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1938年2月17日， 斯大林 和莫洛托夫会见共产国际领导，同意援助中共50万美元。现查到4月28日由 毛泽东 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确认中共收到30万美元。1939年2月14日，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共产国际和 苏联 提供了两笔金额不大的经费。 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夫妇（右）在南京 抗战时期的苏联援助 作者：孙艳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选自：《 抗日战争 研究》2011年第4期，原题：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1937.7—1942）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问题是苏联与中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苏联对中共的武器援助问题，而对资金援助问题的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抗日战争时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37—1943.5）》等一批俄罗斯档案文件的陆续披露和出版，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一大召开以前。到1934年夏秋间，莫斯科与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失去电讯联系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此后直到1936年，在三个重要因素的作用下，又恢复了苏联对中共的援助。第一，中共建立了稳定和可靠的根据地；第二，双方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第三，中共的经济状况需要资金帮助。1936年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终于送来了，共产国际通过宋庆龄转交给中共中央5万美元。 1940年底以前，陕甘宁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及军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根据国共协议，国民政府发给的薪饷；其二是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一些财力物力援助。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7年7月至1940年底，其财政收入的半数以上均来自外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外援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国民政府提供的经费。由于对外援依赖较大，根据地财经很容易受其影响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中共多次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寻求帮助。 1937年９月，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转达毛泽东和张闻天要求共产国际再度按月提供经费的请求。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答应给中共150万美元，还表示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将提供３万美元用于救治从监狱释放的同志。但后来据康生说，中共并没有收到150万美元。目前有据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时带回的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提供的３万美元。 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见共产国际领导，同意援助中共50万美元。现查到4月28日由毛泽东签字的一份收条：“从米哈伊洛夫处收到30万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确认中共收到30万美元。1939年2月14日，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现在需要用钱。1939年6月至8月，共产国际组织了专门的工作组对中共的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了两笔金额不大的经费。 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希望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25日，斯大林回复季米特洛夫，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后来中共总共收到353123美元。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的100万美元，目前可以确认中共收到60万美元。 1937年苏联资金援助是边区全部岁入（即全年收入）的5.2倍，一直到1940年还是1.5倍。因此，可以认为，中共之所以能够取得对国民党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维持了相对和平的局面，并坚持长期抗战，苏联的资金援助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由于档案的缺乏，中共如何运用这些数额巨大的资金，以及资金如何发挥作用,还难以解释清楚。1942年以后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由于档案的局限，目前尚不很清楚。

在谈到 斯大林 对自己的压抑时， 毛泽东 尤为动情地说：“讲起 斯大林 ，我们有三肚子气。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他尤为欣赏 斯大林 破除迷信的风格。他说：“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多危险。斯大林后期有这点风格，也可称势如破竹，只是破得不好，有些破烂了，他写的列宁主义基础、语言学、经济学，有很多正确部分，但也有错误，有些问题值得研究。” 毛泽东首次访苏与斯大林的合影 作者：张家康，选自：党史文苑 １９５６年， 苏共 二十大后，斯大林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便平地风波，一落千丈。 毛泽东 对苏联发生的事变，震惊之余，立刻以审慎、敏锐的眼光，纵览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透视这一事件的利弊得失，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诚如 邓小平 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毛泽东 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 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斯大林的四次错误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一直有着很深的成见。土地革命时期，他认为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难以成功。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个“农民领袖”。抗日战争时期，他从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根据地，甚至担心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 蒋介石 和英美盟国的不满。“西安事变”发生时，苏联《消息报》发表社论予以谴责，认为张学良是在“帮助瓦解中国并制造混乱”。斯大林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放弃独立发展，放弃争取领导权，做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是完全服从于国民党。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整装待发，准备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可是斯大林却派来米高扬，劝说毛泽东不要渡江。南京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广州，苏联驻国民党政府大使馆也随之迁往广州。相反，美国大使馆却留在南京，静观形势的变化。斯大林担心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会破坏 雅尔塔 会议划定的势力范围，致使美国全面卷入，危及苏联利益。 对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心中自然有数。１９５６年４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对我们压力很大。 后来，毛泽东在很多场合以相同的语气评说斯大林。 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判断，理所当然地受到毛泽东的抵制。１９５８年３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斯大林没有准备中国革命胜利。日本投降后，他来了电报，坚持反对我们同蒋介石打仗。说如果中国发生内战，中华民族就会毁灭。就是执行雅尔塔协定，保证中华民国二十年。 罗斯福 说服蒋介石，斯大林就来说服我们，因此有电报来：不许革命。你让我到重庆去谈，可以！但是不许革命，不干。抗日时期，中国革命一切准备工作———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完成了，时机完全成熟了，在这个时候来泼一瓢冷水，这是个原则错误。”在一次和外国客人谈话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四次错误：中国党曾经四次吃过斯大林的亏，第一次是王明“左”倾路线；第二次是王明右倾路线；第三次是战后斯大林支持蒋介石，不让中国革命；第四次是怀疑我是半个铁托。他还表达了自己对斯大林的感觉：斯大林与列宁不同，喜欢“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所以，“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

燕凌：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 进入专题 ： 新民主主义    ● 燕凌       “中国向何处去”，近来又成为人们议论的题目。70年前以这个问题开篇的《新民主主义论》，又从人们尘封的记忆中被拿出来放进现实的议题。回想70年来的历史，不胜感慨。当年，我们许多人正在青年时期，曾经为这个理论激动，在它的号召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深感需要重新回顾有关的历史，对它和有关的文献再做一番解读。           “新民主主义”的来历          新民主主义的内涵，作为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早就有了的，并非毛泽东的发明。     在1905年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说：“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他明确地指出：“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原先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过时了，以后的民主革命就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了。其实，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与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十几年所说的，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只不过列宁并没有说是什么“主义”，而明明白白地说是一种“策略”。而且，到了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的经济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却把这个“策略”丢掉，宣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毛泽东是看过并且很重视列宁的这一著作的。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攻打福建漳州的时候，在龙溪中学图书馆得到一批书籍，其中就有列宁这本著作的中译本。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可以了解，毛泽东是读了这本书的。在延安又一再读了。     1922年中共“二大”，认识到中国还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第一次把党的奋斗目标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提出：在团结工农进行斗争的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和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这已是后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雏形，不过当时也没有说是什么“新”的“主义”。     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了国共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实际上把原先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发展为新的三民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基本上就是新三民主义。这就说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内容，在1924年已经形成了。     抗日战争第二年，1938年9月到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其中指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实际上就是一年以后说的“新民主主义”的主旨。只是由于自己的实力还很弱，不能不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但同时也指出：“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意思就是，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不应是唯一的，作为第二大党的共产党也应占有一份。全会以此为主要内容做了决议。     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把这些作为建议写信给蒋介石。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却遭到拒绝。国民党一直不承认“统一战线”，认定全国都只能在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统辖之下。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做出“限制异党活动”的决策。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1939年秋天，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由抗战开始时的三四万人发展到大约五十万人，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实力状况下，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作为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基础。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首次使用“新民主主义”这个词语和‘几党专政’的概念。提出：参加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论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政权的资格。这表明，新民主主义之“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共产党“参加政权”。     1940年1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在《解放》杂志上转载，以后又出单行本，改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要求参加全国政权，并且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中宣告：“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在毛的概念中，“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做“救星”，也是他早有的担当。不过，从力量对比来看，当时共产党虽然比抗战开始的时候增强了，但是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没有特别强调只能由共产党领导，而是说“参加领导或领导”。（到后来编《毛选》的时候，才把“参加领导”的字样删掉只剩下“领导”，而且在凡是提到“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地方，都在前面添加了原先没有的“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之类的词句。）           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自己的力量相对地说还很弱小的情况下，为什么敢于向实力相对强大的国民党挑战？主要是因为寄希望于苏联的支援。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就在于它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因此，这种革命，它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指出，这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并且引述了斯大林的相当长的两段话加以说明。     这种理论把世界截然划分为两半，说不论是谁，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就必然站到帝国主义一边，还把资本主义国家都归入帝国主义范畴。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后来，1941年8月，美英两国领导人联合发表了得到苏联同意的《大西洋宪章》，宣布两国不再追求领土和其他方面的扩张，赞同国家不论大小均应享受平等权利，各民族有权自由选择自己国家的政府形式，等等。他们不只是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即使按照列宁的理论，人们在本质上和事实上也很难再把他们视为“帝国主义”了。     《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与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快进博物馆了。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处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与五十年代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反革命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变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这早已被事实证明为错误，而当时却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立论的时代背景和立论根据反复述说的。     在十月革命七十年以后，发动这次革命的党已经自行解散，它建立的国家已经解体，苏式社会制度已经为历史证明是无法延续下去的。以十月革命为标志划分历史时代还能被认为是合乎实际的吗？以这来区分民主主义革命的新与旧，又有什么意义？           “新民主主义”一度向民主主义回归          1942年元旦，以美、英、苏、中为主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毛泽东的看法不得不变。1942年7月，他在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谈话中提出，不能再把美国、英国看作是帝国主义了，并且认为战后也不可能出现新的帝国主义营垒。1943年7月，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到延安，毛泽东对他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广告，他们应该对他们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思想。”还说：“我们不怕美国民主的影响，我们欢迎它。”（中共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1983年第20-21期）     由于毛泽东赞同了美国式的民主，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回归了原本意义上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新”字，在“二战”的风雨中已经褪色了。     在1945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做了以《论联合政府》为题的政治报告。如果说5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论》是要求参加全国政权和争夺领导权的宣言，那还是比较空泛的，着重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不具备现实的迫切性。《论联合政府》则为参加以至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的檄文。因此，更迫切地动员全国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最广大的力量，并努力争取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以求确保达到自己的目的。     《论联合政府》中说，它提出的不只是共产党的纲领，而强调这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迫切需要而且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它对革命纲领的论述，比《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要丰富切实。提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与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要在“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的前提下，先成立一个“临时的联合政府”；在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在这个报告中，自始至终避开了“专政”的字眼。这时候，把希望寄托于在全国普选中取得合法的政治领导权，至少是参加领导合法的全国政权。     《论联合政府》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与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报告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和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论联合政府》轰动了全国，吸引了更广大的民心。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在形式上还是个人署名的论文，而《论联合政府》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和发布的政治报告，作为党的纲领，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1945年9月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中宣告：“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见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10月8日《解放日报》）这实际上是更明确地回到了一般的普世的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曙光转瞬即逝，大规模内战终于爆发。世界范围的冷战也开始显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抛弃了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划分世界的论点，又被毛泽东捡了回来。     1947年冬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中国历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又有新的发展，新的表述，集中表现在12月25日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报告结尾再次强调：“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基本上回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说辞，不同的是有了民主主义的位置。这里的“民主主义”显然指的还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因为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是被归于资本主义名下的。     这次报告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次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与反帝、反封建并列，提出没收官僚资本。后来，这就成为“国家经济”，成为“领导的成分”，被看成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他提出，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允许他们存在，需要他们中的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只是“允许他们存在”，“部分有一个发展”，而不再是在《论联合政府》中那样提倡资本主义经济有“广大的发展”了。     这次报告中更加明确地强调指出共产党掌握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其中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概念，说明了这个政权的性质，特别是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这个大问题。很多人想的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具体政策究竟怎样落实，而高瞻远瞩的毛泽东已经开始考虑要不要从最低纲领向最高纲领转变、如何转变、何时转变。9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开三天，由于要商讨的事情很多而且重大，延长了三天。新民主主义论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毛泽东首先考虑的还是国际形势。当初做《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的时候，立论的大前提就是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在“七大”做《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时候则是把党的策略建立在美英苏将会在相当长时期合作的基础上。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报告首先又提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他说：“七大”时候对国际形势的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那时候认为英美法苏的团结是确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还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当时根据那样的估计做出的对策自然就要有所改变。1947年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已经明确地公开地提出了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还是需要与可能得到苏联帮助，虽然美英反动派发动反苏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力量已经超过反动力量，战争危险必能克服。     就是根据这个判断，他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并且指出“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还是应该像苏维埃那样“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     在这次报告中，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因素”。他明确地提出，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国营经济、公营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社会经济中是起决定作用的。他指出：没收了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就是重要的社会主义因素。许多阶级受共产党领导，也就叫社会主义因素。还说，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解放了的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已经变成了现实性。他说：“写《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的脑子里尚不大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在以往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一次他说：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他还指出，“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     他说：“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他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他并且说，对这可以做宣传。他说：“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     他提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次会议上毛所作报告的内容，见于《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140～146页）那两年，他再三给斯大林发电报，急于要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面谈，唯恐中共被认为“异类”，胜利后建国得不到苏联的承认和支持。因此，力求在各方面与苏联取得一致。1947年1月30日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的胜利，然后提出对李济深等反蒋民主人士的策略是“对他们不寄予大的希望，为了革命的胜利利用他们”；“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斯大林在这段话旁边画上了特别注意的线条，看来是由于慎重考虑，迟到1948年4月20日才回电，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根据中国情况，胜利后还是应该与各个在野党派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见《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2002年第1期）     毛如此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即将转化，这等于预告，革命胜利以后，不会很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           “新民主主义”很快就被抛弃了          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上，毛泽东所做的报告，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插进了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讲过的那一句具有时代大转折意义的话，说得更明白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样的话，放在中央全会的正式文件中，意义就更不平常了，是有意放在这里的“伏笔”。     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就特别提醒与会的人们：“《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1939年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就说过：“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所有这一切，便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与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这两重任务，都担负在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上。“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之时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民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是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开端的，过了将近九年，又回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原来，早已有言在先，而以往人们把这忽视了；到这时候，毛泽东就又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当年所说的“两重”任务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即将完成，自然要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两重”任务集于一身的人们，必然要把“全部革命任务”继续担负下去，“绝对不能半途而废”。需要考虑的只是，从完成了的任务到下一个阶段的任务的转变，怎样才是“必要条件具备之时”。1939年不是已经说了吗，“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与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领导权。”而今领导权已经在手，这就是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而且，也已经有了种种“社会主义因素”。还可以运用领导权这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因素”，加快增长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在毛看来，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已经有很多有利条件了。     1951年3月，刘少奇曾宣告：“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两年后才知道，毛泽东对这个说法很反感。     毛泽东虽然曾有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说法，却从来没有认真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方案，在他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一个“革命”接着另一个“革命”。后来他说，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过渡时期”开始之时，而他所认为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宣布：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在中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而不是十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然后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还批判了“右倾的表现”的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指出这些说法是“有害的”，“不妥当的”，“不对的”。     1956年初，在作为总路线的主体的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只是强制消灭了各个领域的私有制、加强了对各个领域的统制和专政的时候，就大张旗鼓地宣布：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几十年后也还没有弄明白。以后几十年的大量事实证明，这才真正是对中国人民“有害的”，才真正是“不妥当的”，“不对的”。     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刚刚宣告结束（其实在反封建方面还远未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基本上还没有进行的时候就宣告死亡，这样的命运其实是《新民主主义论》本身已经注定了的。           “新民主主义”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到了现在，新民主主义还有多少现实意义？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着重讲的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落脚点是专政。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制度，始终没有做应有的说明。说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而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则是做了详细论述的。他阐述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设计了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相互配合而又相互制约的五权宪法，还特意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定名为《民权初步》，对于在民主制度下怎样议事怎样选举做了具体的指引。毛泽东对这些绝口不提。《新民主主义论》对“国体”的定义，就是看哪个阶级“专政”。“政体”自然要适应于“国体”，虽然点到了要实行“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但又说选举主要是为了确定“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却没有谈到如何保证实现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对于如何监督政权机关，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本来的题目就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经济方面只做了简短的提示，在全文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不到整个篇幅的四十分之一。主要是引述孙中山的观点，归结为：“一定要走‘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的路。”重点在于对资本的节制和对地权的平均。《论联合政府》中对经济政策说的较多一些，对资本主义的政策较为开放，强调“广大”发展。但是后来又把“广大”取消了，“节制”则又强化了。     这些都已经是过眼烟云，而今新民主主义的文献只能作为历史遗迹来看了。如果认为当年抛弃的太早了，依依不舍，还想依照这个理论从头再来补课，能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呢？     新民主主义的内涵已经变了又变，而今又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究竟是要回到什么样的新民主主义呢？原先称之为“新”的国际时代背景早已不存在了，这个“新”字还能站得住吗？它的那个“老家”已经没有了，又该“回到”哪里去啊？合乎情理的，大概也只能是“回到”它的姥姥家——民主主义吧。当然，民主主义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与原先也不一样了，而且具体形式本来就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其表现也多姿多彩。更新了的民主主义也可以说是新的民主主义，中国也应该实行具有本国特色的新的民主主义，但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毛泽东当年论说的那种“新民主主义”。     在改革开放进行到“深水区”的现实条件下，要排除继续深入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障碍，重申“新民主主义”是不会有多少效力的。还是要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脚踏实地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宪政民主，改变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状态。补上这一课是最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如此。这并不“新”，却最必要，最实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副总编）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进入专题： 新民主主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530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戴旭：未来十年惨不忍睹 中国尚未意识到危机的逼近 进入专题 ： 中国危机    ● 戴旭       很多人都是死到临头才看清事实真相。整个晚清，清醒的只有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一人。他1867预言国家将亡的时候连曾国藩都不相信。因为这个时候，洋务运动刚刚开始，一切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赵烈文从当时官府明火执仗、社会两极分化、百姓穷困潦倒、朝中大臣无能的情况，当然还有外敌虎视眈眈的外部背景，推断清朝将在50年内灭亡。结果44年清朝就瓦解了。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直到1911年，清朝也不相信王朝会完垮掉，但仅仅因为一个士兵走火，革命就爆发了。秦始皇当年何等英雄？几个新兵一挥手就把秦朝推翻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料到这么强大的帝国，会突然完蛋。苏联解体前，也没有几个人预见到。所以，现在我在这里杞人忧天，也不会有多少人相信。     中国之所以没有特别强的危机感，一是我们到处喊和谐、和平，这本来是说给世界听的，却把自己的人们麻醉了。大家谁也不愿意想战争了。前不久在《环球时报》的那个关于未来十年发展的研讨会上，除了我跟王小东，谁都不提战争。复旦大学的沈丁力先生还从很高深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为了不会有战争。环球时报和稀泥，把我关于中国已被包围的文章跟他放一起发，交给中国人民自己去判断。     第二，就是因为还有个同病相怜的俄罗斯。美国在搞中国的同时，也在肢解着俄罗斯。美国要想控制世界，必须搞掉中、俄，控制欧亚大陆。中俄无论谁先倒，另一个都会唇亡齿寒。美国经常搞计算机推演，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定了一千多份战争计划。现在，我们也来推演一下美国的大战略目标实现的情况：     如果中国先被肢解，分裂成7到8个小国，将会和日本印度韩国一样，成为美国的盟国。俄罗斯也会趁机夺取，像它在近代史上一样。这样，为了争夺中国，美俄双方将大战。美国将会组织一支亚洲联军，配合北约，东西夹击俄罗斯。俄罗斯会孤注一掷，中国也可能成为俄罗斯核武器袭击的地方，人口大量消灭，但俄罗斯也会同归于尽。美国又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享受中国的廉价商品，骗取中国的巨额外汇，美国还是不满意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其最大利益是肢解中国，然后让分裂了的中国，彻底倒向美国，占有中国的人力资源，平时成为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打工的奴隶，战时作为盟军士兵，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炮灰。这个命运比清朝晚期还悲惨……     如果俄罗斯先被解体，分裂的俄罗斯小国，也会和独联体那些国家一样，一个个加入北约，然后，从东西两边掐断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由于之前中国的海路已全面失守，海上贸易和能源通道控制在美国及其印度和日本盟国手上，此时中国只能束手就擒，接受为西方打工的地位。这很类似忽必烈征服中原之后，不杀汉人，而让汉人为他们交赋税养活它们的做法一样，也就是门蒂斯先生的G2安排。     美国已经从肢解苏联中得到巨大的好处，那些分裂了的小苏联，几乎都倒像美国，为美国提供政治支持和资源，以及安全纵深和盟军。苏联不解体，是一块压向美国的大石头，苏联解体，是美国砸像俄罗斯和未来中国的一堆石块。     同样的道理，中国不解体，对美国构成战略压力；中国解体了，就是威胁日本、印度、俄罗斯的一堆石块。可以这么说，中国、俄罗斯解体了，美国的全球帝国地位就奠定了。因为欧洲已成破碎地带，印度本来就破碎，日本被骑在身下，美国还有什么敌人呢？至于伊斯兰世界的恐怖袭击，只是全球帝国的治安事件。     只有从美国最深的战略动机出发，才能看透美国对华战略。看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包围，同时又组织针对中国的第五纵队的目的。     可以看到，台独力量，香港民主派，你说什么；民运分子，达赖集团、热比娅集团，总后台无一不是美国，无一不是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舆论和经济支持。而美国支持这些中国分裂力量的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台湾和香港，不要融入大陆的统一发展进程，让大陆继续分裂，由外向内，最后解体。     中华民族真的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人？仰望星空的人，寥若晨星！中国太多的人，都在梦中。各有各的梦。     当年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分析，叹了一口气，说“我日夜望早死”，他这么大的官，都觉得无力回天，又不愿意看到国家“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局面。     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地图。我们一直认为是雄鸡形的。那就按雄鸡形理解。在中苏对峙的时候，我们是把东北部看做中国头部的，把西部看着中国的尾部。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反过来看，西藏是我们的头部，新疆是我们的咽喉，东南沿海是我们的心腹，南海是我们的爪子。本来琉球还有一只爪子，清朝的时候，被日本砍掉了，现在也没有收回来。西藏为什么是我们的头部？因为我们的太空基地和很多战略设施都在这里。未来军事竞争、技术竞争，就是玩太空。没有太空工业，就没有国家的未来；新疆呢，是中国从中亚到内地的石油和天然气通道。美国为什么支持达赖和热比娅？就是放长线钓大鱼，有朝一日，用这两把刀，斩首中国，当然，握这两把刀的手，还是美国的手。美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是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     让我格外忧心的，除了上述国家经济构成、外部危机因素之外，还有就是军队改革进程太慢了。新型军队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提。用“鹰击战略”取代“刺猬战略”的口号，就我一个人在喊。转型要从陆军形态向海空复合型转型也我一个人在提。我这么小的一个芝麻官，有什么用呢？     外部的情况，危如累卵。其实最大的危险还不仅仅在于外部。     马克斯·韦伯批评当年针对德国统一后盛行于德国的“政治市侩主义”和弥漫在国民中的“软乎乎的幸福主义”。我们今天中国有没有这两种主义？我总是觉得今天的中国和拿破仑死后的法国一样，当时的法国，民族没有了灵魂，国家没有了方向，军队不会打仗，也不敢打仗了。     中国“胖乎乎的国民”被小财富腐蚀了灵魂，变得贪图享受，意志萎靡，懦弱不堪，全国到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洗浴中心之多，纵欲之风之盛，超过罗马帝国晚期。精英阶层厌战、怯战情绪浓烈。党政军办公大院，哪个不被高级饭店包围？一些贫困县也大盖楼堂馆所，这是什么？是中国的肿瘤！为什么不用这些钱投入高科技？七品官上路都开丰田霸道，小乡长也车接车送，一年中国光是吃喝和公车费用就是几千个亿，相当于一百多艘大型航空母舰。     学界掩耳盗铃，官场追名逐利，各界道德沦丧。南宋时有人问岳飞，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看看今天的够级别、有实权的文官不爱钱有多少？武官呢，不惜死的有多少？原海军副司令王守业，大肆贪污，情妇一大群。窥斑见豹。有个很漂亮的穿军装的女演员，到处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海洋都快丢完了，还享太平！商女不知亡国恨！     20世纪初，美国刚刚崛起。他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看看他的总统的一个演讲就知道，他说：“如果我们要成为真正伟大的民族，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国际事务中起巨大的作用……懦夫，懒汉，对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人，丧失了斗争精神和支配能力的文质彬彬的人，愚昧无知的人，还有那些无法感受到坚定不移的人们所受到的巨大鼓舞的麻木不仁的人──所有这些人当然害怕看到他们的国家承担了新的职责，害怕看到我们建立能满足我国需要的海军和陆军，害怕看到我们承担国际义务，害怕看到我们勇敢的士兵和水手们把西班牙的军队赶出去，让伟大美丽的热带岛屿从大乱中达到大治……如果我们不参与这种必须以生命和珍爱的一切去获取胜利的激烈竞争，那么比我们野蛮强大的民族将甩开我们，控制整个世界。因此，让我们勇敢地面临生活的挑战，决心以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去完成我们的职责，用我们的誓言和行动来维护正义……只有通过艰苦危险的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我们民族进步的目的。”     在这段话之前，他拿同时代的中国做对比：“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沈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     罗斯福说这个话的时候，中国刚割了台湾，赔了巨款。上面慈禧过着六十大寿，底下人民也自得其乐，居然不思卧薪尝胆。     这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看看一个叫副岛种臣日本人对中国清朝政府的评价：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     日本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所以，下决心向中国开战。     1931年张学良因为丢了东北，被中国人唾骂，于是到欧洲游历，暂避风头。1934年他回来，比较欧洲和中国的社会，他说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主要是三点：”一是公民拥戴领袖，领袖忠诚无私；二是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铁棒磨成针的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三是人民在和平的口号中麻木。欧洲虽然也厌战，但备战也急到万分，中国居然没有一点备战意识。“说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的、能奋斗才能生存。这一年，蒋介石对中国的评价是这样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人民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些导致政府的权威和纪律扫地以尽、荡然无存，终于引起社会动乱，使我们在天灾和外敌入侵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此时，中国已丢了东三省，日本军正站在山海关上，眺望中原，中国人居然还是这个样子。     今天，2009年的中国人，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好到什么地方了？有一种车，2500万美元，全世界只有5辆，3辆在中国！可是，这么富有的国家，面对周边所有的挑衅，没有一次有雄性反应的，美其名曰”韬光养晦“，鲁迅时期，阿Q只一个，现在到处都是！现在很多中国人不仅不敢迎接战争，连谈论都不干谈。一些国家屠杀华侨，不敢动用军队。当年祖国遭入侵，多少华侨救祖国，现在华侨遭难，我们却不能去救，作为军人我真是仰天长啸！连去年某太平洋岛国动乱，外国媒体猜测中国可能会派军舰接侨民，我们的学者一连几声反对，认为不可行，不可能，吓得尿裤子。军队就是为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怕什么呢？军队是让别人怕的，可是我们自己的那些号称足智多谋的学者，自己先害怕了，贻笑大方！     前两次中国被洗劫，从国策上看都是中国步步退让导致的：1840年从虎门退到北京的圆明园；第二次是从琉球退到北平的卢沟桥。总想息事宁人，结果引火烧身。它进一步，你拿点肉，它当然得寸进尺了。日本当年占了东三省以后，也曾经试探苏联，结果苏联派出朱可夫杀鸡用牛刀，用机械化军杀日本的步兵军，一下子熄灭了日本北上的念头，又沿着华北蹂躏中国了。这世界永远是欺软怕硬。今天，世界又在东海、南海、西南亚、中亚和东北亚对中国步步进逼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退？还有什么多余的肉可以喂狼？     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们一边烧圆明园，一边想：万一有一天中国起来了，他们的青年，拿着跟欧洲一样的武器，到欧洲复仇怎么办？所以，当一个中国古董商给他们出主意挖清朝皇帝陵墓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那一幕永远也不可能发生了。中国人有那个志向吗？所以，有时候我一听到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不能去救自己的华侨，不能去收回自己的领土、领海，怕人家说中国威胁论，就非常恶心：威胁世界？你配吗？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雄心吗？你以为你是汉武大帝的后裔还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作多情！     9月15号，一个叫马克斯。麦克亚当的英国人在《环球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人是世界睡觉冠军“。说的是他在中国各个场合的见闻。这真是个敏感的人。一个一个爱睡觉的中国人，构成了爱睡觉的中华民族。一个爱睡觉的民族，又演绎了一部爱睡觉的历史。1840年悲剧为什么会降临到中国头上？那是因为之前中国已经在睡梦中失去了资本主义革命时代；为什么后来又是长达一百年的悲剧？是因为中国人始终睡眼朦胧，直到卢沟桥拂晓的枪声响起。     拿破仑当初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我要说，拿破仑错了！他离中国太远了，没有看清楚。那不是一只睡狮，而是一头睡牛。     西方富裕了500年，美国也富裕了一百多年，依然精神抖擞。中国才改革开放30年，刚有一点小钱，就又贪图安逸地眯起了眼睛。     前面说GDP”狗的屁“的时候，说了中国的工业结构，这是中国另一个致命的身体上的死穴。二战前，斯大林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它。从晚清到民国，中国一直就像一个富裕、漂亮、柔弱的寡妇一样，谁都可以掠夺她，欺辱她。今天，中国还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工业，没有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航天工业最突出，也不过相当于美俄50年前的水平。航空工业不说了。几种主战飞机的发动机都是外国的。没有自己的大飞机。航空母舰就更不用说了，到我们造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追上西方100年前的水平。美国的航天母舰现在已经在试飞了。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核心产业“都是”空心“产业。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这些构成GDP的财富，都没有保卫自己本身的功能，到最后都是人家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得到了中国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整个日本内阁无不弹冠相庆。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一发不可收。仅仅10年之后，又在对马海峡赢得对俄罗斯的海战胜利。     美国就不一样，它的所有构成GDP的东西，不仅本身就是财富，还能保卫自己的财富，还可以掠夺更多的财富，比如他的太空产业，它的信息产业，它的航空产业，它的造船、它的化工等等。它们的GDP，就像一辆坦克，可以开到世界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中国的GDP呢，就像一台拖拉机，只能在自己的田野上收割自己的庄稼。国家的战争，就是GDP的对撞。我们的拖拉机，能撞得过人家的坦克吗？来上海的路上，我一直在看抗日战争史。就在上海这个地方，淞沪抗战，上海人打得很英勇，一点也没有娘娘腔。但是，蒋介石的70万部队，其中还有三个德式准备的师，最后被日本20多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为什么？装备是很大的原因。整个抗日战争，日本投入的军队也就六十多万，中国人死伤了多少？3500万！因为没有钢铁构筑长城，只能以血肉筑成我们的长城。就是这样的伤亡，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的合力，我们什么时候把日本赶出都不知道。日本说要准备和中国打百年战争，我看不是没有可能。当年法国和英国就打了百年战争，因为双方实力相当。中国有人有地盘，日本有工业，有精神。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吸取教训呢？我都不敢想象，如果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和国土条件换一换，会是什么结果？为什么我们就不如日本？     别的大国都有历史感，都知道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在十年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在今天拼命发展高科技、制造业和军事装备，为什么我们就没有历史感呢？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摸到了一大堆砖头。全世界把房地产列为支柱产业的就中国一家。我们的顶层设计者也不看看世界历史，哪个大国是靠盖房子发展起来的呢？现在很多地方的财政就靠卖地，要是不让它卖地，马上黔驴技穷，不知道怎么活了。像上海和北京这样，具有雄厚技术和工业实力的城市，也去发展房地产业，真是莫名其妙。我们没有造成一种让高科技产业充满暴利的体制，房地产是支撑不了大国崛起的。大家去圆明园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世界最好的房地产。靠掠夺自己的弱势群体，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复兴。从古至今，大国崛起，都是依靠外部资源，或者靠武力掠夺，或者靠技术合法赚取，以富裕自己的人民，然后富国强兵。美国全世界打来打去，为什么？就是夺资源，供它的人们享用；俄罗斯宣布北极主权，为什么？它已经有那么多资源，还拼命夺。就是为子孙夺。我们没有力量去世界夺，但我们要收回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不能让和平的诚意和主张，变成别人束缚我们的绳索。我们要像正常国家一样行事。我一直主张，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远征型改造，要能够保卫我们的资源和远洋利益。     我们要敢于迎接合理合法的战争，改善安全态势，刺激经济，振奋国民精神。新中国的稳定局面，和经济发展良好的时期，都是几场自卫反击作战的结果。狼是打走的，不是劝走的。     中国需要战略家，更需要坚定、勇敢和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民。世界上没有打不败的敌人，中国的面前也没有迈不过去的难关。最大的危险是看不到危险。我们的很多学者和官员，只看到鲜花美酒，GDP，眼睛盯着权位和女人，像一只短视的食草动物。     别睡了，朋友们！我们不能低级到只贪图安逸和肉体享受。我们不能为了钱失去所有的东西，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钱！固然，今天的时代我们可以有黄光裕，但绝对不能没有黄继光！我们必须知道，旧中国，在世界目前低了一百多年的头，新中国之所以昂着头，那是因为黄继光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应该拥有高尚的目标和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敢于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敢于打破围堵，迎接胜利，为万世开太平，为子孙创造一个强汉盛唐式的新中国！希望在你们和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属于我们的责任，交给下一代人！          来源：海疆在线         进入专题： 中国危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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