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访问者：“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王磬 受访者：潘鸣啸 日期 ：2012年2月7日 观点预览：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1-1 字数： 430000 开本： 16开 ISBN：9787500082545 定价：￥45.00——小平注）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待续）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 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薄熙来发自肺腑一席话惊动中南海      薄熙来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 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 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 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 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 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 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 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 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 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重庆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改革由 “ 跟跑 ” 到多项 “ 领跑 ” ，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改革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 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我们还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带动 农民增收200多亿元；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改革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山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方面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如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等，要继续深化、完善，还 要在医疗、教育、财税、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咱重庆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各区县、各部门都要开动脑筋，拿出一两项有创意、有价值的改革举措。把各个区县的创意拢一块儿，就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 薄熙来说，重庆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近几年，我们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 备制造、化医、材料、能源和轻纺7大支柱产业，改变了过去汽车摩托车“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市属国有资产从5850亿快速增至1.5万亿，仅次于京津沪。民营经济总量从2385亿增加到5000多亿，翻了1番多。国进民也进，在快速和优质增长中，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使发展更有后劲、更有活力，我们也更有底气。 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 薄熙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作出 “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十分关心重庆，给予很多鼓励、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都多次来渝，给予很多关心和宝贵的支持。国家各部委也倾力相助，与重庆签署了74个部市合作协议。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如一场“接力赛”。直辖以来，德邻、国强、镇东、汪洋4位书记，海清、叙定、鸿举3位市长，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干下来，为重庆发展“费尽移山心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历任老领导的辛勤工作，尤其离不开直辖以来历任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年来，市政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勤奋务实，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面贯彻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成效显著。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组、宣、纪、统及各部门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驻渝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工青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发挥各自优势，助推中心工作。40个区县有如40只“小老虎”，虎虎有生气，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抓改革、促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惠及了千家万户，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安居乐业。咱山城人民肯吃苦、能干事，只要按科学发展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会更好！ 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薄熙来说，重庆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走了民生导向之路。这几年，市委开了8次全委会，每次都关乎民生，特别是三届四次、七次、九次全会专题研究民 生，提出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牵引改革、促进发展。回过头来看，走民生导向之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路越宽，心里很踏实。 薄熙来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 同志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富 裕、共同繁荣。”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造福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民生导向，改善和 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除此而外，不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 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是为民生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倍感方向明、干劲足、办法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坚持民生导向，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发展的原动力。如果群众看着领导干部不干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 财，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反之，当干部群众看到领导干部从早忙到晚，周末也想着工作，全力以赴地干，发自内心地改善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就会产生强 烈的共鸣，就会想，这个党，这个政府真为我们着想啊！这样，就会在全市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自然就会大有成效。 薄熙来说，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看，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怎样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围绕民生抓发展，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了，生产力自然就会大发展。反之，如果劳动者辛辛苦苦地干，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年复一年，生产积极性必然受挫，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发展就失去了原动力。 薄熙来说，有些人认为，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但并未看到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总要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百姓的生活啊。这看似有 理，其实行不通。你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啊？说到底，还得靠百姓，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还得靠改善民生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的。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定要等到发展起来再研究分配、改善民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 高歌猛进，经济能实现跨越发展，就是因为坚持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比如为中低收入者盖公租房，发展微型企业，每年市级预算用于直接民生的支出比重在 50％以上，百姓普遍受惠，当然就能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薄熙来说，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的消费 往往被忽略。不少地方重投资，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而实际上，消费也很重要，搞好了，就有了内需；市场也随之活跃，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 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穷人想消费却没钱，从而导致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产能过剩， 企业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哪个地方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薄熙来说，正在西方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起来，欧美的经济产出已经不小了，但只靠那少数的富人去消费，就是可劲儿吃，可劲儿花，也终究是有限的；广大百姓有需求，渴望改善生活，却没有财力；最终是市场萧条，大量企业停工或破产，酿成经济危机。 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民生，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 10 个百分点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通过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一是促进了消费，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两翼万元增收”、发展微型企业、地票交易，累计拉动消费4000多亿元。二是增加了就业，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新增就业岗位550万个。三是拉动投资，“五个重庆”累计投入1.3万亿，“民生 10条”累计投入3000亿，“共富12条”还将投入1.1万亿，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打基础、练内功、利长远之举，重庆地处内 陆，有可能成为内陆的消费高地，从而提高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长远发展。 通过民生导向，还可以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节能环保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四是促进社会和谐，降低维稳成本，最终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咱重庆的同志，正在进行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探索，一是我国西部能不能成为开放的前沿？二是共富之路能不能走通？能否实现“经发”与“共富”的双赢？第一个探索，我们正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建成一个能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引进来”、还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开放高地。改革开放 30多年了，过去的开放高地都在沿海，一提西部，人们往往想到山高路远，“扶贫帮困”。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挥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多个开放高地，这对于深化全国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而重庆正在进行的探索，给了中国经济界很多积极的信息。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应当成为西部一个开放的高地。 薄熙来说，第二个探索，民生导向拉动经济发展之路能否走通？在经济快速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状态和理想境界，古今中外还没有过。西 方经济发达，但是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圆满了，就不仅是对 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不是只有欧美模式才能把经济搞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照样行，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实现 了共同富裕，就是一条科学、正义的发展之路，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对人类也是个有益的贡献。 薄熙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论述，概括地讲，就是共同富裕。尽管这条路还没有先例可循，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 咱重庆这些年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探索，一方面经济加快发展，一方面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就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尽管道路曲折，可能会有阶段性反复，但只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把 “ 民生 10 条 ” 、 “ 共富 12 条 ” 件件落实到位， 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说，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要认真领会并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民生10条”件件落实到位，把“共富12条”全面铺开，一项一项抓好，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最后强调了岁末年初的几项工作。一是关心关爱群众。各级各部门要更加关心百姓冷暖，落实好“三项制度”，勤走结对的“穷亲戚”。不能大而化之，要把 好事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二是稳定安全。元旦、春节将至，要特别注意建筑工地、烟花爆竹、地质灾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安全，严加防范，慎之又 慎。三是清廉过年。要追求高雅、文明的过节方式，过好“廉”关。 “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发展快中见好，经济增速上升到全国第一位，五大经济指标增速也位居全国第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源自于五方面的工作推动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专门通过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强调要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要打造共同富裕的城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可操作的规划。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五大目标：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30％，提至50％以上； 二是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房覆盖之下，让更多的人从“房奴”中解放出来； 三是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 四是以政府补贴方式新建15万个微型企业，以创业推致富； 五是让千万农民成“有地市民”和有产阶层。到“十二五”末，重庆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缩小为0.3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现在的3.3：1缩小到2.5：1. 重庆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地大力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很有现实针对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强调：“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突破4000美元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共同富裕显得尤其紧迫。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4000美元是社会矛盾比较凸显的时期，特别是贫富悬殊所引发的“仇富”情绪可能会酿成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国际共认标准，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应控制在0.3至0.4之间。超过0.4，社会利益矛盾会明显增多。 目前欧美与日本的基尼系数普遍控制在0.24至0.36之间，而据专家研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可见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 口与节骨眼上，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勇敢闯关。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积累，中国也已基本具备了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但应看到，大多数群众仍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如果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显然社会就难有和谐，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会戛然止步。正是基于对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忧患，重庆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很睿智，具有风向标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做法也可供借鉴。首先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做蛋糕很重要，是前提与基础，蛋糕做大了才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分 好蛋糕也很重要，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才能激发群众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蛋糕也才能越做越大。二者应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目前国家财政的 蛋糕已经很大了，打造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应提高国民收入所占蛋糕之比例，尤其公共财政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众倾斜。 其次是教育、动员、引导富人多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人，但强调先富帮后富，富人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 的。在发达国家，富豪们普遍奉行这样的人生信条：“守着金钱财富去死是可耻的”。所以，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比较之下，淡漠公益是中国许多富人的道德短板，亟待修补。如果富人们普遍热心公益事业，对缩小基尼系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震惊：薄熙来对西方国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薄熙来说，人生在世，转眼就到退休。青年人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多读些经典，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习惯性地上网、看电视，不加选择地去看书报杂志，虽然也能接受不少信息，其价值含量是有限的，而一般信息是不能代替经典的。 薄熙来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一定要抓住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多读经典，广泛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毛主席青年时代 在长沙，常常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独立寒秋”，静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大事；同时又废寝忘食，博览古今中外典籍，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 功底。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在延安也静下心来，就着窑洞的灯火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堪称读经典、写经典、用经典的典范。 薄熙来说，读经典一定要选好书。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名着、唐诗宋词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马恩着作，博大精深，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我 国领袖的文选，也是深入浅出，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精彩。这些书要好好读，反复读，有些段落还要背下来，随时可用，受益无穷。一些人提倡包容性、多样化，但 再包容、再多样，也不能没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主干挺拔才能根深叶茂。 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薄熙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 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并不可能靠自我完善加以修补，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将导致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薄熙来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共同富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更是跃马扬 鞭，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共产党是有本领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最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说教，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是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讲，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鲜明地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前不久，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共富12条”，就是 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措施条条实打实，沉甸甸，我们一定要埋头苦干，将其全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能够真正把基尼系数降 下来，把区域差别缩小，那咱重庆就是对全国发展的大局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搞改革开放，诚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 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那种社会从历史、从宏观来讲，走到一定程度都是撑不下去的。只有社会主义始终追求共同富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全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有后劲，未来不可限量。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植根于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思维理念上，都可提炼出地 久天长的精华，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话感人至深，影响古今，魅力无穷。继承这些思想文化，我们就有力量和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既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善于创新，敢想敢干，敢作敢为。 薄熙来说，这些年，市委、市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但也有些议论。比如“打黑”、“唱红”，又如“共富12条”，总有些说三道四的。我的想 法是，只要于民有利，我们就要旗帜鲜明，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现在有些干部，倾向于回避矛盾，还喜欢说“和气是福”，主张 “少招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今天我们也要为人民拿出追求真理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识。希望我们 高校的老师、同学坚定不移跟党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全市人民一道，迎接挑战，努力拼搏，把我们钟爱的重庆建设好。 重庆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 薄熙来说，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府艰苦创业，为重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年，我们在抓“唱红打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经济建设也没有停步，取得了新的进步：GDP增速连续3年保持15％以上，去年达到17％；财政收入去年增加49％；利用外资由2007年10亿 美元升至去年的60亿，今年可达80亿；对外投资还实现了50亿美元。我看重庆人很能干，且还有潜力！现在我们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政府正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内陆开放高地和两江新区的建设也已全面展开。这些实践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我们期望高校的师生能充分了解重庆的变化，并努力融入到这个令人心动的发展洪流中去。

　　关于重庆，最近似乎成了网上最热门的词之一。对于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伴随它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默默无闻如夏日骄阳中的黄桷树，居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虽然不是重庆人，但在重庆的这么多年里。不管是它夏天的火热和冬春的阴雨，都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生命中。我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重庆人，并以此为荣。“我早想写一些文字”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也很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这些真实的字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城市的变迁，或许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个城市就是我所深爱的——-重庆。 　　我是想到哪说哪。首先说说重庆的黑社会，论坛里面说到的那个李俊（也就是跑到英国喊冤那位），也算是重庆的知名人士了。他开的金龙玉凤大酒楼就在沙坪坝区天星桥到石碾盘之间，靠近沙坪公园。开了应该有20年左右吧？我也曾经去吃过，菜品一般，巨贵。酒楼后面是洗浴城，这就是全沙坪坝都知道的“娱乐场所”，小姐很多，这个地方就没去过了。原来周末的时候那里简直生意好得不得了。停不少公车，警车，甚至军车都有。后来据说李为了洗白，开发房地产去了，有个“龙凤云州”就是他的楼盘。据说李很有背景，一直平安无事，直到10年，王才将其拿下。具体大家可搜索重庆“金龙玉凤”，好像沙坪坝某副区长因此锒铛入狱。所以，李为货真价实的黑货，喊冤？我呸。。。 　　关于重庆模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叫“新加坡模式”更恰当一些。因为重庆的公租房制度就是借鉴新加坡的。而且重庆的严刑峻法的措施也是借鉴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法律之严格，去过的人都知道。不信你去新加坡随口吐痰试试？法律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强制措施。重庆还有一点，也是借鉴新加坡的，那就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这点网上说得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有规定？所以我也不好说明白，有网友形容重庆是“官不聊生”，这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李庄，怎么说呢？自从李庄出事，法律界一片哗然，连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也在帮李庄说话。其内幕据公安的朋友说，李庄出事是李庄大意了。原来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是不能有公安的人在场，更不能录音录像。但当时由于案情重大，公安的人装了监控（当然这也许有点违法），结果李庄教犯人怎么怎么翻案的内容被逮个正着。遇到王，李庄立马倒霉了。 　　关于王，他应该是个传奇。开始绝大多数人都没关注到这个人。没想到就是这个外来的人居然掀起了打黑的高潮。其贡献其实不在于消灭了多少黑社会，而在于摧毁了一个制度 ，一个警匪一家的制度（或者叫潜规则？）。在重庆，不要小看警察。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酒吧，洗脚城，夜总会，没警察罩着你敢开？不是黑社会砸场就是警察查房，弄死你。重庆黑老大里有个陈坤志就是警察出身。我旁边一派出所的。王在警察中不太受欢迎，首先，据说他有失眠的毛病，经常睡不着觉出来夜访，查到谁不在岗谁立马就地下课。还有他建立的交巡警制度，几乎所有的原来坐办公室的警察都改了交巡警，交巡警平台是露天的，重庆夏天那才叫一个热哦，我们看着都受不了，还必须全副武装。交巡警真是很辛苦的，当然老百姓都很满意，夏天经常有市民去送饮料啊什么的，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说一件真实的事，我一个熟人的孩子在老家突然肚子痛，县医院处理不了，只好连夜往儿童医院送，到了主城找不到路，只好去问交巡警。结果交巡警立马警车开道把孩子及时送到了医院。那个熟人说起这件事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只有两个字，震撼。所以我逐渐的开始关注警察，关注打黑，关注王。如果没有王，警民关系像现在这样近是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五个重庆”，五个重庆的提法大概是09年提出来的。网里有很多人反对重庆，我觉得反对要有反对的理由，请哪位反对者帮我把“五个重庆”先说全了我再说。毕竟你连反对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还反对个“铲铲”啊？（重庆话，不算骂人的）。 　　关于薄总。我和同事现一般都习惯称呼他为“薄总”。薄总刚到重庆时，影响也不算大，虽然知道他在大连很受欢迎。估计官场上大多数官员的看法也一样，“舞照跳，马照跑”。后来的几件事情彻底地震动了官场。首先是一次薄总给某局局长打电话，问他在哪，在干什么。这个局长据说当时正在吃饭还是在夜总会，随口撒了个谎。薄总说：限你一分钟内用最近的座机给我打过来。这个局长回拨的电话号码被查实后，立马下课。 　　关于文强，“二哥”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说几点别人没说的。二哥发迹于巴南，也就是原来的巴县。其实二哥在巴县名声很不好，早在我在巴县读书的时候就有人大代表举报他贪赃枉法。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越升越高。估计是跟对了线。先简单说一下重庆的地理划分。重庆有主城和区县的说法。主城是指：渝中，江北，沙坪坝，巴南，九龙坡，大渡口，渝北，高新区这些地方。北碚也算主城，但离主城远一些，算主城和区县的结合部吧。而江津，万州，涪陵，合川这些就属于区县了。说也奇怪，原来在主城的官员中，区县的却很多。我个人觉得，区县官场的风气很不好。我有个同学，在某区县当镇长。该县副县长是他老婆的哥哥，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他老婆的弟弟。一个县的官员里面十之七八沾亲带故。你说说，这个县岂不是他们家开的了？地方势力极其强大。薄总来的时候，估计要面对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空降了王。从打黑的角度看，主城基本完成了，但区县还没怎么开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广大老百姓觉得很遗憾的一个地方。 　　关于民生，这是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生之艰难，在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先说说医疗，08年有了孩子以后，感叹医疗费用之昂贵，也找了几家保险公司，想给孩子买个医疗险。可一谈之后才知道，医疗保险也不便宜，一般都要2000元一年，而且赔付条件也很苛刻，纯粹属于盈利性质的。刚好重庆市推行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也给孩子保了一个。全年缴费120元，每年还返还几十元（50还是80，是我妈办的，不确定），未成年人最高可报 85%，而且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等大病也包含其中，每年最高可报20万元。原来一个病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现在参加医保，几十元就解了后顾之忧。你说老百姓不支持吗？当然支持。我老婆家里06年的时候她老爸和婆婆都没有医保，看病都不敢去，现在都有了医保。而且现在社区医院都不收挂号费，服务态度也不错，基本每个社区都有医院。我小孩出生到现在，所有的儿保和强化免疫的疫苗都是免费的。只需要到社区领一张卡，到指定医院，全部免费。不花一分钱（当然也有收费疫苗，自愿的，我没有选）。这是医疗方面我感受最深的地方。 　　刚才有个朋友说道领低保打麻将的事情，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要知道，低保不过280元左右（好像，各区县不同），有目标有追求的人会这样做吗？据我所知，经常打麻将的无非下面几类人。一是原来城中村的农民，由于城市改造，他们全部转成了居民。但是原来土地和乡镇企业的收益按年发放。这些人一年坐在家里，什么不做，分红人均也有好几万（多的据说有7-8万，少的也有2万以上），而且家家都有房，房屋出租的租金也足够生活，他们没有生活压力，文化素质也不高，不打牌怎么打发时间？二是转户的农民，重庆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区县的农民都进城了。他们的土地补偿好像是10万元一亩，也就是说每户都有几十万。为了稳定，大部分都办了低保，同上的理由，打牌也是打发时间。三是部分年龄偏大的人员或者不想干的人员，哪里都有这样的人，不管怎么样，给他们低保还是必须的吧？总不能让人饿死，对吧？总之，这些人是少数，大多数重庆人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为家乡的变化添砖加瓦。 　　关于制度问题，说老实话，我个人是倾向于两党制的。毕竟两党之间互相监督比一党执政，什么都藏着掖着好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韩国，台湾都有这样的例子。我曾经跟美国的友人谈到这个问题，她居然说，别学台湾，那叫一个乱哦。那么，新加坡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老提到新加坡，因为我觉得所谓重庆模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加坡模式。我们期盼公正、民主、自由。同样我们也期待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当然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人来执行，否则一切还是空谈。香港的公平公正在世界上是排名靠前的吧，那你看看廉政公署产生的历史。最好还去看看《雷洛传》，刘德华主演的，完全真人真事改编。看看当时香港警察的黑暗。对比重庆，你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雷洛远遁台湾之后，一个崭新的制度出现在香港人的面前。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出发，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这是我始终觉得遗憾的地方。 　　关于教育，因为孩子读幼儿园的事情也了解了很多。原来读幼儿园，特别是好的幼儿园都要收赞助费的。多了要1万多一年，少的也要几千元一年。后来江北区政府出台了一个“普惠制”幼儿园，好像第一批批准有几十个幼儿园（具体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不收赞助费，保教费450封顶。政府每年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元。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在全市推广了（我的孩子早读了一年，没有享受到）。关于外来人口入学的问题，重庆不存在。因为重庆各个区县都指定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指定的学校很多还是重点学校，比如渝中区的人和街小学，农民工子弟可以就近上学，还免受学杂费，更没有什么赞助费的说法。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还有择校费的问题，据说，重庆市教委已经指定了一个目标，在2015年全面取消择校费，如果真能实现，这将真是民之大幸。而且现在学生还有什么蛋奶工程，每天一个免费鸡蛋，一盒免费牛奶。农村学生更是全面取消学杂费，书本费，也就是说真正的免费教育。而且据说贫困学生更有免费的营养餐，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据说江北区教育预算率先达到4%的目标，而且全市将在两年内达标。这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关于重庆的“官不聊生”，好多朋友不了解。我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暂时不说。说说可以说的。薄总主政这几年，重庆落马的贪官可以说是最多的，比前几届的总和还要多，几乎各个区县，部门都有人因贪腐落马。另外还有许多内部规定，比如：逢年过节，生日宴会不能收受礼物，酒宴不能超过多少桌，宾客的数量，哪些人不能请等等，很细，能够量化。如果违反，一经举报，下课那是必须的。所以有次重庆市发了个文，要求所有官员在限期内上交“红包”，期限内上交，不算受贿，超过期限必受严惩。结果，两天，上交了6000万，想想看，没有逗硬的决心，下面会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吗？当然不会了。而且重庆市处以上干部都是24小时待命，受纪委监督。没有哪个城市会这样。另外，据我所知，重庆市还发了个文，准备试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估计一旦实行，举国震动。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公布，内部还是纪委在搞。另外还有公车制度改革，已经在搞了，很多部门的公车都被收回由专门的部门统一调度，文件网上看到过，如果违反，其下场是一样的—–下课。 　　关于住房，这个重庆是被提及最多的地方。我也就不再多说。根据自己个人的体会说一说。重庆的房价在全国比起来，应该算是很低的了。有外地的朋友来重庆，谈及房价时，经常惊呼：哇，你们重庆的房价好低啊。我笑笑，不说话。因为重庆位处西部地区，收入也是很低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地方的房价和收入比才是衡量房价高低的标准。外地房价虽高，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高很多啊。我是07年买的房，当时房价在3500元左右（套内，重庆房价当时都是算的套内面积），如果换算成建面，大概2900多，接近3000元这个样子。而我当时的收入一个月可以买一个平米。而现在重庆房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而我现在大概要接近两个月才能买一平米了。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的房价还是高了。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重庆的房价不仅低于成都，更低于贵阳，昆明等西部城市。这样对比，重庆房价也算是低的了。对于调控，据说已经使很多地方的财政出现困难。因为房地产，土地收入在这些地方财政所占比重很大。但重庆不一样，重庆房地产土地的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于20%（好像是15%不到，不确定），所以重庆的调控还是照常进行的。更何况，由于政府公租房的大量上市，重庆的房价基本是稳中有降。从这点看，重庆的住房政策市成功的。 　　还有公租房，好多外地的朋友不清楚。其实重庆的公租房不仅是可以租，而且是可以以成本价购买。现在购买的成本大概在3000多的样子。基本是市价的一半不到。对于低收入群体，夹心层，甚至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福音。公租房的政策大家可以搜一下，看完你就明白了。 　　最近网上争论最凶的就是“重庆模式”。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叫“重庆探索”好，毕竟所有的这些才刚开始起步，要形成一个完完整整的模式还为时过早。我现在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再提什么重庆模式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炒得这么厉害的结果是，王走了，薄总也要走了。至于什么乌有，我到他们网站去过一次，再也不去。所谓五星论文全是关于毛的。毛是伟人不假，但如果什么都要按毛的所谓思想办，那就太假了。WEN GE是错的，大跃进也是错的，无需讨论。重庆沙坪坝公园里还保留着一个目前全国唯一的“文革墓园”，里面埋葬的全是文革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建议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如果有机会来重庆，可以去看看。重庆在WEN GE中是武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血的教训下，如果极左想在这里复辟，门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重庆人这么拥护薄王呢?这就说明薄王搞的根本不是极左的那一套。我个人觉得其更接近于“新加坡模式”。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给薄（当然最好还有王）黄以充分的时间和极大的支持，让他们把这些探索制度化。那么，重庆模式才是真正的模式，有制度保证的模式，才是更具生命力的模式。从这点看，自认为右派的功萧教授是值得尊敬的。 　　另，据最新消息。重庆某区原教委主任因贪腐被双规。这说明重庆的反腐倡廉工作并未受到王事件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期望的制度保证下的重庆模式。 　　那天我乘坐公交车，在沙坪坝天星桥制药三厂附近临街两旁的房屋，工人们正在做外墙清洗或者美化工作。在我后面的两位50岁左右的大妈就开始讨论：这些年重庆确实漂亮了许多了，还是薄书记和黄市长有魄力，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啊！另一个大妈接着说：这么好的一些人，不知道怎么老是有人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好，我活了几十年，都很少见到这么好的官！ 　　我本人在重庆生活了十年，也有切身感受，环境变美了，治安变好了，交通更加畅通了。唱红打黑，很得民众支持，为什么这么好的政策总有些人要乱说呢？什么叫WEN GE复辟啊？你知道什么是WEN GE吗？我相信，某一天薄书记升迁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老百姓自发的去送行！ 　　评语：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重庆，我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这些我都有真切的感受。希望多一些人来写真实的重庆，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妖魔化重庆，借此来打击为重庆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金融时报：重庆人看今天的重庆 （2012年3月31日） 　　     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一段树荫掩映的台阶顺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着长江。路旁竖起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此外，你还能看见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为的标语。 　　对于重庆市民来说，这些标语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免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波的一个缩影。这起事件在过去两周震撼了整个中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2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问题。 　　在公园与朋友闲聊的龚立斌（音译）老人说：“这说明唱红歌的活动结束了。” 　　“红歌”（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倡的宣传歌曲）和政治宣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薄熙来的一大标签，也是更大范围的重提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在为薄熙来打响知名度的同时，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此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一直在讨论，薄熙来受到整肃是否涉及了一场权力斗争，抑或属于一场更大范围、有关中国未来道路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 　　“他走了我们都舒了一口气，但关键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麽。”当地的一名律师说，“问题在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党手中。一旦市委书记滥用权力，事情就会变成一场噩梦。” 　　重庆的知识分子们说，薄将重庆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在人们眼中，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并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一级的官员。 　　薄的另一个标签是“打黑”。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活动中，数千人因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定罪。尽管“打黑”活动为薄赢得了“打黑斗士”的贊誉，但律师和学者指责其滥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评人士，打压竞争对手，并打击企业家。 　　法律学者童之伟在一份关于“打黑”的报告中指出，“重庆地方党委及其所属机构与官员强力介入了具体司法过程，在打黑中的活动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 　　重庆新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还敦促公安机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 　　法律学者和维权主义者表示，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允许警方大量使用不经审判就关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维权人士称：“这属于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轻松撤销，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此类案件被重审。” 　　然而，律师对于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长期间，重庆一些最富有的企业家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瓜分并被充公。 　　“他们的罪名都包括贿赂和有组织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极为困难，”一位律师表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运动过后一样……用沉默掩盖一切然后继续前进。” 　　然而，薄熙来仍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领导人，”龚立斌老人表示，“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干凈、更安全。”这位73岁的老人所居住的楼房去年由政府出资进行了修缮，现在看上去焕然一新。薄熙来还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环保，去年在植树造林方面就花费了70亿元人民币。 　　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温文尔雅的薄熙来让重庆成为了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热点，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迁入这里，福特(Ford)在这里建设了其第二大工厂。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设一家工厂，新工厂建成后，预计该公司1000多人的外国员工数量将增加三分之一。 　　重庆市民特别喜欢薄熙来推出的可移动警务平台，包括穿着白色警服指挥交通的年轻、漂亮、化着浓妆的女警察。 　　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张书记是仅仅代职，最终的接任者将在领导层换届之后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市民眼中的重庆 老百姓的重庆故事，真实感受 作者：行道者 来源：凯迪网 来源日期：2012-3-31 本站发布时间：2012-3-31 2:54:22 阅读量：24次 　　关于重庆，最近似乎成了网上最热门的词之一。对于这个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伴随它经历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默默无闻如夏日骄阳中的黄桷树，居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 　　虽 然不是重庆人，但在重庆的这么多年里。不管是它夏天的火热和冬春的阴雨，都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生命中。我始终把自己当做一个重庆人，并以此为荣。“我早想 写一些文字”正如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我也很想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记录下来，希望这些真实的字可以让你认识一个城市的变迁，或许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个城市就是我所深爱的—重庆。 　　我 是想到哪说哪。首先说说重庆的黑社会，论坛里面说到的那个李俊（也就是跑到英国喊冤那位），也算是重庆的知名人士了。他开的金龙玉凤大酒楼就在沙坪坝区天星桥到石碾盘之间，靠近沙坪公园。开了应该有20年左右吧？我也曾经去吃过，菜品一般，巨贵。酒楼后面是洗浴城，这就是全沙坪坝都知道的“娱乐场所”，小姐很多，这个地方就没去过了。原来周末的时候那里简直生意好得不得了。停不少公车，警车，甚至军车都有。后来据说李为了洗白，开发房地产去了，有个“龙凤云州”就是他的楼盘。据说李很有背景，一直平安无事，直到2010年，王才将其拿下。具体大家可搜索重庆“金龙玉凤”，好像沙坪坝某副区长因此锒铛入狱。所以，李为货真价实的黑货，喊冤？我呸。。。 　　关于重庆模式。我个人认为，应该叫“新加坡模式”更恰当 一些。因为重庆的公租房制度就是借鉴新加坡的。而且重庆的严刑峻法的措施也是借鉴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法律之严格，去过的人都知道。不信你去新加坡随口吐痰 试试？法律从本质来说就是一种强制措施。重庆还有一点，也是借鉴新加坡的，那就是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这点网上说得很少，不知道是不是有规定？所以我也不 好说明白，有网友形容重庆是“官不聊生”，这点我是赞同的。 　　关于李庄，怎么说呢？自从李庄出事，法 律界一片哗然，连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也在帮李庄说话。其内幕据公安的朋友说，李庄出事是李庄大意了。原来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时候是不能有公安的人在场，更不 能录音录像。但当时由于案情重大，公安的人装了监控（当然这也许有点违法），结果李庄教犯人怎么怎么翻案的内容被逮个正着。遇到王，李庄立马倒霉了。 　　关 于王，他应该是个传奇。开始绝大多数人都没关注到这个人。没想到就是这个外来的人居然掀起了打黑的高潮。其贡献其实不在于消灭了多少黑社会，而在于摧毁了 一个制度 ，一个警匪一家的制度（或者叫潜规则？）。在重庆，不要小看警察。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酒吧，洗脚城，夜总会，没警察罩着你敢开？不是黑社会砸场就是警察 查房，弄死你。重庆黑老大里有个陈坤志就是警察出身。我旁边一派出所的。王在警察中不太受欢迎，首先，据说他有失眠的毛病，经常睡不着觉出来夜访，查到谁 不在岗谁立马就地下课。还有他建立的交巡警制度，几乎所有的原来坐办公室的警察都改了交巡警，交巡警平台是露天的，重庆夏天那才叫一个热哦，我们看着都受 不了，还必须全副武装。交巡警真是很辛苦的，当然老百姓都很满意，夏天经常有市民去送饮料啊什么的，的确是发自内心的。说一件真实的事，我一个熟人的孩子 在老家突然肚子痛，县医院处理不了，只好连夜往儿童医院送，到了主城找不到路，只好去问交巡警。结果交巡警立马警车开道把孩子及时送到了医院。那个熟人说 起这件事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只有两个字，震撼。所以我逐渐的开始关注警察，关注打黑，关注王。如果没有王，警民关系像现在这样近是 不可能的事情。 　　关于“五个重庆”，五个重庆的提法大概是09年提出来的。网里有很多人反对重庆，我觉得反对要有反对的理由，请哪位反对者帮我把“五个重庆”先说全了我再说。毕竟你连反对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还反对个“铲铲”啊？（重庆话，不算骂人的）。 　　关 于薄总。我和同事现一般都习惯称呼他为“薄总”。薄总刚到重庆时，影响也不算大，虽然知道他在大连很受欢迎。估计官场上大多数官员的看法也一样，“舞照 跳，马照跑”。后来的几件事情彻底地震动了官场。首先是一次薄总给某局局长打电话，问他在哪，在干什么。这个局长据说当时正在吃饭还是在夜总会，随口撒了 个谎。薄总说：限你一分钟内用最近的座机给我打过来。这个局长回拨的电话号码被查实后，立马下课。 　　关 于文强，“二哥”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广了，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说几点别人没说的。二哥发迹于巴南，也就是原来的巴县。其实二哥在巴县名声很不好，早在我在 巴县读书的时候就有人大代表举报他贪赃枉法。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越升越高。估计是跟对了线。先简单说一下重庆的地理划分。重庆有主城和区县的说法。主城 是指：渝中，江北，沙坪坝，巴南，九龙坡，大渡口，渝北，高新区这些地方。北碚也算主城，但离主城远一些，算主城和区县的结合部吧。而江津，万州，涪陵， 合川这些就属于区县了。说也奇怪，原来在主城的官员中，区县的却很多。我个人觉得，区县官场的风气很不好。我有个同学，在某区县当镇长。该县副县长是他老 婆的哥哥，检察院的检察长是他老婆的弟弟。一个县的官员里面十之七八沾亲带故。你说说，这个县岂不是他们家开的了？地方势力极其强大。薄总来的时候，估计 要面对的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空降了王。从打黑的角度看，主城基本完成了，但区县还没怎么开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广大老百姓觉得 很遗憾的一个地方。 　　关于民生，这是大家关注得比较多的。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生之艰难，在三座大 山：医疗、教育、住房。先说说医疗，08年有了孩子以后，感叹医疗费用之昂贵，也找了几家保险公司，想给孩子买个医疗险。可一谈之后才知道，医疗保险也不 便宜，一般都要2000元一年，而且赔付条件也很苛刻，纯粹属于盈利性质的。刚好重庆市推行城乡合作医疗保险，也给孩子保了一个。全年缴费120元，每年 还返还几十元（50还是80，是我妈办的，不确定），未成年人最高可报 85%，而且先天性心脏病，白血病等大病也包含其中，每年最高可报20万元。原来一个病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现在参加医保，几十元就解了后顾之忧。你说老 百姓不支持吗？当然支持。我老婆家里06年的时候她老爸和婆婆都没有医保，看病都不敢去，现在都有了医保。而且现在社区医院都不收挂号费，服务态度也不 错，基本每个社区都有医院。我小孩出生到现在，所有的儿保和强化免疫的疫苗都是免费的。只需要到社区领一张卡，到指定医院，全部免费。不花一分钱（当然也 有收费疫苗，自愿的，我没有选）。这是医疗方面我感受最深的地方。 　　刚才有个朋友说道领低保打麻将的 事情，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你要知道，低保不过280元左右（好像，各区县不同），有目标有追求的人会这样做吗？据我所知，经常打麻将的无非下面几类人。 一是原来城中村的农民，由于城市改造，他们全部转成了居民。但是原来土地和乡镇企业的收益按年发放。这些人一年坐在家里，什么不做，分红人均也有好几万 （多的据说有7-8万，少的也有2万以上），而且家家都有房，房屋出租的租金也足够生活，他们没有生活压力，文化素质也不高，不打牌怎么打发时间？二是转 户的农民，重庆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很多区县的农民都进城了。他们的土地补偿好像是10万元一亩，也就是说每户都有几十万。为了稳定，大部分都办了低保，同 上的理由，打牌也是打发时间。三是部分年龄偏大的人员或者不想干的人员，哪里都有这样的人，不管怎么样，给他们低保还是必须的吧？总不能让人饿死，对吧？ 总之，这些人是少数，大多数重庆人还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在为家乡的变化添砖加瓦。 　　关于制度问 题，说老实话，我个人是倾向于两党制的。毕竟两党之间互相监督比一党执政，什么都藏着掖着好吧？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韩国，台湾都 有这样的例子。我曾经跟美国的友人谈到这个问题，她居然说，别学台湾，那叫一个乱哦。那么，新加坡怎么样呢？为什么我老提到新加坡，因为我觉得所谓重庆模 式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加坡模式。我们期盼公正、民主、自由。同样我们也期待共产党的自我更新和完善。当然好的制度还必须有好的人来执行，否则一切还是空谈。 香港的公平公正在世界上是排名靠前的吧，那你看看廉政公署产生的历史。最好还去看看《雷洛传》，刘德华主演的，完全真人真事改编。看看当时香港警察的黑 暗。对比重庆，你会发现，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当雷洛远遁台湾之后，一个崭新的制度出现在香港人的面前。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出发，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王没有把这个任务完成，这是我始终觉得遗憾的地方。 　　关于教育，因为孩子读幼儿园的事情也了解了 很多。原来读幼儿园，特别是好的幼儿园都要收赞助费的。多了要1万多一年，少的也要几千元一年。后来江北区政府出台了一个“普惠制”幼儿园，好像第一批批 准有几十个幼儿园（具体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不收赞助费，保教费450封顶。政府每年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元。现在这个制度已经在全市推广了（我的孩子 早读了一年，没有享受到）。关于外来人口入学的问题，重庆不存在。因为重庆各个区县都指定了农民工子弟学校，指定的学校很多还是重点学校，比如渝中区的人 和街小学，农民工子弟可以就近上学，还免受学杂费，更没有什么赞助费的说法。这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还有择校费的问题，据说，重庆市教委已经指定了一个目 标，在2015年全面取消择校费，如果真能实现，这将真是民之大幸。而且现在学生还有什么蛋奶工程，每天一个免费鸡蛋，一盒免费牛奶。农村学生更是全面取 消学杂费，书本费，也就是说真正的免费教育。而且据说贫困学生更有免费的营养餐，这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教育的现状。据说江北区教育预算率先达到4%的目 标，而且全市将在两年内达标。这都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关于重庆的“官不聊生”，好多朋友不了解。 我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保密的，暂时不说。说说可以说的。薄总主政这几年，重庆落马的贪官可以说是最多的，比前几届的总和还要多，几乎各个区 县，部门都有人因贪腐落马。另外还有许多内部规定，比如：逢年过节，生日宴会不能收受礼物，酒宴不能超过多少桌，宾客的数量，哪些人不能请等等，很细，能 够量化。如果违反，一经举报，下课那是必须的。所以有次重庆市发了个文，要求所有官员在限期内上交“红包”，期限内上交，不算受贿，超过期限必受严惩。结 果，两天，上交了6000万，想想看，没有逗硬的决心，下面会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吗？当然不会了。而且重庆市处以上干部都是24小时待命，受纪委监督。没有 哪个城市会这样。另外，据我所知，重庆市还发了个文，准备试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估计一旦实行，举国震动。但现在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公布，内部还是纪委 在搞。另外还有公车制度改革，已经在搞了，很多部门的公车都被收回由专门的部门统一调度，文件网上看到过，如果违反，其下场是一样的–下课。 　　关 于住房，这个重庆是被提及最多的地方。我也就不再多说。根据自己个人的体会说一说。重庆的房价在全国比起来，应该算是很低的了。有外地的朋友来重庆，谈及 房价时，经常惊呼：哇，你们重庆的房价好低啊。我笑笑，不说话。因为重庆位处西部地区，收入也是很低的。我个人认为，一个地方的房价和收入比才是衡量房价 高低的标准。外地房价虽高，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高很多啊。我是07年买的房，当时房价在3500元左右（套内，重庆房价当时都是算的套内面积），如果换算 成建面，大概2900多，接近3000元这个样子。而我当时的收入一个月可以买一个平米。而现在重庆房价已经翻了一番还要多，而我现在大概要接近两个月才 能买一平米了。从这个角度看，重庆的房价还是高了。但从我了解的情况看，重庆的房价不仅低于成都，更低于贵阳，昆明等西部城市。这样对比，重庆房价也算是 低的了。对于调控，据说已经使很多地方的财政出现困难。因为房地产，土地收入在这些地方财政所占比重很大。但重庆不一样，重庆房地产土地的收入在财政收入 中所占比例低于20%（好像是15%不到，不确定），所以重庆的调控还是照常进行的。更何况，由于政府公租房的大量上市，重庆的房价基本是稳中有降。从这 点看，重庆的住房政策市成功的。 　　还有公租房，好多外地的朋友不清楚。其实重庆的公租房不仅是可以 租，而且是可以以成本价购买。现在购买的成本大概在3000多的样子。基本是市价的一半不到。对于低收入群体，夹心层，甚至刚毕业不久的学生来说，这简直 就是福音。公租房的政策大家可以搜一下，看完你就明白了。 　　最近网上争论最凶的就是“重庆模式”。其 实我个人认为还是叫“重庆探索”好，毕竟所有的这些才刚开始起步，要形成一个完完整整的模式还为时过早。我现在所希望的是，大家不要再提什么重庆模式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炒得这么厉害的结果是，王走了，薄总也要走了。至于什么乌有，我到他们网站去过一次，再也不去。所谓五星论文全是关于毛的。毛是 伟人不假，但如果什么都要按毛的所谓思想办，那就太假了。WEN GE是错的，大跃进也是错的，无需讨论。重庆沙坪坝公园里还保留着一个目前全国唯一的“文革墓园”，里面埋葬的全是文革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建议大家可以 搜索一下。如果有机会来重庆，可以去看看。重庆在WEN GE中是武斗最厉害的城市之一，血的教训下，如果极左想在这里复辟，门都没有。但是为什么重庆人这么拥护薄王呢?这就说明薄王搞的根本不是极左的那一套。 我个人觉得其更接近于“新加坡模式”。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给薄（当然最好还有王）黄以充分的时间和极大的支持，让他们把这些探索制度化。那么，重庆模式 才是真正的模式，有制度保证的模式，才是更具生命力的模式。从这点看，自认为右派的功萧教授是值得尊敬的。 　　另，据最新消息。重庆某区原教委主任因贪腐被双规。这说明重庆的反腐倡廉工作并未受到王事件的影响，这才是我们所期望的制度保证下的重庆模式。 　　那 天我乘坐公交车，在沙坪坝天星桥制药三厂附近临街两旁的房屋，工人们正在做外墙清洗或者美化工作。在我后面的两位50岁左右的大妈就开始讨论：这些年重庆 确实漂亮了许多了，还是薄书记和黄市长有魄力，他们都是有能力的人啊！另一个大妈接着说：这么好的一些人，不知道怎么老是有人说别人这不好那不好，我活了 几十年，都很少见到这么好的官！ 　　我本人在重庆生活了十年，也有切身感受，环境变美了，治安变好了，交通更加畅通了。唱红打黑，很得民众支持，为什么这么好的政策总有些人要乱说呢？什么叫WEN GE复辟啊？你知道什么是WEN GE吗？我相信，某一天薄书记升迁的时候，肯定有很多老百姓自发的去送行！ 　　评语：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重庆，我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一份子，这些我都有真切的感受。希望多一些人来写真实的重庆，不要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来妖魔化重庆，借此来打击为重庆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纪念遇罗克遇难四十二周年 　　 　　作者：楚寒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记得三年前的清明节，在位於北京郊区通州的宋庄美术馆有一场特别的文化纪念活动，让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虽身不能至，心亦向往之。这场活动是为纪念文革期间遇难的青年思想者遇罗克的，一群知识界人士以及遇罗克的亲人、生前好友来到那里，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遇罗克半身雕像揭幕仪式。铜像的前胸镌刻着遇罗克代表作《出身论》中的一句话：“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铜像的底座上刻着遇罗克的生平简介，以及诗人北岛的一句诗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出自《宣告——献给遇罗克》）。 　　 　　遇罗克铜像揭幕 　　 　　我是在《北京之chun》杂志上看到这尊半身铜像的相片的，半身铜像上遇罗克饱满的额头、挺直的鼻梁、清瘦的面容，和一双深邃的眼眸，以一种坦然从容的神态註视着前方，嘴角隐现出一丝阳光般的微笑。当时的我多希望能赶到那里参加这样的一场纪念活动，亲身在初春的北方郊外凝神肃立，敬呈我的悼文、我的热泪和我对光明的祈祷。获悉遇罗克半身铜像的落成，我的心中除了翻腾着止不住的哀思以外，同时也有着些许的安慰，感谢为建成遇罗克铜像付出努力的人士，让这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思想者和殉道者的精神，终於有了一个艺术形式的载体，和一处可供后人瞻仰的场所。 　　 　　遇罗克半身铜像是一张年轻的面庞，数十年的岁月像水一样逝去了，而他的生命却固定在了朝气蓬勃的年纪，永不会衰老。四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七零年的三月五日，因言获罪的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会后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七岁，家人前去领取遗物时，只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和一件从未穿过的背心。时光弹指一挥间，遇罗克遇难至今已整整四十二年过去了，这个月的月初（二零一二年三月五日），是遇罗克遇难的四十二周年。遇罗克於一九七九年被平反，这年十一月北京中级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之后媒体上刊载多篇纪念文章，《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等，社会上开始传颂遇罗克的生平事迹、以及遇罗克的文章、日记和诗作。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拨乱反正”、“真理问题大讨论”的社会氛围中，遇罗克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和他那闪烁着批判精神的思想光芒，让许多人的心为之震撼。 　　 　　然而，时过境迁，到如今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与八十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了，遇罗克几乎已经消失在公共言论空间，甚至被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了，三年前在宋庄美术馆，就有年轻的法学博士指着遇罗克的铜像问学者於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一九九九年几位学者编辑《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时，也有记者问参与编辑的学者，遇罗克是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这表明在官修史书中这位二十世纪下半叶民族的思想先驱并未佔据一席之地，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遇罗克已经感到陌生，更可怕的是，这其中有着人为的对历史的遮蔽。今天在遇罗克遇难的四十二周年之际，就让我们打开记忆的盒子，回忆一下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黯淡无光的年月吧。 　　 　　阶段斗争荒诞无稽年代 　　 　　那是一甲子之前的年代了，自从诗人胡风在目睹了城头旗帜更换的盛大集会场面、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长诗之后，中国的社会秩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洗牌。在那个荒诞无稽的年代，阶级斗争被奉为社会生活的主调，而人性论、人道主义、人的尊严这些流传千年的超越阶级的道德、价值则被踩在脚下，“人民”一词被无节制地滥用，被任意诠释，以便从其概念中划分出“阶级敌人”，在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的将近三十年中，在政治生活领域先后出现了“黑五类”、“黑七类”、“黑九类”等名称，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甚至执政党集团内部的走资派，以及知识分子都是这一阵营的妖魔鬼怪。 　　 　　他们的子女，无论是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还是几岁的幼童，也因为家庭出身或者说是“血统”的缘故，在诸如升学、就业、参军、招工、婚姻、入党、入团、工种、提干等等的人生事务上被剥夺公民权利，遭受歧视、凌辱，甚至任意的殴打、杀戮。当时有一幅广为流传的对联反映的就是这一谬论，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由此造就出千千万万的屈辱地挣紮在黑暗里的政治贱民。这种荒谬绝伦的出身“血统论”像瘟疫一样肆虐中华，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仅因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所谓“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的缘故，从一出生就被剥夺了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此种谬论到了文革更是登峰造极，许多地方爆发了滥杀地富反右坏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红卫兵们高举红宝书、挥舞着铜头皮带杀向社会，所有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们首当其冲。 　　 　　《出身论》震撼思想界 　　 　　在那个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年代里，正是遇罗克，这个嗜书如命、博览群书的文弱书生写出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註：“联动”系“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之简称）等一系列檄文，来批判包括“血统论”在内的极左谬说，最轰动一时的是洋洋洒洒逾万字的《出身论》，发表在一份铅印小报《中学文革报》上，人们排着长队购买、阅读、争相传抄、议论这篇文章，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遇罗克用哲学的素养、严谨的逻辑、理性的论证系统地批驳了这一荒谬的理论宣战，为千千万万沦为政治贱民的群体说话，他相信真理、历史、常识、以及人的平等权利，并向受压迫的青年们发出“团结起来、共同战斗”的呼籲.他质疑：“反动的唯出身论者，？？？重新形成新的批上伪装的特权阶层，以至反动的种性制度，人与人之间新的压迫。”、“‘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类似的例子，只要是个克服了‘阶级偏见’的人，都能比我们举的更多、更典型。那么，谁是受害者呢？象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他宣告“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这些文章思想的光芒和批判性锋芒让当朝的思想鼓吹手惶恐不安，也让无数的政治贱民们在被遮蔽的现实面前睁开了眼睛。 　　 　　世界发疯理智人遭殃 　　 　　最疯狂血腥的年代容不下一个独立思考的清醒者。正如遇罗克自己所说：“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註定是要做祭品的。”，一九六七年四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罗克被扣上“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进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罪名，旋即被捕。但他表示：“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并执行死刑。今天看来，遇罗克只是用最简单的理论、事例说出了一个再平常不过的道理，但在那个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年代，却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大无畏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勇气。在那个不把人当“人”看待的荒诞时代里，遇罗克争取自身作一个“人”、挺身维护千万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权的思想和行动，让一整个时代的人为之动容，让无数的后来人为之感佩。毋庸置疑，《出身论》即是文革中国的“人权宣言”、红朝贱民的“解放宣言”。遇罗克堪称二十世纪人类波澜壮阔的人权事业在中国的先行者。 　　 　　在畸型不公年代唤呼平等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遇罗克渐渐变得不为国人所知，这绝不表示遇罗克作为一位呼唤平等的思想者、人权捍卫者的意义已经过时了，恰恰相反，遇罗克的精神资源对於当下之中国依然相当重要、相当可贵。当今的中国诸如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不公平的人为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不但损害了民众的人身自由，造成民众机会的不平等，也损害了数以亿万计民众的合法权益，使得相当一部份人口的民众在中国沦为“二等国民”。这些充斥特权与不公平的制度导致中国内部社会分化矛盾激化，不满情绪上升暴戾之气弥漫，一个偶发的事件便能激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动荡，制度性歧视最终让整个社会都付上了沉重代价，有待於从制度层面上予以革新。因言获罪的案例不胜枚举，知识界的沦落，常识的被扭曲，人文教育的贫乏，均是令人触目惊心而又深感遗憾的现实。遇罗克呼籲平等与人权的思想，以及他为了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无疑是民族沉沦的可贵的精神资源。因此，应当让遇罗克进入学校教材，进入公共言论空间，让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这个光辉的名字，让遇罗克的思想文字、人格言行成为公共舆论，乃至民族记忆的一部分。谨以此纪念遇罗克遇难四十二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