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7日，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第一站选择了深圳。此行一路，他轻车简从，与群众直接接触、亲切交流。 12月8日，他来到深圳莲花山，在众多游客注视下，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随后，习近平走到人群中，与群众握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他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Read More作为历史人物，毛泽东将长期受到公众的关注，对他的评价也将长期地存在下去。如何正确地评价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主要是个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此时此刻依然在或明或暗地主导着中国的政治。说它明，那是因为，现在的中国执政党依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执政的指导思想；说它暗，那是因为，迄今为止，中国还有一个企图复辟文革的政治势力在张牙舞爪，薄熙来在当重庆王的时候所搞的那一套，就是明证。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就是文革阴魂未散的表现。 因此，中国应该公开评价毛泽东。这种评价，不能光是官方一家唱“独角戏”，而应该广泛发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对毛泽东展开全方位的评价。唯有全方位地评价毛泽东，才能还其历史的“庐山真面目”。 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在他归天37年之后的今天，依然笼罩在云雾山中。毛泽东亲自参与了的历史活动，其事实真相，至今没有完全展现在公众面前。迄今为止，中国官方没有出版毛泽东全集。这就为公众全方位地深刻了解毛泽东设置了障碍。就说那个所谓的雄文四卷吧，也是迷雾重重。这部选集，并非毛泽东政治历史记录的真实写照，而是经过作者本人事后“补充和修改”的，也就是说，是化了妆的。请看《毛泽东选集·本书出版的说明》： 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 修改自己的文章，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应该对于所修改的地方加以必要的说明：为什么要修改它？因为《毛泽东选集》里面的文章，不是一般的文章，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之记录，也是中国革命之一部分的历史记录。文章当年的模样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经过作者修改过后的文章，不说文过饰非吧，至少也是打了折扣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自己著作的态度就非常值得后人仿效。比如《共产党宣言》这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作者在世时就已经出了多少外文版，每出版一次外文版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对该著作进行任何修改，而是把原文真实地奉献给读者。为什么不加以修改呢？在《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作者就郑重地指出：“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这是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比较起来，《毛泽东选集》之著者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轻率：对于已经修改了的文章部分，不作任何注释。读者读这样的文章，根本看不出文章所反映的，到底是历史真相，还是现实，一句话，没有历史感。这样做，轻一点儿说，这是文章作者自己的不自重；说得严重一点，就是对历史的戏弄。 戏弄历史是为了掩盖某种东西。 掩盖什么呢？ 或许，那些被掩盖了的历史真相，其中才有毛泽东的“庐山真面目”吧。 由于历史真相的被掩盖，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能完全了解那个真实的毛泽东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困难。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毛泽东的一些历史活动也让人扑朔迷离。比如，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数以千万人的历史事实，官方文献就语焉不详。毛泽东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思想，今天的我们仍然在“瞎子摸象”。 可能，身处庙堂之高的刘源上将对于真实的毛泽东了解得比凡人多一些，所以，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与常人不同。我们来看看，刘源上将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看动机也不能看当代的结果，应该看他的历史功绩。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比如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敢于反霸权，同美国交手，即使不说是打败了美国，起码使美国很丢脸。这一点，海外的人不会没有感受，起码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看法跟过去不一样了。再拿毛主席搞各种政治运动来说，他本人的动机未见得都不好，他还希望中国更快地富强，希望我们党更纯洁、更统一有效。可能是判断错误，结果事与愿违。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毛有罪，我想，即使是这样，也只能算是渎职罪。打个不够恰当的比喻，中国是个大仓库，毛是负责看守仓库的库长。仓库失了火，库长没有看好，当然应受批评。但他跟‘四人帮’到底不同，‘四人帮’是到仓库里面放火的。毛用人不当，看人没有看清楚，结果火放了起来，弄得乌七八糟，国不成国。而他自己也被火灾焚殁了（报刊荟萃2012年12月21日）。 我与刘源上将不同。他说，“毛泽东做了许多错事，也做了更多的好事。”我则以为，毛泽东做了许多好事，也做了更多的坏事。 首先要澄清一个历史事实：所谓的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主要不是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就已经站起来了。那个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半殖民地社会了，而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与外国所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基本上都被废除了，只有中国与苏联之间还有一些不平等条约尚待废除。 废除中苏之间的不平等条约，这是“毛泽东做了许多好事”当中的一件。只是这件好事毛泽东没有做彻底。比如关于两国的边界问题，毛泽东生前并没有完全解决。 毛泽东的好事当然还有。让中国挤进了国际核俱乐部，这是毛泽东所做的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他在做这件好事的同时，饿死了几千万无辜的老百姓。 这是毛泽东“也做了更多的坏事”当中最不可饶恕的历史罪过！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成这件大坏事，那是与他所做的另外一件更大的坏事相联系的。毛泽东身为“开国君主”，没有建立一套切合中国实际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治国，所沿用的办法，还是蒋介石的“训政”。蒋介石搞“三个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毛泽东基本上“全盘照搬”，只是“主义”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 换成了毛泽东。因此，毛泽东治理下的中国，民主没有，自由阙如，社会分裂，国贫民穷。毛泽东的“训政”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拜改革开放所赐，中国才有了一个大发展。如果毛泽东多活10年，中国社会还要倒退半个世纪。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看动机也不能看当代的结果，应该看他的历史功绩。”这句话基本上不能说是对的。因为，这句话根本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不知刘源上将读过这句话没有。如果没有，或者忘记了，应该再去复习一下。 毛泽东说得很明白：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 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怎么能够“不能看动机也不能看当代的结果”呢，难道说，他的“历史功绩”不能用“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吗？ 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绩都应该放在历史审判台前接受历史检验，接受“社会实践及其效果”的检验。 我们使用这样的办法来检验一下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就会发现，毛泽东搞文革，是地地道道的开历史倒车。不管他的动机如何，社会效果却是一团糟。刘源上将说：“毛伯伯搞‘文革’的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刘源上将好大方，把发动断子绝孙的文革之罪魁祸首美誉为“动机不坏，只能算渎职”。试问，一个国家领导人，开历史倒车，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无法估计的巨大损失与伤害，这不是犯罪又是什么？！就算是“渎职”，严重的渎职也是犯罪啊。毛泽东所犯下的“文革罪”，与他饿死几千万无辜中国老百姓的历史罪恶，将永远刻写在中国/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面！ 也许，毛泽东是刘源上将的“毛伯伯”，所以他对毛泽东怀有一份私情厚意。对此，人们可以理解。但是，评价历史人物掺杂了过多的私情厚意是非常不适当的。历史不讲情面，只讲“社会实践及其效果”之好与坏，只讲这样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否有助于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只讲这样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否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毛泽东治理中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毛泽东思想没有给中国社会培养出高尚的道德情操。所有这一切，都给今天的中国之国家/社会进步预留了巨大的困难。 当然，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总是在种种困难当中劈波斩浪的。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历史罪过，中国之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将会比现在更大更快。 我相信，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在彻底清扫毛泽东留下的历史垃圾当中阔步前进！
Read More最好的企业领袖是企业的敌人 ——与张瑞敏谈管理大未来 胡泳 海尔建筑的民族性、国际性与时代性 和张瑞敏的交谈在海尔新落成的董事局大楼里进行。这个大楼有着波浪状的外形，寓意“海尔是海”。话题不是从企业管理开始的，而是建筑设计。 胡：这个大楼我第一次来。刚才参观了一下海尔文化展，做得挺好。 张：清华设计的。之前跟他们沟通了很长时间。我说你把我的要求、意思理解透了之后，设计我不管，你们可以充分地设计。他们很害怕设计过程当中随便指点他，要求他怎么怎么办。这个地方应该这么改，那个地方应该那么改，我一点不提，只是说这个意思是否符合要求。最近我又叫人跟他们说，搞一个雕塑，我看那个楼前边缺一个雕塑。 胡：这个楼似乎跟海尔之前的大楼不太一样。 张：对。你看这三个楼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诉求。最早的楼是中心大楼，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民族企业的意味，所以它里头包括外墙就是北京四合院的灰，柱子是天安门的柱子，天圆地方都在里头。我们在外边又弄了水，那个水在风水上叫“回龙”，转着圈的龙。到了创牌大楼就变成从民族性到国际性的转变，也就是创新，所以你看那个大楼体现的，整个墙上的窗户组成一个繁体的“门”字，就是禅宗上所说的“凡墙都是门”，创新的话墙都是门，不创新的话门也是墙，而且大楼前边用了《易经》 64 卦的未济卦。《易经》第一卦和第二卦是乾卦和坤卦，最后两卦就是既济和未济。到了未济其实又开头了，永远是一个无限循环。 到这个新楼上，海尔就变成一个时代性的企业了，这个楼完全体现了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永远应该是一个自组织，永远从混沌到有序。你看这个楼的外形有这么个意思，波状了，表示整个外部环境永远是无序的，但是你内部一定是个自组织的概念。 我把这个意思给清华的人讲了，我说你可以搞个雕塑，最好能够体现文艺复兴时候的精神。 胡：这个雕塑不一定要求中国元素，是吧？ 张：随便哪个都可以，中国的外国的都可以，但是你看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直到科学革命，到启蒙阶段，启蒙阶段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启蒙阶段那句话是最关键的，就是鼓起勇气运用你的理智。 胡：康德。 张：康德的话。所以这个楼应该是体现出了这个组织怎么样，到这个楼，其实象征着这个组织有一个永恒的东西了，不是说你永远没问题，而是永远能够在无序当中创造有序。 胡：所以你是想做个雕塑，就是想表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这种精神？ 张：对，艺术家到底想怎么表现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可以充分体会，你可以设计几个方案。现在前边是个空地，弄了些花园什么的。 胡：雕塑就是个提神的东西。 张：画龙要点睛，现在没有一个点睛的东西。中国古建筑有一句话，叫“七分主人、三分工匠”，你这个建筑设计得好不好，关键是主人，主人想表达什么东西，工匠是次要的。 胡：您可以做设计师了，您这三个大楼的变迁，特别好。 张：第一个大楼是北京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原来找谁设计不知道，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楼好，上面的牌子上写，是它设计的。结果人家一听这么小的一个体量根本不干。我们当时没钱，而人家就想大手笔的那种。后来我跟他们说，我有这样的理念，他们感兴趣了，就觉得理念很有意思。结果为了实现这个理念，一稿不行，两稿不行，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样，就是没达到我的想法，最后出了后来这一稿，正中下怀，他们也很兴奋。最后这个楼，当时可以拿奖，但是拿奖的时候有一个条条框框，就是容积率。而我们这个楼中间是空的。就差这一点没有评上奖。 企业作为开放系统：流动平衡中的生命体 张瑞敏在谈话中不经意地引用了贝塔朗菲的观点，显示出他对一般系统论的熟稔。1932年，在《理论生物学》第一卷中，贝塔朗菲首次用“开放系统”的概念来描述生命体。贝塔朗菲强调开放系统具有主动的行为特征，它通过持续地与环境交换物质与能量从而维持其动态存在。站在开放系统的立场上，贝塔朗菲以生命体的主动性来论证自由意志的存在，并将此看作是人的最高特征。 张瑞敏所讲到的开放系统的异因同果，在系统论中称为“等终极性”，它是指有机体具有一种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达给定的最终目标的能力。这是因为在一个开放系统模型中，没有固定的途径和模式，与内外环境交换信息的结果，促使系统走向一个给定的目标。作为有机体的开放系统不是机械被动地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而是开展具有自主性的活动。开放系统只要达到流动平衡，就是等终极的。而无要素流入、流出的封闭系统，其行为不可能是等终极的，即系统只能由不同的初始状态达到不同的终态。 张瑞敏力主开放系统，显然是要把海尔打造为一个生命体。为什么必须是一个生命系统？因为它会呼吸，可以和用户同呼吸、共命运。 胡：看到新闻联播上播了海尔的无尾厨电，我刚才体验了一下，这个是海尔独家的专利吗？ 张：不，现在就是一个专利池，无线电力传输联盟，就是国际上的一个联盟，我们是加入组织了，中国企业只有我们加入了，其他的像飞利浦都是国际大牌。现在的观念不一样，一个是这个专利不是一家使用，为了攻下这个无线传输，把大家都凑进来，所有的专利都投进来了。 胡：凡是跟无线传输有关的都投入这个池子里。 张：对，这个成了之后，第二它要变成一个标准，标准的概念和过去不一样，过去的标准是规定很多的数据，现在的标准就是专利。所以说，你要是标准的壁垒就是专利壁垒。过去的标准是一种规定，你必须达到什么什么，现在好了，你要用这个标准，对不起，你就要交专利费。所以说专利池的作用就是等于说，所有参加的各方将来可以利益分享，但是也要风险共担，如果不成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要大家自己承担。 胡：这个商业化的前景好吗？您觉着。 张：比方说电视也可以无线，都可以无线，但是我们觉得厨房家电更需要无线，因为你在这个厨具台上插了那么多线很麻烦，而且比较危险，这个电线靠着灶具，总归还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在网上跟大家沟通以后，很多人对这个非常喜欢。 胡：这个其实反映了海尔专利池跟其他人联盟，然后共享，反映这样一个研发的走向？ 张：一个是目标，一个是观念。所谓目标，就是我们所想的一定是一个引领性的目标。如果你要是说我搞的厨具再好，不能够引领，那也没有用。所谓引领就必须是颠覆式的，也就是熊彼特式的破坏性创新。我这个无尾厨电是符合这个目标要求的，这是其一。第二就是观念，过去我们老是想我们自己能不能搞成一鸣惊人的产品，但是现在这根本不符合国际新的潮流，所以就加入专利池的概念。我觉得它符合我们想追求达到的目标和方向，另外一个，它是按照现在新的观念来运作的。 其实你想索尼之所以没有上升，我觉得到了后期它太封闭了，我自己搞出来全世界都跟着我来做，那不可能。现在的苹果公司，我觉得很麻烦了，引领之后，越往下走我觉得他的路越窄， iPhone 5 要兼容 iPhone 4 ， iPhone 4 要兼容 iPhone 3 ，兼容的结果，你自己是封闭的。但是安卓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你等于一个苹果和整个行业对抗，你能对抗得了？ 现在其实所有的都应该是开放的，只要不开放，我认为就是死。贝塔朗菲讲，开放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只要是开放的系统，起点虽然不一样，结果一定是一样的。所以同样的道理，我现在起点比人家低，但是由于我是开放的，我也能达到那个结果。 倒三角与网状组织：从做大、做强到做活 张瑞敏喜欢说，现在是管理3.0时代。管理1.0对应着科学管理和科层制，这个时代的代表是福特的流水线。管理2.0并没有对1.0进行本质的突破，只不过在1.0基础上加上了很多流行的概念，这个时代的代表是丰田的精益生产。 管理由 1.0 时代、 2.0 时代而进入 3.0 时代，企业组织应该是一个网络组织。为什么是一个网络组织呢？因为市场是一个网络，企业网络和市场的大网络应该融合在一起。张瑞敏先将海尔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正三角”颠覆为“倒三角”，把八万多员工变成了两千多个自主经营体。这一改变，打破了原来学习日本企业所建立的事业部制，其本质是打破传统的层级结构，让所有人都面向市场。海尔将此称之为“全员契约”，因为“每一个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客户，都为自己的客户创造价值”。 管理的目的由此从“做大”、“做强”转变为“做活”，为的是打造一种可以自驱动、自运转的自组织。我将海尔的新模式称为“自主经营体的联合体”。现在，张瑞敏正在规划的是，建立了自主经营体乃至拥有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的“小微公司”之后，如何把它们连接成一个网状组织。用张瑞敏的话讲，“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跟您又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不知道这一段时间里，海尔在做人单合一双赢、包括自主经营体方面又有什么新的进展，或者您又提出了什么新的目标？ 张：我们现在在推进的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倒三角再进一步就是想把它织成一张网，这个是最难的，而且是一个新的槛。如果从最简单的方面来讲，等于你原来是一个个的部门，现在变成一张网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这个节点是最现实的，这边变成了 10 个节点，那边 10 个节点只需要 10 个人，可能原来有 100 个人， 100 个人变成 10 个人，这个现在非常困难。谁愿意下来呢？ 第一你这个操作必须非常公平，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机会公平，但是操作不当就会出事，而且它牵涉的不是普通工人，工作量很大。 胡：这个主要涉及的是管理人员吗？ 张：原来管理人员管的是什么什么职能，等于是监管的，现在职能要融合到一起，你的单是什么，你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就很难了。管理人员到底能提供什么资源？你提供不了资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如说设计者，你不能说我提供一个设计方案，我提供一个新产品，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在互联网上先有用户要了，这才算有价值，那你才能出单。这和过去的理念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节点就不是过去那种部门的概念了，真正像一张网一样。这一个个的节点互相都连在一起，而且它的终级目标都是完全一样的。 最后形成的这种企业，其实是和用户签订契约，但是把内部扁平到不能再扁平了，大家都压到一块去了。 胡：现在海尔提出来节点图、节点机制这些东西，它和契约之间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最后到了契约那一步，其实变成了人和单的契约，为了实现一个人和用户的契约，内部支持的人也要加入到节点当中去，这就变成一个自组织所要达到的那个结果，就是正反馈循环，就是变成人单的自推动循环。这个单要求很高，那么那个人呢，就要求得到更高的人，更高的人把这个单的结果打造得更高，他要达不到，这个单就去寻求更高的人 …… 如果变成这么一个机制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原来那种概念，说我的研发人员就是这些人，我的财务部门、人事部门等等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是，必须彻底开放。 倒不是说一定要减去那么些人，而是很多业务变成开放的，就不一定由内部来干了，变成一种外包。 胡：这个节点可能就消失了。 张：所以我们在国际市场上提倡做光杆司令，一个人可以整合很多资源。你看刁云峰（海尔国际商社负责人）那里，目前差不多等于一个人的销售收入是 1.5 亿。 80 个人销售 120 亿，那正好是每人 1.5 亿。 做得比较好的，比如加勒比海地区经营体，主要是做解决方案，比如说政府一类的大单子，它拿着当地用户的需求，就能算出来我能挣多少钱，拿着算赢的价值去整合。它的客户经理是在国际组织的一个专家。它也需要有一些一流的供应商，像 UPS 等。它因为这个项目而成立一个无边界的组织，它们之间是契约关系，大家事先算赢，预酬也就预好了，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们能分享到多少，这样这个资源会给它创造更大的价值。 关键是对接，对接合适了就可以。你这次对接是这样的，下次还可以寻求更好的，不是一次就死住了。 胡：那这个节点本身，就是海尔现在在推进的小微公司吗？小微公司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网状组织。 张：这张网的目的应该是动态的，因为用户的需求是动态的。如果单独一个小微公司也可以，但是用户的需求，需要你有很多的触角去了解它，单独一个小微公司肯定是不行的。 和美国晨星公司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像一张蜘蛛网一样，蜘蛛网有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丝断了，有蜘蛛马上会过来织它。我说海尔应该像一个雷达网，不断捕捉隐形的看不见的东西。 胡：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因为你原来企业本身有历史的演进，前面是个科层制的公司，导致不是所有的节点都是平等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一些节点比另外的节点更平等。如果都变成平等的节点以后，所有的这些干部怎么办呢？ 张：这是最难办的一件事。干部就是有那么一个职位，他自己也感到，我有比你更高的职位，我有比你更高的薪酬，但是现在肯定是，各自只是论谁的用户资源更大，你又是谁的用户资源。薪酬肯定是根据你的用户资源和你的用户价值。我们真是想，像德鲁克所说的那样，传统的管理人员是拥有下属的人，现在应该是拥有成果的人。它也有不同，但这个不同是跟各自的成果有关。 你提的问题，现在我们没有答案，也可以说正在做。原来国际咨询公司帮我们搞的什么七级八级的级别，现在我们正在取消它，这个取消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原来那个级别是固化的，对应的级别补贴，一套薪酬体系，弄得非常细，干部觉得很清晰很简单。现在要全部取消，肯定会引起争论。 胡：那你这个取消涉及到的人员有多少呢？能影响到几千人还是几百人？ 张：几千人还要多。整个集团，七级 5681 个，八级 1141 个，九级以上是 320 个。不用多了，就说九级那些官就挺大的了，九级以上这 300 多就不怎么好处理，七级 5000 多，弄不好就形成一种地震了。 胡：这个是从人上来讲。从架构上说，因为您提出自主经营体模式，海尔有了三级经营体，终端是一级，在城市，一个社区就是一个经营体，在农村，一个县就是一个经营体。原来的中间层级全部取消，变成资源支持平台，也就是二级经营体。三级则是战略平台，解决内部的协同和发现市场新机会。搞网状组织，我觉得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二级经营体。将来海尔所有的二级经营体难道就会彻底消失吗？ 张：我们希望逐渐融进去了，变成一个个的节点，不应该再有二级经营体。 胡：二级下沉到一级经营体？ 张：对。一级和二级结到一起去了，换句话说就是它单酬合一了。我和你融到一起，如果一级这个地方没有挣到钱，二级的工资就没有来源了。这个东西很难变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原来的二级是单酬两条线，你说这里有个单，但是最后他的薪酬并不是一级可以给他，而是他的主管给他。他给一级提供了很多的资源，一级通过这些资源已经产生了很多效应，因此他的主管就给他钱。而他的主管的钱是从哪来的呢？是从一线那个地方依次划拨的。 现在逐渐要改到大家超利分成，如果超不了利，你就没有分成。有些资源如果从社会上可以得到，我就不要你了，我们也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比方说像有的小微公司，它说我找一个社会上的财务来提供帮助，一个月可能几百块就可以。我为什么要找本公司的财务呢？ 胡：就是那种外包服务。 张：这真正是科斯定律讲的企业的边界了。我自己干不如别人干合算的话，我就不干了嘛。 胡：你这样做，最后实质的结果，就是中层经理人这个阶层整个被消灭了。 张：整个应该是这样。 胡：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变更。 张：所以谨慎就在这里，颠覆可以，不能颠倒，不能一下子倒掉了。我们现在做的始终就存在这种风险。 胡：是不是可以说，原来在推行整个新的自主经营体实践的时候，在二级这个地方遇到比较大的阻力？ 张：不是阻力，根本就动不了，因为它表面上说是变成倒三角了，但是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换汤不换药。二级存在在这里，你没法再往下进展下去了。 胡：但是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悖论，因为你从上面的决定来讲，要把整个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但是你把企业从正三角变成倒三角的时候，你需要某种力量去推这种事情对不对？你说我要把企业变成扁平化，但是我需要有某种整合力量把企业从不扁平状态铲成扁平状态，那你还要依靠这些人做某些事情，这些人又是被革命的对象，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张：本身这个就是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它就是这么个问题。这种官僚制，第一它是国家稳定的力量，第二它是国家变革的阻力。国家想稳定要依靠它，但是你想变革，又没法去掉它。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你把官僚都踢掉了，但是国家不稳定了，国家乱了。 胡：它是内在的悖论。 张：你要是停留在这上面，这个问题是无解，但是怎么解呢？很简单，就是大家都面对用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对用户承诺的那个“ 24 小时限时达，超时即免单”。好了，就围着这个，这一圈人都动起来了，你不用再扯皮了。原来说我内部定的规则，送不到，给扣分什么的，什么办法都不灵。现在这个灵了，为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责任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了，对不起，如果埋单的话谁想承担？谁都不想承担，因此你必须协同，这是唯一可以解决的办法。国家也是一样，国家叫老百姓监督，你把老百姓弄到一边去了，然后你内部官僚制，怎么办都没法办。什么老虎可以拔自己的毛？ 胡：对。但是这个前提在于你必须有人提出一系列的有竞争力的市场目标，逼着这些人去完成这些目标。 张：我们这个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先学标杆，后当标杆”。标杆就是社会上的，国际上的。 胡：您指的是对标？ 张：对标，你先学标杆，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那个水平，你就先学，然后你要成为标杆。所有的事情全都有标杆，原来你没有这种机制，没有这种驱动，就不会去找。当然还有一个文化氛围的问题，人家都找，你不动就落后。 这里有一个注解，后当标杆，不是说简单那个数达到了，数达到不代表是标杆，你今天达到明天就有人会超越你，所以一定要变成一个不可超越的标杆。不可超越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文化。现在有很多来学我们的企业，学的都是工具。那有什么作用？没有多大作用。 胡：这样子变革了以后，原来的集团干什么呢？ 张：集团的作用就是抓这种文化，最后把这种文化建成，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无止境的。文化再往前推一步，就是抓机制，把机制也做起来，但它和文化仍然都属于内部的事情。外部，还要发现新的市场机会，由互联网提供的新的市场机会。就这么两条，这是集团应该要做的。 胡：那可以归结为一个是机制，一个是机会。 张：其实现在比较刺激的就在于，不确定性太大了，你看你虽然半年没来，海尔已经是又发生了很多变化，不敢停下来，如果停下来这个倒三角有可能就倒掉了。 胡：如果按照您刚才这个说法，实际上就是从正三角到倒三角，算是阶段性地完成任务，现在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节点机制？ 张：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倒三角这一个阶段，你一下子成网，根本连门也没有。不是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这就是，一步步地来，没办法。 胡：其实所有这一切还是可以追到 1998 年开始的再造对不对？ 张：对。 胡：从 1998 年算到现在， 15 年了。 15 年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张：最难的首先就是它没有一个标杆，没有一个可以模仿的东西。就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它的发展是飞速的，但是它是追赶性的增长，它是有路标的增长。你在没有路标的时候这是最难的，这是第一难点。第一难点带给我最大的恐惧就在于，到底行不行，万一不行怎么办。你要有一个模式在那放着，我照着描红就是了，不行我再退回来，这是其一。 第二，就是观念的问题。因为你没有一个标杆，你说这个方案一定要这么做，所有人并不相信，本身要改变就难，他又觉得你为什么说那一定是对的？当然嘴上不一定说，心里肯定在想。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嘴上虽然说同意了答应了，但是回去并没有干，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观念的改变太难了。 胡：我觉得您做的这个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实验，后面有没有来者不知道，但的确是前无古人的。推到极致的话，您本人也只是一个节点，可以这样说吗？ 张：应该说是一个原点，是推动的原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义不容辞的。 胡：作为一个原点，作为义不容辞之举，您通过什么方式方法来做这个事情？ 张：说到家就是怎么样把整个组织能够融入到市场里面去。我没有这个力量，只有市场才有这个力量，驱动所有人。其实又回到原来所想的，为什么要设计人单合一呢？就是只有用户才能驱动整个组织的发展。这样一种驱动机制，把不管员工还是干部驱动到市场上去，驱动到和用户结合起来。 到今天你看很难解的题，就是把这个二级扁平到一级去，扁平到整个网里头去。那你用什么办法扁平呢？包括今天上午在研究的还是这样，比如叫二级建立资源超市，有没有人来买你的资源？没有买资源的你就饿死了。但是资源超市的手段可以，目标不对。你像一个超市摆在那，有买的就卖，没有买的就饿死，你必须再往前走一步，就为这个目标设计这个资源。否则的话，你不能说人家要巧克力，你进了大量的糖果，那个不可以。只要是驱动到市场上，驱动到用户的零距离上，就有胜算的资格，可能获得一个必要条件。所以说到我的方式的话就是这种驱动机制。 原来的驱动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是个财务人员，我就给你算账，我是个人力资源经理，我就给你算工资，你说人不行，我给你招聘好的人，但现在这些统统行不通了，必须走到前面去。你首先说这个团队要十个人，这十个人一定要做成一个目标，如果做不成，那全是你的责任。必须人单之间不停的循环，而且是自推动循环。
Read More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已经上台一个多月。香港资深记者、政论家林和立接受德国之声专访，以这段时间以来的观察，对北京政府未来的政策方向进行了一番分析。 德国之声：鉴于发生了”薄王事件”以及其他一系列高官丑闻，中国的这次领导人换届并不如他们想象中和计划中那样的平稳。回看十八大，您认为这次领导人换届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什么呢？ 林和立：这次领导人换届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的是，中共没有遵循自己的规矩。在过去几年里，胡锦涛一再提倡所谓”党内民主”，也就是至少让（在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选择领导人时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在这次十八大前后，所谓的党内”老人”依然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很多年前就已经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因此，政治局常委的七人名单其实反映出的是那些早就不在位的极权统治者的意图。这不但是胡锦涛一派的失败，也是”党内民主”的失败。 德国之声：中国领导人换届的下一步骤是明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将让位给习近平和李克强。您对明年的全国人大有何期待吗？ 林和立：我们不会期待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带来什么令人惊讶的消息。因为主要的人事决策已经在11月的十八大上决定了。不过，习近平以及即将成为新总理的李克强所领导的新领导团队可能会宣布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比如进一步放松人民币汇率，让房价再次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政治改革已经被排除在外。中共依然致力于维护自己的”长期执政党”地位，同时对于异议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严厉打压也不太可能有所放松。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德国之声：新的政治局常委已经上台六个星期左右，观察他们迄今为止的表现，您预计这一届领导人今后的政策路向会是怎样？ 林和立：在过去六个星期里，新任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习近平多次谈到要追随邓小平的脚步，意味着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但是习近平没有提到任何关于政治自由化的新计划或者倡议。此外，与军方高级将领关系密切的习近平还谈到了”实现中华民族梦想”，也就是 “中国富强”。他也承诺将投入更多资源建设人民解放军，同时进一步扩充中国现已规模可观的武库。因此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摩擦可能会更为频繁，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国家。 德国之声：在对香港政策方面，您觉得北京的新领导层会有什么新的举措？ 中共会容许香港政治真正的民主发展么？ 林和立：中国肯定会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北京对所谓的”敌对外国势力”十分紧张，尤其怀疑美国等国家利用香港作为”颠覆基地”，来影响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此外，北京对主张加速香港民主进程的泛民主派政治人物也非常紧张。因为北京政府担忧，这会鼓舞大陆民众，尤其是广东以及周边省份的民众，群起模仿香港的政治改革道路。因此预计中国新领导层会向香港民主运动施加更大的压力。他们不会允许香港出现真正的民主发展。 采访：石涛 责编：文山
Read More□“政见”观察员 吴瑶 2012年11月间，有哪些与中国政治相关的著作被人们关注和讨论？我们为你精选了以下书情。 【史论】 1、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Ishikawa Yoshihiro 中国官方在讲述中共的兴起和形成时，往往有淡化和简化复杂性的倾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Ishikawa Yoshihiro）通过参阅英文、俄文、日文和中文的公开资料，重新整理线索，加以考订，从四个阶段讲述了这段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开端；中共的创建活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书的日文版早在2001年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发行，英文版新近出版。石川在《我怎样写作 》一文中曾经指出，创建时期的共产党是一个由极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秘密组织，因此一手史料一直十分稀缺，研究者主要依靠回忆录进行研究。他写作这本书时，试图多利用确凿的一手史料。 石川从1919年写起，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用笔名进行文字创作，实际上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书中探究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日本的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开始从日本那里获得材料，日本左翼倒台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向美国和英国，翻译引进那里的资源。石川在广泛挖掘了论文、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之后，探究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在网络，让读者了解先进知识分子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参考了哪些外国文献等——这是在中国国内的党史研究中没有得到重视的。 这本书还研究了早期党组织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史。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许多早期的集会，涉及到一系列的组织，但只有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纳入了中共。同时，他也研究了有中国代表参加的苏联会议，他们被要求为早期的中共发声。这本书研究的历史到1922年为止，当时中共刚成立一年。作者厘清了过往研究的模糊时期，也为研究中共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作为和表现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依据。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发曾就日文版写过 一篇评论 ，可作延伸阅读。 2、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Pantsov and Steve Levine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这本关于毛泽东的最新传记挖掘了大量此前从未披露的俄文资料，展现了毛泽东获得权力的众多详尽细节。 美国首都大学（Capital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Alexander V. Pantsov和蒙大拿大学莫林与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高级助理研究员Steven I. Levine在这本书中展现了毛是如何追求成功的，他们生动描述了毛的地位在中共成立初期如何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毛的私生活，两位作者也提供了许多令人惊讶的事实。毛被定为成“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值得玩味的是，斯大林死后，中苏关系破裂。 与此同时，人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贫穷国家迈向了现代，登上世界舞台。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对于六十年代的一系列错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跃进、三年饥荒和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由他一手造成。毛当政的晚期，中苏关系破裂，与苏联的对手美国建交，这是他留给中国外交的遗产。 两位作者还留意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文化”：小贩和纪念品商店兜售毛的像章、明信片、半身像和《毛主席语录》，他们认为“毛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纪念品”。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在《纽约书评》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说：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学者还是游客，人们都要考虑购买还是不购买的问题——购买，因为他是民族革命英雄；不买，因为他曾犯下的错误。 【外交】 3、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By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尽管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生机勃勃，军事实力增强，但中国还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国家，它被若干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包围着。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就需要完全认识到这些地缘政治的挑战——虽然中国对邻国的影响力已经不断提升，这些挑战仍然存在。 在这本书中，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和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从国内、邻国、周边地区体系和亚洲以外国家等四个方面剖析了中国的安全忧虑。他们阐释了影响中国政策的若干事件，对中国崛起和平衡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提出了新的看法。 除了聚焦当下局势，两位作者还利用了大量史料，从历史的角度看过去的人和体制怎样塑造了今天的战略。他们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的看法，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对日本如此担忧，也披露了中国在“问题国家”（如朝鲜、伊朗和苏丹）的利益。海峡两岸的战略部署也在书中被提及。在这些关系的背后，作者评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软实力的优点及缺点。 最后，作者试图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提供政策建议。中国的执政者深知这个国家的繁荣稳定和安全离不开与美国的合作，因此作者相信，如果处理得当，中美关系可以为亚洲和世界提供更多的互利成果。 4、Chinese Diplomacy and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eyond the Veto By Joel Wuthnow 在21世纪，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往往扮演着一个复杂的、有时很有争议的角色。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到推动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进程，众多案例可以说明这一点。 然而，中国的立场并不固定，有时它与美国保持一致（比如利比亚问题），有时又站在与其他对家对立的一方（比如缅甸问题）。这些立场是如何形成的？它寻求保护什么利益？国际社会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在这本书中，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中国问题研究员Joel Wuthnow试图厘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且分析背后的动机和意图。这本书脱胎于他攻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 作者指出，中国一方面要保护在所谓“流氓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在世界舞台上塑造负责任的、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这种平衡十分复杂。作者采访了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相关人士，结合朝鲜、伊朗、达尔富尔、缅甸、津巴布韦、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剖析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行为及安理会的决策过程。 这本书考虑的不仅仅是世界如何影响中国，还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这个关键的国际机制中如何影响全球秩序。作者总结指出，中国的立场变化受到战略和政治目的的影响。在可靠的外部选择出现，或者当中国倾向于美国及其盟友的立场时，中国的谈判能力达到最高；而在处于反对的状况下时，中国的谈判能力最弱。他还为美国提供了政策建议，认为美国政府应当灵活地运用外交战略，知道何时反对、何时妥协。他也指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还是基本可预测的。 5、China 3.0 (ECFR policy report) 中国不仅是一个变化中的领导者，它也正在进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在这本论文合集中，中国问题专家们就中国发展模式的前景、政治体系和外交政策展开了大讨论，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洞见。 作者们认为，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变革的前夜——这场变革与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主义革命，以及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一样重要。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编者把这称为“中国3.0”。 这本书可以免费下载： PDF版 ， MOBI版 ， EPUB版 。 【政经】 6、Chinese Village, Global Market By Tony Saich, Biliang Hu 1976年，哈佛大学教授Tony Saich第一次路过盐田，那里还是农村。他没有料到，多年后盐田已经变成中国一个制造业和出口重镇。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盐田的发展为研究中国农村的转型提供了最为鲜活的案例。于是，哈佛大学教授Tony Saich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合著了这本书，对盐田进行了深入的挖掘。 两位作者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田野调查，揭示路径依赖、社会结构、经济资源和地方企业对塑造盐田的作用。盐田的成功有赖于新的集体经济形式的出现，也跟它距离香港很近有关。正如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Dwight H. Perkins评论的那样，盐田转型的过程中，是中央政府、地方领导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之间产生的互动催生了创新。 作者之一的Tony Saich此前曾接受《华尔街日报》 采访 ，从访谈中可以更多了解他对盐田发展的理解。 7、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By Tom Miller 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10亿，占世界人口的八分之一。10亿城市居民将过着怎样的生活？中国城市形态将是怎样的？中国经济季刊总编Tom Miller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详细探讨了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增长了5亿。毫无疑问，其中很大部分的城市居民是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他们大多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无法充分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是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的处境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们住在密密麻麻的高楼中，必须面对拥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气和不断延伸的城市空间。中国城市化发展之迅猛令人惊讶，但也要有新的配套政策跟上，才能保证城市的健康发展。 在这本书中，作者参考了大量的一手报道和最新的研究资料，解释了为何中国没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建议。他认为，如果执政者能够处理好城市化问题，中国超过美国并巩固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指日可待。但如果决策失误，中国或将在将来二十年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城市里会出现更多的贫困区。 8、Capitalizing Chin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Edited by Josep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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