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

Co-China周刊 | 资中筠:中国三代留学生的演变

“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 2009年6月21日,首届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中关村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论坛由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研究院主办,由新东方前途出国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新东方学校承办,新浪教育频道为本论坛提供独家网络媒体支持。以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在新东方留学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文字实录: 诸位好!我是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当然我一年级的时候上过一年燕京,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实不应该在这儿讲,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资格。首先我自己没有留学的经验。第二我不像刚才那几位讲话的老师,都是有过很多统计,有过很多研究,最近几年来或者是历史上留学生都有哪些数字,起了什么作用,这些我也都没研究。我就是有一点感性认识,有一点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没留过学,我最多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做过访问学者,每次也不超过一年。所以,严格说起来,也不算。 既然要我来讲,我就只好信口开河,人家说童言无忌,我想老言也无忌,我想直率地讲一下我的感想。 张老师希望我讲一讲解放以前过去的留学生起了一些什么作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的父辈和老师辈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学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学生是1873年在容闳的建议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学。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容闳说服了满清的执政者应该派留学生出去,于是他们就下命令叫贵族子弟,每一家应该派人出去留学。可是那个时候认为出去留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价的子弟是不愿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父亲当时就在一个王宫家里门房的儿子,就替他主人顶了那个名额出去留学。所以,那时出去留学好像不是被认为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这批留学生出去之后,当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上,当时的学官就认为他们不得了了,这批人不能再留学下去,再留学下去就要接受很多异端邪说,1888年把他们招回来,根本没学成,只有其中现在大家比较知道的詹天佑造铁路,他们学的都是工业、科学,但基本上在这方面建树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数都是用他们的外文,后来进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较高的职务,但大多数也是当文书、翻译这一类。 甲午战争之后又有一个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国的落后。所以,有一个官费留学的高潮。那个时候大概绝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学生占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学一个是觉得被日本打败了,去学军事的比较多,同时也进入其它的专业。但是那个时候的日本留学生绝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时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学习的比较少,大多数都在那儿搞革命活动,孙中山的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为西方文化的二传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学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这是当时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较多。这一批人开始传播外来文化也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还是庚款留学生,义和团的事件之后,八国联军之后,美国退还将近一半的赔款,那时美国分到的赔款相当于2400万美元,它后来退还的是1100万美元。这还是当时中国外交官跟它理论过来的,跟它交涉,说你拿多了,你算来算去不应该赔这么多。当然这也跟当时美国的政策有关系,他痛感义和团如此之仇外,觉得应该有所沟通,应该办教育,能够使得培养一些能够理解西方、能够互相沟通自下一代。 当然我们后来说他居心叵测,为了进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两个字连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做出好多论文来,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强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占领沦陷区的时候,逼着我们学校改教科书,如果不改,后来我们的校长就被他们暗杀掉了,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况下,文化和侵略这两个字要慎重把它联系起来的。 说文化互相渗透比较合适一点,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反正会渗透,只要一接触就渗透,除非你完全封闭起来。庚款所培养的留学生,第一是人数非常多,时间跨度很长,还有由于美国带头,后来英国、日本、法国都有一些庚款办学,中法大学就是法国庚款办的大学,用这个钱必须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国搞它的文化设施等等。但是后来有一些已经官费留学去日本的,在这个过程里头,后来得到庚款,他要继续待下去的时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贴。庚款到1943年美国带头废除不平等条约,那时已经是抗日战争,既然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庚子赔款本身就没有了,整个退款完全归中国人管了,有这样一个过程。 这些学生回来之后,这批学生对中国现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因为你回头来看一下,他们起作用这个时间是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之后到抗日战争之前,特别是在北伐之后,中国相对统一了以后这段时间。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办各种各样现代化的事业,这批回来的留学生都起了骨干的作用。 他们起作用的领域,除了科学、工业、工程这些方面,应该说所有学校的专业,建立一个科、一个系,都是由他们开始的,工、农、医、办实业、金融、新闻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教育。当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办学方面,一方面是外国的教会、英国办了很多学校,还有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但是实际上都是留学回来的这一批人,在学科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从前我们很多学科都是没有,甚至整个学制的建设。现在就算1949年所继承的各个大学、学制建设,实际上已经存在,我们现在有很多学校,大概前几年都在纪念建校百周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种各样的大学,后来在发展的过程里,在学科的建设里,笼统地说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学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个是在各个领域里头,包括现在比如说新闻、报纸怎么办,中国有朝廷的邸报,跟现在的报纸完全是两回事,跟现在的新闻概念是两回事。20、30年代的新闻报纸,当时非常繁荣,是按照外国的理念和制度办起来的。 还有当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们知道怎么样跟外国人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合理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他们当然都是在维护中国的利益,但是如何维护中国的利益,就像过去在闭关锁国的时候,比如说以为礼仪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对我的尊严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对于外国人到底意图是什么,他本来就是想来做生意,你以为他是居心叵测不知道干什么事情等等,但是他实际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够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方面,这批留学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里办事,他们对于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当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会,大家都认为是由于五四运动、学生运动使它不签字,实际上是在当时谈判,顾维钧当时不是团长,他还是资格浅一点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签字的。那个时候的代表团已经大多数的人心里头认为是不能签字的,不过五四运动的游行使得他们就更加有话可说了,你看我们国内是这么样的一种民意。如果他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顾维钧的一次演说,大概使得全场对他非常佩服。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服,使得外国人了解我们的理直气壮,我们不应该出让山东,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没有这批留学生留学的经验,是起不了这个作用的。 从总的大体上来讲,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高处,起点很高。因为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过非常深厚的传统教育的熏陶,实际上是属于更新了的中国的士大夫。他们的国学底子非常雄厚,现在我们又在宣扬所谓国学,现在宣扬国学的不少人连文言文都没念过几篇,他们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然后他们才知道中国文化的弊病在什么地方,要跟人家学是学什么东西,所以引进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华。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无知的,看着人家什么都好,或者是认为什么都不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起点应该自己对自己的文化有比较深的修养,然后才能进得去、跳得出来。我认为这批人有这个条件。这批人是什么人?就是我的老师辈的那批人,包括你们知道的像冯友兰,比他们老一点和比他们再稍微年轻一点的这一代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留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是什么,他们的中文修养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的文史哲这方面有比较深厚的底子。因为,他能够出得去。 像鲁迅、陈独秀这样强烈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个基础是他们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点上,而不是出于无知,出于完全崇洋,不是这种情况。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经得起考验,能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不管他们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说要全盘西化的话也好,实际上我觉得是在两种文化精英都能够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们形成了一种民族的精神,这个精神经过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抗日战争的考验。 抗日战争一起来,他们原来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优越的,包括物质生活都是很优越的。但是抗日战争一来,一下子打下18层地狱,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庆、昆明之后,简直就是真正的揭不开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在西南联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卖点心来补助家用,那个时候真的物质生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研究的条件、著述的条件当然更谈不到。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第一教书育人一点都没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个时代写出来。这种精神,代表了中国士大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气,也等于融合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们一方面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坚守,一方面他们跟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之前还比较有朝气,到后来就开始腐败得比较厉害,他们在官场坚守不了艰苦,就开始腐败,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的,那个时候并不一定说他们都接受了左倾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不一定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坚守士,他们都没有媚上之举。即使有人在政府里有个职务,比如像1944年什么,但是他还是坚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骨气,它的独立性、批判性。 现在出了很多关于民国时代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各种传记、资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够看到。但是他们如果不留学,还是原来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也不会做出这样大的贡献。同时,在人格上、社会批判这方面,也不会有后来这么大的后劲。所以,这批人的贡献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 法国勤工俭学这一批革命者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留学生,因为他不是去学习的,他实际上一直都是在那儿搞革命,这一批领导人回来,连语言都没真的学好,说某某领导会讲几句法文或者是什么,他们没能真学会。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开了眼界。开不开这个眼界跟他后来的政策取向还是有一定的关系,他跟完全山沟里出来的,对于现代科学的热爱和要求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聂荣臻,那个时候对领导科委,对于支持一些现代化的科学建设,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来现代社会是这个样子。至于说政治上的取向,是因为后来学了苏联,俄国革命的传统,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开不开这个眼界也还是有很大关系。 客观上他们为什么能起这样的作用?刚才我讲的都是他们主观上的条件。在客观上有一个原因,他们回来的时候,物以稀为贵,他们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职位都比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较受尊重的职位。但不一定当官,大部分是从学,在教育界,在科学界。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的气氛比较宽松,没有大一统的思想,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个百家争鸣,他们可以比较放开手来干,做他们的事业。包括晏阳初做他的试验,陶行知做他另外一个试验,大学里也是百花齐放,这对他们能够做出贡献来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闻报纸,新闻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军阀混战管不了思想,他们有这样一个空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我很快地讲一下后来的情况,80年代再次开放的时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复返,这里的客观原因特别多。客观原因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个,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为我对这个痛心疾首,是因为我当时是美国研究所所长,我送出去的人几乎不回来,绝大部分都没回来。原来是按照计划培养的,并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会谈,我们去一年或者是两年,这个学美国政治,那个学美国的什么,然后最后全不回来。当时我的感触特别深。 但我碰到他们,我又觉得可以原谅,因为他在那儿能够得到的条件,当时国内是给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们都不再研究美国,而是都在贩卖中国,美国需要他们能够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儿讲美国,那美国为什么需要中国人去讲美国呢?当然就需要他去介绍中国,而他们对中国又不是很了解,跟我说的上一批的对中国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养,是文革里出来的人,就算自己自学非常优秀,不是很了解中国历史,然后他们就在那儿教中国历史,按照外国的需要和所谓方法论来讲中国历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当然90年代以后情况又不一样了。90年代以后回归的留学生,我只想提一点希望,刚才有人讲到他们应该了解中国的情况,不能把外国的一套搬过来在中国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对90年代回来的不管是海鸥也好,海归也好,还是要把外国优良的东西弄回来,而不是现在我们已经有钱了,我们也不需要学习你了,我们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还是回到我们原来的国情,我们这样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学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资中筠: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148a630100dogv.html 。本文选入《一五一十周刊第39期——反思留学梦》,周刊下载: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da63c356e9fe4e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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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重新看待中美关系

(编者按:有人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年以来,中美关系也频现波折,有的是短期性问题,有的则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去解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曾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多年,对中美关系有一定的思考。我们特刊发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与读者共享,作为一种声音,丰富中国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探讨。)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 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1840年受屈辱一百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不过那时候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不大提起这件事。我们强调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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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告诉你一个真正的“十年文革”

长 期以来,大陆官方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洗脑宣传,太多的中国人对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 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大陆官方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比如 十年“文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 十年“文革”, 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之重,究竟到什么程度,至今也无法估量,难以估量。从 1966 年 起,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 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 革”之疯狂、之残忍、之乖戾,对人性的极度摧残与灭绝,令人晕厥,古今无有,空前绝后,无法用文字描叙。当时的中国,像刮起了十六级台风,摧枯拉朽;又像 印度洋大海啸,席卷一切。人们像发烧至失去理智,至疯狂,血脉贲张;又像鬼魂附体一般不由自主。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地域白昼,人人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没有 自己的思维,唯有“造反”二字。时而像潮水漫卷,急进骤出;时而似无头苍蝇,忽东忽西;时而如旷野中奔跑的野兽,亡命狂奔;疯狂之极,荒唐之极,邪性之 极,迷乱之极,真是群魔狂舞,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失去控制的大疯人院!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年后回忆起来仍恍若梦中。 那 漫延全国的武斗滥杀,造就了多少腥风血雨!毛泽东公开支持武斗:“我才不怕打,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 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湖北、广西、北京、内蒙、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大屠杀,不啻外族入侵的战争。广西武宣县有组织的杀人、吃人, 更是把时代推到了含毛泽东茹血的蛮荒时期,动不动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拽住哪块割哪块。那残存的 一点罪恶感与人性被“阶级斗争的十二级台风”刮得一干二净。吃人盛极时期,甚至摆出“人肉筵席”。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 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当地的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食堂的大锅里都煮过人肉! 1968 年 8 月 27 至 9 月 1 日,短短五、六天之内,北京市大兴县“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即有 325 人被杀害,年龄最大者 80 岁,最小者仅满 38 天,其中有 22 户全家被杀绝!湖南的道县专门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直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的杀人事件才平息。…… “文革”的滥杀不仅滥觞于“文革”高峰期,甚至在接近结束的后期,也同样如此。据“文革”后在强大民意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陆续公布的张志新惨死真相:张志新在狱中身背 18 斤重背铐,拖着沉重而冰冷的脚镣;多次惨遭毒打,头发几乎被拔光;受人唆使,狱中男犯人无数次对她实施强奸、轮奸。最后,她被关在一个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精神崩溃,脱光了衣服,在床上大小便、就着经血吃馒头,等等。在经历了长达 6 年的惨绝人寰的磨折之后, 1975 年 4 月 4 日 早上被执行枪决。“枪杀她之前,她被按在地上割气管。她呼喊挣扎,她痛苦至极,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张志新剧痛难忍,奋力呼喊,很快,就喊不出声音来 了。这时,一个女管教员,听着,惨不忍闻,看着,惨不忍睹,惨叫一声,昏厥在地,随即被拖了出去。”“几个大汉在张志新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一把普通的 刀子刺向她的喉管,然后粗暴地将一段 3 寸长的不锈钢管插进气管,再用线将刀口缝上。整个过程,没有采取任何麻醉和消毒措施。” …… 因 言获罪的张志新并不是第一个被割喉管的犯人,当时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喊冤,就是高呼口号,这被当权者认为影响极坏,辽宁公安局因此而提出了这一“创 举”,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泽东的亲侄子毛泽东远新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在江西赣州,因质疑“文革”, 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被判处死刑的李九莲临刑前,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串在一起。她不仅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还被活摘器官!在执行死刑 前,被 4 个武装警察摁在囚车壁上,由两个穿白大褂的用手术刀活体取肾,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措施。这颗年轻的肾被移植给了一个等待已久的“革命干部”。“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 4 月江西省新建县,为李九莲鸣不平的中学女教师钟海源被处决时,执法的副营长故意只射中右背,而不是一枪毙命,早有安排的医护人员把她抬进蓬布军车,同样活体取肾。一个军医用拖把来回拖扫手术流在车厢底板的鲜血,挤在一个塑料桶里,竟然盛了半桶血!…… 她们仅仅是 10 年“文革”中几百万被迫害致死的冤魂的缩影! 2009 年去世的北大著名教授季羡林,在其“绝不说半句谎言”、如实记录“文革”血泪的《牛棚杂忆》一书中说,一想起牛棚日月,“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毛泽东发直竖”。“我希望有人用如椽的大笔记录文化大革命。”   “文 革”之荒唐乖张令人匪夷所思。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越穷越革命”;“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宁要社会主 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却要去农村接受文盲、半文盲的农民的再教育;交白卷就可以上大学,手上的茧子厚、脚上的牛屎多 才配上大学。这种颠倒乾坤的混蛋逻辑,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全球绝对独此一家,绝无分店。对这个人类历史上仅见的巨罪,有“中共良心” 之称的胡耀邦认为,“文革,那像纳粹法西斯。” “文 革”对人性的践踏与扭曲登峰造极。诗人郭沫若两个儿子被迫害致死,郭沫若曾亲自抄写亡子遗留的日记八大本,以缓释巨大的丧子之痛,但还要公开发表文章吹捧 毛泽东,以苟全性命:“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泽东主席语录、毛泽东主席选集、毛泽东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 看到毛泽东主席,亲耳听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啊!”(《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鲁 迅被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其夫人许广平为求自保,还要贬抑鲁迅、烘托毛泽东:“毛泽东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 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他努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党的方针政策……”,“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主席是无限 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泽东主席,跟随着毛泽东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同 样不得不放低姿态,贬抑鲁迅,称:“鲁迅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共产主义无限向往,这正是鲁迅‘韧’战精神的思想基础。”(《学 习鲁迅“韧”战的革命精神——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 特殊人物尚且如此,普通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 著名作家老舍, 1966 年到香山看望一位老友时说:“腹中已有的三部书稿,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言毕,泪水夺眶而出。 8 月 23 日, 他被造反派打得头破血流,举着黑牌挨斗,深夜了才被赶回家,还要求第二天顶着黑牌再来挨斗。第二天一早,老舍对三岁的孙女说了句:“和爷爷说再见”,离家 到了太平湖,坐了一天,投水自尽。著名文人胡风得悉后发出如此感慨:“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被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上,脖子里被 灌滚烫的沙子,被用皮带抽,拧耳朵,揪头发,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大口大口地吐血。吴晗夫人袁震于 1969 年撇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死不明的吴晗撒手西去。同年 10 月,吴晗被折磨至死。女儿小彦也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后, 1976 年跳楼自杀。 原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曾回忆,毛泽东问他挨了多少次斗?他说挨了几百次斗,坐了“喷气式飞机”。“毛泽东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做喷气式的样 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就是所谓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被自封的“为人民谋幸福的大救星”! “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破坏,是无法想像的。在被批斗、自杀等原因死亡的人中,同 1957 年 反右一样,知识份子占了很大成份,他们都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专家,是真正的精英、国家建设难得一遇的人才。当年英法联军毁了一座圆明园,让国人直到今天 还痛心疾首,而文革毁掉的却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园。毛泽东一个“破四旧”指示,他教导出来的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下,就替英 法联军完成了他们未竟的事业。多少价值连城的名胜古迹、传世文物、稀世珍宝被当做“封、资、修”毁掉,那是永远永远都不可能再有的。仅北京一地, 1958 年“大跃进”时千方百计被保存下来的 6843 处文物古迹,有 4922 处 在一个月中全部毁掉。有人说,单是那被损毁的文物,足可以买下一个国家。对此,文学家阿英(钱杏村)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 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 历 史上,中国的文物古迹历经四大劫,第一劫是英法联军及后来的八国联军对北京特别是圆明园的洗劫,第二劫是太平天国对六朝古都南京的毁灭性破坏,第三劫是日 本侵华的大肆掠夺与破坏,第四劫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如果说外族入侵,实难回避,那么这第四次浩劫,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文化遗 留的灭绝性的毁坏。 “文 革”所导致的国民在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全面堕落所造成的民族精神的断裂和崩溃,更是多少个世纪都难以挽回的。今天中国社会道德的整体全面大滑坡完全是“文 革”之罪。官方深知那齐天罪恶的巨大,至今不敢组织人全面反思,全面研究。“文革”结束后,官方一句“向前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打发掉了,这样一场由昏 君引发的政治昏斗,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巨难,就这么淡化了,没有了。“向前看”,而且毛泽东作为直接的罪魁祸首连责任都不用担,黑锅让林彪、“四人帮”背 了。毛泽东也绝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责任,按他的说法,“文化大革命”“隔七八年再来一次”。 对于为什么要搞“文革”,怎样搞“文革”,在当时连刘少奇、周恩来两位二、三把手都不知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猜不透:“你们问我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告诉你们,我也不知道。”周恩来也猜不透,他说:“文化大革命,今年春天我做梦也没想到。要有做梦想到的,我佩服你们。” 1966 年 10 月 1 日 国庆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老帅们以为是要宣布“文化大革命”收场了,该打倒的打倒了,牛鬼蛇神横扫了,刘少奇检查了,不再是老二,已经是老六了,“四 旧”已无藏身之地了,还要怎么样?该收场了!没想到林彪却在讲话中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什么 时候完呢?没人说得上。以党而论,这么大一件事,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不知道;以国家而论,执政党的主席要搞一次有关国家命运的大行动,国家主席、 国家总理不清楚。谁清楚?他老婆,江青同志。他成立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叫自己的老婆在里面负责,让自己的亲侄子担任他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之间的 联络员。他家里能用上的人都用上了。这时候,中国已经是毛泽东的家天下了。而太多的中国人却还在那里擎着小红书,傻乎乎的“万岁!万岁!”喊不停! 提 到林彪,大陆官方对全世界宣称,林彪是叛逃国外,看得见的理由是他飞到了蒙古。然而,一个已是二号人物的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人,党章上钦定的接班人, 他有必要叛逃国外吗?到国外能当得了一把手吗?林彪会如此弱智吗?林彪是坐飞机了,可林彪的飞机是到外国去吗?周恩来亲自下令关闭全国所有的机场。飞机不 是鸽子,中国的机场都关了,你让他往哪飞?!林彪是走了,他为什么不利用毛泽东南巡的时候走,还要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十几个小时后才走?如果出走是有预谋 的,这又作何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一听到林彪死了,高兴的拍手笑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时 任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语)。林彪到底是怎么死的?究竟是否存在个林彪反党集团?那个《 571 工程纪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至今不正面回答。 1968 年夏天,狱中的刘少奇一度因肺炎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上面指令必须保证让他活着,那怕还有一口气。让他活着干什么,一个已经没有丝毫利用价值的人? 1968 年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举手表决,以 133 人赞成,一人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一直瞒着他,直到二十多天后的 11 月 24 四 日,一个特殊的日子即刘少奇七十岁生日那天,毛泽东、周恩来特意嘱咐汪东兴给刘少奇捎去一个生日礼物——收音机。身陷囹圄的刘少奇还没等揣摩出他们心事的 时候,从收音机里传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当即气得浑身颤抖, 把收音机狠狠摔在地上。这就是让他活着的目的!从此以后,刘少奇至死再未说一句话。视政治生命高于一切的刘少奇就这么垮了。刘少奇死时白发一尺长,化名刘 卫黄。毛泽东与刘少奇,一个党主席,一个国家主席,实际是老乡,在湖南的两个“冲”:韶山冲与炭子冲,相距不过 60 华里。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经想过要用宪法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1967 年 8 月 5 日,刘少奇被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回到办公室他手持宪法大声抗议:“我是国家主席,我要维护国家主席的尊严;我也是个公民,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破坏宪法是要受到制裁的!”但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没有人在乎什么宪法,批斗照样进行。 说到宪法的问题,大陆官方从未给宪法应有的地位,甚至在中国大陆,老百姓只知有党,不知有宪法。官方不仅违宪,连自己的党章它也从来不当回事。比如,中共“六大”于 1928 年召开,“七大”则是 1945 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召开的,中间相隔了 17 年,而“八大”是 1956 年召开的,中间隔了 11 年,“九大”是 1969 年,中间又隔了 13 年。而按党章规定一届任期为三年,可毛泽东总要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召开,好让自己十拿九稳的当选或连任党的主席, 1945 年是如此, 1956 年也是如此。按照党章规定“九大”应在 1961 年举行,但 1961 年正是全国挨饿死人的时候,饿死了 4 千万,凄惨的现实正在为彭德怀的正确作证,如果这时候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就要下台,所以就无限期地推迟,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 不仅是党代表大会,届中的历次全会也全凭毛泽东个人的兴趣。例如, 1943 年 9 月至 1944 年春的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解决了中共领导层的问题,“两个宗派”已如毛泽东所愿,被彻底摧毁,毛泽东胸有成竹, 1944 年 5 月,下令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这次全会距上届全会已有 6 年。毛泽东自六届六中全会控制了中央后,召开中共例行会议已经全无定例,何时开会,何时休会,只凭他个人说了算。这次名曰六届七中全会的会议,竟一开就是 11 个 月。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其一,以全会的名义,正式通过对过去路线清算的决议案,把自己的历史地位及对手的“错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二, 按毛泽东的意愿重建中共的领导机构。什么时候达到毛泽东的目的了,什么时候散会!正因为如此,专制独裁的毛泽东对“水门事件”造成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才非 常困惑,他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我就是想不通你们美国人是怎么搞的,几盒录音磁带怎么就把一位总统赶下台了呢?! 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早在《延安日记》中就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不仅是中共,朝共也是如此, 1980 年举行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一拖就是 30 年, 2010 年冬天,金正日要向儿子交权,需要走走程序,披一件合法的外衣,所以就开第七大了。 2011 年 6 月 6 日,召开了时隔 30 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中共所谓的十一次 “路线斗争”,其实不是什么“路线斗争”,全都是头头们的争权夺利,每一任都否认前一任,每一任都要走新路。他们所谓的的“斗”,不仅体现在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国外斗、国内斗,也体现在窝里斗。 毛 泽东制造的冤假错案太多了,无辜的冤魂太多了。毛泽东死后不久,全国各地不同口音的冤魂们的哭诉,讲述的都是土改、镇反、反右、三年“大饥荒” 等时期的冤屈事实。当时胡耀邦、陈云、习仲勋、万里都说:我们党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所做的一切坏事,真正达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达文件,平反一切 冤假错案!陈云甚至说:“就是毛泽东钦定的胡风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错案包括王实味、许继慎、段德昌、何笃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 不过后来,官方认为此事对自己比较负面,也就不了了之。如今,几乎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案都平反了,不平反的都有特殊原因,比如林彪、“四人帮”不能平反,一平反没人给“文革”顶罪了。 但 对“文革”这样一场闹剧,从上到下也有不少人是清醒的,甚至是反叛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先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 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在七封信中她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 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 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 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郭世英是诗人郭沫若的儿子, 1962 年 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期间他大胆地讨论了在当时来讲是惊世骇俗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大跃进是成功了 还是失败了?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这种即使今天看来都是了不起的真知灼见与质疑,在当时注定不会有结果,郭世英也于 1968 年 4 月 26 日被迫害致死。 还有一位少有人知的女性王容芬,当时年仅 19 岁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学生。在参加了 1966 年 8 月 18 日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集会,聆听了副统帅林彪的讲话后,她想起了希特勒的讲话录音,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她决定“豁出去把心里话说出来”。 9 月 24 日, 她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 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这封抗议书,王容芬还同时邮给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团校。之后,她以死抗争,喝下了四瓶 DDT 杀 虫剂。幸运的是她没死成,救活后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监狱。在监狱里王容芬受尽非人的磨难。曾被看守反拧双臂,上了半年的背铐。当背铐取下来时,锁已锈 住,用钢锯才锯开,手已经不能动了。最后,这位不平凡的女性活下来了,活到了毛泽东死的那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那一天,精神丝毫不减。 对“文革”这样一场空前绝后的祸国殃民运动,“文革”结束后,不少党内外人士,积极倡议大陆当局建立“文革”博物馆,以纪念告慰逝者、警示后人,引以为戒,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978 年,巴金率先提出每个知识份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甚至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十七年,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之后,他又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 “文革”。 1980 年 4 月他于日本出席世界笔会大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因 此,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 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 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记“文革”才能制止历史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有学者为此而感言:我们知道,一个不敢铲尽罪 孽的民族是缺乏勇气的民族,一个不想反思罪过的民族是欠缺良知的民族,一个不能直面丑恶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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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在中国,谁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重新看待中美关系    作者:茅于轼 ( 编者按:有人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今年以来,中美关系也频现波折,有的是短期性问题,有的则需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去解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先生曾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任研究员多年,对中美关系有一定的思考。我们特刊发茅于轼先生的文章,与读者共享,作为一种声音,丰富中国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探讨。)    在中国,有不少人想打倒美国, 把美国看成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也许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也有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不断被帝国主义侵犯,包括日本、俄国、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其中对华侵犯最凶的首推日本,其次是俄国,再下来是英国、法国、德国。   在满清时代,俄国人在东北的势力最大。后来通过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日本人逐渐占了上风。早在1895年,日本就在《马关条约》中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还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进而于1931年出兵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其他一些国家虽然没有占领中国的领土,但都在中国设置租界。据统计,到1937年,外国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二十多个。上海、天津、青岛、武汉、广州、九江(庐山)都有英、法、德等国的租界。这些国家还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即外国人在中国犯了法要由外国的领事裁判,中国法院不能审判外国人。   被过滤广告   但是美国没有如此大规模地侵犯中国。美国对中国最大的一次侵犯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那次对华入侵美国不是主犯,只能算是从犯。1901年,中国因义和团事变而和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要求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德国和俄国共占总额之半。1909年美国决定退回赔款,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和兴建协和医院等之用。这些事业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国民党正面抵抗,共产党侧面配合,但抵御不了日军的入侵。到1941年,现在京广线以东的繁华富裕地区几乎全被日军占领。国民党退守四川、贵州、云南、甘肃。   幸亏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对日宣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一方面,美军供给国民党抗战用的大量物资,又以国民党的大后方为基地展开对日轰炸;另一方面,美军在太平洋直接对日展开海战及关岛、塞班岛、中途岛、菲律宾、印尼等地等地的陆战,一直打到日本本土的冲绳岛。美日之间的战争打了四年之久,最后以牺牲12.4万美国军人的代价取得胜利。   那时中国和美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由于美国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中国得以收复广大的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沦陷区,还把1931年丢失的东三省收回了。超出人们意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也回到中国手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和英国力主中国成为1945年联合国的创始国,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从1840年受屈辱一百年以来,头一次扬眉吐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不过那时候参与联合国事务的是国民党政府。所以我们不大提起这件事。我们强调的是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其实1945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但是,在五年后的1950年,朝鲜的金日成南侵失败,求救于中国。那时中国大陆已经由共产党执政,毛泽东和斯大林商量决定派志愿军赴朝。由于最初是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成为国际事端。联合国决议组成“联合国军”抵御北朝鲜的入侵,形成中朝联军对抗“联合国军”的战争。美军是联合国联军的主力。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和美国打仗。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打死美军5.4万人,志愿军阵亡人数没有公布。此后美国从友邦变成了敌人,敌我关系转了个180度。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立场转变的关键之役。   在这之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宣传称,“美帝”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在毛泽东时代组织过几十次反美大游行。“打倒美帝”是最响亮的口号。大多数中国人不经思考,也这么看。到底两国有什么利害冲突,并没有好好想过。   中美两国之间没有领土或主权之争,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在历史上没有结怨(除了朝鲜战争),相反倒有许多利益共同点。在投资和贸易方面都有大量相互依存。中美两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中国几十万留学生多半瞄准美国的大学。中国百姓喜欢看美国大片,看NBA的篮球。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美之间的交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美成为互相敌对的国家呢?我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不同造成的。   中国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消亡,共产党人就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的任务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过去宣传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工人阶级兄弟们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解救他们。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总代表,是世界上剥削和不平等的祸根。苏美对峙,冷战对抗,其出发点就在此。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当然也以美国为敌。以后苏联垮台,但是中国继续以共产主义的面貌出现。现在我们不再说埋葬资本主义,但是坚持我们自己的道路,它不同于资本主义。   被过滤广告   中国在国际关系的策略上虽然经过了重大调整,但是立场的改变并不那么容易。中国认为是好朋友的国家多半是集权国家,像朝鲜、津巴布韦、古巴、委内瑞拉,还有过去的利比亚、埃及。中国领导人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见面时互相拥抱以示亲热。而对民主国家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面和心不和。在内政方面总认为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是对政权的主要威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是国家的基本政策。   在美国一方,也把共产主义看成洪水猛兽。美国虽然以人权立国,在对付共产主义时却不遗余力,战后的一段时期,曾把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人看成危险分子,和现在的恐怖主义分子差不多。在“冷战”时期,美国把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阵营视为敌人。“冷战”结束后,虽然对共产主义不再那么敌视,但是一直保持着警惕。   同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就完全不同。它们是战略联盟。美国卖武器给台湾,而对中国大陆则禁止出口与国防相关的敏感性技术。可见,中美关系今天呈现的不同情况,是共产党1949年在大陆取得政权后发生的,和二战前的两国历史没有多大关系。回顾这一段变化,可让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所有在暴政统治下暗无天日的人们可以放心:美国不会忽视你们所受的压迫,不会原谅你们的压迫者。如果你们为自由而战,我们将和你们在一起。所有对人民进行野蛮统治的非法政权的魁首们不必再心存侥幸。我们仍然相信亚伯拉罕.林肯所信仰的:“剥夺别人自由的人,不配得到自由。在公义的上帝的裁决下,他的自由不会持久。”           ————布什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 奥巴马就职演说:对于世界上那些妄图制造矛盾、将自己社会的弊端归罪于西方的领导人,我们奉劝你们:你们的人民将以你们的建设成就而不是你们的毁灭能力来评判你们。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压制不同意见等手段固守权势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但只要你们放弃压迫,我们将伸手相助。 回顾过去,几代人在战胜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依靠的不仅仅是导弹和坦克,更是牢固的联盟和不渝的信念。他们懂得单凭实力无法保护我们的安全,实力也并不赋予我们随心所欲的权利。相反,他们知道审慎使用实力会使我们更强大;我们的安全源于事业的正义性、典范的感召力、以及谦卑和克制的平衡作用。 类别: 社论杂谈   查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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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美国动向: 《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国际关系的匈牙利狂想曲

阎文认为,“中国要求提升领导地位的呼声与美国为维持现有地位所作的努力之间,存在一场零和博弈。”为了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竞争中战胜美国,作者认为应该从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中吸取营养,以“王道”战胜美国的“霸道”,施行“比美国更有质量的‘仁政’”。 文贯中认为,该文的要害是完全没有提到所谓的中国的仁政与欧美西方国家的仁政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特别使文贯中感到不解的是,阎学通为什么认为“中国的仁政必然和美国的仁政是敌对的?”西方国家对自己的仁政界定得非常清楚,那就是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平等,“它的仁政定义明确,具有强大亲和力。”文贯中问道,“中国仁政的定义究竟是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奉行专制,万邦来朝,都要三跪九叩,这种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态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教,以及女子缠小脚,地位低下,皇帝一人拥有后宫三千佳丽,又有大群阉人充当宦官的形象,在世界上有什么亲和力? 在民智已开的今日世界上会有市场吗?反过来说,如果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是仁政,要辛亥革命干什么?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干什么?一个从来没有兑现过的,古代某些士代夫阶级的空想,在21世纪有什么理由说突然它就能保证兑现了?” 自称被西方学者贴上“鹰派”标签的阎学通一贯认为,中美关系的性质是“冲突的利益大于合作的利益。”但文贯中认为,“把美国当作敌对的目标,是冷战思维的典型表现,认为第二大经济体必然会对抗第一大经济体,侵蚀第一大经济体的利益的说法,也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一直是站在正义方面的,美国对庚子赔款的处理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坚持,包括阎先生所在学校在内的中国现代高校的创立,二战中,特别是对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贡献,主动提名中国为联合国创世会员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以及在最近30年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向中国开放市场等,中国不知道得到了美国多少好处。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不是寻求中美两大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共同繁荣,而是鼓吹你争我夺,相互仇恨,很令人不解”。而且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崛起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并没有把英国当假想敌,相反,两次拯救了原霸主的英国,同时又纠正了它在殖民主义等问题上的错误。”历史根本不是阎文所讲的“崛起中的国家”和“正在走向衰败的国家”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关系。 文贯中说,美英冲突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独立之后双方关系一直维持得比较好,美国从来没有主动挑战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次显示难以招架德国,美国的参战大大增强了协约国的力量。可是,尽管在凡尔赛会议上,英国不愿意接受美国解散殖民帝国的建议,美国也没有马上和英国翻脸,而是奉行了一段时间的孤立主义政策,洁身自好。文贯中说,吸取历史教训,第二次大战的关键时刻(而不是拖到战后),罗斯福总统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奥古斯塔战舰上会谈,迫使英国接受战后必须放弃殖民主义,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并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文贯中说,该宪章奠定了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废除殖民主义,建立了战后新的国际框架,即建立四大组织:联合国——管政治,《关贸总协定》GATT——管贸易,世界银行——管发展中国家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外汇。 文贯中认为,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英、法,推出了新的世界体系,立了大功。当时,连毛泽东都对这一体系高度评价。这之后才有了所有殖民地的独立和战后秩序的建立。美国成为新的霸主,是立了旧功新功,众望所归,可说是水到渠成,一点不勉强。 “从美英关系可以看出,第二大经济体在变成第一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它和原霸主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文贯中说,“原因是美国在不断帮助英国的同时又改正它的某些错误。”;“美国也认为自己在施行仁政,推行普世价值,推行自由贸易,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包括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很多做法都是帮助提升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 文贯中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领导人不应被阎文所误导,将中美间竞争视为零和游戏;“而是应该看到美国现在的理想有其合理成分(例如中国大受其益的自由贸易的理想),中国要帮助它来实现;同时又对其中可能的不合理部分加以规劝并施加影响,那么世界和平和共同繁荣就更有希望。”他说:“如果先设定这样的前提:施行我的仁政就要把你的仁政彻底打垮,那么这个世界一定是不和平的,而且繁荣也会失去,这种仁政之争一定变成一场灾难。” 当年日本和德国打着貌似正当的民族主义和新的国际秩序的旗号挑战第一强国英国,就是所谓“仁政”的历史反证。 文贯中说,中国传统智慧中有“和为贵”,但现在阎文讲的却是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应该找到中国仁政与美国仁政的交集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双方的不同点。”文贯中说,“中国可以有话语权,不是说所有的东西美国定了就是合理的,中国就不能提出建议,不能修改,但是,中国的建议是否合理,要通过一个科学的、理性的思辨过程,要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试验成功,世界人民才会自愿地接受。要以和平的方式向世界显示,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其仁政定义的某些部分,不是空想,不是乌托邦,通过中国的实践,已经成功,才有理由被吸收到新的世界性的仁政定义中去。”文贯中最后认为,作为第一步,阎先生不妨将自己的仁政好好定义一下,并严格论证一下,为何自己的仁政比西方目前推行的仁政更好,以及为何有高度可行性,才有实质意义。历史经验表明,空想不但没用,而且处于阎先生这样位置的人随意提出没有论证,也未经实践的空想,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极为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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