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作者： 信力建   1、王安《中国的税负有多高》：7万多亿元的税收，11万多亿元的非税收入，加起来近19万亿元的政府收入，而2010年中国GDP总量只有38万亿元，照此计算，GDP的一半被政府（包括国企）拿走。GDP是产值而不是利润，政府收入占GDP的一半并非只意味着政府拿走了一半的产值，而是相当于征收了50%的“营业税”，剩下的50%，扣除各种成本之后，只能有百分之几最多只有10%的利润留给非国企和民众。换言之，如果从新增的财富而言，政府拿走的远不止50%，可能是70%甚至80%。（《炎黄春秋》） 2、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有三分二人口将成为中产阶层，大部份居住在城市，由科技连系，以及获得先进的医疗保障。报告又预期，恐怖主义等暴力行为会减少，但可能由网络恐怖主义取代。 报告又认为，在部份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化的国家，包括美国，经济增长可能减慢，中国亦一样，因年龄中位数将高于美国，老年化的国家在维持生活水平上，将面临严重挑战。 3、“黑监狱”已成产业链,2010年曝光的安元鼎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不过是冰山一角。检方查证，各省市驻京信访机构按每人每天200至300元支付费用，其中100元作为回扣返还给驻京信访机构工作人员，剩下的作为看守人员工资、上访人员费用，利润由组织“黑监狱”者分成。 4、缅甸新政府不断推出改革举措之后，当地的媒体也起了变化。在缅甸军人强权统治的数十年期间，流亡国外的缅甸民主之声电台、《伊洛瓦底江》杂志，以及米齐玛（Mizzima）新闻社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缅甸改革开放的功臣，如今先后在仰光设立了办事处。 5、法国反种族歧视团体“SOS Racisme”10日发表声明称，将以“侮辱在法华人”为由正式起诉法国著名时事周刊《观点》。《观点》于今年8月23日在社会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在法华人的狡猾成功”的文章。文中大量使用“妓女”、“犯罪黑帮”、“赌钱”等字眼，并将华人在法国“飞黄腾达的通用模式”描述为“以偷渡方式登陆法国——在餐馆打黑工——3年后还清债务——10年后获得合法居留——15年后摇身变成企业家”。 6、2日，四川省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纪委带走，其妻成都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曲松枝一并被带走。现任成都市金牛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的申勇称，李春城曾花巨资买官，上任后用人标准变成了“任人唯钱”。 7、朝鲜11点左右宣布“光明星3号”卫星发射成功。此前韩日证实火箭分离后三段均落在事先预告海域，初步可以认为发射成功。该火箭通过了日本冲绳岛周边的岛屿上空，日方没有采取拦截措施。随后，朝鲜火箭残骸于10时5分坠落至菲律宾海域。 8、美国和英国的主管机关10日共同宣布一项具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应变计划，将联手处理“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监管当局有权接管这些机构及开除高层主管，并强迫股东承担损失以保护纳税人。 9、山西太原小店区人大代表李俊文被曝有4个“老婆”10个孩子一事扩散后，媒体获悉，李俊文已于 12月7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原因是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拘前，李俊文因涉伤害罪取保候审，他向媒体否认有“4个老婆”。 10、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多名日本政府及朝野政党相关人士11日透露，16日结束众院选举后，预计将于26日召集特别国会并举行首相指名选举。26日诞生下一任首相后会立即着手组建内阁，新内阁将在日本皇宫举行首相任命仪式和阁僚认证仪式后正式成立。 11、引爆网络的“领事馆义卖收到5000元假币”事件有了最新进展。一位要求匿名的珠海网友委托本报将一笔10倍于假币的款项，共5万元善款捐给省残联。该网友称要向收到假币的国际爱心人士表示歉意，并以此表达“中国人民是讲道理、讲诚信的” 。 12、11日北京对不看红绿灯凑一堆人就走的行人进行集中整治。仅半小时就查处19名闯红灯的行人对其罚款10元。另外今年10月在石家庄也对行人闯红灯不走人行横道等交通违法处以50元以下罚款；调查显示中国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 13、投资“好声音”基金半年能赚10%；花10万买火腿年收益6%；参与影视制作预期年收益达10%……股市低迷的下各种雷人产品冒了出来；但普通投资者并没有机会尝鲜，投资起点都是1000万人民币。虽给出高预期收益但这些产品也并不承诺保本。 14、柬埔寨反腐工作正紧密进行。从下个月开始，来自37个单位近3万名柬政府官员将率先申报他们的财产，柬埔寨国家反腐败机构主席翁仁典日前透露。 15、在圣诞来临之际，加拿大阿伯茨福德市警方向黑帮分子寄出圣诞卡劝其改邪归正，卡中写道：“明年你会在哪张名单？”而打开贺卡，内文亦写着：“我们相信选择一个正确的生活永远不会太迟。为了你的家人和你自己，希望在2013年能够选择一个更好的新生活吧。我们随时提供帮助。”同时，贺卡内还附有联络警方的电话号码。 16、日前，中组部、人社部、公安部等25部门联合下发《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享有相关待遇的办法》，规定持有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证（简称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员除政治权利和法律法规规定不可享有的特定权利和义务外，原则上和中国公民享有相同权利，承担相同义务。 17、11日，山东德州市120急救调度指挥中心透露，德州市所有救护车开始试行按计价器打表计费，院前急救项目收费标准也将在救护车内公开张贴，以让患者及亲属明白地消费。据悉德州救护车10公里起步，起步价格20元，超过10公里后加收2元／公里。 18、四岁女童芊芊被诊断性早熟，诱因是每晚点亮在孩子床头的小夜灯。深圳儿童医院医生彭刚透露，权威研究证明，人在夜间进入睡眠状态时，体内的松果体会分泌褪黑素，防止性早熟。如果夜晚仍遭遇光照，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减少。 19、许多人把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大楼列入最不喜欢的华盛顿建筑。美国联邦政府资产评估机构总务管理局官员10日说，已向地产开发商发出邀请，考虑以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的FBI总部大楼占地作为交换，换取开发商为FBI盖一座新楼。 20、针对日本今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森永卓郎提出，应向长得帅的人征收“帅哥税”。这样可能对相貌平平的人提供有利条件，使他们更易交友恋爱，结婚生子。目前日本最高所得税征收率为40%，按照森永提案，高收入帅哥须交纳80%的所得税。 21、@周克成：做秀要适可而止，出行不铺红地毯、就餐只吃方便面都是小事，很小的事，关键是你们能推动什么样的改革。 22、胡舒立《十八大经改如何竟全功？》：中共在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年后的十六大，宣布市场体制“初步建立”。此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十年，现在仍在“加快完善”的进程中。当然，“初步”或是“完善”，并无明确的标准。不过有个古谚——“行百里而半九十”，人人都懂。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茅于轼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出评价，客观上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百姓能够看到自己的城市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和其他城市比较做得怎样。这样的信息无形之中会对当地政府出生竞争压力。不过这样的竞争压力不是短时间所能够建立起来的，这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第二个用场是给干部评价增加一个信息源。干部工作的好坏非常需要客观评价。然而在正式体制内的信息容易有偏差，由于各种利益的牵扯，信息很容易被扭曲。由一个独立非民间研究机构来做，信息不大容易失真。客观真实的信息对人事部门和组织部门是一个宝贵的基础材料。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公共治理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在过去的十八年中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尽了自己的努力，为改革开放的推进做出了贡献。虽然作为一个民间的独立研究机构，力量非常微小，但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点自不量力。只要能起一点作用，就会尽力去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家总结其成果时，即使最苛刻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伟大成就。我认为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一百多年来，只有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走上了轨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这个阶段看成是中国几千年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在外观上已经换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有无数的高楼大厦，四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长江上建了五十多座大桥，每年有一亿多人坐飞机旅行，这是中国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政府的廉洁没有改善，财富的分配过于偏向富人，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些问题形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政治体制的不相适应上。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大体上完成了向一个现代化市场制度的转型过程，但是在政治上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应配合，经济改革的成果很难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前进。近来学术界和政府都在议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或者中国离开一个世界大国还有多远。其实，问题的答案就在于中国的政治是否已经走上法治和民主。尽管在最近一次宪法修改中把追求人权，法治，民主都写了进去，但没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些目标。宪法是指出了我们的奋斗方向。 政治改革必须跟上来，这一情况在九十年代末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而天则所能够为此做些什么呢？这个领域不但很难找到切入点，而且从一个民间学术机构的立场来看，也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议题。我们认识到，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制度要改，另一方面我们也认识到现阶段必需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改革如果过去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的；今后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不可能完成。所以现阶段我们要研究的不是像三权分立，全民选举，多党制等问题，而是从技术层面上帮助执政党改善他的效率，增加他的透明度，从而保障人民的权益。从1998年开始，天则所启动了“政府体制改革”的大课题。每年一个阶段，一共做了五年。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第二本书已经在2009年出版。全部研究包括47个子课题。例如“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研究”；“户籍限制人口流动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及对策”；“论我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传媒监督制度研究”；“中国法律，法规立法权限的合宪性审查”‘“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等非常重要的问题。 随着我国贫富分化现象的日益严重，天则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基本权利方面。大家注意到外观可见的贫富分化，但是不大能注意到看不到的人与人权利方面的差异。我国解放后致力于消灭贫富的差异，实际上是消灭了富人，     最初，我们计划以一个省为对象。后来发现农村的调查十分困难，所以就压缩为对省会城市的调查。调查采用入户面对面访问的方法。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在问卷的设计上。最近几年有许多单位为了不同的目的做了问卷调查，如世界银行，中国社科院，国民经济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给了我们很有用的参考和方便。确定了问卷，以后的任务就是入户采样，取得答案。这个工作我们委托给我国享有盛名的零点调查公司去做。他们富有经验，有庞大的专业调查队伍，能够保证取得可靠的真实信息。在数据整理上2007和2008 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我们又拿同一年的数据用不同的数据整理方法做了比较。2007年通过访问获得了三千多个有效答卷。2008年获得了六千多个答卷。抽样方法2008年比上一年有了改进，使样本的覆盖面更广一些。 把大家都变成了穷人。而同时扩大了人与人地位的不平，权利的不平。特别严重的是把农民降为二等公民，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财产任人剥夺，不能进城，不允许农民自己从事生产，堵绝了他们一切生财之道。在城市里又有人为的阶级划分和政治地位的划分。最可靠的是三代贫农，他们是提拔对象。而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甚至不能上大学。改革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地位不同，权利不同仍然没有受到关注，受关注的主要是贫富的分化，因为这一现象可以看得到，地位的不同并不能直观被看到，可是这才是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看，尽管各国政府在限制贫富分化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是事实上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现在世界上最富的人，像比尔。盖茨，他的财产超过埃塞俄比亚穷人的财产几亿倍。财富的差异丝毫也没能缩小。而人与人地位的不平确实是逐渐在消灭。服务员为客人服务，不论这个客人是谁，都要向服务员道谢。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在一百年以前慈禧太后不会向李莲英道谢，他们的地位不平等，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如何等待贫富分化和地位分化。因此天则所在2005年开始注意基本权利的研究，并启动了关于基本权利的课题。我们先把重点放在了经济人权方面。两年后的2007年完成了中国经济人权的研究。研究肯定了从200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人权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除了因为工伤死亡增加而劳动权在2001-2003年中有一段下降之外，其他的教育权，健康权都在稳定上升。研究也说明，经济人权的改善是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财富的增长是人们权利改善的前提。虽然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够公平，但是最底层的人民状况也得到了改善。反思在文化革命时，大家追求绝对平等，结果是各种权利的全面倒退，全民性的绝对贫困化，有两三亿人一年中有几个月缺粮。那时候中国人没有基本权利，也没有温饱。一个悲惨的穷平等是没有吸引力的。它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光讲平等，只能是穷人之间的内斗，越斗越穷。而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权利的保障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自由扩大了，人权改善了，财产有了保护，财富就生产出来了。 在2007年，民众的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是对权势和地位不平的抵制。是谁侵犯了基本权利？是有地位的权势者。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贫富差距可以看得到，但其主要根源在于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现在中国最有权势的显然是政府，问题也出在百姓很难监督政府。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决定成立政府公共治理研究课题，旨在给各地政府的业绩评分。天则所以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的身份，对各个省会城市的政府的业绩做调查，并给出定量的评价。 这样的对省会城市的评分还可能有两个用场，第一是可以建立一个各省会城市之间在公共治理方面的竞争环境。在现阶段的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是很差的。现在有了一个独立公正的机构对他们的公共治理工作做     2010年天则所又作了第三次调研，结果已经出来。我们做这项工作有了四年的经验。我们会一年年做下去，以求越做越好，成为一个值得公众信赖的，有价值的信息源。

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茅于轼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可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连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是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论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我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做大施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我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我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的变化很自然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地位？ 茅于轼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世界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我们，迫使我们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可是我们自己不争气，连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可是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论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影响力。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其实一点也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债务缠身的背景中，中国成了唯一的大救星。每逢我国领导人出访，都被看做大施主光临，受到隆重接待。我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家。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我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的变化很自然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越来越自我感觉良好，经常以大国的身份发言，对国际上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对我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互相之间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是否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离开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一个独裁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的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没有什么贡献。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13亿人中没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芝加哥大学一个学校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全球已经有上千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中国人。最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都是针对中国的。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为假想敌。除了南北韩忙于互相敌视，别的东南亚国家加强军备没有别的理由，说白了就是对付中国的。最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一个中国的公民。相反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他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够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他相对蔑视别国百姓的人权）。他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最多的国家，他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他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世界上他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他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要保护小国的权利（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保护各国百姓的人权，而不是偏袒伤害百姓人权的独裁者。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对内对外的霸权，为弱势者说话。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     我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快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种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爱国的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和安全放在首位；要把百姓的人权和安全放在首位。说到底国家的安全就是百姓的安全。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牺牲百姓的安全，是本末倒置。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老一套，探讨人类面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