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北京为朝鲜提供导弹发射装置?

美国一份研究报告说,北京很可能为朝鲜提供了移动式导弹发射装置。上个星期,美国国会议员和一些专家也提出了同样的质疑。 最近平壤为纪念金日成诞辰百年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其中有一种导弹发射车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国会为此专门开了听证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罗斯·雷提南提出质疑,还有军事专家指出,这款16轮移动发射车型很可能就是中国设计的。 *华盛顿自由灯塔:中国武装朝鲜* 美国保守派刊物《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三发表记者戈茨的文章,题目是:中国武装朝鲜(China Arms the DPRK)。文章说,朝鲜展示的这款车型,可能就是北京批准出口的,很可能就是为了报复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 该篇报道的根据是美国民间智囊机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报告(4/24)。这份由美国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菲舍尔所推出的报告说,从4月15日平壤盛大阅兵式上首次亮相的这款车型推断,人们有理由相信,北京还为朝鲜提供了其他的导弹技术。 *胡锦涛:中朝友谊是“宝贵财富”* 星期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来访平壤高官“同志”说:“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革命家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是我们共同的宝贵财富。”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支持朝鲜同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韩战”(中国叫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为了支持金日成,出兵朝鲜,有几十万官兵战死沙场。如今,中国仍然是朝鲜最大最亲密的邻邦加同志,也是“六方会谈”中朝鲜唯一的“哥们儿”。 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此报告认为,朝鲜这种导弹发射装置,其柴油发动机有可能就是美国发动机生产厂家卡明斯(Cummins)公司生产的。该公司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对此展开调查。 报道援引菲舍尔的话说,中国人这样做有多重动机,比如他们可能想以此来压美国减少对民主台湾的军援,还可能想以此来让金家独裁王朝益寿延年。 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在(星期一)会见朝鲜中央书记金永日时还说:“不断巩固和发展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 针。我们将一如既往本着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精神,同朝鲜同志一道,保持高层交往和党际交流,促进务实合作和睦邻友好,加强在重大国 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战略沟通和协调,为维护半岛持久和平稳定,实现东北亚长治久安,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懈努力。” *菲舍尔:中国帮助朝鲜发展核项目* 美国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菲舍尔说,无论如何,现在面臨的严峻事实是:中国援助了朝鲜的导弹项目,而朝鲜这种项目造出的核武器最远可打到阿拉斯加。报告还认为,没有中南海的批准,这种技术不可能输出。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帮助如此一个国家提高核发射能力,而朝鲜一再支持恐怖活动和导弹技术扩散,“中国就在为全球核威胁助纣为虐”。 *UN决议禁止帮助朝鲜核项目* 联合国安理会在2006年通过了1718号决议;2009年通过了1874号决议,都明确规定,外界不得向朝鲜提供这些方面的帮助。特别是1874号决议明确禁止其它国家向朝鲜供应“任何武器或相关材料,或提供金融业务、技术训练、服务,或者与此類武器有关的帮助。” 在19日举行的这次国会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也说,中国肯定是(给朝鲜)提供了某些帮助。 *美议员:朝核项目对美构成直接威胁* 华盛顿自由灯塔这一报道还说,美国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特纳上星期致函给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克拉普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支持朝鲜核项目,显然是中国政府和解放军最高层批准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使朝鲜获得了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可以装上针对美国而发射的核弹头。这种合作,就对美国人民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调查。一位美国官员说,朝鲜问题很复杂。比如,有些东西它是不容易得到的,另外,中国出口体系很庞大,管理不善,很有可能是基层朝鲜人和中国商人之间的交易,中共高层未必知道。 但是,菲舍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中国和朝鲜边境线是世界上最军事化和把关最严的地方,没有中央、军方和警方的层层批准,甭想把六辆移动式导弹发射装置运到朝鲜。“一火车的大象跑了,他们有可能不知道,但六辆导弹发射车开进了朝鲜他们能不知道?” 就在美国国会为此举行听证会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说:中国坚决反对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他说,中国有严格规定反对扩散这种武器。 *中国航天公司生产这种导弹发射装置?* 但是,美国军事专家菲舍尔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出口朝鲜可谓“有前科”了。他说,平壤最近亮相的这种导弹发射装置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九研究院生产的这类车辆是惊人的相像。 菲舍尔还认为,也许这就是中共最高层和解放军某些高级将领把这种装备卖给朝鲜而个人从中渔利。菲舍尔说,2010年底2011年初,中国也半公开了所谓自己研发的J-20隐形喷气战斗机。这两种对外公开的方式,也几乎是一模一样。 *中国三江航天集团是尖端军工企业* 中国百度百科介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九研究院(中国三江航天集团)位于武汉,是中国最大航天工业集团之一。“九院主要承制国家重点航天高科技产品,承担相关高科技产品的系列化预研、研究与试制。同时,作为国内知名的重型越野车及底盘设计与制造单位,为市场提供满足越野条件下载重运输需求的系列产品。” 美国专家菲舍尔撰写的报告说,中国只有两家生产移动式导弹发射车的单位,而这个三江航天集团就是一家。三江公司的产品介绍网页说,现在的这种车型号是:WS2600大型越野车,是WS51200型16轮越野车的改进型。 而三江公司生产的这种发射车,是根据白俄罗斯的MAZ型导弹发射车改装的。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从白俄罗斯进口了这种车型,中国人又对这种车型进行了设计改进。 *美智囊报告:导弹发射装置发动机来源* 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报告认为,在平壤亮相的这种移动式导弹发射车,其发动机有可能是美国、中国或者德国设计生产的大马力柴油发动机。 中国三江航天集团的网络宣传介绍说,这种WS51200发射车的发动机是700马力的KTTA19-C700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是美国发动机制造公司卡明斯公司制造的。 卡明斯公司如今在中国生产这种发动机,另外,这种发动机在中国很容易就可买到。卡明斯公司发言人卡斯托女士说,“我公司禁止卖给朝鲜任何设备和产品。可能有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我们的产品给了朝鲜,这令我们感到担忧。”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发动机是德国产品。华盛顿自由灯塔这篇报道说,三江航天公司在其网站上还介绍说,该款车型使用的是从德国进口的Deutz AG柴油发动机。另外,该车的变速器是德国 ZF Friedrichshafen AG公司生产的,该公司也在中国设有生产厂家。 *中国导弹设施,出口转外销?* 报告说,还有一种可能是,中国先把这种设备或技术,以民间方式出口到了巴基斯坦,然后,巴基斯坦再把它卖给了朝鲜。 中国媒体报道,中国航天科工集团2010年销售这种特大型越野车和设备得到3千多万元的订单。2011年5月,这批越野车被交付某个“买家”。 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报告说,朝鲜拥有的固体燃料、快速打火发动机等导弹设备,很可能也是中国提供的。 *美专家:这种导弹可打到阿拉斯加* 美国专家对平壤阅兵式上出现的这种导弹发射装置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导弹射程可达3千7百20英里,完全可以打到阿拉斯加。 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的这一报告说,如果平壤这种导弹发射装置使用的的确是固体燃料火箭,那么,这就非常有可能是中国直接出口给朝鲜的技术,而且很可能就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提供的。报告还认为,该集团是给巴基斯坦提供固体燃料火箭及其直立式导弹发射装置的主要供应商。 另外,很危险的是,朝鲜可能会把这种导弹发射设备和技术再倒卖给伊朗。 *核武扩散,殃及美国盟友*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美国及其盟友将面对这种情况,那就是:中国及其核武器盟友都拥有了现代化的移动式固体燃料远程洲际导弹发射装置。 如果不解决这类问题,该报告认为,美国的盟友比如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就都有可能发展自己的核导弹能力。“中国在那里扩散,美国若长期熟视无睹不加以应对,那么,要想维持这种盟友关系,美国就必须付出代价,那就是:想方设法让这些盟友也拥有核威慑力量。” 美国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报告的结论是:中国向朝鲜转移导弹发射装置,就打破了西方有些人的幻想: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是新崛起的国际大国和负责任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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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思之:搞“文革”難道不是“分裂”黨?

北京學者座談發言紀要(11) 《新史記》 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張思之:聽了幾位的背景介紹和情況分析,結合《鄧小平年譜》看這份《決議》,有幾點突出印象:   張思之 一、這是在鄧的直接指揮、具體操持下搞出的一個編年體的資料匯集,基本上沒有著力於陳述、分析、總結“歷史問題”。 二、“歷史”《決議》,摻雜上眼前的事件與問題,例如批華國鋒,明白無誤地是在為鄧的政治需要服務,這是幹什麼? 三、 歷史上一系列的重大問題,或敘述片面,或予以歪曲,或公然迴避。其中極為重要的如:關於抗日戰爭那段歷史的說法根本有違事實。抗美援朝,隻字未講。不說 “三面紅旗”這個“綱”,按“目”分述,又略去了發動“大躍進”,強建“人民公社”的動機及其危害後果,餓死四千萬人的慘痛歷史竟敢勾銷!劉少奇不是說 “人相食,要上書的”嗎?再如思想領域裏的反胡風,反胡適,特別是反右派連同反右傾,法制領域的重大史實諸如鎮壓反革命中的亂殺等等,對社會的穩定與發 展,無不發生了重大的歷史性作用,但在“決議”《決議》中不是走了樣,就是迴避了事! 因此,它是一個只講了一些“歷史”,但迴避了、歪曲了重大“問題”的鄧記《決議》! 特 別令人不安的是,《決議》對毛的評價從根本上是不正確的。僅以他搞“文革”來說,與趙紫陽的所謂“錯誤”相比,按照中共思路,他為什麼不是“分裂”黨? “兩個司令部”之論難道是劉、鄧搞出來的?“炮轟”都可以幹,豈止幹“分裂”?“決議”說“林、江”是兩個“反革命集團”,可他分明是林、江的首腦與後 台,僅僅劃為“反革命家屬”,用他慣用的句式也來套問一次:“夠嗎”?《決議》說“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畢竟是“偉 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我不得不提出問題:在長達20餘年的時期裏,在一系列極其重大的問題上,犯了那麼嚴重的、無法寬容的錯誤,怎麼還那麼“偉 大”,而且還是個什麼“戰略家”?歷史上還有比這更為荒唐的《決議》麼? 我參觀過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黨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的紀念墓碑、園地,感 悟歷史不僅應反思,而且要徹底。我們有一個反思後的提法,即“兩頭真”,似已得到很多贊同。不過我以為“真”的提法有點模糊。是否還應再進一步,反思是否 達到了“兩頭‘對’”。如果雖不“假”但並不那麼正確,也還是立不起來。 寫出實事求是的“歷史決議”,難度大。關鍵在於有沒有正氣與勇氣。據說中共有“一支筆”,是下筆有神的才子,這並不夠,因為猶缺“董狐筆”!千古以來,誰不讚佩、景仰他那筆裏的浩然正氣,真個是“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我從不懷疑,這一大段的歷史,會有當世“齊太史”重寫。 (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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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张鸣:多情总被无情恼——评萧功秦审视重庆模式

“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     萧功秦是我尊敬的学者,虽然他的观点我经常不大赞同,但是却很少生出要与之争论的意思。但是,读了刊载于共识网上的萧功秦先生在“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萧功秦: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却如鲠在喉,不得不说点什么。 我注意到,萧功秦先生在发言中,对重庆模式,或者说重庆的做法,基本上持正面肯定态度的。而这种肯定,则是基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和打黑。即使萧功秦先生稍有非议的唱红,在萧功秦看来,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因为在现实中的红,已经淡化,变成粉色了。只是由于文革左派的过度解读,加上舆论的压力,在压力下重庆方面寻求来自左派学者的声援,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换言之,重庆模式今天的面目,不过是一场误读,不仅自由派误读了,左派也一厢情愿地误读了。      萧功秦先生比我年长,对于1949年以来中共的这种运动政治理应比我更清楚。当年建政之初,镇反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打黑。尽管在今天看来,运动目的是为了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政人员,但却是打着打黑名义进行的。在运动过程中,也的确打掉了很多流氓地痞和恶霸,肃清了会道门的骨干。顺便也借抗美援朝战争的东风,整肃了基督教,切断了中国教会跟西方的联系,把基督教纳入了“三自”或者爱国运动的轨道。这场运动中发生大量逮捕和杀戮,甚至按指标杀人,在当时,都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抗议。自然,由于这样的运动,对于整顿政权转换时期混乱的社会秩序具有好处,所以,民众对此无疑是支持的,即使整肃基督教,对于更多的非教民而言,也是一种好事。事实上,对于多数民众而言,从那以后多次非法制轨道的运动式社会整治,各种严打,民众都支持,除非谁家里有冤枉被杀的人,哪家人家才会不满,但一般也不会构成对整个运动的否定。有谁会看清楚,这样的运动整人,最终会越整越多,波及千家万户呢?      至于民生工程,当年的土地改革,也可以说成一场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虽然运动以暴力为特色,但毕竟平分了土地,让众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尝到了均贫富的甜头。对于这样的民生工程,没有被冲击的多数农民,肯定也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些农民当时也想不到,随后到来的合作化运动,马上就把他们得到的一切都剥夺了,甚至还要付出利息。      无疑,当年这样打黑和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都是在非法制轨道,对于人权完全无视状态下的产物。镇反运动,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宽大无边”,结果就是滥杀成风,死刑决定权一度下放到县以下。黄克诚当时主政的湖南,最后收手的时候,底下居然杀上了瘾,收都收不了。作为后发国家,土改当然可以,但暴力土改,不仅无视地主的财产权,甚至无视他们的生命权,在运动被杀者比比皆是。这样以暴力劫富济贫的民生工程,固然也可以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却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再回头看重庆。我想,萧功秦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种种关于重庆打黑过程中的那些蔑视法律的现象,那些有组织的刑讯逼供的指控,这些来自律师界和法学界的指控,如果都是空穴来风的话,怎么解释李庄案,怎么解释重庆方面用如此牵强的证据,把一个正在为打黑案从事刑辨的律师判了刑,又几乎是罗织罪名追究余罪,最后在实在无奈和国内外强大的压力下才撤回起诉。这些事情,都是经过公开报道的,我想,如此关注重庆的萧功秦先生,不会不知道。      我也承认,重庆打黑,的确打击了当地的黑恶势力,使得社会秩序有了很大的好转。如果没有这样的效果,打黑作为争取民心的另外一种工程,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强调多年依法治国的今天,打黑只能在法制轨道内进行,而不是在运动中扫过。建国以来,运动办案办得冤案错案实在太多了,其中比较大,就有涉及薄氏家族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重庆打黑打出来的许多黑社会头子,同时也是大企业家,他们到底涉黑涉到何等程度,是不是都是黑社会头子,很多大案要案是不是他们做的?据律师界的朋友们讲,都是大有疑问的。在案件侦办过程中,有没有刑讯逼供?刑讯到了何种程度?整个过程的司法程序有没有问题,显然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这些大企业家被当成黑社会头子打掉,家产被没收,用来资助那些小企业,小作坊。这样的杀富济贫,民众当然欢迎。      历史告诉我们,不是惠民的事情一定都绝对是好事。如果这样的事情,背后是对法制和人权的践踏,而且是有组织的践踏,即使不伴随着政治运动,都令人不寒而栗。更何况,跟打黑相对应的唱红,点明了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一场意识形态超浓的政治运动。有高压,有动员,有组织强制,具有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所有的特征。这种时候,居然有人出面组织什么“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的研讨会,本身就滑稽透顶。      再说,重庆模式走到今天,也绝非像萧功秦先生说的那样,是遭受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舆论的误会,转而趋向跟文革左派抱团取暖。重庆方面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公开宣称要走毛泽东的路,搞毛泽东那一套。他也确实这么搞了,这就是运动式的治理。没有民主,没有法制,铁腕统治。重庆方面跟左派学者甚至张宏良这样不是学者的极左人物的结合,并没什么人逼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性地寻求这些人支持,为了赢得这个支持,还付出了很多,给钱给房子。乌有之乡存在这么多年了,其极左甚至反现存体制的倾向,尽人皆知,作为省级的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依旧公开对之表示欢迎。重庆成为左派的基地,左派的红色首都,是重庆方面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什么逼他们这么做。换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或者选择一些平衡的做法,比如至少形式上做一点“既反左又反右”的姿态。可是,重庆方面连这样的姿态都没有。      基于萧功秦先生一贯的新权威主义立场,对铁腕人物有偏爱我可以理解。对于你把重庆模式纳入你新权威主义的解释路径,也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新权威主义最终是要通往民主宪政的,你凭什么认为重庆现在的道路也是通向哪里?你从哪个证据看出的这种迹象?重庆领导人向你做了保证了吗?不管重庆现在的做法,领导者最初的动机是什么,但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告诉人们这就是一条通往文革的路。非法制轨道,罔顾人权的铁腕治理,就是这样一条路。从时间上看,土改和镇反离文革还远,但文革的基本因素都具备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一步步走过来,一直走到文革,是必然的。正像毛泽东自己的那样,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一件就是文革。在和平时期,再把人赶到海岛上不大现实了,剩下的就是文革。真要到了那个时候,漫说萧功秦先生这样的教授,就是薄氏家族自己,也一样会被吞噬。      在高华先生去世前三天,我跟他聊的一个主题就是,在1949年之后,为何知识分子会如此轻易地认同了中共的做法,在大规模的人权被侵犯的情况下,连一点点抗议都没有。原本作为社会预警的人,却先后变成歌颂者。不幸的是,现今这样的事情再次重复发生,连萧功秦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轻易地被所谓的民生工程和民众反应所迷惑,开始为重庆模式唱赞歌。一厢情愿地把重庆的铁腕,视为民主转型前权威主义的象征。即使后发国家的转型真的非经过萧功秦先生所钟爱的新权威阶段,重庆的现实,也是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有民生,有民粹,有铁腕,      也有国家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跟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几乎一模一样,只要没有法制和人权的保障,那里的现实,其实更像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真正错会意的,不是别人,正是萧功秦先生自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www . aisixiang . com / data / detail . 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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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蟹档案 | 网友提供的网易博客删帖记录(毛泽东专题)

龚一 《“两弹一星”》 龚一 《毛泽东写诗吊挽的唯一一个国民党将军》 龚一 《百家争鸣》 龚一 《毛泽东与崆峒山》 龚一 《一要和平,二要通商》 龚一 《毛泽东决策的最后一战:中越西沙海战》 龚一 《粟裕大胆抗“君命” 领袖遇险城南庄》 龚一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诞生和发展》 龚一 《一纸吓退傅作义辽沈战役炮声隆》 龚一 《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出兵与撤军的台前幕后》 龚一 《江青无意出恶语 淮海战役大鏖兵》 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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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赵秉志: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进入专题 : 刑法 辛亥百年    ● 赵秉志 ( 进入专栏 )       一、前言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五千年来,秉承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历经数十个朝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 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一个民族的法律是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回眸过去,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史,也是一部法制史、刑法史。从“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到现代法治文明,从“德主刑辅”到“依法治国”,中华民族“立刑以明威,防患于未然”( 《旧唐书·刑法》) ,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华法制文明。     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因其推翻了没落的清王朝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磨难,逐渐走上了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国家富强的康庄大道。也正是由此开始,中国刑法经历了由清末民初、民国政府到新中国的变革,实现了从传统刑法、近代刑法到现代刑法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从理念到体系、从内容到技术的重大变革,建立起了理念先进、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内容科学的现代刑法体系。古人云: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刑法变革发展的百年历程并总结其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把握中国刑法的历史命运和现实机遇,并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刑法立法的发展与进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清末民初中国近代刑法之初创          近现代中国刑法的百年变革始于清末民初。这期间的主要刑法立法有清王朝1911 年颁布的《大清新刑律》、北洋政府1912 年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及之后的两次刑法修正草案。其中,1911 年《大清新刑律》的颁布成为中国刑法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标志[1],并成为中国法制从传统刑法向近现代刑法过渡的分水岭[2]。     ( 一) 大清新刑律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的入侵引发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交织,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清朝政府甚至“考虑在另外的基础上组织政体的可能性”[3 ]( P. 321)。在此背景下,变法成为清王朝末年的必然选择。     1902 年,时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会奏,建议从速修订法律,并保举沈家本主持修律工作,得到清政府的应允。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在修律过程中,他始终以制定新刑律为主要任务,并于 1907 年制定了《大清新刑律草案》[4 ]( P. 294)。不过,由于沈家本的《大清新刑律草案》大量引进了资产阶级的刑法文化,草案的体例和内容较旧律变化极大,因而遭到了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激烈攻击,他们称沈家本“用夷制夏”,违背了中国传统的礼教与民情[4 ]( P. 311)。由于反对的声音太大,新刑律的修订工作被迫延缓。     不过,考虑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旧律之删订,万难再缓”,作为过渡,沈家本奏请清政府同意,对《大清刑律》进行删改和局部调整,并且根据“总目宜删除也”、“刑名宜厘正也”、“新章宜节取也”和“例文宜简易也”的“办法四则”,于 1909 年 10 月 12 日编订成了《大清现行刑律》,并于 1910 年颁行[4 ]( P. 296 -299)。这部《大清现行刑律》在当时虽然只是一部过渡性的刑法,但它较之于旧律仍有两点突破: 一是删除吏、户、礼、兵、刑、工等总目,并将纯粹的民事性质的条款析出,打破了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立法格局; 二是以罚金、徒、流、遣、死取代原来的封建制五刑,并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使得刑罚更加人道[5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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