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1993年6月，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八届二次常委会上 广东番顺县龙山公社的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吃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农村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虽然开始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在如实的回顾一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分析一下它的伟大意义，将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农业和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 　　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以耕种土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中国农民的本色。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广大农民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忍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可以说，“耕者无其田”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原因。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实现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在抗日战争期间，依靠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打垮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进而解放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可以这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武装起来的农民取得的，而农民参战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保卫胜利果实——土地。从一定意义说，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农民的功劳比天高、比地厚！ 　　但建国后农民的命运又如何呢？ 　　建国前后，即从1947年到195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放鞭炮、扭秧歌、唱大戏、玩龙灯，一派喜气洋洋，庆祝自已的胜利。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自己于1946年下半年，即解放战争开始后也曾在山东朝城县（现莘县）一区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亲眼目睹了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和争相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 　　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得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解放初期能够迅速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并顺利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初期，适应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情况，大量出现了变工队、耕田队、互助组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他们为军烈属代耕，为鳏寡孤独帮忙。这种互助合作组织的宗旨是“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应该说，这种形式对当时贫穷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农村来说还是需要的，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出，要适当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原来的互助组很快变成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文件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由初级社到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路子，合作化的步子进一步加快。1955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等人是阻碍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更进一步助长了已经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高指标、浮夸风大大加剧。就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把总路线中说的“相当长的时期”变为了“相当短的时期”，把“逐步”变为了“跑步”，快了又快，初级社还未建起来就搞高级社，高级社还未搞起来就搞人民公社。谁慢了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小脚女人”，并把在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阶级斗争”，就要批，就要斗。因此，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末，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在全国范围实现了高级合作社，把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大堆”了，“共产”了。虽然《决议》上也说对入社的生产资料要折价，要赔偿，但实际上既不折价，更无赔偿。用农民的话来说：“刚分到土地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收走了”，“不仅把土改时分来的土地收归公了，把我们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充公了，牲畜和农具也都统统归公了。”这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 　　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用15年或20年至30年的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的目标。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在经济计划中搞“第二本账”，鼓励高指标，互相攀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竞相争放农业生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的丰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有的地方放出的水稻“卫星”亩产达6万多公斤，小麦“卫星”亩产2万多公斤，花生“卫星”亩产1.5万多公斤。工业战线则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取了汇报后表示非常赞赏这个县的工作，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各地研究。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称，当年的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均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指出，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未来的事了。 　　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两三个月内，全国就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区还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把穷富拉平，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食堂。这是对广大农民的第二次剥夺。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并试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纠“左”的，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但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彭德怀大将军根据他到各地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已的意见。彭德怀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不少人头脑发热，浮夸风滋长蔓延；所谓“粮食创高产、粮食翻一番”是自欺欺人，有损党的威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导致我们犯了“左”的错误，丢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后，认为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的方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反“左”一下子转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等人作了错误的处理，并发出《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要求从上到下开展所谓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从此，浮夸风、共产风非但没有刹住，反而越刮越凶，到处“插红旗拔白旗”，不知多少人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的折腾下，加上1959、1960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农业全面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困难，城乡市场供应紧张，浮肿病、非正常人口死亡大量出现。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1961年，安徽、贵州、甘肃、河南、湖南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的办法，得到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对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等人作出了错误的处理。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大，是现今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大批中共高级领导人和“左翼”文化人士去过新疆，其中包括周恩来、王明、康生、任弼时、毛泽民、陈云、李先念、邓发、周小舟、滕代远、俞秀松、陈潭秋、方志纯、孟一鸣、林基路以及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王为一、赵丹等等。他们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到那里工作。另外，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尽管只剩下三万余人，但还是组织两万多人向西挺进。因此人们自然要问：在那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什么要作出如此选择呢？这一切，都与被称为“新疆王”的盛世才有关。 　 　一、1928年“七·七事变” 　　在介绍盛世才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民国以来新疆的政治状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迪化（今乌鲁木齐）和伊犁两地的革命党人立刻发动起义经示响应。结果，迪化起义因遭到新疆巡抚袁大化的镇压而失败，伊犁的革命党人则取得胜利。1912年1月，伊犁都督府成立以后，曾经派兵进攻迪化，但由于南北议和的消息传来，双方息兵停战。不久，袁世凯任命原新疆按察使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新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 　　杨增新（1867-1928）字子周（又字鼎臣），号荩臣，云南蒙自人。他1889年考中进士，先后在甘肃、新疆两地担任重要职务。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政局变化，他在1914年6月担任新疆将军，1916年7月担任督军，1925年1月改任督办，一直掌握着新疆的军政大权。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新疆与伊犁的统一和阿尔泰地区的统一，使新疆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变成了西北地区的坚固屏障。不仅如此，杨增新在行政方面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使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在经济方面积极创办民族工业，开垦农田，改变了财政不能自给的状况；在外交方面与苏维埃俄国友好相处，恢复了边境贸易；在民族关系方面重视与宗教界人士的合作，从而缓和了汉族与穆斯林的矛盾。这一切，既有利于维护其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作为中华民国的封疆大吏，杨增新始终以保持新疆的稳定和统一为使命。他深知如果新疆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他曾经说过：倘若新疆一旦政纲失握，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恐此大好河山将沦陷于异族之手。为此，他对于内地的政坛风云和军阀混战，采取了“认庙不认神”和“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对内地到达新疆的人员，则注意严加防范。北伐战争胜利后，杨增新发表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因此他被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保安总司令。就在这时，新疆交涉署署长兼军务厅厅长樊耀南突然发动政变，将杨增新杀害。 　　樊耀南（1879-1928）字早襄，湖北公安人。他18岁考中秀才，1904年被湖北选送日本官费留学，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据说他是一位自奉谨慎、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人。樊学成回国后正值清朝末年，因不满现实，遂在家乡设馆教书，不问政事。辛亥革命爆发后，樊耀南重出江湖，先后担任新疆法政学堂教员和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顾问。1917年黎元洪当了总统以后，任命他为新疆阿克苏道尹，后来又担任迪化道尹兼军务厅长、交涉署署长和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监督（校长）等职。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邀请杨增新等政要参加。典礼结束以后，樊耀南举行宴会。宴会期间，杨增新被樊耀南埋伏的杀手杀害。 　　谁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樊耀南以为大功告成，前往省长公署宣布自己执政时，民政厅厅长金树仁一面派部队固守要隘，保护省城，一面率省政府卫队包围了省长公署。于是，樊耀南在混战中被乱军击毙。这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七·七事变”。当然，也有人怀疑刺杀杨增新并非樊耀南主谋，而是金树仁所为，或者是苏联在幕后操纵。 　　金树仁字德庵，1883年生于甘肃河州。杨增新早年担任河州知州时，因整顿吏治，兴办书院，使金树仁受其恩惠。杨增新主政新疆后，金树仁应其召唤，于1915年西出阳关来到新疆。不久，金参加新疆全省县长考试，以优异成绩胜出，被委任为阿克苏县县长。随后他在基层历练十余年，终因政绩显著升任省公署政务厅厅长。 　　对于杨增新和发生在新疆的“七·七事变”，著名考古学家徐炳昶曾有如下评价：“荩臣将军为一极精干的老吏，实属一不可多得的人才；以人种庞杂、政局不定之新疆，彼竟能随机应付，使地方安靖，洵属功多过少。不过其思想极旧，以为深闭固拒，即可成功；近二三年政治变化，尤在他意料之外，近来因应殊未适宜，故致此变。”当时，徐炳昶是北京大学教务长，同时以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的身份在新疆考察。考察期间，他与杨、樊二人多有接触。此外，他还拿杨增新与慈禧相比，说杨“思想旧，好愚民，是他极大的短处。” 　　“七·七事变”以后，金树仁将樊耀南用残酷的磔刑处死，然后召开各级军政要员会议宣布事变经过。于是，他被推举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兼总司令。随后，南疆北疆的军事将领和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也纷纷通电表示拥护。1928年11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承认新疆“七·七事变”之后的现实，正式任命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 　 　二、1933年的“四·一二政变” 　　金树仁主政新疆后，在继承杨增新统治方略的基础上，又有很多创新。为了培养人才，他一方面派人到德国、日本留学，一方面在各县设立中学、在50户以上的村庄设立小学。为了发展经济，他在修筑公路、兴建牧场、改良品种的同时，还利用外资开发本地矿产资源。1929年甘肃大旱，他多次拨款赈济当地灾民，被誉为“恩被全陇”。 　　当时新疆孤悬塞处，外敌窥伺已久，而中央政府又鞭长莫及，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不堪设想。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军队建设，金树仁于1930年派省府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当时正在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担任科长的盛世才表示愿意到新疆效力，经过考察，他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年年底，他辞去原来职务，取道苏联抵达新疆。 　　盛世才，字晋庸、又字德三，1897年（一作1895或1896）生于奉天（今辽宁）开原盛家屯。他小时候在奉天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科，1917年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留学。1919年回国后弃文从武，入广东韶关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他跟随教官郭松龄返回东北。回到东北后，郭担任了东北陆军讲武堂教官。当时张学良正在这里学习。经张学良推荐，郭松龄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军第八旅旅长，于是盛世才在他手下当了一名排长。郭对盛非常赏识，不仅让义女邱毓芳（邱父时任团长，是盛的顶头上司）嫁给他，还举荐他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5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应召回国，在郭手下担任营长。郭松龄兵败身亡后，盛世才逃亡日本，在孙传芳、冯玉祥、蒋介石等人资助下，才完成日本陆军大学学业。1927年盛世才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学校教官和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科长等职务。 　　盛世入疆后，由于他来自南京政府参谋本部，金树仁对他颇有戒心，只给了他一个“督办公署上校参谋主任”的闲职。在此期间，盛世才委曲求全，惟命是从，想方设法获得了金树仁的信任。不久，他担任军官学校战术总教官，这为他拉拢学生、培植亲信提供了良好机会。 　　1931年2月，哈密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总管尧乐博斯发动武装暴动，甘肃马仲英乘机率部入疆，致使新疆陷入大规模民族仇杀之中。为此，金树仁先后派鲁效祖和张培元为总司令、盛世才为参谋长率部前去围剿。经过几个月苦战，先后将马仲英、和加尼牙孜击败。1932年，马仲英派马世明联合和加尼牙孜进攻哈密，盛世才出任东路剿匪总指挥，又将敌人击退。1933年初，马世明率部进犯，盛世才两次解围，将马世明打败。盛世才屡战屡胜，使他获得“常胜将军”的美誉。 　　1933年4月12日，新疆省政府参谋处处长陈中联合迪化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归化军”由十月革命以后流亡到新疆的白俄组成。因为这些人到达新疆后有“归化”的要求，所以金树仁便把他们武装起来为己所用。于是，人们把这支军队称之为“归化军”。归化军骁勇无比，战斗力很强。他们不仅为金树仁镇压各地暴动立下汗马功劳，也因为与金树仁的矛盾而萌发叛乱之意。 　　政变爆发后，金树仁仓惶逃离迪化，并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返回省城平叛。与此同时，政变领导人陈中也派人来到盛世才的驻地，请他支持政变，共同主持新疆局面。第二天盛世才率部达到迪化城外，但是却按兵不动。这时，陶明樾找到东北义勇军的首领郑润成，请他出兵支援。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从东北流亡到新疆的一支部队，他们参战以后，迫使据守在城内的政府军很快投降，陈中等人遂控制了局面。4月14日，政变发动者召开会议，商量由谁出面维持局势。由于政变各方均没有足够实力，而盛世才却握有重兵且近在咫尺，再加上这几年他已树立一定的威信，于是大家一致推举盛世才为新疆临时督办，推举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这次事件在新疆历史上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三、盛世才控制新疆局面 　　盛世才上台不久，便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向斯大林秘密提出将新疆划入苏联领土并成为其加盟共和国的要求。但由于当时中苏两国刚刚恢复外交关系，再加上鉴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历史教训，斯大林对日本特别畏惧，如今中日两国交战在即，这将大大缓解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所以斯大林没有同意。 　　1933年6月10日，南京中央政府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飞抵迪化，名为“宣慰”，其实是为了调查“四·一二政变”的真相。黄慕松下车伊始，便与陈中等人联系密切，从而引起盛世才的猜忌。盛世才害怕陈中等人联合黄慕松取代他的地位，便决定先发制人。6月26日，他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为名，在督办公署埋伏杀手，将应邀前来的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等人逮捕，随后即以“谋叛罪”将他们押到东花园击毙。于是，在盛世才的逼迫下，作为“钦差大臣”的黄慕松只好悄然返回内地。面对这一局面，南京政府因为鞭长莫及，无可奈何，只好顺水推舟，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这一年年底，盛世才又以涉嫌谋叛的罪名，将刘文龙及其全家软禁，并指定年迈多病的朱瑞墀担任省政府主席。朱瑞墀于第二年3月病死，于是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 　　当时，新疆还有马仲英和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原名马步英，甘肃河州人，是马步芳的堂兄弟。马仲英拥有兵力一万余人，活跃于北疆等地。张培元有八千多人，占据伊犁一带。盛世才上台以后，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了率部迎战外，还向斯大林求助。1933年10月，他派自己的外事处长以“看病”为名，到莫斯科与苏联当局接洽。随后，他从前线返回迪化，与斯大林派来的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其他矿山的权利，并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一直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之外，在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说：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参见《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下册，第64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不久，斯大林派苏联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和马仲英击败。张培元失败后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斯大林多次向盛世才提供巨额贷款，其中1935年8月高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提供250万卢布。另外，“斯大林应盛世才之邀，向新疆政府派遣了政治、军事、财政各方面的顾问和技术专家300余人。这些顾问中，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或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原来是中共党员而后来又转为苏共党员的中国人2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党的‘一大’时的共产党员、化名为王寿成的俞秀松。”（同上，第649页） 　　鉴于盛世才的种种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为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1935年长征期间，他与毛泽东在四川懋功会晤，并召开了军事会议。当时毛泽东提出进军陕北、夺取宁夏、从而以外蒙古为靠背的“北进计划”，而他则提出三个行动方案：一是向川北、甘南以至汉中发展的“川甘康计划”，二是毛泽东提出的“北进计划”，三是向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进军的“西进计划”。他还说：“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了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对于张国焘的第三个方案，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张国焘回忆录》第三册，第23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版）由此可见，无论“西进”还是“北上”，都与苏联的支持和新疆的局势有密切关系。了解这些问题，对进一步解读中国近现代史颇有帮助。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据说还有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评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尽管我在情感上并不喜欢阿伦特，因为她与那个支持纳粹的海德格尔始终保持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既是师生又是情人的暧昧关系，但是，她在《论革命》中的许多精彩的理性论断还是使我折服了。 　　阿伦特在两种革命的比较中最后要得出的结论无非是：革命的暴力只能使用一次，如果革命后不建立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法律与制度，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就会进入一个循环往复的继续革命的阶级斗争暴力运动之中不可逆转！ 　　阿伦特在追溯“革命”的词源时说：“‘革命’一词本来是一个天文术语，由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而在自然科学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这种科学用法中，这个词保留了它精确的拉丁文意思，是指有规律的天体运动……就像使天体在宇宙中遵循预定轨道运动的力量一样。没有什么比一切革命的行动拥有并为之着迷的观念，离‘革命’一词更远的了。换言之，他们以为，在宣告一个旧秩序必然死亡，迎接一个新世界诞生的过程中，自己是一名当局者。”是的，为了迎接那个革命的硕果———一个新世界的诞生，我们在不断美化革命的同时，遮蔽了它另一面的残忍和反动性。 　　一场“革命”如果没有一种法律和制度作为最终的成果，那这样的“革命”终将成为历史的绊脚石。这正是阿伦特将法国大革命与美国式的“革命”相比较，从而又揭露俄国十月革命的种种弊端的初衷所在。 　　反观中国百年来的“革命”，正如阿伦特所言：“从历史上看，注视在这一刻，大革命蜕变为战争，蜕变为内部的内战和外部的对外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但还没来得及正式建构的人民权利也随之蜕变为暴力骚乱。”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中度过，满以为会赢得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新世界的主宰者则开始了对异端者的清剿，这就是阿伦特一针见血地指责法国大革命时总结出的获得权力者的思维方式：“因为，接下来的就是‘允许为革命而行动的人’为所欲为。”所以，“如何防止昨天的穷人一旦暴富，就发展出自己的行动规则，将它们强加于政治体之上，这些忧虑来自今天，它们在十八世纪是不存在的。”用阿伦特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推动一场“革命”走向真正民主与法制的关键就在于采用美国“革命”的法理式立国方式，而非仅凭情感和情绪治国的歧途：“美国革命的方向始终是致力于以自由立国和建立持久制度，对于为此而行动的人来说，民法范围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是不允许的。由于痛苦的即时性，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立国进程；它取决于从必然性而不是从暴政中解放的迫切要求，它被人民的无边痛苦，以及由痛苦激发的无休无止的同情所推动。在此，‘允许为所欲为’的无法无天依然源自于心灵的感情，感情的那种无限性推波助澜，将一连串无限制的暴力释放出来。”此言妙哉！ 　　20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革命后”与“后革命”的文化运动战争中度过的，从“富田事件”、“延安整风”、“内战”、再到“镇反”、“反右”、“文革”，无不是在个人的集权之下，无视人民之痛苦中度过的。人民的权力又变成了“为革命而行动的人”“继续革命”的战斗号角。这种“革命”俨然是以牺牲人性和自由为代价的。因此，伟大领袖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理论，就成为革命行动者的最高指示和至理名言，它至今依然渗透在我们的许多执政者的理念之中还浑然不觉。 　　阿伦特在两种革命———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比较中，所要述说的核心观念是很明确的———依靠同情和怜悯穷人的大众革命是不可靠的，同时也是拯救不了穷人的，因为这种“革命”不是以人性为基础的：“从法国大革命之日起，正是革命者们感情的无限性，使他们对现实一般而言都麻木不仁，具体而言是对个人麻木不仁。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为了他们的‘原则’，为了历史进程，为了革命事业本身，他们将个人牺牲掉而毫无悔意。这种对现实充满感情的麻木不仁，在卢梭本人的行为中，在他极度的不负责任和反复无常中，已然相当明显，但只有当罗伯斯庇尔将它引入法国大革命的派别冲突之中，它才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因素。”毫无疑问，阿伦特对罗伯斯庇尔和卢梭在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肯定，反而是否定了这种“革命”给社会，以及后继的“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说实话，对于伟大的启蒙主义者卢梭，我是不愿意否定他所缔造的启蒙思想和理论的，可是，在两种立国制度的选择中，我似乎更倾向于阿伦特，因为历史告诉了我们，启蒙一旦被“革命”所利用，就很可能产生“异化”！从而背叛人性与自由。 　　罗伯斯庇尔最后的预言证明了启蒙失败的原因：“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这一悖论恰恰证明了启蒙被盲目的革命绑架上暴力的战车后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的历史事实。 　　当“无产者失去的锁链”成为革命的原动力的时候，革命凭借着激情夺取了政权，但是，当无产者打开了旧有的贫困镣铐时，是否会被一幅新的枷锁所替代呢？如果说马克思是继承了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理念，并发扬光大成阶级斗争的学说，那么，列宁在彷徨中又折回到这一路径上来的话，斯大林则是创造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最极端的模式，而中国在50年代到70年代也步斯大林之革命模式，造成了这种极端革命灾难性后果。在这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环链中，深受其害的是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当然，更有甚者，像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领袖布尔布特那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更印证了这种革命伦理的灾难性后果。 　　在欧美学界，“人民”与“大众”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民主的象喻，后者却是“乌合之众”的代名词。 　　所以，阿伦特说：“从理论上说，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是将‘人民’与大众混为一谈……”在这里，“人民”是有觉悟的“公民”，是有独立见解的自由人；而“大众”却是一群蒙昧的精神奴隶，是鲁迅笔下受了“精神奴役创伤”的阿Q，是极易被虚幻的革命果实所诱惑的群氓———希特勒利用大众的激情缔造了“党卫军”；斯大林蛊惑大众而制造了大清洗的工具“契卡”。还有我们中国的“红卫兵”，它存在于许多人的血脉之中，只要有人振臂一呼，就会有森林般的红袖标举起：“乌拉！”“万岁！”的口号就会回荡在红色革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