员起一切可能的因素,想让尽量多的代表在表决前知道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材料,大会不下发,我想,那我就个别送吧。没想到送也送不成,因为大会封锁,不同地区的代表之间不准直接交往,材料只能送到所在团的秘书处。但一到那里,就如泥牛入海,对方根本不可能收到。”(戴晴,1993b)          三峡议案表决时的遭遇,最终使黄顺兴退席抗议。黄顺兴说,“人大《议事规则》第54条规定:想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须事前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大会主席即应安排发言。临时动念者,经大会主席许可始得发言。代表第一次发言时间10分钟;第二次5分钟。”“这条规定是很具体的,只要代表事先登记,大会主席就得安排,不得拒绝,只有临时要求发言者,主席才有回旋权力。我那次既然已经决心在大会上发言,3月31日便向大会秘书处登记了。按照规定,对于能否发言,根本无需怀疑。尽管如此,我还是作了最坏的打算,准备好重要的材料赴会。”表决当天,黄顺兴登记了的发言果然没有被安排,他只能临时变通应对:“我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不予理睬。我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突然听到台湾记者喊:‘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了!’一开始我还没有反映过来,后来才明白,原来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通通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你堂堂一个人大,怎么敢这样——将电源关闭,动用技术手段来压制代表行使权利。我决定退席抗议,离开座位,走到休息厅。记者围上来,我事先虽然没有料想到关闭扩音器这一粗暴作法,毕竟有所准备,于是当场把材料散发给他们,同时对他们做了补充说明,等于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戴晴,1993b)          林华说:“你光给领导同志送一面之词,你让他如何做出正确判断?”人大的决策亦如是。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方意见自由、充分呈现,让参与决策者对问题的是非有个基本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再按法定程序拍板定案,如此民主决策一说方可谓不谬。可在三峡决策上,不同意见无论在社会还是在决策机构,都被刻意限制,“一言堂”若此,哪来什么“民主决策”?如果民主只是稀里糊涂摁表决器,盲人观花聋子听戏的话,那这也算得上。          这个错漏百出、违反法定基本程序的决策,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黄顺兴说:“本来,大陆几十年来上马的工程不下千百万,小至啤酒厂,大至核能发电站,也有投资几十亿上百亿的,都不曾如此郑重‘通过’,为什么偏偏把三峡工程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表决?这本身就有问题。”什么问题呢?黄顺兴的观察可能道破了个中玄机:“没有把握又要强行通过,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把责任推给全国吗——这是你人大通过了的!为什么要推?没有把握。这几桩事情都是连带的。”          但正如黄顺兴掷地有声的回答:“这责任你推得掉吗,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桩事,都是要向历史交代的。”           众声还将喧嚣          关注过长江洪水报道的人可能都清楚三峡大坝的防洪地位在媒体上的嬗变轨迹:          2003年6月1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          2007年5月8日,新华社稿件:“三峡大坝 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2008年10月21日,新华网稿件:“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2010年7月20日,央视网稿件:“三峡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对于这些由权威官方媒体发布、让公众无可如何的防洪标准,后来三峡方面出面澄清:“大坝的防洪能力从来就没有变过,是媒体在不同时期截取了不同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四种说法都对。”(以上据媒体报道整理)如果你去翻阅三峡论证报告,当然会知道这些报道的不严谨。那么,是这些媒体要把三峡方面往火上架吗?这显然也非实情。正如一些人已经提到的,这些不确切的信息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          官方在舆论上一方面把三峡工程说得有百利而无一弊,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制不同意见的表达空间,对于问题或事情,也尽量藏着掖着,到了不得已非得公开或澄清的时候,就摆出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架势。虽然基于对论证、决策程序的质疑和各种渠道的了解,公众对三峡工程的问题已经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但由一个不受民意控制的官方机构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的往外挤,谁又知道还有多少没挤出来呢?如果说三峡论证和决策中的问题,尚可以视作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在三峡已经建成的今天,有关方面是否应该补上信息透明这一环,让国民的知情权有个着落呢?至少从我们追问三峡资金信息公开的尝试来看,即使在《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度保障之下,相关机构拒绝,法院不受理,只能说:晒账,难!信息透明,难!          是工程就有利有弊,这并非那种庸俗的两分法,实情如此。而官方主导的过度宣传则几乎“神化”了这个工程,但正如一切人造神话的结果往往是飞仙不成反生妖孽一样,把三峡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官方宣传,其实自己早已就把它“妖魔化”了,哪还等得及吃力不讨好的不同意见者的质疑!有关方面在指责人们“攻击”、“妖魔化”三峡的时候,就不能自己照照镜子呢?          198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接受钱钢采访时,用两句话来概括一百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对三峡工程的态度:               ——我们很关心。          ——我们很不放心!          今天,这两句话可能是很多关注者依然要说的。何况,三峡工程的效益之辩还算不上结束,移民、资金等问题依然有待解答,由三峡带来的长江流域区域利益分配的问题也正在浮出水面……          至少,为着知情权,众声还将喧嚣。               (本文来源于《传知行学术通讯》2011年第六期)    进入专题: 三峡工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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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社科院报告:中国城乡差距世界第一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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