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美国之音 | “两会”能否推进中国改革?

 2012年 3月 05日 时事大家谈: “两会”能否推进中国改革 美国之音电视林森   中国全国政协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问时,对改革的内容、路径和目标没有详细阐述;但是他保证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会有新的进展。不过,有分析认为,一向被称作“橡皮图章”的两会一般不会公开讨论政改问题,而可能主要讨论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两会”是否能推进中国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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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专家:缅甸改革存在倒退的风险

 2012年 3月 06日 专家:缅甸改革存在倒退的风险 记者: 莉雅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AP 2011年12月2号,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和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仰光举行会谈。 缅甸政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改革和释放政治犯的举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不过,一些专家警告说,缅甸的改革存在倒退的风险。他们认为,在大家关注即将举行的议会补选是否公平公正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要看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在进入议会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 去年3月执政的缅甸文官政府在吴登盛总统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包括与反叛的少数民族之间实现停火以及释放几百名政治犯。 这些举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联合国承诺将继续支持缅甸的改革。美国不仅派遣克林顿国务卿对缅甸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而且在今年1月恢复了与缅甸的全面外交关系。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正在考虑取消长期以来对缅甸实施的制裁。 目前,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缅甸4月1号举行的议会补选以及缅甸的民主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的参选。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克雷纳(Lorne Craner)认为,这次选举的确是衡量缅甸是否继续民主改革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他指出,选举是民主的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 *克雷纳:缅甸的改革错综复杂* 他日前在传统基金会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对缅甸的民主改革进程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缅甸存在后退的危险。这些改革是错综复杂的。缅甸仍然是权力高度集中在几个人手里,他们与前军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事实就是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我们还看到,缅甸当局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分歧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改革,而且有的人有权在任何时候使这些改革突然终止。” 这位前美国助理国务卿指出,缅甸引人瞩目的改革发生在权力的最高层,而对普通民众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克雷纳认为,缅甸政府把这些没有声音的民众以及少数民族纳入到主流政治中来是至关重要的。 *前政治犯:不公平法律和法令仍然有效* 总部设在华盛顿、致力于促进缅甸人权的“美国缅甸运动”的执行主任昂丁(Aung Din)也认为,缅甸目前的变革只是表面的现象,民主进程很可能陷入停顿甚至是倒退。 这位因为参与1988年的反抗运动被囚禁多年的政治活动人士指出,尽管缅甸当局释放了数百名政治犯,但是这些人并没有真正的获得自由,因为他们的获释是有条件的。另外,还有几百多名政治犯仍然在押。 他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此外,当局用来关押这些政治犯的不公平法律和法令仍然有效。国家保护法、突发事件规定、有关出版登记、电视录像以及成立组织等法律都是为了囚禁人权和民主活动人士而制订的。缅甸不公平和腐败的司法制度继续成为缅甸政权压制自己人民的工具。如果不废除这些不公平的法律法规,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法治,我看不到缅甸走在民主的正确道路上。” 昂丁表示,鼓励和支持缅甸公民社会的发展是确保缅甸的改革取得积极成果的关键。 美国人权团体“现在自由”的发起者和主席根泽(Jared Genser)认为,与过去20年相比,现在有更多的理由相信缅甸的情况会改善,但是目前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 *根泽:目前的改革不是不可逆转的* 他在传统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表示:“对缅甸进行近距离观察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到目前为止的最新发展只是一种貌似真实的东西。我有理由认为国际社会需要对缅甸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持建设性的批评态度。首先,到目前为止,缅甸没有进行宪法改革,也没有改变与军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法体系。就像昂山素季所说的那样,没有法治,缅甸的局势就不会有不可逆转的改变。” 根泽指出,2008年通过的新宪法排除了全国民主联盟以及少数民族领导人的看法,对军方给予永久性的豁免权,使他们过去以及今后的行为不受司法追究。更为糟糕的是,它允许军方对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决定拥有否决权。 *民主党派在补选后的作用* 这位活动人士说,即使昂山素季及其盟友在4月1号的议会补选中获得大部分的席位,他们最多也只能控制10%的议席。他认为,民主党派在补选后的议会中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他说:“我不得不说我最大的担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现在被看作是执政体系的一部分,缅甸政权就可以说,‘我们从来没有说民主意味着你总是可以如愿以偿,我们说的是,民主意味着你可以在桌子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你在参政,你每次在投票上处于10比90的劣势,这不意味着这不是民主,只是说你不拥有多数。” 缅甸的民主人士昂丁也认为,昂山素季进入议会之后究竟能够获准发挥多大作用将是缅甸是否发生改变的一个真正的晴雨表。 这些专家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对缅甸的情况进行斟酌之后才做出反应,而不是急于取消对缅甸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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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改革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开刀

  本报讯 (记者沈玮青)昨日,广东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并向媒体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广东省长朱小丹在会上均就“改革”问题发表看法。汪洋表示,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等有关部门真正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谈改革   改革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影响   汪洋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改革开放30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也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   他表示,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真正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那些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    谈乌坎   乌坎选举按法律进行没任何创新   被问及乌坎事件时,汪洋表示,之所以能够妥善处理此次事件,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乌坎群众在土地等问题上的诉求既是合理的又是合法的。   汪洋表示,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是落实过程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对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做了纠正。他还称,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   汪洋表示,广东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适当的时候召开全省性的会议,把从乌坎取得的经验、教训用来指导全省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省长有话   “行政审批为改革突破点”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称改革“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在广东团开放日提出,政府自身的改革最为关键,其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五个理顺”。朱小丹认为,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也就是理顺政府和市场、公民和社会组织这两组最关键的关系。在这一改革领域,最核心的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朱小丹表示,现在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一轮改革就要解决这一问题,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他表示,这次改革突出了三个字,一是“减”,减少手续,压缩审批,取消审批;二是“放”,管理权限下移,面向基层;三是“转”,即政府把一些需要转移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出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减”。   朱小丹认为,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职能转变不可能真正地落实。他还要求各界代表都来监督政府,真正能够通过这轮改革来加快推进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汪洋:乌坎民主选举没有任何创新   在广东团开放日上回应国内外媒体敏感问题时表示,这只不过是把现有法规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   追问乌坎、深谈改革、详解PM 2.5……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昨日下午的开放团组会议高潮迭起。   广东团预留40分钟提问机会的消息吸引了40名外国记者到场。主持人昨天将第一个提问的机会给了路透社。在之后的10个提问机会里,5个提问机会给了境外媒体。   从路透社、日本媒体到凤凰卫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被三家境外媒体追问乌坎事件。“我今天是有思想准备,大家肯定会问我这个事件。”汪洋坦言。之后他就此问题谈了11分钟。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 B 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胡键 谢思佳)    新晋省长朱小丹首次参加全国人代会,昨在广东团开放日强调:   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   朱小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在37分钟的发言中65次提及改革。   “改革总会有微词,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最大的危机。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新晋省长朱小丹昨天首次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亮相时,提及并引用人民日报评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在37分钟的发言中他65次提到“改革”一词。朱小丹表示“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并现场请代表们都来监督政府的这场改革。   “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   广东代表团昨天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对中外媒体开放。包括朱小丹在内共有6名全国人大代表发言。这是朱小丹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也是第一次在人代会上亮相发言。   “因为我是全场唯一一个第一次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代表,所以今天也是我申请最后一个发言,想先学习,所以我这个发言也是个见习的发言”。朱小丹这样开始了他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召开的几个小时前,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今年工作的部署中提出,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这讲得非常深刻,也给我们很深的启发,”朱小丹说,“对当前广东正在着手深化的改革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广东是靠改革发展起来的,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实际上还是离不开改革。”   在朱小丹看来,广东的转型升级包括了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即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个就是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   “这需要深化改革,使广东率先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朱小丹说,“改革是转型升级的应有之义,同时改革又是转型升级的根本之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的路子,就像20年前小平同志讲‘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最关键的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当前广东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全方面的,应当说涉及到多个领域,但是在这么多个改革任务当中,我个人理解最关键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即理顺政府职能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当前改革最关键的一项任务还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朱小丹说:这项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个问题解决了多年,但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这一轮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社会工作会议上表示,广东行政体制改革之路还很长,在此过程中要将“瘦身”与“减负”结合起来,通过简政放权和转变职能让行政体制实现化学变化。   “可减可不减的这次都要减”   谈及接下来即将对行政审批事项“动刀”的计划,朱小丹说:“这次改革突出的就是三个字,就是减、放、转。   减是减少手续,压缩审批,取消审批;放是将整个管理权限下移,把一些该由下一级承担的管理事项下放,转移给基层政府,尤其是县一级、镇一级的政府,面向基层;转则是政府根据工作进展情况把一些需要转移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出去。这三个核心任务应该是“减”,凡是可减可不减的这次下决心都要减,同样放和转也是这个原则,即使当前社会组织培育不充分,也要加快培育的步伐,加大培育的力度,创造条件来做。   “我想这次改革省委的决心很大,政府的决心也很大,各个部门行动也都非常快,我们确实有这个感觉,政府的审批制度不改彻底,政府的职能转变最终会是一句空话,不可能真正地落实。”   “减少审批可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这不是唯一的目标”,朱小丹说:“减少审批最根本的就是政府职能的功能归位,今后要尽可能减少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去过多地取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进一步完善起来。”   “希望其他企业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基层群众代表都来监督政府这项改革,促成这项改革。”在结束发言时,他再一次强调:“这次我们确实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真正使政府职能归位,真正理顺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能够通过这轮改革来加快推进完善广东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幕后   汪洋提出“下决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朱小丹在昨天的发言中透露了汪洋提出“下决心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内幕。   “今年在春节前汪书记听了顺德改革的汇报,明确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改革要突破审批制度的改革,也点到了一些主要的政府部门,比如说发改委、工商局等等”,朱小丹说:“在审批当中,包括一些备案———明为备案实为审批,备案的文件出不去项目就动不了,汪洋书记就提出要下大的决心,进一步推动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应该说这么多年来,在省委领导的努力下,这项改革一直在推进之中,政府的审批事项已经大大地减少,现在就是根据形势的要求,根据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的要求,按照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要把这场改革搞深入、搞彻底”。   据朱小丹介绍,省政府已将所有行政审批权限的部门集中起来开了一次工作会,采取自报申请的办法,拥有审批权限的部门把自己的审批权限定出来,哪些可取消,哪些可以下放,哪些可转移,逐一由他们先提出方案,保留的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   ●声音   “这项改革的核心环节就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   “回顾以往的经验教训,审批过多过滥,再加上审批权力得不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样的例子确实太多太多了。”   南都特派记者秦鸿雁 薛冰妮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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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强大舆论场下的“摸石头”改革

强大舆论场下的“摸石头”改革 作者:丁咚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6 10:31:59 阅读量:2009次   社会各界都注意到,温家宝总理的本次政府工作报告,“改革”一词出现了69次,为近年来少见;报告的第八部分依旧是“深入推动重点领域的改革”,但是字数为1500字左右,而去年这一段落不到500字。   其中,政府改革首次纳入今年重点领域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重点提及。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比如“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理顺城市与农村的关系,这些内容以往都是出现在政府的其他工作内容之中,而这次也列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的部分。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三个内容,前者展现新意,后两者则是老调重弹。   众所周知,今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在此前后,国民长期积郁的负面情绪得到了集中的、全面的爆发,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话题,对过去十年来改革裹足不前、社会矛盾集聚、民众幸福感降低表示了强烈的失望,也对改革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表达了深切的忧虑。   对国民的这种情绪、情感的浓烈表达,我想最高层是能感觉到的,因此在整体未能作出反应的情况下,部分高级领导人对这种民间情绪进行了较为正面的回应,并在局部对改革进行了一些尝试。温家宝总理在国内外多个场合以非常到位的辞令谈到改革,其他一些官阶稍低的官员也呼吁改革,甚至提到要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改革首先从自身做起。难以想象,向来对外显示团结一致的中共会出现少数官员出位表达个人意见的情形,这些对民意的反馈,应该是内部达成的一种策略,就是一方面对改革比较审慎,唯恐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迟滞不前,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忽视民众的意愿,民间的意愿,因此,总要有人对这些社会情绪进行安抚。这大概就是真实的背景。   但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20周年前后,社会各界以纪念的名义隐晦然而十分鲜明地对目前的格局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改革的前景十分悲观,尤其是对本届政府十年来在改革上几乎无所作为,颇有微词,我想,在这一点上,高层是很明确地感受到了。邓小平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也强调要大胆试,大胆闯,不要怕出错,不能停住不走。公众聚焦两点:当前的情况是,一是连“石头”也不愿意“摸”了;二是只是在河里转圈,根本不想“过河”了,“过河”似乎永远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对改革在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下,始终不能取得突破性的重大进展,始终未能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上提出新的思路和方向,满足人民需求,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历史性跨越,导致国家、社会发展面临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国民心里是有数的。   毋庸讳言,强大的社会舆论在在显示了,中国改革真的到了躲不开、绕不过、拖不得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回避、无法忽视、无法延宕了,必须硬着头皮面对它,“石头”必须还要继续“摸”,而且必须要想着办法怎么“过河”,再也不能得过且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才有了温家宝总理在本届政府最后一个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里,以较大篇幅、并整合以往在改革方面的表述,集中展现它对改革的认识和措施。   毫无疑问,在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面前,在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挠和拖延之下,改革意志消退,长久以来不能直面矛盾和问题,提出因应的改革对策,而在即将卸任之际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浓墨重彩地就改革的若干方向进行了高密度的阐述。首先,我认为,这是本届政府在政治上的一个交代,从十六大到十七大,在中共形成的最高层次的文件上,都对改革有过系统的表述,但在实践层面很多都未能落实,而由于本届政府剩下来的施政时间有限,很难在上述领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这时候如此大张旗鼓地重提改革,而且措施还比较有针对性、比较实,仅具象征意味,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姿态,是对下一届政府留下的一个政治遗产、政治交代。   第二个方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对改革进行的集中、系统表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试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意的试探,看大家对这个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有哪些意见;二是对利益集团和党内各派系的试探,看这个方案会遇到什么样的反弹,落实起来能到哪一步。真正能够反映现任领导层对改革方向的把握的,是在不久之后最高领导人党校讲话里有没有突破性的表述,对中国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对改革的重大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其次是要看在今秋中共十八大上是不是对改革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展望,对改革的方向性、战略性问题进行阐述,并在实际操作层面进行了政策部署。   第三个方面,由于施政时间有限,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力求避免敏感问题,从方向上、制度上控制改革的力度,防止改革进入不可预测的轨道。具体来讲就是从政治高度着眼,从机制层面落实,而对国民关心的民主政治、公民权利、媒体自由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没有进行任何正面的积极的回应,继续“摸着石头”,而对“过河”继续保持审慎戒惧的态度。因此可见,在改革的方向和内容上,仍然是重经济、轻政治;重民生、轻政改;重关系调整、利益调整、轻结构性改革、攻关式突破,对政府治理进行机制性的改革,而不触碰体制性的关键,注重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城市和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关系,从技术层面缓解而非彻底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矛盾、最严重的问题。   由此看来,改革仍任重道远,前景虽然可期,然而方向依旧朦胧,能否拨云见日,还要走一走,看一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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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任剑涛: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任剑涛:真假改革的试金石 进入专题 : 改革    ● 任剑涛 ( 进入专栏 )        能否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改革正产出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不过,创造天量财富的改革,必须建立公平分配财富的制度体制。就前者言,持续地创造财富,依赖公正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后者而言,公平地分配财富,依赖理性的民主政体。两者都指向现代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试图将中国的改革推进到纵深地带、并赢得人们的积极响应、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以现代政治制度的建构,作为今后中国改革的引导性力量。也就是说,改革已经走到了一个以政治体制改革保障改革真精神的地步。          改革的处境:地方改革顶层设限          最近数年,地方或部门推进的改革,此起彼伏、不绝于缕。杭州的市民议事厅、温州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广州的网络问政、深圳的事业单位改制、成都的土地确权改革,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地区改革。而顺德的行政机构改革、珠海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陕西神木与子长的医疗体制改革等等,则构成基层改革的有力组成部分。一些普通公民,也对改革怀抱很高的期待,并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愿望,所谓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就典型地象征着民众参与改革的新趋势。     但是,这些来自部门或地区的改革,并没有推广到全国范围。相反,甚至受到了上层某些官员的扼制。比如对独立候选人不符合选举法的断定,对于深圳行政三分制度改革的缺乏支持,某些国家机关对参与式、绩效预算的缺乏热情,都体现出部分国家机关或领导人对于有关改革的疑惧心理或抑制态度。可见,推动改革的热情,上层官员未必如地方或部门负责人那么热情高涨。     可以说,如今的改革正处于一个有点尴尬的状态:对于改革的总体影响关涉不大的部门性、区域性的改革,不说是蓬蓬勃勃地进行着,起码也是有声有色地推进着;但是,涉及顶层设计的改革,却很少有重新唤起人们改革热情的有力举措。而且,即使是地方或部门推动的改革,也要拷问其是否真正具有公共意义。          改革的目的:私利与公益          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难以确定性质、无法有效把握、更难有序推进、难以预料后果的阶段。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改革进入深层次之后的总体处境。这时的改革,不是处在一种抽象号召的状态,就是处在一种对地方或部门推进的改革不敢明确支持、只能怀疑相待甚至先行抑制的情形之中。     更为关键的是,源自地方与部门的改革,是不是真正具有发挥公共效能、改革地方公众福利的效应,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断定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价值导向上应该是人民主权。因此,还政于民与还权于民,乃是所有改革都必须坚守的价值底线。同时,改革必须是一个民众乐意参与、官方积极推动、收益民众共享的社会变革进程,这是一切改革是不是真正改革的决定性检验指标。因此,改革必须是经由制度改良实现的结构优化和功能改善,而不是勉力推进改革的某个领导人或机构主观意志的体现。改革最终必须在人民意志的决定中得到认可或加以否定,而不是在上级领导的肯定中实现推进改革的领导人的升迁,抑或遭到否定而受贬斥。     于是,目前的改革需要保证公共导向、制度走势和公益结果。显然,地方还是部门的改革,都没有系统地保证这样的改革性质。这中间,影响改革性质、认同效应和评价结果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人民主权究竟是不是改革的主导理念。这决定了改革究竟是为了实现领导的主观意志和职位升迁,还是为了民众谋求福利的本质属性。如近年对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影响甚大的土地征收、城乡居民的房屋拆迁,处在一个矛盾集中爆发的状态。有些官员为了政绩,以改革和发展的名义,喊出了“拆出一个新中国”的口号。因此,民众的利益遭到明显的侵害。另一方面,改革者不能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改革的受益者只能是民众。但是,目前源自地方或部门的改革,改革者的个人收益显然已经成为改革的强大驱动力。这种收益,具有隐性的和显性的两种类型。显性的收益是一种大众、上级和改革者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收益。这种收益就是改革者经由改革,集聚升迁的资本。隐性的收益是公众、上级与改革者本人秘而不宣的收益形式。不经过深入查证,人们甚至不知道改革者以改革的名义为自己谋取的巨大利益,甚至还夸奖改革者的无私无畏。人们乐意看到改革者显性收益的增长,但绝对拒斥隐性收益的激增。另一方面,改革应当从长官意志演进到制度建设。目前的改革还主要是长官意志的产物。直接从民众愿望出发的改革,或者是民众直接推动的改革,如独立候选人、维权运动,都受到有意的压制。显然,制度走向的改革与民众导向的改革必须统一起来,才能为改革聚集更为丰厚的动力资源,也才能保证改革的公益性质不走样变形,沦为私利的遮羞布。          超越改革的动机论          不能不指出的是,改革必须跨过几道关口,才能走向纵深地带,真正抵达改革的预定地点: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首先,必须承诺改革的“过河”目标。中国的前期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摸石头过河论”指引下启动并推进的。前者主要是解决改革开放的效果论问题,后者则主要是确定改革的目标论——改革就是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社会结构而成的现代化国家。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相应难度的加大,“白猫黑猫论”再次变成了改革性质争执论,而需要抓住的“老鼠”已经被人遗忘;“摸石头过河论”也已经异化为全情摸石头、而忘记过河的眼前功利论。改革就此陷入一个为改革而改革的盲目状态。因此,摆脱改革的目前困境,必须以改革的过河目标引导改革的总体走向。这个关口,今天显然尚未跨过。     其次,必须承诺改革的公共性价值。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是革命家部署的改革。革命家自身的无私奉献精神,是经由烽火连天的战争检验过的政治品质。因此,中国前期的改革开放,公共性似乎没有引起巨大争论。但即便如此,邓小平自己就已经看到,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更由于改革开放产出了巨大的物质利益,执掌权力的领导人自己谋取私利的欲望会因之膨胀。加之“后邓时代”的改革,已经是守成者主导的改革。守成者是以和平理性谋求个人发展机遇获得主导改革机会的。因此,守成者主导改革,公共获益与私人收益之间的界限,将愈来愈难以区分。无疑,在保证改革公共性效益的基础上,必须对改革者予以利益激励。改革者的个人收益,与改革的公共性特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冲突。     再次,必须承诺改革的制度化结构。邓小平那一代革命家以气势恢宏的政治布局,启动了改革开放,而且以强大的政治意志,作为推动改革开放曲折前行的动力。但是,改革必须走向一个制度化启动、制度化推进、制度化检验的新境界。就是一个改革还是不改革、真改革还是伪改革、为私利的改变还是为公共的重构,都由一个掌控权力的领导人无法主观支配的系统、严格的制度约束起来的改革。只有经过制度化的审查,围绕改革的公共目标展开的变革,才足以得到政策化推动的契机。     在三者之中,最为困难的是处理改革者的个人动机与改革的公共效果的关系。这个关口不过,改革就会处在一个由公益掩盖起来的、实则是由私利谋求所推动的变化的悖谬状态。于是,假改革就会泛滥,真改革就必定缺席。必须将真改革的所有动力曝露给公众,让人们正视改革者的显性收益与公众的公共收益之间的良性关系,不要被改革的单纯动机论所左右,从而走出苛求改革者仅仅基于高尚道德动机从事改革的精神陷阱;同时明确改革者的隐性收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关系,拒斥改革者假公济私的“改革”。          改革顶层设计的正当性          公正地给予改革者和公众以规范化的利益满足契机,从而为改革聚集更为实在的动力。道德上尚能被人们接受的改革者,追求个人的改革显性收益;道德上瑕疵较多的改革者,必定追求改革的隐性收益;较为可鄙的改革者,则以为公众谋求福利的名义改革,其实是为了自己独占改革带来的利益。当下主导改革的领导群体,不外基于这三种动机推进其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动机,是符合人性的。     在今天,推动改革不能再依靠英明领袖、无私个体。不将改革放置到公共制度的平台上,任由人们进行理性的检验、鼓励人们的质疑、促使人们的参与、汇集人们的智慧、形成干群的共识,改革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展开。改革就会处在纯粹政治号召、掩藏个人利用企图、假公济私的尴尬状态。     这就要促使人们回归真改革的精神宗旨。从结构上看,真改革乃是具有顶层设计的改革。中国的改革,长期处在顶层设计缺乏的随机性改革状态。这种随机性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效果。但30余年后的今天,随机性改革只能取得暂时效果,且遭遇刚性制度难题,最终无功或少功而返。     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对改革的基本价值观念、总体制度结构和具体推进战略做出的设计。是对现代国家结构的中国认取: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它不是对于中国独特国情的封闭式自认,也对于此前残缺不全的改革取得的些微成就的孤芳自赏。认取现代基本结构,中国的改革就具有了灵魂,其结果,一定是中国国情下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被理解为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设计,也不能被理解为单纯汇集精英智慧的设计。一方面,将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认作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设计,就会将中国的改革固化为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产物,就难以告别英明领袖的主观意志支配国家命运的危险状态。另一方面,将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看做是精英阶层的事务,也会将改革最深厚的社会公众基础瓦解,将改革变成精英间妥协或对立的玩物。因此,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绝对是中国公民自己的事务,每个公民具有不可推卸的关注和参与责任。          回归真改革          以政治体制改革保障的真改革,就是一种以下述几点为特征的改革:保证公众对改革的民主参与、对改革过程的透明监督、对改革举措的理性质询、对改革收益的明了于心、对改革走势的总体知晓。这几点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的判断标准。一切以改革名义展开的活动,如果是在密不透风的情况下,由某个地方或某个领导者大力推动的事宜,都是一种假改革之名,谋个人实利的伪改革。     回归真改革,就是一种以公民权利主导的改革,改革者必须在公众的严格监督下从事相关改革活动。除开现代民主制度的保障机制外,一切真正的改革都必须是在公众及其组织、社会舆论、上级机构以及法律体系的控制下完成的社会变迁过程,都必须是具有公开性、公共性和透明性的改革。在这样的改革中,改革者可以获得法律、规章和公众认可的显性收益,但绝对不能获取不可告人的隐性收益。只有这样的改革,才是推进中国改革向纵深发展的真改革。 进入 任剑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9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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