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美国为何不改革开放？”，这是中国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发表的某文章的核心内容。该报元旦后发表的这篇署名文章说，在诸多方面，美国都有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环球时报(网)》1月5日发表的这篇文章署名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志勤。他这篇文章题目是：是时候督促美国“改革开放”了。 文章说，“2011年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世界到了应当督促与帮助美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了。” “让美国改革开放，是近十年来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但美国始终只在枝节问题上做一些无关痛痒的小打小闹，在许多原则问题上却始终裹足不前。” *朝鲜记者：美国应该改革开放* 刘志勤所说的“有识之士”应该包括朝鲜中央通讯社驻京记者申镇燮。在采访中共17大时这位操流利中文的朝鲜记者曾同美国之音记者，“交流”了很长时间，谈到了方方面面的问题和话题。其中，美国之音记者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申镇燮提高语调问：美国为何不改革开放？！ 当初的话题是这样引起来的：美国之音记者问朝鲜在中朝边境的“特区”，叫什么名字？是经济特区？还是工业区？还是改革开放区？还是千里马区？申镇燮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反问：你们美国为何不改革开放？“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你们美国有改革开放吗？” 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是世界强国，老百姓衣食无忧，而朝鲜人民有饥寒交迫的问题，是故需要改革开放。申镇燮说：我们的老百姓也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在领袖领导下过着幸福生活。 *刘志勤：西方标准不断变换* 回到刘志勤的文章。这位曾呼吁在中国设立孔子奖同诺贝尔和平奖抗衡的银行界人士刘志勤说，“我们听惯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新兴国家改革开放的呼声，也确实进行了认真、深刻和有效的改革开放。但不管我们怎么改，如何放，却总也满足不了西方不断变换的标准。” 刘志勤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一直没有进行和中国一样的改革，使得双方对视的角度永远不可能一致。文章还说，要在新的一年里，帮助美国进行必要的改革开放，“因为这不仅对美国的未来关系重大，也直接影响世界的前途。” *刘志勤：美国是“3A”国家* 刘志勤认为，美国是个自傲(Arrogance), 自狂(Aggressive),自恋(self-Appreciation)的“3A”国家，“长年故步自封、听不进不同意见，我行我素、称王称霸、不相信自身也有需要改革开放的地方。”“这使得美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遭到全球的批评。” 刘志勤提出美国需要改革开放的“领域”至少应当包括美式两党制。刘志勤说，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二人转”或相声的舞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再一个领域是思想舆论市场。美国应该听取更多外部的声音。文章还说，美国最需要改革开放的地方是其金融、经济管理体制，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不再仅仅为美国聚财敛富。” *丁学良：谁更需改革？不言自明* 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丁学良对德国之声说，衡量一种制度的指标有很多，如该制度对普通公民权益、自由、社会福利、自由思想、创造力等的保障。“而社会制度其实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拿美国制度来说，在长期的演化中，公众知晓这种制度的负面，也在享受制度带来的正面影响，他们会对此进行权衡，决定要不要改革。” 在对比之下，中国和美国“谁更需要改革，结论不言自明。” *刘志勤曾提议中国设立孔子和平奖* 北京的瑞士银行驻京代表刘志勤，早在两年前(2010年12月9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过题为“中国要设立‘孔子和平奖’”的文章。刘志勤说，诺委会“得到了一个刘晓波，却失去了13亿中国人的信任。他们支持了一个‘异见分子’却造就了13亿对诺委会不满的‘异见分子’。” 刘志勤认为，诺委会“凡是中国拥护的他们就要反对，凡是中国反对的他们就要拥护，已经成为当前西方人士的思维定式。”

年终岁尾，一个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是“中国未来的走向”。由于明年执政党召开十八大、后年中央政府面临换届，这个话题益发引人遐想，答案扑朔迷离。 历史的结局总是嘲笑预言者。其实，与其费尽心思预言未来，不如梳理现实的脉络，毕竟，“现在决定未来”。在笔者看来，现实中国社会的八大趋势影响、甚至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 第一，政府权力越来越大。21世纪之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上任伊始，即提出政府机构改革，声言“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而“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在于公权力退出微观经济领域，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可是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公权力不但没有退出，反而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干预，就像时下的一句流行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看得见。”无孔不入的政府干预越来越严重地扭曲市场经济机制，影响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恶化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第二，司法改革偏离正途。前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卸任以后，中国的司法改革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有人批判司法改革职业化方向，力倡司法民主化，欲回归大众司法。中国共产党偏安陕北时所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再度受到欢迎，而重庆的“打黑”一度如火如荼，令法学界忧心。司法本应以制约公权力为旨归，近年来却一再强调“为党和国家大局提供司法保障”，司法独立被完全抛弃，几乎沦为维稳工具。法学家贺卫方有一首诗：“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 摸起石头过旧河。”写尽对中国司法前景的忧愁和愤懑。司法改革并不是一个局部问题，它关系改革的全盘，司法机制的弱化，会让所有政治与经济改革失去保障。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转变。“十二五规划”设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初衷很好，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世界经济潮流，但多年来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在缺乏正向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那些从中得益的人不会放弃既有做法，例如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出口企业对补贴政策的依赖等，他们甚至会阻挠改革。另外，中国过去30年里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这场“奇迹”并不独特，可以说是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的结合，弊病很多，政府究竟想要实现什么转型目标，目前也只是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没有明确的指向。波兰前总理科勒德克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比较波兰改革和中国改革，他说，1989年之后的波兰改革是知道“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而中国改革则是不知道“到哪里去”，这让人对中国的未来难以判断。 第四，利益集团不断坐大。30多年改革开放、政治稳定和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那些能影响政策走向的特殊利益群体变得越来越强化和固化。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现象是，一些可能损害利益集团的法律迟迟不能出台，出台后又得不到有效执行，起不到预设效果，例如，《反垄断法》千呼万唤始出来，且最后文本大大弱化了对行政垄断的制约，只有在作为部门利益斗争工具时才被使用。利益集团的强化造成很多领域的改革迟滞不前，有些方面甚至严重倒退。老百姓对利益集团基本没有制约能力，而靠政府制约或利益集团之间竞争的制约，又不足以抑制其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国进民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遭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