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

“他一直在和谣言、虚假和误解战斗，在他因为说真话而遭到取命的报复时，谣言、虚假和误解仍然围绕着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方舟子只能继续战斗。也许某一天他搭上了性命，搭上了全家，但是无边的黑暗，他能击退几分？” 这是 9 月 2 日 6 时 45 分，方舟子妻子发表博文《活着》中的一段话。截止记者发稿之日，该博文有 29400 余次阅读。这篇博文的发布是在被称为“打假斗士” 的方舟子遇袭受伤后的第四天。   方舟子可以说是当下中国最知名的“扒粪者”。“扒粪者”的英文是“ muckraker ”，意思是“黑幕揭发者”，直译为“扒粪的人”。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百来个经济巨头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奉行所谓“只要我能发财，让公众利益见鬼去吧”的经营哲学，引起了社会公众舆论的强烈不满和抨击，以《麦克卢尔》杂志为首的媒体先后发表了 2000 多篇揭露实业界丑闻的文章，形成了近代美国史上著名的“扒粪运动”。这场从 1903 年发端、 1912 年终结的纵横 10 年的“扒粪运动”，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改革，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在方舟子之前，“网络扒粪者”常常是一介草民，比如一个叫“屠夫”的人。 2009 年，轰动全国的“邓玉娇”案中，“超级低俗屠夫”吴淦以普通网民身份“千里奔袭”邓玉娇案事发地，力图揭示事情真相。而从 2009 年开始延续至今的“透明人”系列事件中，意见领袖的作用表现得愈发明显，甚至在有些事件中，是由网络意见领袖首先“发难”，成为更加有力的“扒粪者。”   从唐骏到禹晋永，再到“假神仙”李一，方舟子都是最有力的“扒粪者”。 2010 年 7 月 1 日，方舟子连发 21 条微博，向唐骏学历发起“打假行动”。截止 8 月 26 日，方舟子关于唐骏假学历事件一共发了一百多条微博，几乎每条微博的转发都在数百次，甚至有的过千次，而网友评论也多达数百条。   除了方舟子，在“透明人”系列中，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唐骏事件后，正当名人们噤若寒蝉，惟恐惹祸上身时，作为西太平洋大学校友的禹晋永“勇敢”地站出来，在微博上“力挺”唐骏。   禹晋永的“高调”引起了吴丹红的注意。他注意到，禹晋永在微博简介上写着 “北京大学博士后”，于是吴丹红在北京大学博士后的历届通讯录里检索了一下，却发现没有这个人。吴丹红又去询问北京大学人事部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的负责老师，得到的答复是：“经全面查询博士后数据库，查无此人。”   7 月 20 日，吴丹红在微博上写道：“禹晋永，你在自我介绍中一直说自己是北大博士后，在微博个人资料中现在还写着。如果你能贴出北大博士后的录取证书或者博士后证书，我就送你一台 iPhone4 。如果贴不出来，我准备到北大派出所报案，先立一个诈骗罪。”   一夜之间，禹晋永就把自己个人介绍中的“北京大学博士后”改成了“北京大学”。   7 月 23 日，方舟子也响应吴丹红，写下了“禹体诗”一首：“心系唐骏睡不着，半夜起来看微博，以为只有我一人，结果博友都没睡，都在关心西太人，网友行动很神速，搜挖工作没停步，禹总问题比唐骏，我们大家都好奇，祈祷二位别脱身，消灾定要信钱神，国家民众齐出手，人证物证样样有！”就在这一天，吴丹红将自己的查证所得形成了一份 18 页的材料，以公民身份向北京警方提供了举报线索。   “骗子盛行，高调唱戏，其实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在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中，如果我们忽视了对诚信观念的正确引导，最终损害的是整个社会有序、健康的发展。这场始于微博的‘扒粪’运动，已经引发了几乎全民的大讨论，但有关部门依然保持沉默，是否会无疾而终，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吴丹红在一篇博文中写道。   这也许就是那些“生命不息扒粪不止”的人最好的理由。   越“湿” 越“给力”   无论是“屠夫”这样的草根“扒粪者”，还是方舟子这样的意见领袖“扒粪者”。借助的都是整个网络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著名互联网专家克莱·舍基在其著作《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未来是湿的》中谈到，互联网推动人类进入了“人人时代”，即“大规模的业余化”，人和人可以超越传统的种种限制，灵活而有效地采用多种社会性工具联结起来，一起分享、合作及至展开集体行动。   从余秋雨“假捐门”到唐骏“学历造假门”到李一“假神仙”事件，都充分显示了网民群体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令“假权威”、“假精英”不堪一击。   为什么互联网会成为“名人”的葬身之地？这是因为网络具有极低的组织成本，在传统社会，挑战权威是一件极其“昂贵”的消耗，它需要跨越金字塔式的言论体系，需要付出时间和金钱，还需要找到合适的传播出口将话题扩大化；而在“人人时代”的网络空间，一呼百应，群体力量的组织成本被降到最低。   网络还正在改变传统的组织方式。在传统时代，话题经由“把关人”的选择传递给受众，这种话题就已经带着“把关人”色彩；而在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成为媒介出口，这就是一个“人人皆记”的时代。   “未来是湿的。”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未来是湿的》一书的译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说，当人们把“组织”像衣服一样脱掉时会发现，人与人之间可以凭一种魅力，相互吸引，相互结合，这种“湿乎乎”的关系充满人情、关注意义、回到现象、重视具体。   互联网是中国的加湿器，而中国需要加湿。“湿，是政治文化从一元到多元；湿，是交流空间打破鸦雀无声，走向众声喧哗。”胡泳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坦承，中国社会虽然正在被网络浸湿，然而这种 “湿度”显然不够大，社会还过于刚性。因此，胡泳认为，“透明人”所带来的网络盛宴还将愈演愈烈。   前传：“透明人”之前还有谁？   其实，名人并不是网络草根们最初打假揭黑的对象，追寻着网络民意的发展过程，我们能够一目了然，究竟哪些人被扒去了外衣，为什么网络民意会指向社会精英。   2006 年 2 月 28 日，网民“碎玻璃渣子”在网上公布了一组虐猫视频截图。不久，网友“黑暗执政官”在“天涯社区”贴出了踩猫女人的照片，做成一张“宇宙通缉令”，让天下网友举报。   2006 年 3 月 2 日，网友“我不是沙漠天使”在猫扑上发帖 : “这个女人是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城……”； 3 月 4 日中午 12 点，网友“浪漫夜风”在猫扑上确认了“我不是沙漠天使”的证词，还补充了一些资料，三个嫌疑人基本确定，虐猫女王珏竟然来自黑龙江一个仅有几万人的小镇。短短 6 天时间揪出“虐猫女”，这次人肉搜索的大爆发在当时被媒体形容为“民间追辑令”。   从“虐猫女”以及到两个月后爆发的“铜须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网络草根最初“揭黑”的指向往往是热门网络事件的主角，即草根“揪出”草根，围绕着中心话题和焦点人物，草根们以极富争议的“人肉搜索”，挑战道德底线，将假恶丑昭然于众。   很快，这种“民间追辑令”开始向上延伸——直指公权力行使者。 2008 年 10 月，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林嘉祥涉嫌猥亵女童的视频被放到网上后丢官； 2009 年 10 月 8 日，史上“最牛”团长夫人因不满莫高窟讲解员制止其触摸壁画而动手打人， 4 天以后，面对强大的 “人肉搜索”，“最牛团长夫人”于富琴和丈夫陈伟均被免职； 2010 年 2 月 26 日，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韩峰因为“香艳日记”被网友揪出一票“情人”，从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公权力行使者因对公权力行使不当，超出了公民容忍的底线，从而在网络上引起舆论围剿，这是网络民意向精英靠拢的一个突出表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析师韩立勇认为，网络有还原事件真相的能力，它使网民跨越传统社会体系下的金字塔，有了直接问责官员的途径。   因此，在越来越扁平化的民意渠道面前，平民和精英，第一次将彼此的距离拉得这样近，跨越了草根和政府官员后的网络民意，必然会向上延伸，而那些戴着伪善面具的假名人，也终将被挑下马，社会精英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淘汰筛选，可喜的是，这一次留下来的精英，是公众自己选的。（文 / 何源）   评论：为什么“透明人”仍然春风得意？   从 8 月 24 日到 8 月 29 日，许多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也更耐人寻味。   8 月 24 日，唐骏旗下的网游公司“联游”正式借壳登上美国股市，细心的网友发现，在“联游”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中，对唐骏的介绍仍然出现了“博士学位”的提法，看来，唐骏不但没有正视假学历事件，反而变本加厉。   8 月 29 日，唐骏假学历事件的揭发者——打假明星方舟子遭遇两名歹徒袭击，腰部受伤，此前，方舟子曾经多次因唐骏、李一事件遭到威胁恐吓。这一天，方舟子的爱人代他发布了受袭的微博，并急呼：“方舟子两袖清风，铁骨铮铮，为民除害，无怨无悔，更无所畏惧。期待北京警方早日缉拿凶手，更期待中国社会不再需要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抗拒群魔的那一天。”   一边是假名人继续春风得意，一边是打假人遭受袭击，险些危及生命。这些“透明人”仍能无视公众的批判，横行于世，仍能呼风唤雨，要名得名，要利得利。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也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感慨：“唐骏的影响力完全不因‘学历门’贬值，反因厚颜无耻、坦然处之升值，这真像是狠抽了我们一记耳光。当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社会制约力时，这个人人都在抖出浑身解数竞争的社会，将陷入怎样不安全的境地？‘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当无视道德底线者都能成为成功领袖时，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呢？”   为什么“透”明人仍然春风得意？   这是因为，“忽悠者生存”不但已经成为业界潜规划，更在背后有一系列的集团化运作。在打假董思阳时，吴丹红就曾经提到董思阳之所以两年都推不倒，与幕后推手、品牌营销专家于斐有很深的关系。可以想见，董思阳并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队在运作，张悟本是这样，李一也是这样。在名人的这个链条上，各方利益环环相扣，手眼通天，相较于庞大深邃的名人产业，方舟子、吴丹红这样的打假斗士确实显得太单薄、太“唐吉诃德”了。   正如朱伟所说的那样，网络只能从伦理道德上揭穿名人谎言，当这种伦理道德也显得苍白时，“透明人”就变得无所畏惧了。真正肃清假名人，一是需要从法制的角度去约束，更为关键的是，不能只靠个人力量以卵击石，而是需要有更为强大的群体力量去应对产业黑暗。（文 / 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