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人民日报：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作者：本报评论部 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日期：2012-2-23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3 8:19:16 阅读量：150次     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自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 　　发展起来的问题、公平正义的焦虑、路径锁定的忧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党的十八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们对改革的普遍关切，标注着30多年来以开放为先导的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 　　冲破思想藩篱、触动现实利益，改革从一开始就挑战着既定格局，也无可避免地伴随着“不同声音”。无论当年的联产承包、物价闯关、工资闯关，还是今天的官员财产公示、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总是在争议乃至非议中前行。 　　所不同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难啃的“硬骨头”，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 　　改革就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30多年后，身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改革久议不决，一些部门改革决而难行，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莫不与此有关。 　　然而，“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对于当前各地各部门千头万绪的改革来说，面对“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小平同志在20多年前就曾告诫：“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崩溃边缘，到南方谈话前的历史徘徊，我们党正是着眼于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敢于抓住主要矛盾、勇于直面风险考验，才能化危为机，推动改革开放巨轮劈波斩浪，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尤其要时刻警惕短期行为损害执政根基，防止局部利益左右发展方向，力避消极懈怠延误改革时机，所思所虑不独是当前社会的发展稳定，更有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面对全新的改革历史方位，当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宽广视野，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如此，我们就一定能把风险化解在当下，让发展乘势而上，为党和国家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

“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王沪宁 来源：思想潮 来源日期：2011-6-16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3 4:18:05 阅读量：14次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檫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前后，改革再次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 　　改革之议日益热络的一个大背景是，中国经济更加开放和融入世界，总量处在全球第二位置，经济发展的成果与上层建筑的不适应之间构成了日益强烈的矛盾。而在现实生活中，则表现为官民冲突、利益集团和底层民众的利益纠葛越来越多发。社会的高度紧张亟待寻找突破口，以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这一情景正合当年邓小平曾经提到的“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疑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从广义上来说，改革也进行了三十余年，然而从历史的局部来看，近几年来改革几乎迟滞不前，乏善可陈。执政的精英集团着重解决了前发展时期的改革问题，而对“发展起来以后”的改革，显然尚无良策，甚至未曾列入正式议程。未免让那位九泉之下的老人感到时过境迁，徒唤奈何。 　　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继续推进改革，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就会导致不可预测的后果。这个后果，我们从中东，到美洲、欧洲，以至欧亚大陆的俄罗斯，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些顽固地坚持旧的制度、体制的国家，或者对民众虚与委蛇、不诚心实施改革的国家，我们都看到了其结果是导致了民众大规模的抗议，乃至革命，执政当局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不得不面对暴力革命的现实。它们之中，有的失去了执政权力，被民众赶下台;有的苦撑危局，品尝社会动荡的苦果;有的勉强度过危机，但却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不得不启动全面改革。 　　这些情况，是人所共知，也无法回避的，对中国社会不仅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而且促使人们反观中国的现实状况，从对比中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存在着和这些国家相同或者相似的问题和弊端，也存在着不改革就需要做好面对革命的可能结局。 　　另一方面，很多人也明显感觉到，近些年来，中国虽然依靠过去改革开放所累积的能量，依靠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权力杆杠作用，依靠对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强力的乃至带有破坏性的支配，继续保持了经济较快发展，经济总量快速上升，基本实现了国家稳定发展的局面。 　　但这种发展，一是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惯性，还是在吃存粮，而未拓展新的改革路径和措施，当前开始显现枯竭的某些症候;二是政府的经济权力不仅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政府干预经济过多，乃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推动“国进民退”，让国有经济重新居于主导地位，或者为特殊群体的经济活动提供权力支持，权力与资本相勾结，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盛行;三是导致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破坏，也会带来生态恶化、物价上涨、腐败严重、民生困顿的不良后果，比如地方政府滥用土地资源，引起房地产业畸形发展，推高房价，又比如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不惜大量消耗有限的自然资源，或者引进污染企业等。 　　在上述因素合力作用下，产生了几个结果：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而且是市场的参与者，拥有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益通过其掌控的企业来呈现;政府的政绩对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增强，为此不择手段，不惜出卖国家资源，谋取短期好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各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谋私，贪渎舞弊加剧，腐败现象渗透政治;民营经济较快发展，造就了一批经济精英;民众就业机会增加，但随着物价上涨，其可支配收入未必能赶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引起民生问题凸现。 　　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分析：对于政府来说，它有一个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控制国家权力，垄断对经济的治理权限，而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各种市场主体的利益，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在绝大多数企业都与权力关系紧密的情况下，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它们、不使权钱交易暴露，成为一项现实选择;对于民营经济精英来说，它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成果，同时它必须最大程度地保证既有权力的延续性，以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受影响;对于腐败官员来说，他要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也要继续与他保护的对象结盟，以共享利益。 　　统而言之，政府及其直接参与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为了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或者破坏，他们就得共同维护现存秩序和体制“长治久安”的目标。但他们关注的侧重点绝非一样，对于政府来说，首要的是保证“长治”，为了“长治”，就必须维持“久安”的局面，只有“长治”了，其既得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对于经济精英来说，他们更关注“久安”，为了达到“久安”的目的，他们即使觉得政府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也会继续支持它，以保证其“长治”，这样也才能维护其既得利益不受损害。 　　当今中国社会，如果用金字塔模型来做比如的话，享有权力的政府在金字塔的最上层，经济精英其次之，由此向下是所谓的中产阶层，最底层的是经济收入中等以下的普通民众。 　　处于最上层的政府，为了确保“长治”，确保“久安”，它就既要考虑经济精英的利益，又得照顾处在较下层的中产阶层和最底层的中低收入者，后者对于整个国家基本面的稳定十分重要。因此，它在维护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基础上，会建立法律、公义秩序，保障民众基本生活。当然它们都是最基本的，而他们要维持比较好的生活，就必须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用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 　　为了生活得更好、更体面、更有尊严，仅仅依靠政府和经济精英的主动“赐予”，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本性都是自私的，为了自身利益的。那么，民众就希望，不仅是权力者，靠近权力者，才能拥有获取利益的途径和资源，而希望大家都处在平等的起跑线上，拥有公平的机会。对民众来说，这是最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有机会平等了，社会公平了，他们才有可能通过诚实的劳动发家致富，活得好、体面。 　　但是实现上述目标正如前文所说，并非是依靠恩赐就可以得来的，民众必须具有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权力者的权利。由于民众一无所有，只有一身力气和智慧可用而已，因此对他们来说最好就是每人都能掌握一张选票，以此决定符合自己愿望者执行国家权力。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最根本的制约，同时对政府施行权力的监督也有赖于此。 　　民众通过选票实现自身意愿，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民主，对普通民众来说，要保证自身权益最大化，当然是最彻底的民主更有益些。民众能够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就必须拥有言论自由权利，能够自由参与政治，参与公众舆论。 　　最终保障民众民主和自由权利，保障民众生活得好、生活得有尊严的有效手段是摒弃一切人为因素，而将上述原则和要素形诸于国家法律和制度。 　　简而言之，民众只有拥有了民主自由权利，并得到了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障，才能对权力进行监督，产生影响，保证社会公平和平等，使自己的权益最大化。 　　要做到这一点，不仅不能依赖于权力者的赐予，而且不能依赖它全部赐予，所有的都必须经由民众的积极的持续不断的争取。 　　但这样一来，权力者就再也无法为所欲为了，也将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重新受到检视，合理的也许尚有机会存续，不合理乃至违法的，就必将受到民众的拒斥。 　　这就是我国所面对的当务之急，正如众多政界人士所言，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除非进行大破大立式的改革，否则就难以适应中国发展的现状，也无法指导中国今后的发展，更无法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回到前面，众所周知，我国的改革变得锈钝，缺乏活力，迟滞不前。 　　原因不在于客观环境和条件不成熟，而在于中国人分成了三拨子，分别拥有自己的改革主张，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目前尚在掌握国家权力者和掌握话语权力者那里，而掌握国家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大部分都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 　　我们前文已说过，现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改革。上层和下层之间出现了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权贵、经济精英构成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利益冲突越来越表面化，群体性事件频发，中国社会形成了高度紧张局面。 　　没有人会公开反对改革。区别就在于，有的是虚情假意的，有的是诚心实意的;有的是要彻底变革，有的是要做表面文章;有的主张循序渐进，有的要求必须大刀阔斧。实际上，他们分别代表了对中国改革三种趋势的展望。 　　上面说的三拨子，第一是“积极稳妥派”，这一派在权力者中占主流，毋庸赘言。这一派的实质是，面对千难万险，乃至改革对“长治”可能产生的动摇效果，他们感到恐惧，因此犹疑不决，宁愿借由“积极稳妥”的稳妥表述，继续四平八稳地维持权力，也不愿从民众强烈意愿和国家长远发展出发，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来推动彻底改革。 　　第二是“稳健改革派”，这一派在经济精英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最近联想集团前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团长访美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从他的话很容易产生一个印象，认为他是反对改革的，实际上他是主张改革的，他在接受凤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我们希望要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不仅是经济上的改革，希望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都能够继续改革，这样中国就会真正地使得改革开放基础在经济维先的基础之上全方面改革，使得中国能够真正地站稳脚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柳传志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他的观点的实质，就是正视目前的现实，以利益集团为主导，以保护既得利益者既有权益为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改革措施，循序渐进，确保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最大化、长久化。 　　第三是“彻底改革派”，这一派的支持者包括大部分民众(虽然相当多数的民众对自己的诉求无法言说)、部分权力者、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 　　这一派又分两个支派，其一是“激进民主改革派”，希望以西方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复制到中国，权力由民众产生并接受其监督。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民众言论自由，实行民主选举制度;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行有限政府制，让利于民，完善民众社会保障机制;社会建设上，倡导公民自治，强化社会组织的“自组织”作用，放权于民;文化多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二是“积极民主改革派”，主张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成果，以西方成功的政治经济模式为内核，同时考虑中国自身特点和中国发展的实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积极实行彻底改革，最终实现改革目标，但强调改革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对在中国实行这种改革的困难有充分的估计。 　　我认为，世界潮流，浩浩汤汤。从全世界哪些体制搞得比较好，搞得比较多，而另外一些体制搞的国家越来越少，即使是正在搞的国家都逐步在变的情况来看，可以对历史发展的大势做个基本的判断。 　　中国正处在深刻变革的前夜，改革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止、也阻止不了的，虽然利益集团很可能会延宕乃至阻挠这一进程的发展。中国大气候将越来越宽容，道路也必将越来越宽广，则无疑义。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核心提示：表面上没有政治摩擦不应使我们以为平壤私下里不存在意见分歧。如果中国模式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改革的问题很可能已经酝酿了几年，只是在等一个机会，譬如金正日去世这样的机会。 原文： Is North Korea Headed for Chinese-Style Reform？| The National Interest 发表时间：2012年1月17日 作者：Jonathan Levine（北京清华大学美国文化和英语学科讲师）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片来源： petersnoopy 】 　　不久前，主宰着一个封闭的、有核武器的共产党国家的暴君去世了。举国上下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在他的社会里，他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位暴君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继承了他的权位，这位接班人没有政治经验，外界对他知之甚少。这位接班人却受到了党和人民的赞许，他迅速就任所有最高职位。 　　我说的不是朝鲜最近发生的事情，我说的暴君是毛泽东。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当时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何其相似。 　　1976年9月9日，一个时代终结，从1949年革命以来统治中国的毛泽东因多种疾病而逝世。毛一直拒绝指定继承人，担心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排挤。候选人确实曾出现过，如刘少奇和林彪，但都遭遇悲惨结局。未来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遥远的江西省度过了四年的流放生涯，因为毛泽东始终在摇摆不定：身后需要有能力的领导者，又想要打压可能盖过自己光芒的任何人。 毛泽东的选择是华国锋——一位来自湖南省的地方官。这是因为华国锋既没有外交经验，在北京也没有权力基础，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毕竟，他知道自己统治的合法性需要完全依靠毛泽东。1973年，华国锋非常迅速地进入政治局，并且直到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才稳固地确立了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听上去很熟悉吧？ 毛的光环庇护了华国锋几年时间。按照党规的要求，华国锋作为领导人接受欢呼，获得许多赞颂和头衔。华将一切归功于毛泽东，信心十足地提出”两个凡是”政策：”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但他脚下的根基迅速发生变化，中国其他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毛泽东错误的巨大程度。1978年，华国锋被邓小平剥夺了实权，但仍保留其头衔，2008年，在举国欢庆北京奥运会之时，他悄然去世。而邓小平继之开启中国传说般的经济开放并改变这个国家。 　　金正恩会成为第二个华国锋吗？如果是这样，那朝鲜会出现一个邓小平吗？朝鲜是否即将实行改革？ 　　金正恩和华国锋有着同样的弱点。金正恩没有独立的权力基础，军队的支持根基不深。而且，与华国锋不同，金正恩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可言。华国锋在接班前起码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共产党官员。除非朝鲜的将军们买金家的账，认为金氏王朝永远正确，否则，认为这个矮胖的毛头小子能驾驭危险的共产党政治局势，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军队表示支持并宣誓效忠以及他匆忙就职都只是假象，掩盖了金正恩权力地位的虚弱。华国锋也拥有那些职位头衔，他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占据三个最高职位党的主席、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人。华国锋的经历具有指导意义：职位的重要性正如它们所代表的体制。在像当今朝鲜和1976年中国这样体制尚未成熟的国家中，不要指望野心勃勃的将军会向任何只有空衔的领导人效忠。 　　当然，金正恩在下台前人身上不会受到伤害。像华国锋一样，他作为”天选之子”的地位将使他免遭最严重的斯大林式政治清洗运动的冲击。事实上，他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因为 他 就是国家（完全是路易十六式的风格）。包装他的个人崇拜无情地将金氏家族的命运与朝鲜的命运熔化在一起。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赫鲁晓夫式的放权，因为那将损害这个国家存在的根基。 　　然而，表面上没有政治摩擦不应使我们以为平壤私下里不存在意见分歧。如果中国模式有任何指导作用的话，那么，改革的问题很可能已经酝酿了几年，只是在等一个机会，譬如金正日去世这样的机会。 　　朝鲜近期可能实行对外开放，原因有二。 　　一，这是可行的。邓小平1978年开始改革的时候，他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时并不知道市场经济会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一党统治。到了2012年，历史的结论似乎一清二楚。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已使西方一些预言家感到难堪。如果朝鲜实行中国式的改革开放，那么中国的整个发展经验就是一个路线图，中国还可以作它的热心导师和贸易伙伴。 　　二，中国要求朝鲜开放的压力在过去几年里大大增加，而且随着朝鲜新领导人上台，这种压力会进一步加大。金正日在执政晚期曾多次访问中国，当然，他不只是去游览长城，他去中国是为了看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朝鲜实行经济开放，中国自然近水楼台受益最大。跨过鸭绿江，中国可以轻松进入朝鲜市场，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众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如果这个邻国局势稳定，而不是长期濒临破产和饥荒，那么这对中国也有好处。 　　那谁可以扮演邓小平这个角色呢？最明显的候选人是被《经济学人》戏称为”三驾马车”摄政王的三个人。他们是金正恩的姑姑金敬姬、金敬姬的丈夫张成泽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李英浩。他们站在新国王身后，地位显赫，他们有可能在决定朝鲜未来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过也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华国锋升到最高职位的时候，邓小平被剥夺了党内的一切职务，距离开除只有一步之遥。华国锋也有自己的”顾问”，例如叶剑英元帅和毛派汪东兴帮助他巩固位置。尽管邓小平以前地位显赫，但几乎没有人会想到他在1977年凤凰涅槃般回归权力。在评估朝鲜的未来时，我们要谨记我们所了解的太少。如果朝鲜有一个改革者正展翅待飞，那可能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正如1976年的邓小平一样。 　　朝鲜是不太可能很快瓦解。国外和国内许多势力在阻止朝鲜瓦解上有着既得利益。朝鲜也不会面临中东那样的内部叛乱。朝鲜的通信和运输系统太原始，无法有效的动员群众。民主改革也将只是”历史终结”自由派的白日梦。中国的经济模式应当成为很好的例证，说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一定要同步进行。然而，尽管有这些似乎会导致停滞的因素存在，变革可能正在进行。如果历史确实会重演，那么，朝鲜可能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邓聿文：谁是中国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进入专题 ： 中国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    ● 邓聿文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近日在该省召开的省委全会上，谈及改革时，首次明确指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虽然利益集团被认为是深化改革的阻力在中国学界乃至一般平民中已成共识，但由政治局委员公开指出这点则实属罕见，这表明中国高层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治理利益集团的迫切。     不过，遗憾的是，像此前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在公开场合谈及利益集团一样，汪洋对利益集团的论述也是点到为止，并未向人们指出谁是利益集团的一员。这似乎是中国学界和官员的“通病”：虽然大家都在批评利益集团阻碍中国改革，但却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从而使利益集体的形象在中国的语境中始终处于一种模糊状态。     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治学的不严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利益集团在中国可能并未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具有相对独立的形态。在西方，利益集团是在一个利益充分发育且相对均衡的环境里产生的，但在中国，这些年利益的发育虽然很快，可利益集团并没有像前者那样有一个明确的集团意识指向和集体行动的主张，乃至明确的组织化体系。这使得中国的利益集团治理起来更难。     尽管如此，根据近年来中国利益集团的表现，并结合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二是形态的模糊性;三是获利的非正常;四是集体行为的表面合法性;五是利益的排他性;六是权力的至上性。前三点意思比较明确，后三点稍微展开一下分析。第四点说的是，利益集团在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时，一般是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第五点说的是，由于社会总体资源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第六点说的是，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据此，笔者简单提出划分中国利益集团的三条标准，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称之为利益集团。其一，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其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其三，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并结合他们与权力的密切程度，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实际占有程度，大致可把中国目前的利益集团分为以下七类：     一类是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中国不是一般的政府主导的国家，还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基层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上一级政府，全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     一类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中央部委虽然位高权重，尚有一定约束，相比之下，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约束力更弱，有些连形式上的制约都没有，这无疑使得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更易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这些年来，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很多党政领导，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造成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耗能产业发展、食品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     再一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借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政治租金及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这方面最典型的是中石油(10.35,0.26,2.58%)、中石化两大垄断巨头，利用石油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绑架国家政策，让全国人民为其买单。垄断国企和行业还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等，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还一类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跨国资本也是中国30余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它们非中国资本，存而不论。不过，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组成，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要单独把房地产开发商拿出来，是因为在近年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第六类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权力的庇护。其实，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最后一类，是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在体制内供职，也包括一些体制外学者。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咨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等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董，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部门和企业游说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实是他们想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政府和资本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上述七类人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反对力量，虽然他们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    进入专题： 中国改革 既得利益集团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政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