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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歷史教育，依舊不見以土地為本的史觀，台灣年輕人對不久前的歷史集體失憶和冷感，反映在整個社會沒有縱深、去脈絡的思考慣性上。而莊子和蘭權有意識透過「牽阮的手」，爲年輕人開啟一扇歷史的窗。 文/林怡廷 有一種純粹叫頹廢 朋友總是稱呼《牽阮的手》導演顏蘭權和莊益增為蘭權和莊子。採訪時，蘭權煙一根接著一根，及腰如瀑布般的長髮，是瘦小的她難得的豐盈；莊子將包葉的檳榔送進口中，隨後牙齒染成赭紅色，他操著尾音短促的南部腔台語，台大哲學系的時候，他就這麼驕傲地堅持著。 「我 以前就覺得他很特別，像校園裏的一匹孤狼」，蘭權從不掩飾對莊子的崇拜。在那個還沒有「台客」概念的年代，莊子就穿著藍白拖鞋、吃檳榔，整日在「惡名昭 彰」的四三一宿舍，和沈懷一、阿亮等一班朋友鬼混，用頹廢和他的菁英同學們——著名的「野百合世代」相抗衡，這是一個蕉農孩子面對都市孩子的底氣。 「四 三一是台大的黑洞，那個寢室很恐怖，他們還會在裏面尿尿。對學運學生來說，四三一是個恐怖的地方，這群人是瘋子。」蘭權說，這群人很躁鬱，有一年暑假，宿 舍堆滿了酒瓶都不清理，有次把所有的酒瓶摔到牆壁上，到處是玻璃碎片，他們把床上碎片撥到地上照睡不誤，那時每個人去「四三一」都是踏著碎片。 不以紀錄片為志業 和田朝明醫師一生為台灣而奮鬥的純粹不同，莊子和蘭權的純粹，不是建立在以紀錄片為志業的使命感上。 「人生其實沒有太多選擇，會拍紀錄片是很自然走到這步。」三十五歲之後，就放棄尋找人生意義的莊子，習慣將意義說得很淡。他和蘭權在大學就約定好，將來兩 人不要工作，「每天猜拳，讓猜輸的人出門賺錢養活彼此」。蘭權笑著回憶，但上天還是打定主意，把艱困的工作，交由他們完成。 不 曾以紀錄片作為志業，這兩人卻在2005年拍出大受歡迎的《無米樂》。原本他們認為老人、農業的題材，鐵定是票房毒藥，「當時決定要拍崑濱伯的時候，莊子 很反對，他覺得農村對他一個農家子弟而言，是很私密的，不希望不懂的人去碰。」但以台南後壁鄉老農生命的酸甜苦樂，帶出WTO的架構下台灣農業所面臨的困 境，《無米樂》喚起大眾對農業的關心，成為台灣新農業運動的濫觴。 而2006年接拍公視委託的《牽阮的手》，更讓這對伴侶有四年的時間，平均年收入只有八萬新台幣（約合2 745美元），單靠教書和接宣傳片貼補。要求完美的兩人，為了誠實面對自己的創作，為了對得起被拍攝者，不管時間、不計成本地投入。 原本委託的公視，對於鄭南榕自焚及林宅血案的內容有意見，最後莊子賣了家裏的農地，用三百萬和公視贖回創作自主權，也把多年的酒癮給戒了，他說：「拍《無米樂》的時候還可以喝，但拍『牽阮的手』就負荷不了，題材太重，腦袋必須清醒一點才有辦法完成。」 失憶的民主世代 2011年11月，《牽阮的手》這部以民進黨立委田秋瑾的爸媽田朝明醫師及田孟淑女士的愛情出發，勾勒出橫跨六十年的台灣民主史紀錄片，在台灣最紛擾的總統大選期間上院線。 1980 年代解嚴至今近三十年，台灣走向平和的民主改革。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整個社會因為理想改革的純真氛圍而朝氣蓬勃，然而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人們開始幻 滅，政治犬儒主義瀰漫，而這個時刻《牽阮的手》的上映彷彿是個照示，讓台灣社會檢視，自己引以為傲的民主，究竟走到了哪裏？ 台 灣的歷史教育，依舊不見以土地為本的史觀，田朝明、鄭南榕、林宅血案……這些人這些事，都還只是被少數的台派圈子知悉，而不是在國家教育中被呈現與反省。 台灣年輕人對不久前的歷史集體失憶和冷感，反映在整個社會沒有縱深、去脈絡的思考慣性上，而莊子和蘭權有意識透過《牽阮的手》，為年輕人開啟一扇歷史的 窗。 「沒 有好好處理這個部分，是我們這一代的罪過。」莊子說，無關乎和體制對抗，他只是難以接受黨國教育至今還在欺瞞蒙蔽的荒謬性，「說來矛盾，我是個沒有使命感 的人，但又很怕這段歷史被忘記。」他坦承拍片前，對台灣的近代史並不熟，沒有方法論的訓練，憑著純手工的方式，自己做田野調查、上圖書館查報紙找資料—— 而這對門外漢的歷史詮釋，顯然是成功的。 《牽阮的手》引來媒體大幅度的報道，一場接一場的映後座談，學生們掀起觀影熱潮，並且作出反省，「我們目前只有表象的自由，而這表象的自由是多少人犧牲生命換來的。要達到真正的自由，我們需要把『被偷走的歷史』找回自己的生命中。」一位成功大學學生在臉書上如此分享。 但 真正令莊子訝異的是，這部片原本設定的觀眾在三十歲以下、沒經歷過台灣民主改革的年輕人。幾次試片之後，他發現許多四、五十歲的觀眾，竟然也對這段歷史相 當陌生。加上找資料的過程發現歷史檔案的難尋，這些都讓他意識到，不指望官方，靠著自己的力量，紀錄台灣民主進程有多麼重要。 人生而爲真理受苦 「拍紀錄片把我們都榨乾了，暫時不打算再拍。」蘭權誠實告白，這些年的消耗，讓她的免疫系統出了狀況，多半的時間她都待在高雄靜養，到處奔波的宣傳工作交給莊子，他們著著實實為真理受不少苦。 「拍紀錄片必須要壓抑自我，才能完全看清楚我們的對象，紀錄片不是我們的東西，卻是放棄自己靈魂很好的工具。」對蘭權來說，這份靠紀錄他人來忘記自己的工 作雖然很苦，卻也幫助她走過喪父之痛；而年輕時虛無又疏離的莊子，因為紀錄片而必須面對人，面對媒體、觀眾、以及他過去最痛恨的虛名，磨去了稜角與個性， 於是他極力縮小的意義反而放得很大。 人生常常如此，你越要逃就越逃不掉，這對曾經不想工作、只想任性過日子的愛人同志，成了拍紀錄片的苦行僧。 紀錄片是他們這一世的修行，是西西弗斯的巨石，或許永無止盡，但肯定不會徒勞無功。

美国之音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标志性建筑天安门和广场上的人潮     200年前出生的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名著《双城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开头：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这个开头之所以在世界文学史上非常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的巧妙修辞手法引人注目，而且也是因为它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高度精准的概括性，包括对当今中国、对当今中国的新闻自由、尤其是对在当今中国工作的国际媒体的工作环境具有高度精准的概括性。 *当今中国，最好又最糟* 对在当今中国从事新闻报道的国际媒体记者来说，中国是一个最令人激动的国度，也是一个最令人沮丧的国度。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化，重大新闻层出不穷，令人激动。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实行严格的管制，记者仅仅因为从事自己的本分工作，对某个事件、某个问题进行探索报道，就可以遭受惩罚、打击（包括殴打，打伤，打残，甚至打死），无疑令人沮丧。 国际知名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说的一句话，大概也可以用来概括在当今中国工作的记者（中国记者以及外国记者）所面临的困境和风险： “谁在这个国家开始关心问题，谁就已经走在犯罪道路上了。” *匪夷所思的罪与罚* 在人人可以“犯罪”的中国，罪与罚就必然充满随机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预测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人自危（这显然是当权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也会导致议论纷纷，愤愤不平（这显然是当权者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对的后果）。 Reuters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北京记者站英文新闻记者陈嘉韵     本星期，中国当局将卡塔尔半岛电视英文部驻北京的唯一记者、美籍华人陈嘉韵(Melissa Chan)驱离，就导致了这种议论纷纷，愤愤不平。 中国成千上万的记者已经无一例外地给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宣传部门控制起来，不能在当局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问题上说当局不爱听的话，否则就可能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即使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对当局不满，也只能是腹诽，或者私下里发发牢骚。 但是，可以不听中共宣传部门管教的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则是义愤溢于言表。 国际媒体记者义愤和议论的一个共同主题是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所显示的随机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例如，法国主要报纸《 世界报 》驻北京记者弗朗索瓦·布贡在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报导中写道： “陈 嘉韵担任其董事会成员的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半岛电视英文部的中国新闻报道的语调让北京当局恼火。北京当局认为一家非西方的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应当更友 善一些。让北京政权恼怒的是去年11月半岛电视播出的一部纪录片《奴隶制–21世纪的邪恶》，讲的是现代的奴隶制，即中国的劳改营制度。而陈嘉韵并没有 参与那部纪录片的采访制作。 “但北京的反应来得很快。一个月之后，陈嘉韵在中国的记者证被拒绝续期，她的签证也被拒绝续期。” 日本主要报纸《 每日新闻 》星期三发表记者米村耕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被驱离中国的记者是美籍的陈嘉韵。中国政府拒绝延续她的签证。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中国方面对半岛电视记者陈嘉韵的整体报道不满，并且表示她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和规则。但是，对她违反的法令和规则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说明。” *适得其反的惩罚* 显然，中国当局期望通过惩罚收拾陈嘉韵，让国际媒体记者对中国的报道会更正面一些，更好一些，对中国当局所期望的国际形象更有利一些。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当局对陈嘉韵的惩罚只是给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 中国当局通过惩罚陈嘉韵造成了自己抹黑、给中国抹黑的效果，也是法国另一份主要报纸《 费加罗报 》记者阿尔诺·德拉格朗日报道的主题。不过，德拉格朗日的报道更进一步，还给出了中国当局给自己抹黑的地域性（见该报5月8日一期）： “在 半岛电视播出了关于中国监狱的强迫劳动的纪录片之后，中国当局表现出了恼怒。而从2007年开始常驻北京的陈嘉韵并没有参与其中的采访报道。（在北京的） 一位说英语的外交官昨天私下里说，‘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当局究竟是在耍什么把戏？半岛电视在世界各地声誉良好，尤其是在中东和非洲，而中国跟那些地区的关 系日益密切，并希望自己在那些地区有一个好形象。’”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局驱逐了半岛电视台的陈嘉韵，从而大有可能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的人们心目中抹黑了自己的形象。 在报道陈嘉韵之余，德拉格朗日也顺便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国当局显然不愿意让国际读者看到的当今中国的媒体环境，即国际媒体记者要在中国当局的威胁之下从事新闻报道： “驻 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表示对驱离陈嘉韵感到愤慨。该俱乐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当局近来频频利用签证问题来试图钳制外国记者的言论，对他们进行恐吓。(驱离陈嘉 韵)是反映中国当局做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中国当局则时常把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说成是‘非法’组织。这种事情在几个月前发生过。当时中国当局担心 （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会蔓延到中国。彭博通讯社一个记者当时在北京中心地区被中国安全部门的人殴打。如今又是这样。近几天来，许多外国记 者被中国警方传唤，因为他们到朝阳医院试图探访陈光诚。警方表示，下一步就是吊销他们的签证。” *到底谁恐惧* 国际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驱离陈嘉韵是为了在国际媒体驻华记者当中制造恐惧气氛，也就是恐吓其他记者。 然而，驱离陈嘉韵之后，到底是谁感到更恐惧？有迹象显示，感到更恐惧的有可能是中国当局。 美联社 星期三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外交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常常是沉闷乏味，但在本星期二却闪出令人激动的火花。在那天的记者会上，记者总共提了18个问题，其中有14个跟中国当局十多年来首次驱离一个外国记者有关。 然而，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记者会实录却对此只字不提。所谓的实录没有录下任何关于驱离陈嘉韵的问答纪录。

王小红：河北唐山街头一被拆迁户在自家门前枕着国旗疲惫的睡去。微评：这张照片可以获普利策新闻大奖。

　　“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这是文革时长春市保温瓶厂青年工人李剑锋“反动”日记里的一句“名言”。诸多年来，他日记中其他的话我差不多都忘了，这句话我却牢牢记在心里了。当时心里暗暗钦佩李剑锋，一个20多岁的青年工人，古文水平，似乎不比古文观止的范文差。 　　今天想起这段“名言”，是因为最近读过几篇网友关于日记的文章，于是很自然的回忆起了我知道的几个有关日记的故事。而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就是文革时期发生在长春市有名的因日记罹祸的著名事件之一。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当时还发生过许多反动日记事件，只不过没有李剑锋出名罢了。 　　现在我努力回忆李剑锋反动日记事件的梗概，似乎发生在文革前期，是由于当时非常好学又喜爱古典文学的李剑锋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通信，不幸被警惕性极高的革命群众注意上的。其实他不过是想从王力教授那获得两本王力所著的古文教学著作《古代汉语》而已。 　　王力教授是那时我国古代汉语领域中泰山北斗级人物，文革前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被“监督改造”。他怕连累这个好学的小青年，就给李剑锋回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并婉拒了李剑锋的请求。 　　在当时的中国，通信的自由和保密是不能得到保障的，李剑锋和反动学术权威王力的通信落到了群专组织手里，证据确凿，罪责难逃。令这些革命者大喜过望的是，在对李剑锋的追查过程中，又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成果”，就是抄出了李剑锋的反动日记，李剑锋一时成了长春市著名的反动分子。于是李剑锋的反动日记遭受到全市、甚至可能是全省大规模、大密度的批判。其中受批判最多的反动谬论里就是这句“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正是因为那该死的日记，李剑锋本人多次遭到批斗。据说李剑锋能言善辩，语言辛辣，对于对自己的批判，他语含讥讽，常进行幽默俏皮的辩护和回击，致使严肃的批斗会常发生笑场，批判效果非常不好。 　　记得在这场席卷全市的批判李剑锋反动日记的喧嚣中，针对这几句话，我曾冒险写了一篇不敢见天日的模仿古文的读后感，其中有“善阿谀言者福，善忠言直言者，祸”的字样。短文写的肯定是很拙劣，很幼稚。但是还是表达了对李剑锋的不自觉的认同和钦佩。 　　凡是极权专制的政权没有一个不是钳制言论自由的。晋代傅玄在《口铭》中所说的“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正是毛朝以言定罪现实的写照。而“善骑者，颠；善游者，溺；善言者，祸”中最要害的一句就是“善言者，祸”。虽然只有四个字，却道出了当时红色恐怖造成的万马齐喑局面的实情。自49年以来，以言贾祸者不可胜数，仅1957年，卑鄙失信的阳谋，一网就打尽了55万右派，中右和漏网右派更不知几何。及至文革时期，因一时言语不慎而遭殃的情况更是到了恐怖的极限，连平日里无心无意之言，随便上纲上线，都会成为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 反革命罪行的口实。诚如林彪所说：“广大人民群众既不敢怒，也不敢言”，甚至都不敢把对现实的真实看法记在日记里。 　　其实李剑锋日记写的很隐晦，虽然也有些苦闷、彷徨的情绪流露，却根本找不到对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不满的明确语言。但对当时大好的政治形势不满的态度还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特别是日记里有“笑红尘，争权夺利，鸦吻朽木。”的话，我记得，很多批判文章都提到了“反动透顶”的这一句。有文章发问：“谁争权夺利？谁是鸦，谁是朽木？”特别是日记里还有中美苏三国关系的评论，被当时批为“新三国论”。在一个封闭的像铁桶一样的社会里，李剑锋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并不比别人多。当时只有四版的参考消息在国际新闻方面容量稍稍大些，但那里的资讯也是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过滤，况且只有够一定的级别的人才能看到。我清楚的记得参考消息头版印的八个字：“内部资料，不得外传”。今日看来，在几乎不掌握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的情况下，去评论复杂的国际形势该有多么幼稚。实事求是的说，当时就是美苏两霸争雄，以中国的综合国力之薄弱远不足成为与美苏两霸鼎足而立之一足。但这至少表现出来李剑锋对中国的热爱和国家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日记的内容本来是个人隐私，实际上就是心灵独语。它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看到，甚至自己的父母也不行。由于记录的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基本没有什么约束。即使有些妄议时政，或直言对政权的不满和批评，也不会造成社会影响，因而绝不应该成为组织上迫害公民的理由，但是毛朝政权何曾有过这种胸怀和雅量？ 　　也许我是见过李剑锋其人的，可惜是“无缘对面不相识”。上个世纪70年代重庆路新华书店的古旧文书店与大书店是隔开的，而且每个进去的人都要签名。有一次我进去签名时，惊喜的发现我的前一个签名就是“李剑锋”，字迹工整漂亮，我想应该就是那个写反动日记的反动分子吧，当然也有可能是重名。可惜我不认得他，于是盯着每个二十来岁的人的脸仔细观察，分析猜测谁会是他。符合年龄条件者有好几个，终究不得相识。不可告人的是，我对这个反动分子没有一点仇恨，相反，倒是充满了尊敬，甚至崇拜，可能近似于现在的某些追星族心理吧。 　　屈指算来，李剑峰反动日记事件过去了也该有40年了。遗憾的是，时间久远，对于他的反动日记的其它内容我已记不得很多了。到今天，文革中的那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工人现在也应该有六十多岁的年纪了。世易时移， 现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几个知道或相信我们曾有过写日记也会成为弥天大罪的时代？这说明至少在政治上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了一定的进步的。 　　李剑锋还算是幸运的，由于出身好，毕竟保住了性命。那时有个江苏省常州市某局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即被揪出，关了三年多。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历史的看，可以肯定的说，一个连写日记都有风险的时代一定是个荒唐的时代，一个连通信自由都遭到粗暴践踏的国家一定是黑暗的国家。因此，要让我来说那个时代国家的统治者伟光正，实在是很难。 　　谨以此文衷心敬祝李剑锋先生幸福安康。

毛泽东年代，中国人有个很普遍的毛病——自大狂。大部分中国人被多年如一日的强制性政治灌输，刺激的就像《史记》中的夜郎王：“汉孰与我大？”     那个年代，中国人疯狂的陷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的迷癫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好像只要毛泽东一挥手，千百万红卫兵们就会立即出发去解放全人类，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其实，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才是纸老虎，不过大喇叭里吵吵嚷嚷而已。你真东西南北的出去，不过又一次希特勒而已，不过第四帝国的兴亡而已，也许还赶不上希特勒。     但至今有人说，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毛泽东活着没人敢惹中国吗？你不知道而已。     1958年4月，日本长崎有人冲进中国展览会，撕毁中国国旗，日本政府道歉过吗？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59年，大批印尼人冲击中国使馆，侮辱中国国旗，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3年5月，新疆伊宁地区六万多人跑进苏联境内，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4年，巴西将你的准外交人员9名，连同家属一起被逮捕，受尽折磨，关押审判达一年多。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5年1月布隆迪驱逐中国外交官中止外交；象牙海岸、尼日尔指责中国搞颠覆；中非、贝宁中止外交关系；3月，肯尼亚掀起反华浪潮，宣布中国外交官是不受欢迎的人；10月加纳中止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1967年8月，突尼斯拘留援助他们建设的专家并包围中国使馆，限制外交人员出入；同年，利比里亚、尼加拉瓜、达荷美、古巴、几内亚比绍等小国也对中国使馆进行挑衅，并中止外交关系；甚至毛泽东给钱修建坦赞铁路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也和中国闹起外交纠纷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要把年轻人变成疯子，并欲驱逐中国使馆；你中国把人家怎么了？其时，毛泽东没活着吗？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天天喊毛泽东的国际威望如何。但这么有国际威望，“与中国建交的40多个国家，有30个发生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14个关掉9个，外国驻华领事馆从30多个关得只剩六个。”这就是你的国际威望吗？     唉！这人要是到了这个份上，该说什么好呢？真是让人笑掉大牙！     1969年，和人家前苏联在珍宝岛打了一仗，占了一点便宜，哎呀呀！可了不得了，全国这个疯呀！“九大”上，孙玉国在主席台上出尽风头。后来让人家在新疆好顿收拾怎么不吱声了？真相一直遮掩了几十年。你到是和人家打呀？你不是有原子弹了吗？打呀，怎么不吱声了？     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说这话的人撞猪身上了吧？     毛泽东活着时，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数以千计，你除了抗议怎么人家了？不仅美国，苏联飞机，甚至印度飞机也不时侵犯中国领空。你怎么人家了？     “1964年6月，中国在老挝康开的外交机构被美国飞机一顿炸，死一人重伤5人。”赔你什么了？道过歉吗？     毛泽东活着时，是打了几场仗。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军打，其实后面站着前苏联，美国人考虑的不只是你中国；中印之战表面是打胜了，但你胜了吗？九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留给人家了，你胜了吗？至今印度一直将你视为头号敌人，你胜了吗？抗美援越你胜了吗？你花那么多钱援越，却又和侵略人家的人又搂又抱，结果，人家一统一就和你翻脸了，你胜了吗？     所以说，别说什么毛泽东活着谁敢惹中国，别大言不惭了！毛泽东活着敢惹中国的多了，弄得毛泽东不管百姓死活，大把大把的往外掏钱。还什么台湾花钱买外交，你这不是花钱买外交吗？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活着，敢惹他的大陆中国人不多。 转自  http://dzh.mop.com/shzt/20111210/0/3l7lgSI285b58cFz.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