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作者： 信力建   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外敌入侵，前两次都亡国（王朝覆灭）了，一次是蒙元南下、一次是满清入关，唯一没有亡国的，并全面战胜侵略的，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能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离不开蒋介石正确的卫国策略。 抗战结束后，中华民国不仅大体保持了清王朝原有版图，还拓展了370万平方公里海疆。1946年，国民政府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派遣林遵、姚汝钰率“太平号”、“中业号”、“永兴号”、“中建号”等四艘从美国租借来的舰只收复南海诸岛，随行的内政部方域司官员在完成南海测绘后划下“九段线”（当时为“十一段线”）。为纪念新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中沙群岛的一处暗沙被命名为“宪法暗沙”，主岛被命名为“民主礁”（今“黄岩岛”）。“九段线”被当时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九段线”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南海权益的重要依据。 一、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有人说，蒋介石消极抗日，坚持“不抵抗”政策，只是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才被迫抗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能不顾中国当时的历史处境。1928年，国民党北伐实现了国家统一，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民国的中央政权。1930年，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平定了军阀叛乱，国家军事实力遭受重创。仅隔一年，1931年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意味着，国民政府尚未得到喘息的机会，就要应对中日战争。作为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深知，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贸然与敌开战，只会自取败亡。 为了增强国力，获得抗击日本侵略的必要条件，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力求延缓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议。可谓“卧薪尝胆”。在委曲求全中，中华民国终于赢得了五年宝贵的发展时间。在这五年中，中华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3%，国防与军事成就斐然。经济方面，逐渐使国民经济中心西移，开辟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陆上交通线。国防方面，以剿匪的名义苦心经营西南，在湖南、四川、湖北等省份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使之成为日后的战略大后方；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为“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蒋介石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大力发展军工业，力求实现基本弹药自给；公布兵役法，征兵制度化；建筑武汉、青岛、济南等地的要塞工程，有资料统计，至七七事变前夕全国修筑机关枪掩体，小炮掩体，观察所，掩蔽部等各类工事3374个。军事方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训练中国军队，修订陆军典范令，将步兵兵器标准化；成立航空委员会，空军正式成军，同时兴建飞机制造厂，建设机场，实施防空训练。交通方面，全国增修公路8万余公里，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全国铁路增至2万余公里，民航航线增至12条，长1.5万余公里。外交方面，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另有资料还显示，蒋介石准备通过与德国进行易货贸易，装备80个德械师，待时机成熟，一举收复东北。 “七七事变”完全打断了国民政府的国力增强计划，使中华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被迫陷入惨烈的对日作战之中。著名史学家许倬云评论道，“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更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全面战争晚打5年，中国的损失会减少一半。如果晚开战10年，中日可能打个平手。如果晚开战15年，那中国就有可能击败日本”。只可惜，历史不给蒋介石机会。 截至七七事变，中日两国实力仍然相差悬殊。从陆军规模看，日本拥有现役及服役过的后备军队450万，中国仅有现役军队220万，无后备役，且派系复杂，缺乏有效训练。从武器装备看，日本陆军装备精良，除步枪、轻重机枪、火炮外，还配备有马匹、坦克、装甲车、汽车等装备，十分擅长机动性和进攻性作战，中国陆军以地方杂牌军为主，真正经过整编、装备较好的只有20个师（没有完成进口武器的装备），士兵们普遍没见过坦克；从海军看，日本拥有航空母舰4艘、战列舰9艘、重巡洋舰12艘，各种舰艇285艘，总吨位达190万吨，为世界第三大海军，中国具备实战能力的舰艇仅56艘，陈旧落后，总吨位不到6万吨。从空军看，日本拥有各种作战飞机2700余架，由于日本具备独立生产各类战机的能力，可随时补充战场上的损耗，中国空军则尚处初建阶段，作战飞机仅有305架，其中能够投入实战的只有223架，且无从补充战机损耗。鉴于中日实力差距悬殊，有德国军事顾问估计，如果中日全面开战，那么，中国海军最多只能支撑一个星期，中国空军最多只能支撑一个多月，中国陆军最多支撑六个月，而中国军火的生产能力仅仅能支撑六个月的战争耗损。 即便如此艰难，蒋介石仍表达了钢铁般的抗战决心。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记中写到，“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更流露于其1935年外交报告，“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但当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战亦不能苟存”。待到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立即开始做战争动员，在著名的庐山演讲中，他讲到，“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南京沦陷后，战争异常艰难，孔祥熙劝蒋和谈，蒋介石怒，“还有人再来劝我和谈，以汉奸论罪，杀无赦”。他表示，“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之为愈”。 蒋介石早就知道，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必是持久作战。蒋介石远在毛泽东之前，就提出了“持久战”思想。1933年4月，他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他把我们第一线部队打败之后，我们再有第二、第三等线的部队去补充，把我们第一线阵地突破以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各线阵地来抵抗。这样一步复一步的兵力，一线复一线的阵地，不断地步步抵抗，时时不懈，这样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后来，蒋介石正是按照这个策略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也正是在这个策略指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卫国战争的胜利。 二、伟大的卫国战争 1，上海失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日军从华北平原快速向南推进，图谋三个月灭亡中国。这一进攻路线基本在开阔地进行，日军机械化部队和强大火力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据预计，日军最多一个星期就可拿下郑州，最多一个月就可拿下武汉，进而切断中国东西部的联系，将国军残部歼灭在中国南方及沿海地区。要改变这一危局，唯一的应对策略就是改变敌人的进攻轴线，使其进攻方向从“由北向南”变为“由东向西”，然后依托西南内陆地区的山地条件迟滞日军的进攻，并等待机会组织反击。这本是蒋介石一贯的战略设想。1936年6月，蒋介石还明确提出，“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在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为改变日军的侵华路线，蒋介石发动了淞沪会战。在这一战场上，国军先后投入全国60%的精锐部队，包括71个正规师及各种地方部队，总兵力达75万人，日军先后投入9个师团及各种汉奸部队，总兵力约25万人。从参战人数上看，国军方面占有优势，且集中了民国军队的精华，但两军实力依然差距悬殊。国军仅能凭借劣势装备、血肉之躯，对抗现代化之日军，英勇奋战。据日军评估，其一个营的战斗力就可以抵国军一个师，若按民国三军大学的评估，双方战斗力之比更达到六比一。淞沪会战中，国军打得惨烈至极，常常是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据大陆史家记述，“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伤亡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如守卫上海闸北的孙元良88师原有编制1.5万人，败退南京后，只剩下不足三分之一。冯玉祥回忆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淞沪会战是八年抗战中一次著名的大规模会战，据相关资料，国军在此役中牺牲了27万人（日本为5万人），其中团以上将军就有28人。上海虽然最终失守，日军的侵华路线却被改变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图谋亦从根本破灭，从此，日军不得不集中主力进攻中国内陆地区，陷入西南地区山川河流的复杂地形。 2，迁都重庆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据蒋纬国回忆，他经常听见父亲蒋介石在浴室中悲鸣，有时他长声大叫“啊——”，有时喊“妈——”、“天——”。蒋介石在绝境中感受到了无尽的孤独、无助。事实上，进入中期抗战后，国民政府就陷入空前困难时期。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海关、工厂，但抗战仅一年多，所有海运港口即全部沦陷，大部分东部城市被日军占领，国民政府因此丢掉了一大半收入，而战争等各类支出却激增10倍以上。外交方面，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反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无情打击和扼杀，比如，苏联为确保自己的安全，曾于1937～1939年对中国实施有偿军事、经济援助约2.5亿美元，但1941年苏日两国签订《中立友好条约》后，援助就没有了；德国原为中国最大的武器进口国，1937年德、意、日签订“反共公约”后，德国政府连一个军事顾问团都没有给中国留下，全部被强令归国；英国曾于1940年听命日本，在中国海运港口尽失的情况下，封锁中国唯一的对外交通渠道“滇缅公路”三个月之久；美国在1940年以前对华援助非常少，甚至还与日本做军火交易，以至于很多中国老百姓和军人死于美国制造的炸弹。 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华民国只剩勤修内政一途。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变领导体制，实行总裁制，蒋介石被推举为总裁，并通过《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国家的施政总方针。难能可贵的是，本次大会宣言显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在千难万苦中仍在为自由而战：“吾人必须与抗战之中集合全国之物力，以同赴一的，深植建国之基础，然后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告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 3，绝地反击 正是在重庆，国民政府逐渐站稳了脚跟，逐渐有能力与日军抗衡。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在这场历时四个半月的会战中，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前后投入兵力达35万人，国军投入120个师，总计110万人。此战之最终结果，武汉失守，国军伤亡惨重，海军基本上被消灭，空军损耗亦极大，阵亡将士达40万人。而日军也受到重创，有资料称日军被击毙者达14万人，直到1944年日军再也没有能力发动同等规模的作战。 实际上，截至武汉会战，日本已达到其战略极限。从日本陆军军力分布上看，日本投入中国战场33个师团，驻东北8个师团，驻朝鲜1个师团，日本本土只剩下1个近卫师团。可以说，日本本土空虚，已处于无兵可调的窘境。1938年11月，日本天皇召开大本营军事会议。他们此时对形势的判断已经是：“对华战争的本质属于持久战，……与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穷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蒋介石却分析认为，“武汉之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的长沙和南昌？……他不来，就表示他们的力量不够，气势已竭”。在同月举行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判断，武汉会战后，中国已进入“第二期抗战”，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基本战略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为实施这一战略，蒋介石进行整军，将全国军队分为三组：三分之一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三分之一在敌后进行游击作战，三分之一到后方进行整训，每四个月轮调一次，一年整训完毕。1939年年底，国军对日寇发起两场全面攻击，即桂南会战、冬季全面攻势。 随着中国士兵畏战心理的克服，以及作战经验的增加，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根据相关资料，抗战初期，中日军队作战死亡比例多在1/3至1/6之间，到了抗战中期，中日军队作战死亡比例逐渐接近，甚至出现了国军战胜日军的大型会战。如1939年5月随枣会战中，日军投入11.3万兵力，伤亡2.1万人，国军投入22万兵力，伤亡2.8万人。又如1939年9月长沙会战（第一次）中，日军指挥官岗村宁次集结18万军队，进攻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副司令薛岳则组织40万人马，对日军实施名为“天炉战法”的阻击作战，结果日军全线溃败。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国军第一次取得全胜。总的来说，在中期抗战中，中日军队各有胜负，处于谁也吃不掉谁的僵持状态。 4，加入同盟国 抗战两年后，蒋介石迎来了他在对日战略中所设想的国际形势的变化。1939年9月，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10月，蒋介石在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重申中国的抗日战略，“我们的战略亦就是要使中国抗战能达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的目的。在欧战没有结束，世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前，我们若急求速了，妄想与日本妥协讲和，这就是自取失败，自取灭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8日，美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在进行四年艰苦抗战后，正式对日、德、意宣战，成为同盟国中的一员。美国开始以“租借法案”的名义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国运送作战物资，支援中华民国抗战。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共同宣言”，蒋介石被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盟军作战。 盟国对中国战场的援助远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由于盟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加之运进中国的军事物资有限，并没有改变中国战场上中日两军的力量对比，甚至为了援助缅甸，国民政府派出大量精锐部队，致使中国战场国军实力大为削弱，终于在日军1944年“一号作战”的凌厉攻势之下，丧失郑州、许昌、洛阳、衢州、株洲、湘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梧州、南宁等数十座城市，并威胁重庆。与此同时，中国远征军却在缅甸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中华民国政府向缅甸派出远征军共计两次。第一次远征是在1942年3月至8月，中国精锐部队10.3万人入缅作战，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唯一的机械化军第五军，因英军情报错误等原因，第一次远征失败，中国军队伤亡达5.6万人，其中大部分并非战死，而是殒命野人山、胡康河谷等原始森林。第二次远征是在1943年3月至1945年3月，中国精锐之师再次入缅作战，并取得胜利，其中，中国驻印远征军以伤亡1.8万人为代价，歼灭日军4.8万人，收复缅甸13万平方公里领土，滇西远征军以伤亡6.7万人为代价，歼灭日军2.1万人，收复滇西全部土地约3.8万平方公里。 中华民国在二战中牵制了日本绝大部分战斗力量，已经俨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了。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策划举行中、美、英、苏四国会议，讨论战后秩序重建。由于斯大林决绝参加由蒋介石与会的会议，四国会议分两部分召开，第一部分是没有斯大林参加的中、美、英开罗会议，第二部分是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美、英、苏德黑兰会议，及之后衍生在苏联的雅尔塔密约。1943年11月27日，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开罗宣言》（原件存放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按该宣言，“中、英、美三国坚持对日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日本归还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的一切岛屿；日本交还占领自中国的所有领土，比如台湾、澎湖及满州，归还于中华民国；让朝鲜半岛自由独立”。 5，抗战胜利 盟国没有派军队到中国大规模参战，却的确加速了中国取得抗战的胜利。1945年2月，美军攻陷菲律宾首都马尼拉，6月，美军杀到日本冲绳，威胁日本本土。受此影响，日军在中国战场被迫缩小防线，主要部队撤守广西，防卫武汉。这时候，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克复南宁、宜山、柳州、桂林、全县。7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介石、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波茨坦宣言》（原件存放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重申三国将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共同致力于战胜日本以及履行《开罗宣言》。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致日本死伤20余万人。8月9日，美军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是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投降当日，蒋介石致电南京的岗村宁次，宣示五项投降原则。17日，岗村宁次派今井武夫乘飞机往浙江玉山乞降，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遂改飞至湖南芷江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请降。27日，中华民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赴南京建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筹划受降事宜。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三、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抗战 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的一场全民族抗战。据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华民国政府军共指挥大型会战22次，入缅作战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虽然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与各地军阀结下血海深仇，在国家和民族危亡时刻，军阀们却全部愿意接受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领导，与中央军并肩作战，可歌可泣。在淞沪会战中，即便军纪散漫无多少战力的川军，都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奔赴淞沪战场，准备牺牲自己保卫国家。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开始了。1937年8月22日，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下设三个师，即林彪115师、贺龙120师、刘伯承129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司令，总兵额为3万人左右，全军从国民政府领取粮饷和给养。10月，活跃在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等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总兵额1.03万人。“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顾祝同为最高长官，受命在苏北、皖南担任游击作战。这支4万人左右的军队，到抗战胜利后竟然发展成为一支拥有92万人的正规军，其中八路军60万，新四军30万，还有300万民兵，解放区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 中国虽赢得抗战的胜利，代价却是极其沉重的。人员损失方面，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军队牺牲133万人，平民死亡440万人，共产党军队牺牲16万人，平民死亡318万人，加上失踪人口，战争直接造成的人口死亡达960万人。这个数字是建立在可靠的统计基础之上的（来自国共内战时期双方的各自统计），因此应该偏低，一般认为，中日战争直接和间接造成的人口死亡应在2000万左右。经济损失方面，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统计，以1945年汇率计算，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为559亿美元。实际上，这场战争已经把中华民国拖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为了维持军政开支，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伴随经济崩溃的是道德社会的解体。古人常说“衣食足，知礼节”，中国老百姓在八年抗战中饱受破坏、死亡、饥饿、恐惧的煎熬，心态慢慢起了变化。 也正是在抗战中，中国树立了国际地位。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屡次侵略中国，每次战争中国都以失败告终，结局不是割地赔款，就是让渡法权。只有抗日战争，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由衰而盛的一个转折点，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1942年10月，蒋介石督促美国率先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9日，英美两国同时通知国民政府，表示愿意立即放弃不平等条约，缔结平等新约。随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诸列强跟进。截至1943年，中国与所有列强均重新订立平等新约，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彻底终结，一举雪了百年耻辱。至1945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并列，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主要领导人，中国亦成为“世界四强”之一。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1946年，国民政府联合共产党、民盟、青年党、无党派社会贤达人士等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召开政治协商和制宪会议，制定中国第一部真正的民主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将中国推上民主宪政轨道。

作者： 信力建   朝鲜中央通讯社近日宣布，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至今一直被普遍认为是金正恩最信任的辅政重臣之一的李英浩次帅因”健康问题”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这个消息的突然，让许多人感到吃惊。要知道，金正恩在朝鲜执政的头几个月，还经常会看到人民军次帅李英浩等人陪伴在其左右。他们如一对好“基友”般一起视察军营，一起在阅兵式上检阅部队，甚至一起哈哈大笑。 大多分析人士认为，李英浩的身体出了问题的说辞站不住脚。因为与金正恩身边的其他年迈官员比起来，这位现年69岁的次帅看起来精力充沛。而且李英浩次帅还是金正日指定的辅政大臣，2008年金正日身患中风，此后开始培养三子金正恩接班。据报道，金正日当时指定李英浩为金正恩保驾护航。李英浩也因此在军界和党内平步青云，并在政坛获得显赫地位。于是，李英浩在2009年被任命为人民军总参谋长，后于2010年在一次党代会上晋升人民军次帅，并升任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去年12月为金正日举行葬礼期间，与金正恩一起护送灵车的七名高级将领和党内高官中就有李英浩。 随后，金正恩名正言顺进入了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被推举为其父的正式接班人。但在今年4月，一些分析人士开始注意到，李英浩的官运出现了微妙变化。金正恩当月提拔了在军界几乎没有背景的党内官员崔龙海出任人民军次帅和总政治局长，负责监督高级将领的政治生活和忠诚度。更为诡异的，护送金正日灵车高官之一的禹东测——据信是该国秘密警察和谍报机构负责人——在朝鲜新闻报道中消失了，是死是活无人知晓。 长期以来，朝鲜政权的内部运作情况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在朝鲜，经常会有高官降职、失踪、恢复原职，甚至还会有高官死于蹊跷的”交通事故”，而在该国路上跑的小汽车少之又少。据认为，确保这种不可预测性是金正日及其父亲金日成使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目的就是驯服该国军界和党内的高官。 比如在2009年底，金氏王朝企图采取严厉措施取缔黑市活动并通过大幅贬值本国货币抑制通胀，但上述举措却适得其反，不仅导致食品危机更加严重，还在这个集权国家引发了十分罕见的抗议活动。朝鲜政府为此处决了党内主管金融工作的高官。据首尔的情报部门官员说，那位名叫朴南基的官员被控从事反革命活动，但这种指控纯属捏造。此外，朝鲜去年还以”健康问题”为由，撤掉了一位公安部门负责人和一位副总理。2010年，朝鲜宣布党内重要官员李济刚死于车祸。 事实上，对于独裁者来说，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大多独裁者心里阴暗、缺乏实在的安全感，在他们眼里只有自己是最可信的，其他都是不可靠的。这既是心理状况和环境变化使然，也是一种驾驭的权谋手段——像摆弄棋子一样提拔或撤掉其身边的高官。这种手法，让身边人深切感受到何谓“伴君如伴虎”。 把高官将领玩弄于鼓掌且得心应手的，毛泽东才是“祖师爷”。而要数经典之作，莫过于“高饶事件”。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彭真、高岗、陈云、张闻天、李富春、林彪等多人去东北完成战略大转移，张闻天的派出是远窜，而高岗则是亲任，东北后期，高岗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前后，高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全权负责东北地区的工作，成为显赫一时的“东北王”。高岗受到器重，也是因为他是毛泽东在陕北时期特别培养的亲信。任弼时死后，高岗被安排进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并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分走了周恩来作为总理的部分权力，可见高岗被重用之切。 下面再来看看饶漱石，饶漱石一直以来被视作是刘少奇提拔的亲信，其实不然，饶漱石一贯只知有毛泽东而不知有其他。因而在后来，饶漱石进京所接替的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原本是彭真的“禁脔”也是刘少奇系统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点名彭真何以能够顺利让出位置来？而毛之所以调任饶漱石来，其目的也很明显那就是对着刘少奇的，只不过刘少奇一直还以为饶漱石是支持他的。殊不知，这些都已经被毛泽东暗中牢牢地控制了。 众所周知，高饶事件的开场戏是1952年底的《新税法》的公布，刘少奇从来就有和平建国的思想，一度被毛泽东视为“右倾”而周恩来也主张发展经济，本来延安整风的对头如今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变得相近，在毛泽东看来大有“合而谋我”的感觉，特别是刘少奇的渐渐坐大更为毛泽东所担心，因而借口新税法是“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总暴露”也是政务院脱离党组织领导下出现的错误思想的“一种倾向”，对周恩来的分工做了进一步的削弱，以薄一波为切入口，开始布置对刘少奇的打击。毛泽东曾经对高岗说过：“中国革命大而言之全国，小而言之陕北，都有一个圈圈，井冈山是红军的圈圈，陕北是八路军的圈圈，我们靠着这两个圈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有人又说还有一个圈圈，那就是白区的圈圈，是红区和白区两个圈圈，制造思想上的混乱，不可不察。”这段著名的讲话成为当时打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主基调，被高岗多次引用，他指责刘少奇搞白区圈圈压红区圈圈，说周恩来搞政府摊摊压党中央的摊摊。左手打刘少奇，右手打周恩来，高岗如此的肆无忌惮的同时打击党内第二号、第三号人物，如果没有最高的允许是很难想象的。 紧接着，高岗一面布置饶漱石在中组部开会批判刘少奇亲信安子文，借以打击刘少奇，一面请人出面调查安子文、刘澜涛、薄一波、彭真出狱自首的历史问题，一面开始暗中窜联彭德怀、陈正人、李富春、陶铸、林彪等人，给他们灌输刘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了的言论。并专门找到养病的陈云和邓小平谈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选，明确说周恩来不行，总理也要换人，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指的是陈云一个，高岗一个），陈云立刻给毛泽东打电话汇报此事，小平则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给毛泽东，有当时的记录为证。毛泽东发现事态不受控制，表示震惊。于是开始对高饶定了调子，他说：“我现在感觉，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来、老总、陈云、小平等人在内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是那么几个人组织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这两个司令部现在是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我在北京，还没死，饶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请示中央，请示有的人，什么圈圈、摊摊的，什么自首叛变的，乱了阵脚，唯恐天下不乱，唯恐乱的不彻底，想乱中夺权，想浑水摸鱼。”（引自《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讲话摘要－（1951年－1955年）》第13页）虽然没有点高岗的名字，但是，大家都知道了是说他，形势急转直下，高饶开始走下坡路了。 随后毛泽东撇清与高饶之间的关系，南下杭州休假，针对高饶的批判开始了。1954年2月，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并没有参加，刘少奇做了检讨的同时开始整顿旗鼓指责高饶了，高岗给毛泽东去信要求到杭州见面，毛泽东不同意并把高的信发给政治局。邓小平在会议上指出高饶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并不见得都是错的，左的东西要遏制。陈云重复了张国焘事件，暗指高岗就是分裂中央的阴谋家。周恩来则声色俱厉的说：“高岗同志至今没有对自己的错误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把主席的讲话，政治局的意见都当作耳边风，我认为他这样做只会越滑越远。”中央根据几位领导人的讲话整理之后请示毛泽东同意给高饶展开“同志式的帮助和批评”。1954年2月15日开始到25日截止，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会前中央书记处通知一律不称呼高岗、饶漱石为同志，展开彻底的帮教活动，要他们主动的认识错误。 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高岗每一次争辩都遭到更为猛烈的抨击，其中最让高岗倍感震惊的是来自林彪的反戈一击，林彪专门做了书面发言，自责自己上了贼船，上了高岗的当，说高岗是背着中央和毛主席进行分裂活动的党内大骗子。而在饶漱石座谈会上，陈毅做了长达七个小时的发言，历数饶漱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错误，谭震林、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安子文、陈正人等都做了发言，陈正人也做了深刻的检查。饶漱石本人痛哭流涕，做了长达三千字的检讨，对刘少奇、陈毅、安子文、薄一波等人做了道歉。两个座谈会后，报请毛泽东，毛泽东做了结论：“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就此给这件事上纲为“高饶反党联盟”。 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至于毛泽东对高岗如何发落，后来文革中江青和陈伯达的对话倒是很能说明问题，陈伯达因为不堪江青的颐指气使，曾经表示要学拉发格（马克思的女婿，以自杀闻名国际共运史），江青知道后，大骂陈伯达说：“你要自杀，你就去给我死去，你今天死，我明天就开除你的党籍，当年高岗就是以死要挟党中央、要挟毛主席，结果呢？主席怕了吗？你陈伯达不是主席的好战士，你远学拉法格、近学高岗，你去死吧。”（引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1977年《红旗》杂志社编辑内部刊行本，第55页）可见，毛泽东并不在意高岗的取舍了，毛泽东平生最忌属下的要挟，高岗以死相要，自然会落个死非其道的下场，而他即使活着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955年中央召开全会代表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讲话，大谈高饶反党联盟，高饶都被永远开除党籍，饶漱石本人在1975年文革中病死。（资料引用自温相《毛泽东权术面面观》） 高饶虽然垮台，但是，毛泽东把高饶事件继续作为手中的王牌，时不时的就祭起它来。在毛看来，高饶事件等于毛泽东救了刘少奇一次，至少是第二次树立了刘少奇的威望。毛泽东以高饶一事紧紧地把刘少奇及其系统控制于鼓掌之间，并多次以此案例恫吓其他干部，对高官将领几乎一网打尽，毛泽东用若即若离的权术手段，牢牢地把握着最高领导权。然而，他一生也从来没有安稳过，因为他让身边的人不安稳，身边的人也不会让他安稳。

北京观察 北京如何应对香港、台湾的政治态势 香港于3月25日选出梁振英为新特首，中央干扰选举引港人众怒；近日国共也提出“一国两区”概念。中国学者吴祚来撰文，认为中共当局应该给予港人真正的自由；而台湾民主也应成为中国民主示范。 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 香港的特首选举昨天在港人的抗议声中结束，梁振英以689票当选，在发表胜选宣言时，他表示期待与另外两名候选人合作，以服务于香港，并誓言要致力于香港民生，亲民、阳光、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并强调上任后，香港人今日所享受的权利，绝不会改变。 历史阳差阴错，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港澳台这些多元政治的基地，台湾使中华民国这样的政治形态得以苟存，而港澳，则一度曾是殖民地的政治形态。倡导”一国两制”，与其说是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不如说是邓小平的现实精神与妥协精神，使这样的政治形态得到大陆主流社会承认。如果按照只有一个中国的说法，那么，这个大中国并不是一党天下，而是多元政治”共存分治”。这样的个政治局面不是执政者的刻意安排，而是历史留下的政治遗产，如果面对这样的政治遗产，如果利用得好，中国就能获得文明进步，如果不顾世界民主宪政潮流，坚持专制保守，那么国家民族必将付出沉痛代价。 香港的政治经济地位，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因为它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共建政以来，它一直扮演着中国政治与经济文化与台湾及世界之间的脐眼纽带角色。如果没有香港，就不可能有深圳的改革试验区，如果说，香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使数以十万计的大陆逃港人获得生存机会的话（”生存纪”），那么，香港在八九十年代，则使大陆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发展纪”），现在，香港应该进入影响中国大陆的第三纪，就是”政治纪”。 近期香港因为特首选举，而进入多事之春。德国之声3月23日报道称，近日的几条消息却令香港人恐慌与愤怒，其一是著名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周五刊登致传媒及市民公开信《不要逼我挺梁》，称《成报》篡改他评论行政长官选举的专栏文章，其二是信报老板李泽楷被有关方面”兴师问罪”，被曝光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因为香港已经回归，所以有关方面觉得家门口的孩子应该管一管，而这样的管一管，或让香港媒体自律，或直接打电话让媒体配合，这在一些人看来是自然之理，但香港人却认为侵犯了自己的自治权，一旦公权越界，就会没有边际，所以对于自由敏感度高的香港人，必然出现反弹，而公众的反弹，大陆又不能用对付大陆民众的手法处理。如此这般，不如像对待台湾政坛那样，真正松手，使其政治生态顺乎民意，通过尊重香港民意，来取信于香港民众。大陆政治家应该听信这样一句话：如果退路没有了，那么，就进步吧。政治改革上进一步，便会海阔天空。 是通过学习港台，使大陆民主进步呢，还是通过大陆的经济影响力，使港台向大陆政治形态靠拢？这是大陆当政者应该深思的议题。香港的经济自由港地位，得益于其经济的高度市场化自由化，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运作，司法相对独立，保证了香港政府廉洁自律，即便有特首免费坐了富的人游轮，或通过关系租住了豪华公寓，也会被独立机构一查到底，最终会迫使特首道歉并改正，香港大学的教授自治，使教育质量与学术影响力与世界名校比肩，香港人争取更多的自由度，包括政治改革，双普选特首，尽管被延滞，但2017年，必将获得双普选直选权利。 尽管香港街头经常有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尽管香港校园里学生政治行动一波又一波，但这体现的是香港民间政治的活力，而这种活力与自由精神，直接影响着香港的地方政府形态，使香港的执政者不敢怠慢于公众，只能透明公正地行使自己的公权力。它使特首与各级公务人员廉洁自律，但起来是约束了公权力，但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对各级公职人员，又是某大的福祉，他们既免受腐败的诱惑与困扰，又免受意识形态的折磨与内斗。反观大陆，只要政治风波一起，就会人人自危，社会恐慌，城门失火，池鱼遭殃。这就是政治不公开透明、司法不独立造成的恶果。 香港已然无法接受潜规则。香港学生组织发出的公告说，希望能发起全港大专院校集会，于特首选举投票日前一晚，即三月二十四日晚，在香港会展中心对面的法院门外空地举行晚会，通宵扎营直至选举当日，抗议小圈子选举。而对媒体的打招呼式的管控，也只会激起香港媒体反感，使有关方面失信于香港公众。这些在大陆通行的暗实力，一旦在香港运用，就会遭到迎头痛击，为什么，因为香港毕竟是开放的阳光社会，容不下任何危害自由与公正的管治方式。不干预会出现新闻事件，而干预呢，不仅会晒曝新闻事件，还会叠加出负面新闻事件。即，你通过政治权力，在干预香港应有的社会自由。 爱香港，就应该尊重香港的政治自由，大陆要学习的是自由生态中的政治文明，而不是通过惯有的高压内控方式，使获得自由形态的地区，听命于自己的政治意志。这样，香港伤不起，大陆，在世界日益增长的政治自由趋势下，也难以逆转。 台湾是怎样的一个”区”？ 媒体报道，吴伯雄是3月22日在北京跟胡锦涛举行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五次高层会晤时正式提出”一国两区”概念的。他说，台湾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法条例是以”一国两区”概念为法理基础的。吴伯雄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解释，台湾宪法的条文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本来就是大陆地区，台湾地区的概念。 尽管”一国两区”概念早就有人提出过，而且在台湾还有争议，但两岸三地现在事实是一国两制，或一国四区（大陆、港、澳、台），从制度层面上讲，是一国两制。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两区，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任何人无法回避。 邓小平谈一国两制，是终结毛泽东时代的武力统一台湾的战争思维，从尊重现实格局的角度，将两岸政治问题搁置起来，化解两岸战争焦虑，意在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岸分治状态。由于种种原因，邓小平时代没有在两岸问题上取得重大进步，而江泽民时代与胡温时代，开始了两岸三通进程，胡温时代由于面对的是温和的国民党马英九当政，所以，也通过怀柔的政策，在经济文化上与台湾有更多的交流，甚至通过帮助台湾农民，政治性的购买台湾农产品，来增加大陆的善意。 但台湾不是中国的经济特区，台湾更象是一个政治特区，中国无论如何经济强大与崛起，都不可能收购台湾，也不可能通过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使台湾屈从于大陆的政治意志与政治形态。由于台湾的相对独立性与隔海相望，所以大陆对待台湾的岛内政治，没有像对待香港那样，贴身影响，这样的距离感，使台湾民众不至于像香港民众那样，时时会表现愤怒，不时会通过游行示威抗议大陆的一些暗厢操作或疑似内部管控。大陆通过与台湾的博弈，已充分意识到，越想通过自己的某些暗中影响力影响台湾，效果越适得其反，因为只要相关信息被曝光，就会造成台湾民众的逆反心理，就会造成逆向效应。中国大陆采取隔岸观火的方式，既使台湾政治生态祥和理性，也使台湾民众对大陆不至于反感，而越走越远。 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最高领导人之后就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经过数年的民生试验，两岸在”民族”和”民生”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共识，现在两岸共同应该面攻克的难题是 “民主”和”人权”的政治形态。 两岸问题终究是政治问题，政治家最终要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岸面临的重大关切。现在，两岸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某种统一，譬如吴伯雄、连战等人，在大陆寻根问祖，不仅参加对黄帝的公祭，还寻找自己的祖居地或祖坟缅怀、祭祀，基于历史或血缘上的认同，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信仰层面上的内容。在信仰与人文历史层面上，基本实现了共识与统一。在历史问题层面上呢，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的主导地位或主战场角色，从而一改毛泽东及其后时代，对国民党抗日不置一词的漠视历史的方式，无疑增强的两岸的政治互信度。 现在两岸的认同，有血缘认同，文化国家认同，还有对孙中山的认同，对九二共识的认同，但政治认同与政治统一的日程表又在哪里呢？要实现政治认同，必然要在政治价值追求上有认同，是国共两党探索出一个重的中国特色政治模式，还是尊重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普世价值？这是摆在两岸政治家面前，特别是中共领导人面前的最大议题。 现在两岸致力于建设福建平谭试验区，这片土地相当于四个香港大小，曾经是福建人离境偷渡之地，2011年，中国国务院批准特区建设，媒体称这个特区比特区还要特，特区的副市长级主任将聘任台湾人，台湾的车辆与货币可以在岛上使用，《新新闻》杂志称，平潭实验区还有一项”政治性开放”，就是允许岛内电子和平面媒体申请”落地”，一旦成功，未来有机会和福建及大陆南方电视台并频，将覆盖4亿人口以上。 两岸政治家意欲何为，似乎尽写在新的规章规则之中，但两岸没有政治互信度的今天，台湾在野政党必然视其为经济渗透影响台湾，从而俘获台湾的战略，而大陆呢，也并不承认其政治特区的地位，完全视其为经济特区。 两岸的政治家需要政治上的顶层设计，仅仅靠局部的经济与政策性的扶持台湾，已然没有战略性的意义。 其一，两岸政治家需要重述从前，既然都认同孙中山，那么，就应该致力于民生之上的民权宪政建设，民权建设，就是顺应民意，两岸政治家要通过民主方式，在宪政基础上，制定两岸五年、十年、五十年政治规划或政治改革与统一的日程表。 其二，国共两党应该用忏悔的心态，对待国家民族，1945年后，两党重庆谈判，没有使国家进入民主宪政和平时代，反而造成战争灾劫，两党只有致力于新的民主宪政建设，才能减轻历史罪责，重新取信于民。如果两党执意于两岸经济，而在政治进步上无所作为，那么，两党就是合谋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是致力于两岸政治文明进步，这是两岸公众应该警惕的态势。国共两党应该懂得，半个世界之前两党如何撕裂中国，他们就应该回到原点，找到造成撕裂国家的根源，通过政治修复，通过新的政治生态中的竞争，获得自己的执政地位。 其三，中国执政党占有国际优势与版图优势，应该更为主动与宽容，两党应该重温自己对人民的誓言，就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两党都反对一党独裁，都倡导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这些都应该重述与落实。如果两党都回避历史，回避应有的政治共识与价值追求，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有政治文明的希望。 中国应该将台湾看成一个政治特区，这个政治试验区通过艰苦的政治实验，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现在，应该将其政治试验成果看成中华民族的政治成果，其政治改革的经验应该两岸共识，从蒋经国先生的政治解严，到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竞争，到马英九的和平执政，使人们看到，中华民族是可以搞民主宪政制度的，多党竞争不仅不会造成政治动荡，不会造成政治清算，只会使这片土地融入世界文明政治之林，赢得世界人民尊重，使国泰民安。伟大的政治家，需要伟大的想象力与政治魄力，以及伟大的决策与行动能力，政治改革不可怕，蒋公经国先生已行垂范了后世。 如果政治家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以台湾为试验区成功样板，未来五年，两岸领导人将共同拥有诺贝尔和平奖，本世纪影响人类的最伟大事件，非此莫属。 作者：吴祚来 责编：吴雨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