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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1 CCN特约记者  徐秋颖 综合报道 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 2010年11月8日，中国第十一个记者节，照例也是一个记者不放假的工作日。这天，记者李普永远地休息了，享年92岁。 李普的一生注定坎坷，沉浮于历史的起承转合之下：生于1918年，炮火之中成长，新中国诞生之际声名鹊起，“文革”中被扣上“特嫌”帽子，退休前担任新华社副社长。 不过，他人眼中的“大官儿”李普，却更愿意别人介绍他为记者。在《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眼中，李普除了住的房子大以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的已故好友黎澍曾说“他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 照片中的李普鹤发童颜，大多都是微笑的表情，就像他喜欢穿红色衣服一般，带着些许喜庆。不过，“他是满怀忧虑离开人世的”，杨说。 李普退休后，并未沉寂。相反，他晚年笔耕不辍，对于公共事务积极谏言。9月24日杨去看望李普，谈起新闻自由，李普说：“新闻立法的关键是保护言论自由。有这一条就足够了……”这也是李普和杨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们的民主传统” 刚满六岁的李普，被父亲带着去上学，因为在家时认识些字，父亲便要求学校让他跳级，在父亲的观念里，把进学校看成科举时代“进学”考“功名”一样，“进学”得越早越好。 李普的数学一塌糊涂，常常弄得汗流浃背，以致对以后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感到害怕。年老时回忆起来，李普将父亲归为“三个埋怨的人”之一。他感叹，“或许我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不只是个会耍耍笔杆子的吧”。 初中时代的李普爱好新文艺，可谓文艺青年，尚左，鲁迅则是青年导师，“鄙视一切古代典籍，连旧体诗词、乃至正规的学校教育一概在否定之列。”李普在《我要埋怨三个人》中写道。 即便如此，李普的写作才华并未止步不前。1938年10月，长沙大火，李普第一篇报道《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发表于《观察日报》，此时李普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区委书记。 1939年初，李普成为一名正式记者，供职于《观察日报》，然而《观察日报》很快被国民党查封。 1940年，李普辗转来到重庆，成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社的记者。这年，他22岁。 李普后来回忆说：“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艺的影响，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闻工作比从事文艺能够更直接地为我的理想服务。” 但是，国统区的新闻审查，让李普不快，他曾在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中说道，“我实在不想当这个记者，记者一点味道都没有。” 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对当时新闻不自由的一种抱怨，李普从1942年开始任编辑、研究员兼专栏作者。 1945年2月，李普负责撰写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介绍中共解放区的专栏。随后，这些文章辑为《光荣归于民主》一书，由上海中共地下党以“拂晓社”名义于1945年底出版。1980年这本书再版时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 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普重新做记者，曾作为随军记者跟随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其报道《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后选入小学课本。不止这一篇文章，比如《开国大典》，此文令李普成名。 动荡年代的“读书人” “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同列竹帛。”杨继绳曾如此表述。 建国后不久，李普调任中宣部任副处长（那时中宣部没有局，部长下面就是各处），地位不低。但这并没有帮他躲过一劫。 1955年“肃反运动”中，李普为两个亲属的冤假错案所牵连受审查两年，最后被认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而调离中宣部。 于是，在他的档案里就留下一顶“特嫌”的帽子。事后回想，未必是件坏事，靠边站的两年，打倒“右派”正火热进行中。随后，他到北京大学筹建政治系，并担任第一任系主任。 “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让李普难逃厄运，他的“特嫌”问题再次引起注意，并成为“中南局第一大案”。 那时，李普已被关“单间”隔离审查，妻子沈容被关在办公室里接受审查，区别是沈容还可以定期放回家去洗澡。 很多年后，李普夫妇才得知，当时解他们困境的是两位同在研究室的同事——苏如拭和黄书泰，他们自告奋勇进行调查，才将李普头上的“特嫌”的帽子得以“甄别”。 1973年，李普被调回新华社担任北京分社社长，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第二天李普就回到新华总社，参与清查“四人帮”的余党活动，然后留在新华总社，从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一直工作到副社长。 这些都足以成为其后炫耀的资本，但李普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更多的是反思。 在旁人看来，李普在官场不顺，杨继绳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知识分子要独立思考，要有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官场，这两条是非常犯忌的。中国官场听话是第一位。” 李普在《洋女婿土老帽》一书中曾表述，更愿意做个读书人，“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两个称呼，都太空泛。读书人这个词比较实在，要真正读书的才能算数。我愿再读十年书，让自己加几分清醒，减几分糊涂。” 记者只能当丫环 为此，晚年李普还学会了电脑，“整天盯着电脑看啊看”，和李普相熟的戴煌夫妇说道。 李普生前为《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这本颇为大胆的杂志曾几度面临绝境，在以后的岁月，李普都是《炎黄春秋》的积极扶持者。 不仅如此，李普的文章开始见诸国外媒体，对于公共事务更是亲身参与。 戴煌曾撰文道，“李普对于独裁专制、官场腐败等仇恨至极，对批揭腐恶黑暗的种种举动，积极支持。” 李普曾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命、不怕死。” 杨曾提出“两头真”的概念，而李普则是原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 “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如是说。 杨认为，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因势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我这辈子见那么多人，每个人写500字，留到今天就很有价值。可惜了。我经历那么多事，每天写500字，该有多大的价值？我现在不能采访了，参加活动也少了。”李普曾对杨说，“在我们国家，记者只能当丫环，不能当小姐，只能当陪衬。” 2010年11月12日，李普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兰厅举行，8月30日，他曾在众人搀扶下在这里送别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1.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长城月报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长城月报》2011年1、2月合刊 CCN特约撰稿：梁文道 大快人心就一定是个好东西吗？ 当我们使用这个词去形容某些政策时，有否想过其实是多么的含糊，它也许可以用来称赞一项德政，但它不一定能够用来描述好的政治。 在政治学里，民粹主义是个污名化了的概念，虽然它能在一些特定时刻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但大部分人都很鄙视它，一提到它就会想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它只专属于独裁威权政府。 不，即便是实行代议民主的国家，同样会变成民粹主义的沃土，例如英国前首相戴卓尔夫人搞的那一套，就被一些左翼学者斥之为“威权式的民粹主义”。又如拉丁美洲有不少国家虽然具备形式上的民主普选政府，但它们一样有长远的民粹传统，而且甚么立场都有。前几年出一批人大谈自由化，鼓动风潮，再过几年又来了一群左派英雄，声称要还富于民。 如此看来，民粹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没有固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左也可以右。它的本质不是一组政治价值，而是一种情绪，一种压恶精英，藐视既存制度的情绪。每当社会上积压了许多不满，就会有人跑出来告诉大家，这全是一小撮精英的错，他们把持了体制，把属于全民的东西异化成自己的玩具。 这种人往往是在野的政客，他鼓动这种情绪，然后以改革者的形象上台。如果他是右派，他要打击精英就是庞大的官僚阶层；如果他是左派，他要打击的则是经济上的垄断阶层。 奇妙的是，有些改革者本身就是握有政府的最高领袖，他认为自己和人民中间有一道巨大鸿沟，不颠覆那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僵固体制，民情就不能上达，他就无法毫无阻碍地听到人民的心声。 更大的问题在于，民粹主义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里却瘫痪了民主的真正动力。因为任何种类的民粹政治都总是把政治领袖和人民设定在一种应答的关系上，要不是人民高声呼救被领导听到了，就是领袖发出号召被人民响应了，他们追求最透明最直接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连心地站在一起。 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为甚么要说它不民主呢？理由很简单，因为它不需要人民变成公民，不需要公民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 你要甚么告诉我一声就行了，一切有我，不劳你费心思索更用不着你卖力行动。你要的我都知道，你的心声我都明白。你甚至不用通过议员和媒体说话，因为他们可能也是坏体制的一部分。取消一切中间组织，取消公民的动力，取消任何构成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让公民变成被动的百姓，领袖自会满足他们的愿望。 因此，政策可以追求大快人心，政治却不能以此为最高目的，因为大快人心这四个字里的人心往往是被动的。政府不应该总是以取悦人心为目标，人民也不应该把自己矮化成期待被人“大快”的一颗心。 真正的公民不是需要被讨好的消费者，而是有行动能力的参与者；政府不只是了解他们的生产商，更是他们实现愿景发挥权力的工具。 我们如此习惯大快人心的说法，总是盼望着被人“大快”一场，却忽略了民粹与民主。虽一字之差，其实，差之大矣。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1.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长城月报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面孔。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她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呼风唤雨，从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控文化部门时，江青下令“破四旧”，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被其迫害致死者就多达50万人。 “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江青在法庭受审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这句为自己辩护的惊世名言，也被《时代》摄入，作为她死不认错的证据。此后，直到1991年自杀，江青在被监禁的10年中，对所有指控都拒不认罪。 1991年5月14日凌晨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在北京酒仙桥寓所，用手帕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的上方，终年77岁。据说，临死前，她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留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 美国《时代》周刊在半个月后率先报道了江青的死讯，据来自北京某匿名人士的消息，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 10年后的2003年7月，旅美青年作曲家盛宗亮根据江青生平改编的歌剧《江青》（Madame Mao），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露天歌剧院首演。 “是的，我就是她，被你们这些男人虐待、背叛，你们教会我仇恨！”江青对着屋顶上来回晃动的自己的尸体独白，拉开了这部两幕歌剧的序幕。盛宗亮将江青定位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在党内斗争的绞肉机里被腐化了的人物。从上海滩的名利场，到延安的窑洞，再到北京中南海，江青77年的一生被盛宗亮浓缩成三个小时—她不断被男人引诱、利用、抛弃、压迫，痛苦而压抑，在“文革”掌权后，终于爆发为向男性社会的疯狂复仇，江青也在这场毁灭与被毁的游戏中走完她的悲剧人生。 歌剧《江青》轰动西方，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过去25年来产生的最为重要最有勇气的歌剧之一”。 而在中国大陆，江青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公众形象被官方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她生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则大部分封存在档案里。 图：1977年3月21日，时年63岁的江青第一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你写我，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关于江青最权威的报道介绍，来自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有幸能近距离接触江青、并采访她长达60小时的人。 1972年夏，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做“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维特克，在主动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达到中国采访的要求后，得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出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辗转到达北京。 维特克接触到一大堆只有“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的被采访者后，提出要“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她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以便更好地展现中国妇女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维特克很快如愿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经周恩来安排，8月12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意外地被江青接见。 维特克这样记录成为“第一夫人”后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里的江青：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束腰上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丝衬衣，下着珠灰色裤子，白色的塑料凉鞋，配一个白色手提包。在维特克看来，这身打扮完全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 江青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像。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维特克估算江青身高应不超过5英尺5英寸，但在中国人已算高个，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轻柔端庄。 江青对维特克显然很满意，她们漫谈历史和文学，持续了3个小时。江青设晚宴，用北京烤鸭款待维特克，还请她到天桥剧院观看《红灯记》。这是江青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改编的第一部样板戏。 分手时，她们谈到了斯诺。这可能是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目的—请她为自己树碑立传。当年毛泽东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蜚声中外，江青也想借维特克的笔来延续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她盯着维特克说，“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自己过去的外国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朋友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江青认真地对维特克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8月25日，维特克乘专机秘密飞赴广州，在广州远郊的一栋别墅里采访江青。采访持续到31日，连续7天，她们每天晚上9时开始谈话，往往要谈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中间仅吃一次宵夜。 在总长约达60个小时谈话过程中，维特克不停地做笔记。江青对她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做记录了。你注意听就是了。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9月1日，维特克结束了她的访华旅行。江青在送别时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维特克回到美国后，一直没有等到江青承诺她的录音带和中英文整理稿，而且，她与江青的中间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不断提示，她可以出版她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传记”。 1974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首次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谈话，获知消息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向维特克索取原始采访资料，但为维特克拒绝。 图：1945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这是江青与毛泽东度过的相对浪漫、美好的时光。 悲情童年与活泼淘气的青年 江青在西方视野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著名的医生白求恩。1938年8月2日，他在加拿大报纸撰文歌颂延安抗大时，提到“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江青：“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 文章最后问道，“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淘气”。这时的江青，刚到延安不久，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 1946年2月11日《时代》在《毛的一家》中对江青有更细致的描述： 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 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名叫蓝苹。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期《时代》还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左手夹烟，侧身注视江青，脸色平和，微带笑意。江青身着臃肿的棉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咧嘴微笑，轻松而快意，甜蜜而开朗。 由于江青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江青再次现身《时代》。在1977年3月21日《时代》的封面上，江青作为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演员到女皇》。 这篇封面故事正是出自维特克之手。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脱稿的《江青同志》亦随后出版，在美国、加拿大同时发行。 图：1936年，22岁的江青与她母亲（左）   维特克笔下的江青，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 《时代》报道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江青还有很多哥哥姐姐，最小的一个都比她大12岁。她父亲是专门制作车轮的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中国虽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但在上世纪初，砍头示众等野蛮行为仍很普遍。江青小时候就曾被鲜血淋漓的断头吓倒，病了很长时间，“即使蒙上眼睛，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维特克写道： 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脚步声所吸引。她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鲜血淋漓。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家后，她的书散落了一地，她本人扑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 童年记忆刻骨铭心，在人的一生中很难磨灭。透过“文革”中种种非人道的、司空见惯的武斗场面，依稀可见江青早年记忆中的血腥和暴力。 由于受不了家庭暴力，江青很小时，母亲就带着她离家出走，靠给大户人家佣工谋生。晚上，母亲经常把江青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维特克用很精细的描写向读者暗示，她的母亲这时可能已沦为暗娼，以此来维系她们两人的生活。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待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棂，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 为了在深夜找到母亲，这时年仅五六岁的江青，就试图克服走夜路的恐惧。她害怕恶狗，还曾经被恶狗咬过。维特克在她的传记作品《江青同志》里提到，江青曾撩起裤角，让维特克看她的脚踝上部，仍可以看出恶狗咬过的疤痕。 演员时期的江青登上《中华》杂志封面。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1929年，江青入读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那时我只有15岁。”江青对维特克说，“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女生太少的缘故。” 在这里，江青发现了自己的演艺才能。尽管在校只有一年，但她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包括钢琴。 此后，江青与该校师生赴北京演出。江青对维特克说：“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家里最好的棉被带来了，仍冷得发抖……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年初春，江青来到青岛，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巡回演出时，还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她上过闻一多的课，听他讲唐诗、小说和戏剧，也经常听沈从文讲授小说。她的大学生活很清苦，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因为两条腿骨瘦如柴，又细又长，朋友们给她起绰号，叫她“麻杆”。 1933年江青在青岛加入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开始其演艺生涯。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而一炮走红，其后又出演过不少左翼电影。期间，她还因涉嫌参加进步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抗战爆发，江青辗转由上海抵达延安。在这里，她遇到了毛泽东，两人很快同居并正式结婚。 江青知道国际上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各种流言蜚语。因而，她有话要说。维特克写道：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在苏联疗养。“谁该对离婚负责？是贺子珍，而不是主席。”江青尖锐地指出。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她对维特克说： 长征期间贺子珍几次负伤，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照顾孩子，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毛对她的行为也无法忍受。贺自作主张去了西安，没有人能劝她回来。 1939年，贺子珍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很粗略的治疗，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由于绝望，她开始打孩子，最后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贺子珍被送回上海，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定期接受电疗。 一些国外媒体称江青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维特克就此向江青求证，江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说，她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图：1967年4月21日，出席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从左至右：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 样板戏是“真正的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在中南海这座从前的皇家大院里都分到了一套住宅。 但是，这些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并没有给江青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她经常怀疑暗中有人在谋害她。1969年，已经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被称为密谋抢班夺权，刺杀毛泽东。对这场震惊中外、至今仍迷雾重重的权力斗争，《时代》披露了很多细节，都是江青向维特克说的： “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死我们。”江青说，1969年，林彪还准备给主席和她的食物里下毒。江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直到最近才渐渐康复。 《时代》还用很大篇幅报道了江青的“样板戏”革命，从中可以看出江青在京剧改革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孤独无助。 当她在60年代初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时，世界上几乎没有用芭蕾舞来表现军事行动的先例，而且几乎也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意图。为了在领导人中寻求支持，她邀请周总理观看早期排练，周总理去了，指出很多缺点，她们都一一改正了。 为了用军队的方式教育她的舞蹈演员，江青决定把她们下放到部队里生活几个月。就在她刚刚发出指示时，周扬就从文化部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派这些芭蕾演员到香港表演《天鹅湖》！ 图：1967年5月，北京街头的红卫兵。此时的江青已经登上了她权力的顶峰。” 不顾周扬的反对，江青继续与芭蕾舞团一起到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后，她特意为周总理安排了一次演出。周总理说这是“真正的革命”。显然，来自总理的支持，帮助江青克服了文化部门的阻力。而江青本人在指导样板戏时，要求也非常苛刻，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不放过。维特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 一位演员记得，当小常宝唱一段戏，叙述她母亲被土匪杀害了时，她坐下来，用双手遮住脸，让眼泪在手指间流淌。江青说：“无产阶级不这样哭。”江青挺直了身体，让她面对想象中的观众，让泪水流下来。“工人阶级哭的时候不是坐下或把头低下来，他们站着哭。”江青说。 江青把京剧改革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电影界。她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代之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和维特克谈话时，江青从不掩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电影的喜爱，她不止一次提到美国著名影星嘉宝，“我非常喜欢嘉宝。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问维特克：“她还好吗？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采访中，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这么喜爱嘉宝的电影，为什么不公开放映，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江青回答：“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电影在小范围内放映。如果公开放映，人们对这些影片会展开政治上的尖锐批评，这对嘉宝显得太不公平了。” 在这次采访后仅仅4年，江青就从她人生的巅峰迅速跌落。《时代》在全文的结尾提到，毛泽东在辞世前，写了一首诗给江青，提醒她在此后的政治较量中，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江青把它当作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在她的支持者中广泛传阅— 图：1980年11月20日，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了公开审判，12月24日上上午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大喊：“我怕过谁，我就是无法无天。” “你被冤枉了。”毛告诉江青，“我老了，就要死了。今后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高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毛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江青被逮捕隔离，从权力的巅峰跌下无底深渊。但在《时代》眼里，她仍是20世纪最有权势的华人女性。 © superlee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02.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凤凰周刊 OhMyMedia@新浪微博──“ OMM通讯社 ”，欢迎关注！ 另： OhMyMedia@Twitter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