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纵览中国 | 海涛: 编译局绯闻折射出的政治信息

 — 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常艳的12万字“纪实小说”,把中共编译马列毛等著作的最权威机构—中央编译局“折腾”个底朝天。   常艳这篇“小说”,通篇看来是一本“记事录”或日记,把她和编译局长衣俊卿的婚外情,事无巨细原汁原味端给读者,很多时候,就是她和衣之间的“冗长”短信直接抄录。常艳故事是从2011年3月开始的,一直记录到2012年12月3日,两人“相交”一年半。   常艳是山西师范大学副教授,34岁。她想到北京工作,于是报读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然后又想脱产专职读书后留在北京。为达此目的,她认识并“傍”上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奉献了几万人民币和自己身体。最后,因工作安排不顺并发现局长还有其他“小秘”若干而“掀翻醋坛”、“鱼死网破”把12万字“爱情游戏”捅到网上。   按照中央编译局的说法,当今世界,只剩下五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这些国家设立的翻译马列主义毛思想机构、乃至在全世界也当属北京这家“中央编译局”最大。它直属中共中央,是副部级单位,局长衣俊卿是副部长。   也许和中央编译局的工作性质及其特定地位有关,说是爱情游戏,但常艳在字里行间经常透露出一些政治信息。   *令政策和令计划*   常艳和局长第一次正式见面上礼一万,之后,她希望能调到北京工作就和衣俊卿有了北京霞多丽日本料理馆的第一次饭局:“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主意,找山西省的领导令政策,请令给武海顺校长打招呼。而山西的这位领导,我又不认识,他的点子是:我拿着自己的书去拜访局里的一位老 先生(顾锦屏先生,原常务副局长),请他写一封信给省领导,我带着这封信去找人家。或者,他说请导师杨金海出面介绍我与这位领导认识。(原来的我多傻啊, 连别人的推辞都看不出) 提到令,他兴致上来了,说虽是出身平民,但也是很有风度气质,前一段在与局里合作拍电视片《走进马克思》(或者《走近马克思》?这个我没有关注过, 不知是哪个字)之类的。吃饭期间,衣老师问我副教授到底评了没有,他说评了最好,没评也没关系,可以在站期间评,只不过出站后去出版社挂一年,一年后留在 局里,等等。他还说,在西单这有套房子也不错啊。还提到:“我不像学界的有些老师,学生送个3、5万的就招个博士生。”(我那个时候,觉得他好正直啊;现 在想来,自己根本不会听人家的潜台词,即3、5万少了,至少要10万8万才行)   这里透露出的山西师范大学校长武海顺、山西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都是确有其人。令政策是中央统战部长令计划的哥哥。常艳提到的“令”,应就是令计划。 *中共职能部门的学术腐败* 常艳提到的衣俊卿招博士潜规则,也涉及到了这个中共编译“最高工府”的学术腐败。 “这是我们第1次真正在一起,时间是2011年12月11日——–常艳) 这一天,“一瓶一斤的清酒,一人一半。我脸红得厉害,但脑子不乱。我斜躺在床边,此时他去洗手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我就把自己脱的剩下了两件小小的内 衣。他回到卧室时,我满脸绯红地躺在被窝里。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我记得他说:“你身材真好!”第一次,很兴奋,很幸福,叫的有些夸张,但并没有感 觉彼此十分合拍。 聊了一会,他要走了。他说明天局里有个活动,可能刘yunshan要来(第二天知道刘没有来,是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来的)。他待会还得去 局里一趟,还拿着个那种蓝色的写着“中央编译局”的布做的文件袋。我见他要走,起身穿上睡衣,走到写字台跟前从自己的包包里取出钱,要往他的袋子里装。他 说这是干什么,我也不缺钱。我说,没什么,就是自己的一点心意。(这次和他见面之前,我就想一定得送出去!不能因为上床了就不办了)他这个时候就又去了洗 手间。我给他装好后把袋子挂在了门把手上。他出来拿上走了。” 这里的“刘yunshan”(刘云山和中宣部副部长王xiaohui(王晓晖)。都是确有其人。刘云山已在18大上“入常”,王晓晖是中宣部理论局长,2009年8月提副部长。 **中共理论刊物《求是》发文也需潜规则** 常艳在“小说”中谈到了这家中共权威理论刊物:“他(衣)说自己最近有一篇文章在《求是》发了。我就不开眼地说:“我们学校在《求是》发一篇奖6万(我当时说错了,是3万),《哲学研究》发一篇奖2万,等等。 丝毫没有考虑他的感受。他说这个事情是要给我“显摆”自己的身份,《求是》是给省部级大员发政论性文章的党刊! 而我,充满了“铜臭”,口口声声“我们学 校”、“我们校长”。还无比体恤地说:“校长也不容易,他这么做(大手笔奖励科研)也是为了学校的发展”。(我现在知道,我基本不能在衣老师跟前提校长, 尤其是说好的。一说紧接着就会有小变故,已经好几次了。”   *李长春视察编译局* 2012年2月10号,中共17届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视察”了编译局。 常艳说:“到了上午10点来钟,我在宿舍也收拾完了,想着去董莹那里拿信(马哲史学会给我寄的理事表格),到了局门口发现有几辆中巴车,门卫不让我进。我说不就是有重要活动吗,我去1号楼4层。一个负责人出来说,中午过后再来吧。我就转身去旁边的胡同里买菜,奇怪,卖菜的摊位全都关着。我这个时候突然明白衣老 师给我说局里有重要活动的意思了,我猜想是李changchun来了(事实证明我的猜想是对的)。 后来,衣给我说,请李changchun来也是在不久前的一次茶话会上才定下来的。没有几人知道。是啊,我当然更不知道了!我刚好10号回来纯属偶然。”   而李长春(政治局常委,18大退居二线)的确在那天到了编译局。( 新华社2月10电:李长春参观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展览 )不过,新华社没有报道:该局旁边的胡同“封了卖菜的摊位”。 **“衣俊卿”不满现官职渴望更上层楼”** 2012年2月11日,常艳记录了衣俊卿的“抱负”:头一天精神高度紧张,第二天放松下来了。他这次显然是兴奋异常。跟我大谈自己的理想,下一步的设想。哪几个大部比较适合他之类的,给我讲文化部部长 蔡wu是他北大师兄,教育部也适合他,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等等。我听着他讲,被他的情绪所感染。况且在我的心里,他真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再上半格(到正 部)是理所应当的,不然的话窝在这小小的编译局就太亏了。 衣老师给我讲,原来是打算让他到中宣部任副部长的,但突出不出来,所以来编译局。虽说是个副部级单位,但是一把手。 我多么希望他能起来啊,不为别的,就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男人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抱负,毕竟很少有人能走到他今天这个位置的。他那天说话的嗓门很大,我忍不住要捂他的嘴,毕竟是在宾馆,小心门外都能听见。 我说:“你差啥啊,要才有才,要形象有形象!” 他说:“差常委里有一个给自己说话的呗! 那谁谁(我不太知道那人,所以没记住) 不就是有个人说话,就 起来了嘛!”“下一步,就看云山进常委的话,就好办些。他比较了解我。” 他说,团口的、公社干部咱比不了,但总归是需要些有才华的人吧!习**、李 yuanchao对我的印象还挺好! 听着他侃侃而谈,我打内心深处祝福着,为这个优秀的男人祈祷着。”   常艳提到的蔡wu,是文化部长蔡武(团派老人)。李yuanchao,就是18大上差点“入常”的中组部长李源潮。二者都是中共高层关键人物。而常艳提到的“习**”,众所周知。 **王立军、薄熙来** 同一天,常艳和衣俊卿谈到了王立军和薄熙来,衣俊卿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 常艳说:“可能这次的谈话与以往不同,有点政治的味道。我退房后2点左右去霞多丽吃午饭。饭中,他发给我一条关于王lijun事件的段子:【王氏列传】红朝六 十三年春,渝州王氏被夺总兵衔赴闲职,心怀怨愤,进言朝廷,弹劾刺史。刺史薄氏震怒,遂下令缉拿。王氏仓皇出逃蜀中,一时朝野震动,举国哗然。王乃秘投美洋会馆,欲寻庇护。后锦衣卫围会馆,美酋惧,不敢纳,令会馆逐之。王被逮,仰天长叹曰:飞鸟尽兮良弓藏,狡兔死兮走狗烹。 我当时还没有看到王lijun事件的新闻,看了这条信息大概明白什么意思。他谈到薄xilai的做法,我说:“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一扭头看到了他 恶狠狠的眼神对着我,从未见到过他如此的神情。他说:“你妨碍到我了,我就肯定不会手软!”这个话音落了,他也觉得似乎有歧义,我也感觉听着别扭。气氛突 然就尴尬了。 ” 2012年9月20日:这两天新闻上披露了关于王立军事件的一些最新消息。让我不禁想起2月份与他在一起吃饭时聊到王、薄的情形。世事难料!薄要知道与王翻脸会导致今天的后果, 怕也不会轻举妄动吧。本来大家可以吃肉、喝汤各行其是,相安无事的,这下全栽了吧!他是个聪明人,看到这类的新闻,心中体悟更深吧。   *常艳丈夫姥爷、赵紫阳、俞可平* “我还给他说到我爱人的家里有些政治背景,当年我老公的姥爷也算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与赵ziyang关系不错,等等。他说政治复杂。我说不懂。他说,不懂就远 离。期间,他还谈到俞可平,说俞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的,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提俞可平,似乎在暗示我什么。那天,在床上时我还说要等开春后 去五台山给他烧香拜佛,他说自己的身份也不合适去,还说普陀山的菩萨也很灵的(俞可平是浙江人)。 这里提到的赵紫阳,是因六四事件被罢黜的中共总书记,后来软禁多年,2005年病逝北京,终年86岁。而53岁的俞可平,更是在海外颇有名气,因他曾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中新社说:“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提出中国改革到了“突破”的关口。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俞可平认为急需突破的领域之一,就是反腐败。” 2012年8月29日,常艳再度提到了俞可平: “想整衣老师的人不是我,我恰好在特定的时期被作为一颗“棋子”了,具体谁运作,大家心里有数(但请别扯上俞可平副局长,我不认识他,且发自内心尊重他,一切优秀的人与事,都值得我尊重。但这并不妨碍我与衣老师有一份源于潜规则的感情。” *编译局,编译乎?* 2012年3月8日,常艳和局长第四次“开房”。下午参加编译局会议: “下午2:30,我去局里5层会议室开会,他在局里也有会,我们先后离开的。拿给我两盒巧克力,“三八”的礼物吧;我带给他一些老家拿的特产。 这次的会议,也令我终生难忘。 关于读本一个会,参加者有李惠斌、张广照、席大民、杨学功、姚颖、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张梧、白云真等。会上,先是白云真、张梧就自己写作的读 本进展及具体内容进行阐述,之后是大家发言、讨论。中间姚颖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就先走了。不一会,局里其余的年轻人史清竹、李义天、李百玲悉数被叫走(被谁 叫走的,我不知道)。我左左右右的座位全空了。该我说了,我说:“自己目前主要从事恩格斯思想的研究。说到恩格斯研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作为“第 二小提琴手”,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也因为做的贡献饱受非议,有来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有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来自学术领 域的如谈到他对现世哲学体系尤其是东方哲学体系的影响,等等。我恰恰就是根据人们批判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无论是来自政治领域的,还是来自学术领域的,来清 理思路,找出研究的线索。现在我正在积累素材。” 我在会上的发言,有什么错吗?! 我手头有一个课题论证(后来,我以“棱镜中的恩格斯及其原像——基于二重维度的误解及回应”为题目申报了第52批博士后面上基金项目,至少可以得到 二等资助的,我有这个自信!),题目比较“时髦”,内容就是要为恩格斯所受西马诟病的思想来作辩护的。问题式的研究更有价值,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天,在我的发言之后,好像会议气氛就变了。那些人都貌似在说学术,又好像不是在说学术。我发誓,自己真是就学术而学术的,没有什么弦外之意。我一个工科出身的人,能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经营好就不错了,怎么能有能力去顾左右而言其它呢? ” 从常艳描述的会议情况来看,编译局很多工作,并不是在“编译”,而是发挥着文革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等同样功能:为现执政当局行动路线找思想根据和理论基础。中央编译局从事的工作,和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中央党校、中国很多智囊理论机构完全或很大程度重复。 中央编译局有个翻译服务部,给社会上提供翻译多种语言服务。按说,这才是编译局名副其实的本职和“份外”工作。 *衣俊卿:中共新一代“理论家”* 2012年6月15日,常艳说: “还说起他在《光明日报》写的那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我说我在贴吧里发帖子,发不上去。因为有“李 changchun”、“胡jintao”等敏感词。所以,我就只是把那个图片给发了上去。他问我网名叫什么,我说“shine尧尧”,看不出来是我的。 他说这篇文章写绝了,只写了7、8个小时。李**讲完话后,有好几个人想写,但后来光明日报特约他写的。说发表后,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校有人给他写信;还说 李**、刘yunshan等人看见了也高兴,这是给他们的观点做论证啊。他说就把我分在马基处,江洋将来要往国外马克思主义这边靠,马基处就有史清竹、李 百玲、他的一个刚考公务员考进来的学生(本科学的英语、硕士西哲,博士文化哲学)等人。我说行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2年6月5日刊登如下“新闻”:文章: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作者衣俊卿。该文第一段说:“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 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推动人类发展和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高度,寻求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自己。 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以人类解放为己任,具有改变世界、变革现实的先进理论,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历史性选择。这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由此成 为我们党的鲜明特征和力量源泉。这种理论自觉和自信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价值理想的深刻认识和坚定信念; 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自觉彰显和坚定信心;体现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造性地回答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指导中国社会和谐发展。正是靠着这种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 自信,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上,不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成就。 ” *用马克思理论诠释当今中国两性关系* 2012年8月29日: “我憎恨中央编译局这个地方,发自内心。如果不和这里开始打交道,我依旧按照往日的轨迹生活,而现在,我的生活即将毁掉,衣老师的生活也势必受影响,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 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不同的生产方式是共存的;包括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是几种生产方式并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当时特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包括生产力、生产方式这些概念,马克思本人也常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由特定的情境与需要决定。——常艳语 “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杨金海语 “孩子多了,就是按需分配,顾不过来;孩子少,就尽心,还会有点福利。”——杨金海语 “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杨金海语 “最近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多,杨老师是怕一旦说开了影响太大。”——刘仁胜语 发展本身肯定好的,是不是“观”错了?别人看错了?——武锡申语 “俄国、印度等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被动卷入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等过程中,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生产技 术,而这种学习,必然不可能只向一个国家学习,其实很多俄国人并未觉得封闭的农村公社就不好,但还是被动卷入了。同时向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这也是一个 大问题啊!”——常艳语 “健康才是人的第一需要”——张文成语 “记得要生产力的全球化啊”——张文成语 。。。。。。 还说了很多,大家都懂了,我们确实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佩服彼此的言语与才智。我也看到自己真是“进步”了! 这些话的含义我不想给各位分析了。知识分子确实蛮有本事,说话不会绕进去自己。我今天是第一次成功尝试这么讲话。“” 常艳的文章是8月底“完稿“的,她说“完稿于2012年8月30日凌晨6点。”但是,8月31日起,常艳继续以日记方式来接着“讲故事。” 2012年12月3日,是常艳最后一天讲“故事。”她“录”完了当天和衣俊卿简短对话后“封笔”。最后她附上了一个“附录1:爱爱的时间、地点”,详细列出了“17次开房”的时间和地点,然后说:“衣老师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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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浪:人物志–崔健:我们都是好时代里的难民

《人物志》崔健:我们都是好时代里的难民 崔健并不认为和年轻人存在代沟,只要真诚沟通,一定可以产生共鸣 老崔说事儿 :   谈“老人”对“年轻人”的责任——“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 谈读书和未来——“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很多历史是没有用的。你应该去畅想未来,仰望星空,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因为你不怕犯错误。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 谈所谓代沟——“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谈《1942》与少年派——“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陈弋弋/策划 周文韬/文 夏祺/图 新浪娱乐讯 崔健前几天去看了《1942》,电影让人难受,看的过程也不太愉快,他挤在影院最里面的座位,又发现碰上了影像虚焦,画面模糊得连字幕都没法分辨。崔健想站起来叫影院经理,一起来的朋友却说:“凑合吧!”他看看别的观众,也并没有人有异议。 现在说起这段小插曲,崔健还满腔愤怒,他质问自己为何当时没有站起来,好像透过屏幕上灾民朦胧的五官看到了自己和无数人清晰的脸:“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没有人敢去提出问题。现实里的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这种直接而由里及表的较真劲儿,像一把刀子一样把崔健牢牢钉在土里,接着地气,这也是他到现在一直追求的东西。和那些浸淫社会多年、多少变得有些麻木的同龄人,崔健说,他已经很难找到共同语言了。他喜欢跟年轻人待在一起,欣赏他们直接和真实的锐气。他经常去看MC大卫——一个擅长即兴说唱的90后,觉得大卫在Battle时“敢说真话,敢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去年因“黑喂狗”式喊麦走红、多多少少代表了一些网络恶趣味的MC石头来京演出,热闹现场里,崔健压低红五星帽帽檐沉默地站着,只是为了等担任暖场嘉宾的大卫登场。 除了大卫,他对不少新乐队、歌手也如数家珍。聊起时下的潮流,他主动提起了对富二代、“求包养”这些热词的鄙夷。 不过,崔健融入年轻文化,并不代表年轻人都爱崔健。他清楚,许多年轻人觉得崔健老了,甚至对他一无所知。若是出于不了解而被排斥,崔健并不悲观。他相信和对方只要愿意去认真地沟通,总能打破隔阂,有所共鸣。他遇到过当面朝他吐口水的小青年,但过了几天那人弄明白状况,就回头来听他说话。真正让他愤怒的是,在更大的舞台上,愿意认真去听他的声音的人在变少。26年前的那首《一无所有》过后,崔健得到他最痛恨的“摇滚教父”标签,被供上神龛的同时即是被束之高阁,洒满灰尘。他愤怒于当年和自己一起成长的年轻人,如今掌握话语权后“装疯卖傻”,反过来阻止他说真话;更愤怒现在的年轻人“出于时尚而非灵魂的意义”,被忽悠着也想让他闭嘴。 “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说话,你要是盲目地觉得我岁数大了就觉得要把我区别开,等于是在伤害你自己。”崔健说,他不希望看到同一代人中不停有逃难者上路,他恨铁不成钢。 让崔健愤怒的是,当年一起成长的年轻人,现在有了话语权,却禁止他说真话。 崔健:我的思想跟年轻人一样 中年崔健的孤独 : “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 新浪娱乐:据说你现在还是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去看他们的演出,跟他们沟通,是吗? 崔健 :嗯。 新浪娱乐:可能现在那些跟你同年龄的人,反而就不太聊得来? 崔健 :是的,我们的状态不一样,比如说他们有孩子,有社会的压力,有自己的工作关系,一系列的事儿。他们大量想的事儿,已经不是年轻时候的想法了。他们关心的问题,和我歌里唱的已经完全不一样,我最新的作品他们也听不懂在唱什么。而我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我的思想方式还是像年轻人一样,所以会有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感觉。双方都有可及之处,都会觉得我是他们的人,但是都会有一种疏远感,所以这一种也是若即若离吧。 年轻人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跟我能够互动起来,甚至可能绝大部分人也不喜欢,甚至听我的名字就拒绝跟我互动,屏蔽掉我的信息了,就觉得你岁数大了,凭什么代表我们?我们希望看到跟我们长的一样的人代表我们,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我没有想强加于市场什么东西。当你自然地互动,得到结果的时候,你偶尔会发现,原来这些年轻人和那些老人是一样的,只要你跟他们互动起来,实际上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我们之间就没有了代沟的感觉。所以我说,我跟年轻人互动的时候,频率高一点;我跟同代人互动的时候,频率低一点,但是一旦有的话,会很有质量。 崔健: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崔健: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 崔健看待年轻一辈: “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你们不必读书破万卷,应该去仰望星空。” 新浪娱乐:跟同龄人聊什么事会有共同语言? 崔健 :聊一些社会问题。跟年轻人互动,聊到恐惧的时候(也会),年轻人也有恐惧,但年轻人的恐惧和我们的不一样,但是当年轻人也有跟我们一样的恐惧的时候,我发现也能够聊起来。 新浪娱乐:你现在的恐惧是什么?他们的恐惧是什么? 崔健 :我觉得年轻人的恐惧是,他对物质文化已经麻木。当他对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感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我们有共同语言。他就会接受我,他甚至会觉得我更厉害,因为我爆发的东西更多,甚至会觉得有点儿崇拜我,渴望交流,把我当成老师。当他没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你们老人太沉重了。所以这些时候我觉得有一种责任,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没有超过老人,也是老人的失败。所以说我也希望年轻人有更多的东西出来,这个东西对于上一代人来说,也是一个乐趣,我们从本质上就愿意跟年轻人多说一点。跟岁数大的人交流,多少会有一点抬杠的感觉,有的时候对方不同意我,但当他在肯定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力量的转换,会给我带来一种怀疑:有没有必要跟他交流?即使把他说赢了,我有什么好处吗?有什么意义吗? 新浪娱乐:这种心态听起来有点儿像年轻人可能开始对你的心态,可能有时候会觉得你在抬杠,说你功成名就,肯定不会放下架子来跟我们聊天。 崔健 :对,碰到年轻人的时候,他们叫我崔老师我都烦。我说我讨厌这样叫,你以后叫我“你”吧,别叫您了,叫我老崔、崔哥都可以。完了以后,我跟他们交流,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想法亮出来,之后有些我的东西他们就会接受,因为他们发现,原来你是有原因的不喜欢我的。 比如我的确特别不喜欢富二代,花的比挣的多。我跟他们说:你应该对你父母尊重点儿,不要以为这是父母爱你。还有什么包养文化,我觉得也是毁年轻人的文化。这些话对年轻人有效,等他们自己努力了,开始真正找工作了,他们会觉得这样的生活更快乐。 我觉得年轻人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很多别人通过很长时间去琢磨透的一些事情,他通过看一本书就看明白了。但我认为你没有必要读书读破万卷,真的没必要,有很多历史、很多过去的经历是没有用的,我真不希望年轻人去看、去接触,任何在销毁你生命能量的那些知识,你都可以屏蔽掉。你应该去畅想未来,仰望星空,你应该有创造性的未来,我觉得这才是年轻,因为你不怕犯错误。所以真的没必要听老人在那忽悠,造成年轻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怀疑。这一点我特别讨厌。 被两个群体共同反对的愤怒:   “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 新浪娱乐:你这种跟年轻人很多交流、沟通的状态,是自然而然的吗?还是说你也有点强迫自己,不这样的话,可能会落在时代后面? 崔健 :我说白了吧,你们和我们生活在一个年代里。天安门只要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都一样。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不是一代人。我的困惑和你的困惑是一样的,只是你我所说的东西、关注的点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不一样,只是你们在变化。但当你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原来老崔唱的东西和你们唱的东西是一样的,而且老崔敢唱,你没敢唱,你会觉得应该听他的音乐。或者说,你觉得老崔不敢唱了,就像当时盘古(极具争议的朋克乐队)写首歌要弑父,把我们都杀了。他比我们更敢唱,跟他比的话,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唱,人家抢银行,中国银行他要抢,歌里就这么唱出来的。他现在去国外了,只能在国外生存,在国内生存不了。如果真要是有这种思想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选择我了,而你要没这种思想,你会觉得,我变成你的代言人了:老崔敢唱《红旗下的蛋》,敢唱《蓝色骨头》。有一天你会明白,“一片蓝蓝的天空”指的是什么,“无限的理性”指的是什么。“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产生共鸣的都是年轻人。 因为你们也一样,没有脱离我们那个年代。甚至你们还没有我们成功。从商业上你们也没成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掌控着中国经济大权,大量的财富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掌控的。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勇敢批判的话,基本上没有人替你们说话。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应该期待着我们去帮你们说点儿话,因为我们有更大的纵深度,更大的积累。这个时候你要是盲目地去划分,觉得我岁数大了就不听我的音乐,等于是在伤害你自己。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很多方面是代表你说话,而且是勇敢地代表你说话,但是你意识不到,还出于一种时尚的要求,而并不是真正灵魂的要求,去觉得要区别于我们这一代人,所以这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隔阂,我对这种东西特别讨厌。而且一般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人,他们即使想跟年轻人接触,也是装疯卖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碰见关键的问题不敢说。他们曾经发表过一种言论,说我哪壶不开提哪壶,说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挺好了,问我干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说,哪壶不开了你们敢说吗?你敢说吗?他不敢说,因为他已经变成媒体的主要人物了,就不敢说了,他还会用所有的知识去反对别人,反对别人说那些他自己不敢说的问题,而他自己还装成文化人。 有一帮年轻人,被忽悠了,就说老崔老了,他为了炒作自己,所以必须弄出点儿是非出来——当时很多的比我岁数小的人在批评我。实际上我做这些事儿,我认为对我自己好,也为大家好,为真正做音乐的人好,对那些假唱的人确实不好。你年轻人里做音乐的人,肯定慢慢慢慢地就会受益到,现在你也能看到,那些不会唱歌的人,凭什么一场演出唱一首歌就拿二三十万?他们就是拿一个伴奏带、露个脸,就挣二三十万,剩下的钱分给他的团队里面什么活也不干的、也不是做音乐的人。真正做音乐的年轻人就应该支持我,因为我在给真正做音乐的人铺路,他们在给不做音乐的人铺路。你说,你将来有了孩子,希望后代成为哪种人?有理想的人,还是没有理想、比较现实的人?你会发现你自己就会选择有理想的人,你会发现灵魂的要求比时尚的要求更有意义。 一场电影引发的思考:   “看了《1942》,你得做点儿事儿。就像看完了鲁迅,你得拒绝成为阿Q。” 新浪娱乐:你的电影《蓝色骨头》,明年初确定能上映了是吗?感觉这部电影经历了很多波折。 崔健 :如果政审没问题……这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和年轻导演真的是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一个乌纱帽政治管理的文化体制管理。中国的文化政治全是被动于经济的,中国的文化还没有开始改革呢,只要有审查制度……当然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只要电影局、文化局都应该归属到工商税务的一个部门就完了,让他们拿着法律去管理这些,去收税就完了,它不应该提出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去管理这个,那中国的艺术没法发展,中国的想象力没法得到保护。这帮人怕的是丢官,他怎么管艺术?他懂艺术吗?所以很多人对很多的艺术家批判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只能拍出市场需要的东西。 现在你们只能看《失恋33天》,觉得“这是我们年轻人的电影”。真正的好电影,年轻人老人都能拍出来,不是拍不出来,是没法拍。好多好电影呢,好多好的故事,我相信你们这代年轻人也有这样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你们会发现,他第一部片子还可以,第二部片子怎么变成这样,第三部就完了,基本上都是这样。 新浪娱乐:现在有两部电影讨论比较热烈,《1942》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你看了吗? 崔健 :昨天、前天看的。 新浪娱乐:有什么感触? 崔健 :一谈到具体的事儿,就容易变成另外的东西,我觉得特别是我,应该负责任地说话,所以我对片子的喜好,我在私下里说得特别清楚,但是在媒体上不好说。所以我从抽象的角度说一说我的观点就可以了,我不愿意说得太具体。看李安的片子激发了我的创作,我自己也想拍电影。看冯小刚的电影,激发了我对中庸的哲学更深的批判,我恨死了所谓的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庸文化,造成了在关键的时候政治昏庸无能,贪腐一家,庸官就是贪官。这种情况就会造成这个民族在关键时候土崩瓦解,完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后代,仍然有危机感,被别的民族欺负,仍然有。我甚至觉得那帮上街砸车的那帮人,日本人进来,他们可能就是汉奸。 新浪娱乐:早跑了? 崔健 :不是早跑了,他们这帮人可能拿着旗子去拥护日本人,完全没有抽象的理性思维方式的能力。这种长期没有一个理性思维的群体,这种因为一个统治者长期不被约束而产生的巨大的贪污腐败的群体,到关键时候,就是出卖民族、毫无能力,只能自相残杀的群体,这种文化从各个层次都能看到。我看完这个片子就有这种感觉,就很愤怒,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有这样的危机。赶紧醒过来吧,赶紧去强大这个民族吧,赶紧去反腐败吧,那些腐败的庸官根本就不爱这个民族。 新浪娱乐:冯小刚前阵子也说,中国人有些恶是胎里带的,这个你怎么看? 崔健 :那是刘震云写的书,还有一些东西他不敢拍。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你没必要看到的,它们就是对你的能量产生消耗,这个片子里的这种东西,鲁迅早就批判完了,没必要再知道中国人的秉性了,这种缺点你根本没必要再看了,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有了。但是你要是看完了片子,你必须得愤怒,你愤怒的话就应该去做点儿事儿,否则的话,拍这个片子干什么?你见到这帮腐败分子无动于衷的话,看这个片子干什么? 我昨天看片有一个特别大的感悟:电影放的时候虚焦了,因为我是被挤在一个最里排的座位,实在不愿意去影响别人,要不然我就找他们经理去了,若干次我都想喊起来,说你们电影虚焦了,你们应该对观众负责任,我们花钱买票进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后来我这么想,所有人都跟电影里面被欺负的难民是一样的心态,没有人去敢说这个电影虚焦,字幕都看不清,都是虚的,我看完都头晕了。 而我前一天看的《少年派》,颗粒特别清楚,焦点特别硬,也可能人家有要求,因为这个虚焦的东西,可能不是一道工序能解决的。后来我看完出门时跟他们工作人员说,你们电影虚焦了,你跟你们经理反映一下——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儿。按道理我都应该站起来,说你们虚焦了,你应该退钱。因为电影如果焦点不清楚,视觉上的东西变差,震撼力就减低了。这就是习惯,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管这事儿。 新浪娱乐: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不会说为自己争取一些更好的东西。 崔健 :对呀!是不是我应该站起来,应该去喊?我自己坐在那里纠结,完了我周围的朋友说:“还行,凑合吧!”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你就是那个逃难的难民,你只不过有点儿钱而已,生活在一个好时代而已。 看了《1942》,你得做点儿事儿,你要不做事,你跟他一样,你要没有反应,那你干嘛看这种片子?你看完了鲁迅,你得拒绝成为阿Q,不然你干嘛看这种东西?这就是看完这个片子难受的感觉,你知道吗? 新浪娱乐:做不了什么,没有办法的感觉。  崔健 :所以得起来,而且保护别人的权力就是保护你自己。   崔健其人 崔健,1961年出生于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文艺工作者。从十四岁起,崔健跟随父亲学习小号演奏。1981年,他被北京歌舞团招收为小号演奏员,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78年在北京交响乐团担任小号演员,直至1987年离开。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乐开山之人,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 成名曲为1986年的《一无所有》。代表作有《一无所有》、《最后一枪》、《新长征路上摇滚》、《给你一点颜色》等等。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崔健逐渐淡出中国歌坛,但是在2005年一张向崔健致敬的专辑《谁是崔健》,再次证明他在中国摇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2000年12月12日,由荷兰大使颁发的克劳斯亲王最佳成就奖评委对崔健作出评价: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紧密相联,摇滚音乐家崔健表达了中国和世界青年的心声。在他的音乐创作中,崔健借鉴了中国传统诗歌的表现形式,并立场鲜明地反对西方音乐的影响。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2/1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新浪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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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中国维权动态》总第287期

维权 网 CHRD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网站 : http://www.weiquanwang.org 信箱 : crdnetwork@gmail.com 推动人权保护、协助民间维权 中国维权动态 周刊( 2012 年 12 月 10 日 -16 日)总第 287 期 【编者按】连日来各地纷纷传出因联署呼吁释放政治犯及废除劳教制度而被警方传唤的消息,以及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因撰写《双规》报告而被当地街道办干部明确警告 不得接受采访的情况,显示中国公民言论自由权依然被压制的状况。长沙刘华、李颂明、曾武、邓生记等四名维权人士因迎接在北京旅游被非法绑架回长沙的 17 名访民,而于近日被长沙警方以涉嫌“妨害公务罪”逮捕,这揭示着湖南当局对维权人士的严酷打压。 12 月 13 日 ,湖北恩施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维权人士胡体和有期徒刑 3 年零 5 个月,判处维权人士蒲甲宽有期徒刑 3 年,更进一步说明中国维权人士面临的严峻现实。本周唯一给人以些许安慰的是, 12 月 14 日 甘肃省皋兰县法院同意皋兰县检察院就此前指控陈平福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作出撤诉决定,但此案是否能成为改善公民言论权的起点,显然还需进一步观察,目前社会各界还不敢对此寄予太大希望。 本期目录 一、言论与出版自由 1 、湖南维权人士罗洪中因联署废除劳教受死亡威胁 2 、合肥访民因联署呼吁释放政治犯被警方骚扰 3 、安徽异见人士沈良庆被要求不发表异见 二、结社与游行示威自由 1 、纪委书记带人冲击福州百名冤民抗议活动 三、选举权 1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黑社会左右党委换届选举 四、任意羁押、判刑、监禁 1 、河北维权人士徐义顺探望刘霞被扣留 2 、人权日山东临沂疯狂拦截进京访民 3 、《零八宪章》签署人徐义顺被国保带回保定 4 、长沙维权人士刘华等人被批准逮捕 5 、成都访民世界人权日被送往久敬庄 6 、湖南省花垣县访民张治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 7 、人权日访民在联合国机构前被抓捕 8 、浙江访民申屠大兵被从北京押回 9 、山东临沂被劫持关押的五位访民全部获释 10 、成都维权代表李廷惠上访被押回后遭到拘留 11 、浙江安吉访民沈志华被拘留九天 12 、湖北恩施维权人士胡体和、蒲甲宽遭重判 13 、河南万里公司维权代表“十八大”期间被非法关押 14 、甘肃异议人士陈平福案被撤诉 15 、马跃妈妈孟朝红因在北京地铁站征集签名遭警察带离 16 、上海村民方林娟被关派出所超过二十四小时 五、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 、陕西澄城县环卫局长雇凶重伤职工 2 、天津河北区法警对拆迁代理人和民众施暴 3 、人权日普法,重庆韩良、钟永辉被殴打并限制自由 4 、天津河北区法院在庭审中对民众实施暴力 六、住房权、强迫征地拆迁 1 、河北霸州居民张爱然被警方逼迁 2 、警察进屋强迫江西新余钟带根接受拆迁条件 七、其它骚扰行为 1 、安徽多位访民进京被拦截 2 、上海民运人士汪建华连续三天受到警方施压 八、公民行动与公民维权 1 、维权网发布中国独立参选观察报告 2 、成都失地农民到四川省纪委上访 3 、维权律师杨在新公开请律师维护自己执业权 4 、江苏无锡访民到黑监狱抗议并报警 5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诉警方行政不作为案开庭 6 、福建赤脚律师纪斯尊陪美籍华人卢程彬夫妇进京告洋状 7 、成都访民街头举牌要求政府还房 8 、四十位公民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青海格尔木刘本琦 9 、网友发起 “释放朱承志和陈克贵”网络快闪活动 九、法律、法规及政策 1 、西安《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2 、中国出台政策完善“绿卡”待遇 3 、习近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4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 6 方面措施 5 、上海称将出台街头艺人管理条例 十、国际人权 1 、白俄罗斯当局没收人权组织 Viasna 办公室 2 、沙特活跃分子呼吁通过绝食支持狱中人权捍卫者 3 、土耳其目前有七十三名被羁押新闻工作者 4 、哈萨克斯坦人权捍卫者被以“敲诈罪”判刑十二年 ——————————————————— 一、言论与出版自由 1 、湖南维权人士罗洪中因联署废除劳教受死亡威胁 12 月 11 日 早 上,湖南隆回县退休教师、上访维权代表罗洪中向维权网信息员投诉,由于他长期上访维权和近期进行在全国访民中征集废除劳动教养联署签名活动,他负责湖南片 区联系签名工作,日前他受到隆回县警方的死亡威胁。隆回县公安局罗洪警方警告他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不要去搞联署签名,否则就要找黑社会干掉他。(维权 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6769.html ) 2 、合肥访民因联署呼吁释放政治犯被警方骚扰 12 月 10 日 是世界人权日,下午 16 时许,因警方非法拦截无法进京上访的合肥市访民丁美芳女士正在家中休息,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信访科长王起虎与分局国保大队长二人到来,就互联网上联署呼吁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的签名一事找她了解情况,要求她不要在参与类似的联署。(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9390.html ) 3 、安徽异见人士沈良庆被要求不发表异见 12 月 13 日 下午 2 点半至 4 点半,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被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办事处暨东陈岗居委会负责人进行维稳谈话,对方要求他不要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不要在海外发表文章,不要对外发表任何政府不喜欢的言论。(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1034.html ) 二、结社与游行示威自由 1 、纪委书记带人冲击福州百名冤民抗议活动 12 月 10 日 是世界人权日,在福州市中心五一广场,来自福州五区八县的许品荣、吴林香、李志宏等 100 多 位冤民自发地拉起上写“还我人权,铲除黑监狱”的横幅维权,要求福州市政府铲除黑监狱,停止随意非法拘禁或迫害背负冤屈的冤民,同时要求废除违法违宪的劳 教制度,停止侵犯冤民人权。在众冤民准备撤离现场时,突然鼓楼区鼓西街道纪委书记曾平带着多个打手冲到正在鸣冤的女冤民冯美珠跟前,抢、撕她的诉告材料, 并将冯美珠打倒在地。(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6579.html ) 三、选举权 1 、湖南娄底市娄星区黑社会左右党委换届选举 12 月 8 日 上午 9 点 20 分左右,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大科办事处大新居委会进行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 ( 选支委 ) , 候选人胡发章为了达到他能当选支书的目的,对没有意愿为他投票的中共党员进行威胁殴打非法绑架,叫来社会上一大批黑社会成员,对一部分老党员拳打脚踢,当 时强行拖进车里的有刘松伯、周文富、曾庆发等三人;打伤周文富一人,造成多处软组织挫伤;后强行非法绑架曾庆发到了湘中大道旁边的万源大酒店,对他进行非 法扣押审问,长达 5 个多小时,而警方却置之不理。(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3884.html ) 四、任意羁押、判刑、监禁 1 、河北维权人士徐义顺探望刘霞被扣留 河北保定维权人士徐义顺一家三口, 12 月 9 日下午两点 左右前往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家中,探望刘晓波妻子刘霞时,被刘霞家所在辖区羊坊店派出所扣留。维权网信息员拨打徐义顺的手机欲了解详情时,提示为已经关机。徐义顺现年 60 岁,患有心脏病,曾经长期在山东做记者,因为反腐而被解雇,随后被劳教一年。(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5594.html ) 2 、人权日山东临沂疯狂拦截进京访民 12 月 9 日 ,山东临沂 5 名买好车票欲在人权日清晨抵京的访民全部在临沂被劫持,未能抵达北京。其中刘国慧被软禁 23 个小时,手机在被抢夺时被毁坏;秦玉玲手机被抢后情况不明;杨自娥在自家小区门口被拦截未能到达火车站;王汝兰在乘坐去火车站的公交时被劫持;魏兰玉在火车站候车时被劫持。(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2479.html ) 3 、《零八宪章》签署人徐义顺被国保带回保定 因为看望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零八宪章》签署人徐义顺一家三口被北京羊坊店派出所扣押 7 个小时之后,被河北保定国保接走,于 12 月 10 日凌晨 2 点 回到家中。据徐义顺介绍,他们一家三口去北京看病及看望刘霞,是得到保定国保允许的。因为徐义顺自从出狱以来,一直受到非法监控、限制。(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4662.html ) 4 、长沙维权人士刘华等人被批准逮捕 因迎接在北京旅游被非法绑架回长沙的 17 名访民,长沙维权人士刘华、李颂明、曾武、邓生记等人因此被刑事拘留,四人家属连日到湖南省公安厅、检察院门前抗议非法关押。 12 月 7 日晚 8 点 ,自称办案警察电话通知朱孝顶律师,称刘华已被批准逮捕,罪名是涉嫌妨害公务。(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4129.html ) 5 、成都访民世界人权日被送往久敬庄 12 月 10 日 是世界人权日,他成都访民李廷惠、彭天惠、任治美等 23 人到联合国发展署驻京办事处去反映人权被侵害问题,被当地派出所派车送往久敬庄。她们被到送久敬庄后,工作人员对她们进行了拍照和登记,然后久敬庄的工作人员让她们自己回四川,因为久敬庄人太多了。(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2415.html ) 6 、湖南省花垣县访民张治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 截止 12 月 11 日 ,湖南省花垣县女访民张治被送往强行精神病院已达 41 天,张治是 10 月 31 日 被 当地政府送进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精神病医院)的。“十八大”会议虽然早就开完了,但张治一直没有获释放。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张治在医院很清醒,语 言表达清楚,根本没有精神病。张治在医院经常受到虐待,被强逼喂药,打针。张治因为家庭分户,乡政府不办理土地使用证而上访 10 年之久。(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6814.html ) 7 、人权日访民在联合国机构前被抓捕 12 月 10 日 下午,杭州维权人士朱瑛娣等到北京亮马桥联合国驻华机构所在地上访,向联合国递交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但刚到目的地,就被埋伏在那里的警察抓捕。据悉,被捕上汽车的访民有 50 多车。在被抓的访民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是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东山吴村人。这个小学生根据访民们的诉说写了两首打油诗,控诉社会的腐败和黑暗,结果被抓。(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2286.html ) 8 、浙江访民申屠大兵被从北京押回 世界人权日浙江安吉访民申屠大兵和沈志华、沈利华等人在北京马亮河联合国驻华机构请愿,被北京警察抓到久敬庄关押。申屠大兵于 12 月 12 日下午 被安吉截访人员从北京久敬庄带出,押回当地。据他透露,大巴车到达久敬庄时人都被赶下车,由于沈利华睡着了,被开车的司机踢了一脚,当时感觉腰部酸痛。第二天沈利华站立不稳,走路困难。随后,杭州的亲人和朋友无法与她联系。(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4745.html ) 9 、山东临沂被劫持关押的五位访民全部获释 12 月 11 日 晚 22 时,维权网信息员收到山东临沂访民魏兰玉辗转发来的信息,信息称她和王汝兰已经从被软禁的宾馆放出来了。至此,山东临沂在人权日欲进京控告当地政府违法被劫持后关押软禁的 5 名访民全部获释。王汝兰、魏兰玉、秦玉玲、刘国慧、杨自娥 5 人,是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乡亲,她们都是临沂市政府实施野蛮暴力强拆的受害人。因支持陈光诚希望中央彻底调查当地政府迫害陈光诚一家和支持者的问题,遭到过当地政府和警方的打压和非法拘禁。(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5_13.html ) 10 、成都维权代表李廷惠上访被押回后遭到拘留 12 月 13 日 凌晨 6 点,成都维权代表李廷惠被从北京押回。当天于下午 1 点 30 分被锦江区成龙派出所片警张孝成,治安警察高绍君从家中带走,据了解,李廷惠已经被通知行政拘留 10 天,家属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李廷惠这次上访,是与成都另外 22 人在联合国驻华办呼吁保护人权,后被送往久敬庄关押。(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8240.html ) 11 、浙江安吉访民沈志华被拘留九天 12 月 11 日 早上,浙江安吉访民沈志华和同县的王群兰、殷根娣等人到联合国驻华机构欲申冤时,遭警察阻挡,在被送往久敬庄时沈志华趁机逃脱,但在路经美国大使馆时再次被武警拦住,扭送到北京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当日下午 16 时送往马家楼。 12 月 12 日 下午,沈志华被安吉县警方押回老家后关在递铺镇派出所,被审讯到深夜 12 点。 12 月 14 日 ,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将她行政拘留 9 天。(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7691.html ) 12 、湖北恩施维权人士胡体和、蒲甲宽遭重判 12 月 13 日 晚上,维权网信息员接到湖北恩施维权人士王桂兰电话,她说当天下午恩施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维权人士胡体和有期徒刑 3 年零 5 个月,判处维权人士蒲甲宽有期徒刑 3 年。胡体和与蒲甲宽均不服判决,决定提起上诉。胡体和、蒲甲宽是恩施州白果乡当地村民选出的 5 名维权代表中的两人,他们长期致力于维护当地村民土地使用权。(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1260.html ) 13 、河南万里公司维权代表“十八大”期间被非法关押 河南许昌市万里公司的 800 多名职工,因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从 2004 年起依法上访,曾多次到市省及北京各相关部门反映无果。 2012 年 10 月上旬,职工申请游行不批。 10 月 11 日 , 300 多名职工自发到许昌市政府门口请求解决问题,经市委劝解解散,后又到许昌市汽车站由属地派出所劝告后当即解散并各自回家。 10 月 30 日下午 ,孙会轩、孙留钢、贾玉林等 7 名职工维权代表被当地政府部门强行绑架关押于黑监狱“训诫所” 10 — 23 天不等,被强迫签订不公协议。(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18_14.html ) 14 、甘肃异议人士陈平福案被撤诉 12 月 14 日 ,甘肃省皋兰县法院通知陈平福到法院,对此前检察院对他提起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一案作出了撤诉决定。上午 11 点 40 分左右,兰州市中院当庭宣布同意检察院撤诉请求。下午,陈平福回到家中与前去的亲朋与网友 30 余人在酒店举行了庆祝。陈平福此前在多家网站上发表或转发 34 篇文章,被皋兰县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 6 月 27 日 被监视居住。(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4033.html ) 15 、马跃妈妈孟朝红因在北京地铁站征集签名遭警察带离 2012 年 12 月 14 日 晚 9 点,正在北京复兴门地铁站征集“公众安全”签名的“马跃妈妈”孟朝红被北京公交分局的多名警察摁倒,后被带出地铁去了天安门派出所。“大学生马跃地铁死亡案”发生于 2010 年 8 月 23 日,因北京地铁二号线没有安装屏蔽门,导致了年仅 21 岁的大学生马跃在北京地铁二号线鼓楼站跌入轨道致使遭电击身亡。事发后警方一直不提供事发时的关键录像资料又无直接证人,马跃的死因无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法。(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2038.html ) 16 、上海村民方林娟被关派出所超过二十四小时 12 月 14 日 上午,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维权村民方林娟,到镇政府信访办要求解决动拆迁补偿安置问题时,被正在镇政府的浦东分局警察顾锦德构陷抓进派出所,到次日中午已超过 24 小时仍未获释。据悉,遭抓捕后,警方未给方林娟饭吃,也未给她安排床铺睡觉。(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24.html ) 五、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 、陕西澄城县环卫局长雇凶重伤职工 12 月 9 日 ,陕西省澄城县环卫局长付九荣,雇佣纠集澄城县有名的黑恶分子霸蛋(付九荣亲家)等人,及环卫局职工多人,把原澄城环卫局现综合执法局职工王勇骗到自家院子暴打。在众凶徒围攻下,付九荣亲自拿棍棒重伤王勇头部及身体多处部位,导致王勇住院监护治疗。(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1107.html ) 2 、天津河北区法警对拆迁代理人和民众施暴 12 月 10 日 上 午,一些民众在天津河北区法院参加拆迁诉讼,受到法院法警的暴力殴打。被法警暴力殴打的拆迁户代理人和其他几位群众其后被送到医院等待治疗。愤怒的群众前 往检察院投诉之后,检方要求法院先为群众拿钱治疗,结果法院把拆迁征收方找来了,让他们出钱。而拆迁方虽然有人到医院,但没有向医院交钱。(维权网)(详 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9306.html ) 3 、人权日普法,重庆韩良、钟永辉被殴打并限制自由 12 月 10 日 是世界人权日,下午 3 点 40 左右,重庆黄埔后代韩良、钟永辉两位老人,到重庆观音桥为民众普法时,正准备将上书有“纪念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64 周年”的旗帜打出,被便衣警察带走并殴打限制自由 8 小时后释放。现场有群众摄像、拍照,结果均被叫到一边强行删除。(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6525.html ) 4 、天津河北区法院在庭审中对民众实施暴力 12 月 10 日 上午 9 点, 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开庭审理拆迁户诉河北区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件的再审。开庭前法院工作人员将摄像机固定并对准原告代理人,此行为引发原告代理人不满, 指责法庭不公正,要求依法办事,公平对待各方。法庭人员的不及时纠正错误引发当事人及旁听民众的指责,此时,审判长韩志刚下令法警强行对两位原告暴力拖出 法庭。随后,法庭又进来十几位法警继续对当事人和旁听的民众暴力推拉、拖拽。(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9546.html ) 六、住房权、强迫征地拆迁 1 、河北霸州居民张爱然被警方逼迁 据河北省霸州居民张爱然控诉称, 11 月 28 日 ,霸州市公安局不去处理非法闯入她们家“逼迁”的不法分子,反而将在家中自卫的儿子沈天丰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在这之后,城六街村委会书记许少英,城区办事处书记孟宪国以放张爱然的儿子为由,多次逼迫他们签署拆迁协议书。(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8480.html ) 2 、警察进屋强迫江西新余钟带根接受拆迁条件 12 月 12 日 20 时 许,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仙来办廖家村管理处孙家村民小组村民、屠夫钟带根,在家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告知他有数辆警车、一大群警察在他家门外。警察进屋后 才他知道,是仙来办搬了警察来,试图对他施压,逼迫他放弃依法维权行动,接受政府不公平的拆迁补偿条件。(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14.html ) 七、其它骚扰行为 1 、安徽多位访民进京被拦截 12 月 10 日 是世界人权日,安徽省合肥市葛道培、丁美芳等多位访民欲赴京被政府维稳人员非法拦截,巢湖市袁明君等人欲找巢湖市委书记反映诉求,亦被拦截。拦截后,维稳人员要求他们在世界人权日不得进京,必须配合。(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4603.html ) 2 、上海民运人士汪建华连续三天受到警方施压 从 12 月 13 日 开始,上海市网监处突然与民运人士汪建华约谈,然后要求汪建华交出电脑,供网监处检查一下内容。由于汪建华的电脑最近已经多次被检查,所以被他拒绝。因为连续两天未达目的, 15 日下午,国保又再次找到汪建华,由市国保领导与网管处长双方共同出面施压,直到晚 10 点才获准回家。(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16.html ) 八、公民行动与公民维权 1 、维权网发布中国独立参选观察报告 12 月 10 日 是 世界人权日,维权网在当天发布了由该网中国选举观察工作室撰写的《中国独立参选观察报告》,该报告分为四个部分,另外附有部分选举案例。反映了中国的选举 的真实状况,包括选举的虚伪以及独立参选的艰难和受打压,以及对《选举法》本质的分析。并对当前的选举状况进行了总结和展望。(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5534.html ) 2 、成都失地农民到四川省纪委上访 12 月 10 日 中午 12 点左右,四川成都成华区失地农民 100 来人到四川省纪委上访,成华区近两百维稳人员前来截访。刚开始,成华区维稳人员要省纪委门口的警察抓人,但警察只是出动了少量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后来成华区维稳人员买来面包和矿泉水分发给访民,并进行劝说,截止下午 2 点左右,成华区的这些上访人员已经全部被劝离。(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2261.html ) 3 、维权律师杨在新公开请律师维护自己执业权 广西北海维权律师杨在新因被控涉嫌妨碍证据罪于 2011 年遭到抓捕, 2012 年年 9 月取保候审出来,他的律师执业证年检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不给办理,使他生活无着。为了捍卫自己的律师执业权, 12 月 10 日 ,杨在新特公开向社会聘请律师,以对广西司法厅提起行政诉讼。(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4806.html ) 4 、江苏无锡访民到黑监狱抗议并报警 12 月 10 日 是世界人权日,江苏无锡访民丁红芬、沈果冬等 8 人到无锡金海花园大酒店抗议。该酒店处于山中,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第一干休所为掩护,关押过无数访民。曾经被关押在此处的这 8 位访民向该黑监狱抗议,并向“ 110 ” 报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说此地非行为地,不属于他们管辖,之后扬长而去。(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2355.html ) 5 、深圳“小小草工友家园”诉警方行政不作为案开庭 12 月 10 日 下午两点半,深圳劳工 NGO “小小草工友家园”诉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行政不作为一案在宝安区法院九庭开庭。 8 月 30 日 ,有 50 余人强行闯进小小草良心活动室,将东西扔出门外并锁死门。“小小草”工作人员及时报警但警察姗姗来迟,未能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为此,小小草起诉了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行政不作为。(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ngo-1210.html ) 6 、福建赤脚律师纪斯尊陪美籍华人卢程彬夫妇进京告洋状 12 月 11 日 , 维权网信息员得知,几天前,美籍华人卢程彬蔡秋钦夫妇在福建维权人士赤脚律师纪斯尊陪同下前往北京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告洋状。据卢程彬介绍,邻居业主陈某 擅自在他家房子外墙上安装管道,导致外墙瓷砖遭破坏有脱落危险,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经交涉,物业已责令邻居业主拆除管道并固定瓷砖。但邻居业主仗着有钱有 势拒不改正,在万般无奈下他才想到将邻居业主告上法院。(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1060.html ) 7 、成都访民街头举牌要求政府还房 12 月 11 日 , 成都访民得知原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后,兴高采烈,在街头举牌,要求“李拆城还房来”。李春城在担任成都市委书记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 化建设。大量民房被强拆,大量农田被强征。被百姓誉为“李拆城”。许多百姓因抵制强征强拆,被判刑,被劳教,被刑拘,被关精神病院,被暴打。(维权网) (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3176.html ) 8 、四十位公民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青海格尔木刘本琦 12 月 14 日 晚, 40 位公民联署了一份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青海格尔木刘本琦的声明。他们在这份声明中表达了要求释放刘本琦的强烈愿望。他们呼吁新领导人及青海格尔木当局立即释放刘本琦一家。签名人包括王阳宁、黄雨章、金继武等。 7 月 18 日 ,刘本琦被格尔木市公安局以“涉嫌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刑事拘留,羁押在格尔木市看守所。(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15.html ) 9 、网友发起 “释放朱承志和陈克贵”网络快闪活动 12 月 15 日 ,网友发起的要求“释放朱承志和陈克贵”的网络快闪活动,其活动内容的推文被网友广泛转发。推文内容为这周六晚上 9 点整,一起喊出:“释放朱承志!释放陈克贵!”。 据网友“超级屠夫”( 吴淦)透露, 12 月 13 日 ,北京律师童朝平、邬宏威、李方平、江天勇等 10 多人,一起聚餐举起上书“释放朱承志!释放陈克贵!”的纸牌拍照。(维权网)(详情请见: http://wqw2010.blogspot.jp/2012/12/blog-post_5683.html ) 九、法律、法规及政策 1 、西安《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日前,西安市政府公布《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西安市将建立生活特别困难的失能老人生活护理服务补贴制度。同时到 2015 年,力争居家养老服务基本覆盖 100% 城市社区和 50% 以上的农村社区。《实施意见》要求,在农村开展养老服务试点活动。鼓励采取“村级主办、互助服务、政府支持、群众参与”的方法,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模式发展。对开展养老服务试点较好的村和新建的农村互助幸福院,由市财政给予一定的奖励补助。(详情请看: http://sn.people.com.cn/n/2012/1211/c186331-17842680.html ) 评:选择性“奖励补助”,如何能体现“政府支持”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政府不能成为互助养老的局外人,应当提供持续性财政支持。 2 、中国出台政策完善“绿卡”待遇 日前,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 25 个 部门联合下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 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绿卡”制度已成为中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详情请看: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2/11/c_113991424.htm ) 评:完善“绿卡”待遇自有必要,不过,即使从工具角度而言,一个利于保护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存在,比起一个单纯的“中国绿卡”更能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 3 、习近平: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中 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 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 益固化的藩篱。(详情请看: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1212/c1024-19866310.html ) 评:什么样的改革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真要启动政改了吗?习总 “南巡讲话”是要借力邓氏“托古改制”吗? 4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六方面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司法作风的 6 方面措施,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实施意见,狠抓工作落实,加强督导检查,加强司法巡查和明查暗访,真正做到作风建设常抓不懈。(详情请看: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2/12/c_114005737.htm ) 评:最高法推出司法作风方面的几条措施,显系政治跟风行为。政治捆绑司法,司法先天之不独立由此可见一斑。 5 、上海称将出台街头艺人管理条例 上海市政府参事室近日举办“城市发展与文化建设”研讨会,会上,该市文广局新闻发言人贝兆健透露,应市民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市人大明年将对上海街头艺人管理进行立法调研,“街头艺人管理条例”有望 3 年后在沪出台,它很可能成为国内首部针对街头卖艺行为的地方性法规。(详情请看: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2/14/c_124094765.htm ) 评:针对街头艺人立法未尝不可,但是应当重在保护,而非管制,应当尊重数千年来宽容流浪文化的习惯法传统。 十、国际人权 1 、白俄罗斯当局没收人权组织 Viasna 办公室 12 月 11 日 ,人权组织公民权利捍卫者( CIVIL RIGHTS DEFENDERS )发布信息,称在白俄罗斯人权组织 Viasna 负责人正在监狱服刑时,白俄罗斯当局于 11 月 26 日 宣布正式没收人权组织 Viasna 的办公室。据悉, Viasna 的办公室存在有 12 年之久,由于 Viasna 未能获得白俄罗斯当局的注册, Viasna 组织也没有接受捐赠的独立银行账户, Viasna 的办公室也以负责人 Ales Bialiatski 的私人财产登记备案。(详情请见: http://humanrightsbriefing.org/archives/1463 ) 2 、沙特活跃分子呼吁通过绝食支持狱中人权捍卫者 2012 年 12 月 10 日 世界人权日前夕,在被判处 4 年监禁的莫罕默德 . 巴贾迪( Mohammad al-Bajady )宣布在狱中绝食后,沙特阿拉伯网络活跃份子通过推特呼吁绝食支持巴贾迪。巴贾迪是沙特阿拉伯公民政治权利协会( ACPRA )创始人之一。 2011 年 3 月 21 日 ,巴贾迪在首都利雅得参与一次反对沙特当局对人权捍卫者的任意拘捕而遭到逮捕,同时被判处 4 年监禁。(详情请见: http://humanrightsbriefing.org/archives/1468 ) 3 、土耳其目前有七十三名被羁押新闻工作者 12 月 12 日 ,总部设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记者联盟( EFJ )与土耳其记者联盟( TGS )联合发表声明对卷入土耳其“ Ergenekon ”案中的 2 名在押新闻工作者表示关注,同时国际记者联盟声称土耳其目前有 73 名在押新闻工作者。据欧洲记者联盟消息,土耳其激进组织“ Ergenekon ”案将于 12 月 13 日 在土耳其再度开庭,此前被卷入该案的 2 名土耳其新闻工作者 Mustafa Balbay 和 Tuncay · zkan 已经分别被羁押 1377 、 1537 天。(详情请见: http://humanrightsbriefing.org/archives/1471 ) 4 、哈萨克斯坦人权捍卫者被以“敲诈罪”判刑十二年 12 月 14 日 人权组织前线( Front Line Defenders )消息, 12 月 7 日 ,哈萨克斯坦人权捍卫者 Vadim Kuramshin 被江布尔州( Zhambyl )地区法院以“敲诈罪”判刑 12 年。 Kuramshin 因为举报地方官员腐败问题遭到打击报复,他在 1 月 23 日 被逮捕。 8 月 28 日 ,法官撤销了对其“敲诈罪”的指控,并判处其 1 年监禁并缓期执行, Kuramshin 随后获释。在获释后,他继续对外揭露自己在监狱里所遭遇的酷刑和虐待, 10 月 31 日 ,哈萨克斯坦当局以“先前的判决程序违法”为由再次逮捕 Kuramshin , Kuramshin 被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转移到江布尔州拘留所,最终再次被以“敲诈罪”起诉并被判刑 12 年。(详情请见: http://humanrightsbriefing.org/archives/1480 ) 编辑:叶明珠、任不让 责任编辑:伍需权 ——————————————————————— “维权网”是非政治性和非组织性的公民维权志愿者的松散联网,旨在协助民间维权力量发展公民社会,通过民主方式促进法制改革,遵循普世人权标准和中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监督政府落实其对保障人权的承诺,追究侵权责任,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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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四轮暴富潮造就的中国权贵阶级

身家过百亿的山西柳林首富、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花7000万巨资在三亚为女儿举办了一场大型超豪华婚礼,众多明星大腕应邀到场表演,场面堪比“春晚”。据媒体报道,这场婚礼由北京最专业的婚礼策划公司进行策划,包下了丽思卡尔顿、万豪、希尔顿等几家全球顶级五星级酒店,还专门租了3架飞机将亲朋好友接到三亚,其排场之大,出手之阔绰,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当今中国富豪的气派,岂止令同胞侧目,连以往瞧不起中国人的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因为几年前法国媒体就曾热炒过这么一件新闻:2008年圣诞节前夜,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商店,有位中国旅客竟一口气买了近5万欧元的法国红酒,其出手之大方当即“雷”倒了法国店员。《巴黎人报》的报道写道,也许这名旅客不知道,他的这一举止已经打破了他的中国同胞在戴高乐机场一次购物的花钱记录。前一次记录诞生于2007年3月——一名中国旅客在戴高乐机场一次购物花了23000欧元。 近年来,有关中国富豪在国外一掷千金的新闻屡见不鲜。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有钱人出国在世界各地的购物消费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位,占全球消费的17%。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些阔佬买起奢侈品来就跟买瓶可乐似的,常常是名表一买好几块,首饰一买一大包。巴黎著名的老佛爷百货商场每天平均接待中国游客一万人次,设有专门的中国客户服务部。而香榭丽舍大街上越来越多的国际名牌店也开始雇用会讲中文的店员。据说有中国顾客咔哒一声打开密码箱,亮出花花绿绿一箱子美元,把“老外”都吓傻了。 除了名车、名酒、名牌服装等奢侈品,中国富人近年来还爱上了买房子。如今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日本等地,到处可见中国投资客的身影。在美国,像纽约曼哈顿的美国钞票公司大楼和华尔街的AIG培训中心大楼这样的高级写字楼都落入了中国买家的手中。美国的房地产经销商甚至喊出了“我爱中国人”的口号。2010年,美国南加州一个富人居住集中的小城市成交了15幢300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其中中国富人购买了11幢,而且全部都是美元现金一次付清。在南加州号称“中国谷”的圣盖博谷地区,一些城市的百万豪宅月成交量20至30幢,其中七、八成是被来自中国的富人买下的。在日本,连普通日本人都不敢轻易问津的高价地段,中国买家却屡屡上演一掷千金的豪举。在新加坡,中国大陆的购房者已成为私宅第一外籍买家。中国富人在海外展现出的超强购买力,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有媒体评论说,富足的中国人“从企业、土地到港口、债务,无所不买”。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甚至发表了“中国全面购买世界”的封面文章。“中国人太富了!”“中国人真有钱!”成了许多西方人不约而同的惊叹。 毛时代的中国,以贫穷著称于世,即便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满大街恐怕也找不到几个真正的富人。而今天的中国,就是在一些当年的穷乡僻壤,真正的富人也不再是凤毛麟角,更别说象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至今日,确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先富起来”了。根据胡润研究院与兴业银行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中的数据,目前中国个人资产在600万元以上的富豪已有270万人,个人资产达到亿元以上的富豪约有6.35万人。显而易见,无论是270万还是6.35万,相对于中国13亿人口总数而言,都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数字。也就是说,先富起来的只是很小一部分中国人。 那么,他们究竟是哪些人呢?根据专家的研究,再结合现实生活中大家的感受,可以断言,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主要是以下三类中国人,即政府官员、官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官员的奸商。他们的财富不但来得太快,而且来得太突然、太蹊跷,属于典型的暴富。 先说政府官员。据大陆媒体报道,2005年1月至2010年5月,全国因贪腐“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和厅局级以上官员分别为13192名和1004名。这是已经“落马”的,那没“落马”的到底还有多少?早些年有一流传甚广的经典段子说:“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后来这段子又有了更新版,改成“统统枪毙也没冤枉的。” 在已经“落马”的政府官员中,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的官最大,贪腐情节也极为典型。媒体报道称,1994年初的一天,广西银兴公司总经理周坤对成克杰的情妇李平说,谁能拿到西园饭店门口的一块地谁就能赚大钱,并许诺他要是拿到这块地后可以给李平800万至1000万元的好处费。接下来李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的成克杰,成克杰听后同意把这块地给周坤的公司。这之后不久,周坤又找到李平说:西园的地价太高,如果把地价压到每亩70万以下,还可以增加好处费。当李平把周坤的要求转告成克杰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随后,成克杰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该工程85亩用地的出让价格,从评估价每亩96万余元压到55万元。后来,成克杰又应周坤的要求,要求建设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贷款7000万元。由此,成克杰和李平的“好处费”增加到了2000万元。就这样,通过批项目、压地价和解决贷款,成克杰和李平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2000多万元。此后,成克杰一发不可收,在权钱交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采取这种“二人转”的方式,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 再来看官员的亲朋好友。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背靠大树好乘凉。官员的亲朋好友因为和官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关系,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呼风唤雨,捞钱吸金。他们当中能量最大最为人瞩目的莫过于高干子弟——人称“红色贵族”。据德国之声中文网2012年4月28日报导,“红色贵族”约2900人,积累了总共2万亿人民币的财富,他们尤其活跃于金融界、外贸领域和房地产业,作为公司老板或大公司经理。他们没有拿出一分钱,就像变魔术一样,靠着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 买通官员与其结盟的奸商也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类人。鼎鼎大名的赖昌星便是他们中的“骄子”。赖因“厦门远华走私案”而出名,此案案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号称“中国第一大案”。让人纳闷的是,赖出身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究竟靠什么本事居然一手导演了这么一起轰动一时的走私大案?其实答案很简单,他的秘诀就是买通各色官员充当自己走私的保护伞。据知情者透露,赖昌星拿出“走私收入”的一半甚至70%用于在官场铺路。厦门海关从关长、局长到基层人员共计160多人都被他收买,占了厦门海关总人数的13%。除厦门海关外,他还买通了一批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口岸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就像蜘蛛结网一样,赖昌星通过广撒金钱,最终结成了一张复杂、实用、坚固的走私大网,在这个基础上他才成了全中国屈指可数的超级暴发户。 赖昌星的故事并非特例。在中国,商人如果不跟官员结盟,在政府中找到保护伞,仅靠自己单打独斗,是很难发大财的,即使侥幸发了大财也很难守住财富。 上面三类人,第一类是贪官,第二类和第三类可以说都是“傍官”的寻租者,他们组成了当今中国的权贵资产阶级。中国权贵资产阶级的财富传奇不但让人惊叹,更让人纳闷: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这些人其发财致富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近30多年来大致出现过四轮暴富潮。无论哪一轮暴富潮,在其中呼风唤雨的都是上面三种人。 第一轮暴富潮是发生在广东沿海的走私进口潮,出现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这波潮流开始时范围较小、层次较低、金额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瞩目,但后来愈演愈烈。特别是1990年后,走私潮更加气势壮观,不但大量政府官员被卷入其中,甚至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厦门远华案便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借助走私,众多不法商人和官员一下暴富了起来。有人估计,累计20多年的走私金额,当不下5万亿人比币,从中可以形成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二轮暴富潮发生在实行价格双轨制和企业承包制期间。所谓价格双轨制指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由原先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曾经采用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即对同值的产品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内的垄断性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后者明显高于前者。而所谓企业承包制指的是由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进行承包经营的一种经济责任制,它是中国政府为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从而扩大企业自主权,让企业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所推行的一种改革措施。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下,由于计划外价格(市场价)和计划内价格(平价)存在巨大的落差,有权的政府官员及其亲友将搞到手的平价钢材、水泥、化肥、农药等紧俏物资以市场价转手倒卖(俗称“官倒”),迅速暴富了起来。而企业实行承包制后,承包者大权在握,许多厂长经理利用职权大肆鲸吞企业的资产,或以权谋私,大发横财。当承包者拥有紧俏物资定价和销售权时,例如首钢,这两种制度的弊端便结合在一起,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天堂。这一轮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富的手段比较简单,持续时间比较短,故有人估计总案值当在5万亿人民币以下,实际落入官倒者和承包者手中约为1万亿人民币,可造就不到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三轮暴富潮是以土地和股票为主的投机热。高干子女是土地投机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前两轮狂潮。在股票投机热中,众多官员及其亲属凭借权力或者关系,轻而易举地便获得了为数可观的原始股。政府收紧银根后,他们功成身退,盘满钵溢,跟风炒作者则被洗劫一空。这轮暴富潮为时虽短,但涉及面广,层次高,金额大,有人估计总案值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可造就200万个百万富翁。 第四轮暴富潮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经过前三轮的准备,中国的财富已聚集到少数贪官和奸商手中,他们有能力收购国有企业。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不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这时候一批会计事务所、国有资产评估所便大显身手,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捞取丰厚的中介费。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地抢劫。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是主要的抢劫方式。此外,3000万中小股民也是被抢劫的对象,所用的办法是让会计师事物所高估企业资产,发行掺水股票,不断地圈股民的钱。有人估计这轮行情的总值也在5亿人民币左右,可造就100万个百万富翁。 详考上述四轮暴富潮的来龙去脉,细查权贵资产阶级的发家轨迹,可以说无时无处不活跃着权力神通广大的身影。事实表明,贪官也好,贪官的亲朋好友和买通贪官的奸商也好,没有一个不是依靠权力暴富的。 当然,毋须讳言,改革开放后,劳动者的汗水、创新者的智慧和企业家的资本与谋略也确实给一些人带来了财富,甚至带来了可观的财富,但相比较而言,最有效的致富手段却不是它们,而是手中的权力。只要有了权力,或者能够利用和买通权力,不管你是谁,都能够迅速致富,甚至能够一夜暴富。正如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收入增长最快的都是与权力相关的群体,中国的收入分配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权必有钱的怪圈’:以权力为中心,离权力越近的人越富,离权力越远的人越穷。”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人们,权力不能创造财富,创造财富的只有两样东西,就是劳动和资本。权力却能够让人致富,而且能够让人一夜暴富。 从本质上讲,这是因为权力虽然无法创造财富,却能够转移财富、分配财富,让财富从创造者的手中“搬家”到掌握权力或能够利用和买通权力的人那里。换句话说,通过劳动和资本致富的人,他们的财富是自己创造的,通过权力暴富的人却不同,他们的财富没有一分钱是自己创造的,都是从别人那里转移过来的,说白了其实也就是掠夺和盗窃来的,巧取豪夺来的。这就是依靠权力暴富的本质。 在国有土地收益的流失中这一点表现得可谓十分明显。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在一篇文章中举例说,2005年全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招拍挂”出让面积只占三分之一。“招拍挂”与其他方式出让的平均地价相差4-5倍,差价每公顷500多万元。除去其中0.5万公顷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不适用“招拍挂”方式,其余10.1万公顷土地少收5400亿元。这5400亿元纵然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最终都落入了权力相关者和房地产开发商的腰包,使他们成了暴发户。这笔巨额财富就是这些人采取各种方式利用权力掠夺和盗窃来的!这种对财富的掠夺和盗窃在企业的贿赂中表现得也很典型。据王小鲁介绍,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花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行贿)。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最低0.7%,最高2.3%。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超过部分作为行贿部分,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花费约为5000亿元。也就是说,这5000亿元最终都被政府官员拿走了。这些财富当然不是他们创造的,却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不是掠夺和盗窃又是什么?! 金融腐败也是掠夺和盗窃财富的重点区域。2003年的时候,央行研究局曾做过一项大面积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以2006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显然,这笔巨额灰色收入中没有一分钱是收受者创造的,完全都是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企业创造的财富中的巧取豪夺。 古往今来,利用权力致富乃至暴富的可谓不乏其人,历代各国都有。但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毛时代,还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都不曾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最有效的暴富手段。为何在当今中国权力却能够具有和显现如此神奇的财富魔力?答案就在于“改革”的本身。 “改革”建立的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而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对市场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而且在当代中国表现得尤为典型。正是政府的这种强势地位使权力在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中充当了决定性的角色,从而使权力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在权力市场经济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都不可能完全放手,诸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发放、价格管制,乃至特定行业的特殊管制包括对从业人员数量的限制等等这一类干预和管制,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只要存在着这种干预和管制,相关的生产要素就无法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流动和竞争,就不可避免会造成资源的稀缺。显而易见,谁拥有了这种稀缺资源谁就拥有了某种特权,谁就能够凭借这种特权获得超额收入。经济学家把这种超额收入称为“租金”。这种租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租金,它是由权力对市场的管制带来的,因而又被称为“权力租”。既然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租金,在利益的驱动下,当然就会有人千方百计买通那些有权对市场进行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控制资源分配或影响资源分配的官员,以便获取租金。这就是经济学家笔下的“权力寻租”,简称“寻租”。 在价格双轨制时代,计划内紧俏物资的调拨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谁有本事能从他们手里搞到这些物资的调拨批文,谁就可以取得额外的差价收入。这笔财富就是一种租金,谋取这笔财富的过程就是一种寻租活动。在实行土地协议批租的时代,批多少地,按什么价格批,都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谁有能耐从他们那里批到低价的好地,一倒手就能发笔横财。这笔财富同样也是一种租金,谋取这笔财富的过程不用说也是一种寻租活动。寻租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权力与财物的交换。它可以采取权钱交换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权物交换、权色交换等其它形式,而最主要最常见的形式则是权钱交换。在交换过程中,一方是一批因为缺乏监督和约束手握权力待价而沽的大小官员,一方是在利益的驱动下觊觎官员权力的各种寻租者,主要是官员的亲朋好友以及想要买通官员的奸商,通过行贿受贿,“权”与“钱”发生易位,行贿的寻租者获得了能够给他们带来租金的特权,受贿的贪官捞到了自己想要的财物。交换完成后,寻租者会进而再将行贿换来的特权进一步转化为租金,获取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所不可能得到的超额收益,而他们用于行贿的财物其实就是租金中的一部分。可见,只要有寻租就会有权力与财物的交换,就会有腐败,参与其中的人当然就能够因此不劳而获,大发横财。 相比较而言,在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尽管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优化资源配置,政府有时也会对市场进行干预,但不管政府怎么干预,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市场机制而言,它都只是一种调节经济的辅助手段。而且,政府的权力始终是受到严格监督和制约的。因此,虽然在这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租金和寻租现象,但规模都不大,更不可能泛滥成灾。与之相应,权力的财富效应当然也就微乎其微。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不但是全面的经常性的,而且它手中的这种权力同时又是不受监督和约束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大规模寻租,导致了权力与财物的大规模交换,导致了大规模的腐败。在这种背景下,权力的财富效应当然是无与伦比的。从这个角度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涌现的四轮暴富潮,其实就是四轮寻租大潮,四轮权钱交易的大潮,四轮腐败大潮。 更为恶劣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由于权力对市场所具有的巨大控制力,寻租活动还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趋势。一旦政府官员发现寻租有利可图,随着贪欲和胆量的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就会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寻租过程中只扮演一个被动的被利用的角色,而会转而利用行政干预千方百计地增加某些行业或企业的超额利润,主动地创造租金,以诱使企业与个人向他们进贡,作为获取这种垄断租金的条件。他们甚至还会故意提出某项会使一些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或规定作为威胁,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他们,以求其高抬贵手,放弃制定或实施该项政策或规定,使自身的利益不再受损。显然,这已不是寻租,而是主动“创租”、“设租”了。由大规模的寻租发展到在寻租的同时积极积极地创租、设租,权力的财富效应变得越来越大,贪官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们的钱包也变得越来越鼓。 据中国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计算,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中有三分之一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网上还流传一种说法:“‘官方统计的1999-2001年10类腐败经济损失达到GDP总量比重的14.5%-14.9%,’每年达一万多亿元。这实质上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一个人身上剥削去1000元左右。而2009年——2010年的损失数额更是触目惊心,仅外逃官员就有6万人之多,携带资金突破2万亿人民币。” 可见,在改革开放建立的权力市场经济之下,官员凭借其不受人民监督和制约的巨大权力,牢牢控制着市场,主导着资源的配置,把整个中国迅速变成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弥漫着铜臭的寻租场,使得权钱交易越演越烈,腐败现象泛滥成灾,这就是权力能够在当今中国成为最有效的暴富手段的根源所在,这也正是权贵资产阶级能够先富暴富的诀窍和奥秘所在。 30多年前,当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帷幕,邓小平许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憧憬,一个“富起来”的好日子似乎正在不远处微笑着向他们走来。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从这场流光溢彩的财富梦中相继醒来时方才明白,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先富起来,而是让权贵资产阶级先富起来,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 2011年4月12日,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了《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这份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全国31个省、区、市中,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相比上一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个亿万富豪,比上一年增长9.1%。报告还显示,2009年底,全国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87.5万人和5.5万人;2008年底,全国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82.5万人和5.1万人。其中,北京有17万个千万富豪和1万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一;广东有15.7万个千万富豪和9000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二;上海有13.2万个千万富豪和7800个亿万富豪,排名第三。北京、广东、上海三地千万富豪人数占全国的近一半。 30多年的历史表明,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中国老百姓先富起来,而是让当官的和榜官的先富起来,也就是让权贵资产阶级先富起来,而且是让他们利用权力通过掠夺和盗窃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暴富起来。 现在,到了非改变这种景况不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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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陈志武: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进入专题 : 政治体制改革    ● 陈志武 ( 进入专栏 )        “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政策哲学在过去30余年很成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只要经济增长,就不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头30年,又恰好碰上了国内外的历史机遇,已经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世界秩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中国在没有宪政、法治的前提下通过模仿照样能高速发展,于是,这种便利给中国带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错觉,让中国只顾追求快速发展,并试图靠高速发展对冲或掩盖宪政缺失所带来的公正公平问题、收入差距等问题。换言之,“发展是硬道理”到最后成了“靠发展代替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只要发展还在进行,社会正义等问题就不会是问题。   可是,现在国内外的历史机遇逐渐用完了,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有挑战,如果还不通过宪政法治改革从根本上制约政府权力,经济危机在不久的未来会难以避免。像任何政策哲学一样,“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有其必要的环境条件,而且短期或许有效但长期不可持续。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其持续成功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最后甚至酿成危机。中国今天就处于这样的转折点。   一般看法是,过去30年的成就都是政府政策所致。但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只对了一半,因为如果改革开放的政策内容是市场化和对外开放,那么,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策也基本如此,而且那两个时期的经济本来就以市场为主体,但为什么那时期的“改革开放”没有带来同样的高速增长呢?这说明这三个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机遇不同。第一,到晚清时期,工业技术还在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跨境移动能力还较差,通信技术还刚刚起步,交通技术也有待深化发展,更何况国际秩序还是基于“炮舰”硬势力的丛林世界,跨国贸易利益得不到可靠保障,这些技术发展状况和不成形的国际秩序使晚清中国难以发挥自己的劳动力优势,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经济。第二,民国更不用说,从民国成立到离开大陆的时期,正好碰上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各发达国家竞相抬高贸易壁垒,使民国政府没有任何可能利用劳动力优势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利用制造业和外贸启动经济腾飞。   当然,到1978年特别是198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基于规则而不是炮舰的世界秩序让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变得风险和成本都史无前例地低,加上通信技术和运输技术的发展以及非常成熟的工业技术,使改革开放政策终于让中国实现了人口红利,经济终于突飞猛涨。中国从1978到2008年的增长基本来自“追赶发达国家”,把发达国家从1800年左右到1980年所实现的增长通过模仿快速补上。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首先来自对外开放,来自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而之所以这样做带来成功,就是因为外部的国际秩序和成熟技术让中国能通过开放实现人口红利。让中国过去30年得以成功的第二种转型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几乎完全的国有制经济到民有经济的转型,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谈得很多,就不必在此多说了。第三种带来增长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以及与此相伴的城镇化转型,房地产行业是这一转型的直接受益者之一。   正是由于上述历史机遇使这三大转型得以成功,并且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余年。可是,到今天,世界经济进入了停歇增长的时期,外贸不再能给进一步增长提供推动力;民有经济受到持续抬头的“国进民退”或“逆市场化”趋势的挑战;工业化已经走到瓶颈,产能严重过剩,城镇化带来的房地产市场也呈现泡沫。因此,过去的快速、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重复,尤其是过去相对易得的快速增长使一些人真的相信“没有政治改革,经济也能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促使宪政改革严重落后,使中国从既有的发展方式上转型变得格外艰难。   从今以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前提,改变对投资和外贸的过度依赖,而要转变增长方式又必须进行限制政府权力的改革,包括制约征税权与财政权的宪政改革,同时将国有资产民有化、把土地私有化,因为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改革是降低政府权力的重要前提。   现在最需要改革的是政府权力,尤其要制约地方政府权力。行政权力太大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目前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三方面:行政审批权不断扩展、税费收入与财政开支失控、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在行政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的情况下,各行业的审批要求在增加,这不仅大大增加企业和创业者的从业成本,降低经济运行效率,而且使资源更加严重地错配,不是以能力决定谁能进入一个行业,而是谁有关系谁就能进入;在征税权、收费权不受制约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在没有被问责的土地财政支持下政府开支自然越来越高;由于政府权力不受实质性制约,国有企业的特权和垄断权必然会持续膨胀。   政府权力控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必然是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纵观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我们看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都偏爱投资,都以投资带动增长,包括都偏爱基础设施和工业大项目投资。前苏联计划经济如此,计划经济时期和现在的中国经济还是如此。当政府官员掌握资源并控制资源配置权时,他们如果把钱花在“民生”上,其结果不仅需要时间才能出现,而且即使有了结果,也不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相比之下,如果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上,结果既立竿见影又能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形象工程是他们的首选。在过去4年抗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这种制度体系内在的行事偏好被表露得淋漓尽致,尽管当时许多行业已经产能严重过剩,但天量金融资本和资源还是流向地方政府的“铁公基”项目和大型钢铁等工业项目,不仅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空间和资金支持,还把许多结构性问题推向顶峰,给中国社会埋下众多后患。所以,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不是偶然,是现有体制的必然。   从另一方面看,国有企业和土地公有制使财产性收益进入政府,特别是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国有资产升值和国企利润增值的大部分都归政府,老百姓不能分享,造成了公有制经济跟私有经济的最大差别之一:私有经济社会里,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是民间的收入,变成民间消费增长的基础;而公有制经济体制下,财产升值和资产性收益主要给了政府,变成进一步扩大投资的基础。当然,再加上征税权和财政权的不受制约,流入政府手中的国民收入占比也不断增加。比如,去掉通胀因素后,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995年到2010年增加了近10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累计增长2倍多,这进一步造成了民间消费难以更快增长,使民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难以提升,经济结构转型难以实现。   社会矛盾的恶化也源于政治体制改革落后,政府权力太大。以收入分配为例,收入差距恶化、财富分配恶化的第一原因是权力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太大。当什么都由行政部门、权力部门控制,土地资源、金融资源、行业发展计划都由权力支配时,有没有权力或关系就决定了你是否能发财,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也靠关系才能得到,于是,权力关系成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第一要素,是收入分配的源头。   从宏观看,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次,省会城市是省内的权力中心,掌握省内的资源配置权;再往下就是地区市,是地区内的权力中心;等等。这是中国的权力金字塔结构。但是,这个权力金字塔结构也决定了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结构和机会结构:北京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高,其次是省会城市,再次是地区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最少的是乡村;在医疗方面,北京是全国最好的,人均病床也最多,省会城市第二,地区市第三,等等;大学资源也如此,在北京的大学人均资源最高,省会城市次之,等等。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未必是中国最高艺术中心、电影业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在政府权力主导各类资源60年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以北京为顶尖的金字塔结构,这不仅是不该有的畸形,而且给各地公民带来的机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生活在北京的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国最好、省会公民就享受方方面面的全省最好,包括收入机会和医疗机会?如果这些差距是自然的市场公平竞争形成的,那可以接受;如果允许各地公民在北京、上海、省城、农村间自由迁徙并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与机会,那或许也能接受;但基于行政权力和政府对资源的管制而人为形成的金字塔机会结构,同时又通过户籍制度进行社群隔离,大多数人就不能接受,因为这是基于权力的强制,是一种强加在全国公民身上的不平等秩序。这种秩序从根本上决定了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   我对美国的情况做过详细研究,华盛顿是联邦首都,但那里的大学远非美国最好,医疗也不是全国最好,州府所在的城市不是州内医疗条件最好的地方,艺术和文化也更不是华盛顿或州府所在地最好。也就是说,美国跨地区的资源配置结构、收入配置结构、教育配置结构、艺术分布结构、医疗资源结构,都跟政治权力在各地的配置结构没什么关系,政治权力归政治权力,医疗归医疗,教育归教育。而之所以各行各业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有限,国家对土地和资产的所有权有限,政府对市场、对教育、对艺术的干预权都有限。   许多经济学同仁认为进一步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力所在。其实,这种潜力是否能成为现实取决于下面四点:第一,是否能真正地减税,降低企业税负和家庭税负,这决定人们创业发展的动力;第二,是否能把农村土地私有化并让土地有充分的资本化自由,这决定进城农民能否有发展的资本和权利;第三,是否废除户籍制度,这决定同为中国公民的进城农民工是否能享受同样的城市福利和权利;第四,国企是否民有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国有资产的收益,这决定城镇化后的居民能否得到该有的财产性收益并将其转变为消费潜力。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生命周期,为了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潜力,为了良化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体制安排,必须从政府主导型经济转变到市场主导型经济,政府必须从经济中退出,这就需要减少行政权力、制约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同时也必须把国有资产和土地从以政府所有为主,改革到以民有、私有为主。这些改革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   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了。在形式上,应该进一步推动党内民主,同时让党内决策、政府决策阳光化,以此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避免社会管治危机的出现。在内容上,让全国人大发挥中国宪法赋予的各种权力,尤其要使征税权、财政权都受到实质性制约,让财政全面阳光化民主化,并推动民有化与私有化改革,同时,由全国人大各专业委员会对相关法律和行政部门进行问责,通过公开听证迫使权力部门回到该做的事情上,把它们的权力关进笼子。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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