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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中国城镇化率被高估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透露,中国政府统计数据大幅度高估了中国的城市化率。报告认为,中国城镇化率将于2033年到达百分之七十的拐点。中国专家表示,统计数据失误源于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星期二发布“城市蓝皮书”。中新社报道说,这份题为《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的蓝皮书透露,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5%,而全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约42.2%,比去年中国政府声称的52%低约百分之十。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社科院的这个所谓“最新数据”其实早已为中国学术界人所共知,也是一个老问题。 “因为政府统计的城镇化率百分之五十而,它包括了农民工,如果剔除农民工,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五,这个大家早都知道。” 有关政府高估中国城镇化率的问题,胡星斗表示,这和政府当局的财政拨款有密切关系,其政策目的性极强。 “在计算城镇化率的时候就算上农民工,但在财政拨款的时候,为了不让农民工享受城市福利,就剔除农民工。有利的时候就算上,不利的时候就剔除。” 按照中国社科院的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到2020年约为60%,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达到九点五亿人,约占人口的68%,而到2033年中国将越过70%的城镇化率拐点,到2050年,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居住在城镇,之后这一数字将趋于稳定。 社科院的报告认为,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过程,涉及到其获得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的演变以及社会身份认同,目前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有百分之四十,他们在政治权利、公共服务、经济生活、文化素质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差距较大。 中国社会学者刘先生表示,在中国,城镇和非城镇居民的划分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 “外国是通过工作、居住地方和生活方式来划分城镇和乡村。但在中国,这个主要体现了身份,政治和经济权利的不同。” 他表示,根据中国政府的发展策略,未来二十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但中国城镇化面临两个较大的障碍。 “一个是户籍制度,阻碍城镇化进程。第二个是城市高房价,如果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将形成一个城市贫民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 社科院的蓝皮书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镇化的障碍之一。该报告建议中国尽快开展户籍制度改革,从原来的门槛式过渡到阶梯式,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逐渐获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权益。北京的胡星斗教授也是这一建议的支持者。 “进入城市生活,三年五年之后,可以获得同样的待遇。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长一些,比如十年,其他城市三五年,小城市甚至一两年,农民工就应该可以获得完整的同城待遇。” 不过刘先生认为,中国八十年代初城镇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城镇户籍人口只增加到35%,显示中国城市的政府部门并不愿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分享利益。他认为,中国应该立即以一刀切的方式改革户籍制度。 “户籍改革最好是一刀切。中国宪法规定所有公民权利平等,中国许多行政法规都违反这个精神,户籍制度改革也是,造成了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所以应该尽快一刀切进行改革。” 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仅有的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并以户籍划分政治经济权利的国家。刘先生认为,中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模式,尽快消除户籍歧视和城乡区隔,才能使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更为健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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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 | 地方税收部门采取极端手段融钱:24小时盯守煤企账号

盛夏的柳林,这个典型的山西资源大县,正在经历一场寒冬。 受累全国经济下行、钢企减产,柳林原本引以为豪的优质主焦煤行情一落千丈。2012年,柳林完成财政收入86亿元,位列山西省县级财政收入第二。但今年上半年,柳林财政收入仅完成43.3亿元,相较去年同期的53.3亿元,下降12%之多。 当地财政局人士透露,即使这样,能在半年实现40多亿,也极为不易,“有大企业已经把6、7月的税费也缴了,下半年情况可能会更糟糕。” 目前,财政缺钱的诸多问题已在当地体现,多项重点工程因资金问题停滞。以往,类似柳林等能源大县在工程遇到资金问题时,会找到当地煤企帮忙,但现在自身难保的煤企已无力再为政府分忧。   富佬缺钱 在外界看来,富矿之地柳林从来都是不缺钱的代名词。得益于资源优势,柳林在当地创造了一个个增长神话,2012年实现了86亿元的财政收入后,该县将2013年的指标加码到了100亿元,但就目前形势而言,实现这一目标几无可能,“现在的目标是与去年持平,或者希望上级能下调任务指标,百亿目标已无人再说。”当地一位财政官员称。 即使是去年的86亿元财政收入,留给当地的活钱也只有25.3亿元,在扣除人员工资、机关运转、教育等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后,只有几亿元用于项目投资。其中,仅教育方面的投资就达六七亿元。 目前,当地有包括307国道城段改线、火车站广场拆迁建设、城内北大街、东山新城区等多项工程需要投资。其中307国道改线需要18多亿元,火车站广场拆迁建设需要5亿~6亿元,北大街拆迁改造也需要5亿~6亿元,分三期完成的东山新城区建设则要30亿元之多。 “你算算,每年剩的那几个亿怎么够,就是攒上十年也不够啊,更何况你这十年再不发展了?”缺钱的现状,让当地财政官员苦不堪言。 因为缺钱,上述火车站、北大街两处工程的拆迁工作迟迟不见动静,“你没钱补偿,凭啥让人家拆了。” 据当地官员介绍,目前307国道改线工程已经进入最后一道审批论证手续。国土部认为改线路段下面有煤,且储量极大,未予批复。“如果是以前,肯定会想办法解决问题,但现在即使批下来也没钱修,拖着就拖着吧。”提及此事,当地官员也颇为无奈。   钱去了哪里 在柳林县城青龙大街与滨河东路交会处,有一幢富丽堂皇的煤炭大酒店,这座总投资5亿元、按照“不惜投入,不留遗憾,不留后患,不负众望”指导思想修建的五星级酒店,如今门可罗雀。 “刚开业就倒闭,现在公务接待没人敢去,煤炭行情一不好,来洽谈业务的外地人也少了,本地富人又多有自己的酒店,生意能好才怪。”当地一人士说。 酒店业的不景气,只是当地煤市萧条的一个缩影。当地最大的两家民营煤企,联盛集团和宏盛集团,已拖欠工人工资数月。其中,联盛集团仅发放了今年1月的工资,而宏盛集团今年则一分钱都没发。类似情况在当地煤企中不胜枚举,目前多数煤企采取了工人轮岗上班来削减开支。 “一些煤矿开采的原煤非但卖不出去,连堆放的场地都成问题,许多煤矿采煤的筒子里都放满了。”当地一位民营煤企负责人告诉记者。从2011年末开始,煤炭价格出现下滑,6月的4号主焦煤已跌至600元/吨左右,利润也越来越薄。 煤市萧条导致当地财税收入下降,只是柳林缺钱的一个原因。在当地多位官员看来,过重和失衡的增值税、所得税上缴比例才是主因。 由于现行财政体制上缴中央、省、市税收过重,柳林县一般预算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连年下滑。1994年,柳林县级收入占比66.6%,2005年下滑至21.32%。虽经当地努力培育地方税源,2012年占比突破25%,但可用财力仍极大地制约了当地发展。其中,2012年全县86.36亿元的财政总收入中,增值税、所得税共占71亿元,上缴中央部分就达48.92亿元,上缴省市两级政府也有10亿元之多,留给当地的只有25.3亿元。 依托煤炭资源,柳林数年间上缴利税翻番,但得到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却未能同样翻番。2006年,当地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亿元大关,当年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为7850万元。2012年柳林财政收入为86亿多元,为2006年的7.5倍之多,但一般性转移支付也仅为2.3亿元,甚至比2011年少了几十万元。   不现实的希望 采访中,多位财税和基层官员均表达了上级部门在现行上缴比例方面能有所考虑的希望。“以前贫困时,交得少给得多,现在是交得多给得少。我们也付出多年了,现在形势不好,希望上级能考虑基层的困难。”当地一位财政官员说。 但上述官员也坦言,他对修改现行上缴体制不抱多大希望,“我们只能从自身做文章”。 但在经济形势未见好转的情况下,他们能做的着实不多。以完成财政收入为例,当地在5月份才完成了30亿元的任务,为了让数据更漂亮,当地不得不“寅吃卯粮”,多次游说让企业把7、8月份的税费提前上缴,这才在上半年勉强完成43亿元。 为了完成任务,当地税收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派驻专人24小时守着煤企账号,一有资金流入立即转入税务部门账户。对于这一做法,柳林财政局人士认为并不是长久之计,“再这样下去,不定什么时候出问题。” 寄希望于煤市回暖则更不现实。为了让煤有销路,当地甚至让县级领导出去跑销路,但也收效甚微,“用煤的要么不要,勉强要的也给不了钱,折腾半天还是一场空。” 唯一值得高兴的,是当地“征管”取得的成绩。在被确定为山西省“扩权强县”试点后,当地加强了非税收入管理,对票据使用和收入执行严格规范,制定完善了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出租、出售、出让等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征管”行动也立竿见影,当地非税收收入达7.52亿元,行政性收费、专款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0.09%、267.77%。 据某官员透露,为了应对钱荒,当地已经开始研究制定融资计划,初步拟向社会融资10亿元。但对于刚刚经历过一起特大民间借贷危机的柳林来说,想要从百姓口袋中拿钱也并非易事。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20130731/014016291872.shtml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七座环境最极端机场 不同部门员工吃饭时聊些什么? 回忆:地方与人 谷歌最神秘的部门——Google X 这尼玛是人类算24点的方法啊有木有!!!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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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海淀法院驳回梦鸽公开审判申请

李天一涉嫌强奸令其父母备受压力 负责审理李双江之子李天一等人涉嫌强奸一案的北京海淀法院驳回了李天一母亲梦鸽提出的公开审理有关案件的申请。 海淀法院星期二(7月30日)发布决定称,梦鸽的申请违反了中国有关涉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的案件不不开审理的规定。 海淀法院解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机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另外,第二百七十四条中: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的解释》第四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因此,法院由上法律条款作出决定:驳回李某某母亲梦鸽公审申请。” 李天一家人律师兰和此前解释梦鸽要求公开审判的理由是“让所有的事实、证据和办案过程公开化,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去除神秘感,消除公众对其家庭和司法的双重误会”。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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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十三 | 身边的少年

作者: 刘十三 | 评论(0) | 标签: 所见所闻 这个题目,在写《普通人的并病与痛》之前就定下了,我知道自己肯定要写,但那时,却还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个名字为《身边的少年》的空白文章,就这样放在桌面上,哪怕是期间清理过无数个不再打算存留的文件,甚至换过一次电脑,它也仍然倔强而空虚地在那儿。它在提醒我,一看到它,我总会想起终归要写的这篇文字,还要一并想起自己那本才写了三分之一就搁笔的《少年与落日》。 少年少年,步入三十岁之后,再从口中迸发这样的词语,甚至要觉得词语本书也是那么迷人,充满着青春的无畏与活力。我和我的同龄人,已经不复少年时,亦不复少年的情怀,开始一点点把人生的铁轨,接驳到那条无数人运行的轨道上,一列接着一列,在相似的站台,接上年迈的父母,载上初生的孩子,结识许多或漠然或热烈,上上下下的朋友,就这样往的未来开去。但人们总会在某一刻回头,就不免仍要碰见“少年”这两个字。长大成人之后回想,少年的阶段,对一个人的生成竟是如此重要。于是,我带着步入中年的疲沓之心,要写写曾经和正在的少年们,我所见所闻的少年们。 1 我上班的地方,挨着一所全国最著名的中学,经常中午和同事一起去那儿的食堂吃午饭。每次走进校园里,就会看到一群少年在奔跑着,叫喊着。他们似乎火力无限,冬天只穿不多的衣服,夏天却套着厚厚的校服。同事老龚经常说:看看附中的这些孩子们,觉得我们真是些老家伙了,看看他们,蹦蹦跳跳的多好。是啊,只不过跨进校门的一刹那,你就会感到,这儿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区别。一个少年都意味着年轻,何况成百上千的他们汇聚在一处呢?少年们昂扬而干净的灵魂,甚至漫过学校的围墙,把这充满汽车和人群的枯燥之地,打扮的带有早春的气息。 有一次,中午,我吃过午饭往单位走,路过旁边的中学。我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拎着一叠小广告,走几步就贴在地上一张,走几步又一张,在他身后,牛皮癣一样的广告延伸到很远。这也实在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我们走在大街上,不是每一天都会见到好多吗?小广告贴在马路上,天桥上,护栏上,路灯杆上,墙壁上,自行车后座上……而贴它们的,通常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从衣着和样貌上,能看出他们来自乡下,不再读书了,到城里来讨一份生活。他们生存的工具就是胶水和印满了办证、刻章之类广告的小纸片,贴得到处都是。他们贴一张,会赚到一张的钱,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作为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破坏,是“非法和可恶”。 我也如所有司空见惯的人们一样,看到他们,会自然地想到地上难堪的“牛皮癣”,但也仅此而已。直到这一天。那个男孩贴着小广告往前走,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个十四五岁年纪的女孩,穿着校服,一看就是学校里的高中生。女孩蹲在地上,把他刚贴的小广告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扔进垃圾桶。男孩发现了,很吃惊:这大概是第一次除了环卫工人外,有人来揭他的小广告吧。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斗气似的把手里的小广告往地上、护栏上贴。女孩也生气了,跟在他后面往下揭。可是他贴得很快,她揭总要慢一些,女孩更生气了,她放弃小广告,开始追那个男孩,嘴里喊着:不要贴了,你不要贴了,难看死了。男孩看着有点疯的女孩,这出乎了他的预料,似乎感觉到了某种不安,或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可能并不那么理直气壮,飞快地跑开了。女孩看他跑了,也停住脚,喘着粗气,脸蛋泛红。她有点累了。喘了几口气,她又去把刚才男孩贴的小广告都揭掉扔了,走进校门,消失在学校里。 我回到办公室里坐下,脑海里总是这样的场景:一个少年在追另一个少年,前一个来自农村,没读书,在打工;后一个生于北京,很快会考上大学,她追着他,揭掉他贴上的小广告,而他最终落荒而逃。他们几乎一样的年纪,却成了这样的“对手”,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把本来应该是同类的少年,变得如此不同?站在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成人的角度,我们会多么热爱与欣赏这女孩子的作为,她把一颗干净纯洁的灵魂给这世界;可站在一个来自农村的人的角度,我又明白自己毫无谴责男孩的资格。我深切地知道,如果我当年没有幸运地考上大学,而是出来打工,我很可能就是满大街贴小广告的少年中的一个。这件事,不再是简单的对和错,而成了一个疑问,一个困惑。你当然不会相信,春晚节目里演员们假装真诚地说“只有你把北京当家,北京才能把你当家人”这类的话。可是可是,每当演到这种情景的时候,观众席又总会爆发热烈的掌声,掌声来自城里人,这是一个贯通的逻辑。我们都知道,这些打工仔是不可能把城市当做家的,尽管他们无比渴望它是,有多少渴望,就有多少现实告诉他们这是幻想。 我想起,读大学时,经常去金五星百货城,那里是穷学生的天堂,什么都有,还很便宜。于是,就经常在那里看到警察把一些十五六、十六七的孩子抓起来带走,他们是小偷。被带走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难过或羞愧,只是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围观的人们,到现在,我也无法猜透那眼神里都有怎样的意思。找工作那段时间,经常步行换成各种公交,偶尔会碰到某个少数名族的少年迎面走来,到你跟前,突然间敞开外套,露出里面一台数码相机或一排手机,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大哥,要相机吗?便宜。第一次我有些吃惊,后来便习惯了,摇摇头。他们就又合上衣衫,风一般地从你身边走过了。也许无需猜测,就可以知道这些相机和手机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少年一波又一波,我最早遇到的那一些,现在也已经二十几岁了,他们在干什么? 在这遥远的异乡都市,永远有少年在流浪,也永远有另一部分坐在课堂里读书。有一些东西,在把他们的过去分开的同时,也把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分开了。我总感到某种愤愤不平,为人们在少年时,得不到平等的生长的机遇。特别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很可能一件微小的事情,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是一次学费交不上,可能是冲动的打架……很多细小的可能,渐渐把他们的路,推向坎坷和歪斜的方向。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而他们只能接受。 2 老婆是中学老师,每天跟一百个这样的少年在一起,因而总会听到她讲他们的故事。有一年的时间,我和老婆住在她们学校的宿舍里,宿舍就在校园中。她们学校,有很多流浪猫。我惊奇于这些流浪猫都长得胖胖的,以为是在吃食堂的剩饭,后来才知道,它们的伙食要好得很。稍加注意,总是会看见穿着校服的少年们,从商店里买了火腿肠,掰碎了给流浪猫吃。学校里有一个大池塘,池塘里有红色的小金鱼,他们就又买来鱼食喂鱼。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这么做着,但你看见一群孩子这样做时,还是会感到某种感动。 现在住的小区,离地铁不算远,中间隔着另一个小区。附近上班的人们,一半都要绕过这个小区才能到地铁。这个小区当然有贯通的东西两道门,但管理很严,要刷专门的卡才能打开。上下班赶时间,或者图方便的人们,经常会等在门口,见有人刷卡开门,赶紧趁机进出。这一点大概让小区的物业很烦恼,可是又有点无奈。 有一天下班,我拎了些重东西,也想贪图省力,也走到门口去。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铁门里。小女孩手里拿着门口,她奶奶把她抱起来,才刷上卡,门开了,我打开门,站到一旁,想让祖孙俩先出来。可是这位奶奶连忙摆手让我先进,僵持了几秒钟,我赶紧进去,还是用手撑着门。小女孩着急地拉了我一下,我有些疑惑。她奶奶笑着说:她让你关上门。我关上。老奶奶说:我们不出去,我们就是来给人开门的。我终于明白,这个小女孩,就是专门来到门口,看到有进不来的人,她就努力去刷门卡,把门打开让人们进来的。我赶紧说:谢谢你。她说:不客气。后面又来了人,她果然举起了手里的门卡,奶奶把她抱起来,门再次打开。她开心极了。 这样的故事,似乎怎样解读都有歪曲它的嫌疑。但只要一想起她踮起脚,努力去够刷卡器的场景,心里自然就生出非常温馨的感觉。我们曾经也是如此,后来我们长大了,变得事故圆滑,懂得更多,即便不奢求像小女孩一样毫无私心的为人开门,在其他伸手可及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伸出援手吗?我不知道。因为有太多的事件在证明,许多人不但不是伸手助人的,反而是相反的。 如何面对孩子,似乎成了大人们共有的难题。坐地铁,坐公车,时常会面对让座的困境。老人,孕妇,残疾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让座,但遇到孩子,我总会看一看。如果孩子很小,自然也会把座位让给他和家长,但如果孩子已经到了八九岁岁的样子,且跟着的是父母不是爷爷或奶奶,我一般不会让座。这个年纪的孩子,体力已经不错了,站一站也不会怎样。如果总有人因为他未成年就给他让座,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别人通常要让着我”的心理。而且,我们常常见到,你给一个老人让了座位,他很快就让给了自己的孙子,他们又常常坐得理所当然,全不顾祖辈在公交车上摇晃着。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在这专递中,变成了另外一件事。 3 事实上,我最了解的少年,或者说曾经的少年,是老弟。在我不停地复读,一定要考取一所理想学校的时候,他只是读了一所中专,他走过的生活之路,就是一个乡村少年艰辛的成长历史。所以,我愿意用更多的篇,讲一讲他的故事。 我上初中时,老弟读小学,很贪玩,学校里又新换了毫无经验的女老师,班级成了放羊班,老弟的成绩就很差。对这一点,父亲并不像看到我成绩差时那么愤怒和着急,事实上,大概老弟才出生不久,父亲就打算好了一件事:两个儿子,一个将来出去闯荡,另一个留在家里给自己养老。因了这个想法,他在老弟的学习上并不很在意。我在读小学期间,因为作业、课文或考试成绩,被父亲打过好几次,但他似乎从来没打过老弟。 乡下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老弟搭着这趟顺风车,升到了初中。我们读的中学,离家四十多里路,条件极差。因为小学时底子薄,他初中的成绩也就不可能尽如人意,又远离父母管教,老弟爱玩的天性得以自由施展。他开始展露其他方面的天赋,比如省吃俭用地攒下五块钱,从同学手里买下一个破旧的小随身听,然后自己拆开,鼓捣好些天,竟然修好了,又用十块钱的价格,把它卖给另一个同学。他就这样在玩闹中把初中读完了。 老弟中考那一年,已经是我的第二年高考了。父母曾和老弟商量放弃中考,因为他平日的成绩,无论如何也考不到高中,想让他直接停学,回来和老叔学习开车,然后当一个货车司机。老弟说,还是考一考吧,因为报名费造几个月就交上去了,如果连考场的都不进,太亏了。于是他就去考了一下,考完之后,随便填了几个中专学校的志愿,打包行李回家,下地干活,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但是一个月后,就在我收到一所很差的专科学校通知书一周后,邮递员给家里送来一个信封,老弟竟然被呼和浩特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来源,全家人都判断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校,担心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且,家里陷入一种紧张的气氛:父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着借钱,他觉得这一年我无论如何也能考上大学了。我却并不想到这个学校去,父亲犹豫着,这笔辛辛苦苦筹措起来的高利钱,究竟是还回去,还是把它作为老弟的学费,送他上学。我们开了一个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结果是,同意老弟去读一读这个一无所知的学校了。 老家去呼市,先从林东坐火车到集宁,然后转车。父亲、老叔一起送老弟到林东坐车。那一年老弟十六岁,从没出过比林东还远的门。他们把老弟送到离林东十几里地的小站,看着他孤身一身踏上绿皮火车,再看着古老的内燃机车缓慢地驶出站台,父亲突然脸色雪白。老叔问父亲:“二哥,你没事吧。”“没事,”父亲说,但有气无力。他俩回到镇子,到小饭馆里吃晚饭,要了一瓶白酒,才吃了几口菜,父亲就痛苦地伏在了桌子上,老叔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搀住他。过了好一阵,父亲才缓过来,喝了几口酒,脸上终于有了血色,他说自己从车站那儿就有点心脏不舒服。母亲后来跟我和老弟说:“你爸那次太吓人了,想起文泽一个人上学去,担心的犯病了。”事实上,父亲并没有心脏病,但他那次如同心脏病发一样经历了危险,可能是在那一刻,他才突然实实在在意识到,自己这个刚刚成年的、准备留在身边养老的小儿子,孤身去外面那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闯荡了。 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不可能及时获得远方的消息。老弟踏上西去的火车,四五天都没有信儿,全家人都在担心,亲戚们见到父母,也总是问:“文泽去上学咋样了?来信儿了没?”母亲总是故作镇定地说:“小子孩儿,没多大事,写信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又过了一天,在矿上工作的四爷爷家的四姑回来,说老弟给他们打过电话了,已经到学校了,放心吧。这才放下心来。 这年冬天,我还在复读班的最后一排鏖战,门口的同学喊,说有人找我。我出去,看见老弟笑嘻嘻地站在楼梯拐角处,身上背着简陋的双肩包。我过去,两个人破天荒地拥抱了一下,问他啥时候回来的,他说刚下火车。他长高了,也更强壮些,板寸头发,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他嘴唇上有了黑黑的胡茬,只不过半年功夫,他已经有了青年的模样。老弟下午坐车回家,他把自己包里在火车上没有吃的面包、桔子和一瓶汽水都给了我,我一边咀嚼吞咽这些食物,一边想象他在拥挤操嘈杂的火车上站十七个小时的辛苦。 等我也放假,全家团聚时,老弟才细细讲过他上学的路途。他从集宁下车,到窗口买了去呼和浩特的票,就一直不敢离开车站。晚上九点多,他才从呼和浩特下车,可他们学校离市区几十里地,他找了一辆摩托三轮,半夜找到了学校。一边听老弟讲述,母亲一边感叹:“大半夜的,你也不找个地方住下,让人家把你害了怎么办。”老弟说:“找个旅馆住,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呀。”他和我一样懂得,家里每一分钱得来的艰难。 三年后,老弟从那儿毕业,和几个同学被人介绍到刚刚起步不久的蒙牛去工作。在那儿,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打零工,收牛奶,做质检员。收牛奶时,因为不愿意收掺了水的奶,还被人追着打。毕业工作的三年,他没回过一次家,因为他自己心里暗暗发誓,要做出点成绩来再回去。可一个打工仔,要做出一番事业,是何等的艰难。那时候,因为我和老弟都已离家千里,父亲下定决心装了部电话。有一个除夕夜,给老弟打电话,他说他才刚刚加班回来,母亲听完就掉眼泪了。老弟后来告诉我,因为交房租后身无分文,他从同事那儿借了一百钱,买了一只烧鸡一瓶白酒,回到他们那个阴暗冰冷的出租屋里,吃完烧鸡,喝光白酒,倒头就睡。为了抵御饥饿,他过年的几天,基本上都是在冰冷的床上度过的。 2002年的五月份,我已经在北师大读书了,五一假期决定去呼和浩特去看老弟。我住在内蒙古大学高中同学的宿舍里,刚到的那天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酒醒后,我坐上一辆公交,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到了蒙牛的产业园。下了车,我四处打望了好久,才终于看见在一排小饭馆、小商店下的老弟,头发很乱,脸色也不好,胡子拉碴,嘴里叼着一根烟。这一次,我们没有拥抱,而是说:“我都没看见你。”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老弟生活得并不会很好,但看到他的憔悴和颓废,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带着我在蒙牛的园区转了转,那里贴满了“员工以为企业奉献为荣”一类的洗脑标语。然后去他和一个同事合租的小屋子。小饭店那条街的后面,新建起许多明亮的大楼,绕过这座楼,再穿过一个布满垃圾和水坑的胡同,是一排破旧、低矮的平房,老弟的住处,就是其中一间。屋子里很暗,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靠西面和北面的墙下,摆着两张床。不是,不是摆着,也不是床,不过是地下摞了四摞砖头,砖头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一床褥子,褥子上是很薄的被子、枕头和暗绿色的军大衣。这就是老弟抵御黑夜时所能有的一切。靠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小炉子,是用铁皮桶自己做的。屋子里很冷,老弟想点着炉子暖和一下,但费了好久的劲,只是煤块在半死不活地冒烟,炉火并没能旺起来。老弟说,咱们去吃饭吧,饭馆里热乎,这破炉子总这样,爱冒烟。他的眼睛被烟熏得发红,是一种被迫的流泪状态。 我们到这站附近的小饭馆里,要了砂锅和米饭,闲聊着吃完。我记不清有没有谈到未来两个字,但我们肯定说起了将来的日子。我问他的打算,老弟说,先干着看吧。我又问他今年过年回不回去,他没出声,点起烟,吸进去,吐出来,过了好一会,才说:“到时候看吧。”我发现他右手的小拇指,指甲很长,问他留这个干嘛。不干什么,好玩,他说。我当时有点难过,他依然封存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为此担心,不想把自己现在穷困的生活和迷惘的未来给我看。他努力营造着一种“我很好,至少还行”的氛围,我不能去破坏这个,因为结果会更令人难过。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兄弟俩彼此的尊重和坚强。饭吃得索然无味,老弟把账结了。本来,我想去结这顿饭钱,但后来忍住了,我知道,抢着掏钱,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然后返程的车就来了,我坐上车,没敢回头看还在挥手的老弟,虽然我极想回头看看,但内心的酸楚让我不敢这么做,怕眼泪掉下来。虽然不曾看见,但之后的若干年,我的脑海里都有一副画面:透过斑驳的车后窗,我看见老弟单薄而倔强的身影,一手掐着烟,一手向我挥舞;在他身后,是一整片尚未开发的土地,远方的山,在五月份的风中仍旧毫无绿意。他的脸是模糊的,我的也是,我们这一次见面,前后加起来不超过四个小时。 回到北京,我向父母报告这次行程,只说老弟在那儿还行,挺好的,让他们放心。还能说别的什么呢?如果我说他过得很凄苦,老弟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而父母将会惶惶不可终日。年龄渐长,我才发现内心深处的愧疚,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我的存在,剥夺老弟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比如,如果不是我复读了好几次,用尽了家里的所有收入,老弟本可以在初中复读一年,考高中、读大学的。但事实是,他接受了家庭所给予的命运,甚至在努力想靠自己去改变家庭的命运。 第二年,父亲实在不放心,喊上了二舅,两个人坐火车去看老弟。老弟想让农村来的父亲和舅舅能在呼市好好玩一下,提前借了些钱,带他们下馆子,带他们去呼市的景点,三个人的门票花了一百多。出来后,父亲和二舅都忍不住感慨:“啥破玩意啊,啥破玩意啊,白花了一百多块钱。”老弟当然很清楚这些景点并没什么可看的,但他还是要带他们进去,不是为了看,只是作为儿子想让远道而来的父亲有一个值得的旅行。他是多么迫切地向他们展示:我过得很好的,不用担心。 老弟那时的收入,一个月一千块左右,除去房租、伙食费,剩下的大部分钱他都花在了网吧,下班之后就玩游戏。因为除了游戏,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在那种环境下给他宽慰和快乐,即使这宽慰和快乐在本质上虚妄又短暂。他还学会了吸烟,再也没戒掉。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没劲,觉得活着挺没劲的时候,就想抽烟。”他开始思考“活着”这件事。我理解到,烟和酒,是我们生活的道具,也是我们灵魂的驿站,当我们觉得灵魂在躯壳里呆得太过难受,就总想把它拎出来,放在另一个容器里舒服一下。那容器可能是烟,可能是酒,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于是,我不再固执地劝他戒烟,因为明白了人的情绪总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 干了几年,老弟的收入无论如何稍微好了点,不用再因为没开工资而三天不吃饭了,可他也渐渐明白,在那儿待下去毫无发展。我在网上和他说:“今年回家过年吧,你不知道一家人多想过团圆年。”老弟后来跟我说,他本来还在坚持自己的誓言,要做出点成绩来才回家,可我的那次话,让他改变了主意。他请假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年。我能想象他心里的挣扎,三四年的坚持,最后像个失败者一样回来,这令他羞愧和难受。年后,他又到呼市去,想把握住一次极好的转岗机会,可惜他不懂向管事的人“表示”,不愿意求人家,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他很失望,也很愤怒,打包了行李,彻底回家来了。 那一年,三爷爷家当了个小官的三叔也回家过年,父亲去求他帮忙,给老弟介绍个工作。三叔磨不开亲戚的情面,给老弟介绍了一个活,是到吉林的一座矿上,老弟又是只身一人去了。干了半个月,他打电话说想回去了,矿区在山上,非常冷,他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手脚都长了冻疮。父亲总在电话里说,先干两天吧,先干两天吧,开春就好了。老弟不愿再让他们担心和操心,就在那儿干了下来。他告诉我,自己什么活都干,哪个领导安排下来的任务都做。从去那儿到现在的七年时间里,他没有过周末,即便是五一、十一这样的假期,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老弟去矿上后,常和我在网上联系,我那时常在北师大文艺学的论坛上混,还做了个版主,发点自己写的文字。忽然有一天,老弟给我发了个邮件,让我去看看,我打开,是他写的小说和诗歌。即使从我当时的阅历和水平,也能看出他文字和思考的稚嫩,但我读着那些东西,还是欣喜不已。我欣喜于他在山沟里,在举目只有石头和树的矿井周围,能培养起这样的爱好,是多么美好好的事情。我从自己的体验里深深地知道,他喜欢这个,就不会彻底陷入枯燥生活和无聊工作的悲苦之中,就会将坚硬的现实的壳,凿开一个小小的孔,透过它呼吸着另一种空气。我鼓励他也发到网上去,他听从了,发上去,从很多网友那儿获得小小的认可。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成熟时,我想,他的内心也一定越来越强大,再有了迷惑和困难,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和力量。 前一段母亲来京,在家里没事上网,无意中翻到了老弟几年前写的QQ日志。母亲上的是我的QQ,我在单位也登陆了。单位的QQ突然跳出来,有几句话:儿子,妈妈不知道到你原来受了这么多苦,妈妈对不起你。我知道,这是母亲发的。老弟在QQ上回她:晕啊,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我看着他们聊天,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多年的辛劳与坚持,让他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并且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了。看到他生活日渐安定,我感到欣慰,更重要的是,虽然经历无数的摔打,他还是最初那个踏上列车的少年,在复杂的生活中,努力保持着单纯,善良,还多了稳重和成熟。我很清楚,这在如今的世上,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4 好吧,就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在大街上,在任何一处,看见少年们风一样地走过,都会多看上一眼,然后提醒自己,不忘当初少年时。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刘十三的最新更新: 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 2013-07-17 2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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