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艰难的采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决定采访和搜集有关饶漱石的资料。尽管那时的政治氛围远比毛泽东时代宽松得多，但在一般人看来，这仍属“险学”，是危险犯禁之事。 　　不久，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小妹妹饶玉莲和她的先生谷思义教授。但谷思义未见过饶漱石，饶玉莲与大哥年岁相差又太大，对兄长与高层的事也知之甚少，因此，要了解饶漱石的情况，必须采访曾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李正文可能知道一些饶漱石的情况，可我在1993年10月下旬第一次上门采访他时，却挨了一顿臭骂，差点被他赶出来。李正文曾担任过建国后第一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我刚说明来意，他就大吼：“我是个小百姓，他（指饶）是大官，专门整我和陈老总。他老婆陆璀喊他小饶都不高兴。你在我这里得不到什么!” 　　我狼狈极了，为了不至于被赶出门，只好向他解释我的本意，然后再与他谈别的话题。后来第二次上他家，彼此熟悉了，他抱歉说对饶漱石的事确实了解不多。在北京，不仅在李正文处我碰过钉子，在其他几处也吃了闭门羹。后来去上海，这遭遇也同样碰到。 　　几经周折，我找到了饶漱石的女儿兰沁。可她开始也很慎言，两次见面都所谈不多。渐渐地，经过几次交往与通信，双方开始相互信任，我只要上北京，都会找她。不过，开初几次见面，我觉得像搞地下工作时那样神神秘秘，要头天约定会见地点。有一次见面是在五四大街附近一个公共汽车站的站牌下，还有一次是在天安门前。 　　兰沁告诉我：为父亲饶漱石平反，是她和她母亲多年来的一块心病。为陆璀平反时，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是很热情与卖力的，但为父亲平反，胡耀邦就不便过问。 　　她还告诉我：张鼎丞病重时，她去看望张老，此时张已不能说话，见兰沁来，只是紧紧拉着兰沁的手，呜呜地哭着，想说什么，但谁也听不清他的话。 　　张鼎丞是华东局与饶漱石工作和生活中接触最多的领导人，饶被诬入狱，判决有罪时，他恰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位置上。 　　采访李正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奇介绍的。当他得知我采访李正文无收获时，又介绍我去找吴宝康夫妇。吴宝康曾担任过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可他说：“饶漱石平时不说话，与下级接触少。”不过他向我介绍了陈麒章：“陈麒章是大秘书，还有一位秘书是稽春生，你找到他们，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告别时，吴宝康夫妇都鼓励我说：“你做的这件事有用，赶快找，再不找全都死光了!”这一天，是1993年11月8日。 　　陈麒章谈 　　陈麒章曾是饶漱石的大秘书。第一次采访他，他就谈了对“高饶事件”和饶漱石的看法。他说： 　　饶这个人，别的方面你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生活上他也没有什么特殊，很严谨，甚至有点过头，一天到晚严肃，比较不近人情。别的方面人们也抓不到什么把柄，什么挥霍呀，大吃大喝、不检点……都没有。这个人本来是做群众工作的，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脱离了群众。张鼎丞每次来北京都住在饶家里，他们私人关系很好。饶漱石出事后，张鼎丞很吃惊：“怎么搞的，他出这事？”在华东，饶威信蛮高，舒同对他很尊重，邓子恢对饶也是服气的，曾山也是一样。 　　这个人毛病还是有的，但说他与高岗有什么“反党活动”，需要确凿的证据。至于说他们的反党活动可以心照不宣，这是不能服人的。你怎么知道他心照不宣？根据一些迹象，就断定是这么一回事，那就很难说。 　　我只给他做了10个月的秘书，后来他停职反省，我在他家里帮他整理他的检查。他有什么想法，我随时向中央汇报。他写到什么地方，有什么观点？他怎么提的？我都向上反映……他到底参加了什么反党活动？我到现在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个人很少讲话，一个人坐在屋里呆着，也不去找人聊聊。后来他写检查，也是他先谈，我帮他整理，然后他自己再看过，再改，我从来不插话。 　　……他的部下，华东局那么多人，没有哪个对他关系特别好。私交上最好的是张鼎丞，但工作上还是各干各的，粟裕来北京也没有和他来往过，战争年代他们也不在一起。 　　陈麒章眼中的饶漱石是饶生病后的状态，也许与以前在上海时稍有不同。 　　在谈到“高饶联盟”时，他说： 　　饶漱石平时难得有几个朋友，我倒奇怪。当时有个说法：“高岗门庭若市，张牙舞爪；饶漱石是单干户，不到关键时刻不伸手，看准了，到时我再捞一把。”要搞反党的人，连手下人都没有，你一个人怎么反党呢？对这个提法当时我很怀疑：老婆也跟他离婚了，秘书也不跟他了，反党总要有几个爪牙吧？据说有一个比较负责的领导同志（不知此人是否是兰沁找过的廖承志——引者）向中央写信反映饶的问题应该有个交代……关于高饶事件，我提供不了什么线索，我给他当了10个月的秘书，一直到事发。说实话，我没有见过高岗，连他的秘书也没有见过。高岗在东交民巷，我们住在景山后街，我是组织部的，与他没有组织关系，我去干什么？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是好几年后我才认识的，我说：“原来你是高岗的秘书，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财经会议他没有让我去，他（饶）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回来也没有跟我讲。饶发了什么言，我也没见发言稿……这件事从现在看，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是党内开会，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比如彭德怀写信，那算什么反党？!当时财经会议也好，组织会议也好，还有华东军事委员会主席问题，从现在看，党内有些意见分歧，在公开会议上发言，不是背后活动，不是秘密的，这算怎么回事!如果会上不说，背后胡说八道，那才是违反纪律的。我这是在会上公开发言，我表我的态，这算什么反党!饶漱石的问题，你去看看《邓小平文选》，讲高岗的比较具体，讲饶漱石就很含糊，没有具体的事。饶有错误，但是不是跟高岗有反党联盟？我有怀疑，我保留我的看法。他几件事，比如财经会议上的发言，这是正常的；他背后和高岗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那个问题不能成立；潘汉年的问题现在也不能成立，还是各人有各人的账。是否真有个“高饶联盟”？我和很多同志都有怀疑…… 　　……他跟高岗有什么来往我不知道，只知道到北京后他常到这些人（指黄克诚、曾山、张鼎丞——引者）家里去。所以后来我嘀咕饶漱石反党是怎么一回事呀？他有毛病，但不是一出问题就什么都不行。他的问题中，现在澄清了一个问题，即不是内奸……建国后讲这个联盟那个联盟，毛泽东说了几十个反党集团，现在只剩下两个。你看，“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没有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没有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没有了，都站不住脚了。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是“四人帮”（不是毛定的——引者），一是“高饶反党联盟”，这（指高饶）应是未定性的唯一一个。 　　我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些会议，“八大”时我也作为工作人员搞会议记录。当时听到有人说“高饶反党联盟”，拿什么做证据？毛（泽东）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个事就很难说，应该有充分的证据。将来讲党史这个账怎么说呢……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了，了解全过程的只有几个人，一个邓小平，一个杨尚昆，一个彭真，彭真身体也不行了，但这几个人不会说。所以党史上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写？还不得而知。实事求是的话，我有个想法：事情终归会认清楚的，比如说朝鲜战争吧，过去说是美伪发动的，实际上是（北）朝鲜发动的。应该实事求是，不是事实的事迟早要纠正，是事实你也翻不了，比如“四人帮”，永远也翻不了。饶漱石你把那些事情去掉后，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呢？你拿不出像样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来，传闻的东西很难说。“反革命”是排除了，“反党联盟”还存在很多疑问…… 　　在批判高岗、饶漱石时，有两句话当时我印象很深：说高岗到处活动，东交民巷门庭若市，广为联络；饶漱石是单干户。当时我们听了就有疑问：搞反党活动你还能单干户？单干户，你一个人能唱戏？高岗当时活动很明显，到处拉拢人。现在高岗那里也有一个大问题：他的“五虎上将”里边一个坏人也没有，张秀山、张明远、马洪、郭峰、赵德尊，赵后来当了黑龙江省副省长，张秀山当了国家农委副主任，郭峰是中顾委委员，马洪是社科院副院长……这些人后来都是党的高级干部。 　　几天后，我第二次上陈麒章先生的家，他找出了1982年写给陈云的信的底稿，谈话中又谈起了对饶漱石事件的看法： 　　饶漱石没有什么贪污，个人也没有什么嗜好，或者什么什么的。他不像高岗那样作风腐化，也不像有的人利用职权，到处搜罗字画古董。康生就搜集了好多好多（陈麒章先生曾是康生专案组成员——引者），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捞了不少，“文革”前捞，“文革”中更捞。饶漱石没有这个问题。另外，他平时不拉帮结伙，对一些人特别好，或者任人唯亲。所以很多人说：这个人怎么反党呀？想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一回事，确实搞不清楚。趁这些知道情况的人在世的时候能搞清楚更好，更准确。 　　他的事，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肖光谈 　　肖光离休前曾任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肖光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他说： 　　我1945年到军部去，跟他接触比较多一些，因为他是新四军政委，华东局书记。那时我是机要科长，原来我在苏北，45年才到军部，从那时起一直到华东局结束，他调到哪，我都跟他在一起。在整个工作过程中，这个人工作是认真的，态度很严肃，对事情，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比如一些电报都是我给他送去，有什么不对的，他就指出，态度很好，也是严肃的。平时生活上也很严肃，不大开玩笑，严肃有些过头，甚至跟他爱人陆璀同志，都不怎么开玩笑。我当机要科长，他出门都会和我打招呼：“肖科长，我出去呀……”他还会告诉我到什么地方去，以方便我有急事找他——一般的领导出门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生活上他也很俭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时，我们在胶东、鲁中，比较艰苦，有什么事情，无论白天还是晚上，这个人非把事做完才歇手。有时炊事员给他搞点菜（那时吃小灶），搞点肉呀，面条，他还要说几句。那时大家都比较艰苦，他生活中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婶母来，秘书长魏文伯买了点礼物，没有通过他，他就批评了魏文伯。 　　在谈到“60号办公室”旁防空洞上建礼堂一事时，肖光说： 　　他对人对己都要求严格，所以容易引起人们产生误解，别人会说他伪装。我与他相处几年，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进上海，我对他总的印象比较好……文稿、电报大都是自己写，只是很少的时候叫秘书写。我给他送电报，该怎么答复的，都是他自己动手。这点，有些领导人不大容易做到，像他这样身份、地位的人，一般有什么事都叫别人，叫秘书、叫参谋，他这个很少，他身边好几个秘书，艾丁之外还有正副秘书长……在励志社，他不住好房子，住旁边比较差的。 　　至于政治上的事，我只是听文件传达的，具体也搞不清。高岗在东北，他们没有接触过，除非中央开会。而且他们性格也不同，高岗是花花公子，饶比较严肃，什么娱乐活动他都不搞……我在华东局（他背后）搞陈毅的事没有，我没有发过这样的电报。一般这样的电报，饶漱石都会找我，指定人译的电报都找我，因为我是机要处长。所以说高饶的事我都怀疑。比如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有人）说是他搞的，我也不相信：他是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书记，负责建设上海，他怎么会破坏呢？比如还有传说他要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也是……道听途说，胡说八道。 　　说他对刘少奇态度怎么怎么，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他是少奇同志培养出来的，平时他对我们也是“少奇少奇”很尊重。这事薛丹浩比较清楚，跟了他一段时间。 　　过去一些（华东局）领导干部对他都很尊重，下边的干部，各师师长也一样。说他是“伪君子”，那时间长了也会暴露出来。这个人个性就是那么不活跃，不大接触群众，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他很少出来给人聊天呀。也不是怕他，下面的人一般都是领导不找自己，他也不会去找领导……高兴的时候他也与人说说笑笑，但很少，大多是一个人散步、看看书。 　　你说他“单干户”，我要搞反党，下边至少要有几个人。一个人，顶多只能算是有点个人意见，要搞“反党联盟”，总要有几个人，一个人匹马单枪总不行。 　　左金祥夫妇谈 　　左金祥是江西人，离休前是总参谋部机要局副局长。他的夫人章静，早年曾在新四军机要部门工作。谈起饶漱石，他嘀咕说：“说饶漱石反党，弄得人莫名其妙!我们江西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官……”章静则在一旁不止一次地叹息。 　　左金祥说：饶漱石生活还是很简朴的，作报告人家很欢迎，不是会说，而是逻辑性很强，理论性很强。他不拉关系，我们也不拉关系。 　　我跟饶漱石没多久……那时我们当小干部的有些怕陈老总，对饶漱石无所谓……。 　　我们谈话时，章静也不时插言。她很早就见过饶漱石。对饶漱石的“反党”、“反革命”问题，她显得有些气愤：“讲人要有根据嘛，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知道，该怎么样就应怎么样，事情要搞明白。”“我们在华东呆了十几年，华东那些人，有意见就当面提，大家没有宗派，人与人之间关系很好……” 　　临别时，左金祥说： 　　“写本书让不了解情况的人知道也有好处。” 　　送我出门，章静说： 　　“把这件事搞清楚，也是我们华东人的愿望……” 　　刘廷臣谈 　　1994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第一个采访的对象是刘廷臣，他先后曾给张鼎丞、饶漱石、谭震林三个人当过警卫员。言谈间他不时对饶漱石的遭遇现出愤愤不平。他告诉我： 　　……案子发生后，我们几个老同志都不满意。我对饶是这么一个印象：他不跳舞，不大看电影，发什么穿什么，我们这些人也不能特殊，吃饭都是集体吃、门子也不串，星期天也不出去（我们警卫人员可以轮班休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他是以身作则，对他印象没有不好的…… 　　……饶出事时，有人每天晚上去找饶漱石谈话。 　　大会也好，小会也好，我是警卫员，说他反党，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觉得不公正。饶在战争环境也好，建设环境也好，他没有单独做过一件衣服，单独领过什么东西……我们在山东，今天躲，明天藏，吃辣椒水，求啥？所以我感到他不平反，我心里不好过……上海一些老的，我们这些小的（指当年的警卫与工作人员——引者）都是这个想法。 　　张鼎丞把兰沁接到他家，张老也吃了苦头。张老与饶老关系很好，张的秘书陆健比较正派。张老对兰沁的事很伤心，粟裕与饶关系也好，谭震林也说：“我在浙江与前线工作，不了解（饶的反党情况）……”饶与陈云的关系也看不出来。现在上海了解饶的人没有几个，胡立教肯讲的话会知道一些，当时饶的代号叫501……他出事后中央（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我们说：“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关系，只看牙齿找过北京路一位私人医生，这我们担保，其余他哪儿也没有去”！（说到这里，刘大笑） 　　为了便于我在上海找到更多的知情人，刘廷臣还给了我一份当时华东局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名单，上面有他们的地址与电话号码。此后，我就依照这份名单，一一去拜访我所要采访的知情人。 　　李宝贤谈 　　李宝贤当过饶漱石的卫士长。饶调北京任中组部部长后，1953年2月，他和饶的秘书艾丁一同返沪，李任华东局保卫处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来沪的中央领导的警卫工作，接待过许多头面人物。 　　他对饶漱石的看法也是很好的。他说起他回到上海不久，饶漱石出事后在他心里引起的震动： 　　半年以后，问题暴露出来了，说是“高饶联盟”在上海开会，陈毅发表了好多意见，原来有一本材料叫《高饶联盟反动罪行》很厚，我当时看了，很多事情我们不熟悉，我一点也没有想到：他的威信那么高，我们这些人搞警卫一点也不知道。……见了那些材料后，他联盟搞什么我也弄不清。饶漱石办事很稳重，我跟领导这么多年，看的领导不少，觉得办事稳重的领导考虑问题就全面，我想也没有想到饶漱石会这样!他就与高岗接触过几次，也都是高岗来看他，所以我总感觉到（叹气）这么好的人!过去他有个叔叔来，他都不见（应是饶的族兄饶真泉，其祖父收养了饶漱石之父饶思诚。饶真泉土改时划为“破落地主”，“文革”中夫妇俩双双在厨房吊死——引者）。有一次我们警卫在大门口收到一封信，里面有两颗子弹。我说不给他（饶）看，这事只有秘书（艾丁）和我知道。我对下边说，这恐吓信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怕，只是今后有什么人要见他（饶），你们一定要让我知道。 　　李宝贤对饶漱石一家充满了感情，他对我说：“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兰沁，但现在身体不好，不能出门。” 　　凌文英谈 　　凌文英在李宝贤之前任饶漱石的警卫队长。他说：饶出事时，我们只能以“想象不到”来形容。从外表看，他蛮好的嘛……弄了半天，这样的人怎么能反党呢？前些时，我们还在一起，说饶漱石的事。高岗怎么样我们不清楚，饶漱石这人我们知道……说实话，作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呀，“联盟”呀，都存在疑问。 　　林钧堂谈 　　林钧堂曾是张鼎丞的警卫员，因为张鼎丞与饶漱石私交较好，工作上接触又多，所以对饶漱石也有所了解。林钧堂后来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回上海，离休前任上海机械专科学校纪委书记。 　　在我采访过的警卫人员之中，林钧堂的文化修养算是最高的了。 　　由于经历与政治文化修养的缘故，林书记给我谈了许多在山东的经历，只是在评介饶的“反党”一事上，他出言还是很谨慎： 　　他（饶）这个事，我们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的“反党”、“联盟”之类是存在疑问的，实事求是地说，是不大有这种可能的。 　　饶在山东没有什么闲空，他和别人也没有私交。 　　我在北京读书时，他出事了，我去看张老，兰沁也在张老家，张老对这件事也很吃惊。 　　艾丁谈 　　艾丁跟随饶漱石6年多。1946年在延安开始由组织安排到饶身边当政治秘书，1953年2月离开。作为饶的政治秘书，他应该知道很多历史真相，可是他不愿跟我多谈，采访时也不同意录音。 　　1994年3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我在上海外滩市政府大楼采访了他，当时他是上海市建设委员会顾问。事先与艾丁先生预约时，他不希望我上他家，而选在他上班的市政府大楼。采访虽有一个半小时，但记下的事情不多，其中有这么几点： 　　一是在延安枣园时，饶漱石夫妇散步，陆璀去挽饶的手，饶不肯。俩人拌嘴多用英语； 　　二是薄一波“三反”、“五反”期间来上海，作报告时，说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上海“三反”、“五反”表示过不满，说上海右倾； 　　三是为饶的事后来他吃过很多苦头； 　　四是饶漱石后来有些不信任他，以至他也不愿跟饶说话； 　　最后，在谈到饶漱石事件性质时，他仍然客观地说： 　　“他的事，按理也应属党内的事。” 　　20世纪90年代，兰沁一次来上海时，艾丁还宴请她，邀当年一起工作的人作陪。 　　陆熙昶谈 　　陆熙昶，是陆璀的小弟弟，给饶漱石做过几个月的保健医生。他说： 　　我是从部队进的大学，1952年春夏在上海医学院读三年级，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要我到北京去。到了北京，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说：在华东首长中，饶漱石是一把手，你去给他做医生，护理他……由于长期的地下工作与精神紧张，饶当时患有肾虚症，战争年代没有条件，进上海后，陆璀开始督促他去看病：“一天到晚总是工作工作，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顾，现在条件好了，你可以去看病。”当时上海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叫杨国亮（音），他给饶看了病，饶也信任他。杨大夫给饶漱石开了针，据说可以壮阳。饶上北京后，组织上派我给他每个礼拜打针，因而这段时间与他接触的机会多一点。 　　我到北京时，他还在北京医院住院（治颜面痉挛——引者），刚好陈毅去看他，对饶说：“我们这些人，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们多活几年，对党是有好处的……”饶后来到了颐和园。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保健大夫，只觉得在北京三个月我没啥事可做，每天就是督促他吃点安眠药，吃点维生素，打打针。我想自己此时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学习很紧张，放弃了很可惜。于是我要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不要占一个人，有什么情况，只要中央保健局派一个人就行了。就这样后来我又回上海了。 　　这几个月在北京，几乎整天有接触。他这个人讲话很少，谨慎，不如陈毅放得开，陈毅作报告我爱听……抗日战争年代，我很少看到姐夫，后来我调到军部一个卫生学校，陈毅来给我们作报告，他来了，我这才知道他住地离我们不远……在所有的人心目中，一直到现在，都对他非常尊敬，所以听说中央首长出事了，华东的人都没有想到是饶，都很吃惊……华东局干部对此都有看法，但不敢讲。 　　我去北京是因为政治上可靠（亲戚），那年夏天去北京三个月，此事我以前没说过，出事后更不敢说。 　　……我去（北京）时，“睡眠疗法”已经做完了，他找主席可能是在我来之前的事。我在颐和园时，中央首长都来看饶……批饶的材料根本不可信。 　　高岗与彭德怀的关系好，所以后来讲“彭、高、饶”。高岗的表现说明他根本不会对毛不好，他只对刘少奇有意见。高饶出事之前几个月，毛泽东有时与高岗彻夜长谈，什么都说…… 　　1954年，饶还未抓时，我去了。那次是去东北出差路过北京，我去看姐姐，姐姐是听了传达报告的（指1954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传达高饶问题的指示》——引者），饶拿本书给我看，说：“毛主席很注重什么什么……”还教导我说毛怎么伟大……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对姐姐说：“这样一个对自己很克己，工作勤勤恳恳的人，说他有野心，野心从何而来？连吃一口白糖，也说国家很困难，别浪费了……”姐姐说：“唉，政治上的事，你不要讲。”她了解的情况多，当时希望我保住工作，要我不要过问这些事。 　　八、九年以前，早已时过境迁，“文革”已结束，很多人都平反了，我们对陆璀谈起饶漱石：“像这样的有功之臣，怎么能这样就算了呢？”她就说：“饶这个人呀，也不知什么时候有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我看到过一份材料，上面说：建国初，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感到不称心，毛正在考虑是否把刘、周放在一边，这时，高岗的事情发生了，毛最不放心高在背后搞名堂……我相信“文革”中这份材料是可信的，我知道高、饶两人相交很少。 　　我今天讲饶漱石许多事，并非（我）与饶漱石是亲戚，现在姐姐跟他的关系已结束了，我讲这些，是为了对历史负责。 　　李振田、姜廉谈 　　采访李振田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九江决堤的前一周。李振田是山东人，15岁起为地下党跑交通，进上海后一直在华东局保卫处。菅荣斋接替李宝贤任卫士长前，原是拟定由李振田代李宝贤的，后有人提醒说他当时管的事太多（司机、警卫、其他服务人员）便改由菅荣斋去了。李后来也调到北京，最后在师级位子上离休。 　　李振田告诉说：饶漱石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后，凡是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被集中起来在一起学习，为期一个月，称之为“肃清流毒”，参加者包括警卫员、司机、其他秘书、保姆、厨师…… 　　在1954年批判饶漱石的会议上，饶还有一条“错误”就是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饶漱石本人对这事坚决否认。 　　李振田谈到刘少奇到上海期间，饶在接待上确实有过“怠慢”： 　　刘少奇夫妇那年来（1950年）住了大概一个月，他左右的人对生活要求比较苛刻，如叮嘱房里气温不得低于22度，不得高于24度，那时没空调，靠烧锅炉，这个温度很难控制。饶开初陪了几天，后来没有陪。对刘左右人员的特殊要求，饶总是一边叹气：“唉，唉……” 　　陆璀之弟陆熙昶也回忆说： 　　上海解放后，刘少奇几次来上海，陆璀讲：“少奇同志来了，你也去陪一陪”。他说：“这次他是带夫人来，还有小孩，又不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这件事有两种看法：一是首长来应陪陪；一是工作正常就不需要陪。这说明饶是正确的。 　　姜廉当过饶漱石等华东局领导人的生活管理员。他对饶漱石的看法很好，谈起饶的“反党”，他说：“他出事，我们莫名其妙。” 　　菅荣斋谈 　　采访菅荣斋，是在2005年5月。菅荣斋是饶漱石最后一任卫士长,亲眼目睹了他负责警卫的第三野战军政委、中组部部长被捕时的一幕。见面时，他告诉我： 　　我们很愿意为这些事（指饶）给他说说，也有老同志劝我：“不要着急，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的。”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说法……这次听说江西有人来找我，我很高兴，因为我一直惦念这件事。 　　我们有很多话也不知跟谁说？听说你们要来，我老伴说：你别激动得睡不着觉哇！（我）太激动了，今天下午接到你们的电话，（因为）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所以下楼去接你们。 　　1953年，饶漱石的政治秘书艾丁和卫士长李宝贤回上海，陈麒章与菅荣斋分别接替秘书和卫士长的工作。不过，菅荣斋比陈晚去一个多月。他说：饶漱石对我们（我、艾丁、陈麒章等）要求很严。到北京别的没有什么，就是感到生活要求太严格了，陪客人吃饭我们自己都要掏钱，偶尔才去要点烟要点茶……按常人想象：在首长身边工作一定得到不少好处，但我们一点好处也没得到。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资一级也没有增加，去时17级，回来还是17级。他对我们要求严，对自己也是一样，举个例子：他告诉我（他）吃饭只要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可以了。来了客人，顶多加一个两个菜。他一家的伙食钱（包括兰沁、陆璀）一个月50块钱就可以了。有一次他妹妹（指在人民大学读书的二妹妹饶玉莲——引者）去看他，他也没有拿钱给妹妹，他没说，我也不好拿。他告诉我钱怎么用法：要节省用，不要大手大脚，以后退休了，休假都要自己花钱。我在那里一年多，给他攒了3000多块钱，一分钱也没乱花，走时，我都交给了陈麒章处理。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白开水一杯。没有什么爱好，只在上海看见他打弹子，一个人坐在那里。 　　他很朴素，一身衣服穿了好几年，后来是给虫子咬了，才换。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一床被子、一床毯子……啥也没有。 　　菅的夫人姚兰桂熟悉饶一家人,她插话说: 　　兰沁的裤子都接了三截（人不断长高,裤子不断接），她那时是高干子女。 　　菅荣斋谈起饶与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交往时，说道： 　　当时饶管很多事：共青团、劳动部、组织部（都有归他管），组织部行使总书记权力。（很多人）包括苏联专家都对饶评价很高。那时一些苏联专家的安全也归我们管，他们说他是布尔什维克。 　　在与饶接触的人中，张鼎丞是最好的，好到什么程度呢？他到北京没有安家之前，吃饭三天有两天起码在饶家吃。孩子们之间也这样。饶走了（被捕）之后兰沁就在他家。她妈后来也出事了，我们不能接待也不敢接触，兰沁就在他家和张的九九在一起。 　　饶和张云逸的关系也不错，谭震林也不错。 　　饶跟粟裕很好，粟裕小孩小龙在八一小学，礼拜天、礼拜六都是我去接回来住，礼拜一我又给送回去，那时粟裕和爱人在前线（南方）。 　　饶与廖承志、廖梦醒比较好，廖梦醒常去他们家。 　　潘汉年、扬帆没有看到他（饶）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饶不怎么到别人家去，在北京一般都是别人到他家里多，他到人家家里去很少。他与黄克诚关系一般，跟邓子恢、曾山好一些。最后一次谈话是邓子恢、曾山去找他谈。我进去倒茶，饶说：你们去吧，去吧，让我们出来。那次谈话没几天，他就被捕了。 　　他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我们住在景山后街乙（1）号，右边张闻天是甲（乙）号，邓小平也在隔壁…… 　　谈起饶出事和被捕，菅回忆说：当时斗争他的是陈毅、邓小平等人，那次在中南海西楼开会，我很纳闷：怎么都是华东的人、比较熟悉的人？会议结束后，他停职反省，他找到我们说：“我现在休息，你们要注意学习，钱不要乱花，以后退了休，什么都靠这个”。我们不知道他停职反省，（那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在这期间，中央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叫汪景贤（音），也布置我每周向他汇报饶的生活、吃饭、睡觉、夫妻生活怎么样……我也没说什么。 　　逮捕他的时候，饶正在吃饭，我在门口站着，这时外面来了人。一位是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还有一位是13局的局长，个子比较高，穿灰中山装。他们带了几个人，开了部两个门的汽车，这些人不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局的我们基本都认识。徐问我饶在哪里，我说在吃饭。他们进去，不让饶吃饭，也不让我进去。我在外面听到念逮捕令，说他包庇扬帆、潘汉年反革命，签字的是张鼎丞，他是总检察长嘛。他们给他换上囚服，带上汽车，我看着他坐汽车走远的。 　　（接着）他们在（饶）家里到处搜查，（他家）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去看看吧。”我说：“我不看。”他们啥也没搜出什么来。 　　他人特别好，从来没有对我们红过脸，发过脾气，没有背地说这个好，那个不好。他一辈子没享到福，怎么落到这个结局呢？这些事，我们有时想起来真是难过。 　　说到这里菅心情沉重，神情无奈而又茫然。 　　（因篇幅原因，本刊在发表此文时作了大量的删节，在原稿的基础上主要保留被采访者的言论。） 　　（作者单位为江西省九江市文联，作者为一级文学创作员）

    左方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智效民 　　 　　 潘光旦与自由主义教育 　　 　　 潘光旦，字仲昂，1899年出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庄镇一个世代乡绅之家。他的父亲是清末进士，因无意于仕途，便在家乡办起新式学堂。1913年，潘光旦考入清华学校。在校期间，他因跳高受伤，截掉一条腿。但是他不仅没有气馁，反而更加努力，终于在1922年实现赴美国留学的愿望。留美期间，他主修生物学、遗传学和优生学，先后获达茂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他先在上海多所大学任教，并与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建立良好关系。1934年以后，他应清华大学邀请，担任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至云南，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他担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他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任教期间，他主要从事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人才学、性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时，由于受苏联影响，优生学成为研究禁区，他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研究方向也转移到民族学领域。1957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光旦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身体遭到严重摧残。1967年，他因病住院，却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最终被迫出院，惨死家中，终年68岁。 　　 　　 潘光旦崇尚自由主义，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写了许多有关自由主义教育的文章，后来还翻译出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可惜他的声音已经消失，他的主张也被湮没。我把它们翻检出来，无非想寻找一面镜子，看看当代教育究竟是什么模样。 　　 　　 一、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前两年，《南方周末》刊登一篇记者对清华大学老教授孙复初的采访，题目是《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采访中，孙教授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对教育提出四条意见：第一，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考试成了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准，致使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因此我们的学校已经“成了炼丹炉”；第二，备受推崇而且大行其道的标准化考试，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极不科学的落后方法，它只能窒息学生的天赋和才能；第三，过去中国人学英语并不困难，只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以后，才开始变了样；第四，只有破除“|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等“计划教育”的紧箍咒，这些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其实，无论是早年学习苏联模式，还是后来引进标准化考试，都反映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重大失误。早年的事情暂且不论，就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旗号下，人们把教育视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个人命运最好途径。于是，能不能顺应“计划教育”的模式，能不能通过标准化考试进入一所大学，就成了学生、老师、家长最大的思想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成了科举制度的重现。 　　 　　 这难道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模式，并且是青少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吗？ 　　 　　 为了弄清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看看以下这些论述。 　　 　　 孔子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 　　 　　 卢梭说：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这说明，把教育简单地理解成知识的灌输，是当今教育的问题所在。 　　 　　 那么，把教育的目的简化成单纯的知识灌输，会有什么危害呢？ 　　 　　 早在1932年，潘光旦就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这些人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了。更可怕的是，近年来办教育的人虽然也承认应该破除成见，但是却只知道破除别人的成见，不知道破除自己的成见。这样一来，别人的主张是成见，而自己的主张却成了主义和学说。这种将某种主张定于一尊的作法，不但让青少年无法认识自己，也容易让他们遭受蒙蔽。 　　 　　 为了让学生认识自己，少受蒙蔽，他在《完人教育新说》中指出，学校应该提倡“价值意识”的教育。这种值意识的培养，可以让人识别真伪，区分善恶，分辨利害。这就是说，如果只有大量知识而没有价值意识，就不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成见所蒙蔽。 　　 　　 到了抗战时期，潘光旦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自由之路》一书中，把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当作争取自由的两个先决条件。他认为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自由就会不期而至，任何人剥夺不了。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调子再高，也是空谈。 　　 　　 由此可见，仅仅掌握大量的知识，非但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且还会陷入被蒙蔽的境地。 　　 　　 二、为什么教授会成为“学问之大敌”？ 　　 　　 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专门知识越来越深奥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对专家教授充满敬意。于是，所谓“遇事找专家”、“没有专门知识就没有发言权”，就成了一种时尚。 　　 　　 但是，早在1930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做学问的目的，本来是让人们越来越多了解它，从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如今的教授却恰恰相反。由于他们总是把学问变得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复杂，因此使懂得它的人越来越少，批评它的人更是罕见。此外，学术界派系林立、勾心斗角、相互对立的状况也很普遍，因此西方学术界的有识之士早就指出，所谓专家教授，其实是学问之大敌！ 　　 　　 潘光旦认为，如果说西方教授已经是学问之大敌的话，那么中国的教授恐怕连这个资格也没有！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西方教授还能制造许多术语来唬人，但是中国大多数教授连本专业的术语也记不清楚。 　　 　　 第二，西方教授还有本领加入某一派系，中国教授“除了介绍西方几本教科书以外”，根本不做真正的研究。 　　 　　 第三，西方教授不“经过十年或数十年的磨难和谨严的学者生活”，是不会得到的这个头衔的。但由于中国的大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中国的教授就多如牛毛，而所谓教授，也“完全成了一种糊口的职业”。 　　 　　 当时，潘光旦还在上海教书。对于上海这个地方，周作人早年曾经有所评论。1927年，他在《语丝》发表文章说：“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姑且说）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文章也是其一。”看来，这种“上海气”影响到教育界，就会冒出许多“野鸡大学”、“野鸡教授”。与上海相比，北京一直是一座文化古城，这恐怕是潘光旦与许多江浙知识分子愿意去北京而不愿意留在上海的主要原因。 　　 　　 拿潘光旦的三个标准，衡量一下如今的教授及其管理体制，会发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这是因为，如果说当年的中国还有京派、海派之区别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已经到处是那种“可厌的上海气”了。 　　 　　 三、教师为什么需要宁静？ 　　 　　 自从上世纪末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发展经济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那就会遗患无穷。 　　 　　 记得在上世纪末，为了支持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方案，国家财政拿出18亿元用来改善校园环境与教职工待遇。这本来是好事，但是有报道说，北大教师是不是“物有所值”，既是“一些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批评”的话题，也成了相关领导的心病。这就有点不对味了。难道广大教师与相关领导之间，是一种“拿多少银子，就必须干多少活儿”的关系吗？ 　　 　　 当时北大的一位著名经济学教授正在担任校长助理，他拟定了一套严格的“末位淘汰”的教师考核制度，从而引起轰动。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给教师一点宁静》。文章说：“既要提高大学教师的待遇，又怕他们不称职，不好好干，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学校领导的普遍心态。……因此，他们便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教师，而不是想方设法为教师排忧解难，提供服务。其实，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容易’管理’的一个群体，只要你诚心实意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克尽职守，全力以赴。何况，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仅把做学问视为谋生的手段，还把它当作安身立命之所在，即便是清贫之至，他们也无怨无悔，任劳任怨。这一点，早在抗日战争和”三年困难“等非常时期就已经得到验证。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来制约他们，而是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否则，即使冯谖再世，也无法避免’末位淘汰’的厄运。” 　　 　　 我注意到，也是在1930年，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大学聘请教授，有一个很普通的原则，便是一个’专’字。凡是在某行学问上有专长的，便有被聘请当教授的资格。这个原则是不错的。但是在大学方面，待遇起教授来，也应当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也便是一个’专’字。凡是能专诚待遇教授的大学，他一定可以得到教授们的信任和努力。”可见，用“学有专长”的原则聘请教授，以“专诚”的态度对待教授，是大学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在这篇文章中，潘光旦还谈到大学管理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使教授们得到精神上的谧静。”为什么要使教授得到精神上的宁静呢？因为“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更求造诣的精到，而研究功夫的第一条件便是生活宁静。”这个意见不仅适于年长的教授，也适于年轻的教师。因为做学问和其他事情不同，它需要静下心来，排除杂念，钻研多年，才能有所收获。但是官场的通则却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把这八个字用于学界，则是拿代课的时数、论文的篇数、得奖的次数等一系列数字来考核教师。各级教师整天被各种各样的表格和考核所困扰，自然不会有精神上的宁静。人不能被逼得太急，逼急了往往会出事。如今教师队伍里剽窃造假的丑闻不少，除了当事人本身的原因外，从客观上看，在很大程度上与那些脱离实际的考核制度有关。 　　 　　 潘光旦说：对于教授来说，“所谓教导学生，并不专指在课堂上若干小时的知识传授；小之如教授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大之如持躬处世的日常生活，都有重大的教育价值；质言之，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极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这说明能不能让教授过一种宁静的生活，至少是关系到下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大事。 　　 　　 四、教授为什么不能像明星一样？ 　　 　　 在这个商业化时代，“一切向钱看”几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有感于前些年“脑体倒挂”、“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不正常现象，许多人认为应该让教授也富起来。大约在2000年前后，由于政府没钱，但又想鼓励学者教授，于是就有香港富豪重奖“长江学者”的评选活动。后来许多沿海地区也模仿这种形式，纷纷以江河为名奖励本地学界精英，从而造就了最先富起来的一批学者教授。不知是名实不符，还是在开玩笑，近年来“注水教授”的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的收入大大增加，教授的待遇也提高很快，不仅与下岗工人拉开很大差距，而且还出现迅速成名、一夜暴富的现象。比如最近在网上流传一份“名家演讲费一览表”，说在过去一年中，于丹的演讲费翻了7倍，两小时高达6万元，成为“目前身份最高的学者演讲人”。这种日进斗金的情况，与歌星影星没有两样，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对于这种情况，潘光旦早有批评。1930年，他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一文中说，著名教授之所以不能和明星相提并论，是因为除了追星族之外，许多人对于明星“不过是短期的欣赏”。但是教授之于学生，却不能是短期欣赏，而需要言传身教。他认为这种“师生关系，是应该没世不忘的。”如果教授“当作暂时的欣赏物”，那就会背离教育的宗旨，降低教授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讲师并不是一种称职，而是指大学里那些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比如鲁迅，他本来在教育部供职，却要在许多大学讲课。因此只能叫讲师，不能称教授。也就是说，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应该不相上下。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专职还是兼职。 　　 　　 潘光旦认为弄清楚教授与讲师的区别特别重要。所谓教授，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也就是说，真正的教授是不能屈从于世俗社会，每天为应酬而吃吃喝喝、为挣钱而跑来跑去的。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中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他还说，由于名牌教授有限，许多大学争相邀请，这就使他们每天疲于奔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问。至于学生，也只能在课堂上见上一面，下课后根本没有接触机会。因此他认为，这种“东也讲一次，西讲也一次，讲一次算几块钱，讲完了就走”的教授，完全是赚钱机器，在教学效果上，与留声机类似；在人格取向上，与走江湖的艺人没什么两样。 　　 　　 写到这里，我还想就《于丹论语心得》多说几句。这本书的开头，于丹就引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名言，表示她与宋朝宰相赵普一样，颇有辅佐帝王之意。但这话又不能直说，因此她聪明地用现代话语进行了包装。于是书中就出现这样的话：“《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要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标。” 　　 　　 但是在通读该书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现代社会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研究传统文化，并把高高在上的圣贤还原为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于丹在“天地人之道”中却像历代帝王一样，依然把孔子奉为“圣人”—— 　　 　　 现代社会的国家机器需要民众监督，但是于丹却把“民无信不立”中的“民信”二字，解释为老百姓对国家的信仰。她甚至说：“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到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这话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为了打世界大战，可以死一半中国人”等说法有什么两样？—— 　　 　　 现代社会主张个人奋斗，鼓励人们不要屈从于命运；但是于丹在“心灵之道”中却说：生死富贵是“天命所归，个人无法决定，也无法左右”。最好的办法，是要学会承认和顺应人生的缺憾和苦难—— 　　 　　 现代社会倡导怀疑精神，但是于丹却奉劝大家不要追问造成苦难的原因，否则就会成为心胸狭窄的“鄙夫”，既会增加自己的痛苦，又会失去众多的朋友—— 　　 　　 现代社会追求公平、公正和公开，但是于丹在“处世之道”中却告诉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这才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紧接着，她在“君子之道”中又进一步强调，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否则就是有失做人的“厚道”。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各种各样社会问题，我们最需要学习引进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但是于丹的走红却对这一价值取向起到消解或抵制的作用，所以我想讲一件早已被大家遗忘的往事。1934年，国民党中央为了提倡尊孔读经，决定每年8月28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中小学开设读经课程。为此，汪精卫和戴季陶、禇民谊等政要都粉墨登场，或发表演说，或参加祭典，搞得乌烟瘴气。针对这一状况，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坚决反对。胡适说：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也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基于同样的看法，蔡元培则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这也印证了傅斯年的一个观点：由于儒家经典“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那些主张读经的人，不过是用经学来傅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于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当今社会的一个典型。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教授变明星，富了自己，害了学生。 　　 　　 五、如今的孩子为什么让人放心不下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接送孩子上学，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不仅小学生每天必须有人接送，就连考上大学也要家长护送。前两年有媒体报导说，有些家长因为经济困难，住不起旅馆，只好在学校操场上露宿，而他们的子女却在宿舍里高枕无忧。此情此景，让人感到心寒心痛。除此之外，无论家长还是社会，总是对孩子们放心不下。一会儿怕他们受黄色书刊影响，一会儿怕他们沉迷于网络。但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为什么总是让人如此担心，却很少有人追究。 　　 　　 1930年，潘光旦写了一篇《普及识字？》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答案。潘先生在文章中首先指出，文字是一种工具，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仅教会孩子识字，而没有把判断价值的原则和选择好坏的标准传授给他们，就只能误人子弟。用这个道理反思当代教育，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过度强调知识教育的同时，忽视了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这不仅使青少年缺乏应付环境的能力，还容易走上邪路。 　　 　　 潘光旦认为，这种情况，还与社会制度有关：“在政治比较清明民生比较充裕的社会里，又例如今日的美国，无聊的读物虽多，影响虽大，但决不至于牵动社会的治安。但在政治混沌民生凋敝的社会里，各种不健全的’信仰”学说’或主义可以乘虚而入；不逞之徒把他们传授给许多只识字而不识利害的人们，例如今日各种主义之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影响的恶劣，（就）不言而喻了。” 　　 　　 1940年，潘光旦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中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在引用美国生物学业家的一句名言：“你能教人怎样去读书，你却不能教他们读什么书”以后，进一步指出：“迷信识字或误信识字就是教育的人，一度有机会到国外去观光，归国之后，动不动对于外国文盲之少，报纸之多，报纸的观众之广，总要称赞几句。不错的，一个人识字总比不识字好，一国之中，文盲少总比文盲多好。但若这种观光的人有功夫作进一步的观察，他们很容易证实上文那位生物学家所说的话是一点不错的。这些识字读书的大众十有八九是但知阅读，而未知选择读物，因为不知选择，无形有形之中就变做所谓’黄色新闻’的最大顾客。他们虽不知选择，却别有人替他们选择，也正唯他们不知选择，专替他们选择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就是各式各样的广告家和宣传家了。” 　　 　　 正因为如此，他在《普及识字？》结束时写道：如果不把价值选择和是非判断教给学生，那就只能“替目下流行的种种小报，种种甚嚣尘上的’性’的读物，多培植几个主顾；多替野心家扩大一些宣传蛊惑的领域罢了。”这也是对当今教育最好的忠告。 　　 　　 六、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学校为什么放假？这本来不是什么问题，因此大家都相信这样的话：学校放假是为了让师生们避开严寒酷暑，是因为教学活动的劳动强度太大。尽管这些解释有点勉强，但好像没有更好的答案。后来看到潘光旦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才使我茅塞顿开，并发现包括教育工作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学校为什么要放假。 　　 　　 潘文的题目是《假期与知识生活的解放》。文章一开头就说：“学问没有止境，也就不宜有长时期的间断。学校的暑假寒假，少则一月，多则三月，难道办教育和创制假期的人的本意，真要教人在这一个月或三个月之内完全停止学问工作么？我恐未必。”可见在潘先生看来，学校放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学问。 　　 　　 接下来潘先生又毫不客气地指出：学校的最大缺点，就是过于重视教材。“一种课本，少则读半年，多则读一年”，使学生“无一刻不在字里行间寻生活”，从而失去了自动研究的机会。他认为这种“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比八股文还要严重。他说，心理学家认为“钩心半角”的八股文还有一种“磨炼智力的功用”，而那种在“专读一书”的教学模式，却不会给学生带来任何乐趣。 　　 　　 正因为如此，潘先生认为假期是每一个学生“解除痛苦回复自由的上好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大家提出两个要求：首先要树立“在假期里，我便是我，而不是教员的学生”的信念，其次要选择一两个比较高明的求知方法。这就是说，同学们在假期一定要摆脱教师的阴影，去过一种独立自主的学习生活。他举例说，在自然知识方面，可以做一次有目的的远足，从事地质的观察和生物标本的采集；在社会知识方面，可以找一个小题目，然后利用图书馆的资料进行研究。类似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很多。 　　 　　 潘先生的话让我想起胡适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据《胡适留学日记》记载，胡适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暑假是从1911年6月11日开始的，他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大考已毕，一无所事矣。第一学年毕矣！”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曾有点奇怪，心想美国人的暑假开始早，大概结束也早吧。没想到一直翻到9月28日的日记，才有“今日为上课之第一日”的记录。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的暑假居然有三个半月之久，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既然如此，胡适在这漫长的假期中干了些什么呢？纵观这三个多月的日记，我发现他的暑假生活真是丰富多彩，令人羡慕。其中有旅游、开会、交友、阅读、写作、打球、玩牌、逛公园、学拉丁文、演讲辩论、上暑期学校（包括学化学、演习题、做实验）等等。这与潘光旦的主张完全一致。可见在美国大学里，虽然未必有“专读一书”的单调和痛苦，但放假的目的，却是为了“知识生活的解放”，为了给学生多留一点自由自在地学习研究的机会。 　　 　　 这样又出现一个问题：潘光旦先生为什么要把学校教育说得那么可怕呢？我想这与学校本身的缺陷有关。据说近代教育制度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有人把学校比作工厂，把教室比作车间，把老师比作工人，把学生比作原料。这种“规模化生产”虽然有利于更多的人接受教育，却又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不但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个体的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和特殊爱好，还可能把他们变成千人一面的工具。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创立现代教育制度的人们才在两个学期之间安排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目的是为了给学生更多的自由，让他们的个性和才华有一个成长发育的时间和天地。 　　 　　 前几年看到《南方周末》有一篇题为《别了，高考！》的文章，在谈到国际文凭组织的课程设计时列举了“社区服务”等内容。这也应该是假期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有时候还可能更为严重。另外，该文虽然是针对大学生的，但由于大学生活乃是中小学的继续，所以大家面临的问题应该是大同小异。 　　 　　 七、为什么要提倡学生自治 　　 　　 现在的学生，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成立“学生会”是什么意图了。其实，学生会的全称是“学生自治会”。它原本是学生自由组合的自治团体，并不像现在这样，好像是学校的一个附属机构。 　　 　　 说起学生自治，我想起几年前去北京的几所高校，正好碰上新生报到。新生入学，是各大学最忙乱的时候，许多院校都动用了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我注意到：一方面，护送新生的家长熙熙攘攘，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与忙忙碌碌的学校各职能部门相比，学生会显然要清闲得多。面对这种状况，我心中掠过一丝悲哀，我想，当年清华大学的新生入学时，是由老同学接待，并举行一种名为“拖尸”的有趣活动；为什么如今的学生就如此无能，如此被动呢？ 　　 　　 后来看到陶行知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是谈学生自治的，才似乎找到问题答案。陶行知说：从国家来讲，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就社会而言，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平。危险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这个共和国就有名不符实的可能。 　　 　　 此外，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辩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抗日战争开始后，潘光旦随清华大学迁往长沙，然后又迁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西南联大。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教育弦歌不绝，才使中国学术文化得以延续。不久，潘光旦在《学生自治与学生自治会》一文中指出：“在流徙中的许多大学，最近至少有一部分又逐渐能比较的安居乐业起来了。学生自治的呼声与自治会的组织就是比较能安居乐业后的一种表现。这是忧患之中可以欣喜的一件事。” 　　 　　 为此，潘光旦幽默而中肯地把学生自治会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在在学生个人与团体生活方面做些修齐功夫的；二是替学生大众办事或当差的；三是被校外势力所支配和驱策的。第一种是真正的学生自治会，第二种谈不到一个治字，不妨叫学生自活会，即生活的一部分，不由学校统制，也不由个人分别处理，而由少数不怕事的热心分子代办。第三种谈不到一个自字，应当叫做学生被治会。” 　　 　　 接下来他分析说，第一种学生自治会最难得。所谓修齐功夫，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理智生活方面是自知的，在情绪生活方面是自胜的。”古人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一个身心健全的青年，当他发育到一定程度以后，对自己的性格和客观环境，就应该有所了解。这有利于他的自我控制。这样的人，就自己而言，是一个生活有节制的人；对社会来说，是一个“不同而和的分子”。学生自治会的作用，一方面是为了鼓励大家的自知与自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起督促与警戒作用。 　　 　　 第二种学生会也还不错。它的好处在于“练习组织，守法，表达公意等等”。但是，“自治应当是每个青年对内心的一种工作，而这些所谓服务的活动，却是一种外骛，一种舍己耘人的勾当。”当然，潘光旦也承认，“这勾当并不是根本不应当做”。但由于“这种外骛的学生会”过于关心别人和身外之物，因此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学生治人会”。 　　 　　 第三种就更糟糕了，因为它把学生放在被治的地位。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潘光旦分析说，这与“外来的有组织的势力”不断向学校时渗透有关。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这篇文章结尾时说：“我一向主张学生不入党，……我如今借这个机会，一面奉劝大学的青年要明白自己的地位，要尊重一去不再来的青年时代，于理智方面力求自知，于情绪方面力求自胜，能自胜即能自治，能自治方能自强，一面更要替他们向外界的政治派别请命，让他们有一个真正能自治的机会。” 　　 　　 潘光旦为什么主张学生不要入党呢？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 　　 　　 大约是1940年，《今日评论》发表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钱端升讨论“党”的文章。有感于此，潘光旦在《学生参加政党的问题》的一开始就说：“党是多年来难得有人讨论的一个题目，不大有人讨论的缘故大抵不出三个：一是不敢，怕罹法网；二是不便，怕得罪在党里的朋友；三是不屑，一部分的人也许因为渴爱自由，也许因为潜心学术，觉得犯不着讨论。虽有此三不，事实上讨论的人还是不少，不过只在口头，不在笔头罢了。在笔头，党终究成为一个忌讳的题目。如今居然有人在笔头上讨论到它，并且讨论得很周到，我不能不为党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将来庆幸。” 　　 　　 接下来，潘对党的本义作了分析。他说，尽管民主政治的理论认为党是一个万不可少的现象，但是根据先哲的遗训和民族的经验，这并不是一个好字眼，也不是一种好现象。所谓“不偏不党皇道荡荡”、“君子群而不党”，以及历代的党祸、党争，都是最好的证明。我想，从字形上看，党（黨）字从尚从黑，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潘先生还说，这一理解并非中国所独有，比如在西方，“’党’与’偏袒’（party，partizanship）两个字还不是同一来源么？”正因为这样，他主张学生不要入党，理由是：第一，学生时代是一个人身心尚不健全，思想还在探索的阶段，所以学生入党无异于拔苗助长；何况党派内外的排挤、倾轧和争斗，对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有害无益。第二，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看，“学生入党也是一个极不相宜的举动”。因为学校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在此之外又出现一个党的系统，则会破坏学校管理的自主权和完整性。第三，党与主义是互相依存的，信奉一种主义，“足以锢蔽人心，桎梏思想”，所以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青年学生也不应该入党。 　　 　　 在文章最后，潘先生承认青年学生对三民主义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但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应该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打下一定基础。所谓“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当然他也承认，在通才教育的基础上，学生毕业后是否可以入党，那“就让他……自由抉择好了。” 　　 　　

智效民 　　 　　 八、自由、民主与教育的关系 　　 　　 抗战时，潘光旦曾经分别谈论“自由与教育”、“民主与教育”为题，作过两次演讲。后来他把两次演讲的内容合在一起，纳入《自由之路》一书。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对自由、民主和教育的基本看法，因此十分重要。 　　 　　 关于自由的问题，潘光旦提出三个观点： 　　 　　 第一，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无论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就不能保持活力，就可能“陷于死亡的绝境”。 　　 　　 第二，社会自由终究要建筑在个人的自由之上。一个建筑在奴隶经济上的社会，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所组成的国家，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人的自由不是天赋的，是人为的，不是现成的，是争取的。要争取自由，就需要教育；但由于教育早已演变成一种受人摆布的“填鸭子”式的灌输，从而走上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因此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很难摆脱声色、货利、权势的诱惑。 　　 　　 紧接着，潘光旦对自由教育作了解释。他说：“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的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大抵真能自求者必能自得，而不能自求者终于不得。’自求多福’的话见于《诗》、《传》、《孟子》。孟子又一再说到’自得’的重要，政治之于民众如此，教育之于青年更得如此。孟子’勿揠苗助长’的政教学说也由此而来。先秦学人论教育，只言学，不大言教，更绝口不言训，也是这层道理。” 　　 　　 他还说，自由教育以自我为对象，以完成自我为目的。因此自由教育是“为己”的教育，而不是“为人”的教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强调：这里所谓自我，“不是家族的、阶级的、国家的、种族的、宗教的、党派的、职业的……。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这许多方面的关系，不要多方面生活所由寄寓的事物，乃是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一个人，而不在造成家族的一员，如前代的中国；不在造成阶级的战士，如今日的俄国；不在造成一个宗教的信徒，或社会教条的拥护者，如中古的欧洲或当代的建筑在各种成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组织；也不在造成一个但知爱国不知其他的公民，如当代极权主义的国家以至于国家主义过分发展的国家；也不在造成专才与技术家，如近代一部分的教育政策。” 　　 　　 由于时代的原因，需要对这段话解释一下。潘光旦的意思是说，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不是为了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国家社稷，不是为了“爱国主义”，也不是为了造成专家学者，而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真正的人。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就容易理解了。潘光旦说：“无论我们对民主一词作何解释，它的最基本的假定是：每一个社会的分子，每一个人，必须有自主与自治的能力，如果还没有，至少要从事于这种能力的培养。……而所谓培养，岂不是就等于教育？”基于以上分析，潘光旦认为，从教育的立场看，只有一个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孕育自由通达的教育；从政治的立场看，只有自由通达的教育，才能造就民主宽容的政治制度。基于以上认识，他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应当尽量放松对教育的管制；第二，宣传与教育根本不是一回事，教育不要被宣传广告所蒙蔽；第三，学校要增加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第四，要修正单纯重视技术教育、缺乏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倾向。 　　 　　 九、教育为什么不是训练？ 　　 　　 抗日战争后期，潘光旦看到阿尔杜斯·赫胥黎的《目的与手段》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教育问题，便把它翻译出来。战争结束后，商务印书馆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为名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把它纳入“新中学生文库”。潘光旦在“译者弁言”中介绍说，这个赫胥黎并不是《天演论》的作者汤姆斯·赫胥黎，而是他的孙子。老赫胥黎除了《天演论》之外，还写过《自由教育》等论著，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起过重要作用。尽管我们对小赫胥黎不大熟悉，但是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代教育，同样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 　　 　　 比如究竟什么是教育，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大约自汉代以后，中国就有“上施下效”谓之教，“养子作善”谓之育（《说文解字》）的说法。直到最近，我们还把教育解释为“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辞海》1980年缩印本）大家以为，教育是一种上对下、父对子施加积极影响的活动，因此受教育者必须服从，必须听话。但是在阿尔杜斯·赫胥黎看来，这并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种“严峻的、有系统的、毫不能宽假的……泰山压顶式的训练。”他指出：倘若教育蜕变为训练，就会使青少年“产生一副黩武主义的头脑”，形成一种“对上专会顺从，对下专事陵暴”的双重人格。这种对上毕恭毕敬、对下作威作福的人一旦成为大多数，就会让独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强化其专制统治。因此他认为：“受此训练的无产大众从青年进而为成年之日，便是民主政治开始退步之时。”也就是说，把教育当作训练，是现代专制制度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早在1941年，潘光旦就在一篇文章中也教育与训练作过辨析。他说：从字面上看，“训是有言之教，”，所以人们往往把“教”与“训”混为一谈；但是在“儒家讲教育的两大作品”《论语》和《学记》中，不但“根本找不到一个训字”，就“连教字也用得很省，……并且与狭义的教育没有多大关系”。相比之下，在“中国第一种的政治作品《尚书》里，……（却）有五十五个训字”。可见至少在先秦时代，教与训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他还说：由于儒家创始人认为学是主动的，教是被动的，主动地学比被动地教更有效，因此在《论语》中有56个“学”字，在《学记》中有48个“学”字，远远超过“教”字出现的频率。为了提倡主动学习，反对强加于人，孔子不仅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感受，还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教诲。这说明“真正的教育不应有，也不会有训的成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教学相长”是什么意思了。 　　 　　 那么，中国教育为什么会由主动变成被动，由启发变成训练呢？潘光旦认为这种变化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古代教育“理学与科举的流弊”，二是近代教育对知识的偏重，三是当代教育政治化、主义化的倾向。 　　 　　 与潘光旦相比，赫胥黎则是从西方近代史上探讨了教育变为训练的原因和危害。他指出，由于受工业革命和大机器生产的影响，许多改革家认为一旦普及了初等教育，就可以让“这个世界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推动民主政治的进步。但事与愿违的是，普及教育不但没有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替独裁政治和世界大战，做了一番清宫除道的工作。”这是为什么呢？赫胥黎认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与手段与目的背离有关。他说：如果你的目的是自由和民主，那么你就必须把获取自由的艺术以及自立自治的方法教给学生。如今你教他们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非自由的训练，那么他们就只能学会媚上欺下的勾当。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通国的儿童都得接受一些纪律化的训练，都得受这种训练的折磨”，那就会使我们走进“水深火热的境界”。他举例说，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不约而同地反对蒙特梭利的启发式教育思想，就是要把教育变成训练。 　　 　　 看来，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并成为社会的一大顽症，实在是一件祸国殃民的事情。 　　 　　 十、为什么宣传不是教育？ 　　 　　 除了把教育当作训练之外，把宣传当作教育，也会造成很大危害。 　　 　　 赫胥黎说：“生活总须运用智慧，而智慧的运动必须自由”。但由于独裁政治需要绝对服从，因此“在独裁政府的眼光里，自由的智慧或智慧的自由是最大的敌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独裁者“总是千方百计的把智慧压制到一个不能动弹的程度”，而宣传就是压制智慧的“不二法门”。他还说：“在独裁政治的国家里，一个人从孩提的年龄起，就成为宣传的对象，好比他成为军国民训练的对象一样。他的全部的教育过程事实上不是教育，而是宣传。及其一旦脱离学校，加入社会，他又进入了报纸、电影、读物、与广播电台所合组的一个天罗地网，而这些东西又无一不受政府的控制，无一不是上好的宣传工具。再过几年以后，我相信这工具的清单里，也就是独裁者的武库里，还须添上一项电传照相，以至于电传的印刷机，凡属机关、家庭、公共场所，概须置备一具，从此，政府要传达谕旨，宣扬德意，可以比置邮传命还来的快，来得普遍。”可以肯定，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电视，赫胥黎也会对它的宣传作用感到惊讶。 　　 　　 潘光旦是1943年才看到赫胥黎这本书的，但是早在1940年，他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文章说：真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智慧，并且具有使用这种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迷信宣传的人却认为智慧是少数人的专利，只有他们才有“改造社会、拯救人群的理想”和才能，其余绝大多数人只能接受他们的领导，顺从他们的意志。正是基于这一假设，当宣传者把自认为重要的理论和见解编成一套简洁的说法以后，其他人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学习和执行了。难怪赫胥黎要说，在独裁者眼里，那些“善于盘诘的自由的智慧”最不利于他们的统治，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宣传教育让人们不要思考，不要怀疑，不要盘问。 　　 　　 潘光旦的文章触动了当局敏感的神经，于是昆明版《中央日报》马上发表社论，强调宣传就是教育。为此，潘光旦发表《再论宣传不是教育》，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教育与宣传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启发，后者依靠灌输。但是当前从事教育的人却将二者混为一谈。于是所谓教育，就成了宣传；所谓教师，就成了宣传家，所谓学校，就成了“宣传家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场合”。至于教育界本来应有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等品质，则无从谈起。 　　 　　 正因为如此，赫胥黎强调一定要让青少年具备一种抵御宣传的能力，否则他们就很容易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他还指出，学校以外的环境也有很大问题。比如那些无聊的刊物、无聊的广播和无聊的影片，不仅会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会像鸦片一样让他们上瘾成癖。这样一来，青少年就可能成为“环境的寄生体、社会的可怜虫、文化的赘疣、民族的负担——这是多么一件惕目惊心的大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告诫人们一定要让青少年“知道报纸、广播、影片所给我们的刺激，就其中一部分以至于大部分而言，是微笑里藏着的刀，蜜口中含着的剑，是饵底的鱼钩，是图穷的匕首，是广告家与宣传家的无上工具。”要想抵御这些外部刺激，除了相信自己的力量外，还要有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比如面对一个“春眠初醒”的妙龄女子为牙膏所作的广告，应该知道这个女子其实和牙膏的好坏没有任何关系；面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要明白它的真实含义；面对宏伟的建筑、盛大的阅兵、冠冕的讲话、堂皇的文告以及严密的组织、高超的效率，也要看到它们与独裁政体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解析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其实是一种智慧的防身术，赫胥黎希望学校能把这种智慧的防身术教给青少年一代。但是他也知道，当大部分学校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时候，这种希望很难实现。 　　 　　 十一、为什么听话不一定是好孩子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比如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儆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和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下，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使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实行军事独裁的国家，包括俄国在内，……教育是大大的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绝对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的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的自求启发。”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的控制他的作为，自动的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的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独裁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十二、为什么说中国文明处于停滞状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全世界普遍关心的大问题。 　　 　　 当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英美学习，走西方人的路；一条是向苏联学习，走俄国人的路。对于这两种路径选择，潘光旦虽然主张不仅要学习英、美，学习苏联，而且还要向我们的敌人日本和德国学习。但是，从思想立场上看，他还是明显地倾向于英美两国。 　　 　　 1945年，《自由论坛》周刊先后组织两个特刊，介绍了英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为此，潘光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作为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在引用这两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明确表示：中国虽然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但是做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十分幼稚。也就是说，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两千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命似乎是一向停滞着，形成生物学家所称中止发育的状态。至晚近百年，西洋文化的输入，与输入后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突然又给了我们一些强烈的刺激，于是停滞着的发育机能又复苏醒而活动起来。”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只有学习其他民族的经验，才能“教我们推进到成年的境界”。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为了阐明这一观点，他首先介绍说，沉着是英国人最大的个性特征。这种个性特征从两件事上可以得到证明。一是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大西洋沉没时，船上全部男子临危不惧的表现，令人非常钦佩。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30万英军在敦克尔克被德军包围。但是在民众的支援下，英军将士居然秩序井然地撤退回国，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潘光旦认为，就沉着而言，“个人不易，团体尤难；太平时节的团体不易，危险时期的群众尤难。而英国人竟能之，不但能，并且擅长，并且习惯成自然的已经变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英国人所以伟大，其民族生活的所以始终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因素虽多，最基本的就是这个。”这显然是其成熟的一种表现。 　　 　　 这种个性特征，与他们的教育有关。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英国人是一个注重实际经验、忽视抽象思维的民族，这种倚轻倚重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一个英国人向你问路，你告诉他先向右拐，再向左拐，然后从左边第三个胡同口进去……，他肯定会越听越糊涂。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画一张草图，他才能按图索骥，找到自己的去处。再比如你要买５６．３４元的商品，用１００元付账，英国人的找钱方式也会让你忍俊不禁。他们往往是先拿出６分，与商品凑成５６．４元；再拿出６角，凑成５７元；再拿出３元，凑成６０元；再拿出４０元，凑成１００元；然后才会把商品和这４３．６６元一齐交给你。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怎么算是成熟，怎么会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化强国呢？这正是储安平撰写此书的目的。他在该书序言中说，我想探讨的问题是：“第一，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他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究竟有无相同相似之处？第二，多年以来，英国为一强国而中国为一弱国，一强一弱的道理究竟何在？” 　　 　　 这本书共十章，前六章是写政治体制的，因此对国王、王后、国会、内阁、首相、贵族制度、自由宪章，以及外族入侵的影响，都有详细介绍；直到第七章，才谈到英国人的性格和风度。储安平于三十年代初赴英留学，他认为最能代表英国人性格特征的，就是费厄泼赖精神。书中说，费厄泼赖是一个只能意会不好翻译的词汇，因为在其他语种里，很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这个词来自运动场上，大致有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任何运动都是一场游戏。在游戏规则的约束和裁判、观众的监督下，每个人都享有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也就是说，游戏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参与者的水平和能力，与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经济实力等因素毫无关系。第二，作为一个体育术语，“费厄泼赖”含有“个人之外还有全队，全队之外还有对手”的深义。它要求每一个运动员必须明白：没有队友的默契，就不能在游戏中取胜；没有对手的合作，游戏就无法进行下去。后一点特别重要。为此，大家都要有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意识，并唾弃那种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投机取巧、暗箭伤人的行为。此外，在对手获胜后表示由衷的祝贺，也是费厄泼赖精神的具体体现。 　　 　　 费厄泼赖不仅为正义战胜邪恶、公道取代霸道提供了可能，也使英国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据说海外有谚语云：“一个英国人是呆子，两个英国人是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是一个不列颠帝国。”我也听朋友说：英国某大臣在一个国际性场合发言时，竟会出现“六八四十五”错误。有意思的是，当这句话引来哄堂大笑时，他还觉得莫名其妙。相比之下，我们虽然在小学一二年级就能把“六八四十八”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却要面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尴尬处境。 　　 　　 储安平认为，这种状况与教育有很大关系。他说，我们的教育总是以知识灌输为主，但英国人却遵循“运动第一，书本第二”的原则。在英国，学校运动队队长往往是学生中的英雄，他们具有正直、无私、勇敢、果断、有自持、能合作等品格，是费厄泼赖的典型。我想，英国足球比赛入场式常有孩子们参加，牛津、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举行，大概也是为了普及费厄泼赖精神。正因为如此，英国小学生常能把“这不公平”挂在嘴边，而我们却缺少这方面的基本诉求。 　　 　　 顺便说一句，电影《泰坦尼克号》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主人翁的爱情故事，而是船长临危不惧的表现和乐队沉着奏乐的情景。《英国采风录》也提到这个历史细节，并“对英国人的沉毅和英勇”发出由衷的赞叹。总之，英国人之所以公正、诚实、含蓄、幽默、讲礼貌、守纪律、厌恶说谎、注重实干、不善交际、鄙视空谈；之所以除了认真做事之外，不屑于把精力放在阿谀奉承、走后门拉关系等方面，都与费厄泼赖精神有关。可见，在反思教育的今天，我们也不妨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 　　 　　 另外，潘光旦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的最大特征是信仰的自由的信仰。这是美国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他还说，英国人的沉着来源于自由，他们对自由的运用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到了炉火纯青、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相比之下，美国人的自由是看得见的。他们活泼有余而沉着不够。尽管如此，他们迟早也会达到英国人的境界。 　　 　　 十三、学者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1945年五四运动26周年，潘光旦在《一种精神两般适用》中开门见山说：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表面上是两回事，是文明生活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就基本的精神说，实在是一回是，是一种精神适用到了两个生活的方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解释道：“所谓一种精神，最可以概括的是’客观’两个字。”把客观精神用于自然，就产生了自然科学，把客观精神用于社会，就产生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与自然的“调适”；社会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社会文化的“调适”；人文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现实与历史的“调适”。但是一些浅薄的人却要“征服自然”，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妄自尊大！”可见，如果抛开政治方面的原因，潘光旦所谓“调适”，与现代流行语“和谐”基本上是一码事。 　　 　　 潘光旦还说，如果说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的话，那么政治家研究的对象则是社会，是广大民众。为此，他们都需要用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观察了解民众的各种要求，让“民众的智能、兴趣、欲望、意向、见解、理想成了一切政治活动与政治设施的最终的权威”，从而最大限度地达到人与人的和谐与调适。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把科学精神推广到政治领域。基于这一看法，潘光旦认为：许多人热衷于科学，有些人还做出很大成绩，但这些人“一出实验室，一离开书本，一放下数字，”便什么事也不想管，这其实是缺乏科学精神的一种表现。 　　 　　 潘光旦的这一认识，也许与当年的一件事有关。1944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昆明各大学举行“七七”纪念会，参加会议的3000多人把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做学问的人应该关心政治。但是云南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熊庆来表示反对。他说：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学术不如人；要救国，就需要坚守学术岗位，不要关心什么政治。对于熊先生的上半句话，潘光旦完全赞成，但对于下半句却不能苟同。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都代有相传。何况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首先应该是做人，做一个合格的国民，然后才能做好学问。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无论他的专业如何精深，他终究是一个匠人”。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无论“学术家也罢，泥水匠也罢。没有政治意识的专门人才，可以加入伪北京大学，可以到沦陷区做顺民，”这种事例并不罕见。此外，潘光旦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教训，语重心长地说：“单单注意技术的科学，以至于单单提倡精神上不能与政治发生联系的科学”，无论怎样标榜成功，也是无补于国家民族的。墨索里尼、日本军阀和希特勒及其爪牙，都非常重视科学技术，这三个国家为虎作伥的科学家应该反思自己的过错。 　　 　　 近年来，类似熊庆来的观点在学术界非常流行。许多人以学术至上为由反对关心政治。这不是有意误导，就是一种逃避。看看潘光旦的观点，可以纠正这种错误。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的时候，潘光旦以《正视科学》为题发表纪念文章，进一步阐述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在这篇文章中，潘先生开门见山说：“我认为二十八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失败了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五四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目标，不但没有继续下去，而且还产生若干“看法上的错误”。 　　 　　 潘光旦认为，所谓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科学精神的培养，目的在造成更良好的人生态度与风格。第二是科学研究的推进，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研究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一方面也推动了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和认识。第三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目的是为人类社会谋福利。 　　 　　 接下来他强调说，这三个内容固然各有其价值和需要，不过从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显然是“科学精神的培养”最为重要。但是，多年来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人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科学技术的运用方面，不用说科学精神的培养，就是科学研究的推进也很少注意。于是科学便成了一种偶像，科学迷信以及一系列违背科学精神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正因为如此，潘光旦在文章中呼吁：只有把科学精神逐步传播开来，成为广泛的教育的一部分以后，世上所有的偶像才能不打而自倒。 　　 　　 有感于科学界的种种乱象，我在两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缺乏好奇心，科学没希望》。文章说：近年来，中国科技投入增长很快。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用于科技研究和开发的支出每年以10-15％的速度增加，远远超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到2002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经费超过一千亿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有人羡慕地说：“中国学术界真是富得流油。”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对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也非常重视。仅仅在2004年，胡锦涛就四次视察中国科学院，温家宝也三次去那里调研。该院院长路甬祥说，“这在科学院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但是，有了钱，有领导人重视，中国科学就有希望吗？我认为，如果没有竺可桢所谓“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中国的科学研究就不会走上正路。 　　 　　 这篇文章还谈到教育问题。我认为应试教育不但不可能传播科学精神，反而把学生塑造成死记硬背的工具，扼杀了他们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使学习变得索然无味。许多孩子在入学前把学校视为天堂，但入学不久就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把老师当作敌人，把学校教室视为地狱，这主要是应试教育所致。如今，尽管应试教育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由于大家对它的危害认识不够，再加上考试制度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很不容易。在功利性思潮影响下，中国教育已经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宗旨，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也让它成为仅次于房地产的暴利行业。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成了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许多人节衣缩食供孩子读书考大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与此同时，无论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把考试成绩当作评价学生和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所谓“知识改变命运”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现代版。它的代价是为了“实际生活的需要”，扼杀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如此，这种把读书上大学与找工作混为一谈的观念，还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抢饭碗”（蔡元培语）的势利之徒，从而对社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危害。 　　 　　 学校、特别是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通过求知、做学问来净化灵魂、塑造人格的殿堂。但是，在经济大潮汹涌澎湃、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学校这块崇尚科学精神、主张人格独立的文化圣地，也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逐名利市场。许多知识精英在权势面前丧失自我、丧失独立、丧失尊严，成为唯唯喏喏的小人或唯利是图的市侩。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传统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人格品质。这对于下一代影响很大，许多青少年只知道金钱，不知道社会理想社会责任，成了不敢质疑权威的精神侏儒，显然与当代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