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

张耀杰 | 《黑白傅传耀》图文征集启示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2)  | 标签: 黑白 , 傅传耀 , 图文征集 , 启示 本人受相关当事人委托,正在编写一部《黑白傅传耀:官场铁血纪实录》,现征集所有与前贵州市委书记傅传耀及其妻子闵崇艺有关的文本信息和图片资料。希望热心网友和知情者提供帮助。来件请注明“黑白傅传耀”。征文邮箱:[email protected] 。截止日期:2011年12月30日。该书将首先在台湾一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免费赠送。以下是受权转发的相关文字,仅供参考。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致2010全国“两会”的公开信 ——请关注遵义革命老区的腐败和人民的生存状况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十一届全国政协三次会议主席团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您们好! 2010,新春伊始,代表、委员齐聚北京“两会”,共商国是,我预祝大会顺利召开并取得预期效果! 恳请各位代表、委员关注贵州省原遵义市委书记,现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在遵义长达十几年的执政中的严重腐败(件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致冤假错案众多,正义长期无法得到申张,人民生存状况甚忧的问题,并请在“两会”上作为议案或提案提出。建议大会主席团将该案列为重要议案或提案,帮助对革命曾作出巨大贡献的遵义人民反腐败,讨公道。 举一典型案例即可看出遵义人民生存状况的恶劣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2009年10月中旬,贵州省遵义市一名叫何胜凯的20几岁的年轻人因多年到贵州遵义法院上访无果,竟持刀闯遵义法院杀3人,其中该院一法警队长当场死亡,该事件发生后,网络称何胜凯为“贵州杨佳”。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贵州遵义腐败严重,人民的冤屈之深,生存状况之恶劣,人都被逼到不惜用宝贵的生命来讨“说法”了。 对遵义腐败的严重程度、人民生存的恶劣状况,北京十位老同志(于光远、李普、李锐、何方、何家栋、张思之、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以姓氏笔划为序)及更多同志是亲历者、知情者、见证者。 再举一个社会各界广为关注的典型案例:源于我们对革命老区人民无比感激之情和匡护正义的社会责任,多年以来一直关注“遵义购房多付款”案(有关案情介绍见我们代遵义老红军致中 央的信),傅传耀为包庇涉嫌职务犯罪的胡光华(原贵州遵义驻京办主任)、杨晓林(原贵州遵义驻京办副主任)等腐败官员逃避法律制裁,长期“顶”着不处理,还提拔重用。对要求挽回国有资产损失的张抗美同志,傅传耀则长期滥用公权力,有组织、有领导地对她残酷打击迫害,还累及支持她的遵义老同志。任远征同志(任弼时之女)痛心疾呼:张抗美要不是老红军子女,哪不是被“整”死了吗?尽管中纪 委、中 组 部、国家信 访局、全国妇联等部门多次出面保护张抗美的合法权益,媒体也进行监督,但傅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更恶劣的是,恶人先告状,编瞎话说他对张抗美如何“照顾”,有时甚至当着上级领导的面痛哭流涕。目睹张抗美工作、生活现状的同志们说,欺上瞒下是傅传耀惯用的手法,他是鳄鱼的眼泪,恶毒!幸喜张抗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尤其是遵义老红军、老八路、原任遵义地、市的老书 记、老专 员、老秘书长,几百人不畏强权联名呼吁,才没被“整”死。 2007年,北京十位老同志从爱护干部的角度出发,曾委托我执笔致信傅传耀,请他处理好“购房多付款”案等问题。傅给我回信说这个案子曾有朱镕 基等五位政 治局常 痿做过重要批示,但他什么都“不知道”,叫我去问中纪 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检察机关。我回信骂他大胆“牛”。傅对我们都尚且如此狂妄,不可一世,可想而知,遵义老百姓在他眼里…… 社会各界对傅传耀倒行逆施的执政行为感到愤慨,为老区人民深感不公、不平!刘英、于若木、张黎群、张光昭等老同志为此死不瞑目!目前还在上下呼吁的老同志、老同志子女、记者、法律专家、律师深感愤慨!他们对我们说,经常有效仿“杨佳”,为遵义人民讨回公道的冲动! 傅传耀是特殊党员和公民?不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制裁?他有什么资格坐在我们打下的江山上,长期猖獗地和我们 “叫板”?他哪里把革命传统、老同志放在眼里。最典型的是他在遵义执政期间为了敛财、政绩将“遵义会议会址”周边环境全拆光,如不是文物专家学者冒死阻拦,媒体监督,“会址”可能都不复存在了。 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素质低下、无恶不作的大胆“牛”官,还“边腐边升”。2008年由遵义市委书记提拔到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岗位。我和其它同志看见报道后无不义愤填膺。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助长腐败吗?!其结果是上行下效,腐败愈演愈烈,傅传耀在遵义人为制造的象“购房多付款”等一个个冤假错案谁也不敢纠正,当权者变本加厉地迫害正派干部,群体事件不断发生! 为此,请帮助老区人民吧,让他们生活得幸福,有尊严! 此致 敬礼 同志们反复讨论,3月3日定稿。新华社离休干部戴煌(亲笔) 2010、3、3 转帖:传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双规”孰真孰假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09030358 [url=http://club.bandao.cn/showthreadm.asp 最近,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傅传耀和他在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的妻子闵崇艺“双规”了的消息在贵州省遵义市成了热点新闻,传得沸沸扬扬,不光基层普通民众议论,奔走相告,连遵义市在职和离退休高层干部都关注,觉得贵州省委是应该重拳出击,严惩遵义官场腐败了。 傅传耀和妻子“双规”目前还未有组织正式消息,但决不是空穴来风。据确切消息称,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内,闵崇艺在遵义市汇川区国土资源局任副局长的弟弟闵从昭和傅传耀在遵义九园房地产开发公司任老总的侄儿傅芝国案发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遵义上访冤民们见到记者时,说傅最近没有在电视上露面,应该参加的会议也不见踪影。上访人故意到遵义法院找傅的妻子反映问题也多日不见。他(她)们历数傅传耀在遵义任市长、书记、荣升省人大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他的许多亲属安插在遵义的权力要害部门或敛财行业。为了在遵义挣大钱,据说傅芝国连他在贵州省毕节某建设局的局长官位都不要了,屈就在遵义九园房地产开发公司任老总,搞“黑房开”谋暴利。 从上访冤民的材料中看出遵义司法腐败枉法裁判制造冤假错案众多,傅是遵义市委书记,闵是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又有众多亲属在遵义从事经济活动,凡有经济纠纷,遵义法院的判决就不可能做到公正。记者看到遵义中级法院的一份要求某开发商还借款的判决书,20几位债主中就有八位闵姓债主。 据一位谋冤多年的退休干部说,傅传耀升任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后分管(联系)贵州省政法口工作,他在其它地方的冤案虽得纠正,但赔偿款就遥遥无期的被拖下去的重要原因是傅主任“做工作”。 冤民们告诉我们在遵义采访要注意安全,说遵义官场贪腐成风,“黑”,我们说不怕,我们是经过重庆“打黑”考验过的! 稿子发不出,借助网络发表,以表对老区人民的一点关心,希望能引起领导重视。                 良知记者                 2011、4、26 傅传耀简历 傅传耀,男,汉族,1955年3月出生,贵州金沙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6年8月至1978年9月,任贵州省金沙县岚头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团委书记; 1978年9月至1980年8月,在贵阳师范学院毕节专科班中文专业学习; 1980年8月至1983年1月,任共青团贵州省金沙县委工作员; 1983年1月至1990年11月,先后任贵州省金沙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常委、农工部部长,纳雍县委书记; 1990年11月至1997年2月,先后任贵州省毕节地委委员,纳雍县委书记、毕节县委书记、毕节市委书记(其间: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1993年8月至1995年12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年2月至1997年7月,任贵州省遵义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 1997年7月至1997年10月,任贵州省遵义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1997年10月至2001年9月,任贵州省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1年9月起,任贵州省遵义市委书记,遵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2000年3月至2003年1月,在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8年1月,当选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傅传耀同志是十六大、十七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十届贵州省委委员。 傅传耀的妻子闵崇艺简历 闵崇艺,女,汉族,1956年5月出生,贵州金沙人,大学学历。1973年8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正县级审判员。三级高级法官。 老红军女儿12年上访无果说明什么? 原作者国标焦, 原文网址:http://bbs.oeeee.com/articles/2009-12/16/6816299_1.html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傅传耀,权力的欲火在燃烧 / 2011-10-06 23:36 / 评论数( 3 ) 辛亥百年的价值迷失 / 2011-10-05 21:19 / 评论数( 4 ) 张耀杰 革命与暗杀:壮志未酬宋教仁 / 2011-10-05 21:19 / 评论数( 0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 2011-09-25 22:19 / 评论数( 2 )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 2011-09-09 10:17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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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凌志军:朱镕基与民心向背——1990-2002年中国实录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复存在,那片土地上现在有15个总统,共产党不是成了在野党,就是成了违法组织。抨击苏联解体的那些人增加了大家的思想混乱,他们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贴上“和平演变”的标签,还对那里的经济衰退幸灾乐祸,因为这正好证明了他们说的“亡党必然亡国,人民重吃二遍苦”的道理。 这是政治的争论。现在回想起来,说1998年是“流行政治年”,是有事实根据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的淡漠,以及“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倾向,本来已经相当明显,而现在,有一股潮流涌出来,似乎是在与政治展开最后的热恋。乡下有人抗税,城里有人罢工,有人群聚起来上访告状,有人偷偷组织社团,“法轮功”的活动也是屡禁不绝,这些都是不祥之兆,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工业城市里,还出现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这些也是危险的。不过,我们所说“最后的热恋”不是指这些。一个住在深圳、名叫何清涟的女子,写了一本书,取名《现代化的陷阱》,里面叙述了中国面临的形形色色的坎坷,既犀利又委婉,令所有现代化的梦想不得不大打折扣。中央电视台的年轻编导刘春看了以后,不禁感叹:“书写得惊心动魄,令我辈须眉惭愧不已。”但那时候这个瘦弱女子已经做好准备,自己如果不想掉在这个“陷阱”里,除了告别中国政治远走异国,别无选择。 正月初一这天,多年不露形迹的万里出现在上海市民面前,坐在黄菊和徐匡迪中间谈笑自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用好几秒钟播放这个场面,在老百姓的眼里,这就不是过年了,而是政治,再早几天,香港的三家大公司倒闭了,连带房地产价格下降30%,市民上街游行抗议,这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所以董建华才会跑到北京来找朱镕基,火急火燎地求援。北京市新华南路有个名叫龚力文的妇女,在急切地寻找克林顿,口袋里面还揣了一封信,信里恳请总统关注她的以“境外人员刺探国家秘密罪”被判处9年徒刑的儿子李海。可是克林顿正在兴致勃勃地和江泽民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呢。一大堆电视记者围着两位元首,把他说的话一字不漏地播出去了,这让美国总统兴奋,也给了很多中国人错觉。一些人展开“组党运动”,以为中国就要变成美国,中南海也可以坐视他们胡闹。李鹏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说:“决不容许出现反对党。”又说“要接受历史的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立几千个政治性组织,乱得不得了。这种情况不能重演”。还让《人民日报》把这话刊登出去,这是明白无误地警告他们悬崖勒马。 “反对党”是“决不容许出现”的,但是“竞选”却出现了。地质大学一个新上任的副校长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这与以往不同,按照《北京晚报》的消息,有五名候选人分别登台“拟职演讲”,接受选民质询。其中有个叫王聪的,一开口就承诺为大家办20件实事,结果当选了。在老百姓看来,谁给他们办好事他们就把权力给谁,在政治家看来,这不就是“竞选活动”么?要是倒退回去几年,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件了,可现在,这一点也不稀奇,你如果有机会走出城市,走到乡下,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就有可能看到那里在“竞选”呢,根据一部新的法律——《村民组织法》,全国500多万个村庄全都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了。这样一来,这个以“任命制”维系自己权力体系的国家,一下子冒出来数以百万计的竞选场面。 对于这些场面,当时有不少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农民连文化都没有,哪里懂得民主选举?”这说法在当时特别流行,等到一个一个村庄像过节一样地把选票投完了,农民皆大欢喜,他们又开始担心老百姓选完了村干部,就要如法炮制地选举乡镇干部、县干部,甚至要求投票决定那些高级干部的升降去留。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后来的确出来一些征兆,说明任何一种旧制度一旦出现一条裂缝,就有可能导致整座大厦的崩塌。当时胡绩伟就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习十五大政治报告》,实则却是借题发挥。他批评毛泽东时代党的高层领导中没有民主传统,也不培育民主制度,所奉行的不过是“家长制”,也就是上级可以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地对待下属。胡在80年代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也是延安时代的老资格共产党员,可是这个人现在不再跟随那一代老共产党人了。他的见解在一些人中引起共鸣。不过,至少有一个事实是他没有提到的:把党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看,在民主方面还是进步了许多。他要是30年前写这样的文章,必是非死即监的结果,可现在,他还好好地在煤渣胡同3号的家里过日子,有一套拥有六个房间的公寓,有一辆配备了司机的奥迪牌轿车。有时候还在心里升出几分得意洋洋的感觉,因为即使是那些痛恨他的人,也不能拿他怎样。 1998年新年前后。图书出版界的热衷于政治一发而不可收,“文人论政”也的确是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说老实话,那个春天北京的新闻界和出版界都够活跃的,而且全都热衷于出版政治色彩浓厚的书籍。一定是因为几个月来把“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话说得过火了,把人们的已经埋藏了很深很久的渴望重新燃烧起来。陈寅恪和顾准的故事摆在新华书店最显眼的地方,这两个崇尚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文人现在已被描述为人间楷模。《反思郭沫若》也是这一年出版的,给这位官方颂扬的文学、史学、考古学泰斗蒙上了反面角色的阴影。还有《自由主义的先声》,还有《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还有“三大右派着作”——季羡林的《牛棚杂忆》、韦君宜的《痛思录》、戴煌的《九死一生》,都是畅销书。想要说话的“右派”远不止这三个人,另外140个“右派分子”也都撰文回忆自己当年如何被摧残,汇编起来出版了,有厚厚三本,分别叫做《六月雪》、《荆棘路》和《原上草》。好在这些人所述说的都是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就好像从遥远的地狱里发出的呻吟,与今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出版界的指向越来越靠近今人了。叶永烈的新书《1978年》在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订出去几十万本,还有一本书叫做《解冻年代——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也在到处流传,编者把最近20年所有论述思想解放的经典文章全都集中起来,作者有邓小平和江泽民,有万里、李鹏、李锐、于光远、厉有为、邢贲思,还有人民日报社的编辑马立诚。 马立诚和笔者写的《交锋》,也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它后来成了1998年销量最多的政治类书籍,正版和盗版加在一起超过200万册,让人大感意外,在年初今日中国出版社决定出版它的时候,从新华书店接到的预订印数还不到3万册呢。 书还没有出版,就开始在《中国改革报》上连载了。说它是一本政治书,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书中叙述了过去20年来思想解放的潮流和保守主义的羁绊此长彼消的过程,当然也露骨地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爱憎,所以很快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中宣部一个官员看了报纸,把电话打到报社,询问是怎么回事。报社总编辑名叫王清宪,是个皮肤白净、外圆内方的年轻人,当即回答:“为了宣传邓小平理论。”那人就没再说别的。两个作者也没把这个插曲往心里放。对两人来说,写这本书本来就是挺偶然的一件事,根本不像后来许多评论里所说的,是“有组织的蓄谋”,也不像朱丽冰和其他很多人所猜测的,“该书带有重大官方背景”。 事情的经过其实挺简单:几个月前的一个早晨,马立诚想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整整20年了,灵机一动便要写点东西出来。此人是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的编辑,常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撰写文章,消息灵通,头脑敏捷,思想大胆,文风犀利。这些素质在他那个圈子里的人身上并不少见,少见的是他对政治有一种经久不息的激情。当他在朋友中间绘声绘色讲述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故事时,总能造成一种既快乐又紧张的效果。这样一个人,要想描述中国政治,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不过,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合作者,于是拿起电话,找到笔者——他的同事。笔者原本要去欧洲访问,就在出发去首都机场的时候把腰给扭了,寸步难行,只好取消旅行,回到床上躺着,正在百无聊赖时,听到马的计划,心想有件事打发时间也好,于是翻个身,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枕头上,趴在床上写起来。 一个月后,两人把书写成了,去找出版社,编辑说很有意思,可惜不敢出,于是又找第二家,第三家,直到第八家,遇到了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和年轻编辑刘洪。后者说这样的书如果出不来,真是可惜了。就去找社长游说,社长同意他们的说法,不过希望把它作为《中国问题》丛书的一种,还说这是他们正在出版的一套系列。两个作者同意了,没想到这一来就把更多的人扯进一个危险的故事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问题》丛书的主编许明。许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助理,一个性格开朗、满怀理想和激情,还有几分天真烂漫的中年男人。他用一个通宵读完书稿,大叫“真是痛快”?这时候大家发现书名还没想好,于是聚在屋子里面,想啊想。想出一个,就在纸上写出一个。有个人说“冲突”,大家都摇头;有个人说“较量”,大家说,“好是好,可惜别人用过”。一共说了八个,直到有人说出一个“交锋”来,大家都说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了。 可是许明犹豫了,他说要把书稿拿去给刘吉过目。刘是《中国问题》丛书顾问,所以谁也不能拒绝这个提议,可是刘还拥有官方身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人担心“他会同意吗?”许明说,“试试看吧”。大家在忐忑不安中等了两天,刘吉就把清样退回来了,只说了两个字,“出吧”。 1998年春节前后的那两个星期,围着《交锋》转来转去的就是这些人,其中刘吉职务最高,再没有比他更大的官儿了。当时这些人——作者、编者、序作者、出版者、经销者,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一摞清样,居然就成了“第一畅销书”。更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引发一场巨大的风波。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朵“鲜花”,又有那么多人把它说成一株“大毒草”。这些都是后话了。 朱镕基关心的不是什么“鲜花”和“毒草”,他在意的事情是经济。说到经济,在他成为总理之前的十几个月里,中国虽然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暗礁,却还没有迎来朝霞满天,更说不上是风平浪静的港湾了。1997年春天,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得意之情就像一个驾驶着毛病百出的飞机摇摇摆摆回到地面的机长。可是才过了三个月,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不仅会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而且还在到处游走,就像好莱坞正在拍摄的电影《龙卷风》一样,它到了哪里,哪里就非倒霉不可。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也不像她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不过,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又增加了。对外经济贸易部的官员向总理保证,出口贸易虽然不可能像1996年那样增长20%,但10%还是不成问题的。可统计局的官员接着就把最新报告送来了:哪里有什么“10%”?分明是个负数了。 这一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20周年,北京正在酝酿着好好地庆祝一番。谁都知道,改革就是从农民争取土地经营的权利开始的。可现在农村里面有几百万亩耕地荒着,杂草丛生。那些20来岁的农村青年,看着土地就生气,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怎样甘冒“杀头坐牢”的风险把土地承包到自己家里,又是怎样欢天喜地地在土地上收获粮食。城市里面那些20来岁上了大学的青年,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当年是把参加高考看作“再生”的,还以为这世道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呢。可是现在40岁以上的那些人不会这样想,他们是在经济萧条和政治高压下长大的,早已饱经风霜,习惯于吃苦受穷了,现在看到企业不景气,库存增加,也不着急,把1/3的薪水都存在银行里让国家花,还要购买更多的国债,也没有怨言。毕竟他们是从物资紧缺时代过来的,现在,商店里商品琳琅满目,什么东西都有,不用排队,买肉可以挑肥拣瘦,买菜可以掐头去尾,还可以讨价还价。 可是让朱镕基头疼的事情也正是这些啊。商品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工厂就没有办法继续生产,没有办法给工人发工资,也没有办法归还银行的贷款。这不正是在中国周围转来转去的“金融风暴”时刻窥伺的机会吗?他已下定决心阻止这场风暴登陆中国大陆。由于他让中国成功的“软着陆”,国内舆论已经产生对他的依赖,他能理解这个局面。同样能够理解的是,如果他现在不能阻止“金融风暴”的登陆,人们还是会认为他的新政失败了。到亚洲金融风暴发生9个月后,也即他就任总理的这个月里,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 3月5日,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踌躇满志地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人人心知肚明,朱镕基要取代李鹏成为总理了。正式的选举还要等两个星期以后,不过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金融风暴”的团团包围中,人们都觉得只有这个人可以依赖,甚至连那些对他持有最尖锐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再置喙。危机中需要强者,如同乱世出英雄。就像一叶深陷在狂涛巨浪中的小船,那些惊慌失措的船员都知道,只有强有力的人才能带领他们逃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的逼近的确是帮了朱镕基的忙。这个人根本用不着收买人心,已是人心所向。 3月11日,星期三,北京城里,大家都在想着“谁上谁下”。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这个星期进入选举议程,当时老百姓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人同此心”,用来描述人民大会堂里的情形也挺贴切。朱镕基是在这一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时在3月17日。他得到2890张选票(有29个人反对他,还有31个人弃权)和连续三次掌声。 人民大会堂里的掌声雷动,乃是会议必有的情节,通常只有热烈气氛而不能引起人们内心的激动,因为那是台上和台下的一种默契。但是这一回显然不同。投票程序尚未开始,2000多位代表只听到江泽民主席提名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当即鼓起掌来。等到大会主持者胡锦涛宣布投票结果的时候,会场上再次爆出掌声。然后,上午10:40,高音喇叭里面响起一个声音:“朱镕基被批准为国务院总理”,掌声第三次响起。此后好几天,这三次掌声成了国内外报刊津津乐道的话题,记者们对掌声持续时间的描述也是长短不等——从“三十秒”到“数分钟”,总之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是“经久不息”,就像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未肯止息,以至胡锦涛几次想要继续下面的程序又被掌声打断。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掌声完全发自代表内心,而非事先的安排。 朱镕基低着头,面色沉静平和,眼睛里没有了往日那种咄咄逼人的光芒。他也许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使掌声尽快停下来。但是,代表们执拗地不肯停。 每一个人都在等待着朱镕基的回应。在中国人眼里,党的领袖人物在这局面中的标准风范,应该是昂首挺胸,高瞻远瞩,挥动巨手,既有力又和缓。可是一个两鬓苍苍的官员这时候说:“他可千万别做出那种领袖样子,要不可就糟了。”正说着,就见他站起来,双手合十,微微地躬身前倾,向全场致谢。还好,这人还是一副凡人姿态,没有伟人风范。 掌声依然不息。在会议大厅二楼的记者席上,中国记者和工作人员纷纷起立鼓掌。“真是想不到。”一个名叫钟闻一的香港记者说,“我本来以为他得罪了很多人,得票不会高的。”一个自称连续十年采访人代会的记者说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另外一个更老资格的记者说:“我看到过,那是在周恩来时代。” 假如记者们有机会评选十年以来人代会上最热烈的场面,那么无疑就是此刻,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写消息,却为找不到朱镕基的“镕”字而发愁。这是那个中午中国人最频繁地使用的一个字,可是所有计算机汉字处理程序当中都没有。《说文解字》说它的意思是“冶器法也”。《辞海》说它是铸器的模型。《现代汉语词典》把它作为“熔”的异体字,放在一个小小的括号里。就从这一天起,“镕”字人人皆知,这与这个字本身的释义无关,而和这个人有关。有些人还要在这中间寻找“冥冥之中的天意”,说他的名字就表明他是上天派来治国安邦的。 大会闭幕这天,北京天气骤冷,白天气温还在摄氏零度以下,地面上覆盖着薄冰。上午11:00,李鹏的车子开走了,朱镕基留下来,举行了他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走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满面春风,后面跟着他的四个副总理。几百个记者用目光迎接这个人的到来,没有期待中的掌声。他们在等着他发表就职演说,就像江泽民和李鹏在几个小时前做过的那样。 他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不过,一开始讲话就很精彩。他似乎懂得吸引公众的奥妙不在于说些没有错误又没有用处的大话,而在于真情、机敏、幽默,有个性,以及不失时机地造成某种戏剧化的效果。他说他很喜欢看“凤凰卫视”的节目,后来这家电视台的那位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吴小莉,果然有机会站起来提问,请他说说自己的“心路历程”,这让在场的记者都为之一振。就像他迄今为止生命中的许多篇章一样,这次演说也具有悲剧气氛。不过,人们总是被悲剧感动,喜欢为悲剧鼓掌,当他说出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记者席上掌声响起,连外国记者也在鼓掌叫好。他还说了一些一针见血、纯粹朱镕基味道的话。“为什么不能实行科教兴国?因为政府太庞大,把财政都吃掉了,吃饭财政。”他把手一挥:“本届政府决心精简机构,减掉一半人。” 他说完了,向记者摆摆手,转身走了。记者用掌声送他出去。在这种场合,他们通常是不鼓掌的。他们把这看作一种工作会议,担心鼓掌会影响了自己的客观公正。可是新总理的魅力把这些苛刻的善于挑剔的人都吸引了。这倒不是他特别棒,而是由于共产党的官员中如此富有个性的人实在太少。电视上把这个人的音容笑貌直播出去,老百姓看了也不禁神往。他们编了一个新歌谣,到处说:“镕基!镕基!镕旧基,铸新基。”这一天香港股市上涨323点。 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十年之后,现在目睹80年代以来又一个革新政府就要开张了。《人民日报》连续两天都是彩印,上面刊登江泽民、李鹏和朱镕基的照片。三个人微笑握手,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这是向世人昭告,至少未来五年,中国是一个“三驾马车”的局面。#p#分页标题#e#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似乎只有朱镕基成为海外舆论最关注的人物。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说:“朱镕基征服了全球媒体。”另一个专栏作者——阮次山,在海外的报纸上撰文说:“笔者所阅读到的英国、美国、欧洲及亚洲各国的媒体,几乎有点‘惊为天人’的反应。”西方媒体,包括美国媒体,过去总是不大习惯说中国人好话的,看来这一回是个例外。记者们使用了他们可以找到的所有形容词来赞扬朱镕基的魅力:“风趣”、“幽默”、“有说服力”、“充满睿智”、“风魔民众”、“颠倒众生”、“令西方传媒十分折服”、“叹为观止”、“拍案叫绝”、“大度”、“有气魄”、“妙语如珠但不失分寸,坦率真诚不矫揉造作,作风潇洒又实事求是”。一篇文章说,他“有一种大将之风”。另外一篇文章说,“它被任命为中国总理,应是中国之福”。一个名叫关愚谦的作家,想起七年前朱镕基访问德国时的一次演说,德意志帝国第一任总理俾斯麦的一位后人当场感叹:“像这样轻松、有生气又有实质性的谈话,我们已经久违了。”七年以后,另一个德国人,德国《商报》驻北京的记者赛德力兹,在听了他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承认,“他闪烁着知识分子的智慧,有着一下就能抓住你的心的气质”,“谁见到他,都会受他感染”。美国副财政部长萨默斯见了他一面,就说他的“智商系数高达二百以上”。还有一篇文章干脆说,“这个人怎么不早些当中国总理?” 毫无疑问,西方人喜欢随和、幽默、机智和具有开放态度的政治家。但是朱镕基的最令西方人叹为观止的地方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当邓小平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出现使得所有人都对中国的未来放下心来。有如《汉堡日报》所说:“一个卓越的总理将领导庞然大国前进。”改革后出现的大量失业、不安全感和群众的不满、亚洲经济危机等等,给中国带来不少困难,“朱是唯一可以把中国如此混乱的经济理顺的中国人。朱镕基本人的标志,就是’现代化的中国‘”。美国有个爱德华集团,是个很大的金融财团,它的金融专家预测:“朱镕基的成就,将使他成为伟人。” 中国这边,还没有人把他叫“伟人”。不过,此公已有很多绰号:“铁腕总理”、“朱老板”、“铁血宰相”,这些都算是客气的。《汉堡日报》的大字标题把他称做“DerBoss”,这在德文中的意思类似于北京话的“头儿”,叫西方人说出来,就有很亲切的意味,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无保留地赞扬朱的成就、思想和品格。如前所述,过去几年他所持有的经济主张,已经多次被人指责为“私有化潜行”,后来则更进一步把他叫做“经济沙皇”,或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是尝到过做“右派”的滋味的,所以心里明白,这样的用语意味着他在那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敌人。有如60年代把刘少奇叫做“中国的赫鲁晓夫”、70年代把邓小平叫做“邓纳吉”。这使他不得不作出反应。“对于外界叫我’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也好,叫我’经济沙皇‘也好,叫我什么东西也好,我都不高兴!”他阴沉着脸对几百个中国和外国的记者说,这是那一天他唯一有些失态的时刻。不过,就像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这个人的阴云密布的面孔背后,有着他在政治局里的任何一个同事都没有的内容。他出身贫寒,又曾被当作“右派”,饱受欺凌。“底层”、“弱者”、“穷人”、“牛鬼蛇神”、“阶级敌人”……这些对他来说可不仅仅是一些概念,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如今他已位极人臣,正可藐视官场中间那些平步青云的庸庸碌碌之辈,什么时候有机会,就可以让他们过不去。 这个春天,北京的情形有点奇怪。《交锋》的影响出人意料,这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有关。本来中国人在经历“第三次思想解放”之后,已经到了十年来最活跃的时候,照理应该心情顺畅。可是《交锋》这本书一出来,就样样不顺。有时候它好像非但不能让那些诅咒改革进程的舆论收敛,就连它歌颂的“思想解放”也开始处处碰壁。它所遇到的困难可以部分地归咎于作者的天真。在他们看来,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已经离开政治舞台。新一代领导人彻底掌管了中南海,电视里天天高唱《走进新时代》。当此之时,把历史包袱里的东西点清楚,正可以轻装前进。他们把澄清历史当成了中国的新起点,却不料,这正犯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大忌。 关于《交锋》的消息越来越多,这些消息都是在人代会结束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一起涌到北京来的。按照《时代》周刊的说法,它“向中国的曾经强有力的极’左‘势力发起了全面反击”。按照“美国之音”、法国电台和英国电台当时说的,“此书有极大的政治背景”。还说,党的政治局里面也是人手一本。这些说法不尽符合实际、不过,当时北京报纸说它“震撼人心”,倒是有事实根据的。讨论《交锋》的人越来越多,有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除了不公开的讨论会,还有公开的评论。介入此事的媒体很快超过了100家,要不是4月8日的一个消息,真要闹出点什么事情来了。那消息说:“停止对《交锋》一书的宣传。”大家都相信这是来自宣传部门的指示。这让今日中国出版社的编辑感到不安,黄隽青到处打听有没有“禁止发行”。还好,没有禁。第一次印刷的8.5万册,一个星期就卖完了,第二个星期印了8万册,又卖完了,出版社一边赶印第三次,一边提心吊胆,生怕上面真有什么话传过来,北京的大多数报刊全都置身事外,可是关于这本书的消息却更多了——都是从北京以外的地方来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韩国、新加坡,还有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澳门,还有上海、南京、杭州、成都、深圳……连那些商业报纸、娱乐报纸和晚报也开始关心这本政治书籍。那些天,你在飞机上、火车上、宾馆里。随便打开一本杂志,就会看到关于这本书的评论。媒体的热情与官方希望淡化这件事的努力形成对照。有家晚报开始连载,因为书里提到省委书记,所以仅仅“连载”了一天,就接到指令停止。这城市街头的书摊知道了这件事,反而大喜过望,他们在广告上加了一句话:“这是一本晚报仅仅连载一期就被停止的书。”经过这些年沉浮跌宕,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个欲望:越是被官方宣布为“禁果”的东西,越是想去尝尝。所以后来有人说:“《交锋》是让那些不许炒作它的人炒作起来的。”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中流》杂志就要发行第100期了,编辑部召开庆祝会,来了不少人,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都是马列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至少也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或者“爱国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个共同处:都是《交锋》的坚定的批评者。大家彼此慰问,为成为抵制“和平演变”的“中流砥柱”而自豪,又相互鼓励“坚持初衷,继续战斗”。还说,俄罗斯的克鲁申斯同志传达的“《真理报》对于我们的友谊的声音,感人肺腑啊”。接下来,庆祝会成了针对《交锋》的控诉会。人多嘴杂,又加上情绪激动,一时倒也不易弄清他们究竟为何如此激愤。有人提议新一期的《中流》将要集中火力批判《交锋》,大家都说好,于是杂志很快就出版了,批判的火力果然猛烈。这一回,倒是没有谁再提“不许宣传”的指示。 说老实话,《交锋》后来被弄得人人皆知,批评这本书的人是有功劳的,至少不比“不许宣传”的那些人功劳小。可是有一个人,既没把“不许”放在眼里,也没有把那些攻击当一回事,反而因为听说了这些事,决定做点什么。万里那几天到处询问有谁认识《交锋》的作者,“我要见见面,鼓励一下”。于是,4月18日他在人民大会堂见了一个作者,十天以后又在中南海丰泽园自己家里见了另一个作者。他已80多岁,从卧室里走出来的时候脚下有些迟缓,但目光依然犀利,思维依然敏捷。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也请客人坐了下来,尽可能让自己吐字清晰: “我听说要禁止这本书,是吗?” “没有。” “没有人来反对《交锋》吗?” “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会是一个声音的。一个声音的局面是不行的。一个声音不是民主国家的局面。掌握思想领域的人应该提倡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希望你们争鸣。《交锋》好。我赞成你们的《交锋》。不交锋怎么行?改革哪有不交锋的?改革必然交锋,必须交锋,交锋得好,改革好,交锋不够,改革不够,二十年改革,二十年交锋。只喊毛主席万岁,没有交锋,就没有进步。交锋不会完,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交锋,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要求,就会有交锋,哪有什么完全一致?不可能。” 万里离开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位已有多年,几乎没有再对前台的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交锋”,说得如此激动,这让在场的人都觉得有些异乎寻常。然而异乎寻常的人不仅是万里,还有汪道涵。过去几年,这老人因“汪辜会谈”之举,在海峡两岸特别出名。这个春天几个台湾人到上海访问,其中有个叫高希均的,去拜访汪道涵。一个是台湾出版界的名人,一个是共产党官员中少有的爱书之人。大家餐叙正酣,就见汪的秘书进来,递上一袋书来。“我要送每位一本书,”汪对席间诸位说,“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重视的书,书名是《交锋》,讨论二十年来我们的三次思想大转变,很值得你们带回去看一看。”这意外的插曲让高觉得奇怪:汪道涵和他打了多年交道,极少推荐什么书的。他接过来,正是那本书。封面黄红黑三色交融,模糊的大背景中镶着一张蔚蓝色的照片,上面是一大群记者和他们的摄像机镜头。高在50年前曾生活在上海,至今仍对大陆的事情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所以当场翻阅。他后来回忆当时情景,说自己“立刻被其斗争性的主题与可读性的文字所吸引,对我这个一向关心大陆经济改革,但又未特别研判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本书正提供了一条历史主轴”。是晚回到宾馆,继续阅读,又站到窗前,遥望外滩夜色与淮海中路的霓虹灯光,不禁长叹:“在那个’左‘或右的思想可以主宰一切的年代,’观念‘真是左右了历史的轨迹和十二亿人民的命运。” 他说得对?要理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就不能只看1998年这一年。《交锋》也是因为迎合了这种需要,才格外风行,就其本身来说,它也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行文太激烈,爱憎太分明,实在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好,当然也不像另外一些人说的那么坏。人们用被夸张了的热情关注它,表达一种被夸张了的感受,无论褒贬,其实都是没有摆脱“观念”的主宰。 进入5月份,就是“真理标准讨论”整整20周年了。一般人都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北京城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准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中央电视台开始筹划一部新的电视片,这是官方宣传计划中的一部分。几个在80年代后期遭受冷遇的年轻人——魏斌、夏骏和王鲁湘,成为新计划的执行者,这些人在京西“梅地亚中心”包了几个房间,重新摆出一副志得意满舍我其谁的姿势,高谈阔论过去20年里中国人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是放在今天,人们是没有兴趣把时间用来谈论过去的,他们只在乎现在和将来。可是在那个春天,中国人谈论政治还是那么热情洋溢。 依稀记得1998年诸多大事的人一定会指出,这一年还有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和北京大学创立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前者在文人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他们弄出无数的文章,演讲、书籍和讨论会,来纪念他们的前辈——那位率领1300名读书人“公车上书”的康有为和慷慨就义的“六君子”。后者则得到官方的鼎力支持。全世界几乎所有着名大学的校长都受到邀请,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69家日本公司捐出2。7亿日元,在北京修建一个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而北京大学也的确渴望着永久性地保存过去百年的沧桑。未名湖畔矗立起一座崭新的建筑——一百周年纪念讲堂,华丽并且庄严,迎接党的高级领导人在这里主持百年庆典。当然最出名的是一座楼。它是1918年建成的,不在燕园,而是坐落在都市中心的沙滩大街北侧,以红砖砌成,所以被叫做“红楼”。它和后来那座声名远播的厦门“红楼”可完全不是一回事,那里是20世纪末期一群党的官员的声色场,而这里却是20世纪前期新知识和民主精神的摇篮。在1998年5月4日以前的那几个星期,这里总是聚集着很多人,大都是北大校友。昔日激情满怀,而今皓首苍颜,颤颤巍巍地站在当场,呆呆地望上一阵,然后照相。楼房还是“凹”字形,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没有改变,只是年久失修,已经破败。楼门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牌子,上面刻着“红楼”二字,还刻着“北京大学旧址一部分”和“五四运动纪念地”。走进楼去,还是一个长长的楼道,还是一个接一个的门分列左右两边。70多岁的邓云乡还记得他是最后一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中的一个,从那以后这楼房就成了教师宿舍。“百载中间,任教于北大文史哲三系的名师,指不胜屈,蔚为大观。”其中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居住。现在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一红楼。邓云乡感叹一声,又想到红楼后面的大操场。“学生运动剧烈时,这是着名的民主广场。”他在心里这样想着,脚下不由自主绕过楼去,寻找记忆中的圣地,可是面前出现一堵长墙,挡住去路。人家告诉他,墙那边是文化部的地盘了,“过去的民主广场,盖了大楼了。”他折回来,不住唏嘘。就在这时候,另一位北大校友,诗人李瑛,也在为自己脑子里的圣地唏嘘:“北京沙滩的红楼,是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课堂,是’五四‘和’一二·九‘运动的纪念地,楼后有一广场,我读书时称’民主广场‘,后改称’五四广场‘。”写完这几行字,觉得心中仍有无穷感慨,于是写诗云: 红楼,对于我 你永远是一片红云 在呼啸中燃烧 在掣动中飞奔 不淡、不散 映透我凄苦的青春 广场 在这里,我们点燃营火 营火中倾听真理 在这里,我们聚集旗帜 旗帜下呼唤明天 你教给我一种精神 一种崭新的思想和观念 你教给我以科学和民主 创造和谐的新秩序和人间 你教我为追求自由和真理 赴死比生命更灿烂 之后,我从这里 系紧鞋带,出发 过去100年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这里出发了,但后来的事情却表明这些人走向了不同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北大的代表,而他们心中想的却又相去遥远。“北大的精神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没有定论,到了江泽民这一代,争论仍然继续,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更加公开更加尖锐,每逢5月4日,就要涌到表面上来。出自北大的那些文人,大都倾向于以“自由”和“民主”来解释北大精神,就像李瑛诗中那一片“红云”。但是政治家们总要高瞻远瞩些,他们看出这所大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大学的价值,其精神也极有可能跃过学校的院墙,成为国家精神的先导。所以他们倾向于躲开那些容易诱发不满情绪的政治概念,将北大精神纳入爱国主义,顶多再加上一个“科学”。这成为官方媒体不断张扬的意识。 但是,不同意见还是不断冒出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与一年前相比,人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增加了,我对此高兴。这是很大的改善。”国际教育交流委员会主任库拉基说:“同几年前相比,辩论的水平,出版物的性质都显示了开放性的大大提高。”台湾大学校长陈维昭也在旁敲侧击:着名大学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必须国际化”。这些话说得委婉,但却是在明显地表达另一种观点。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主流意识的补充,而非截然对立的异端。直到一本书在北京市场上出现,所谓“北大精神是爱国主义”的主张,立即受到正面的并且强有力的挑战。 书的名字叫《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里面全是过去100年来杰出人物阐述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文字。封面黑底白字,有如茫茫夜空中的一道道银色闪电。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几个别出心裁的文人制造的一个“黑色幽默”。书是刘军宁主编的,此人是90年代年轻人中惯于自说自话的典型代表。为之作序的李慎之,则是老一代人中最着名的自由主义者。他的序言虽然是在谈论一个学校的传统精神,但却极为强烈地掺进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值此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际,最要紧的是弘扬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在一开头这样写道,“北大可以永远自豪的是,它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播种者和启蒙者。”然后开始列举北大那些最受尊敬的学者的精神。有严复,他曾担任北大校长,也是第一个把“自由”概念引进中国的人,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还给中国带来了自由的经典定义: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有马寅初,也是一位北大校长,在50年代因自己的“人口理论”而获罪,却又写了《重申我的请求》,公然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有陈寅恪,他曾是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谨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毕其一生都在实践他早年说过的话:“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一转述这些人的事迹和思想之后,李慎之用诗一样的文字写道: 自由的要求最终来自每一个人的内心。自由是每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已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只有自由的人最能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我们一定要走向这个目标。 李的序言写于1998年4月。在它的后面,刘军宁放上了自己在“北大百年同学会”上的演讲,时在1998年3月17日,他说自己近来有颇多伤感:“叹惋的是北大建校已百年了,社会上对其传统是什么却莫衷一是;叹惋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东西,今天在大家和我看来却仍然那么的新鲜,仍要来谈谈这个陈旧的话题。”#p#分页标题#e# 书里的内容除了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更多的了,有如他自己说的,“不过是重复了北大先师们的结论,即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争取自由;有了自由的时候,北大的使命是扞卫自由”。事实上,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同为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两种观点的持有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足够证据,但却都没有足够证据去否定对方。 党的总书记江泽民看来是打算了结这场争论的,至少他在5月4日人民大会堂纪念北大百年的集会上试图这样做。他的面对8000多人的演讲,主旨就是要阐述北京大学的精神。他提到北京大学的历史,提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希望今天的青年能学习他们前辈的传统。青年们都听到他说“五四运动最根本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没有听到“自由主义”——既无贬低也无褒扬。 官员希望属下百姓个个纯净无邪,逆来顺受,勇于献身,甚至不惜以强制手段迫其就范,成为党的理想所期待的“大公无私”之人。可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正是官员本身的无法无天和舞弊徇私,成为社会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年全国3000多家县级法院接到的行政诉讼案件骤然多了起来,经过严格筛选后仍有98000件需要立案,比之十年前《行政诉讼法》刚刚颁行时,多了大约10倍。“行政诉讼”的核心也即百姓所说“民告官”,想一想吧,每天有差不多300件案子需要了结,全都牵涉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冲突,而且遍及城乡各地。然而实际发生的问题可能更多,因为大多数百姓宁愿选择上访而不是诉诸法律。 “上访”这个词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它是70年代末期兴起来的,那时候上访者大都是多年蒙受政治冤屈要求平反,后来渐渐演变成对于现时种种不公的控诉。背井离乡游荡在全国的上访大军数以十万计。一般来说,每当春天开始之时,也正是上访高潮,只是这一年持续到严冬都没有间断。他们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夜晚蜷缩在政府大楼门口,白天则到处喊冤,逢人就把自己的故事讲一遍,就像鲁迅小说里的祥林嫂一样。而他们口中的冤头债主,十有八九都和当地官员有关。这种现象的持续蔓延,证明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制存在严重问题,它本来是解决争端的,但是它本身也在造成争端。“很难说每个上访的人都站在理上,”一个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说,“可是你想想,就算只有一半人受了冤屈,就够可怕的了。”他是一个转业军官,上级告诉他上访者多是刁民,让他拿治理军队的那一套来对付,可他的同情心似乎占了上风,他相信老百姓若不是被逼无奈,是不会给官员找麻烦的。 这一年上访者大军中,有个广西人名叫黄胜兴,在3月25日这一天走进南宁,走进自治区政府大楼的走廊里,看到他认为“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便推门进去,递上一摞复印件——《关于请求督办滩营乡政府偿还赊账吃喝欠款的报告》。傍晚时分,黄终于把手中材料全都送出,走出政府大院。细雨蒙蒙,那些官员也下班了,从大楼里出来,匆匆走过他的身边,视他如无物。黄满脸沮丧,忽然意识到自己投错了门,于是改弦更张,去寻找一个名叫张双武的记者。 “求求你给我指出一条生路吧!”黄对记者说。 36岁的黄胜兴住在防城港币滩营乡。他曾是一个军人,还是共产党员,在80年代初期中越边境法卡山地区的武装冲突中,因作战英勇荣立战功。那时候像他这样的人都是社会追捧的英雄。到了90年代,虽然风光不再,但也不至于沦落到没有“生路”的地步。黄的错误在于他在自己家乡办了一个“长兴酒家”,自任老板,而且还把“酒家”弄得异常红火,直到获得自治区级“青年文明号”的奖牌。 “真是应了’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老话”,那个叫张双武的记者后来这样说。根据他的调查,“’长兴酒家‘的饭好菜好,经过滩营乡干部们的口耳相传,迅速吊起了各路食客的胃口”。这些人全都吃了饭不付账,只写欠条。连续吃了两年,“乡政府共赊欠’长兴‘餐饮费80665元”。黄忍无可忍,到乡政府去要债。他这一边低声下气,那一边的欠债不还的人却是耀武扬威。这可又应了一句老话新编:“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在一次又一次无功而返后,“长兴”成了“长衰”,终于不能维持,关门停业,黄则从此加入上访者的行列。 张双武没有辜负黄的希望,拔刀相助。他的调查报告1998年4月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题目是《好端端的店是怎么垮掉的》。看来这文章比自治区政府大楼里面那些“只要能管点事”的部门都管事。滩营乡政府终于付给黄7万元现金。两年多的纠纷也就归于平息。 可是事情的严重性更在于,黄的遭遇并非仅仅属于个人,滩营乡干部在“长兴”的行为,也不只是白吃白喝那样简单。事实上,乡干部为此也是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在“长兴”扮演的角色大都只是陪客,宾客都是比他们官职更大的官员。当初乡政府“领导集体”决定把“接待和会议用餐均安排在长兴酒家”,也正是因为“接待任务太多”,实在不堪重负,所以才要转嫁。直到多年以后,他们还能精确算出:过去三年他们在“长兴酒家”的“公务接待”计有456批、3630人。这些人大都来自中央、自治区、市、区的有关部门,莅临此地“检查指导工作”或者“参观学习”。 在这一事件中,官员的贤卑自然可以作为度量是非的准绳,但是如果我们大范围长距离地观察,就会发现,黄的遭遇只是一种特定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政府行政和官员俸禄乃是建立在税收基础之上的,这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中国自不能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税收多为入不敷出,其中缘由一部分在于官员数量的无限膨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述),另外一部分则在于税制本身的不足。国家财政采用厘定税收种类,而后由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制度。中央政府承担着军事、外交的全部费用,以及教育、公共设施、辅助贫困和拯救灾难的大部费用,所以极力将税金中的大部分抽归己用,所余部分已无法满足地方政府的基本需要。于是上级政府便以种种变相方式,将自己必须支付的行政费用转移到下级,官员们也有意无意地把本应由自己支付的生活费用改由公家支付。这样一级一级向下转移,最后必将摊派到百姓头上。 从一个廉洁政府的立场上讲,官员的贪污受贿和仗权徇私,都是不能容忍的行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官员们如果只能保持一个中等偏下的生活水平,甚或只能维持家人的温饱,这个政府又如何能够强大和有吸引力?官员集团又如何才能招揽最优秀的人才进来?这问题在我们国家由来已久,所以自古就有所谓“高薪养廉”一说,也有中央政府纵容地方官员搜刮民财的无数先例可鉴(明代有一本书叫做《虞谐志》,里面就开列出当时流行的公差杂费十几种,其中包括索路费、索纸包、酒钱、饭钱、买差钱、雇役钱、门子掣签钱、吏房销名钱、粮食嵌数钱、数书还库钱、经催常列钱、府厅解比钱,内衙公费钱,等等)。正是基于这个潜在逻辑,上级官员坐视下级搜刮民脂民膏甚至鱼肉乡里,不加干预,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还有一些官员则会转而寻找另外的途径维系政府支出,这包括出卖农民的土地和开采当地资源。前者在沿海商业发达地区广泛存在,以致过去的十年中,全国耕地减少数千万亩。后一种办法则主要是发生在西部经济贫困但资源丰饶的地方。比如陕西北部一个27万人口的靖边县,在周围竖起1167口油井,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非法钻井,始终不能制止。因为当地政府正是仰仗出卖石油维持全县11000多官吏的工资的。“像我们这些地方,能把工资保住就是好县长,”县委书记杨树业说。又说按照已发现的石油储藏,“开采三五十年不存在问题”。至于那些土地贫瘠又没有地下宝藏的地方,官员薪俸常常累月积年不能足额发出。几乎所有政府都在抱怨“财政不堪重负”,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则证明这不是无病呻吟:过去18年里行政管理费开支增加了至少15倍。凭借税收仅仅能够支付一半,另外的一半则须依靠前述各种办法设立苛捐杂费,甚至巧取豪夺,有如滩营乡的长兴酒家和靖边县到处林立的油井。 此种制度行之渐久,难免地方官员把法内之税视为儿戏,而将更多的热情投向法外赋役,甚至不惜一只手给企业减免税收,另一只手又向企业乱收费。根据报纸上公开的报道,每天向百姓收费的官员除了来自税务部门,还来自工商、公安、劳动、城建、计生、土地、技术监督、交通、环卫、环保、卫生防疫、民政、教育、文化、航运、边贸、商检、卫检、动物检、房产、矿产、林业、烟草、物价、水利、民政、乡企局、公路段、乡镇政府、村民委、居民委、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哪些单位与收费没有关系。”张双武后来这样感叹。 我们举出几个细节,就可以明白,官员们在敛钱的时候的确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当日防城港市向餐馆征收所谓文化管理费,以卡拉OK歌曲检验为理由,每首两元。又比如你要乘坐出租汽车,也须准备好为司机分担无数难以想象的成本。一个南京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营运之前须先缴纳11种费,共计162629元,此后每月仍须再缴16种费用、司机起早贪黑,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其中至少有两个小时就是为了这些“费”干的。同时还须随身携带26个证照,以备各方官员查验时证明自己已足额缴纳了所有费用!又比如建设部的一位官员列举当年城市商品住宅成本,建设费用只占一半,另外一半则是政府加上去的各种税费。一个想要为自己购买一套住宅的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下面这些名目付钱:住宅工程管理费、房产开发商资质初审和年审费、自来水安装管理费、用水立户费、绿化费、拆迁安置押金、道路污染费、建设项目划定红线和手续费、验线费、土地界桩费、坐标测量费、土地办证费、土地权属变更费、土地过户费、供电安装管理费、用电立户费、电网改造费、消防设计和审验费、治安费、市场管理费、考古调查费、考古勘探费、环保费、临时工管理费、建设资金审计费、商品房统计费、地名申请费、教育设施配套费、体育设施配套费、邮电通信设施配套费……1997年中央政府痛下杀手取消其中48项,国务院的文件说这些收费都是“未按规定程序批准、明显不合理的”,可是保留下来的收费还有将近百种。 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无论如何不能设想所谓“乱收费”的磅礴气势和精细入微,更无从体会官员们在这里所倾注的智慧和热情。事实上,官员加诸百姓头上的法外之费,已经超过国家法定之税。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就曾对全省岁入“收税不足,收费有余”的局面公开提出警告,他把后者叫做“预算外资金”,也即官员们在国库之外开辟的“钱柜”,用当时流行的说法,这叫“小金库”。根据王茂林的揭露,小金库规模之大,甚至还要超过国库,比如湖南一年来收的这笔钱高达180亿元,比地方财政收入多出50%,比湖南上缴中央全部税金多出80%。官员们以此为后盾,弥补薪俸不足,乃至发展到将自己工资全部封存一分不动,在衣食住行方面全凭公款支撑。百姓中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说中国有“四大闲”。所谓“闲”也即赋闲,或者无须使用,其中官员的薪金位居“第三”,它道出了一个官员与一个百姓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最重要的区别。 朱镕基显然觉察到这些问题,并且为此伤心。1998年3月11日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参加湖南代表团的讨论,看到拥有官员身份的代表依次发言,就知道都是事先的排定,于是询问有没有农民在场。的确有个农民代表,但被排在最后,会议主持者还告诉他如果没有时间就不要说了。可是现在朱镕基打断那些官员的话,把这位农民叫到前边。“这里都是干部,我听不到普通代表的意见,”他对那农民说,“你们那里的情况怎样?” 那农民果然直截了当:“收费的太多,还有警察,收钱的事就干,不收钱的事就不管。” 朱镕基听了大为恼火:“农民的负担太重,还要乱收费,你们于心何忍呀!” 但是除了向属下官员呼吁恳求动之以情,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办法。直到五年以后本届任期将满之时,他仍然认为“农民负担太重”是他最为头疼的问题,而且痛感无能为力。这也表明仅仅依靠官员集团的道德戒律和良心发现,根本无法解决制度的弊端。 这一年,朱镕基遇到的情形也挺怪。接任总理获得了异乎寻常的胜利,他有能力,有个性,胸怀大志,不肯随波逐流,在全国人大代表中间又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后要做什么,应该比他当副总理的那些年更加得心应手。可是不然。他当时以为,只要他的政策符合民心,也就当然地能够获得干部的支持。以他多年所接受的党的教育来衡量,这种判断理所当然,他要求属下官员把“讲真话”作为守则,还对几百个记者表示他是不会惧怕前边的“地雷阵”的。可是他却没有想到,他面前的最大的“地雷阵”不是别的,正是官员队伍。 他是中南海里最尖锐地斥责官员腐败无能的人。他们中正在弥漫“报喜不报忧”的风气,整天歌舞升平,不知危险正在降临头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极大困难。“今年外贸出口增幅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使国民收入下降两个百分点;乡镇企业下降,使国民收入下降一个百分点。”他这样警告他们。可是这些官员根本不愿理解其中含义。他的话并不比江泽民说得更加严厉,可是他说话的方式和口气却又截然不同,语气尖刻,毫不留情,没有余地,这让官员们难以接受。当他指责那些地方官员是“把杭州做汴州”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本来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 但是这位总理低估了这个圈子对于人的销蚀和同化的力量,他说新疆那边的棉花全都积压,要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废品,而山东却在走私棉花。于是他跑到山东的官员中去,说他希望山东“大踏步地后退”,去购买新疆的棉花,“我给你补贴打折,你们可怜可怜我吧”。看到山东人不理他,又连连感叹“管不了啊”。他又要求湖南的一群官员不要在农民身上增加苛捐杂税,甚至用哀求的口吻说:“你们给我一点面子好不好。”举出这样一些小事就可以明白,他对面前这个庞大官员队伍的某些风气既愤怒又无奈。 这时候他已拿定主意,要拿国务院开刀。他把很多时间用在官员身上,希望他们不要阻碍他的新政。他把国务院的60多个部长一个一个找来,告诉他们,他打算把国务院的部门大大裁撤,还要减少300个部长和副部长、1900个司局长和副司局长,把国务院的3万工作人员减少17000人。部长们心中忐忑,问他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他说立刻就做。于是大家开始叫苦不迭,都说自己的部门如何重要,为国家所必需,不能撤销。只有一个胡启立此人在80年代是党的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对他的计划做出积极反应,同意撤销自己领导的电子工业部,还说自己早就打算辞去部长职务了。这让新总理感到失望。旁人处在这个时候,也许会悬崖勒马,不再提这件事。可是他不是这样的人,就像他自己说的,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整个国务院里人心惶惶,官员全都不知道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这和西方大公司宣布裁员以后雇员的心情没有什么两样。 在我们国家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拥有数以百计的省部级机构、数以千计的厅局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县处级机构,集中了至少3000万官员或者拥有官员级别的人。他们大都是共产党员,依靠党的理论支撑自己的信仰,依靠国库税金维系自己的生活,依靠级别晋升成就人生之路。此外还有至少8300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成为那些“党员干部”的助手,包括39个“副省长”、171个“副市长”、181个“副局长”、6274个“副处长”和“副县长”。官场上冗员为患,不独是90年代之弊,甚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领导这几十年的问题。它是中国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造就的历史。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建立他的西汉王朝时,其子民约有6000万,官员集团不过由7500人组成;公元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代,全国人口与西汉大致相当,官员却增至17200人。公元1644年清朝初期,官员数量为刘邦时代的3.6倍,而其治下人口却只及西汉人口四成。又经200年后,也即19世纪,一县官吏已增至三四百到两三千人之间。1851年咸丰皇帝登基,听说此事惊讶不已,提笔质问臣下:“一州一县何至盈千累百之多?”然后到了20世纪,孙中山颠覆皇权以及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最终建立共和制度。我们国家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官员的膨胀却一如既往。历届政府都曾尝试精简之策,其中70年代一次,80年代两次,90年代也有过一次了,可是精简之后膨胀更甚。“膨胀-精简-再膨胀,形成一种螺旋式扩张。”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这样描述过去几十年的官员队伍,“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能够证明这种“无力”的最为经典的一个情节发生在邓小平身上。23年以前,也即1975年,他在副总理任上整顿吏治,一方面尖锐地抨击政府臃肿的弊端并且宣布其精简方针,还说“整顿也是一次革命”,私下里却又流露出内心的为难。有一次他对一群官员说,谁要是能解决机构臃肿的问题就请谁来当副总理。后来的事态证明,那次的吏治整顿没有成功,现在轮到朱镕基来做这件事,这一段历史,经过文人的整理,成为报纸争相刊登的一条新闻:其中说,全国总人口和“吃皇粮”人数的比例: 汉代:8000∶1 唐代:3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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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都周刊:“刺头”戴煌

新华社八十年的历史,戴煌亲历了六十余年。从风头很劲的战地记者,到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右派,再回到新华社。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切片。 前新华社记者戴煌。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   记者_齐介仑 实习记者李宁 北京延庆报道 摄影 _邵欣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从老革命到战地记者 南都周刊:在成为战地记者前,你已经是新四军的一员,现在回头看,是个老革命了。 戴煌: 我12岁就准备参加八路军,家里边都不同意,结果后来就当了学校的儿童团长。1941年春天皖南事变发生,粟裕的一支部队正在我们那儿打游击,借用了我们学校的场地,要开一个声讨国民党的大会。因为我是学校的儿童团团长,他们也请我到会上看。我看到了整个部队里的兵,很气愤地把刚刚戴到帽子上的国民党的帽徽,纷纷撕下来,放在脚下踩。他们对国民党很不满。 1944年,我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个文工团。穿上新四军军装后,回家让我父母看看,想着让他们高兴高兴,但是家里人很害怕。那时候参加新四军,怎么得了啊。被日本鬼子发现了,全家大小都要“撕拉撕拉”的。所以就改了名字,也改了学历。这样别人调查,也不知道我是哪个戴家的人。 南都周刊:加入新四军时,你父亲是不同意的? 戴煌 :是啊,父亲很不屑,他看不起我。他说,你不应该参加新四军,应该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我父亲说,孙中山把清王朝推翻了,这是伟大的,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的事业,是革命正统。我父亲就是这种思想,这方面我和他没怎么交流过。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我的长辈们相信国民党是主流,相信共产党的不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都是想打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共产主义天下。国民党已经反动了,我认为当时共产党是好的。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排行老六。父亲上学时成绩很好,虽然没有考上举人,论资历相当于贡生吧,在当地是比较有名的,后来他学医,成了一个医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在镇上有好几家店铺,谈不上最富有,但家庭经济没有困难,有名望。父亲也希望我学医。我十几岁读初中补习班时,他就拿出很多医书让我看,让我背。我没兴趣,背不出来。 南都周刊:你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好感是从哪里来的? 戴煌: 我出生在江苏阜宁沟墩镇。1940年,黄克诚的部队到了苏北,就是从这时,我对共产党有好的看法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这之前,国民党的部队,每次经过我们那个小镇,都要在街上饭馆里大吃大喝。而八路军来了以后,各个连队加起来有好几千人,他们在空地上集合,坐在自己的小背包上。 那时候已经是深秋了,我们这些在旁边围观的,都穿上袍子甚至套上棉坎肩了,可他们还穿着单衣甚至光着脚。他们高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着《黄河大合唱》,劲头很足。他们在镇上住了一个礼拜,我没看到过他们有任何一个人吃过饭馆,吃烧饼油条的都没见过。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和国民党的部队不一样,这才是人民的军队,我要加入到他们中间去。 南都周刊:当时你对国共两党的异同还有哪些了解? 戴煌: 我讲一件小事吧。1936年夏,蒋介石五十大寿,当时我才八岁。我们这些小孩子啊,排着队,拿着小旗,在街上走,喊着“蒋委员长万岁”。结果到了冬天呢,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学良扣起来了。 可在扣起来之前,蒋介石是中国国家元首的待遇啊,但我父亲和邻居们是讲过蒋介石的笑话的。我父亲说,蒋介石到了西安,他到华清池洗澡去了。正洗着呢,有人从外面推门向里边一看。哎呀,洗澡池子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大乌龟。后来这个人就说,蒋介石其实是大乌龟变的。 父亲讲完以后,大家哈哈大笑。可是大家一笑也就完了,没人汇报到蒋介石那里去。这件事情我记忆非常深刻。 南都周刊:为什么? 戴煌: 后来我长大了,被打成右派了,就老想起这件事。 我们这些人啊,参加革命的时候,对共产党强调的那些口号,非常信服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到现在都信服。结果打下的天下呢?   “多数人在混饭吃” 南都周刊:在文工团期间,怎么成为记者的? 戴煌: 演戏唱歌我也参加了。但是我不是喜欢写文章吗,打下淮阴了,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战士和群众》,当年就被苏北报纸评为“九一记者节的好稿”,那时候记者节是9月1号,现在变成11月了,那时我17岁。 后来,文工团按个人爱好分成4个组,包括音乐组、美术组、戏剧组、写作组,我是写作组组长,那时候我18岁。后来又要成立各个分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我被提名为盐阜区的新闻记者联合会理事。 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就把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去了。一起调了3名记者。进入射阳县文工团是1944年,进新华社是1947年。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从射阳县文工团,到苏北文工团,到新华社,经过了这几个阶段。到新华社,我又先后去了越南、朝鲜等地采访报道。从国内到国外,现在记得的有三四十回,经历枪林弹雨啊。 南都周刊:1957年,你被打成了右派。 戴煌: 当时,因为我说的那句“反对神话和特权”,让我去北大荒劳改,回来后在新华社做资料工作,不当记者了。后来又说我坚持反动思想,1964年又把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1969年林彪一号命令,很多干部去五七干校,又把我们在天津北京上海的右派分子,押送到山西去劳改。 直到1978年,我被恢复党籍,恢复行政级别。但这不叫“平反”,而是“改正”,没有赔偿。牢是白坐了。像我这样受苦,要补我几百万才对啊。国庆节过了后,我就重新跨进新华社的大门。 直到1990年最后一天退休,我在新华社干到将近63岁。 南都周刊: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退休? 戴煌: 我告诉你吧,本来新华社是叫我们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的。以前有人延长到了70多岁才退休。62岁退休也无所谓,但是,按照中央的规定,在我退休以前,单位一定要通知到我本人,而且要问问我有意见没有。但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有人写了个离休报告,把我们这些人的关系打到老干部局去了。 隔了几个月,老干部局打电话给我说,老戴呀,你已经离休了呀。我一愣。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着班呢。 南都周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戴煌: 我这个人比较刺头嘛。 对穆青,我就看不起。焦裕禄的报道本来是周原写的,他们后来补充采访,对周原的稿子只改动了几个字,然后穆青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了上去。我很看不惯。后来他还向北京日报女记者说这个文章是他穆青写的。 退休前,我有一个稿子,写的是一机部副部长沈鸿。穆青把我的稿子拿去了,但他迟迟不表态。大概想在上面加他的名字吧。我很不客气地把稿子要回来了。 后来郭超人当新华社副社长了。他去过我家里几回。他劝我说,老戴呀,你得多到后面去跑一跑啊。也就是多到穆青家里跑一跑。我才不去呢。 穆青和李普后来住在同一层楼里,他们一个在这边儿,一个在那边儿,挨着。李普和我关系很好,我经常去找他聊天。但我就是不到穆青家里去。穆青派他老婆到李普家里,想看看我和李普到底在谈些什么。 我这一辈子啊,就这个脾气,看不惯的人,天皇老子我也不怕,也不理。 南都周刊:作为一名老记者,你评价下当下媒体? 戴煌: 我觉得,媒体应该主持正义,应该按照宪法的精神去讲真话,应该把个人利益摆在次要位置,要有革命的勇气。 现在的媒体啊,虽然并非全部是官办,但它要维持生存啊,即便它心里不服气,表面上要装作服气的样子啊。现在的媒体人啊,很复杂,有好的,有胆识,但为数不多,多数人是在混饭吃,在看着上面人的脸色办事。 南都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新华社待了这么多年,你对这个机构有哪些自己的认识? 戴煌: 1949以前,新华社是很好的,它讲真话;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几千万人,国庆十周年时,新华社居然还在那里宣传全国大丰收。 2010年5月,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任中宣部部长朱厚泽去世了。新京报关于朱厚泽的历史和为人,登了一整版的内容。新华社呢,它只发了两三行字的小消息,连朱厚泽曾经当过中宣部部长这回事都不提。这是偶然的吗?   原文链接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都周刊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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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历史 |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媒体应按宪法精神讲真话

新华社老记者戴煌 新华社 八十年的历史, 戴煌 亲历了六十余年。从风头很劲的战地记者,到因为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成右派,再回到 新华社 。 戴煌 一生的命运大腾挪,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小切片。 “刺头” 戴煌 下午三点,阳光温暖,藤萝缠绕的凉亭,五六只小猫跑来跑去。离休多年的新华社记者戴煌在老伴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出书房来晒太阳。 这里是北京市延庆县的康庄镇,八达岭长城、康西草原近在咫尺。冬春在宣武,夏秋在延庆,成了戴煌老两口几年来的生活规律。 83岁的戴煌,腿脚不很灵便了。 推门进客厅,他正伏在宽大的餐桌上卖力地写着文章。一沓方格稿纸,他已经写完了五六页,字体工整而挺拔。每写完一页,他便扶一扶老花镜,抬起头来,亮出光亮的脑门儿。 “哎呀,整齐不整齐,看不太清啦,我就是抄着影子往上写啊。”把笔放到桌子上,接过老伴递来的湿毛巾,戴煌擦了擦汗,操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感叹自己的视力越来越不跟劲。 戴煌随和而健谈。他听力尚可,反应很快,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说到有意思的事,会开怀大笑起来,甚至手舞足蹈。提起可憎之人,他常毫无忌惮地狠批上几句。而念及伤心过往,他不只一次哽咽无语,老泪纵横。 戴煌对数字尤其是年份日期特别敏感。他会清晰地回想起某年某月某日中央作过什么决定,他自己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他做的说的,又是如何被添油加醋、上纲上线地扭曲。 新四军、新华社记者、右派、劳改、判刑、入狱、21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些关键词,组成戴煌一生的命运大腾挪。 1928年出生,16岁入党,19岁进入新华社,在记者这一岗位上,戴煌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过各种报道。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到朝鲜战争、奠边府战役,在划成右派之前,他已是新华社的高级军事记者。 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冰窟窿里舍身救朝鲜小朋友的事迹,是戴煌从朝鲜一线发回新华社的大量作品中的一篇。这篇通讯经新华社播发没多久,故事传遍了全球,随即被选入中国小学语文课本。 1957年,整风,反右,作为老党员,戴煌向党中央直言进谏,提出反对神话和特权。因此被流放,判刑,命运一落千丈。 当右派身份去除,名誉恢复,再回新华社时,已是1978年,这时戴煌已经五十多岁了,距离1990年新华社宣布他退休,只剩12年。 物是人非,痛定思痛,戴煌对时局时事有了不同以往的深刻认知。 戴煌有过反省,自知太耿直,容易得罪人。可直到今天,他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 1962年,无力承受周遭指指戳戳的前妻,选择了和右派戴煌离了婚,先后带走了两个女儿。 两年后,来北京探亲的女工潘京荣,经人介绍认识了戴煌,和他重新组建了家庭。戴煌对妻子的无私大爱深为感动,他动情地将潘京荣唤为潘雪媛,“雪中送炭、雪里来援”。 后来,这个名字写入了户口本。 婚后没多久,戴煌再度被囚于山西,此后多年间,妻子潘雪媛带着他们婚后再生的两个女儿,独自支撑着贫苦的生活,背负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精神几度近于崩溃。 沉痛铭刻在了心里。 老伴一次次地给戴煌擦拭着泪水,劝他忘掉伤心事,多想快乐时。 现在80多岁了,身体常有小恙,即便如此,每年戴煌仍要接待很多找到家里的访民。他替他们转交材料,为他们的不幸奔走,甚至亲自陪着他们去上访,或为他们联系记者、律师,以求申冤,以求公道。 对这些当事人,他直言感同身受。 端过老伴递到嘴边的茶水,戴煌喝下几口,接着,他颤颤巍巍地,从身后拿出一份稿件,这是他在前几天才写完的一篇,是应新华社80周年社庆征稿所做的。 “新华社,八十年了啊,可是有多少时候,它在讲真话呢!”戴煌皱紧眉头,语气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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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回到胡耀邦(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有37年党龄的党员,我和其他许多真正爱党忧党的同志一样,在考虑为党做些什么。最后决定写一篇文章,谈一谈胡耀邦。于是有了本文。 这个想法的缘起,是最近读的两本书,一本是祝华新先生的《政治旋涡中的人民日报》,另一本是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读后产生了一个印象:胡耀邦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起码是第一位;形成一个结论:我们需要回到胡耀邦。 先谈第一点。这一点认识似乎来得突兀,但在脑海中搜索自己当年的亲历,把那记忆的碎片串连,竟与这一认识是每每印证。 如果要更慎重与严谨,就应该查阅更多的文献。我这才注意到中国竟然没有出版过《胡耀邦文集》或《选集》。有一部150多万字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应当很权威,特别是它在蒐集胡耀邦相关文献时,还介绍了同期中共其他领导人的相关言论或者时代背景,因此可以更方便、更准确地判定胡耀邦思想的独特之处与历史地位。可惜的是它是一本港版书,一时间难以觅到。好在网络上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很多。我在作了泛泛浏览之后,益发坚定了这个认识。 同时,从阅读中看到有不少前辈已经提出要系统地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并且从历史见证人的角度这样做了。比如何方先生说: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1]。 就此而言,胡德平先生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是一个努力和丰硕成果,但我认为这本书尚未能完全、完整地概括胡耀邦的思想。我愿意就此做一个更进一步当然也是简单的论证。然后,我再谈一谈第二点认识,即我们为什么要回到胡耀邦。 一 人们一般把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至1989年的十二年看作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我认为这一阶段又以1978年底的“两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2],划分前后两个时期,77、78两年可以称之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酝酿时期(我赞成叶选基先生的看法,这一时期不是所谓徘徊时期),后十年可以称之为继往开来、改革开放全面启动和曲折反复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当然后期截止到1987年胡下台——胡耀邦都发挥了重要的、全局性的、甚至某个方面决定性的作用。概括起来说,包括: 1.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2.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3.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4.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5.全面提出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工作部署。 6.深刻揭露四人帮的本质,倡导政治改革,提出民主建设蓝图。 7.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8.主持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开创了外交工作和党际交往的新局面。 9.积极推进党的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改革创新,创造了多党合作、民族关系的新局面。 10.推动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改革,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反对腐败、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实现干部新老交替做了开拓性工作。 以上10个方面,人们比较熟悉、形成共识的是第1点中的真理大讨论和第2点。本文第二部分,我将就以上十个方面做一简要叙述。不过,虽然力求简要,由于涉及大量而丰富的内容,这一部分仍然是较长的。有些读者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部分进入第三部分,如果要读,可以重点看一看这一部分中的第1点、第2点、第4点和第6 点。 二 胡耀邦改革开放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为了简要,下面罗列和归纳的仅是十个方面中我认为最重要和仍有现实意义的内容。 第1点:提出“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打响第一枪;组织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扫清思想障碍。 这一点概括的是胡耀邦当年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两个最重要的成绩。人们往往重视了后一个成绩,对于前一点还重视不够。 中共在文革后进入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说法,包括三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的头两点,都与胡耀邦有直接的关系。 今天回顾文革刚刚结束时中国的政治局面,不能不说虽然有了粉碎四人帮这样一个政治上的突变,但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极其沉重的思想禁锢和政治障碍。不但“凡是派”(按:这里说“凡是派”只是说这些人的思想和政治特点,不是说他们有一个帮派,更不是说他们是坏人)还坚守着强大的思想壁垒、沿袭着既定的方针政策并有着明显的政治优势,而且要求改变的大多数人的思想也是相当混乱、迷茫、僵化和胆怯的。中国能否真正踏上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发展道路,开启改革开放大门,首先的、关键的也是艰巨的、复杂的任务,是要在党内外进行一系列的拨乱反正和突破,“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叶选基语)。而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虽然以好学著称、但并非以理论家名世的胡耀邦身上,并非偶然。我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在他本人来说,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首先他具有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和勇于追求真理的思想品格,有多年积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素养和中外文化底蕴,厚积而勃发,这一点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十分突出;其次他具有深厚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信仰和政治家的非凡眼光、非凡胆魄[3]。二是,他于1977年3月任职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一个历史的机遇。任命他担任此职的、他的老朋友华国锋,大概没有想到他在这样一个“冷板凳”上,会做出后来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4]。 胡耀邦一到党校,5月就提出“将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并以此为己任(这种“颠倒了的东西”,用胡耀邦的话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和“组织枷锁”,这是最早的“拨乱反正”口号),以马克思“科学入口处好比地狱入口处”的大无畏精神自励,主动冲进“北京政治旋涡”(胡耀邦语),组建“理论动态组”,7月创办了《理论动态》内部刊物。胡耀邦给它的定位是“要前卫”,“在思想理论战线当个排头兵”。在五天发一篇文章的这个小小内部刊物上,胡耀邦常常亲自出题、组织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定稿。在胡耀邦任职党校时期,《理论动态》一共出版了345期。它“如投枪,像匕首,短距离接触,力求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5],成为当时中国体制内思想最解放、言论最大胆、立场最坚定、是非最鲜明、联系实际最紧密、理论功力最坚实的思想阵地,从此发起了充满风险而又气势恢宏的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系统战役,并成为许多高层领导的思想源头和理论界重要文章的创意源头,引发了强烈的政治共振和波澜。从北京西北角发出的声音,终于搅动并改变了全党全社会的政治局面。 对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及其功绩,胡耀邦自己也是欣慰的。他后来说:“我死后,要写上一句,生前办过《理论动态”[6]。 1977年7月15日创刊的《理论动态》的第一篇文章,是胡耀邦亲自组织并修改定稿的、由时任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撰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针对当时刚刚出版的、系统宣传毛泽东“继续革命”极左理论的《毛选》五卷,大胆提出“继续革命不能光搞阶级斗争,还要搞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也不等于只反右,而是有什么反什么。 这篇文章修改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任务》为题,以“乌疆”之名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将胡耀邦和中央党校的观点诉诸全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运用国家政权,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文章批评将继续革命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认为这是对继续革命的篡改。乌疆的文章把毛泽东以阶级斗争凌驾于经济建设之上的“纲目”论颠倒过来,提出判断上层建筑(包括党的领导)的功能,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促退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还不便于完全否定‘继续革命’,但实际上已经把这个理论本末倒置,把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思路拉回到发展生产力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主流民意上来。[7]” 在这篇文章7月15日首发后,第二天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工作的邓小平,特意让中办电话转告党校,他基本同意文章提出的观点。 经由这篇文章引领的系列文章所形成的思想突破,终于促成了全党的共识,并由1978年底的“两会”确立了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所谓“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被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抛弃。 胡耀邦后来说:1977年7月吴江文章“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这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8]” 真理标准大讨论情况人们都熟悉,不赘。 第2点:胡耀邦推动并主持了全面的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和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全国数百万人的命运,使受株连的一亿人得到解脱,在党内和社会上恢复了公平正义的主导价值。 这一点人们也熟悉,详细情况不赘。回顾它的时候,人们除了赞扬胡耀邦的道德勇气外(连邓小平也为胡耀邦的胆略惊讶),也指出由此集合了中共党内和社会上的改革队伍的骨干力量(缪一轮语)。但是,我觉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通过这种改正、平反、落实政策,表明了执政党具有勇于认错、真诚忏悔和敢于自新的能力,具有崇高的政治伦理和责任感,因此也就具有了继续执政和承担改革开放历史使命的政治资格,从而不但实现了与党内和社会的和解,而且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和政治刷新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一种除旧布新,如果不能对历史和现实的积弊予以正视甚至检讨,并且承担责任,那么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说到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许多中共当时的领袖,之所以不能够如实地否定历史上的错误,正是因为牵连到自己,比如反右。否定别人总是容易的,否定自己就很困难。 胡耀邦的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作为长征一代老干部,经历过那么多回合惨烈而污浊的党内斗争,仍然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对社会底层的疾苦时刻感同身受,具有深切的同情和挺身而出匡复正义的火热情怀。他不同于某些政要权贵,从江湖回到魏阙,好了自己的疮疤就忘掉平民的伤痛,只看到自己是屈打的忠臣,却认定别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甚至向当年的难友重新举起了打人的“棍子”。在耀邦眼里,棍棒落在贵族、平民身上,都是一样的伤痛;冤假错案受害者的挣扎呼救,是不分社会等级的“吁天权”。他的态度是“有错必纠”,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排除万难,从“神州大地的一口口‘油锅’中,抢救出千百万快被炸透了的苦难者”(戴煌语)[9]。 真正的改革需要一种伟大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指引。平反冤假错案“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10],而“正义的早日还原,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一个民族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自尊自信自强的底气,未尝不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常常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十年如一日为沉冤奔走呼号,正是为了还正义一个公道,为民族保留一股正气、一线血脉。[11]”换言之,只有中共高层有像胡耀邦这样的领袖,才会有真正的、以崇高的信仰为基础和指引的真正的改革,这种具有道德正义性质的改革也才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没有胡耀邦这样的领袖,中国的改革开放即使有,也会一开始就扭曲,或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单项的、腐腿的改革,或者会在进行中变味。那种担心“因揭露历史真相而动摇国本”的顾虑,其实不过是掩盖错误、逃避责任、维护利益、迟滞改革的一种借口。胡耀邦向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证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只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并使共产党获得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第3点:支持农村改革试验,并主导其在全国推开。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始于1977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安徽省在省委书记万里的领导下,实行先是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后是包产到户(即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政策,二是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人对以大寨道路为特征的极左农业模式的否定。这两个方面,互为联系,在当时都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也都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和风险,交织着党内从高层到基层的激烈的斗争。反对者不但有纪登奎、陈永贵这样的有左倾思想的领导人,也有诸如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这样的开明领导人,以及全国大多数的省委书记和国家主管部门的领导人。这场斗争,持续了四年多,最后以1982年初中共中央发布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宣告改革胜利。 当时这场斗争的形式,也是很丰富的,简单归纳,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大员如万里、赵紫阳、周惠在个别地区的实践性突破(胡耀邦后来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不过从现有资料来看,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时,也在1978年支持了广东部分地区的包产到户),另一方面表现为在中央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和后来调入中央的赵紫阳、万里以及杜润生对地方实践突破的肯定,并扩大到对大寨道路所代表的左倾农业模式的批判和否定,一点一点撬动坚固的传统壁垒,从小到大拓展农村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形成全国包产到户的革命。在这两个方面的敏感斗争中,1977年12月上旬出任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1978年12月下旬改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1980年2月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此总书记不是后来的总书记,不是中共一把手,而是类似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的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1981年6月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总书记是党内一把手)的胡耀邦,从开始时并不分管农业,到后来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身份不同,都起到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启动,胡耀邦不但在全党层面做了大量廓清障碍和单项突破的工作,而且直接组织制定了中央关键性文件的起草,从而发起了全面的、多方位的改革。 万里1977年开创的农村改革,在中央和全党引起了长达四年多的激烈争论。即使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也不敢对此表态支持,反而是强调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措辞之严厉,让下面有意改革的同志很是为难。 万里和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万里多年后说:当时工作动辄得咎,如果没有耀邦同志(在中央)支持,那就不好办了。当时民间的顺口溜,除了“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外,还有一句:要解放,找耀邦[12]。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否定包产到户,要求已经搞了的地方要“坚决纠正”,并在头版配发吉林省纠正“错误做法”的报道。胡耀邦对人民日报的做法予以批评,要求赶紧改正补救。并同万里、赵紫阳通电话,对他们的做法表示支持。胡耀邦认为,“三中全会两个农业文件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13]” 此时需要一提的是华国锋。1979年3 月,在听取七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汇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虽然强调了坚持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不变,但是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没有一句批评,并说可以试验。邓小平在会上也只是含混了说了一句“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应当说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和分管领导王任重虽然不赞成包产到户,却表现了思想与政治的开明,能够倾听不同意见,“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杜润生语),对观点不同的人也不歧视。会后,中央批转的座谈会纪要即中央31号文,虽然从两个不许增加到“三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化小核算单位,一律不许分田单干”,但也首次提出:对于群众已经搞了包产到户的,“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1979年9月,已经调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赵紫阳被授权对三中全会农业文件进行最后的修改,他和时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胡耀邦合作,在最后的文本中,将三个“不许”改为一个,即不许“分田单干”,但巧妙地接着说:“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实际上是允许例外。 这份文件,就为农民改革挤开了一道门缝。从这道门缝,某些地方领导、广大农民和当时的一些媒体如《人民日报》,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终于为被毛泽东污名化的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 杜润生后来说:胡耀邦“是个思想解放的人,是最积极推进农业改革的领导人。” 1980年4月,邓小平才正式对包产到户表态支持。但此时党内高层仍然对此存在重大分歧。在同年9月,由胡耀邦主持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人依然抱牢人民公社体制,不同意在会议文件草案中写上“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的话,依然主张“包产到户”仅限于贫困地区,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会后,在胡耀邦、万里的主导下,由杜润生执笔,巧妙地整理出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著名的75号文件。其中提出: 困难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不困难的地区愿意搞的也可以搞,不愿意搞的不要勉强搞,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言堂[14]。 座谈会后,胡耀邦、万里到全国游说诸候实行农业改革。比如,湖南、河北都是在胡耀邦的督促和批评下,才开始包产到户的。 在此期间,胡耀邦也指导进行了农村改革第二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否定大寨模式的片面性。可以说,在这方面,胡耀邦发挥了更大的、关键性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个有关农村的文件中虽然提出两个“不许”,但是在会后,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主导对会议文件作最后修订时,还是尽其可能,采取了迂回进攻、釜底抽薪的做法,对实行了14年的“农业学大寨”一是不提或少提(《决定》只提了一次,并且接着又补充说,大寨要对自己一分为二。而会议公报一句不提),二是纠正了文革中过火的做法,重申了生产队的自主权、社员分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工商业等经济政策,“明显地是针对大寨经验另寻出路”(祝华新语)。 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在许多场合都“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指责学大寨修建“人造平原”,搞农田水利大会战是“劳民伤财”。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道:“胡耀邦,胡乱邦![15]” 1980年6月,在胡耀邦支持下,《人民日报》揭开了昔阳的一块疮疤——“西水东调”工程,并发表经过胡耀邦审阅的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 这一时期,胡耀邦还指导了党内和社会上对一系列农村改革和经济改革中的虽然具体但关系重大的是非问题的讨论,拨乱反正,并且有理论上思想上的突破,为中国改革开道。比如,从1980年至1982年,《人民日报》多次对农民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长途贩运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形成明确的结论,主张《不应把商贩叫做“二道贩子”》。在这个讨论中,胡耀邦曾经明确指出:“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就需要长途贩运,需要搞活流通,无论短途运输还是长途运输,都应该鼓励。以后别用‘二道贩子’,改用‘运输户’,有搞短途运输的,有搞长途运输的。[16]” 1981年,胡乔木给广东省委写信,严厉批评广东出现的农民雇工承包集体鱼塘,并将信抄送胡耀邦、万里和国家农委,同时派出调查组前往广东。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也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在两个调查组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时,胡耀邦明确支持广东省委的做法和意见,说:农林牧副渔都可以承包。后来并以中央名义认可广东的做法。 1982年初,由杜润生领导的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中央发布了著名的第一个“一号文件”,首次正式认可了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至此,包产到户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中国农村改革进入了全面推进的第二阶段。这一年,中国各省市区,除了黑龙江外,都实行了包产到户的改革。1983年,黑龙江也易帜了。 一年后即1983年1月,在中共中央下达的第二个“一号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胡耀邦起的名字),并将其肯定为“伟大的创造”。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从根本上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开创了农业发展的新局面,不但解决了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并由此推动了工业、商业和城市经济的改革,引起了整个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一系列改革。从1982年起,在胡耀邦提议和主持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颁发了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在胡耀邦领导下,中国农村进入了改革开放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 第4点:胡耀邦主导了全面改革的起步和规划 从农村起步的改革不但导致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推展到全面的改革。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出席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作题为《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又称为“二十八条”,因为胡耀邦一共讲了28个问题,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改革的必要性、方针、目标、任务、途径。胡耀邦说: 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改革的总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什么是全面而系统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大规模的改革是一件很艰巨复杂的事情,需要深思熟虑,实事求是。中央决定有步骤地进行,经过典型试验,保证我们不会来回折腾和产生混乱。 关于经济改革的方式和途径,胡耀邦的观点是要把当时农村改革的有效经验借鉴到城市改革中来,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 胡耀邦在讲话中强调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指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提出要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强调改革势必触动上层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法的改革。 胡耀邦还谈到其它各个方面改革的必要性和重点改革任务,他说: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是一次全面性的系统改革,因此,除机构和经济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 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收,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勇于改革是革命者的品格。中国旧民主主义的先行者们,尚且具有那种至今使我们感奋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我们难道不应当具有更宏大更坚韧的改革勇气和进取精神吗?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讲话中,胡耀邦还最早提出了衡量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标志: 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和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17]” 1984年,由胡耀邦、赵紫阳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正确观念。邓小平在中央全会讨论这个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决定主要是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贡献。 1986年 9月,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吴象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1980~1987年,是改革取得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的时期,是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时期,尤其农村生机盎然、农民扬眉吐气的时期。” 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国民经济,胡耀邦还有一个重大的贡献:提出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内,争取我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水平的奋斗目标。这是他看到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提出湖北工农业二十年翻两番的目标受到的启发而提出的。他找过好些省市领导和部长们商量、研究,自己也经过仔细计算,怎样才能达到,然后1980年初去向邓小平建议,邓小平当时就同意了。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翻两番的目标是邓小平提出的,实际上最早是胡耀邦提出的,而且提出后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也曾经一度不再赞成,胡耀邦被批评不懂经济,并被收回经济工作领导权。后来在事实面前,也经过孙冶方的论证(《20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是病危住在医院的孙冶方最后一篇文章),胡耀邦坚持的“翻两番”的宏伟目标,终于成为高层的共识,1982年9月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宣布了,鼓舞了各族人民,全国经济建设得到了更快的发展。1983年就达到了“六五计划”规定的1985年的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1984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又比上年增长14.2%,1985年更增长了16.4%。到上世纪末,这些目标提前超额实现,实在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18]。 下面,仅简单归纳胡耀邦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他的其他方面改革的思想放在后面论述。 1.胡耀邦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目的是为了让人民富裕。 早在1969年,罢官挨批的胡耀邦就给毛泽东上书,提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要有实际内容,不再拘守“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他主张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和社队企业,“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19]。 1979年胡耀邦发起“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中,形成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胡耀邦在当年10月9日的一次讲话中说:“二十几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二、方针不对头,没有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三、管理体制高度集中,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后来有人说,这是全面改革开放前夕一次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具有同等价值的理论探讨,可惜当时它的价值没有被人们全面认识,甚至被中止了,只是在今天才感到它的重要意义。 胡耀邦后来在多个场合以多种方式,强调“国家要富强,首先人民要富裕。能不能使人民富裕起来,是检查我们各地各条战线工作的最重要的标准。[20]”胡耀邦说:“管子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个战略思想是对的。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也就强大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21]”甚至胡德平认为,如果仿子贡问政,胡耀邦的“三个有利于”必不得已而“留一”,于斯三者何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民富。耀邦同志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有层次的,全面说怎么说,比较说怎么说,最后说怎么说,这些想法的不断积累就形成了耀邦同志藏富于民、富民为先的治国理念。” 这一点甚至后来成为胡耀邦的一个“罪状”:1987年生活会上有人批他说:胡耀邦一条富民政策就概括了我们的一切了,还很得意,到处讲[22]。 1984年3月29日,《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多次讲话精神,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篇文章是在整党期间发表的,无疑把整党与富民紧密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富’作为资本主义去批,这是他关于建党思想的一大进步。因为他认为,人民富裕的过程,向国家缴税的过程,也就是为社会增加财富,使国家富强的过程。耀邦同志认为国富而民穷是可能的,民富而国富则是必然的。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无水大河也会干。[23]” 让人民富裕,是胡耀邦那一代领导人他们发起改革的初衷。“他和习仲勋、万里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对人民群众普遍有一个还债情结,兑现建国前党对人民的承诺,这也是这些老人在经历几次政治风波后的心理反映。胡德平分析说,这种情结说到底,关系到共产党人的良心问题,关系到执政者的理想问题,关系到共产党不应有特殊利益而只能有人民利益的问题。”而“写出‘辉煌六十年’这一标语的人,他是决没有还债情结的。[24]” 2.清晰的改革任务、原则、路径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 在胡耀邦眼里,改革任务非常清晰,就是改掉“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掉以“一大二公”为标准衡量社会纯净度的社会主义模式。 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胡耀邦特别看重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在此指导思想下,他重视工人在企业改革中的民主管理权利。 改革也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1986年提出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时候,他就率先提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他说,改革有进攻也要有防守,要攻防结合,老进攻没防守,生活没保障,老百姓现状都无法维持,改革是改不下去的。 改革要有新思维、新方式,要突破常规。这一思想体现在他1983年2月深圳题辞上:“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他不但以此表达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而且指出了我们党为人民利益服务、富民为先和让人民当家作主的立场不能改变。 胡耀邦认为,中国要走通过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富民,既要抓生产,又要提倡适当的消费,但消费不同于浪费,也不是高消费。消费需要支付能力,它的基础是人民的富裕。经济发展不能通过第一部类推动第二部类,而应该用第二部类也就是通过富民、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推动第一部类,最终达至各产业行业的共同发展。在当时,他把拉动内需、重视消费同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联系了起来。50年代胡耀邦担任团中央书记的时候,就发起过青年人服装美化的活动。到了80年代,他也注重老百姓生活中老三大件向新三大件的转化。 胡耀邦1969年给毛泽东的上书中就主张农民举办适合自己特点的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农村改革中又很早就主张农民以各种形式,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发展副业,发展多种经营,发展社队企业。1979年11月,他说:“我们该如何把地方工业、特别是社队企业搞上去,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高涨?看来,只是大喊大叫大力发展,切实整顿还远远没有抓住要害。[25]”在当时多数中央领导对社队企业并不看好的情况下,由于胡耀邦为首的一批领导人的支持和农民自己的创造,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到1985年其产值居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邓小平赞叹“没有想到”。当年这些社队企业中经过改制,发展出至今许多行业的领头企业。胡耀邦也提出农村要发展专业户,是我党继农村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大政策。他所讲的发展专业户,不仅要发展种植、养殖专业户,而且要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发展交通运输、储存、加工、流通等领域的专业户。实际上是在发展专业户的概念下,全面发展民营经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思想,当时都提了出来[26]。 胡耀邦重视就业问题,提出了新的就业理念和方式。1979年后随着上千万当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已经担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接受中央安排给他一个任务: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这也是胡耀邦这一时期分管的第一个经济工作。胡耀邦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多种所有制渠道就业的思想,为集体所有制、服务业恢复名誉,鼓励这些青年人自己创业。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数以百万讲的城镇青年进入服务业,不但解决了就业,而且发展了服务业。“从知青就业问题出发,他直言不讳地谈到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的问题;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的问题;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的问题;摆脱过时观念和树立光彩就业观念的问题;最终归结到对党中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思考上。[27]”胡德平由此认为知青回城就业问题是城市改革的序幕和第一推动力。 胡耀邦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注意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发挥科研人员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就以支持科技工作而受到批判,但他在被批判中,仍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1983年3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中,特别把强调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作为报告的两个主题之一。他号召全党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胡耀邦支持并倡导城市人民包括体制内科技人员和国企职工创办民营企业包括高科技民营企业。1980年由胡耀邦主持制定对北京建设方针的四项重要指示中,提出北京要发展的工业中包括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业。书记处四项指示公布以后,风生水起,首都的科研人员率先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成立了国内首家民办科技机构。1983年,在这个机构遇到困难时,中央书记处分管领导方毅、胡启立表态支持这些开风气之先的科技人员,最高领导胡耀邦也批示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全面的指导和促进。中央领导的支持轰动了整个中关村,科研工作人员沸腾了,离开原体制、活跃在中关村科技市场的人越来越多,终于开创了整个中国的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科技领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胡耀邦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现在看,民进国退是中国改革的最主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经验。正如胡耀邦所说:“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28]” 胡耀邦提出要扩大国内的横向经济合作。1984年初他在广东汕头指出,所谓开放,“对外不只是一个外,对外有两个,一个是外国的外,外省外区也叫外。你们要研究国内的外,与上海、镇江、苏州、无锡、汉口交流。[29]” 1984年初,胡耀邦同志在黔亲自促成了“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这是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跨省区、高层次、定期进行的经济交流合作活动。 胡耀邦认为发展经济要特别重视环境保护。1981年2月3日,旧历除夕,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值班,望着满天的烟火,他对身边的秘书说: 你看看北京的夜空,乌烟瘴气。北京如此,全国也一样。我们国家人口多,生态环境是个大问题,治理生态环境,还是我们今后一项十分繁重的大任务哩[30]。 1980年在对北京进行了数天的专门调研中,胡耀邦对北京领导说:“我们根本不反对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还叫什么共产党员?(问题是)怎么个发展法,你往什么方向(发展)嘛!”其后,胡耀邦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建设的四项指示中,提出对环境的要求是:“要把首都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一流城市。”到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对北京的环境保护又提出更高要求和新的任务:“要认真搞好环境保护,抓紧治理工业‘三废’和生活废弃物的污染,首先是解决好大气、水体的污染和噪声扰民问题。”要求“对于污染严重、短期又难于治理的工厂企业,要坚决实行关停并转或迁移。”难能可贵的是,中央的批复中还提到生态建设问题:“要继续提高绿化和环境卫生水平,开发整治城市水系,加强风景游览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从而把北京建设成为清洁、优美、生态健全的文明城市。”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环境保护、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建设等问题,并希望首都带头,应该说是极有远见的。胡耀邦重视绿化,并把它和中国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全国的绿化和污染治理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他认为全国大规模的绿化,对生态环保、农民致富、山河治理都是一种共生共荣,互相促进发展的关系[31]。1984年,胡耀邦在视察甘肃时,指出这个省农业经济发展的战略应当从单一重视粮食生产调整为:“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治理山河,治穷致富”。笔者当时正在甘肃省委工作,胡耀邦的这个指示在全省所引起的震动,至今记忆犹新。 胡耀邦提出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当是与农民个体商品经济与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小城镇,采取集体所有制方式投资。1979年6月他有一个批语: 随着农业和农村形势的不断好转,我们需要把全国的小城镇建设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基层中心。建设这种基层中心,不是靠国家投资,而是引导各方面采取集体所有制形式予以解决。但这要有计划,有领导[32]。 1982年胡耀邦已经预计到中国将有1亿农民脱离农业进入城市化过程,1983年他提出一个主张: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专业户、社队企业发展到建设小城镇。同年7月14日,中央对北京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要求北京:“要按照节约用地、少占或不占耕地、统筹安排、配套建设的原则,认真组织编制村镇建设规划,逐步建设起一批农工商结合发展的、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设施的农村集镇。”这个要求是有普遍意义的。1983年2月13日他在广东湛江说:“农民可以到城镇修房子,为什么不可以?一千年前景阳冈,没店怎么住啊?让手工业专业户到小城镇修房,二三十里的地方有个小镇,里面有电影院、茶馆什么的,便有了个落脚点。否则几十里地什么也没有,青年人没地方玩,便去赌博去了。[33]”1984年,胡耀邦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建设小城镇将是改变城乡关系、改变劳动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一大措施。”指出:城市化不必在现有城市铺摊子,摊大饼,“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34]” 胡耀邦重视城市居民的住宅建设。1979年他指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三个问题之一是住宅建设。1980年对北京发展的四项指示中也提到居住问题。此后北京的住宅建设掀起高潮。1983年中央对北京建设规划的批复中,要求“在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基础上,到1990年应基本解决无房户和居住严重困难户的住房问题。”中央对北京市建设的两次指示,对其他城市都有指导作用。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会合,就把这两次指示的精神写入全会的决议之中。胡耀邦关于小城镇建设可以采取集体投入和个人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思路,对于今天我们的住房改革与建设,也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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