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新拆迁条例面临地方政府严峻挑战   2011-1-20       1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草案)》。       土地是现阶段中国最重要的资产，围绕土地流转权财富归属的争夺战，就是政府与房产拥有者对于财产权的争夺。一系列强拆与血拆现象的出现，说明土地争夺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土地拉动GDP、拍卖出高价弥补财政不足，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地产补偿是个人生涯中最大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以命相搏之事屡见不绝。拆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月黑风高夜趁被拆者熟睡或者趁人外出扒房之事，使拆迁者打上了黑社会行特征的烙印。不修改拆迁条例，不改革中国土地财政现状，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宏观经济、甚至政府的合法性都将遭受严重质疑。       新拆迁条例有进步，直击两大核心问题，       第一，土地归属权。事实上，条例制订本身，再次强化我国土地的国家所有性质不会动摇。条例草案明确，政府是房屋征收与补偿的主体。禁止建设单位参与搬迁，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具体工作的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很明确，土地国有，只有政府拥有房屋征收与补偿权。       第二，土地收益权如何分配。农村集体用地必须要经国有部门征收才能上市交易，这一制度设计造成了尖锐的内在冲突，土地国有与土地市场定价，这既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垄断，也造成了拆迁补偿与市场之价之间的强烈差价。       被拆迁者要求拥有市场化的资产增值权，而地方政府等拆迁利益最大拥有者常常以大打折扣的价格强行掠夺差价。条例草案规定，对被征收人的补偿包括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搬迁与临时安置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补助、奖励。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被征收人除给予补偿外，政府还要优先给予住房保障。规则明确，补偿的标准是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把条例落实到位非常困难，原因很简单，如果地方政府按照市场价进行拆迁，那么拆迁的差价将大幅缩小，很大程度上拆迁将是一种促进社会效率的公益活动，这绝非地方政府大拆大建的初衷。       新拆迁条例面临来自体制内的巨大挑战。       首先，征收范围可能被无限度扩大。新条例圈定征收范围，确需征收房屋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旧城区改建还应当纳入市、县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对于大权在握的政府而言，制订规划纯属小事一桩，关键是对于公共利益的划定范围并不明确，很有可能陷入公共利益无限扩张而被拆迁户利益极度缩小的窘境。       其次，民意与法律可能走过场。条例扩大了公众的参与程度，征收补偿方案要征求公众意见，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多数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还要组织听证会并修改方案，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听证会将成为控制无度拆迁的重要手段，让人担心的是听证会屡成摆设是否会就此消退。       条例取消行政强制拆迁，突出了法律的最终救济作用。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条例草案还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对法律的尊重体现了对法治进程的追求，如果法律成为任权贵揉捏的橡皮泥，那么对法律的尊重将会成为对遮羞布的尊重，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考虑到如时建锋等案例中出现的法官世袭现象，以及法律的不独立，公众很难对法律底线拥有信心。       新条例意识到了原有拆迁条例违背物权法、掠夺民财等种种致命弊端，尝试进行改善，这是中国社会运作体制中程序上的进步。不过，即便是条例制订与颁布者本身，也无法从根本上建立独立的法律体系为公民提供救济渠道，无法建立公正的中介机构为市场价正名，更无法在旦夕之间让人大代表等人真正拥有民意的光环。       我们承认新条例有进步，但不得不指出，新条例将受到各种利益阶层掣肘，让法律与听证会均成为所谓公共利益的背书者，很难解决地方政府在GDP、地方财政与利益阶层压力下的拆迁动力。       如果新条例实行之后，正在上演的血拆等恶性案件得到初步扼制，如果新条例出台后在法律程序上显示哪怕丁点的法律独立的进步色彩，到时候，我们再为新条例认真地鼓掌一次。   注：半夜，编辑来电，关于拆迁条例要用新华社通稿。     哈哈，用吧。     文章发于此处，用处一样。     就是一个客观分析，承认有进步，指出障碍。     何必草木皆兵。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从美国的经验看，民主制度不仅阻挡不了、而且实际上促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再膨胀，恐怕只是政府肥胖的身体上多几块国会的印章而已。 《经济观察报》之“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专栏（3） 政府做得好不好 薛兆丰 2010年1月10日 今天参加一个论坛，讨论如何衡量政府的绩效。这是个困难的话题，我无法明确作答，而只能解释它为什么深湛。 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在1950年发表名文“莫测、进化和经济理论（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PE）”，在为经济学科学确立了坚固的基础的同时，也顺便说明了经济成功之路的坎坷。 说来有趣，阿尔钦这篇文章，起源于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前辈的争论，即“商人是否真的依据边际产量和利润最大化的分析来作决策？”其中Richard Lester说“不”，而Fritz Machlup则说“是”，两人争得不可开交。三十出头、刚退役回大学教书的阿尔钦在课堂上和学生聊起此事，认为两位前辈都有对有错，但如果经济学的争议仅仅停留在那个层面，那他就“不如继续留在部队里当兵算了。” 在同学们的鼓励下，阿尔钦发表了这篇可能是近半世纪来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论文。阿尔钦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商人是否真的利用经济学原理来指导决策，不在于他们是否愿意这么做，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这么做，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做到了。成败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否能够在竞争中活下来，而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也不取决于他们是如何探索到活路的。 这引向一个关键的结论。很多人指责经济学的适用性，说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私和理智的，而因为实际上人并非完全自私和理智，所以经济学往往不适用。对此诘问，阿尔钦回答：经济学研究的是存活的规律，而人们能否在竞争中存活，与他们是否自私和理智无关。因此，那些基于人性的复杂性而攻击经济学的适用性的批评，一概是无的放矢。 阿尔钦的这篇文章还告诉我们，要知道谁活得好，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但要模仿那些活得好的人，让自己也活得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健康活泼的孩子是怎样的——能吃能睡能玩；可做家长都知道，要成功地让孩子在该吃的时候肯吃、在该睡的时候肯睡、在该玩的时候肯按照适当的方式去玩，有时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解释了一个现象，即尽管复印机已经非常便宜，但要让经济不发达和法治不健全的国家“照抄”成功国家的经验，还罕见成功的。 衡量政府绩效，就是要鼓励政府“模仿”成功者的经验，而其中的困难，与模仿别人如何养育健康活泼的儿童相似。模仿大致可分两类，一是模仿结果，一是模仿成因；两类方法各有利弊，需要酌情均衡。 以GDP来衡量政绩、以金牌数量来衡量健康程度、以政府支出和居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国富与民强之间的关系、以基尼系数来衡量贫富差距，都是“模仿结果”的做法。一般地，专家学者们通过跨国的统计，确定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比照本国情况后，提出修正的模仿办法。 通常，因为求成心切，人们往往会诉诸行政手段，来强行“纠正”为他们所不悦的宏观经济指标。例如“收入再分配”的提法和做法。医生一小时能赚一万，护士可能得工作三个月才能挣到，合理吗？需要进行收入再分配吗？ 仅看结果，谁都不可能正确回答。只有市场，只有通过无数的交易，我们才知道，原来速度越来越快的计算机芯片价格竟然越来越低，原来奥运冠军的广告费和亚军的竟然差这么远。以行政手段来强行纠偏，纯属武断，而历史经验则表明越纠越偏。正确的求解办法是：如果能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公，那就去修正制度安排；否则，自由竞争下形成的收入分配就是合理的，哪怕表面看来是多么的戏剧化。 另一类模仿，是模仿成因。我们知道经济成功的原料，尽管配方需要根据各国国情调整。那些原料包括：（1）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即个人有充分的财产使用权、收益处置权和转让权，而其中以转让权为最关键；（2）健全的市场规则，即充分奖励善用资源者、并充分地惩罚滥用资源者的机制；（3）顺畅的国际贸易，包括服务、物资和票据的跨国流通；（4）坚挺的货币，包括稳定的总体物价水平、居民自由选用外币来替代本国货币的权利和市场化的金融市场；以及（5）越少越好的政府管制。 中国的绩效管理，如果能够从一味只顾“模仿结果”的方向，转为兼顾“模仿成因”，甚至变成以“模仿成因”为重，那将是重大的进步，因为后者比前者更能促进经济体制的微观结构调整，并来更持久的经济增长。问题是，若舍弃GDP这类硬指标，而以“模仿成因”为本，那么政府绩效就更难精确度量了。这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根本困难之一。 再让我转谈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微妙关系。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假如他出售自己的服务，以赚钱来养妻活儿的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剥夺，那么他所享有的表达意见的政治自由，就必然大打折扣。这是较容易理解的。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经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写道：“历史绝无二致地表明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是缺乏经济自由的。历史只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显然不是充分条件。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都不是享有政治自由的社会，但都是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因此，一个实质是资本主义、但政治并不自由的社会显然是可能的。” 较难理解、为许多人所不知的是，政治自由一旦建立，反过来会威胁——而不是促进——经济自由。这是“公共选择学派（School of Public Choice）”得以名闻天下的研究成果：政治家往往必须通过“财富再分配”等办法来赢取部分人的支持，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其他人的经济自由的侵害。 今天中国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呼吁政府降低税收、缩小规模、减少干预的同时，也呼吁政府提供廉价的住房、道路、能源、医疗、教育和全面的社会保障，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呼吁是互相矛盾的。要政府在增加任务的同时减少规模，古往今来，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抱有幻想，以为民主制度可以阻挡政府膨胀。非也。从美国的经验看，民主制度不仅阻挡不了、而且实际上促成了政府规模的膨胀再膨胀。唯一不同，恐怕只是政府肥胖的身体上多几块国会的印章而已。 这是说，除非我们能够巧妙地设计宪政，以致恰当而明确地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分工，否则就无法阻止政府因为追求绩效而不断扩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远未解决，它仍有待法律、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协同攻关。这是衡量政府绩效的根本困难之二。 相关阅读 ： 我的担心 民主不是自由 思考宪政须忘记经济学吗 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 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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