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作者： 信力建   1945年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年。这一年日本战败，二战结束了。中国大地虽遭浩劫，但元气尚存，全国的人才精英尚在，民心还在，正是扬眉吐气，万众一心，重整河山之时。在国内政坛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可谓一党独大雄视天下：当时人们把蒋介石奉为民族英雄。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高楼上面挂着巨幅画像。还都南京的时候，蒋介石受到南京市民欢迎的热烈程度，更让人们惊讶。而就实力言，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也就因为这个缘故，蒋介石对自己独霸中国也信心满满——1945年9月23日，他认定“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中共祸患已除其半矣。”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中共若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可言犹在耳，他的军队却再此后的内战中一败涂地，并在3年后，被赶到海岛上去苟延残喘。如此之大的逆转，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对此，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观察：八年抗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日军全力攻击下，虽一再失败屡屡后退。却能在西南一角苦撑待变，一直坚持八年之久，最后终于等来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咸鱼翻身，成为笑在最后的人。为什么同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却在设备人员乃至人心向背都远不及自己的共产党打击下，短短3年就被赶出大陆向隅而泣？ 对此，我们专家的说辞不外是“毛泽东军事天才”、“林彪善战”还有“人民支持——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胜利”。然而，这些说辞都经不起细细推敲，我们不妨一一看个究竟。 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显然过誉。其初出茅庐的第一仗，就是“秋收起义”，聚集了五千多军队去打长沙，结果惨败，只剩下了七百多人，走投无路去投靠井岗山的山大王袁文才、王佐，又联合朱德带来的南昌起义残部，才在井冈山站住脚跟。然而，他自知自己在军事上的先天不足，所以让朱德做了司令。而在整个井冈山时期，真正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也是朱德，有资料显示当年井冈山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朱得的首创，至于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也大都是朱德的功劳。第四次反围剿时毛已经被罢了官，由朱德和周恩来任司令和政委，也打退了老蒋的进攻，这次的功劳是无论如何算不到老毛的头上的。而且第四次围剿时来的是老蒋的嫡系，比前三次围剿时来的杂牌军的战斗力强得多。可以推想既然老朱和老周能在没有老毛的情况下打赢第四次反围剿，那么前三次反围剿要是没有老毛的话，老朱大概也一样能打胜。到了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动了真格儿的了，五十万大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挥下，步步为营。红军顶不住了，只好十送红军，开“北上抗日”——实际上是溃退。长征路上，因为蒋介石想借剿共而吃掉沿路军阀，所以“驱虎吞狼”，让红军顺利到达陕北。这期间，也曾发生过林彪直言指出毛尽走弓背路，是瞎指挥，应该让彭德怀代替老毛来做军事总指挥的事儿，这说明在林彪眼中，毛的军事才能在彭德怀之下。至于抗日战争，除了没经过毛泽东同意而由彭德怀擅自发动的“百团大战”稍具规模外，其他就是一些小小的战斗和与国民党争夺的所谓“反摩擦”战役了。 至于林彪，当然算是解放军中一员战将，但要仅靠他就取得国共内战的胜利，也是夸大其词。不妨看一下他出关后的第一次大战“四平战役”：在此战中，林彪（此时已拥有三十万人）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结十万军队死守。这给一路攻势锐利、渴望大试锋芒的国军一个良机。蒋介石电文要求“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指示此战应集中空军全力、采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此次大战，空军轰炸发挥巨大威力，重创本溪林彪十万部队。参战的七个军，五个是全副美式机械化装备，其中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则是国军五大主力中的两支精锐，士兵训练有素，拥有强大火力。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具有杰出军事才能，他的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部队；廖氏亦是出色军事人才。此时，国军在东北共二十八万。此次大战，林彪麾下的东北大军被打得溃不成军：先是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八日打到五月十八日。国军在本溪和四平两地发动强大攻势，空军猛烈轰炸，首先力克本溪，十万林彪守军大败溃逃。国军挥师北上，援战四平，然后兵分三路，以空中优势发起立体攻势，四平十万林彪守军又溃败。五月十九日占领四平。林彪驻守本溪、四平两地二十万军队重创溃逃。前来四平督战的白崇禧将军已被任命国防部长，他当机立断，命令杜聿明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长春，然后兵分三路，向北挺进，穷追再创逃往哈尔滨方向的林彪败军，一路收复许多要地。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一军锋芒所向，如秋风扫落叶，至五月三十日，已越松花江，直逼离哈尔滨不到一百里的双城，实已兵临城下。要不是因为中共对停战谈判的操弄和美国人的大意（具体见下文），而之事蒋介石下达 “停止攻击前进及追击，其期限为十五日”命令的话，林彪历史恐怕到此为止了。所以，东北之胜，林彪胜得偶然——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送给他的：如此这般，焉谈“善战”？即使在以后的关内战役中，林彪也失着多多。比如 南下时安阳、新乡打了一仗，两支主力（即43军和48军），与华野的70军一道，竟然连续攻击安阳半月之久，才歼守敌城外部队一万余人，后攻入城又歼守敌万余人，之后守新乡的敌军主力投降。林彪的两支主力部队（当时就有13万人之多），加上华野70军（非华野主力，有近2万人），这么多的部队竟然如此之能，难说精锐。而在湖南衡阳与白崇禧部队交手时，四野部队也吃了亏，损兵近万，与三野的金门之战一样，成为当年仅有的两次败仗。四野在与白崇禧部的作仗时，以三个兵团另加二野的陈赓兵团，兵力达80多万人。在歼敌的近40万人（由二野的陈赓兵团歼敌的就达17万人之多），四野部队只歼敌了22万余人。三个兵团的歼敌数目，只比二野的一个兵团多不了多少！ 至于说解放战争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就更是不靠谱。历史事实是，1945年8月10日，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张正隆先生在其《血红雪白》中，也记载了大量关于当时东北老百姓对中央军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情形。反之，对入关的中共军队，则背视作杂牌，并不看好。所以说，战争之初的人心向背，中共并不占上风。 再说，那些个被征去做民夫推小车的中国农民，真就是心甘情愿的？龙应台在《大江大海1949》有这么一段话：“‘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我知道了。你看看这个文件：‘……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本来，在枪杆子下，老百姓被拉夫，那是别无选择的，从中很难看出什么人心向背来。 事实上，国共争霸，中共之所以能够最后胜出，完全是其背后国际势力博弈的结果——其两大推手就是苏联和美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共对东北的争夺看个究竟。 就国共内战而言，其重心在东北——所谓“得东北者得天下”是也。当时所说的东北地区，包括现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总面积1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800余万，是一个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现代工业区。据1947年调查统计，东北的煤产量为532万吨，占全国煤产量的49.5%；发电能力107万千瓦，占全国78.2%；生铁产量171万吨，占全国87.7%；钢材产量49万吨，占全国93%；水泥产量150万吨，占全国66%。东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可耕地面积3,273万余公顷，粮食年产量达2,000万吨。东北的森林面积为615万公顷，木材总储量为30多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3。东北的铁路公路运输极为发达，铁路有1.4万公里，公路10.8万公里，均占全国铁路公路的一半以上。东北南临渤海、黄海，港湾众多，有大连、旅顺、安东、营口、葫芦岛等优良港口。还有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等河流交织，航运贯通。东北北靠苏联，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南与朝鲜为邻，南面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边区比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藉是之故，战后东北不仅为国共相争的第一目标，亦是美国与苏联两霸互相较劲的比赛场所，事实上是四组力量合纵连横的复杂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为了逼使日军早日投降，以减低美军在远东战区的伤亡，不惜牺牲中国领土主权，1945年2月4日，与苏联订立雅尔塔密约，以换取苏联向日宣战出兵。美国估计日本海军虽被击败，但日本陆军战斗力仍可观，尤其是东北七十八万关东军，是一股强大力量，苏联参战，乃属必要。雅尔塔条约除了迫使中国承认外蒙独立外，其他多为有关苏联在东北的权利：开大连为国际商港、租借旅顺为苏联海军基地、合营中长铁路等。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日本投降在即，于是苏联赶紧于8日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自中苏、中韩边境等，出兵东北，关东军不战而降，苏联势力又再度轻易侵入中国东北领土，对国共接收东北的争夺战，产生了巨大影响。东北对苏联的利益既是经济性的亦是国防战略的。二次大战，苏联工业遭到德军严重破坏，苏联掠夺东北价值二十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原料，以做补偿。欧战结束，苏联势力席卷东欧，美苏两国形成尖锐对峙，在欧洲大陆各处交锋，同时两国争夺霸权亦在亚洲迅速展开。日本战败，美军占领日本，不让苏联插手，苏联已感芒刺在背。在国防上，东北如一柄利刃，深深插入苏联远东区的腹部，如何阻止美国及亲美势力在东北生根立足，是苏联战后远东政策的第一要务。因此当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海空运输到东北，苏联便处处作梗，不让国军顺利登陆，延误国军进占东北。苏联阻碍国军接收，而让共军在此紧要阶段，抢先一步，立足东北，在时间上占了先机，对其日后胜利，是大有帮助的。 中共对东北也垂涎三尺。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大反攻。4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具有空前盛况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进行到第9天，毛泽东作大会结论报告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个整块的地方。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由9月至11月，短短三个月间，中共各路部队，先后到达东北，有十一万人。中共中央又从各地抽调党政军干部二万多人，一同进入东北。同时中共中央制定了几项重大措施，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9月15日，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以彭真为东北局书记，委员有陈云、伍修权、叶季壮、林枫。彭真等即刻飞东北，21日在沈阳召开会议，宣布东北局成立。此后陆续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又有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先后到达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竟达二十人之众，政治局委员就占有四名。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副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任副总司令；1946年1月，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除八路军、新四军外，并包括东北旧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民主自卫军”、“自治军”。由此，在甚短期间，中共在东北便建立了掌握党政军的初期架构，开展工作。 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在如何对待伪满上层人物和东北伪军方面犯了个重要错误。作为大国领袖，蒋介石却没有四海一家包容异己的胸襟气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如何对待沦陷区大量存在的伪军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等人开会讨论。在会 上何、白主张收编，陈诚坚决反对。何、白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陈诚则认为：“如果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 由于蒋介石支持何、白的意见，陈诚不便反对，收编伪军就成了定案。可由于陈诚主持军政部，在执行中就有了问题。陈诚下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军给纵队名义，师给总队名义，而且在纵队、总队之前要加上“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把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人事档案与国民党军军官人事档案分放。 经陈诚手直接收编的伪军几乎没有，即使是抗战时各地的非共产党游击队，陈诚也主张解散。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很快，国民党就失去了东北——据《陈诚传》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而杜聿明当时只有五个军十五个师，军事力量十分悬殊。为此，杜聿明对顾祝同发牢骚：“辞公（陈诚）下令解散关东伪军是一大失误。日寇发展关东伪军四十多万，一律日式装备，由日本人训练。可谓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些伪军长期在日寇的压制下，敢怒不敢言。抗战胜利，他们无不思图报国。如果我们能善待他们，利用他们控制东北，只要派些行政官员来，就可以完成接收任务，不必劳师动众。结果却相反，他们被解散后走投无路，都投了共产党，共产党就地增兵几十万！我们却是经过万水千山，从遥远的云南将部队调来。杯水车薪，哪里能起作用？现在我们的处境十分被动，部队驻防定了还好，只要一移动，共军就追着打。所以，我要求至少增兵五十万，否则东北只有拱手让人。” 与此同时，苏联还对关内共军进行武器上的全面援助。据《百年潮》2005年第2期介绍：1945年9月，八路军挺进东北，积极配合苏军作战。苏军撤退前，将大批关东军的装备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680座军用仓库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据原八路军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回忆，沈阳苏军曾将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苏家屯仓库交给他们看管。他们打开仓库，“拉了三天三夜，有步枪两万多支，轻重机枪一千挺，还有一百五十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不仅装备了到达东北的部队，还向山东运送了一批武器弹药。那么，苏联究竟提供了多少武器弹药给中共军队？大陆著名的现代史专家杨奎松教授的专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据苏联解密档案提供了这样的数据：(1) 苏联向中共提供了下列日本关东军的能武装至少100万军人的武器装备：步枪70万枝、机关枪14000挺、炮4000门、坦克600辆、飞机860架、汽车2500辆、弹药库679座；在1947年以前又提供步枪30万枝；(2) 此外，按照斯大林的布置，驻朝鲜苏军把在朝鲜的日军武器全部向中共移交。(3) 另外，从1946年开始，苏联把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圆武器中的40亿美圆的重型武器，全部支持了中共，而且直到1948年苏联依然在继续提供大量苏联、捷克武器。(4) 而且苏联1947年初，苏联把10万主要是朝鲜人的，经过苏联军事训练，全副武装的军队，全部交给了林彪的部队。(5)在林彪的部队中有数千名苏联军事顾问。 除了提供武器外，苏联还派出军事人员直接帮助中共军队。据《20世纪战争中的俄罗斯/苏联阵亡军人》一书介绍：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号召解放区人民展开对国民党的斗争。它（中共）向苏联政府求助。我国政府尽一切可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支持，其第一个步骤是将苏联军队1945年击溃关东军之后缴获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后来又向中国（共产党）方面转交了一部分苏联武器。在满洲里，苏联指挥人员协助创建了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基地。在这里，依靠苏联军队的战斗经验，在苏联顾问和教官们帮助下，中国领导人建立了一支顽强的、能征善战的军队，它能够成功地完成现代化作战任务。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苏联部队从中国领土上撤离之后，继续给抗击国民党的民主军队以帮助。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对军队的要求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加强军事援助。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向中国派出军事专家。很快，军事总顾问和他的助手们来到了北京。1949年10月初，专家们开始工作，着手创建若干六年制技术学校。截至1949年12月末，共计有超过1000名苏联军事专家被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里工作。 反观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却主要集中在抗战期间。从1942年底开始,美国开始装备国民党军，第一期提供的装备为国内的30个师与驻印军6个师,共计36个师，而在打通滇缅路之后，一方面因为蒋介石赶走了史迪威，另一方面，美国因得到了苏联出兵的承诺，认为不必从中国大陆进军日本，因此，第二期只给了3个师的装备。其他的全给了印度。因此,国民党在抗战时只获得了39个美械师的装备援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用这批装备共装备了13个全美械军-N1A、N6A、2A、5A、8A、13A、18A、53A、54A、71A、73A、74A、94A，4个半美械化军-30A、46A、52A、60A。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仅得到了一些美军剩余物资：主要是以废铁的价格购买了一批贮藏于印缅地区的美械装备，内有100余辆M3A3，将美国在华驻军的物资移交给国民党,仅在昆明一地就有上万吨航空器材,但国民党军需要的地面武器弹药不多,大约只有4000吨轻式武器及弹药。 美国不仅在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上不及苏联对中共那样大刀阔斧，而且在对国民党作战上也掣肘不少，这主要表现在前面提到的四平之战上。四平之战后，国民党军于1946年5月23日入主长春，两天后，蒋介石即雄心勃勃地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东北。为了应付马歇尔，他提出了相当苛刻的停战条件，要求马歇尔必须让中共保证：“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依照中苏协定接收东北主权之进行”；“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实际上，蒋内心的盘算是：“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但是，蒋介石的追击计划还是受到了马歇尔的牵制。注意到政府军占领长春后并没有停下来，马歇尔深恐此举会激起中共报复，在关内挑起战争。故他在29日直接写信给蒋，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政府军“继续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反对国民党“独自指定停战条件”。两天后，因蒋未回复其函，马歇尔再度致函给蒋，向蒋施压，声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并请准许调处执行部队前进人员立赴长春。”马歇尔的再三要求终于发生了效用。6月4日，蒋介石在从北平回到南京之后即与马歇尔举行了会谈，1946年6月6日，国民政府应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强烈要求，下达东北地区国军停止追击共军的命令，以恢复国共谈判。这一停战令从6月6日开始，26日结束。就因为这一停战，功败垂成——蒋介石在他后来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 ‘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当年亲赴东北督战身为副总参谋长随后即就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也发表长篇文章探讨四平之战对国共军事前途之重大影响，详细讨论和批评了蒋介石不听其父之言，穷寇不追，以致养虎贻患，丢掉东北，进而丢掉整个大陆。 总而言之，国共争霸，在前台的棋子虽然是国共两党，但其背后的推手却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因为苏联下棋认真而愿意下本钱，而美国却敷衍而且走昏招，最终导致了共产党逐鹿中原，而蒋介石败退台湾的结果。

　　最近一个月，又有热心网友主动分享一些政治类的电子书给俺。今天发篇博文通告一下最近一个月新增的电子书。 　　按照惯例，上传的电子书都放到 ” 编程随想的收藏 ” 这个站点。 　　 要下载的话，请用鼠标猛击” 这个链接 “（需翻墙）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其它） ◇陳永發：《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 陈永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知名学者。此书系统性介绍了中共的发家史。可惜是扫描版的，文件比较大，字有点模糊。 陈永发还写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一书（俺之前分享过）。 ★政治类 / 中国 / 政治人物 ◇余杰：《 中国影帝温家宝 》 此书揭露了温影帝虚伪的一面。余杰因此书而受迫害，2012年移民美国。 这本书上次已经分享过PDF，当时那个PDF不全，只有前面几章。 后来在两位热心网友的帮助下，俺拿到了此书 完全 的文字版，并制作了这个PDF。 在此对两位热心人表示感谢！ ◇张国焘：《 我的回忆 》 应某网友在留言中的要求，俺分享了这个PDF。 张国焘是中共早期的元老，此回忆录对了解中共早期历史，有参考价值。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反右运动 ◇丁抒：《 阳谋 》 此书的作者比较有名，他还写过《人祸》一书（俺之前分享过），是专门揭露大饥荒的历史。 ◇朱正：《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 作者不太出名，不过书写得还是很详细——里面列举了很多当事人（尤其是毛太祖）的言论。 看完上述这两本，对毛太祖发动的”反右”，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了，顺便也体会一下毛太祖的阴险狡诈。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改革开放时期 ◇刘晓波：《 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 》 刘晓波的大名，估计大伙儿都知道吧 :) 此书是某热心读者主动发邮件给俺，然后俺稍微整理了一下排版格式。 书的内容比较杂，涉及了当今政坛的许多方面，包括：一党独裁、权贵资本主义、维权、六四、民族主义、等。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延安和八年抗战时期 ◇谢幼田：《 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 作者是移居海外的历史学者。此书介绍了中共利用日本侵华战争的机会，表面上口头抗日，背地里壮大自己的实力。 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看俺写的《 谈谈真理部对抗战历史的篡改 》 ★政治类 / 中国 / 中共历史 / 国共内战时期 ◇龙应台：《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 这本书主要讲述众多小人物在1949年大陆沦陷时的遭遇。此书是繁体竖排版，可能有些同学不习惯看竖排的。 ★政治类 / 理论 / 极权主义 ◇汉娜·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 》 汉娜·阿伦特是国际知名的政治理论家，以研究极权主义而闻名于世。此书是她的成名作。 看完此书你对“什么是极权主义”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你会发现：虽然“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表面上迥异，其实本质上是想通的，具有共同的起源。顺便说一下，毛太祖统治的天朝，就是典型的极权主义。 （这本书上次已经分享过PDF，后来又上传了CHM格式，顺便跟大伙儿说一声） ★心理学类 / 洗脑 ◇Kathleen Taylor：《 Brainwashing——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 》 中文名叫《洗脑——思维控制的科学》 目前只找到英文版，哪位网友能找到中文版，请不吝告知 ◇Robert Jay Lifton：《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 中文名叫《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 目前只找到英文版，哪位网友能找到中文版，请不吝告知 这本书是 mobi 格式，很多手机的电子书阅读软件可以打开此格式。 ★补充说明 如果你想找某本电子书，可以翻墙到俺博客留言，或者翻墙到 电子书页面 留言。俺有的话，会分享给大伙儿。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 分享一些政治类电子书(15本) 分享一些政治类电子书(16本)

秦晖：中国卷入朝鲜战争是为消斯大林的恼火 进入专题 ： 朝鲜战争 斯大林    ● 秦晖 （ 进入专栏 ）   　　 　　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朝鲜战争 斯大林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责任编辑 黄钟）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 | 来源日期：2012年第11期 | 责任编辑：凌绝岭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8ee850102ehw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