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中国网:人社部网站撤下与前年一字不差年报

年报期限出现明显错误(网页截屏) 网友日前报料,人社部官网信息公开中,2009年年报和2010年年报一字不差。29日上午,记者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并询问此事,该部获悉此事后,迅速将俩“乌龙年报”撤下。 俩信息公开年报一字不差 网友在网上报料,人社部官网2010年度“信息公开年报”期限竟然是“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 两份年报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另外,2010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是2009年的信息,人们在网络上产生疑问,是2009年报告还是2010年报告。此外,对比2009年度年报发现,2009年度年报落款的日期与2010年度年报的落款日期相同。 2010年度年报披露:“2009年,我部共接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46件,其中现场申请19件,纸质信件申请18件,传真申请8件,电子邮件申请1件。46件申请已全部按时答复。”这究竟是 2009年年报,还是2010年年报?这一话题随后在网上引发网友围观。网友“懒人一笑”说:“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社保部用的纪年方式很独特啊。” 网友“法槌敲得山响V V”说:“估计时空穿梭机他们已在使用了。” 俩“乌龙年报”已撤下 29日上午,记者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发现,2010年度“信息公开年报”中所显示确如媒体所说,时间期限有误。另外,打开2009年度政府信息公开报告发现,2009年的年度报告为2010年的相关信息。 对于上述问题,记者致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处,新闻处工作人员表示,立即将该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过1小时后,记者再次致电,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处理此事。 随后,记者再登录人社部的官方网站时发现,两个“乌龙年报”已经被撤下。11时,人社部告诉记者,网站已经将相关信息进行更正。 © 梦里狩猎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3/30. | Permalink | 中华人民共和囧 Post tags: 中国网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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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如何围堵"三公"消费

国务院日前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了中央部门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公”经费预算有关问题。会议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不仅如此,财政部新闻发言人戴柏华表示,今年还将公开中央预算部门出国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经费预算。 对于以廉政著称的香港特区政府,有没有“三公”消费?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公开 ——真正透明 预算细化到一张办公纸 在内地政府部门普遍存在的“三公消费”即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在香港基本不可能。 首先,公款吃喝和公费出国基本不可能,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预算公开透明举世皆知,政府及各部门的财政预算是完全毫无保留地向公众展示,并接受公众查询和质询。其一个部门在网上公开的财政预算情况、支出情况竟然能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一张桌椅的维修”,你想滥用公款吃喝,门儿都没有。 饯别晚宴后被要求退款 香港政府的财政制度对官员的开支向来要求严格。比如香港审计署曾公开批评个人资料私隐公署办公室有浪费之举。按香港政府的标准,公署办公室55名员工的办公面积应该是732平方米,当时的面积却高达1154平方米。此外,公署还为两任前专员举行饯别晚宴,第一次人均支出750港元,第二次人均支出650港元,审计署认为这不符合香港财政“适度和保守”原则,因此要求两位前专员退还款项。 特首外出访问开支被晒 在香港,公务员出差公干受《公务员事务规例》管理,规定公干期间涉及的开支,包括住宿、膳食、洗衣、一般应酬、交通、零用杂费等,一律由公务员领取的膳宿津贴中自行支付。要求非常严格,例如,出发当天在香港饮食等费用一律不计算,有关申请必须逐级审批,部门首长的津贴申请以及任何人的超额支出,都必须经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审批。 今年2月中,香港特首曾荫权过去4年来的外出访问开支被公开。这份统计文件,只要传媒向香港特首办公室索取,半天内便可以拿到。文件中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到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包括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 文件透露,4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港元,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港元,另有44.7万港元为其他支出。而单笔外访费用最高为14.19万港元,是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派团赴印度新德里和孟买时发生的。从这份被传媒广泛报道的文件中,普通市民都可以了解到特首外访行程中的安排,平均在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超过3天,3次外访活动当天都往返——包括去年10月20日,赴上海主持世博会香港活动周的闭幕仪式。 更为有趣的是,文件显示曾荫权曾自掏腰包“外访”。2008年6月13日,他在前往美国休假期间,顺道为香港驻旧金山经济贸易办事处主办的大型宣传活动担任主礼嘉宾。而特首办的备注显示,这次活动的机票钱是曾荫权自己掏腰包的。 曾荫权40次外出安排中仅8次是赴外国访问,在32次内地的活动中,大部分活动的住宿费用均由主办单位负责,特区政府仅支付机票及部分“其他费用”。例如他于2010年4月9日至10日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除去往返机票5572港元外仅支出了511港元,相当于每天仅支出约255港元;而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港元。 解释 政府信息公开是港人共识 类似于香港特首差旅费这种信息公开,在香港人看来,早已习以为常。面对记者的咨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表示,这种信息公开,是香港政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他解释,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政府是相当乐意公开类似的信息的,“因为香港的反贪、廉洁和高效,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公布这一类信息,对于塑造政府形象非常有利。” 有助于政府与市民相互信任 对于香港人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是所有人的共识之一,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有助于建立政府与市民之间的信任,例如特首的差旅费公开,事实上但凡香港的公务出差,每年都会定期公开,以方便传媒与市民查询,一旦形成机制,市民便不会随便怀疑官员借公务机会用公帑旅游。 市民普遍认为,香港的廉洁和高效首先就是体现在财政透明上。除了特首、三司司长及一众高官的薪酬福利不是秘密之外,香港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需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同时要将政府各部门的详细收支记载,制作成为小册子、网页,方便市民查询。 公车 ——规定严格 只有6000多辆公务用车 香港拥有近17万公务员,目前约有公务用车6777辆(2009年统计)。香港公务用车管理有一套严格规范的法律制度。香港财经及库务局下属的物流服务署统一负责政府车辆的采购配置、运行监管和专职司机的管理工作,政府各个部门负责配置本部门政府车辆的保管和使用,并随时将车辆运行情况上报给物流服务署,形成了一个职责明确、精干高效的政府车辆管理体系。 更重要的是香港拥有一支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的公务员队伍,各级公务员自觉遵守有关规定,这是任何制度或规章得以执行的根本保证。 享受“特权”者仅三四十人 港府首长级以上官员大约1200人左右,占全体公务员不到1%,属于港府的精英层。他们在公车使用上享有比较优厚待遇,但标准公开透明。对高官配车和用车的规定是: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行政会议当然成员(主要有: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决策局局长)配置专车,免费使用,用途不限;首长薪级表7点或更高薪级(现最高薪级为8点)官员,不配置专车,但可免费使用本部门车辆(条件为:有车可用,下同),用途不限; 香港配有专车的最高级别官员约在20人左右,按照规定可配置贵宾车,在公车使用上不仅免费使用,并且不限用途。但最高级官员公车车号媒体都掌握,随时随地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实际上公车私用受到无形的制约。任何配置在部门的公车都不能成为首长的专车,公车私用的特权随级别下降而递减。 公车办私事限制严格 一般职级公务员是指首长级以下,薪级表1-56点的公务员。 因公使用公车的原则有三条:第一,按照需要原则。例如,从一个办公地点到另一个办公地点没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可以利用,或者需要携带大量的仪器、设备的,经部门首长批准,可以使用公车。第二,合乎经济效益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各部门负责公车管理的运输主管一般都要求公务员尽可能优先选择便宜的公共交通,或租用价格低廉的商业服务车辆完成公务活动。但对使用的士等费用较高的交通工具有限制性规定。第三,非专用原则。《总务规例》规定:配置在政府各个部门的公车非部门首长的专车。公车首先要保证该部门的公务需要。 一般职级公务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偿或免费使用公车上下班或办理私人事务。一是由于公共交通工具不足无法利用;二是获准赴海外公干人员,往返住所与离入境地点;三是因工作需要搬家等私人事务;四是因居住地偏远和附近没有幼儿园,确需使用公车接送子女上学等。 香港公务员因执行公务乘用公共交通所发生的费用,经部门领导同意,符合有关规定才可以申领交通津贴(返还已支付之费用)。一是往返住所及工作地点,可申领部分交通津贴。这种情况一般是上级因工作需要安排公务员住在较偏远的地方,但自己选择居住偏远地区的情况除外;二是往返两个工作地点,或者由执行任务的外勤工作地点返回住所。可申领全部交通津贴;三是因紧急事故奉召由住所前往办事地点,然后返回住所,可以申领全部交通津贴。 解释 公车管理制度特色 第一,规章制度健全。《总务规例》对政府车辆采购、公车运行管理、首长用车规定、私用公车规定、部门之间协调使用公车、租用交通工具、车辆停放、车辆维修、驾驶政府车辆许可证及驾驶执照、滥用政府车辆的纪律处分等等都有非常详细和明确的条文规定。对申请交通津贴有明确的规定和计算公式。 第二,相对集中分级管理的模式。公车采购多少,各个部门配置多少,平日的运行情况如何,部门之间公车的协调使用,租用交通工具在一定时期内满足用车需要等等,这些工作都由香港政府物流服务署承担。 第三,管理手段先进。香港物流服务署车辆管理科有一套先进的电脑管理系统。对所有车辆每日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行车记录详细规范,包括始发地点、到达地点,行车线路、行程公里数等等都记录在案。对每台车辆的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也有详细记录。 第四,公车使用规定既坚持公私分开的原则,也对职务消费进行规范,而且规定了有偿使用、部分免费使用和免费使用几种情况。首长级官员享受较好的用车待遇,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务消费。但真正享有“特权”者也就30至40人,社会舆论监督加上本人的自律,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公车的滥用。  雪松: 香港围堵“三公”的核心方法是透明。但只是透明是不足的,同时需要有一条 如果政府不透明或者 被发现贪腐,人民能够弹劾 政府人员 的渠道  去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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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围堵“三公”消费- marshall_xiao的日志- 网易博客

香港围堵“ 三公”消费 ,marshall_xiao的网易博客,the best life is from investment, … 再次关注地产股 · 推动“三公” 改革 问责不能缺位 … 面对记者的咨询,香港中文大学 政治 与行政学系教授曹景钧表示,这种信息公开,是香港政府一个相当寻常的做法。他解释, 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政府是相当乐意公开类似的信息的,“因为香港的反贪、廉洁和高效,在国际上是非常出名的,公布这一类信息,对于塑造政府形象非常有利。” 有助于政府与市民相互信任. 对于香港人而言,政府信息公开是所有人的共识之一,很重要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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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中国公民社会扫盲

  先看一组数字:   中國财政部在《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及与中低收入国家的比较》一文中指出,国家的预定预算占GDP4%,但是,长期以来教育财政投入比例一直很低,且低于世界同类国家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的平均水平,无法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自2000 年开始,世界银行以人均国民总收入 (简称人均GNI)代替GDP 把世界各国分成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四类。   以中國人均GNI 为例,中國的教育投资接近安哥拉、阿塞拜疆、喀麦隆、佛得角、刚果、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格鲁吉亚、圭亚那、印度尼西亚、哈萨克、莱索托、摩洛哥、尼加拉瓜、巴拉圭、菲律宾、萨摩亚群岛、斯里兰卡、斯威士兰、乌克兰、瓦努阿图等22 个国家。   根据中广新闻网报道,台湾2011年的教育预算,超越防务经费,首度成为总预算支出最多的项目。台湾教科文支出编列3573亿新台币,占总支出20%,其次是社会福利的3469亿,至于防务预算2872 亿,占16%,排名第3.   根据德国统计局的资料,德国2007年教育科研经费占GDP8.4%,2008年GDP8.6%.   美国联邦教育部公布的资料,2012年度的教育预算是488亿美元,比起2011年度多了4.3%.   两岸的差距到底在哪里?   台湾走到今天,公民社会的成熟,有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第一是台湾土地改革的成功,第二是台湾教育的改进。两岸的根本差距在于教育,和土地是否真正私有制。   德国的新闻记者经常问我,中國到底什么时候能进入公民社会。我经常无法回答,于是,敷衍搪塞:“中國还在为公民社会扫盲。”   很少人知道晏阳初(1893-1990,英文名:Y. C. James Yen),现在的年轻人更不知道了。其实,晏阳初是改变毛澤東思想的思想者。毛的“穷人群众路线”和“以农村包围城市”,都是从晏阳初那里批发来的。毛澤東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   中國公民社会有希望   晏阳初海归后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回国后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间采用圣经福音书编制刊行了《平民千字科》等教材。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当年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为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以游行、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澤東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毛澤東正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走群众路线”。   民国初期的《平民千字科》教材为中國人扫盲的贡献,是谁都无法磨灭的。毛澤東简单易懂的“老三篇” (《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全中國许多人都能滚瓜烂熟,倒背如流。   国家预算,教育投资,整体提高国民教育水平,是政府的事。“公民扫盲”是意见领袖的事。   晏阳初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中國农民的问题主要是“贫、愚、弱、私”。而对于这样综合性的问题,进行单项的改造是不能奏效的。所以,他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绝大多数人(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设公民社会。   哪位意见领袖效仿晏阳初,用简单易懂的非法律汉语改写《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若全中國人51%以上都读过这“新老三篇”,中國出现公民社会,路不遥远,至少有希望。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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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谣“盐”何以惑众?

这一方面说明了 政府 公信力和 信息公开 有待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了国民应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很脆弱,很多时候对事件缺乏理性的认识,“ 谣言 ”的大肆传播看似不起眼,但转眼就可形成风暴,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破坏力不容小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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