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

王五四 | 社摇没有春天

前几天北京市文联主办了一场题为“中国摇滚30年回顾与展望”的研讨会,在这个会上“北京摇滚音乐学会筹备组”首次亮相,这意味着浪荡了三十年的中国摇滚,要开始享受党疼国爱了,摇滚也要按照“基本法”了。1992年被“SPIN”杂志评为中国最伟大的吉他手的唐朝老五也在此次会议上发言表态,中规中矩,很识时务。对此,不少摇滚乐迷有点炸锅,如丧考妣,认为是对中国摇滚极大的侮辱,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场景:查普曼对约翰·列侬开了五枪说:你变了!其实你们想多了,中国摇滚没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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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 上春晚?崔健不愿接受审查

在中国代表边缘、反叛和批评精神的摇滚乐代表人物崔健,可能将在2014年除夕夜登上由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政治正确与合家欢乐晚会——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具有冲突感的消息在中国引起反响。但崔健是否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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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舟:中國搖滾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崔健推出《紅旗下的蛋》,至今我仍認為這是崔健最出色的一張唱片,然而當時在圈內和大眾中得到的反應和評價卻明顯不如《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和《解決》。記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過一句對崔健的經典評論:「我們都畢業了,他還在罵班主任。」 這 就是為什麼崔健卓然獨立於當時整個搖滾圈,甚至把他和同期的搖滾樂隊和歌手相提並論都簡直是對他的侮辱。恭喜那些中國搖滾畢業生,他們無非就想著畢業能找 個好飯碗而已。中國搖滾盛世從來都是意淫出來的,「中國火」也好,「中國搖滾樂勢力」也好,「魔岩三傑」也好,都是包裝紙、保鮮膜而已。 只 有崔健是一尾獨自活蹦亂跳的大魚,無需魚塘飼養。所謂抗議或反抗,必須先明確何謂自我,何謂他者,要抗誰,要議誰,要反誰?必須先明確自己的身分,認識所 處的環境,不獨立,何談抗議?這種獨立不僅僅是思想的獨立,政治社會意識的獨立,還是商業上的獨立,當年只有崔健是獨立殺出自己一條血路,也只有他始終擁 有自己的團隊和公司,擁有自己獨立的發展和運營模式。 恰好,伴隨著商業社會的來臨和消費主義潮流的來襲,中國搖滾載浮載沉。八、九十年代的中國藝術家見過玫瑰,見過槍砲,卻沒見過錢,他們沒有意識到,一不留神,自己那一腔叛血便被鈔票給輕輕抹掉了。 將 搖滾納入商業的魔岩式造神,對樂迷來說,至今仍不乏啟蒙勵志價值,但對當事人來說,卻是一個美麗的陷阱。盛志民講述魔岩時代的紀錄片《再見,烏托邦》,其 實面對的是一個脆弱不堪的烏托邦,雖然似乎未經商業玷污,可也經不起商業的考驗,那樣的烏托邦更像是一個玻璃花瓶。那個時代的藝術家,一方面面對商業而擺 出清高姿態,另一方面又被商業狠狠打了激素——但或許僅僅是雞血——自身與體制的關係搖擺不定,也就難以保持反抗的能量,甚至難以確定反抗的方向。 在西方語境中,搖滾樂反文化與商業體制始終有一種反噬和反哺的關係,反文化可以經由商業體制順利轉化為商品得以傳播,但在華人世界,受制於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今政治意識形態,二者當然難以形成如此親密的關係。 紀 德堡(Guy Debord)說:「反抗,可能就是你所要反抗的裝置分配給你的一份職業而已。」但在中國、香港和台灣,反抗的裝置,甚至絕不會輕易分配給你這樣一份「反 抗」的美好差事。何勇當年大罵四大天王是小丑,那是一種本能的反抗,而魔岩處心積慮地推波助瀾,一方面策動媒體炒作,推銷這種搖滾反抗姿態,一方面又通過 大量贈票,在紅磡成功製造一個九七前的搖滾愛國主義神話,這是一種經過商業包裝的職業的反抗,可惜這種反抗的職業在中國難以為繼,當何勇繼續口無遮攔在北 京舞台上開「勞動模範」的玩笑,下場只能是禁演。 前 不久在北京,和崔健、趙一豪一起聊到華人社會的道德保守與虛偽。作為魔岩簽約的第一位藝人,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是台灣最後一張被禁的唱片,在那個 時代,其搖滾生涯差不多是以自殺的方式開始的。而林強也是在當年剛剛獲得閩南語流行天王巨星地位後不久,便以一張名為《娛樂世界》的專輯與流行歌壇決裂。 這是以反抗的姿態自殺,或者說,以自殺的方式反抗。 而 當年不少搖滾老砲,抱怨崔健、何勇連累大家集體自殺,或者說砸了大夥兒的飯碗——畢業之後找不到鐵飯碗,學校之外到處都是垃圾場。他們是把自己的荷爾蒙當 飯吃,但這些荷爾蒙甚至來不及做成罐頭,就白白地流失了。這時候他們才發現,整個極權社會也是一所鐵律森嚴的學校,每個人都得在這兒活到老學到老,每個人 都是留級生。   只 不過有時候,班主任會從一個滿嘴口臭、動輒把唾沫噴到你臉上的老頭,變成一個嗲聲嗲氣、豐乳翹臀的美女教師。這就是我們的時代:從坦克裡施施然走出一個S 型美女,消費主義女神似乎可以帶領我們越獄,然而她也可能把你拐進一個瘋人院,在那裡,絞架被做成鞦韆,斷頭台換成充氣床,哦〜歡迎搖滾鬥士們來此盪鞦 韆,蹦蹦床。 《紅 旗下的蛋》一開頭以一首歇斯底里的《飛了》,狠狠劃開時代分裂的口子:單向度的反抗已經獨力難支,搖滾英雄鬥士的形像已經開始分崩離析,自上而下的啟蒙幻 覺已經開始破滅。搖滾樂文化尷尬地在政治與商業的夾縫之中左衝右突。但也慢慢學會左摟右抱。時至今日,當搖滾樂已越來越成為娛樂消費和假日休閒的樂園,所 謂反抗,所謂搖滾的反文化又顯得不合時宜了,假如說老砲們還曾經哭著喊著要逃課,要罷課,要燒課本,甚至要揍班主任,那麼,新一代滾友似乎都意識不到班主 任的存在了,只要班主任允許他們玩遊戲「過家家」,他們也心甘情願在學校裡一直待下去,嗨下去。 崔 健在七、八年前再次精準地預言和剖析了新時代的本質。他看到雲南有一種红色的草,長得很漂亮,並且繁殖力強盛,但卻飽含毒素,所到之處吸血一般吸取土地的 營養造成土地沙漠化,最後自己也死了,與土地同歸於盡。這死亡之花啟發他寫下《陽光下的夢》,這首歌不單至今仍未正式錄製發表,甚至歌詞也隨著時代變化而 不斷修改,至今仍未最終確定,但除了執著而詩意地反覆高歌「陽光下的夢」,還有一句冷酷的歌詞不變:「幸福是一個溫暖的坑」。這揭示了大國崛起經濟奇蹟背 後的真相,也揭下了消費主義娛樂文化的假面。 極 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已經如膠似漆地合體,而政治戴上了商業的面具,這就是新時代巨大的迷惑性。在魔岩時代,中國搖滾樂迷絕大多數是通過那張紅磡《中國搖滾樂 勢力》的VCD接觸搖滾現場的,而如今,每年國內的搖滾音樂節已經多達數以百計,這是百倍的繁榮,但也是百倍的虛假繁榮。相當多的音樂節屬於資金運作不透 明的政府行為,甚至有些堪稱替政府洗錢。另一方面,對搖滾樂的審查越來越變本加厲——消費式維穩或維穩式消費,正是眼下中國的雙頭怪獸。 2011 年4月在周莊音樂節上,左小祖咒上台前,觀眾不斷高呼艾未未的名字,左小祖咒並沒有在舞台上提及艾未未,也沒有唱敏感歌曲,但幾天之後,他卻被警方扣留審 查。2012年5月在西湖音樂節上,痛仰樂隊上台前觀眾不斷高呼「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那是痛仰的成名作,但最終他們沒有唱,這首歌至少在北京屬 於禁歌。 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句話的作者並不是痛仰,毛澤東應該向這隻搖滾樂隊收取版稅。 假如中國搖滾樂還要繼續擁有反抗的激情和能量,那麼,就必須直面極權主義與消費主義合體這一雙頭巨獸,把溫暖的坑,重新變成燃燒的戰壕。 2012 年5月9日,是崔健首唱《一無所有》26週年,也是中國搖滾的26歲生日。崔健交響搖滾演唱會3D電影《超越那一天》的片方,在萬達電影城舉辦了一場紀念 會兼電影試映會。原本電影名為《一無所有》,崔健將這首歌放在最後,並在最後打上一句字幕:現在,我們依然一無所有。電影局當然識破了他的險惡用心,一槍 斃之。 26年過去,我們不單依然一無所有,甚至沒有表達一無所有的權利。 而就在看這部電影,就在紀念中國搖滾誕生的時候,我收到一個簡訊,出版公司編輯通知我:由於擔心內容敏感,他們決定放棄我的書稿。這部書稿名為:《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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