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杨敏之：限权才能反腐败 进入专题 ： 反腐败    ● 杨敏之   　　 　　 要真正遏制腐败，就不能回避也不可能绕过权力体制这个根本问题。腐败与民主成反比，民主的程度越高，腐败的程度越低。因此，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发展民主，限制权力 　　 　　腐败是致命的政治毒瘤，关系到执政者（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的生死存亡，这几乎是历史不断重复上演的故事。因此，反腐败并非“中国特色”，任何一个清醒的执政者无不重视反腐败。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所有执政党中反腐败最自觉、最坚决的执政党之一，反腐败的成效也较为明显。 　　 　　反腐败形势严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指导下，反腐败斗争在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全面展开，为促进和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有力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党和政府先后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机构，恢复和健全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司法机构，并不断建立和健全了有关制度和法律，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摆脱了群众运动的消极影响，把反腐败斗争逐步纳入正常轨道，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格局、领导体制、战略和战役部署以及工作方法等理论和政策。在反腐败斗争中，党中央始终立场鲜明，态度坚决，为这项工作提供了坚强的保证，而各级纪委、监察组织和司法系统的广大干部更是竭尽全力，精心组织，积极配合，相互协调，排除干扰，不顾安危，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为反腐败斗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反腐败的成绩是很大的，这个成绩不仅表现在查了多少案子，纠正了多少不正之风，挽回了多少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任和赢得了世界声誉。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从总体上看，腐败现象没有因反腐败的力度加大而减少，相反愈演愈烈，形势依然严峻。首先，职务犯罪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中纪委向十八大提交的工作报告指出，从2007年11月到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其中包括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等一批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大批高级干部身陷囹圄，表明腐败已从基层逐步渗透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层。更有甚者，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事件，在某些地方和部门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溃疡。近年来，铁道部刘志军等案暴露，涉案人职务之高，面积之广，人数之多，作案之疯狂，影响之恶劣，实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令所有关心党的命运的人无不瞠目结舌，扼腕惊叹。 　　其次，腐败蔓延的领域越来越广。在改革开放初期，腐败现象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价格“双轨制”捞取差价好处，或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占群众利益即所谓不正之风。在一定时期内，政法、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还是比较干净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领域也未能幸免，权钱交易开始盛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寻租活动，除贪赃枉法、权钱交易外，假文凭、假学历、假职称等不正之风和所谓的“学术腐败”也大行其道，人们痛心地看到圣洁的殿堂变成龌龊之地。 　　令人更加痛心的是，腐败的魔爪已经伸向了权力——官位本身，卖官鬻爵的现象在某些地方已经泛滥成灾，成了某些权势者敛财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官位作为一种商品，成了官场上的抢手货，极大地损害了“先锋队”的形象。不仅如此，某些地方党政官员为了争权夺利而与社会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悍然出重金雇请杀手对付自己的政敌，置自己的同事于血泊之中。 　　再次，人们深恶痛绝的各种不正之风纠而不止，有的甚至愈演愈烈，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势。比如，官员的吃喝玩乐之风纠正了吗？没有。不但没有纠正，而且越来越严重。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的高级酒店、休闲山庄、度假胜地，花样翻新的足浴、洗浴、桑拿、按摩，超越名牌的各种“极品”比比皆是，性服务持续泛滥（这些场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如黄赌毒是有黑道和白道保护的）等，不都是冲着有权者而来的吗？这些有权者大享了口福、眼福、肌福之后，可以不付一金扬长而去，因为早就有人用公款“埋单”了（有的虽然是由老板出钱，但这钱也是官商勾结盗窃的国家公款）。对某些官员来说，享受了“一条龙”的服务，自己又不用花一分钱，何乐而不为。至于“两个务必”，那是说给别人听的。 　　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在今年“两会”上的提案披露：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元。如此庞大的公款吃喝数额，挤占了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除减轻农民负担，中央采取了费改税、取消农业税等措施，颇有成效，但其他的不正之风，诸如收受红包礼金、医药市场的混乱、教育乱收费等，解决了吗？没有。所以说，腐败愈演愈烈并非言过其实。 　　 　　腐败之源 　　 　　这些年，中央明确提出要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但腐败的源头在哪里却众说纷纭。其实腐败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权力。其他的各种原因，都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反腐败必须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即我们的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由纳税人养着的一个庞大的职业家执政集团，握有由宪法规定的不能转让、不能分割、不能移易、没有强大政治力量与之抗衡的绝对权力。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这是一切权力运行的铁律，任何阶级、集团、个人都不能逃脱。 　　不错，我们党在意识形态上旗帜鲜明地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的权力观，但这只是“应然”，而不是“实然”。权力天然地具有腐蚀性，意识形态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减弱这种腐蚀性（比如，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达到狂热状态时），而不能消除这种腐蚀性。因为人性从根本上具有两面性，既可能为善，也可能作恶。的确，我们党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就不存在人性的弱点。这种人性的弱点一旦与绝对权力相结合，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就会暴露无遗，任何道德的说教都不能使其收敛。这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明。所以，真正要遏制腐败，就不能回避也不可能绕过权力体制这个根本问题。 　　在绝对权力的体制下，不可能有效地反腐败，因为： 　　一，权力越位。没有边界的权力是最大的祸害。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都对权力规定了清晰的不可逾越的边界。权力的合法性是权力最大的边界。在现代，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是人民依照法律程序授予，而不能假借“天命”或其他任何形式自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她的儿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和正确领导换来的，是中国人民认可和拥护的。但是建国60多年了，她的各级领导干部仍然沿用战争时期的体制来任命，不经过人民的选举，或者虽有选举形式实则由党来决定，严格说来是违反民主原则的，特别是任用那些“人民不要党要”的干部更是非法的，是权力“越位”的重要表现。党权越位的再一种表现是党政不分、党企不分、党群不分、党社不分、党法不分，到处都是“看得见的党的手”。权力就是利益，更是稀缺资源，因此人们看重权力，不愿意放弃权力，用钱购买权力。同时，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终极目的和权力正当性的根本依据在于保护权利。因此，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干涉公民的自由，或者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就是一种严重的权力“越位”，在宪政民主国家就是违宪。权力的本源来自于人民，即主权在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是永恒的，不可移易的，但是受人民委托的执掌权力的人和政府却不是永恒的、不可移易的。因为人民有权选择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因此，没有限期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是缺乏合法性的。 　　还有一种重要的权力“越位”，就是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这是现阶段我国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根源。有人说我们现在搞的是“权力市场经济”，我不赞成，但权力在市场的各个领域无所不在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是因为党和政府掌握着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大量的国有企业、各种市场准入、市场监管权力以及人事任免权力。这些可以给人们带来利益的“领地”，成为令人们垂涎欲滴的“唐僧肉”。 　　再加上行政行为封闭运行和市场规则不完善，给寻租活动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所谓寻租，就是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出现追求租金即“寻租”活动，其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行贿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通俗地讲，“寻租”就是权钱交易。这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一种最普遍、最严重的腐败形式。只要权力直接进入、影响和支配市场，我们规定的种种制度如工程招标、政府集中采购等都会成为一纸空文，权力会变着法子规避制度，或者赤裸裸地否定制度。权钱交易不仅制造了许多贪官，而且制造了许多“暴富”，“暴富”者又制造了更大的贪官，更大的贪官再制造了更大的“暴富”，如此恶性循环，急剧地加速了两极分化。更有甚者，一些贪官竟以发展经济为名把暴富者拉入政治组织，给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其他各种名誉职务，甚至拉入党内，为他们提供政治资源。这样久而久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在我国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集团，其危害可想而知。 　　2005年8月7日，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发生严重透水事故，造成121人死亡。面对震惊全国的重大事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大声疾呼：“我们有法，为什么不去管，为什么就不敢管！”这种“无奈”，恰恰证明了法律不是约束政府官员或官商利益代表者的利器，恰恰说明了一些当权者和执法者正在以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剥夺他人利益乃至生命的权法交易的游戏。 　　权力越位，以党治国，党政不分，管了不少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党和政府担当了社会保姆的角色，必然造成一个全能的政府，制造一个机构重叠、庞大臃肿的权力机构，成为纳税人的沉重包袱。尽管国家经费甚巨，但因官员数量过大，他们名义上的人均工资收入并不多。在这种情况下，手中掌握着权力的官员们面对软弱的权力约束机制，肆无忌惮地敛财，这也是腐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反腐败的主体错位。如前所述，我们党对自身腐败问题高度警惕，始终把反腐败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这是大好事，但反腐败的主体却错位了，党几乎成了反腐败的唯一主体，而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腐败的真正主体——人民却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毛泽东说“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而现在的情况是面对严峻的腐败形势，“人民没有起来”。我国人民至今还未充分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权利，对于公民来说，权利就如战士身上的盔甲。如果公民没有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自愿结社团体，就失去了抵御权力滥用的强大屏障；如果公民没有普遍的选举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代言人和政府，而选举权是对权力最有力的监督。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人民痛恨腐败，期望党和政府反腐败；另一方面，又违心地逃避或顺应腐败，面对腐败分子的淫威首先是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实在躲不开就千方百计地去“打点”，抱着破财消灾的心理不惜倾家荡产去填充腐败分子贪婪的欲壑。人民的眼睛是最明亮的，遗憾的是他们在腐败面前却装聋作哑，这就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使之更加肆无忌惮。这种状况如不加以改变，何谈反腐败。党虽然是反腐败的强大动力，但党内的腐败分子又是反腐败的主要阻力。说反腐败的主要阻力来自党内一点也不过分，薄熙来、刘志军、许宗衡之流会真心去反腐败吗？在有的地方，腐败分子已经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联合起来抵制反腐败。因此，只有人民起来，反腐败才有希望；人民起来之日，才是腐败得到有效遏制之时。 　　三，监督缺位。这既是绝对权力之因，也是绝对权力之果。绝对权力是排斥监督的，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就是绝对权力。我们党是很重视监督的，而且近几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督的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冷静观察，我们党的监督是严重缺位的，它不仅不能有效地限制权力，反而为权力所利用。 　　从纵向监督来看，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监督，而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即使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存在缺位的现象。例如，党中央可以对全党实施监督，但谁来监督党中央及其领导机构的成员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名义上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这个“最高”是虚位的，发挥不了监督的作用。党的每届代表大会开过以后，随即销声匿迹，要等五年以后下届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但仍然是重复作业。再看看自下而上的监督。从理论上说，下级可以监督上级，全党可以监督中央，并且写入了党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反腐败   

青袖：韩毓海先生的左派情结与红色书系 进入专题 ： 韩毓海    ● 青袖   　　 　　“胸怀天下”的韩毓海先生近年来笔走蛇龙，可谓高产。仅就其推出的书名《五百年来谁著史》、《天下：包夷四海的中国》等就可以看出作者高屋建瓴的磅礴气势。翻开那本被书市热捧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在其绪言中即看到这样一句话：“如果谁要是说中国革命形成的体制是一团漆黑，乃至非要刨了祖坟而后快，这是不懂自己的历史，这也就是割断自己的历史，这种歪曲历史的行径是绝不能允许的。”（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绪言》）——看到这“绝不能允许”的类似宣言性质的话，“乱臣贼子”如草民者，也不免起了疑惑：难道对中国革命中的某些黑暗历史如暴力土改和文革进行批判和反思，就是“刨了祖坟而后快”，就是“不懂”和“割断”自己的历史？如此未雨绸缪的上纲上线，是否遮盖着某种偏执的逻辑？怀着这层疑惑，笔者陆续拜读了韩大学者的一系列雄文，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韩大学者在其文中竭力粉饰并推崇的，居然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和中共革命历程中的暴力土改。 　　毓海先生行文的一大特色，是关于毛泽东的赞誉和引用毛泽东的诗词特别多，这几乎成了点缀其文中的一大风景。这种崇拜情结经过韩大学者学术理论的精心包装，倒也避免了某些毛左派赤裸裸吹捧的幼稚狂热，显出一些新时代左派学者缜密的思维策略和雄辩的逻辑技巧，但正因为如此，才显得更加可怕，正如蜜糖包裹的砒霜，其错误理念在学术理论严密的论证下往往更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谓予不信，不妨随笔者一起来分享韩大学者几段汪洋恣肆的奇文。 　　韩毓海先生的《历史不容否定》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当毛泽东在建国后力图以‘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去改造中国社会的中层，即数千年来‘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士大夫阶级，触动这个阶级的必然产物‘官僚集团’，并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的时候，这再次证明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是‘真正的革命’，毛泽东要走的，乃是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在这场面向旧的统治结构的‘中层’或‘中坚’而进行的艰辛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当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劳动者素质的迅速提高，以及与之伴随的中国迅速工业化)，但是，他更遭遇了巨大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极其沉重的历史教训。”但这“极其沉重的教训”在韩毓海的眼里并不是毛泽东的过错，他下文中有此“说明”：“毛泽东所遭遇的挫折无非表明：摧毁旧社会的中层和中坚结构，与建立和再造一个新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层结构相比，后者显然更为困难。而这首先要求对复兴现代中国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与能力再次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 在此，韩毓海先生不仅丝毫没有反省毛一手导演的十年“文革”给中国现实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历史大倒退，反而誉为“伟大的成就”，更对毛的倒行逆施和无法无天所必然导致的天怒人怨的文革惨败寄予充分的同情，有道是：“毛泽东改造和重建社会中层的努力会遭到党内与知识分子的误解乃至强烈抵制，这几乎就是必然的。而此诚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仿佛值得怜悯的不是被毛破坏的现实和人民的苦难，而是毛的勃勃抱负没有得到实现。在此，韩先生所表露的“充分的同情”几乎令人感动，但可惜这份同情建立在对文革的无限粉饰之上。众所周知，毛发动文革的一个主要动机乃是“打倒党内的当权走资派”，也就是打倒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刘少奇等人，为此，他不惜多次会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从下往上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对手，他在对党内人士按照个人的意志来“进行新的改造和提升”的同时，恰恰也在践踏人权和漠视法治，造就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将国家推入全面崩溃的边缘。难道这就是韩先生所赞誉的“真正的革命”？不得不承认，韩先生这番将毛的文革美化为“以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实践向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宣战”并以此摧毁“官僚集团”的说辞，颇能俘获当下一部分痛恨官僚腐败的人们的心，但韩先生墨写的谎言掩盖了文革更真实的一面：掩盖的不仅是毛泽东对造反派的利用，更掩盖了毛镇压造反派和屠杀老百姓的滔天暴行。关于文革大屠杀，许多学者早有专著问世——这些，博学的韩先生怎么会置若罔闻？原来，韩先生自有他的一番逻辑推理在背后作支撑：“毛泽东并非秦皇汉武，因为他创造的历史在‘春秋’之外，中国旧的传统价值当然不能评价毛泽东”——好一个“在‘春秋’之外”！仿佛元凶巨恶作恶过了头就可以逍遥法外，一句话就将毛泽东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与文革罪孽推却得干干净净。值得一提的是，在那篇文章中，韩大学者横刀立马，气势凌厉地冒出一句：“否定毛泽东就是杀戳中国的未来！”仅此一语，就令人无限感叹：要不是现在的现实语境已经确实容不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那样歇斯底里的狂热，我们的学者也用不着在此煞费苦心地进行云遮雾罩的理论包装了，如此曲里拐弯，吞吞吐吐，不能理直气壮的呐喊，终究不免委屈。感叹之余，倒想向韩大学者请教一句：近年来沉渣泛起的文革极左思潮，经常成为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绊马索，例如薄熙来的借“唱红”之名行“黑打”之实而罔顾法治的重庆倒行逆施即是突出的一例。而这一切的源头，乃在于毛泽东的文革遗毒至今没有得到真正的“清算”和“否定”，应该说：不否定毛的文革就是杀戳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怎么变成了相反？如此欲盖弥彰地粉饰和捍卫，掩盖的恐怕恰恰是某种不可告人的个人动机吧？对了，我忘记了韩大学者原来就是乌有之乡挂得上号的头面人物之一，曾多次在那里演讲过，而众所周知，乌有之乡这个极左思潮泛滥、狂热捍卫毛泽东至尊地位的网站，正是与重庆薄熙来政府一度打得一片火热的左派大本营。 　　韩毓海先生还在其文中对中共革命中的暴力土改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辩护：“毛泽东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并将其锻造成为对抗最先进的、来自海洋的帝国主义武力的高度机动的游击队。而毛泽东找到的那种把‘即将被海洋淹没了的大陆’拯救出来的政治动员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历史已经证明：无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造就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都是与土地的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的······”（见韩毓海《历史不容否定》）而在其《五百年来谁著史》第七节《黄仁宇为什么要说毛泽东的好话》一文中，韩毓海先生旁征博引他所钦佩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话，反复阐述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暴力土改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土地问题之积重难返，恰好正是中国社会环境的缩影，而要改变中国土地制度，道德的说教毫无用处，因为土地问题之解决，需要天翻地覆的大变革，而这种变革舍政治革命的暴力手段则无法达成：一方面来说，解决土地不均、力图平均地权，那就一定要剥夺地主，黄仁宇后来回忆说，‘我到美国后对费孝通教授的论断也很熟知，，他说，如果可耕地的面积不够，而不得不在地主和农田农工之间作选择，为了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合一，也只好选择后者，牺牲前者’——-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欲实行西方式产权明晰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则等于彻底摧毁使得中国农村以小块土地为抵押的借贷周转机制，那就更无异于彻底摧毁了中国农村大多数人苟延残喘的生活可能性，其暴力程度，可谓更甚于前者。”“（黄仁宇告诫说）读者要记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中国之再生必须系于农村改造的态势逐渐明显，······回顾过去，土地问题已经变得盘根错节，严重到必须诉诸最后手段，也就是全面禁止私人拥有土地。”“面对如此环境，我们也许终于可以看到革命分子的观点：他们采取的乃是最后手段。现有文明正在解体中，我们可以说，他们正是运用了社会契约的理论，只是方略有所不同：为了彻底清除过去的影响，每个人都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更难的是评价毛泽东的人格。传统史家的褒贬手法在此完全无法使用，因为他有非凡的生涯。·······因为他是这样非凡的人物，在异常的时代以极端的手段去对抗反常的局势。”——很显然，韩毓海先生是赞同黄仁宇“土改革命舍暴力而无他法”这一理论的，他引用黄仁宇那么多话，无非是想增援自己对暴力土改革命的认同以及同情的理解。他所引用的黄仁宇对毛泽东的赞语，似乎就是他在《历史不容否定》一文中“中国旧的传统价值当然不能评价毛泽东”这一理论的渊源。但中国土地革命真的舍暴力而无他法吗？历史真的是由伟大人物的伟大错误推动的吗？真的如韩毓海先生所认同的黄仁宇先生的说法那样：“必须先回到野蛮状态，然后才能谈高贵”吗？这就涉及到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土改革命”的客观认识和历史评价问题。 　　有趣的是，笔者最近读到康正果先生的一篇《是谁制造了农民的苦难？》，虽然并不是针对韩毓海先生来的，但恰恰针锋相对，不但观念迥异，而且对暴力土改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及其历史现实作了详尽的剖析，更有趣的是，其中也有一段论述到“黄仁宇讲毛泽东的好话”： 　　“黄仁宇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因为他并没有站在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上说话，且本人远离中国，也完全了解中共的暴力运作及其巨大的破坏後果。然而对这位善於理性思考问题的学者来说，暴行一旦属群体所为，且在历史的动力下发生‘恶因或出善果’的作用，似乎便不可与日常情况下个别的暴行相提并论。仿佛巨恶元凶恶过了头，反而可获得某种超越，可以不受常规道德的约束，只要那恶能发挥黄仁宇所期许的‘历史杠杆作用’，即使整个过程中都利用了‘人类的邪恶天性’，它最终也有可能‘打造出理想的社会’来。因此，黄仁宇一方面低调地承认他个人对‘阶级斗争’没有信心，一方面‘仍不得不承认中共之土改政策在中国长期革命之过程中产生了‘杠杆作用’。’首先应该指出，黄仁宇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怀有一般知识分子常有的历史义愤，从他书中的议论可以看出，他把所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想象得一团漆黑，把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的落後、凋敝夸大到非彻底砸烂了重造不可的地步。他无端就冒出一些不负责任的昏话来。比如说，‘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激化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黄显然认为，正是完成了土改，共产党才得以实行他一直期盼的‘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因此，‘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总之，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眼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乃是中国的命运，只要完成了转型，我等渺小的个人就无需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枝节问题上无谓地纠缠，更不该简单化地判定历史人物的罪责。因此，就算毛泽东及其党人做了恶，他们的罪行也与敌对一方的所作所为相反而相成，双方各以其完成的不同弧度连缀成远非吾人有限的理解力可得其仿佛的历史曲线。总之，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历史学家的技艺所在，就是站在类似的有利时点来进行整体的重新评估。新的视野会让我们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过去。’好了，让我们的征引就此打住。面对以上所述无人称的历史动力图像，历史家似乎只有张口结舌发惊愕的份儿，他可以试着捕捉历史动态所展现的走势及合力关系，但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评说具体的功过是非。即使你明知那是聚九州之铁铸成的大错，但如今都早已是铁定的现实，也就只有历史地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了。” 　　在驳斥黄仁宇的谬论之余，康正果先生阐明中国革命历程中的暴力土改不但没有必要性，且是在没有弄清中国贫弱真正原因的情况下盲目煽动农村穷人仇富心理的一种罪恶行为，他写道：“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向来偏重阶级斗争史观的建构，在关於历代土地问题的叙述上多强调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与广大农民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历史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往往是这样一幅图景：每到了王朝的末年，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便逼得广大农民造起了反。一场农民起义战争过去後，很多地主在战乱中灭亡，其产业遭到破坏，遂留下大量可供分配的空地。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吸取前朝的教训，一开始总要向农民实行让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社会经济从而得到发展。但因为封建王朝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承平日久，地主的兼并势必又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随之增多，於是再起战乱。剥削造成了贫穷，穷极导致造反，历史便在这一贫困经济的怪圈内恶性循环，只有农民战争将社会向前缓慢地推动。(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4 页： 1 2 3 4    进入专题： 韩毓海   

强世功 张佳俊：社会冲突与秩序重建 进入专题 ： 社会冲突 秩序重建 高风险社会 保守主义    ● 强世功 （ 进入专栏 ）   张佳俊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在过往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础上，开始了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劳工问题、?年问题、妇女问题和土地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开端。然而，直至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才逐渐展露其风貌，特别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导致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已有50%以上的人口为城市或城镇人口。 　　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的城市化标准，那么，中国目前才真正进入现代化时期，未来的问题固然会带着“中国特色”，但也肯定具有城市化到来后的现代化普遍特征。其中，社会冲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是重要特征之一。市场改革和城市化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显著失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城乡二元结构开始解体、利益和价值冲突加剧，思想自由化之后信仰价值日益衰微，由此导致群体性事件骤然激增。 　　对于执政者而言，以群体性事件为典型的社会冲突局势不仅增加了深化改革的风险系数，亦已危及其自身政治的合法性，促使其将执政重心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随着十八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社会治理无疑会成为下一个十年的主题。然而，未来中国改革进入了高风险社会，社会治理不仅仅局限在社会管理体制层面，且必须思考政治和文化的要素，其中，“重建法治”和“重建道德”，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文化道德保守性，成为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主题。 　　 　　一、群体性事件：升级、转化和导向 　　 　　经济改革推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已有30多年，可是“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或者政治事件进入公众视野仅仅是过去十多年的事情。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意味着现代化已从表面的市场改革进入到深层的社会秩序转型。回顾过去十多年的群体性事件的状况、特征和类型，将有助于我们真正把握中国社会自我组织的现代化进程。 　　1. 升级：群体性事件的普遍化和弥散化 　　综合各方面材料，200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近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已超9万起，2008年增长到12万起，到2010年创下28万起纪录，2011年则是日均500起。同时，群体性事件发生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事件人数年均增长17%，其中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由3200起增加到8500多起。同时，升级不仅意味着事件绝对数量的增加和单起事件人数的增加，而且意味着事件已经弥散到各个地域和领域，更意味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地域已遍及省、市、县、乡四级行政区域。事件诱因从以往的农地征用、城市拆迁、移民安置、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劳资纠纷等问题领域，扩散至医患纠纷、民间借贷、环境污染、灾害事故、军转人员安置、宗教管理和民族冲突等各种问题上。参加主体包括工人、农民、教师、学生、个体业主、宗教人士、环保人士、复转军人、民族分裂者乃至公务员等各阶层或利益群体，甚至许多“无直接利益冲突者”也卷入其中。 　　2. 转化：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的理性计算 　　在目前的现代化理论中，对于社会矛盾的政治转化，往往关注社会流动机会和政治参与等要素，而忽略了组织化要素。事实上，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会使集体行动的理性化程度提高，从而令其在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之间相互转化。在过去十年，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逐渐提高，尤其是网络成为组织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平台，并由此形成了带有组织性的社会网络。尤其一些规模大、时间长的事件，其组织和策划程度较高。 　　正是由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使得群体性事件可以避免偶然性的事件爆发，并转向有组织的理性行动。有时为了理性的目标，组织化的群体往往要约束政治化驱动，将自身严格限定在社会问题的范畴中，从而保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许多群体性事件极力避免被贴上“对抗政府”的标签，“争利不争权”。正是基于这种组织化带来的理性判断，当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尤其在政府处置不当、丧失公信力时，一些原属合法范围内的“维权事件”会迅速转变为针对政府的政治行动。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问题不在于将群体性限制在社会问题范畴，还是上升为政治问题，而是这种行动是否基于组织化带来的理性约束和理性计算。而恰恰是这种组织化的理性计算，使得群体性事件在社会秩序转型中具有特别的政治功能。 　　3. 导向：利益与意识形态 　　群体性事件表现为种种类型。但正如韦伯所言，我们不能仅仅关注社会行动的外在表象，而应该关注社会行动背后的意图或意义导向，正是这种意图或意义导向使得社会行动能够建构社会。目前，群体性事件具有两种意义导向：其一是基于具体“利益”，这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其二则是基于意识形态。 　　基于利益导向的社会行动往往可以在社会问题的范畴内加以解决，甚至是通过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是社会分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但是，当社会行动的意义导向不再是具体的利益，而是抽象利益，甚至是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社会行动时，社会行动则会转向政治行动，其意义导向往往不是利益，而是“意识形态”，从而在一开始就将行动定位为政治抗议运动。在这方面，受政治、民族、宗教等显性的意识形态目的驱使而产生的群体性事件更为突出。如2008年四川阿坝骚乱、藏区骚乱，2008年新疆反政府示威、乌鲁木齐“7·5”事件，2011年西藏连环自焚事件，2012年藏区骚乱、甘孜抗议事件等都以一定的意识形态目标为旗帜，因而比一般群体性事件更具组织性、动员性和成员忠诚度。 　　 　　二、地方治理：“严控”与“绥靖”之间 　　 　　如何治理日益升级、弥散和转化的群体性事件，至今仍是官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首要难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一方面，中国差不多要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历史上用300多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国差不多要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西方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的现代化难题。正因如此，当市场经济加速发展不过十多年的时间之后，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难免进退失据，只能在实践中重新探索社会管理的思路。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