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网文

近日，安徽颍上县国土局一群干部要求办事群众“请客求人”引发了一起意外事故，一名干部在酒后送另一名“喝多了”的干部回家，结果到家时误将其忘在车内，当被发现时已高温中暑脱水死亡。 颍上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7月10日中午，本县红星镇一企业主到县国土局“请客”，地籍股副股长王某联系副局长周继培、办公室副主任闫颍等5人参与吃饭。席间，国土局4名干部共饮用口子窖白酒4瓶。饭后，参与饮酒的闫颍开车送“喝多了”的王某回家，误驾车回到自家休息，将王遗忘在楼下车里。下午4点半，其被发现时已高温中暑脱水死亡。 据当日的请客人吴云介绍，他是本地农民，在北京打工20年，有了些积蓄想回乡办个小电子厂。2010年时，红星镇政府出让吴云1亩国有土地并承诺帮办土地使用证，“但协议一签就变了，说你先把厂建起来，证以后再说。” 2012年6月，吴云投资150万元的工厂建成投产，年底与江苏一家节能灯企业签订了供货协议。“订货量大了，厂里需要贷款增加生产设备，但贷款要土地证抵押，我就急了，开始跑国土局。” 吴云称，为了办证，今年以来他往县国土局少说也跑了一百趟，“天天就跟上班一样，他们都说：‘吴云，你比我们工作人员来得还勤！’” 但土地证一直没办下来。“要么说‘人不在、没得空’，要么说‘缺手续、回去补’”。吴云说，红星镇离县城35公里，为了补手续他有时一天要往返两趟，有几次他请镇领导一起去国土局，“局领导答复得很好：‘你一个农村人办企业不容易，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办好。’但就是办不下来！” 吴云说，7月10日那天他原本没准备请客，“上午我到国土局王股长办公室问土地证，这时候进来一个工作人员，说这么多人给你帮忙，你还不表示表示？” “我不好当面拒绝，心想悄悄走掉算了。”吴云回忆，约11点他从国土局出来回家，路上接到王股长电话，让他到城北的竹荪鹅饭店“有点事”。“我以为是证办下来了，很高兴。去了一看国土局其他几个人也在，才明白是让我请客来了，就担心钱带得不够。” “吃完饭一算账980元，我身上只有600多元，欠300元账饭店老板要求我把驾照押在那儿，到现在还没换回来。”吴云说，饭后他返回红星镇，夜里派出所上门问话，才知道王股长出了意外。 为办证一共请过多少次客？吴云苦称“不敢讲”。 吴云的土地证到底能不能办，为何办了这么久？县国土局局长张敏称，那1亩地是建设用地，但手续上“有点小麻烦”。 来源： 南都网 猜你喜欢 120 的故事 中国鬼城 徐友渔：九评文革 汉堡购买力 盛世一景 7-25

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的人，十有八九曾在站台上遇到小贩以两元的价格，兜售一份花花绿绿的北京地图。但他们仅能堪堪地找到那些名胜古迹和豪华酒店，却很难凭借这份交通地图，真正认识这座城市。 　　事实上，这份地图遗漏了北京某些无比重要的信息。比如，它没有注明北京繁华地段城管们的换岗时间，以及如何在西直门地铁附近的霓虹下快速逃脱城管追捕。要学到这些学问，外地人需要看另一幅地图。 　　这是用黑色圆珠笔画在一个32开黑塑料皮笔记本上的，作者是一个推着三轮车沿街叫卖盗版书的小贩(通常你可以在这类人的车上找到英文版的毛姆小说和哈佛大学出版的商业教材)，他详细地总结了自己被城管追查的经验，并因此一次次从追查者鼻子底下跑得无影无踪——好运持续到2006年，一个商场保安出卖了他的行藏。他被捉住了，地图也宣告充公。 　　毕竟，这座城市是中国的首都，它以“包容、厚德”作为城市精神，这儿云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官、巨贾、最有名的文化人和最当红的明星。这里太过庞大，不能被整个儿画进一幅地图里。它的市区道路总长为4125.8里公路，有1000多座立交桥、408座过街天桥。2008年的某个瞬间，有1.47亿人同时在这个城市停留。这里有30多座五星级酒店。全聚德烤鸭两年前就已卖出了它的第1.48亿只烤鸭。 　　但这只是在地图和报纸上看得见的那个北京。与此相比，另一个北京是看不见的。它躲在如山的垃圾堆、立交桥洞和地下通道里，以及许多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它其实随处可见，每个执法者都曾经揪起过那些脏兮兮的衣领或追赶过带着洞的皮鞋，每个裹着风衣的上班族都躲避过伸出来乞讨的手，却很容易就被那些匆忙的行人一掠而过，弃之脑后，即便翻遍庞杂的统计数据，也不见踪影。 　　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在北京，最显眼之处往往隐藏着一些人们不易察觉的东西。 　　人们每年出入地铁15.95亿次，但极少有人记得一对每天在地铁里行走卖唱的男女。声音洪亮的男士双目失明，驼背，瘸了一条腿，他声音嘶哑而难听，但每次总有年轻女孩或夹着公文包的上班族奉上钞票。每年国庆期间，他们就不见了，因为地铁里清理乞讨人员的专项行动每年准时进行。 　　北京市的地铁总长度已经接近372公里。但这并不让人满足，7年后，它的长度据信将会变成纽约市地铁的1.5倍。在报纸上读到此消息的人会有不少心情复杂，因为这难免提醒他们每天挣扎着挤车的尴尬。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每天末班车停驶以后，一号线地铁将会发出一趟没有乘客的列车。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除夕夜9点钟左右，当地面上一片欢腾时，大多数行驶的地铁车厢空无一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年轻编导亲身体验并言之凿凿地证实了这一点。 　　北京有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北京电影学院的礼堂每晚会放映两部电影，夏天的11点钟，电影散场，涂着浓妆、走路微微摇晃的女孩或是皱着眉头的教授一拥而出时，绝想不到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公园里，不少群众演员因为无处栖身，只能在长椅上和衣捱过漫漫长夜。他们都想方设法让自己体面些，以免错过任何机会，男士总是要把头发用自来水打湿梳理的，结果发型难免突兀；女孩子再落魄，也总有一些人能想办法搞到一支眼影。而这些露宿街头的人，有几个说不定正巧在方才放映的电影里露过半张脸或是一只胳膊。当然，关于一部电影，这是最没必要记住的事情。 　　其实，对一些怀着电影梦来到北京的少女来说，睡在长椅上倒未必是最坏的结局。2006年爆出的一起黑幕是，许多这样的少女被看管在北京郊区某影视基地附近的院子里，禁止自由外出。她们最主要的工作，是陪某个小剧组里的剧务或者司机喝酒，甚至酒后横遭蹂躏。 　　北京从不缺少怀揣梦想的人，但大多数都躲在阴影里头。来自太原某座县城的一个青年歌手希望能够上春晚，但他最终不得不站在西单地下通道里，弹着民谣吉他唱“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当一个叫“紫鑫”的人拍下他的故事并放到网上时，他已经在那里唱了3个月。 　　西单地下通道里倒不止留下了破灭的梦想。16岁的河北农村女孩任月丽来北京打工时自学了吉他，然后在这里唱了4年。每天赚来的钱除了买一把二手吉他以及拿出10元生活费以外，还养活了老家的一家人。2008年，她以“西单女孩”的名字红遍了网络，后来甚至还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 　　在北京，卖唱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有人专门编写了一份“地下通道卖唱宝典”，并事无巨细地总结了哪里人流多、哪条通道的声效好、何地竞争激烈。 　　作者煞有介事地分析称，崇文门地铁站外的三个地下通道机会与风险并存，因为靠近新世界商场，出手慷慨者和戴红袖章的人一样多。 　　当然，在几百米外的钱柜KTV彻夜欢唱的人们，通常并不会注意这一切。流浪歌手们衣领上的腐朽气味，飘不到这个香烟弥漫的地方。 　　这座城市，国家大剧院每年上演的歌剧、音乐会、戏曲加起来有1000场。刚过去的一年，北京举办了将近110场演唱会，过气多年的女明星和新当红的小男生一样能收获掌声和欢呼声。但在五道口一家派出所围墙外的树影里，一个舞台眩光闪烁不到的地方，有个瞎眼的老男人日复一日地拉着一把劣质胡琴，期待有人惠赐几枚硬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你每天都能找到几百个和他一样的人。他的胡琴拉得实在太过刺耳，旁人很难听出是什么调子，因此大多数人就选择低下头，加快脚步，略带愧疚感地从他面前快速走过。 　　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 　　在北京城里任何一个垃圾箱边上，盯着任何人看太久都可能是唐突的。因为对面走来的那个梳着整齐分头、穿着西装和干净皮鞋中年男人，也许想等别人不注意时突然弯腰凑近垃圾箱，寻找可以变卖现金补贴家用的东西。 　　在长安街西侧一家商场摆满了高档西装的玻璃橱窗外，就有过这样一位先生。他总是踱着方步，尽量摆出一副自然的模样。他总是倒背着手，想来是为了遮掩手中装满空塑料瓶和旧报纸的绿色方便布袋，而这也的确瞒过了不少人。只是，附近并非只他一人藉此谋生。某个下午，有位年轻人闲来无聊，坐在路边仔细数了数，半个小时里，连这位先生在内，共有4个人光顾了同一个垃圾箱，但多半无功而返。 　　这样的人在北京城里实在数不胜数，以至于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许多刚拧开一瓶矿泉水的人，都会被某位戴着蓝色毛线帽子的老太太或是穿着蓝土布劳动服的男人盯住不放。对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捏扁了的可口可乐铝罐就算是一笔不小的收获。但拾荒者们也热衷流传一些从不会被这个城市大多数人知晓的传言。比如说，有人在垃圾箱里找到过手表、手机、金项链、金耳环，据说，还有人捡到过一枚含金量很高的亚运会金牌。说不定就在某个垃圾回收点的臃肿女人将滴着脏水的硕大尼龙袋扔还给他们时，这些消息就长了翅膀，越飞越远，激起若干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在北京，大多数人的眼睛被浮华的表面吸引住了。唯独拾荒者珍视地面和墙角的价值，并总能看到那些不被人注意的角落。在百万庄大街上，有一个叫苑国栋的46岁男人，在树丛和茂盛的草地里翻检丢失的钱包，并且收获颇丰。 　　苑国栋不善言谈，不爱讲自己的河北的家庭和两个女儿。他将捡到的废品卖给收购站换生活费，晚上在永定门火车站的临时候车室或是官园桥附近的公园椅子上睡一觉。不过，在他的大口袋里，一共装着20多个钱包。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捡9个钱包。有人给他算了算，他三天捡的钱包，加起来有两公斤重。 　　苑国栋努力联系每一个钱包的失主，以便将身份证、信用卡、借书证或现金归还给某个通信公司的员工或者北京工商大学的某位男学生。据他说，在最开始的一个月里，他就归还了50个钱包。一些人对此感到不太习惯，有一个起初甚至将信将疑，怀疑他是想敲诈。他通常不肯接受失主的酬金，有一次，他收过两盒烟，还有一次，有个人趁他不注意，塞了100元钱给他。 　　每天，这座城市会吐出接近两万吨垃圾。夏天有一段时间，每天清晨不到6点，高粱斜街上的清洁工人就得一边抱怨，一边将食客们昨晚留下的塑料袋和餐巾纸收拢起来。有一年正月初一，北京市同时有3万多个清洁工上街清扫爆竹纸屑。除了在垃圾堆里讨生活的人，北京人不太在意自己繁华生活的残骸归于何处。倒是有一个叫王久良的记者扛着相机走访了北京周围的400多个垃圾场，结果他发现，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这些垃圾场几乎连成一片，把这个繁华的都市紧紧包围住了。 　　这些大型垃圾场动辄上万平方米，成百上千的拾荒者疲惫地翻找可资利用之物。大多数人的生活细节被翻腾的灰尘遮得精光。但也有个别人无意间谈起过其中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2009年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差不多有10岁。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父母来到垃圾场里，住进简易房里打发童年。作为文明社会的残渣聚集之地，垃圾场教会他很多了不起的知识。比方说，他没用过什么洗发水，但对飘柔、海飞丝这些名牌洗发水的包装无比熟悉。那是他的父母从垃圾堆里最常翻出的东西之一。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 　　北京是个很容易被看见的城市。即使在最阴沉的晚上，它也从来不缺少灯光。这是一座每年为照明要耗费超过50亿度电的城市，几年前有人算过，仅它的公共建筑物里的灯泡就超过1000万个。过去4年来，有一家商场坚持不懈地每年举办灯光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甚至连附近每棵树的树干也缠满了彩灯。有那么一阵子，北京突然流行激光探照灯，结果，四环之内迅速有22个地方启用。曾经在广渠门外，一座娱乐城每天晚上都要点起36盏激光探照灯，以至于周围的居民发现就算拉上窗户也晃眼睛，干脆连觉都没法睡。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是这么富丽堂皇的。在灯光投射下的阴影里有很多趣事不为人知。在夜晚开出租车的司机是最熟悉北京夜晚的人，几乎个个都装了一肚子故事。他们知道三元桥附近一条种满了法国梧桐树的窄街上站满了衣着暴露、浓妆艳抹的站街女郎，也知道女人街上哪个酒吧门口最容易载到半醉的时髦少女。 　　深夜酒足饭饱离开簋街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路口某家烤鱼店的一个年轻服务员是全北京最寂寞的人。每天半夜到凌晨，客人很少，无聊之际，他在昏暗的电灯下练就一样绝活：每次将一只透明的一次性杯子隔空扔到桌面上，总能将空中飞的苍蝇扣在杯子下，有一次他居然捉住了5只，然后把它们放走了。 　　北京有许多人为冬天高档商场里的温度太高发愁。西单和国贸的几家商场里最高温度接近30度，顾客往往汗流浃背，不得不脱掉外套。媒体和政协委员每年都要照例对此批评一番。但只需要走出门，再在零下几度的气温里前行几百米，到灯光照射不到的地下通道里一角，总能找到几个躺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无家可归者。 　　北京市共有185条地下通道。关于它们的环境，北京某家日报2006年做过精当总结：光线黑暗，潮湿，墙上涂满小广告，充满腐气和汗臭味，人们在这里只好捏着鼻子加快脚步。这汗臭味是从为数众多的流浪者衬衣里头散出来的。这里是他们别无选择时的栖身良所。 　　流浪的时间久了，有人像模像样地用纸壳和木板搭成间小屋子，再用食用油的纸箱加以装饰。在陶然亭桥下居住的妇女们，护城河里的水提上来就可以漱口，洗脸，也能洗衣服。据说，还有人发明了简易卫生间，用白布围成一圈，再从中间用布隔开，就可以男女分用，互不相碍。 　　这些时运不济的居民身份复杂，很难一一分辨清楚。人民医院附近的地下通道里，住的多半是为孩子看病的外地父母；西单附近住了很多流浪歌手；靠近中央电视台和中纪委的两条路旁，冬天夜晚用塑料薄膜或破旧军大衣挡住霜雪的，大多数是偷偷摸摸的访民。不过，2011年元旦的前一天，有人曾在零下10度的寒风里做了个简单的调查，结果，在北京陶然桥的一条地下通道，大约有40人过夜。而在北京南站周围的地下通道里等待新年的，则大约有2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